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学说及其制度经过历史实践，证明不适合人类社会。

   一九一七年苏俄十月革命，列宁、斯大林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剪裁后，移植在俄国由沙皇统治的半封建农奴社会中，建立了一个苏维埃式的共产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维埃帝国又通过战争及革命暴力，把这种制度推广到东欧八个国家（包括南斯拉夫）。十月革命之后，苏俄花了大量的金钱，武器及人员，包括军事顾问到亚洲的中国、朝鲜、越南及中美洲的古巴推行共产主义制度。二十世纪中叶，世界上有一股潮流，似乎共产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最美好最理想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一时令许多追求理想的人为之赴汤蹈火，前仆后继。也使一大批狂妄的政治野心家为攫取权力，占有统治地位而疯狂一时。

   曾几何时，维持了七十五年的苏维埃帝国最终红星落地，随之而去的是东欧八个卫星共产国家。

   亚洲的三个，加上古巴，这四个存活到二十一世纪的共产主义国家没有随之崩溃，并不是它们的制度比苏联老哥的更合理一些，而是因为这几个国家原有的专制传统，被相当完整及巧妙地结合在现存的共产制度之中。如中共除了马恩列斯的一套，还有毛泽东的政治权术，邓小平的妓女哲学。

   共产主义的兴起，主要原因是人们对旧有制度的不满及批判，共产主义消逝，是因为共产学说的谬误，不可能给人希望。

   共产党政权在面临危机的时候，当然会产生新的领袖及新的对策，即所谓"改革"。例如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公开谴责他。赫鲁晓夫的全民共产主义，比斯大林时代开明多了。

   当时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恐怕比一九七九年后胡耀邦、赵紫阳所作还要深广一些。赫鲁晓夫及他的后继者只是给了人们喘一口气的机会，其目的是延续共产党的专制制度。

   列宁、斯大林政权建立之后，一直到四十年代末，三十余年中已经有难以计数的事实表明了这个苏维埃政权的残暴、荒谬及欺瞒。但还是有不少人，甚至一些广受人们尊敬的人如苏俄的高尔基，英国的萧伯纳，法国的罗曼罗兰等大大小小的知名人士为它唱颂歌。当时有多少人向往著苏联，去莫斯科朝圣，景仰斯大林，说他是人间的太阳。

   但最能说明问题的，最有震撼力的莫过于来自那个阵营内的人。一九五六年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吉拉斯撰写的"新阶级"这本书远比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改变斯大林政策更有深远意义。因为它指出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制度问题。自此，一九五六年布达佩斯的起义，波兰工人的斗争，到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最终一九八九年柏林围墙的倒塌。

   可惜吉拉斯的反叛并没有对中国起多大影响。中国人脚步总是落后于世界发展。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蜂拥加入共产党。包括当今在朝的江泽民、钱其琛、朱熔基以及现在西方流亡的刘宾雁、苏绍智都是当年中国社会中的热血青年。甚至一些已学有所长，知识渊博，对世界有所了解的人，如吴晗、傅雷等人都拜倒在毛泽东这种中国农业社会历史中屡见不鲜的李自成、赵匡胤、洪秀全式的人物脚下。

   中国的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与比它早二十一年的捷克的布拉格之春相比较，在领袖人物的素质、思想成熟的程度及政治诉求的内涵等等方面都相差甚远。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在共产党统治下，知识份子相对来说是较稳定的一个群体。因为中国知识份子传统的爱国主义及民族主义思想及情绪相当深厚，这个群体较其他群体在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中获得的实质利益及机会更多。

   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全国性的存在已五十一年了。以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去为界，前后分为两个模式。前者是毛泽东模式，包括绝对剥夺个人自由，绝对封杀一切个人生产方式，严密封锁控制整个社会，不断制造政治迫害及发动政治运动，经济上完全不遵守规律，疯狂的破坏性的摧毁经济生产制度。一九七六年后是邓小平模式，共产党不得不接受严峻的现实，它面临著“三信危机”－－即人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仰，对共产党不信任，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为此，邓小平抛出“白猫黑猫”政策，实际上是承续中国历史上的“让步政策”。有限度的扩大个人政治上、经济上的自由度，允许资本主义复辟，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给人民一个喘气生息的机会，以使共产党王朝延续下去。实则邓本人对共产主义失去了信心，告诉大家以后一切靠“摸石头过河”了。毛式或邓式的共产党政权在本质上并无区别，请看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定下的“六项标准”与一九七八年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两者没有根本性区别。

   昨天的赵紫阳、胡耀邦，今天的江泽民，明天的胡锦涛，或许在个人人品及某一事情的观点上有差异，就如猫有白色黑色之分，但本质上都是“猫”，老共产党人，新共产党人都是共产党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内还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一个按电钮转动埋葬共产党政权的机器的人。但是，并不是不可能出现。

   共产主义制度是制度问题，不仅是那个领导人好坏的问题；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内目前确实存在一些派别，应该说这是权力场内斗争过程中的常规现象。各派别之间也许有政治上政策上的差异，但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派别可能站到“体制”外来，更说不上有某派别真正是民主自由派；把中共内部某一位领导人或某一派别放到“唯一政治力量”的位置上的说法，是罔顾现实情况的。今天中国大陆农民求生存，工人们求变革，宗教活动蓬勃发展，寻求自由、反压迫，知识份子的思想活跃与敢言等等形成了社会变革的巨大政治力量。我们要求的是正义的审判，公正的历史结论。如果期待一个历史上残害了无数人命的政党中的所谓民主派来给予平反，就是说人们还要在这个政党统治下跪著生存。一些奴才相的人求平反的心情，但是历史绝不会这样发展的。

   有人说中国这么大，这么复杂，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根本不适合中国，中国自有特色，不搞个权威就会天下大乱，内战饥荒跟著就来，这无益于全民族，所以不如有一个“好一点的，民主一点的”共产党政权来过渡一下。祈求整个社会和平的，渐进的提高自由民主及人权的思想意识，及注重改进经济生活水平，这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今天掌握著权力的人是否愿意接受渐进过程？这些权力狂有可能放弃权力，接受历史潮流吗？目前掌握权力的共产党僭主政权不是在变本加厉的镇压人民吗？有一条是最易做到，最好的测试，就是允许不同的人发表不同的意见及看法，即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这可是和平的，渐进的方式。请问北京政权能做到吗？

   （本文转引自网络无名氏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