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类流行观点，认为当今中国社会非常混乱，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期待一种人格，克里斯玛型的、富于超级魅力的领袖人格。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所谓历史，无非是人格的展示过程；如果中国要复兴，必须会涌现出伟大人格，这个人格的零头都要比邓小平、毛泽东、蒋介石、袁世凯、孙中山等僭主型人物的总和还要大，只有这样的新人格，才能克服二十世纪僭主遗产中的破坏性与消极性，带领中国走向未来。

   曾有部下问我，"这就意味着这位伟人将比毛泽东更有道德，是吧？"

   我说，"不仅更有道德自律和威望，而且更有治国能力，更符合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所要求的那种城市人格。"

   为什么？因为邓小平只是个能臣，没有全局眼光；毛泽东基本上是个农民，土产的造反派，没有国际观；蒋介石缺乏历史感，袁世凯没有骨气，孙中山缺乏实干能力。而现在的社会比起几十年以前，不知要复杂多少，随着中国社会城市化的深入，袁孙蒋毛邓那两下子，再也不能运转了。

   另方面，现在不少人尤其是老人们称道五十年代社会风尚如何好，甚至还有年轻人歌颂文革的屠杀；但文革和五十年代从哪儿来？从中华民国时期来，那时中国社会还没有被共产党"解放"。抗战对中国的损害很大，结果没经过几年，就调整成"黄金般的五十年代"，这说明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基础相当不错，而如今呢，谁能在十年八年内把中国社会调整到"黄金般的五十年代"，就堪称超人了。这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近五十年的统治，使得中国社会大大退步：现在的社会基础比四十年代的民国时代还要差！因为那时的中国才经历了不到四十年的僭主统治，而现在的中国，已经陷入僭主统治将近一百年了。

   僭主统治造成中国社会关系的全面混乱（也可以说中国社会关系的全面混乱加剧了僭主统治的残酷性）。

   突出表现为普遍缺乏职业道德，没有责任感，行为失范，形成了最危险的社会癌症。人们变得越来越好吃懒做，大家互相投机取巧，不愿勤奋工作。这种最危险的社会病，推动社会濒临解体。这种互相作用，已经使得僭主制度从内部开始溃烂了，维持着的，不过是个表皮还在的假象罢了。再专横的社会制度，都没有上述社会癌症的破坏性大，当然这种癌症是由专横的僭主制度造成的。现在的中国，"人已经不行了"－－合格的劳动力已经很难找到。早先人们说中国大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但现在中国工人是世界上最不勤劳的，这不是在指控群众，而是在分析一种社会形势：老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旧社会")下养成勤星的劳作习惯，但年轻人却是"红旗下长大"的，好逸恶劳的恶习被培养、滋长了。这些懒汉如果出国谋生，或是到外国资本家的企业里干活，在异样的社会环境下，才会显出勤快来，尽管工作能力已经萎缩，很难提到高水准了。

   人是有惰性的，现在我们假设中国全面私有化，一切都极为顺利，非常成功，把各方面的工作完全引上正轨了，人们都愿意好好干了……但是且慢，即使最成功，最快也得三十年以后才能见分晓！为什么？因为那里有一个"瓶颈"是无法超越的－－这就是已经被培养出来的好几代人的职业道德都已破坏，劳动力的质量从根本上瓦解了，如何一夜之间发生"飞跃的质变"？

   那些解放后－－文革前的老工人，他们虽然多干活并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好处，却还在勤勤恳恳地干活，这其实并不是他们个人的品质普遍优秀，而是因为他们也是普通人，也有一种惰性，所以，他们还是遵循着私人企业制度下养成的勤奋工作的老习惯。试想，一个社会要废除勤恳工作的好习惯，都要花掉二三十年时间，若想在好逸恶劳、投机取巧的世风下重新培养起勤恳工作的好习惯，两个二十年恐怕都不够，现在，再改革，再承包，再股份化、私有化，哪怕立即实行私有化，已经成年定型的大众，再也没有好好工作的能力了，因为他们很久以来已丧失了努力工作的能力和韧性。一个人从小懒散惯了，等上了年岁再让他投入激烈的竞争中，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不仅心理上承受不了，也根本不具备重新上紧发条的体质，不能每天认真工作十几小时而毫无怨言了（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连上下班所耗费的时间，普通上班族也要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

   职业道德和劳动质量的败落，具有多方面的后遗症。每个人都尽力运用自己的职权谋私利，结果整个社会就运转不灵了。人们彼此刁难，以显示自己个人的"权力"，结果社会的公共权力全面瓦解。例如，一位卖火车票的职员下班后，去食品店买东西，他明明看见一大块好肉就搁在柜台下面，但售货员就是不卖给他，他一肚子气没处撒，等他上班卖火车票时，当然不会平和地卖给顾客，他也要学习那个卖肉的，非把顾客折腾个够不成。可是那些被折腾得要死要活而又没买到车票的顾客又该作何感想呢？他们中有的手上多少还有那么点"权"，因为他们有职业，有职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意味着他有点权；他因此又可以运用职权去折磨别人，通过给人以不方便，来迫使别人向他行贿。结果互相折磨，卖肉的有一天也被卖车票的给折磨了。就这样，整个社会陷入内耗，人人怨天尤人，觉得社会对自己太不公平！这种内耗因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法改变的日常生活－－大家都觉得，内耗内耗，耗别人耗得还不够呢！因此，总还在寻找新的机会，想尽一切办法再去耗一耗别人。你不让他搞内耗，他觉得你占了我的便宜还不让我反击，那未免太不合情理了！社会风气如此这般恶性循环下去，无法挽回地沦丧了。

   正因为社会风尚这样沦丧，有的人们才大声呼唤克里斯玛型的人格，以解救社会危机、防止社会坠落，避免迫在眉睫的社会大崩溃。无奈，尽管我很理解这种想法，却要指出它在现行制度下的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因为克里斯玛型人格出来主导社会生活的第一先决条件，就是他必须在大革命中应运而生，没有一场彻底的结构大改组和所由兴起的社会大动荡，这种人格不仅成熟不了，即便偶然出现了，别人也不买他的帐，更不会追随他。群众会说，"你是人，我也是人，我为什么要听从你的召唤？"只有在极度的社会危机中，在巨大的社会破坏和超常的苦难之后，这种人格才有可能出来树立新的典范，并引导人民走向一个新的社会……所以，在共产党国家的和平演变中，社会只能越来越烂，这条"新权威之路"注定是走不通的。那么我们现在可以选择的道路又是什么呢？看来只有一条，等到苹果熟透了，自然落下来。

   时间不等人，形势不等人，社会的发展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常常取决社会心理的进程。如西太后在一九0五年同意召开立宪会议，仅比戊戌变法的百日维新晚了七年，但其势已去，人心无可挽回，和平演变已经无法解决满清的绝症了。为什么，很明显，当时大多数优秀份子、社会的中坚力量，已经对清廷极度失望与不信任，而决定走上革命道路，至少是保持中立，再也不支持这个宗社党一党专政的权力集团。满清政权即因这社会心态而注定覆灭。所以，我们看任何事业的成功可能，首先要观察其前提条件，即，能否吸收社会上最有活力的人们参加？能，就成；不能，则败。现在，大家看看，社会上最活跃、最有才干的人在参与什么活动，就一目了然了。他们在捞钱，不择手段地吃喝嫖赌。如果绝大多数优秀分子都游离在改革事业之外，这个事业是不会有光明前途的。

   当然，根据这个原理，当前中国社会的革命条件，还不成熟。因为梦想发财的人数，超过了希望革命的人数。不过，突变会发生的、形势会逆转的，时间会解决问题的。等到多数人的发财梦因为腐败的政治环境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不可避兔地破灭时，一场城市革命的条件就真正成熟了。城市革命，不但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一切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也理所当然是新的政治权威形成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