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行中国社会的转型？如何创建中国的政治权威？这，当然牵涉到中国社会的条件、特点等等"国情"尤其是"民性"。下面，我们不妨借用一些实例，进行深入观察。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六日－－六月四日在北京发生、而后波及全国数百城市、最后以史无前例的街头大屠杀，淹没在血泊中的人民运动，以其悲壮性载入史册，并被追悼为"民主运动" 评价为"一次规模更大的五四运动"。

   然而，这并不是一次单纯的五四运动，而是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和"五四运动"的结合：五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宣布军事戒严之前，这是一次类似公车上书的和平请愿；五月十九日军事戒严后，逐渐演变为类似五四运动的对抗性活动。这个双重性质告诉我们：屠杀发生后，人民起而应对"暴乱"的人民解放军的，乃是自卫的民变，正因为它是被当局的"错施"给挑动起来的，所以人民并没有形成自觉的"武装意识"，也就不可能对血腥镇压作出有效反击，更不可能推翻中共反革命政权，缔造民主政治。

   公车上书是体制内的，五四运动则是体制外的，五四运动的宗旨是"打倒卖国政府"、"严惩卖国贼"。试问，"五十天请愿"的前期(戒严前)何曾自觉提出这样革命性纲领？相反，它主要是恳求共产党政府"可怜可怜学生的爱国热情"，"千万不要开枪镇压"；成千万上亿的民众之所以"上街游行"，是出自同情，和凑热闹、好表演、随大流的民情，这就决定了，全国大多数民众不可能自觉反抗戒严令下的屠杀。可怜的学生、市民、知识份子，始终都在寻求合法性：签名、上书、呼吁召开人大会议、盼望赵紫阳复出收恰残局……甚至戒严后，多数人依然如此"抱着美好的希望"。

   最让人"感动"的是：戒严令下达前，亿万人民上街声援绝食学生；戒严令下达后，游行示威依然此起彼伏；大屠杀发生后，抗议者巨减，群众多做壁上观，而为首份子则纷纷逃窜，甚至带着预先准备好的护照和经费逃离国内；屠杀数月之后，人人过关的汇报思想、检查错误席卷全国；屠杀过后数年，许多人真正转变立场、重新评价屠杀的积极意义……不少人甚至发明了"屠杀有功论"、"请愿有罪论" ，而这些家伙中的许多人，竟然参加过请愿，甚至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申请了"六四绿卡"！

   就"五十天请愿"的起因看，它是人民对"邓小平的洋务运动"失败(一九八八年"硬闯物价关"遭到惨败)所作的反应；正如公年上书是对"西太后的洋务运动"失败(甲午战争的惨败)所作的反应，这雌雄两位老佛爷"垂帘听政"的不同处境，只是由于"内忧"、"外患"的区别：邓小平气愤学生悼念他的政敌；西太后刚吃败仗则不敢镇压。但这两次请愿的目的，都是在"经济改革失败"的危机中，要求施行"政治改革，目的还是为现政权变法图存－－这与五四运动号召推翻政府，具有质的不同："改良"与"革命。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的戒严至六月四日大屠杀之间的"反政府"和六四大屠杀之后的恐惧、忿恨、绝望是一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臣民，从此将被逼无奈从改良走向革命，尽管它本身还不是革命，更不是少数逃窜国外的绝食者为自抬身价拍电影而鼓噪的什么"没有完成的革命"。

   公车上书和"五十天请愿"(下面我们将谈到，它是一场传统的"人民运动"，但还不是现代性的"民主运动")，都是由知识份子(科举时代叫"太学生")发起的，事实上，中国更早历史上的许多王朝末日，都是由这种"太学生的抗议"而触发的，东汉(西元九－－二二0年)末年的"党锢之祸"和明朝(西元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末年的搜捕东林党人，是最为著名的事例。由于这种王朝末日现象的普遍性、规律性，"党锢之祸"已经抽象为一个专有名词，用以指代：

   1，统治集团的腐败，造成知识阶层的"清议横溢"；制度危机增强了"政制"的压力;

   2，统治阶级(包恬"社会名流"和太学生)的分裂，使最高统治者日益孤立；社会分裂，使传统的社会控制系统如道德、舆论等莫衷一是，从而瘫痪；

   3，最高统治者（皇帝和僭主）不得不动用最后的社会控制手段如警察、军队，施行"摘下面具的镇压"；

   4，逮捕、监禁、杀害书斋里的持不同政见者，把他们赶出统治阶层，"禁锢不用"－－并使他们逃亡或失业，从而造就一大批自愿或不自愿的"职业革命家"；

   5，这种镇压消除不了"动乱的社会根源"，但能冻结抗议的局面，结果，使腐败势力更为嚣张，腐败加剧；使体制改良更加遥遥无望，在使最高统治者进一步丧失人心的同时，逼使"新生的职业革命家"通过逃亡，把新的精神向社会下层不断输送；

   6，下层统治阶级("文士")因此分化为"隐士"与"谋士"，前者拒绝支持统治集团，独善其身；后者开始与民间义士结合，注定在下个回合中，成为起义队伍的中坚力量；

   7，统治机能日趋硬化，任何革新的企图，无法回避党锢之祸的死结……

   谁能否认，"六因人屠杀"以来的中围局势，正与上述"王朝末现象"惊人地一致；至于说到现代性的"民主运动"，那么它的主流则必须是以"民主政治"为最高价值本位，而不是请求廉洁政治(如打倒"官倒")。但"五十天请愿"的主动力和最能号召人心的，却是"反腐败"！即，是党锢之祸的的主题，而不是民主政治的主题。

   当时，"民主"的口号只是作为反腐败的方法、途径而提出的(既然如此，反腐败当然还有其它的方法、途径，而最终"犯不着为它去死")，这一精神区别，导致一九八九年的中国与一九八九－－一九九一年间东欧、苏联局势的不同结局。

   即使在"利用民主" (作为方法、途径而不是作为目的，当然只是"利用"，而说不上"献身")的层次上，"五十天请愿"也只是提出了"开放报禁"、"新闻自由"等清议要求，而没有提出"开放党禁"、"自由选举"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而开放报禁的新闻自由，恰巧是与"王朝末现象"中的党人们"开放清议"、"品评人物的自由"的要求，如出一辙。因为"结党"的要求，不仅会触犯共产党僭主专政的魔咒，而且也是中国的传统所不齿的("君子不党"、"狐群狗党"的成语很能说明这种心理，八九年学生声称他们要保持政治纯洁性即所谓知识份子的独立性，也属此类)，但剥夺说话的自由，却被中国传统视为暴政；所以，"五十天请愿"要求新闻自由而不要求结党自由，恰恰证明它不是民主运动，而是清议与请愿。清议者的请愿和争民主的运动，由于西方报刊电视的误认和错觉而被混为一谈。我们今天可以不去争议这错觉的起因，但却无法回避它的预后。

   1，如果"五十天请愿"是一场民主运动，那么，中国在屠夫邓小平死后，最多在屠杀的受益人江泽民下台后，将可以逐步走上和平演变的渐进民主道路；中国社会也可以由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加以整合；

   2， 如果"五十天请愿"主要还是一场党锢之祸，那么，邓小平之后的中国将难以由现代民主体制来加以整合，因为缺乏支持性的社会后盾，我们今天提出"是民主运动，还是党锢之祸"的问题，不是无聊的名词之争，而牵涉到中国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走向；是关系到每个中国人命运的根本问题。

   中国人说得好一点是讲究实效，说得坏一点是唯利是图，不关心抽象的理论与正义问题，因此只要能整合社会的，就被目为善的；以什么方式能够整合中国，就以什么方式整合，所以，中国民族的真正代言人，所关心的也主要是"怎样才能整合" 而不是"必须怎样整合"－－-这也是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问的最大区别。

   按"党锢之祸"的观点看中国的政治发展，"八九民运为什么会失败"这样的问题，提得太愚蠢。

   要知道，名士们的清议、太学生们的聚会，没有一次可以避免"失败"的！

   但退一步说，没有他们的"失败"，便没有摧毁腐朽王朝的武装起义，便没有新的政治格局降临中国大地。如果他们的清议与聚会"成功"了，反倒只能是对旧王朝的修修补补，使其多一次苟延残喘的机会，从而推迟根本的社会更新。

   我们承认，党锢之祸的惨状落在每个人头上是痛苦的，但总不能因为痛苦就模糊了洞察未来的眼力，总不能因为自己痛苦就抱怨民族，没有立即起义响应被牺牲者。因为起义毕竟是下一个历史阶段的事情，而不是立即。这种意义的"失败"，其实是一次巨大的民族召唤－－还有什么比这更彻底的宣传和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