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自封为"国家"的赤地万里，一切私人事业与活力，被强行取消，结果假公济私之风横行天下。僭主特权的实惠，是以解放入民的美名做招贴的。毛泽东"开后门"、"挖墙脚"的小动作，已经被邓小平"掀屋顶"、"瓜分抢运"的改革，给比了下去。这样，中国腹背受敌：既承受传统的弊害，又不得不接受现代挑战。"国营企业" 成为最大贪污的温床。中国生活的一切领域，从此淹没在违法乱纪的阴云里。

   僭主专政干尽它力所不能及的荒唐勾当，陷入无力自拔的绝境－－它又哪有余力来"惩治贪污腐败"呢。那些大权在握"反贪污运动"的人们，是全心全意以运动来排除政治异己，并极力保护自己帮派里的贪官污吏。

   这些当权派的流行病，随时间的推移，"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已普及为"全民娱乐和生存方式"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经得起"有组织的犯罪" (如"无产阶级专政")，也经不起"全民齐动手的放抢"(如"产权改革")。雁过拨毛、行贿受贿，已经成为"中国最新型的群众运动"！这到头来还不是全体中国居民的恶梦！

   不甘贫贱的中国人，已经被迫成为"暗渡陈仓的专家"。不在"法律的边沿违法乱纪"，如何生存？他们练就一身走钢丝的本领，不愧为"边缘战略的大师"。法不治众，所以，请君放手发动群众，一起犯罪！这就是毛泽东毕生所总结的战略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这种"法律空白和现代压力"的死死纠缠中，垂死净扎。

   当我们看清历史的全貌和演变轨迹，就不会老是疑问"中国为什么专门上演悲剧"了。现在，让我们颂场造物主的仁慈，使我们有这样的好机会，可以经历得更多、体验更丰富！哪怕这经历是疼的，这体验是苦的。

   要想成功地反抗共产主义的奴化，就必须学习共产主义者寡廉鲜耻的方法。

   隋唐时代的中国人，若非从五胡、鲜卑那里学得了野蛮的精神、清新的文化、刚健的社会组织，又怎能开创此后一千三百年的新文明？朱元璋要不是大发淫威、强逼蒙古女人受胎，生了明成祖，又怎能学得尚武精神，保持一个版图最大、寿命最长、历史最悠久的世界帝国？

   "野蛮"不幸是"文明"的入场券！要拥抱文明的果实，必先具备野蛮的力量。

   中国传统政治权威的彻底崩解，为一切可以想象的和不可想象的"革命暴虐"，准备了血腥的沃壤；由于社会解构与共产独裁，社会缓冲阶层均被系统歼灭；野蛮力量登堂入室，作为一切社会准则的最高仲裁。

   蛮力，是最高的美德；陋习，是革命的商标。这里的发明权也并属于共产党，早在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吼声以前二十年，同盟会的枪杆子就已灭了满鞑子；在往前推十年，八国联军的枪杆子(1900年)、倭寇的枪杆子(1894年)、英法的枪杆子(1840、1842、1856、1885年等等)，也都差一点点就出了红毛番鬼在中国直接统治的伪政权。近代中国的野蛮化，恰恰是由自视文明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代议制的杂碎）、他们的忠实学生"日本维新者们"（狗奴天皇和狗奴的军部），一手触发的。

   －－"既然你们已经扣动了扳机，又怎能谴责子弹打中了你们不愿意看到的目标？

   近代中国的野蛮化，其祸根的源泉还是在西方，不论社会动员方面的还是思想动员方式的，都是殖民主义的代议制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独裁先后播种的。

   中国的生死存亡、祸福休咎的关节，莫不寄托在它被迫的"牺牲精神"的烈度上。以及，依据它从事实际牺牲的力度，中国人，才能苟延残喘下来。因为这民族的不幸，是席卷全球的西方文明强行带入中国的，因而是不可逃避的宿命。他们以暴力强迫我们接受全面的社会动员、学习暴烈的社会动员、崇拜精密的社会动员。除此之外，岂有选择？

   现代世界的蛮族在哪里？

   就在文明古国中国国内！

   在亿万文盲中，在渴望炸毁社会的行动中。

   －－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徘徊在古今中外各种文明准则之外，不仅没有"法治"，甚至连国家形式也不具备，只是一群贪渎的党徒推行他妈的"长官意志"的屠宰场。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彻底野蛮化了，旧的文化要素断绝，新的文化要素空白－－全体人民沦为文化休克的亡国奴。

   我们比历史上一切的蛮族人，都更像一群野人－－因为我们连野蛮民族所拥有的社会与精神的凝聚力，也都丧失殆尽。

   纵观中士，"丧尽天良"已经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的生存条件！

   一个历来以文明自傲于世的民族，竟然落到这种地步，真不能不让人感叹命运的无常。"野蛮"－－已经成为这个过去的文明现在所拥有的"最时髦的王牌"－－谁不认识这一王牌，谁拒绝按照这王牌的牌理出牌，谁迟一点欢呼这牌理的胜利："就叫他灭亡。"

   由于人性顽固，由于生态循环－－"凡在历史中存在的东西，很容易再现或重演。犹如古代的幽灵一再盘桓在它的故土，不忍离去。……神秘的无声告诉我们，任何曾经显赫的，都不会永远消失在茫茫夜雾里。它比有机的生命，更为顽强地自我再现。不论今天的人类如何评价它，它都会不知羞耻地接近人类，并以最出其不意的方式，攻其不备地缠住我们的要害。不是临到我们头上，就是临到子孙的头上。为了子孙们免除债务的重压，让我们勇敢地忍受报应的痛苦。

   历史要呈现什么，就首先抛出与之相反的东西……西方人破坏了中国的生活，毛泽东则把这种破坏推向极致。他曾说过，"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似乎透露，他的出发点是"救中国"，社会主义不过是个手段。主次问题在这里表述还算清楚。在他的晚年陷入共产主义迷信之前，还考虑过"救国"。在这一点上，他与洋务者、维新派、革命党之间，开始并无不同。所以，他把他们一一列为"先行者"。后来，"民族革命"逐渐蜕化为"阶级斗争"；"路线分歧"逐渐演变为"路线斗争"，中国沦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社会试验场！一部二十世纪的中国史，结果不再是所谓"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斗争史"；而只是"如何进行革命的路线斗争史"。

   立宪党人是主张改变满清政权的性质的；但这不能使革命党人原谅他们。国民党是民族革命者，但却被共产党人打入"反革命"的地狱；共产党革命似乎已经革到了阎王老子头上，但新兴一代的志士却必要把他们还原为一群贪婪的卖国贼－－比满清和袁世凯的卖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历史是善于讽刺的，到此为止，它走完了一个"圆"－－最最最革命的共产党，变成了最最最反革命的汉奸党。为了推销他们的卖国的"发展战略"，他们甚至把坦克开上大街，把他们声称代表(以致根本用不着什么"选举"这类资产阶级的把戏)的学生和人民，碾成一堆堆血糊的肉酱。

   这不是偶然的。

   正是在这自相残杀的社会灭绝中，某种静悄悄的"民族精选"正在进行。它也许并不符合任何一种理论的动听模式，但它却合乎冷冰冰的客观的现实。中国人在这该死的二十世纪，消磨在路线之争上的精力，要大大超过了各种建设性事业的总和。这是徒劳与浪费吗？不。这是一个宿命：正是在肉体和精神的超级灭绝中，新的社会动员、新地民族精神、新的行为方式，在不可阻止地生长起来。也就是说，残酷的路线斗争的最终结果，并非得出了一条正确的救国之路，而是通过矫正、酷刑、绝种的炼狱方式，"从头到脚改造了中国人"。在这里，比"文化革命"更重要的结果，是"基因重选"。尽管，这收获是血淋淋的，这方法是邪恶的。

   在这过程中，中国生活的一切方面，遭到了系统的破坏。共产党把这种破坏叫做"愚公移山"、"颠倒历史" 、"天翻地复慨而慷"。其裂度之深、毒害之大，为中国历史所空前，为世界历史所仅见。

   疯狂的社会动员的压力如是说:"野蛮的中国，新人新风新社会！"

   这不是神话，而是现实；在一千五百年以前的中国它演出过：野蛮的南北朝，盛唐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