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总动员－－全民公决－－新的法律政治权威的诞生，这是中国走向民族国家的道路。这样的民族再生 不是发自某位权威人士的任意胡来，而是民族整体在法律框架下，勇敢肩负起创造历史的责任。

   当日内瓦浪人让·雅克·卢梭断言"人生来是自由"的时候，他的命题还没有融入一百多年来精 神分析的成就，否则他会重新考虑这命题的合理性。创造－－生存和破坏－－死亡这两个母题，作为人生 的两面相，从"人之初、性本善"之际，就框定了人的选择及其限度。生存即是反抗死亡，死亡即是终止 抵抗；故世有"形存神灭的走肉行尸"一说。以此析之，法国人保罗.萨特所谓"自由选择"的意志 导向论，也就包括了一个注定的矛盾：既然是"选择"（大多皆有条件择一以排它），既然 是在条件中，人又怎么可能是"自由"的呢？这些欧洲人怎么不理解，自由，永远是和肩负责任，紧密相连。 或者是我们的洋奴在翻译外国文学的时候，有意无意地误译了？

   中国民族的新生，终究要以我们自己的方式而不是洋人的方式，形成某种法典意义的人格化形式，以彪炳历史。

   那"体现了民族良心的铁腕人物"，是民族法典的体现，是法律的兑现者、解释者。民族法典的体现者， 能激活亡国奴众业已麻痹千年的尊严。他，坚定而灵巧、无情而感人、 严肃的个性与仁爱的涵养、冷峻的战略与随缘的禅思，是如此协调地汇聚于他，毫不奇怪。要消除 二十世纪僭主们的全部恶劣影响，就需要一位比这些用各种意识形态包装起来的投机僭主们更有德行的人！ 要消解百年革命的后遗症，就需要一场铲除百年革命之全部后遗症和全部社会基础的"最后一场革命"！

   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那么，为了中国的新生－－让我们拥戴一位！

   如果没有这样的革命，那么，为了中国的新生－－让我们创造一场！

   他，必将带来空前的"城市力度感"。

   他，必能完成中国百年未成的慢性革命。如果他失败了，中国的富强，将永远是个苍白的白日梦。 所以，他不能失败。为了民族法典(因而也就是民族)的胜利，我们理应做出一切牺牲。

   明成祖的雄才远略、唐太宗的左右逢源、汉高祖的知人善辨、秦始皇的登山刻石－－在民族法典的 体现者面前，都是小小的把戏、夹生的半成品。

   这不是因为他"生得伟大"，仿佛那些极欲熏心的帝王神话，而是因为他面临的挑战，比那些古 代帝王曾经面临的，要严峻得多、复杂得多、急迫得多，如果他没有具备"超帝王"的天赋与修炼， 就不免被这空前的挑战，碾为齑粉并死无葬身之地！

   中国近代历史的强大压力，迫使民族法典的体现者起而应战。

   中国民族心中的精神家园，簇拥民族法典的体现者无畏无惧。

   民族法典的体现者清醒地知道，在他前面，还没有一个现代意义的"中国民族"。也就是说，尽管遭受了一百年 脱胎换骨的修炼，新的民族还刚刚抵达升起的地平－－作为世界气候开始变化的征兆； 因此中国的立法工作是至关重要的，民族法典是推动一个新民族的诞生成长同化扩张所必不可少的阶梯。

   逝去的历史典籍老是喋喋不休地告诉人们，两千年来，只有"秦人"、"汉人"、"魏晋人"、"唐人"、 "宋人"、"元人"、"明人"、"清人"，"中国国民党人"、"中国共产党人"……充塞字里行间。

   但是快了。就会有名实相符、表里如一的"中国民族"－－出现在远东世界的晨雾中！ 并以之弥合，前此两千年的民族分裂。党派不再和王朝一样，分裂民族。

   中国的国号，将是简单明快的"中国"二字，不再需要任何附加的赘物，如"中华帝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之类的神话鬼话人言兽言。而以往的赘物如"帝"、"民"、"人民共和"，为证明自己 不是赘物，竞相彼此招魂"以示区别"，结果反而分裂了民族。如袁世凯以"中华帝国" 区别于"中华民国"；毛泽东又以"中华人民共相国"区别于"中华民国"－－每一次这样 的"改朝焕代"，都是巨大的民族灾难。看看我们所藐视的小日本，一百年来换过几次 国号？一千年来又换过几次国号？！所以他们这些下国比我们中华上国，反而具有凝聚力。

   城市革命的中国，将激活中国的凝聚力，将证明自己真正具有：

   作为民族整体的有机存在、

   精神领域生生不息的能量、

   周旋于现代世界的技术潜力。

   －－这，才是"我们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