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法炼钢使中国自绝于现代世界，不仅丧失主导世界潮流的机遇，而且破坏接轨国际规范的可能，至今，我们仍在品尝中共"外行领导内行"的大量苦果。中共倡导的"爱国主义"．完全是以中国国运，来祭祀僭主专政，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末已。要说庆父是鲁国的爱国者，正如说共产党徒是中国爱国者一样，无异于黑色幽默。不错，在面对共产主义的彻底绝望中，中共先后祭起了权威主义、保守主义的旗帜，企图配合虚假的爱国主义，在中国推行赤裸裸的军事统治。他们偷偷以"民族主义"的名义，打出公然的反革命旗号，否定辛亥革命，以便为邓小平垂帘听政、私相授受僭主专政予江泽民等倒行逆施，制造理论依据。他们雇佣一批衔用文人，有些甚至是伪装成自由知识份子的变节者，来极力鼓吹中国人民应该永远忍受共产党的奴役，不该反抗，不该着手建立新的政治秩序。

   我们都知道，中共的权威已经伴随它的社会信誉的完全破产而彻底烂悼，而中共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完全失败，更表明中共的权威根本不可能通过小修小补来重建，根据这种国情，在中国重建政治权威的前提，是必须清算中共的政治遗产，是必须扫除中共残余的政治影响，从而为新的政治理论、政治实践及其权威的出现，开辟道路。这才是健康的、唯一可行的"新权威主义"，回顾近代中国的最大问题，是社会的全盘失轴状态，现在，重建中国社会轴心的使命，已经责无旁贷地从腐败的共产党身上，转移到了廉洁的非共力量的肩上，中国人民需要张开自己的双臂，来迎接这样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而实现这样一场规模宏大的转移，缺乏铲除腐败势力的决心是根本不行的。中国近代史一再证明这一点。

   把中国现代化历史和日本现代化历史作一对比，就可以发现，中国的最大问题是在追踪现代化时，发生了越演越烈的社会紊乱、文化瘫痪，从而走上了一条革命的、最终导向不断暴力斗争的道路。而日本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相对稳定地保持了社会的向心力，主构没有解体，衬会变化而不紊乱，文化换血而不瘫痪。跟中国相比，日本获得了顺利发展的机会。中国问题，实际上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或经济制度失调的问题，而是一个牵扯到社会病态与精神病态的全盘问题。许多人津津乐道:日本现代化靠明治维新为转机。但明治维新何以能完成这一转变?靠天皇制所提供的精神凝聚力、社会平衡力一一综合性的主轴力量。而中国革命则迄今没有完成类似的再生，没有一个传统主轴来支撑社会巨变。其结果导致伞柄脱落，伞架松散，伞面皱折不堪、毫无生气。为重建主轴，中国步步走上"党国"的道路，以党建国，以极权政党作为建立民族国家的手段；结果却演为以党为目的的共产党馅主政治。共产党成了自慰、自谋幸福的特权集团，把"红色江山"化做他们传子传孙的传家宝；结果中国的大好河山被共产党徒大言不惭地宣称"是我们打下来的"，可以象私家车那样私相授受。其典型，就是臭名昭著的"高干子弟－－太子党"现象。中共的高干子弟，已经像清末的八旗子弟一样腐化堕落；中共的太子党，已经像清末的宗社党一样人人喊打。但无论清末的八旗子弟－－宗社党和现今的高干子弟－－太子党如何垂死挣扎，都不能逃避日薄西山的命运，因为他们所依附的主轴(满清皇权)或主轴的代用品(如共产党僭主专政)，已经完全朽烂，无从修复了。这样的障碍，不扫除行吗？

   中国传统的主轴瓦解，基于三个因素:

   (1)对外战争屡遭失败，丧权辱国，从而丧失了统治的权威，权力中心发生动摇。在满清，对外战争主要体现为军事斗争；在中共，对外战争主要体现为经济斗争。共产党整人有术，治国无方，连国民党反动派也远远比不上，便自己的政权完全缺乏说服力与合法性。

   (2)西方的共和主义、民主思想对满清政权的渗透，以及人权保障、富裕生活对中共政权的否定，改变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世界观，从而动摇了传统结构最隐蔽的心理基础。

   (3)排满与非共的民族意识的崛起。在清末，以华侨和租界为前锋；在现今，则以现代通讯与出入国人员为媒介，传播开来。我们知道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的动力作用；租界的基地作用，是因为它接近西方共和主义，又能逃避满清专政力量的迫害。它们倾向于反对满鞑子政权，敢于怀疑中国传统并向之挑战。然而辛亥革命提出的根本思想却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是典型的中国思想而非西方思想。所以，要结束中共的僭主专政，仅仅依靠民主思想、人权意识、富裕生活的召唤，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民族尊严的支持，需要民族自豪感的鼓舞，并以之作为超越个人经验和社会得失的杠杆，才能走出时代的黑暗。

   反观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所面临的社会转型之路，先后被一个壁垒即几百万人口的旗人集团和几千万人的共党集团所阻(他们分别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三)。旗人集团并不属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性部分，即，中国传统社会并非发展到某一时刻就命定要遭异族统治。只是由于十七世纪中国社会形势和东北边陲局势的巧合，满洲军事蛮族的统治笼罩中国，并延续了两个半世纪。这种统治违背中国人意志，因此不能按照"现存的即合理的"说教去推断是"中国人民选择了满清政府"。实际情况只是满洲人和共产党相似，具有较强的集团组织力和社会组织力，使它有可能利用广泛的社会统一战线，以各个击破中国人分散的集团性反抗(由于明末社会内耗的白热化，中国人终于没有形成统一的反抗，对满洲的战斗只是停留在集团性和地区性反抗的水平上)。从而以其策略性和暴力性，建立了一种不自然的、奴化的秩序。这个偶然的壁垒，后来就成为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大障碍了。在这一点上，中共集团与满清集团太是相似了。中共也是一个边缘人集团，不是中国社会的结构性部分，而是在内忧外患中，把自己的意志凭借武力强加给中国人，而建立的一个僭主专政。随着它造反初期的极度社会动员能力的退化，中共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的包袱而不是资源了。

   以满八旗为主的旗人集团，在中国不仅是一个异源文化集团，有其特殊的风俗习惯，且是一个政治特权集团。国家不惜工本地豢养着它，以证明政权的合法性。八旗子弟享有政治上的特权和经济上的优惠，这个"天生的统治阶级"凭借肉体生育的力量自我延续，他们是真正的剥削阶级－－非生产性的政治贩子和寄生虫。他们的存在，显然并不与奉行了一千年之久的中国科举制度在结构上默契。也就是说，八旗子弟是一个打入了中国科举制度和官僚体制的楔子。它先是导致压制性的僵化，后是招致了开放性的腐化；在这两个阶段中，它的垄断性与排他性都比中国官僚体制本身，更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现代化。

   同样，共产党僭主集团，也是一个来自共产国际（相似于国际游牧人集团）指令的一个异源集团，这个特权集团甚至也有其特殊的风俗习惯和内部纪律，是中国的国中之国，它强迫国家不惜工本地豢养它，党库通国库，高干子弟享有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惠，它凭借"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繁殖，自我延续，是真正的民族吸血鬼。这个超经济的剥削阶级，是丧失了生产能力的政工干部和社会寄生虫。他们的存在，同样要么导致压制与僵化，要么带来开放与腐化，严重阻碍中国的现代化。

   显然，现代化要求机会均等，这样方能激活每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它废除身份特权，予平民以同样的竞争机会。没有这种政治革命，经济起飞是不可想象的。但作为人口上的少数民族，文化上的落后民族，军事上的野蛮民族，政治上的统治民族，满清八旗子弟与中共高干子弟却不愿打破种族与阶级界限，不愿放弃特权，它害怕机会均等将取消其社会政治上的人造优势。在特权庇护下，他们不劳而获，倒买倒卖，性情越来越懒，能力日益退化，养花鸟、卖古玩、玩女人、赌博抽大烟。他们对自食其力的竞争，根本没有思想准备。民主改革意味这些低能的家伙，将在自由竞争的洪流中淹没。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在中国境内最有组织性的集团－－过去的几百万享有特权的旗人，现在的几千万享有特权的共产党徒，构成了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最大壁垒，而从历史沿革上说，这些废物和垃圾的合法存在，完全是因为满洲首领窃据中国的帝位或因为中共"四个坚持"的符咒继续作法。只要满洲首领依然窃据帝位或只要中共继续僭主专政，那么八旗子弟、高干子弟这些人渣就难以扫除干净。因为他们本能地意识到，中国改革成功，他们的特权就将抹去。不论满清可汗和中共僭主如何粉饰自己的不义起源(这尤其表现在他们的欺骗性宣传和权术至上的性格中。所以，他们必定要借助文字狱党同伐异、剪除异己)，却无从改变：他推行和维护的，是不自然的异族或异文化(如马列统治或留发不留头)；而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必定要依靠一个坚硬、残酷而严密的组织，推行奴化，所以反过来依赖这个组织。如中共在改革过程中，首要照顾其组织利益，而一旦这特权组织与改革过程发生冲突，改革就必须让位、停滞。在这里，满清和中共奉行的基本原则，同样是"组织("旗"或"党") 高于国家、政治特权优先于经济效率。

   诚然，光绪皇帝和胡耀邦都曾有强烈的现代化决心，所以他们决心逾越满汉藩篱、"调整党群关系"，欲置八旗和高干的特权于不顾，但结果如何？他们不仅未能打破这几百万人、几干万人的消极反抗，反被决心固守特权与传统的满洲亲贵、中共左派给监禁、杀害，戊戌变法和八九民运的失败证明：日本的举国一致的明治维新之路，断不能通行于中国。在日本，大名们可以奉还版籍、放弃传统的特权，因为他们和天皇一样，与被治阶级同属一个民族和一种意识形态("神道")，归属感极强，因此他们并不真的害怕会被革新的潮流吞没掉。所以西乡隆盛领导的"萨摩藩叛乱"，不仅太晚了，也太孤立了。而在中国，即便对八旗与高干最有号召力的满洲可汗、中共僭主，也无法说服他们放弃特权，加入现代化的行列。

   那么，还有什么平民能够以和平方式除去这些废物和垃圾呢？显然，除了彻底的政治与社会革命外，中国已经无路可走。

   决心不惜代价也要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人们，日益认识到：要取消八旗与高干的反动特权，就不得不粉碎这特权的最后麇集地－－满洲可汗与中共僭主。因此，现代化要求先是民族认同，继之以民主意识的结合－－形成综合的革命力量。这股综合力量，既容纳关心民族事业的爱国志士，又鼓励热爱民主事业的自由党人。即便在革命党内部也同时包容这两股力量，所谓"国父"孙中山也同时并存这两种要素。早期他是民族志士，以兴中会为代表。到后期，他是自由党人，以同盟会为标志。革命力量的这种综合，也是革命胜利的中国局势特别复杂的根源。因为在上述两种思潮之间的人们，是迫于特殊的社会形势和大敌当前，并非出自民族志士与自由党人之间的认同。

   对当前和未来的中国，我们需要一位足以综合民族力量的人物。以便同时吸取两股合力，造就一个新国家。对中国来说，主张废除专制政治的，并不是单纯的共和主义思想，如法国人革命那样；也不仅仅是专制制度在对外斗争中的挫败，如土耳其的废除苏丹；中国废除专制政治的最直接的理由，当是为抵御列强而扫除障碍：以便在政治动员与社会平权的矛盾中，开辟民族前进的道路。现代化的冲击力与八旗子弟－－高干子弟的壁垒之间的决战，是不可避免、无法调和的。

   八旗和高干的特权，较之同族或是同种意识形态统治的专制国家(如明治维新前夕的日本)，具有更大的爆炸性、中国人在此面临历史的抉择：要么被这顽固的壁垒阻隔在现代化之外，要么击溃这壁垒的最后支柱。

   当前中国的局势，与清末极相似：高干子弟就像八旗子弟一样游手好闲、玩世不恭、腐败丧德、祸国殃民。所谓"中共第三代领导人"－－以江泽民、李鹏等人为代表，实际上是高干子弟的中坚份子，等而下之者，则为形形色色的官倒、买办、盗窃国库份子。中国的命运掌握在这批人手里，决不会有光明的前途，他们比他们推行阶级斗争、民族自残的父兄更为堕落，和清末垂死挣扎的"宗社党"如出一辙。

   老一代共产党人不学无术，以外行领导内行的脑袋，胡乱指挥，祸国殃民；而太子党、秘书党等高干余孽，则以父辈余荫、巧言令色祸国殃民，如果不排除他们，让新的政治力量执政中国，我们民族就只能在窄路乃至绝路中徘徊，进一步、退一步，无法走上人道和活路，无法稳步前进。依据共产党历史性失败的教训，新的政治力量必须具备两个不同于中共的特点：专家治国，摒弃中共外行领导内行、假公济私的恶习；政治民主，消解中共僭主专政的叫花子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