迄今为止，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胜利者的王冠"，都戴在那些"进一步强化野蛮势力的人"的脑袋上。新兴的政权的杀人数目，总是前一个政权杀人数目的十倍以上。满清政府杀了"六君子"和徐锡麟、秋瑾，就革命蜂起，天下大乱了。北洋军阀闹出"三一八惨案"，杀了数十名学生，就被"打倒军阀锄列强"的吼声震垮了。共产党控诉说，蒋介百在南京处决了十万共产党人；但共产党自已，却在北京处决了八百万"反革命"。十七年以后"文革"爆发，索性大杀起自己的同党来。前后累计，中共整死八千万中国人，是蒋介石"清党"杀人的八百倍。毛泽东大言不惭，他焚书坑儒的成就，更在秦始皇百倍之上。

   当此野蛮化有增无已的趋势下，一切仁慈的表现被当作"软弱"的代词;而野蛮的行径则与"强有力"划上了等号。这样的风尚，使野蛮的趋势无法中断，更难逆转。此其时也，"野蛮进程的炸药与炮灰" (比较正式的名称是"战斗英雄") 成为"时代精神的指向"，成为人格的最高示范。董存瑞、黄继光、雷锋、麦贤德，皆其类也。

   "政治革命"只是小巫，真正的大巫，则是"革命的政治"！即，把革命列为最高秩序的"反秩序状态"。野蛮化是其果，革命化是其因;革命化是其表，野蛮化是其里－－革命与野蛮互构因果、互为表里。在这种意义上，近代中国的革命，既不是古代一治一乱的鼎革天命:也不是西方式一次性的天道进化；而是"完全、彻底、全部、干净的解构"。是一个古老社会的彻底瘫痪，一个文明系统的全部解散。

   宋无以降尤其明清以来的中国人，以文弱清瘸的病休为美，认为那才是才学修养的表征。其实，这何尝不是被催眠者的借口；而发布指令者的动机则是：大一统帝国为有效极权、保持自身永不变色，遂以牺牲社会活力作为代价。大凡统一的帝国如此压抑社会活力，无不导致文明衰落。它的居民这时外表文明、内心懦弱;野性的力量与活性的力量一并消除，应变能力与生存能力，一同降低----这是一种病恹恹的美，一种化妆品的美，一种圈养动物的美，一种走向死亡的美！一种小脚与长辫的令人作呕的美。

   现代的战国世界则完全相反：它陷入"列国纷争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为胜利女神或是自由女神的血腥祭坛，而把技术武器化、科学偶像化。为争霸全球，它相似于中国夏商周三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逐鹿中原的美德"，而摒弃秦至清(尤其是元明清的奴性时代)的"大一统的美德"！所以，它奖励体育、召唤尚武精神。而这，对习于文弱的社会来说，无异鼓动野蛮风潮。这等于用拳打脚踢来开导病夫，不具备现代的野蛮气质，则达不到现代的文明境地！

   一百年过去了。由于西方的压力而逐渐动员起来的野蛮精神和"解冻状态"，正反过来便日益文弱化了的西方世界本身感到惴惴不安。所谓"解冻状态"是指：元、明、清三朝六百三十二年的社会大一统、道学大催眠，使中国进入了人性意义的千里冰封、文明意义的万里雪飘；而后，野蛮的西方侵略则以铁的暴力打碎这一统的冰封，以火的煽动搅乱这催眠的雪飘。

   一百年过去了。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讨论"野蛮化必要与否"，这个问题一百年以前也许还有些意义，但今天已经完全落伍:野蛮化不再是一个可能的必要，而是一个确凿的事实。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握野蛮化的火候" 以及"在恰当的时机结束野蛮"。不结束"近代化的野蛮" 则开辟不了"现代化的文明"。

   而事实上，中国近代史上人部分"路线斗争"激发的残酷内战，无不直接导源于如何野蛮和野蛮到什么地步的"火候之争"。"从"洋务"与"变法"之争，到"改良"与"革命"之争，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争，到共产党内"十次路线斗争"，莫不如此。而新起的革命势力，又总以更大的热忱投身更大的野蛮。斗争越演越烈，直到把整个社会投入火海，全国一片红，仿佛炼狱，中国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试验场。

   火候问题，成了近代中国人的生死结。当前，民主主义者和新权威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争议的也是类似的问题。火候的问题，终将挑起各派政治力量的仇杀。"不斗则垮"成为野蛮化的纲领－－但它的伏笔，早在"文革"前的四十年就埋下了：中国式的私刑滥用，在1927年就有了蓝图记载(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来居上的、更野蛮的势力，总是指责"既得利益集团背叛革命"，甚至"反革命"，从而一举夺取了"革命的正统性"。革命的正统性在现代中国，仿佛古代的天命正统性－－它可以"使丑的变成美的、错误变成正确、造反变成有理、社会灾难变成建国纲领"！

   后来居上的、更野蛮的势力，他们的革命要求还没有磨足。他们的革命要求常常含糊不清、模棱两可，最后达到漫无止境的地步。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那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而其内核却无非是：动员、动员、再动员；野蛮、野蛮、再野蛮！

   可以预测的是，这"火候问题"还将继续成为中国内争的焦点。

   有人说，"革命已经够了！现在应该和平建设了！"说这话的，大多是坐在上风的执政党人。有人说，"不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说这话的，大多是坐在下风的在野党人。他们的利益比他们的理想更难协调。他们的理论都对。因为中国近现代史已经证明：所谓"建设"，是一个革命阶段到另一个革命阶段的喘息；所谓"建设"，不过是在准备更大的爆炸力罢了。所以，满怀信心地建设一段，突然发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革命)"的讨厌轮回。于是心情更急切，革命行动更暴烈。

   "他们的革命已经结束，我们的革命刚刚开始！

   这里有一个"革命过程"需要完成。也就是说，人的惰性不仅体现为"反革命，也体现为"革命的惯性"，所以，便形成了"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怪圈:中国革命的漫长过程，注定要把一切自认为彻底革命的革命者，先后打入"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地狱。甚至自封为不断革命化身的匪首毛泽东本人也不例外。一九七六年他垂死之际，血腥镇压第一次天安门民主运动，就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罪行。论其罪行应该予以枪毙，甚至割喉取肾。如果已经死了，就应该开棺鞭尸，发掘祖坟。

   其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在继续革命、不断加深野蛮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达到骇人听闻的深度。尽管，它的标语口号经常"城头变换大王旗"。

   中国社会的内心深处，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新的催眠：

   野蛮－－活力的象征。

   越野蛮越好！只有打破一切限制的野蛮，方能召唤人类最高的想象力、理解力和记忆力。

   野蛮精神，不仅应是社会重建的法宝，也该是个人生活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