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上述历程表明：其性质质是僭主(毛泽东)与民族的暂时联盟，以反对共同的敌人----"特权阶层"(即武装夺权的暴力团，而按当时术语，叫做"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由于一九一一至一九六五年间中国社会的天翻地覆，绵延不断的革命（极端的社会动员），造成的野蛮化，传统术语只能是一些比喻，僭主也好，毛泽东也好，共产党也好，作为一些没有名分以致昙花一现的权力暴发户，只是野蛮化的工具，虽然他们自以为掌握了别人的命运，其实他们自己死得也并不漂亮。

   但文化大革命却象历史上各种"国王－－人民的联盟"一祥，有其自行运转的"三部曲"：

   一，人民强烈不满并经常反抗贵族的横行霸道，造成社会的紧张状态；

   二，国王企图借用人民的不满，来打击贵族，于是同盟形成；

   三，贵族受到同盟打击后，收敛了凶焰，人民运动逐渐具有独立的倾向，国王开始担忧人民的力量，于是联合残存的贵族镇压了人民运动。

   而其前提是：如果没有人民对贵族的不满与反抗，国王又怎能利用人民？所以，现在邓小平的御用文人，一味强调"毛泽东发动了文革"，其实是害怕承认自己血腥的"十七年的罪孽"。

   如果民族没有受到压迫(造反派的口号"十七年的苦弟兄，联合起来！"后来被重新修好的毛与当权派，打成"反动口号"，倒是很能说明它的人民性的)，他们便不会怨恨贵族。人民如果不怨恨贵族，国王再想利用他们来攻击政敌也没有机会。最后，由于国王与贵族间的共同利益更多，因此，他们联手镇压入民，便成为不可避兔的选择。

   使文化大革命具有历史意义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运动幌子，不是毛泽东为人民的苦难所流下的鳄鱼的眼泪；而是它在历史上第一次动摇了共产主义"贵族"暴发户们的血腥统治。要知道，这种历时数年的全面动摇，甚至在他们的老子党苏联那里都是没有先例的。文革的价值不在于中央文革的自我意识，不在于中央文革那些自命不凡的权术、口号；而在于，文革在人民力量的参与下，使中国脱离苏联的政治控制，脱离了殖民地、附庸国地位。尽管在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上，中国的独立还只在"言"的层次、没有在"行"的领域完成。

   尽管，中国的独立倾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还是羞羞答答、半遮半掩的，不敢公开扬弃外来的"共产主义"偶像，但"逆转"已经开始，涡流岂能终止。从此，外来的模式作为中国人的精神梦境，已经原形毕露、破碎不堪了。从此，布尔什维克在中国大地上的洋奴跟班，只能处于逐渐沉沦的守势，他们（不论是毛泽东份子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份子）消融毁灭的结局，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在此，"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已经是实指而不是象征。它向本世纪的偶像宣战，并从物质上予以铲除。正因为这样，自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被毛亲手镇压之后，中国生活的全面倒退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种革命失败后的社会倒退现象，不是"文革"所仅有的。一九六九年以后弥漫在中国大地上的种种虚伪、消沉、堕落，是一切失败了的革命都经历过（1989年之后的中国也是如此）。而正是这些堕落面而不是革命的高潮，才构成了众口一词的"文革的消极因素"。相比之下，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却有两点积极贡献：

   1，它使共产主义的神话动摇并最终破产了。只有经历过1950至1960年代的党组织无微不至压迫的人们，才能体会到"共产主义的奴役"是多么可怕，才能体会到文化大革命带来的解放，是多么珍贵。

   2，它点燃了社会底层的野蛮主义的燎原大火。这种上下乱窜的野火，跳跃在新一代中国居民的身心中，成了他们寡廉鲜耻的第二本能。它蔑视秩序、仇恨理性；因为在它看来，理性只是伪装的谎言，秩序是骗术的集成。

   不错，这两个"积极贡献"本身也许并无建设性。它使"文革成了一个不能生育的荡妇"。这位荡妇以其破坏的纵欲，威胁正常的社会生活。但是，请允许我们有限度地赞扬这位荡妇吧因为正是她与毛泽东的无耻淫乱，撕毁了一种血腥宗教－－共产主义的伪善面纱。

   共产主义的宗教，为共产党的特权而剥夺人民的生存；为少数人的车库而拆毁民族的殿堂；为高干的游泳池而封闭了民族的公园；为人民大会堂的宴席而活活饿死了几千万人。

   与如此"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相比，"文革"这位荡妇，倒体现了娼家少女般的纯真。只是文革并没有批判共产主义，更没有建立新的制度与国家以为替代，所以，在它之后必有一个漫长的混乱时期。从此，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五年间被强力掩盖着的社会分裂，表面化了，并将长期左右中国的命运。当然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文革"前一百多年间(1850－－1950年），中国就一直滚荡在社会分裂的泥潭中。"文革"不过是撕开了完好的表皮，把里面的烂疮暴露了出来。功乎罪乎，评说自然因人而异。

   毕竟，从此以后，共产主义"为人多数人谋福利"的面纱飘然坠落，露出了赤裸裸的暴力团权力至上的可憎面目。与此同时，反传统、反文化、反一切规矩的野蛮主义，兴起了。

   它把逝去的文明成果，化为当下的取暖燃料。在中国历史上，同样熊熊烈火衬托出同样"残暴而野蛮的行径"，只有兼并六国的秦始皇、结束南北朝的隋文帝，曾经干过。秦皇焚懦书、隋文烧谶纬－－也是为了"统一思想、巩固政权"；但由于他们的残暴野蛮，正好发作在历史文化的巨大转型期，也就在不期然中，恰逢其会。整合香秋战国与南北朝分裂的格局，成为汉唐气象的开辟者。

   秦－－隋－－共（共"匪"）这"三重变奏"（三个以穷凶极恶著称的"虎狼之国"），当然不是"一个历史的巧合"，难道，我们没有理由希望－－"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形式、新的精神，继新的秦－－隋（现今僭主时代）而起的新国家（新的汉唐帝国），从中共疯狂发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所造就的一片灰烬中，无畏地崛起吗？

   所谓在新的基础上，也就是在技术文明和国际环境的基础上；

   所谓以新的形式、新的精神，也就是以民族的宪政而非家族的王朝之形式。

   当然，这还得需要两个"汉唐式的前提"：

   1，一次类似于秦末和隋末的人民大起义，以便结束矫枉过正的绝对僭主专制；

   2，汉文帝或李世民式的开明君主，他们懂得予民生息。所以，无论汉、唐，都是以老子的自然主义哲学为政治的指导思想的，而不是以好乱成性的斗争哲学，这岂是偶然的呢。这似乎启发我们，也许一种新哲学诞生的时机已经到了。至少，是老哲学的变相？

   以新的精神为先导，以新的方法为工具----创建一个适应新的国际背景的新的法治国家：这就是我们民族的生命对文革的破坏性之建设性回答！

   而今天，能够透过历史的阴霾，而看到阴霾后面高高耸立的山峦的人们，并不超过一位数字。但是，随着局势的明朗，全民觉醒的日子也并不会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