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活力可以从《春秋左传》所记载的史事看出端倪。那时的中国人，决不和现代中国人一样庸庸碌碌，那时，人的独立自治精神、人格尊严非常强盛，"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是普遍的人生观。这和社会的多元化格局有关。汉朝的司马迁曾专门探讨这种区别，他就说汉朝的进取精神已经越来越蜕化了，游侠甚至即将绝种了。因为大一统的中央极权的进程，使得游侠无处可游，到最后，连敢于保护游侠的人民也消失了。从更深入的角度说，这样一代代下去，游侠的基因在种族的遗传资源中都被淘汰干净！中国的英雄气质，就这样在生物学意义上绝了种。这样的大一统，对民族的声明活性是根本性的破坏，勉强保留下来的人，种类日益窝囊，日益自私，只知苟且偷生。

   这种苟活的人，缺乏公益心，公共的东西不知爱护，而家之敝帚却享之千金，把自家的脏东西扫到公共楼道里就完事大吉。笑人无，恨人有，红眼病蔚然成风，窝里斗横行无忌。这种苟活行为，在具有自治传统的社会里就很罕见。所以仅仅通过"思想教育"，试图改变这种大一统社会的劣根性，是很难奏效的。一个有自治权的人，他不会允许别人把脏东西扔在公共的领地里；可是在没有自治权的社会中，甚至连官僚对此都不得不默认，因为做官的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乌纱帽哲学。他想，"与其劳心劳力去管理，不如睁只眼闭只眼，你好我好大家好，一笔糊涂账最好。得过且过，反正我当不了几年官，自己捞够就走，这地方又不是我的！"但自治的人(如古代的贵族或现代的公民)却不是这样，他世世代代在这里扎根，对这个地方有深厚的受，有一种不可代替的占有欲，这与游食于政府的官僚，有根本区别。贵族热爱自己的土地，官僚则不能。

   为适应大一统的秩序计，中国传统中的"轮换制"非常强，对此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定。一个官员在一个地方只能做三年官，绝对不能长，而且不能在本省做官，必须在外省，这样就免除了许多公私勾结、官商勾结的腐败，防止地方官员与土豪劣绅联手，鱼肉乡里。只当三年官，他还勾结不成一个很强的关系网，如果在一个地方当上十年甚至三十年官，那结果就大不一样了。即便是北方南下的老一代共产党官僚，经过三十年也与地头蛇们打成一片了。共产党是需要这样违法乱纪的"特权"来巩固自己反民族的阶级专政、个人专政的，所以他们纵容官僚在本省做官，在本乡本土作威作福；例如，邓小平是四川人，被专门派到四川当官；叶剑英是广东人，被专门派到广东当官，乌兰夫是内蒙人，被专门派到内蒙当官，韦国清是广西人，被专门派到广西当官，赛福鼎是新疆人，被专门派到新疆当官……他们死了，儿子孙子辈还可以继续在那里当官，世世代代承袭下去，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这甚至在中国传统大一统的官僚社会中也是没有先例的。所以共产党僭主专政空前腐败，空前黑暗，空前堕落。

   为什么共产党这样大权在握，也未能培养起共产党官僚的贵族气质和责任感？

   关键如前所述，是共产党没有名分、理论脱离实际。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古典的官僚轮换制，当然要比现代一贯制、终身制要好，尽管还与自治社会的公民意识，不可同日而语；其流弊，导致传统中国的官与民缺乏公益心，只管自家瓦上霜，不管他人门前雪。这种习惯迄今不绝，大家都把那些为公共利益做出牺牲的英雄，看做傻瓜和笨蛋。

   这是否可以归咎于中国老百姓的素质特别低劣呢？不可。许多国人不仅不以此为素质低下，反以为高明、聪明。有的学者则认为这是由文明发展的"结构特征"决定的，是国民性。甚至连共产党的一贯制、终身制、世袭制，都不能完全改变这种两千年培养起来的散沙般的劣根性。共产党最恨谁？最恨那些敢于替人打抱不平的人，中共僭主的"统治艺术"就是铲除为民请命的"野心家"、"阴谋家"。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时，两个好朋友，在一个单位工作，一个人只为自己的利益向共产党提意见说，某领导有问题，不给我分房子、不给我长工资，不给我解决两地分居的困难。另一个人则是为他人说话，只字不提个人的困难。后者的行为在贵族主义的侠义标准下是很高尚的，不是为自己的私欲向领导提意见，但偏偏却犯了大一统模式的大忌：帮别人说公道话会被目为"别有用心"，是"搞阴谋"；而为自己说话的则仅被视为"自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对"自私"、个人主义的惩罚，只要接受批判、思想改造就可以了；而帮别人说话却必须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而受到长期的体罚即劳动改造，甚至处死，毫不留情。要是谁竟敢公开讨论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问题，不论他的态度如何，观点怎样，就必须拘留审查，轻则戴上帽子，重则逮捕判刑，直至死刑。即使有幸刑满获释，也是永远被群众监督，有时很快又被秘密拘捕，下落不明。

   毛泽东因为嫉恨一切比他强的人，要自吹是个全能的超人，更是大开杀戒，引蛇出洞，寻找一切潜在的强者，用一切阴谋手段残害之、聚而歼之，除灭了牺牲者数以百万。

   这种"枪打出头乌"的现象后果严重，对整个民族精神和社会发展都是灾难。见义勇为、仗义执言和为公益事业谋求利益的人越来越少。在前斯大林主义的社会里，包括苏联、东欧在内，都有这种通病。所以苏联人人性败坏，几乎达到虐待狂的地步。就拿"打扫卫生"来说吧，"上面"来通知说要检查，下面就停止其他工作倾巢而出"制造卫生假象"，上面的来人一走，卫生就没人管了，"脏、乱、差"依然如故。再如，只要政治需要，人造的好人好事就可以成批涌现，但政治鼓励一松驰，社会风气立即败坏。

   这种迅即的好转或恶化，在具有自治传统的国家里，是不可思议的怪现象，但在中国（包括朝鲜、越南）、苏联（包括东欧）等前蒙古帝国的版图里，却是司空见惯的、"正常的"。

   为什么日本产品质量高，这是因为日本入已经习惯于自治，好像机器一样；这种机器把产品和人格等同看待：谁的产品不好，谁就是人格低劣。所以，每个人拿出的产品、行为造成的后果，都被认为是代表其人格的。哪怕产品很小，也要做得精致。当然奉行自治原则的，未必都是贵族，流风所及，连平民和资产阶级也受这种传统影响，目的是要在普遍的社会风气下，使自己的人格显得高贵，结果不得不自律。所以我们往往看到，日本人龟缩在日本岛内时，十分规矩；一旦流窜到海外，就放肆得很，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所以岛内的平民也许真的不太清楚日寇在海外的兽行，想象不出这样谨小慎微的蚂蚁，怎么可能奸淫掳掠、杀人放火呢？这就是封建制度的自治性。

   相反，在大一统模式的官僚体制（如中国秦汉以后的郡县制）的窒息下，政府可以为所欲为，行为不负责任，人民的行为也就不可能负起责任来。人民对国家关系疏离，充满仇恨，外寇来了也不积极抵抗。

   "责任内阁"这个词是由西方传过来的，一个政府做错了事，必须道歉，甚至下台以示向人民负责，这样才称得上是一个责任政府。而僭主政体却可以不负责任，如共产党，即使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也从不向人民道歉，好像人民天生是贱骨头，好像人民天生欠了它八百吊钱，应该任其宰割鱼肉。如果共产党偶尔发了慈悲，予以平反，还要被害者感恩戴德！

   在僭主制度下，共产党犯了严重罪行，做错了事，只是当作"交一次学费"。只要宰相不谋反，对皇帝忠心耿耿，即便杀人放火也是"枝节问题"。共产党好象是这样教育自己的干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是人，一定犯错误，所以你们要接着干，干得越离谱越好，只要不反对我就行！"相反，万一有哪位干部不识相，真正为民请命，干得很出色，关心人民疾苦，对社会发展很有贡献，共产党倒要"好好考察考察你有没有野心，对皇帝我有没有威胁"。

   这就是判断价值的不同。在法治社会，文官武将如果有个"桃色新闻"，马上就得道歉、辞职，在僭主政权根本就不算一件事。为什么？因为僭主的专政毫无自信，极缺安全感，因此无法顾及社会正义；主要看人"政治路线对不对"，是否和僭主集团的专政利益同流合污。如果歹徒和僭主同属一个窃国团伙，路线就对了，只要政治上可靠，那么，一切丑闻只属于"枝节问题"，可以放过不问，或是抓住当作小辫子，以便换取政治上的效忠；所以不论国民党反动派还是共产党反动派，在僭主政治的庇护下常常是越犯错误的人，提升得反而越快。

   但在法治社会中培养下起来的公众舆论（不同于党的宣传工具），却认为这种丑事丢了整个阶层整个机构甚至整个国家的脸，必须下台、滚蛋！谁不滚蛋，执政党这伙人都得一起完蛋。－－这已然形成某种"民族心态"上的差异，其实是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逐步养成的。

   中国人力资源世界第一，有效版图世界第二，为什么迄今如此贫弱？证明以前的发展指向有失误。正因为我们不敢独立思考，又没有自治传统，总是习惯于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由别人（某种幻想中的无私领袖）做决定，由别人来安排；如果自己无法担起责任来，结果永远是由别人在那里打算盘，打来打去也总是满足不了我们自己的需要，否则就违背生物的本能了。结果，整个民族的发展就这样被一再延误了。

   而我们最后的革命，则要求回归民族的命运，就是要求在传统习惯与现实变革之间取得一个平衡，不是反传统，也不是守旧俗。我们的革命要努力使得开放的风气、多元的格局，获得传统力量的认可。

   这当然有待于"法治的复兴"，以便在循序渐进中重新聚集民族的元气。但中国似乎缺乏法治传统？怎么办？不要紧！中国先秦的礼制，实际上就是一套当时行之有效的习惯法。在这种意义上，法治社会在中国的再度扎根，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先秦自治社会中，没有人能高于这种习惯法，甚至连国王也不能，践踏礼制的国王，是要倒霉的，很容易被推翻。用现代术语说，这就是社会政治结构的契约化和文明化。有多元化而无契约化，社会必乱；只有以习惯法为基础、以宪法为裁判的法治的统治－－而不是阶级的统治、党军的统治、僭主的统治－－才能贯彻政治多元化、保证政治多元化。而未来中国的法治（礼）的复兴，则是回归我们民族命运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