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中国近百年来的长期革命，造成一种不同于中国古代传统的革命传统，这革命传统具有强烈的反文化倾向，有教养的社会阶层被有系统地毁灭，而残余的知识份子则社会地位越来越低。先是政治地位低落，后是经济地位低落。改革开放以后，在宣传上，知识份子的地位是提高了，但在讲求实惠的时代却因为货真价实的"脑体倒挂"，而再度受到洗劫，尤其是人文领域最为突出。这不是如中共当前所虚构的，是由一时的社会分配失调造成的，而是长期革命所形成的反文化政策和反文化结构，必定导致的。

   历史表明，一个民族如果没有阵容强大的知识份子阶层作为社会脊梁，是无法健康发展的。

   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捷克人和犹太人的混血儿希特勒占领了波兰，他的长期目标是消灭和同化波兰民族，于是他采取系统消灭波兰教会组织和知识份子的办法。波兰天主教会具有强大而独立的社会影响力，消灭教会势力，再消灭知识份子，就等于消灭了民族的灵魂。我们并不是说知识份子个个很好，都是民族魂，民族的脊梁，但作为整体，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历史，是通过它的知识份子而传递下来的。

   我们以前到少数民族地区，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少数民族的反汉族情绪，据观察，是通过中共在大学里培养的知识份子甚至是工农出身的知识份子鼓动起来的。他们的民族情绪，远比那些没有受过汉族教育的少数民族文盲群众，要强烈得多。他们的汉语说得很好，读过不少汉文书，对汉族的生活习惯也比一般少数民族群众了解得多，但越是这样，他们的民族情绪越强烈。而少数民族文盲群众却只是觉得，汉族人仅是些外来的陌生人而已，就像汉人彼此之间对"外地人"的观感差不多，并无特殊的憎恶。而少数民族知识份子因为和汉族接触得多，反而激发了民族情绪，从而更深地理解了本民族的历史，并为此耿耿于怀。比如西藏组织抗议示威的，许多人都是喇嘛，因为他们对藏族历史了解得多，许多人又在汉族地区受过教育，反而强化了民族的独立意识。相反，如果某个民族完全忘了自己的历史，或是纯粹封闭在自己的社区，民族意识反而不容易觉醒，这个民族的生命也就完了。这时候，只要异文化载体的知识份子一来，传播一些异己学说，什么主义、什么文化思潮之类，这民族就没有抵抗力了，马上就跟着潮流走，甚至把自己的语言都丢弃掉。

   在文化政策和知识份子的处境上，中国的"两大块传统"是完全不一样的。现代的革命传统反文化，过去的古代传统则尊重文化。不仅尊重文化，而且比较尊重知识份子，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包括读书做官之类，都是给文化人以统治地位。但现代，流行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或是"知识越多越贬值"，政治倾向不同，社会作用相近，实际意思是指文化无价值，文化该被反掉。一九八九年民运期间，抗议队伍流行的标语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要想不瘦，只有不教。"格外生动点出了"高级知识份子"一个月二百元工资的狼狈处境，这只相当于当时一个合资企业工人的工资三分之一。无疑，时至今日，这种"革命传统"已经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极大阻力。它倡言"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社会破坏性，不把斗争作为达到社会和谐的手段，而是作为人生的最高乐趣和享受。一旦不斗了，就意味人生没有快乐，这怎么得了，不斗，不就等于放弃世界的至宝了么！因为人活在世界上是为追求快乐而来，如果把斗争当作快乐，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当然是"不斗则垮"。于是就得出定论，叫做"八亿人民，不斗行吗！"如果从"快乐"的意义上去理解共产党徒的这个命题，当然可以成立，因为八亿人民没有快乐不行。但把斗当作快乐本身，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社会、文化的持续建设，也就误人歧途了。

   狼以凶残著称，但它们内部斗争却有限度，非常克制。当两只狼发生争斗时，都不咬脖子，以免致命。当一只狼斗败，就摆出肚子朝天的姿势；狼爪子像刀样锋利，肚子是要害部位，很脆弱，对方的爪子只要一抓就会破裂。承认失败的狼把肚子亮给胜利者，表示屈服，对方绝不会冲上去抓破肚皮，而是象征性的碰一碰、表示一下征服者的姿态就算了。而后，败者围着胜者摇头摆尾，表示臣服。狼与狼之间，正是通过这种斗争和妥协、征服和领导的关系，而达到互助，以形成秩序的阶梯。最后，在征服者的狼之间再决斗，选出头狼，便于狼群的整体存在。狼的斗争限度是，绝不杀害别的狼，只有当猎人打倒了一只狼，其他饿极的狼才会扑上去将它吃掉。这样也有利保持生态环境，消灭传染病温床。所以说，动物都知道互助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共存下去。

   影片《末代皇帝》描写日本人毒死了溥仪的妃子，溥仪迫于日本人的压力说，"死了活该"。但狡诈的日本人却说，"不对，应该嘉奖、表扬。"这就是人比狼的狡猾之处。人的文明是杀死同类后再去惺惺哀悼。你想，如果一群狼仅仅因为饥饿就互相残杀，那它就不用再去追捕别的猎物了，互相吞食岂不就地取材？但这样做的结果，必是狼群在地球上消失。唯有合作的群体，才有机会保存下来。所以，在一个民族内部中提倡阶级斗争，提倡无产阶级专政，显然表明这个民族正因为某种难以克服的危机而走向自我毁灭。现代的革命传统就是如此有害。所以有的学者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无国家的犹太人发明出来，专门用以破坏其他民族的国家生活；所以二战之后犹太人自己建立了国家之后，阶级斗争就逐渐熄灭了。而中共作为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第五纵队，一直企图通过无休止的阶级斗争，来破坏我们民族国家的生机。例如，在中国古代传统中，虽也存在周期性的"大相砍"时期，像黄巢杀人八百万，张献忠屠尽四川人等，但它在哲学上并不倡导这类行为，相反，它倡导"和为贵"，以中和人性的恶。甚至连酷刻寡恩的法家，都不倡导斗争，而标榜自己的宗旨在于消灭恃强凌弱的乱世现象、反对以多数的暴力奴役少数人。一个集体只有这样内部宽容以后，才可能去和其它集体相竞争。如果内部自相残杀，窝里斗盛行，内耗越演越烈，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僭主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在世界其他民族面前落伍。毛泽东的中共正是把这种无限制内部斗争，当作几十年来的信仰。

   应该承认，人比其它动物具有更强的斗争性，否则岂能征服其它动物而为世界霸主？用德国人和波兰人的杂种尼采的话说，在人的天性中有强烈的嗜血牲，使人杀死了上帝。即，人破坏了各种东西后仍不满足，最后杀死了自己生命所寄的终极信仰。所以，现代社会成了冷血动物的世界，成了科学主义的世界。从达尔文主义的感染开始，中国的革命传统也带上了这种现代冷酷性。我们反对这种嗜血性。我们认为，人有嗜血性，所以格外应该以伦理道德控制它，应提倡仁爱、提倡克己。否则，如再雪上加霜、火上加油，统统变成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本民族成员的"毛泽东主义者"，鼓吹斗争之乐无穷，那后果是灾难重重的，甚至亡国灭种。

   人家都知道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没有无缘无故的受，但正因为人能创造无缘无故的爱，人性中的恶化倾向，才可得到缓和。如果借口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就坏事做绝如毛泽东、共产党、犹太人，人就会越来越冷酷、残忍，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糟。在这个意义上，扬弃现代革命传统，铲除中共传入斗争哲学等犹太人闪族病毒，成了当代中国和未来中国的重大课题。不反掉这个闪族传统，就无法"把经济搞上去"。

   伊斯兰教的疯狂和犹太人的阴险毒辣，是互为表里的两个毒瘤。这两个亚伯拉罕属血气的子孙，混蛋头顶，恶贯满盈。

   经济问题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就象一个人的力气绝不仅仅是气力问题。如果得了肝炎、心脏病，这时庸医告诉他"为什么得肝炎、心脏病？就是因为没好好锻炼身体，你现在就去练举重、拳击。"结果病人一炼举重、拳击，就能一命呜呼。社会的经济问题也是这样，经济落后是个综合指标，说明社会病态已很严重。

   经济问题，不是病因，只是病症。若说中国人口密度太大，那日本人口密度要比中国大多了，人家怎么不一样？南朝鲜呢，人口密度也不比中国小，怎么搞好比我们？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华人聚居地的事例更有说服力。所以中国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不是人口问题；而是被犹太人毒化所造成的经济规律瘫痪，和使人口反自然增长的"共产党政策问题"。而此政策，又是一连串历史事变促成的。不深挖此中缘故，一味摸着石头过河，能行吗？

   水将没顶，又如何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的改革，就是用资本主义的药，救社会主义的病。药如果起作用，社会主义就强大了，可以再把资本主义的尾巴拿掉，继续干社会主义的僭主专政。如果用药无效，当然更得扔掉资本主义不可。因为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是共产党僭主的工具。尤其社会主义的病，是绝对不能放弃的，因为它是专政之本；所以不管资本主义这个药是救的好还是救不好衬会主义的病，最后胜利一定属于社会主义的僭主……这样的改革无异于僭主的手淫，这样的改革能够挽救中国吗？

   能？除非是使中国进入更深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