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是城市文明，现代化变革因此必定是发源于城市并以城市为轴心而辐射开来 的革命。其革命的基本力量，不是农民而是市民，不是区域割据势力而是全国性的政治联盟。

   苏共的十月夺权曾是城市革命，但中共的十月建"国"却只是农村革命。所以苏共夺权后可以使得俄国迅速 工业化，中共夺权后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苏共再差劲，其基本力量毕竟是由城里人构成；中共却是农村 起源的地方割据势力，完全缺乏管理全国城市的经验，甚至没有经营城市以推进现代化的意识。所以几十年 来，中共统治农村要比统治城市成功得多；五十多年过去了，城市管理还是混乱不堪，中共跟着城市走都是力有未逮， 根本谈不上去规划、指导城市的发展。

   从各民族文明发展史来看，革新的、反传统力量的堡垒，始终是城市而不是农村发展起来的。甚至在"欧 洲中世纪黑暗时代"和"中国文革黑暗时代"这两个以极端意识形态化来改造社会的大变局中，星星点点 的城市，虽然凋敝且日益农村化，但毕竟还是残存不灭的文明保留地，为日后的文化复兴埋下了种子。

   城市集中了各种优势，城市生活具有新奇和刺激的特点，促进交流因而促进了革新，从而成为推 进人类文明的火车头。只要看一眼"世界历史大事纪"就可以清楚：所谓文明史，就是城市的历史，而且是以城市为中心而创造 出来的历史！换言之，当人们说"史前社会"这一概念时，那就是在指代一个还没有出现城市的原始文明；而一个 进入了历史状态的文明社会（城市）如果被农业、游牧甚至游猎的社会所征服，通常称它开始了一种"野蛮化 过程"。如中国历史上的五胡乱华、蒙古入主，希腊历史上的多利斯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历史上的日耳曼蛮族入侵， 以及近代中国城市主导权的丧失、农村盲流(毛泽东)崛起主导僭主政治等等进程所导致的全面野蛮化过程， 都是反城市力量对城市的反击与清算。毛泽东思想的晚期阐释者张春桥称此野蛮化过程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他所谓的"资产阶级"，其实也就是城市力量的代称。邓小平表面上是个"改革派"，属于 城市化程度高于毛派份子的中共留学生派，其实骨子里也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在执行了六四 大屠杀、镇压城市力量改革的呼吁请愿之后，邓小平宣称，请愿者（戒严前）和抗议者（戒严后）是 "企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邓小平此语也就是承认 请愿、抗议者实际上代表了城市力量，而他们的抗议，是针对农村起源的中国第三波僭主政治的。

   所谓第一波僭主政治，是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和其他军阀，如孙传芳、张作霖张学良父子、阎锡山、冯玉祥等等。

   所谓第二波僭主政治，是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卖国政策所形成的党阀统治，其代表人物是汪精卫、蒋介石； 从孙中山"联俄容共"（勾结苏联）的引狼入室，到汪精卫"曲线救国"（勾结日本）的开门揖盗，其实一脉相承。

   所谓第三波僭主政治，是李大钊、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苏联鹰犬为代表的共产党党阀军阀财阀学阀的全面专政。 它把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党阀的罪恶性，发展到最高阶段；是全球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次的特大邪恶。

   在中共的教科书中，把起源于满清汉官系统（包括文官武官）的第一波僭主政治 叫做"残余封建势力"；把起源于城市中层的第二波僭主政治力量叫做"资产阶级革命"； 而把起源于社会边缘和农村底层的第三波僭主政治叫做"无产阶级革命"。

   邓小平宣称八九年请愿者（戒严前）和抗议者（戒严后）"企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表明从农村土地主起家的邓小平，依然视城市革新力量为敌人。而确确实实， 中共僭主集团的核心人物，大多是农村出身，与辛亥革命人物大多是城市出身确有差别。

   而中国现代化的近期目标，就是要建立民族国家，也就是要建立邓小平所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就是让 全民都有机会成为中产阶级的共和国；从而彻底铲除了僭主专政这一不成熟的过渡现象。

   回顾历史，文明脱离"史前社会"的时候，不仅像人们通常认为的只是开始拥有文字记录，而且必定开 始拥有城市以为扩张的后盾。因为文字记录虽然对后世的考古学家具有特别的座标意义，但在当时， 文字的主要功能是组织城市生活、推动城市文明。文字记录与城市生活是互为表里的， 城市相当于硬件，文字相当于软件，某社会一旦进入文字时期，也就必然出现城市。

   但中国现代史所展现的野蛮化过程，却走了一条相反的、独特的道路，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

   不少中外御用文人常常为虎作伥地宣传说，农村包围城市是毛泽东的创举。其实，这种论调是对历史的完全无知。稍有 常识的人会立即明白：所谓"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全国政权" 并非毛的发明，而是古今中外一 切蛮族军事集团的看家本领，蒙古人就是这样包围巴格达、北京和欧亚各个城市文明并聚而歼之。尽 管他们不是农民，而是游牧民。在中国内部，洪秀全、李自成、朱元璋、黄巢、张角、绿林赤眉、陈胜吴广， 早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家"。要说毛泽东的"贡献"，那主 要在于盗用一套外来新语汇（马列主义）来讲述中国老故事（盲流造反）。在当时当地，这也是由具体 条件促成的。如在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北伐成功，打倒军阀、树立党阀的目的已经达到，这样， 孙中山为获得俄国军火和军事顾问而无原则实行的"联俄容共"的卖国政策，开始受到质疑。 因为联俄容共已经被中国社会的中庸力量、著名的"西山会议派"，视为引狼入室的卖身契。

   中国共产党的造反，按照苏共指示的共产主义模式，听命于"共产国际"(相当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 "蛮族联盟"如"蒙古大会")，只能在中国"把野蛮化进行到底"("把革命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等等)，目的是要在中国培养苏联的卫星国。但这与中国建立民族国家的目标，是完全不同的。 要是没有日寇对中国的更野蛮的侵略，中共的野蛮化谋图本来是会水月镜花的，例如到三十年代初期，中共策划 的反动的城市暴动一一遭到惨败，到三十年代中期，中共策划的"农村包围城市"也以流窜陕北、依托外蒙、随 时准备逃亡苏联主子而告终。所谓中共1934－35年间的"长征"，实际上开了汪精卫1940年代 自重庆经河内、香港到上海南京投降日寇"曲线救国"的长征之先河！汪精卫的长征不就是曲线救国吗？毛泽东的曲线救国不就是长征吗？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所谓"长征"，是地地道道的卖国行为、汉奸战役、叛国投敌运动！

   很自然，中共祸乱中国的阶级斗争等内战，加速了日本侵略的步伐，等日本于一九三一年吞 并东北并危及苏联的安全之后，斯大林的中国观才逐渐发生转变，指示中共不应再搞内部颠覆了，而应当和 国民党合作，联合抗日，分散日本对苏联的压力，让中国为苏联火中取栗。共产国际为此专门秘密派出代表 前往延安。

   北方蛮族俄罗斯的儿皇帝湖南汉苗杂交的毛泽东这才发现，以共产主义革命的名义在中国推行的野蛮化过程要想成功， 必须作出策略上的根本改变，即在"农村包围城市"的公然野蛮中，披上"统一战线"的羊皮。中共 的土包子无法执行苏共的城里人所采取的"无产阶级革命"，只得用"统战"来取代苏联蛮族式的直接革命，这条 "土匪道路加马列主义宣传"的模式，最后竟然走通了，完全出乎苏联的布尔什维克的城市头脑的意料之外。

   毛泽东说过，斯大林因此认为中共革命是假的。只是在"抗美援朝"的血战显示了中共的军事力量之 后，仅仅懂得犹太人卡尔.马克思所谓"武器的批判"的格鲁吉亚人斯大林，才在礼仪上承认苗民杂种的毛泽东 领导的中共革命真的成功了，就像格鲁吉亚人也可以领导俄国人的革命。因为城里的流氓斯大林认定"农村包围城市"是胡言乱语、 "富农路线"、"托派策略"，不可能成功的。

   马恩列斯都是城里人，他们的革命观念都是强调城市中心的。按照社会发展五阶 段论，不管奴隶制，还是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 所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运动，都首先兴起在城市，且是由先进的城市扩散 开来，推动农村和其它落后地区向前的。那中国怎会例外呢？

   当然，斯大林完全不懂中国久已脱离封建社会并长期受到蛮族入侵的特点，不懂得 "农村包围城市"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下，在中国历来行之有效；所以身为格鲁 吉亚屠夫的斯大林，派出王明等打手来到中国，指导中共的事务。直到毛泽东即将入主北京、登上金銮殿、 黄袍加身的时候，斯大林还是力图说服毛泽东等儿子党徒不要打过长江，而以长江为界，把中国彻底分割 如东西德、南北韩。

   有人从地缘政治的强权观念考虑这问题，认为斯大林是想把中国分割为两大块，分而治之，造成 中国南北朝对峙的政治格局，以便分而治之，便于日后干预中国内部事务。也有人从二战的残酷性着 眼，认为斯大林被希特勒打怕了，不愿再为支持中共夺权，冒和美国发生全面冲突的危险。

   我看这两者都不是根本的，因为斯大林后来支持了朝鲜战争。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始终不能真正 相信，一场"共产主义革命"怎么可能由农村包围城市获得成功。因此他对中共领导层的列宁主义性 质，根深蒂固地不信任。但是这条道路的成功，并不能证明斯大林错误，因为中共革命确实不是城市 革命，而是反城市的反动、反革命，也就是社会进化意义的历史大倒退。这条道路只有中国能走通，许多模仿无一 成功，像菲律宾新人民军和东盟国家的共产党叛乱、格瓦拉在玻利维亚从事的恐怖活动等等。而越南1954年的奠边府 和1975年的攻陷西贡，是由于中共得到支援，所以是特别例外。这表明中国的农村包围城市也像列宁的城市暴动一样，只是权宜之计， 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特别适宜习惯了蛮族入主和土皇帝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

   中国幅员广大， 内部回旋余地充分；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力量，多以落后的"三不管边区"为根据地，然后发展壮大。

   这种利用"中国特殊国情"所实现的"红色割据"即共产党武装叛乱模式， 对小国完全无用。比如新加坡这种国家郊区很小，农村怎么包围城市？像泰国、缅 甸这种国家，仰光、曼谷等首都，离边境、农村也都不远，几百公里而已，所以在他们那种环境中，农 村无法包围城市。

   特定条件下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现在已经飘逝了，但它的遗产依然存留，它在中国形 成了不幸的小和尚传统，造成野蛮化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习惯性思维，支配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史。即 使中共大彻大悟，悔过式地"改革开放"，也无法摆脱它的遗产，中共军事僭主集团这几十年的活动， 不论在武装夺权时期，还是在建政后经济建设过程中，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习惯为宗旨。如"大炼钢铁运动"，也 是变相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运用，它以农村式的"小高炉"代替城市的高度集 约化生产，邓小平悔过式的改革开放中，也如此农村改革先行，搞得热气腾腾。但是农村能不能创造 一种新型的现代文明？这曾是毛泽东的梦想，但是不可能。所以农村起家的中共僭主集团即使改革开放， 也不得不从农村开始，而一旦进入城市改革阶段，马上阵脚大乱。

   十分简单，因为土八路玩不转洋玩意儿。如农贸市场比超级市场，难道 可能是一种进步现象吗？再如农村的中小乡镇企比现代化的大型企业，难道可能 是一种进步现象吗＃靠把田地分成一小块一小块，包产到户，难道比集约化的农场 经营更为进步吗？？？显然不可能！它们只是造成大量污染、资源浪费、伪劣产品充斥市场罢了。 因为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看，分散生产比规模经营的效率，远远低下。资源与技术越是集中使用， 效率就越高，成本越就低，价格就越便宜。因此高度的城市化，是工业化社会的不可逃避的后果。

   现代化生产，要求流水线作业，致使各个工厂分工越来越细。小而全的乡镇企业、毛派经济，是富 农路线的产物，是土财主式的现代化白日梦，与此完全背道而驰。乡镇企业浪费 资源，分割农田使大型水利都荒废了，使得中国大陆"六四大屠杀"之后（进入九十年代）年年洪水爆发。 这绝不是偶然的。再加上承包制回避产权问题，"租赁"造成无责任感，所以农 民拼命榨取地力，滥施化肥，造成土质板结……这些破坏性后果都是中共土财主"农村包围城市"传统的罪恶遗产。

   传统一旦形成，就仿佛死结，相当顽固。"统"兼有"体统"、"统治"诸义，总之，可以称之 为"结构"。"传统" 就是传承下来的结构。这些结构或组成结构的要素，包括社会关系、文化认 同以及心理习惯诸层面，是人类社会的软件，比硬件如有形的建筑等等更加顽固，难以改变。而现代性 的变革，都意味摧毁这种土八路结构。这是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

   甚至在号称"纯科学"的自然科学领域中，也有传统与变革的这种斗争，如科学的进步，要依赖科学 界中前进的、活跃的反传统力量，这样，科学才能从常规中解脱出来，完成规范上的革命，形成新的科学系统、新的科学结构。

   我们要超越中共的土八路传统，必须具有新的城市教养。在现代国际城市文明的条件下，尤其是 需要吸收国际性的知识、教养，否则就只能像共产党的政策治国那样，原地打转，顽冥不化，无法与 世界接轨，坐不上世界圆桌会议。对中国进入现代化社会的关键一战－－全民总动员的城市革命来说， 土财主如洪秀全的失败，是个殷鉴。他显然也想超越当时的传统，所以引进基督教。无余他教养太差、国际性眼界全无。所以他的"超 越"所种下的还是原地打转的灾难，反而拖延了传统的革新过程，一开始，西方人被"拜上帝会"的 基督教语言唬住了，但很快他们发现，"洪秀全思想"和基督教精神相距太远，拜上帝会这伙人非常 不现实，满脑袋都是自制的幻觉，比后来居上的中共还要昧于世界大势，因为中共要员毕竟受过共产国际 的专业的颠覆性训练。

   尤其要警惕的陷阱是，原本是说服别人的宣传辞令，结果自己也深信不移。谎言重复太多，自己 也流于迷信。凡是一个政治力量新兴时，大都缺乏人力物力，只能借助宣传来吸引群众。这些宣传辞 令他们自己并不相信，这就是马基雅维里斯说的，"一个君主不可以真信宗教，以免妨碍其政治事业，但 他必须让群众觉得他虔诚，以便博取信任。"但这种手段使用过分，十分危险。一些德国人的回忆录 说明，希搞勒也如此陷入困境。他起初觉得德国因为《凡尔赛和约》受骗上当，极思报仇雪恨，为鼓 舞士气，才宣传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性。那套庸俗低级种族主义思想，是为吸引群众，本人起初并不真信。可是 后来，剧场效果逐渐起了作用，较为清醒的理智，随宣传机器的重复和政治上的节节胜利，就迷失了 －－希特勒也像洪秀全一样落入自己掘下的思想陷阱，真的相信自己宣传的那套语汇是战无不胜的， 从而一步步走向失败。

   试想，人的种族固然有优劣之分，但这不同怎么可能以语言民族来划分呢？

   试想，一个普通的德国人或是日本人，怎么可能比俄国人或是中国人中的优秀份子还要优秀呢？

   如果使用一些低劣的德国人或是日本人，去统治优秀的俄国人或是中国人，怎么可能获得成功并长治久安呢？

   应该说，在这种意义上，德国人的政治智慧远远不如罗马人；而日本人的政治智慧远远不如满清人。 因为罗马人和满清人都懂得要使用当地民族中的优秀人材去统治那些民族。在近代，英语民族的类似能力 也要远远高于德国、日本，所以一战与二战的结局并不是偶然的。

   在未来的中国，如果全民总动员的城市革命所借用的鼓动群众的意识形态，竟也使得革命力量自身也模糊 了观察力甚至丧失了判断力，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如果革命中兴起的新型政治权威，竟也在节节胜利的陶醉下， 逐渐堕入自己设计的幻觉之中，以为业已获得的胜利是永久的、无条件的，是可以脱离人民的支持而有恃无恐的， 甚至狂妄地以为，"上帝永远站在我们一边"，干什么违背原则、伤害法律的事情，都不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那结果一定是像共产党那样遭到全民族的唾弃。

   可见，清醒的现实主义，是良好政治的第一要义！而这要求新型的政治权威 保持清醒的头脑，切忌迷乱于自己炮制的意识形态神话。

   "上帝可能站在你这一边。但不可能永远。"－－这个警告适用于一切政治的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