僭主集团以个人独裁操纵的"无产阶级专政"控制中国，导致集团腐败，贪污盛行。

   早在文革之前，这一控制的恶果，就无法掩盖地显示出来。

   要知道，八百万学生一九六六年八月以后云集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检阅时，不是来向作为共产党僭主的毛泽东致敬的，而是来感谢毛僭主，把他们从共产党官僚、工作组的大规模迫害下解放出来。他们盼望的是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使这些学生得以从一九五七年右派的覆辙中解脱出来。

   难怪当时的官僚攻击学生造反，是"形左实右"，"类似于右派向党进攻"。至于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月"向党进攻"(它的高潮是"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之前的六、七月间，流行的"破四旧"、痛打死老虎等迫害地富反坏右"的暴行，是由共产党子女（"联动"）带头干下的性变态的虐待狂行为，和后来"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即"同党进攻") 性质完全不同。当学生们在一九六六、七年间受到湖南的三苗后裔毛僭主泽东的愚弄而不明真相时，他们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肉麻情歌（无耻的而不是无邪的）；但即使这时，他们的冲动也并不是冲着所谓"绝对服从"的"个人迷信"而发，而是在寻求自己心目中反对僭主统治的造反英雄。

   而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六年间所发生的主要社会政治事件，性质就完全不同。与上述"无产阶级理想"无缘，且与任何人民性背道而驰。这七年间的一本血泪帐，充满了宫廷阴谋、党棍倾轧以及革命学生惨遭流放，革命工人惨遭杀害。这些蝇营狗苟，既无文化意义，又无革命价值，怎能插入"文化大革命"的范围呢？

   这些蝇营狗苟，只是在文革遭到毛的镇压、毛的许诺己经完全破产后，在百无聊赖又不甘寂寞的宫廷中，所上演的一幕幕"动物庄园里的闹剧"罢了。它可能拥有的积极意义，在于加深共产党的分裂、极权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开创了共产党世界里首次出现的神经瘫痪症。它的后遗症也是视而可见的：激起了弥漫中国并终将埋葬中共僭主专政的怀疑主义思潮。这在"林彪事件"后达到了高峰。

   没有这样的"文化革命"，就不会有后来的"思想解放"，就不会有"自由化"，就不会有未来的新中国；而现今依然遭到江泽民及其可能的继任僭主及其走狗爪牙们威胁利诱蒙蔽欺侮的广大人们，对此并无清晰的认识。于是共产党僭主才得以继续逍遥法外，作威作福。

   按照我们的观念，"文化大革命"仅仅包括两年时间：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一九六八年八月，一九六八年九月以后，"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造反派"本身都被镇压、流放，这时，再说这场革命"还在继续深入"，不是毛泽东的别有用心，就是说者糊涂，"中了共军的奸计了"。

   而我们所说严格意义的文化大革命，不同于邓小平政权滥用的"文革"一词。而是起源于"造党委的反"的怀疑一切，而结束于"忠宇舞"的奴性表演。

   1，一九六六年八月开始"煽风点火"，到年底，各级党委垮台，造反运动第一阶段结束。

   2，一九六七年，军方奉命介入群众运动，以"支左"名义拉一派、打一派，文攻武卫，造成广泛的流血冲突。

   3，一九六八年下半年，毛以"最高指示"来挽救共产党危亡，通过"转移斗争大方向"，采取紧急措施，施行釜底抽薪，扑灭人民革命。

   4，一九六九年"九大"以后，党内干部暂时联合，下压人民革命，外骂"苏修"以转移视线。

   5，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以后，"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全面复辟。

   试比较一下上述五个阶段，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一九六八年八月的"向党进攻"和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六年间的这两个时代，就知道----

   前者激动人心，充满悬念；不论你认为它好它坏，它充满积极向上、紧张亢奋的气氛；那时，社会激烈运动，消息灵通，实现了共产党憎主政治下从本有过的新闻自由。它的口号是："对无产阶级无密可保“。

   后者则消沉窒息、迷惘颓唐。社会表面一律，然而情绪低落，新闻再度被严格封锁，共产党打手一天到晚忙于"搞政治调查"，穷凶极恶地"追查政治谣言"－－这是两个流行着完全不同精神的时代：革命造反与反革命镇压。可见，"文化大革命"开始于一九六六年，结束于一九六八年："文化反革命"开始于一九六九年，结束于一九七六年。而所谓"林彪集团"、"四人帮"的垮台，早在一九六八年他们伙同周恩来等保守派集团一起镇压造反派(如"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明眼人不需特别擦亮眼晴，就能一眼看破此中分际。

   不理解中国事务的人们，往往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一场人为的灾难"，这种观点把文化大革命的动力，等同于毛泽东及其同党。我们说，这种看法是肤浅的。毛泽东和他的同党，不过是在特定时刻点燃了导火索而已；至于那个迟早要爆炸的炸药包(它的标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内容是空前激烈的阶级压迫)，却是那些"文革的主要受害者们"与毛的同党们，以不同方式共同制作的；至于炸药－－被压迫人民的愤怒，则是中国一百多年屈辱的国耻和严酷的革命史，也就是不断野蛮化的中国，逐渐积累的。

   正如许多其它历史事件一样，文化大革命的历程和结果，大大出于它的始作俑者即"玩火者"的图谋、预料之外。因为革命的真正动力－－民族极度渴望改变现状的心情－－在革命爆发前的一刹那，也是很难测定其强度的。而在革命爆发之后，则更难操纵其爆炸的方向。

   民族的不满，是针对共产党"十七年黑线专政"而发。这种情绪由来已久，只是在等待一个爆发的时机。毛泽东及其同党(如"中央文革")利用了这种情绪，把它引向自己的政治利益所需要的方向，但并不是无中生有地制造了这种情绪。因为如此"制造"，实出于人的能力以外，否则，毛泽东本人又如何会由于失去民族力量的支持，而在第一次天安门惨案中，暴露其叛徒、伪君子和人民公敌的历史真面目？他为什么再也制造不出人民的拥护了？

   当然，即使对这"十七年的黑线专政"，毛本人也具有不可推卸的僭主责任。所以，他和人民革命之间的蜜月，终于难以持久，最后必定以流血或是不流血的镇压做为终曲。

   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终于遭到镇压，使人民的不满无法宣泄，社会问题更是无从解决。同时由于它"冲击"的人过多，进一步积累了新的怨恨、制造了新的问题。另方面，文化大革命尽管付出沉重代价，但它的建设性许诺，却又绝对兑现不了。"破而不立"的结局，便中国社会陷入持续性的、"制度化了的社会混乱"。

   这两面压力，使中国社会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同时，它也使得原先分散的对立情绪，逐渐集中到、凝聚为，对于共产党僭主政治的完整认识和完全厌恶。几年以后，这个认识终于在天安门广场前，化为愤怒的吼声：

   "秦皇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毛泽东作为出身于游民和流氓的共产党牌号的僭主，这时早已撕下了"人民保护者"的假面具；所以，对他的"个人崇拜"从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后，就开始烟消云散了。

   如果我们具有深入一层的勇气和智力，多一点点寻根究底的意志，以弄清真相，就不难发现：除去民族的不满情绪，外部世界的压力，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动力。文化大革命，如中国现代史上的连串革命一样，是中国社会竭尽全力适应外部世界压力的表现。正是这种压力，迫使中国进行巨大的内部调整，以致走上了野蛮化的不归路。过于激烈的社会调整，被叫做"革命"；过于激烈的革命，被叫做"野蛮化"。文化革命前夕，中国已经处在空前的国际孤立与敌国包围中。这种孤立开始于一九五Q年的朝鲜战争，到一九六二年的中印边界冲突达到高潮，一九六九年的中苏边境战争，则使它彻底完成。然而，在孤立主义帷幕后，隐藏着另一种接近世界的愿望。

   这种国际背景使得，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革命，而是"漫长的中国革命的新阶段"，而且可以肯定，它也不是中国革命的"最后阶段"，因为中国迄今依然没有适应外部世界的压力，我们充满痛苦的革命隧道，到目前为止，还是看不到终点的光亮。

   这样激烈、复杂的文化大革命，无疑会产生新的精神。

   这是一种麻本不仁的顽强甚至无赖，姑名之曰"仙人掌精神"。仙人掌生长的地方，是哪里？是荒漠。废墟！在中国，一切生命与建筑，都必须低于毛泽东，低于这位狂妄无知、卑怯阴险的乡下僭主的地方。

   文化大革命象一座巨大的绞肉机。它把中国大陆上的一切存在，无论其为"物质"、"精神"，都包举之、粉碎之－－迫使他们低于湖南乡下的毛僭主。那时，整个中国不再有一处世外桃源可供任何一人遗世独立，以逃毛之劫难。

   毛的"粉碎一切"（粉碎得比毛还碎）所造就的，除了废墟和荒漠外，还能是什么呢？所幸，生命并没有停止，看啊，废墟和荒漠中，脆弱的生命除了表现为一股虽死犹生的"仙人掌精神"外，还能表现为其它什么呢？千百万下乡知青在没有灯光的荒野，被毛的干部奸淫着，奴役着，甚至拷打虐杀着。

   无与伦比的仙人掌精神，这是一种专为沙漠生活的严酷考验，而诞生的血迹已干的精神。

   它坚韧不拔。它百折不挠。它变态到热爱沙漠风暴，甚于喜爱田园风光的地步。它之爱斗争、爱苦难，甚于爱和睦、爱幸福。因为他知道了，田园风光、和睦幸福，永远不属于他；他的命运是属于沙漠风暴、斗争苦难的，广袤无垠的沙漠－－天空是沙漠般的铅色，地土是沙漠般的死寂。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立体的沙漠！一种延伸到人们内心深处的沙漠。这是甚至能够窒息时间的四维度沙漠！唯一与它为伍的，就是我们的仙人掌精神。这是我们唯一剥夺不掉的财富－－自然的本能与低贱的肉体。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活生生的象征。浑身带刺的仙人掌－－正是"文革"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未来的中国统治者，不论他的背景如何，都将为此头痛之至。因为它极大地加增了中国人的管理成本，使得这些刁民变得更加难以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