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政治权威是通向民主政治的桥梁，他产生于瓦解僭主专政的人民革命中，他不像僭主那样以"民主"做幌子，夺取政权后立即背叛民主的许诺如毛泽东。这不是因为他特别理想主义，而是因为他的理想不是亲西方思想如马列主义，而是要复兴中国的民族主义，他知道，为了建设强大的民族国家，必须召唤全民同心同德，而经过民主程序的宪法统治，则是达到民族主义的必要途径。甚至纳粹德国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任何措施都要透过一个合法程序；而中国共产党却完全不顾基本体面，朝令夕改，出尔反尔。

   为了说明新权威是通往民主政治的桥梁，我们首先要澄清一下"民主"的定义。

   怎样定义"民主"？如果列为一个理论问题，当然十分复杂，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与人，创造了不同的定义。如共产党僭主给民主下定义，简单分为"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而"无产阶级民主"与世界现代民主概念则完全背反，同名异实。共产党的"民主"，实际上是要做人民的主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永远专政下去。当然，如果回到平实的政治实践，民主问题是十分明了的。广义的民主包括两个层次：政治民主与社会自由。

   二十年前，一位专家比较北－－南朝鲜及大陆－－台湾这两组政治实体的社会状态，认为南朝鲜与台湾社会有社会自由(包括文化自由和经济自由)，但没有政治自由。在那里，只要新闻、学术、文化活动不涉及直接政治问题，如攻击政权，就享有自由权力。这主要由于，这两个"军事法西斯社会"，还有民间社会和独立的司法系统存在。政府只是依据戒严法和紧急状态法实行暂时的独裁，其政治结构在本质上还是自由主义的，尤其民法诉讼不归军事法庭审理。但是在中国大陆和北朝鲜，既没有社会自由(文化与经济的自由)，更没有政治的自由。那时的台湾和南朝鲜，虽无政治民主，但有社会自由。戒严状态下的军事独裁社会，享有的社会自由，是一种"制度保障的权利"－－这是共产党僭主专政下的社会，不可能想象的。

   无论政治民主还是社会自由，都与社会的多元化结构密不可分，带有强烈的大众参与的性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也是实现大众社会所必须经过的社会动员。而多元化结构和大众参与的性质也并不是人权主义的点缀品，它是个竞争中的主权国家和国家集团("战国")，为充分调动内部人民的主动性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社会动员的机制，从这种意义上说，所谓"民主政治"是通过社会动员来造就现代国家的最有效、最难以回避的途径。

   民主政治的形成正是在国际多元化的情况下，是典型的小邦林立的国际社会，这跟传统中国的大一统社会格局完全背反。各小邦间(先是意大利各城邦，后来蔓延、扩张为西欧各民族国家)的互相竞争，使各自内部的经济效率、司法公正、政治开明逐渐发展起来，这与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的"选贤与能"、"不断国之祀，不绝人之后"的内部宽容，有不谋而合之处。这表明，民主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外竞争的政治利器。也就是说，民主制度有肋于提高国民素质，提升国民的竟争力。如法国在大革命以前，在英法争霸中吃了败仗，引起了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触发了对国王政府的信任危机而一发不可收治，最后导致了民主革命。而民主革命后，法国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大大提高了，拿破仑时代一举对外扩张到整个欧洲，就是民主革命的丰硕成果。即使是在拿破仑时代的活力消失之后，它也始终在欧洲大陆上拥有一种稳定的支配地位。德国在法国的压迫下，无法实现正常的民主政治形态的社会动员，走了另条道路，用国家社会主义来实现现代化，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和俄国的共产主义相似，都是在首先实现了社会动员的英、法等国的压力下，铤而走险的现代化道路。尤其是后者，表面上反现代，反西方，实际上比西方自己还要羡慕西方，结果摆出一副反西方、反民主的架势，来不择手段地推行西方化，其最终结果依然是导向民主化。因为民主政治是与一个国家提升对外竞争力的需要，紧密相联的。

   只有在获得民主政治以后，一个社会的对外竞争力才能稳定提高。一个社会如果对内实行僭主专政、对外闭关锁国，其对外竞争力必受他人制约，必会抑制公民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积极性，结果导致国弱民贫，毫不足怪。一个社会如果对内实行僭主专政、对外适度开放，其对外竞争力还是受到他人制约，必然仰人鼻息度日，中国在九十年代之所以对西方强权步步退让，就是因为受到僭主政权的内部限制，力不能充分张扬。可见民主政治不仅与现代国家互为表里，而且是现代社会业已成熟的标志。

   这突出表现在，一个传统型的国家若不经历一场以城市为轴心的民主革命（城市革命），是无法进入现代世界的，中国迄今为止还缺乏这样一场革命。有人会说，"文化人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以城市为轴心的革命……可惜，它是依靠僭主自上而下地导演的，这个"无齿"的僭主后来还背叛革命，使革命失败。

   一九八九年的"五十天请愿"，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出现的以城市为轴心的、群众自发的迅速的社会动员，可惜它虽有城市性格但却不是革命，所以无法在农村的阴影(这在八九年是以农民兵和农民出身的共党军头为代表的)下形成城市人格；它还来不及动员起工人尤其是农民大众的民族觉悟，把他们卷入中华民族国家的社会动员的涡流中，迫使他们豹变为新的民族。

   政治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其他方面现代化的天然盟友、没有这位天然盟友，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必不能成功。

   这从其他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蜕变过程，也可以得到充分证明。从传统政治(这大体体现为君主政治或是神权政治)到僭主专政再到民主政治的转型，在欧洲首先是从意大利城邦开始的，马基雅维理的《王子论》就是为意大利城邦的小僭主们张目的。这一转型，后来在荷兰、英国、法国－－以武装冲突的形式重演，在北欧则以和平方式实现，而在德国、俄国则引起了世界大战。在传统型向现代型社会的演变中，人们首先接触到的自然是全民要求民主参与的运动，然后才从这民主运动中形成民主的制度，最后在民主制度的保障下，整个民族才可能形成一种民主社会的文化，从而完成从政治民主到社会自由的过渡。这种民主运动甚至在德国(一八四八年)和俄国(一九0五年)这两个走上了反民主的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也曾经一度胜利。只是由于他们国力太弱，外部干预太强，才权宜地采取强权的铁血政策（国家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以实现社会动员。但这种专政终非长久之计，因为它无法克服内部紧张；所以最终的民主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总之，不经过民主运动，无法普及民主意识；不普及民主意识，无法实现彻底的社会动员；不实现社会动员，无法造就政治民主;不造就政治民主，无法达到社会自由。常态的国家，是把其政治建立在文化之上，革命的国家则是以其文化服从于政治，从而形成了一种倒挂式的、"憎主政治挂帅"的极端社会动员形态。正是在这意义上，我们已经认识到，僭主政治不过是通往民主制度的驿站，而且是极为原始的驿站。

   一次大战和二战、冷战的结局表明，僭主政体的动员方式，远比民主政治来得低销，甚至僭主政治的谎言，也不如民主政治的谎言令人信服。故此，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的造谣诬蔑有人相信，但塔斯社、新华社的造谣诬蔑却无人理会。事实还证明，若不经过民主运动和民主意识的觉醒(这在德国是一八四八年革命，在俄国是一九0五年革命，在中国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甚至不经过其后的僭主专政时代(而不仅仅是"反革命复辟")，民主政治制度在一个传统社会是难以孕育成熟的。甚至像英国那样具有十三世纪《大宪章》以来的贵族民主扎根传统的社会，也还要经历克伦威尔二十年的僭主专政，而贵族民主传统较为薄弱的法国，则经历了从拿破仑一世到拿破仑三世的反复较量的七十年断断续续的僭主专政，因为，说穿了，民主政治就是"强者与强者之间的妥协"、而在强者和弱者之间，是无需也是不可能达成什么"平等对话的民主谅解"的。所以一九八九年北京街头的学生和其后的海外职业民运要求和共产党僭主"对话"的陈请请愿，从"可行性"和"操作性"(这二性是他们最喜欢谈论的)上着眼，价值是零。甚至是负数：自取其辱罢了。如果从和平演变的最佳可能看，也大概提早了三十年。

   相反，如果像共产党僭主的御用文人那样，借口中国民族尚未形成"民主文化"就无法开创民主制度，那就是本末倒置的诡辩。因为民主文化是在民主制度形成之后生长起来的。民主的文化也即"大众文化"，这种文化虽然带有文化哲学意义上的许多消极性(尤其是和贵族文化、精英文化相比)，但我们却看到这种(类似于西元前二千年左右地中海文明所谓"希腊化"时期的)现代大众文化，是作为现代经济、现代政治以及最终是现代世界战略的伴生物而出现的，因而具有不可避免性。这种文化所包含的消极性，是作为"全面彻底地社会动员以增强国力"这一积极进程的副作用而出现的，因此是无可奈何的事。它的正面作用则是保护民主制度不受野心家和潜在僭主们以非法行为控制国家的威胁。

   民主文化、民主习惯虽然形成在后，但民主意识必须先行，以便巩固民主运动的积极成果，促成民主制度的实现，民主意识(运动)－－民主制度－－民主文化，构成了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演变的三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