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辛亥革命的"早产儿" 鲁迅与毛泽东

   今年，辛亥革命70周年，也是鲁迅诞辰100周年，官方予以纪念，并动用一切宣传机器夹强调对这纪念的重视。不论这些宣传的动机是什么，不论这些宣传的形式将怎样，不论它们塞给辛亥革命和鲁迅的一生以多么歪曲性的陈述和意义----有一点却无庸质疑，这两个纪念将帮助我们回顾现代中国的"身世浮沉雨打萍"，激发我们苦思"中国问题"的征结所在，诱使我们探索中国的未来。从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确有同构的关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鸦扬诺夫（列宁同志）曾称列夫·托尔斯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在很大程度上，鲁迅则是"中国灾难的影子"。虽然这两位"灵魂的工程师"并不一样，虽然中俄两个社会具有不同的未来，虽然中国人不可能永远跟在俄国人后面慢慢爬。而鲁迅的一生，是被辛亥革命而非被俄国革命劈为两半的：1911年他30岁，毫无作为；1911年后他又活了25年，社会影响深远。从这张年表上，也许可以猜想，为什么鲁迅其人其作品对中国的社会文化会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影响。可以说，他在文化上仿佛早产儿，是被辛亥革命给催生的。他的一生，始终宣传著这样一个思想：

   中国国民性中的某种特性，是中国积弱不振的最大根源。

   这个思想，其实不是鲁迅的创造，而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个重要思潮。鲁迅的贡献在于，他终其一生在炒作它；并用绍兴师爷的刀笔艺术，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作为一个传统文人，他不可能开出救世之方 (当然更不可能去发现"共产党是中国未来的惟一希望")；但这就够了！他那些半辛辣、半沉痛、半狂妄、半虚无的作品，给时人以启迪----我们没有必要以圣徒或救世主的标准来衡量一位文人。

   鲁迅很得毛泽东的喜爱(至少在宣传上是这样的)，除了个性上的偏爱，最大的理由可能在于是社会、文化方面的:这两人都对"中国国民性"中那些不适于"现代世界大争霸格局的顽劣之处"，发生共鸣共识。而且，这两人的关系是又恰恰是互补的，而非竞争的:鲁迅大力宣传了病因，从而使毛泽东这位既没有喝过洋水、又没有读过现代书籍的农夫，受到鼓舞，从而自己动手，动刀宰牛(从猛开药方到"发动革命")。显然，他的手术刀的方向，乃是源于鲁迅乃至梁启超们的思想诱导的。

   鲁迅，梁启超，以及那时代无数志士的文化使命之基础，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谷底时代"。十九世纪的中国，积弱、腐败；二十世纪的中国，崩溃、受灾。面对无法理喻的现实和"民族的劣根性"，他们有时甚至失去了"对一个还没有诞生的、新的中国民族的最后希望"。这种绝望状态，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以后的今天，都有深刻的表现。而且我敢说，即使毛泽东在"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际，心中依然盘旋著同一个阴影！不过，那绝望这时采取了自大狂的表达方式而已。

   所以我们又敢说，只要中国人还在纪念鲁迅，还在极有兴趣地钻研梁启超们，就表明中国人尚未恢复自己的文化元气，民族复兴的百年期待也还是遥遥无期的。如果有一天，人们又开始"抬头仰望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那时，中国肯定是进入了又一轮灾难的漩涡。因为，毛泽东这位在传统中国的政治崩溃(辛亥革命)中诞生的早产儿，在传统中国的文化崩溃(五四运动)中长大成人的过激派，命中注定要把传统中国引向社会崩溃的最后阶段("文化大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的极端变态反应，他只会被"身陷深渊的人们"所接受。

一，辛亥革命打开中国人脱胎换骨之门

   辛亥革命不仅是一个政权("大清朝")的结束，和另个政权("中华民国")的开始;且是传统中国在承受了七十年(1840----1911)的国际压力之后再也承受不起的时刻，发生的一个断裂与爆炸，这不是政治经济的常规爆炸，而是一场"社会人文性质的连锁核裂变试验"！所以从那时以来，世界上再没有一个民族，象中国人经历了如此漫长的革命-----想一想，其间几乎没有连续三年以上的政治稳定，毛泽东"反复进行多次，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革命谶言，实是基于这一现实！

   1911年辛亥革命

   1914年二次革命

   1915--1927年私人军阀混战

   1928--1937年党的军阀混战

   1937--1945年抗击倭寇战争

   1946--1950年国共决战

   1950--1976年：土改、抗美援朝、镇反、三反正反、肃反、思想政造运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

   l976---1981年：毛派分子被宫廷内部的军事政变惟翻、民主墙运动、推翻毛派的军事领袖被邓小平取代、大平反运动、镇压西单民主墙……

   这样的灾难记录，已经足以令人汗流夹背，并且毫无疑问地还会并还在不断加长，然而，这不过是整个传统中国在其解构过程中的政治痉挛罢了。其他方面的痉挛与苦难则是说也说不完的。看来，当年康梁维新派的预言竟不幸而言中："法国革命，大乱八十年；中国如果革命，将大乱百年而不止。"关键在于，辛亥革命一举消解了中国的国家结构，却未能拿出一个有效地替代品；中国的社会、文化，从此进入了一个失去国家结构保护的"自然状态"。自然状态，常常是与反智的野蛮化过程相联系的:它表现为----

   1，普遍的非礼态度；

   2，连绵不息的内战；

   3，过河拆桥的急功近利；

   4，以破坏为法喜的狂人心理；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革命立场"的实际内涵！总的看，七十年来，这些征状的规模越演越烈，暴烈程度有增无已。所以我们总是有理由说，"革命在深化、人民在觉醒！"其结果，国家徒有其表，礼法荡然无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加掩饰的暴力成了衡量是非真伪的惟一标准。军阀，是这时代的骄子，党阀，是最高的主宰，他们的劣行和贪欲，甚至使封建时代的暴君都会脸红。他们随心所欲的胡说八道，成了不可质疑的最高指示。国家被瓦解，人民洗劫一空，知识份子在旁徨，政客们把神州大地当作赌马的赛场。"试验"被奉为最高的理想，芸芸众生，为试验而生，为试验而死，中国化为"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试验室"；它的试验品，就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体……中国，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活体解剖！人民，从这一切震撼世界的牺牲中得到了什么可见的收获?

   现代化？没有！

   强大的民族国家？没有！

   个人与家庭幸福？没有！

   人格伦常的健全？没有！

   什么也没有！"一无所有"，于是成了这个时代的主题歌。我们现在不仅(物质)贫乏，而且(精神)贫穷；依然贫穷、更加贪穷的厄运，仿佛缠住了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伟大的民族"。

   "摧毁一切"----就是我们这时代最表面的病征。它的深刻病源是，结构的瓦解使一切成为游离物，经不起风吹草动。结果，惟一的收获只是我们的"国民性"，已经遭到完全的异化；现在的中国人比之传统的中国人，仿佛两个民族：这就是毛泽东"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实际含义。不论中国人"变得好了"或"变得坏了"，反正他无可挽回地变了。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有形的、惊人的：八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还不包括战争中几千万人的牺牲)和几亿人口的心灵破碎。

   我们把这个"古典中国----未来中国"间的百年乱世，叫做"中国的无君世纪"。它破坏了古老的生态，生产了饥饿的枭雄。毛泽东是这些枭雄的杰出代表。所以他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因为只有社会主义的极权方式，才可以胜任这种有系统的摧毁！

   在早期，"救中国"是目的，"社会主义"还是方法----在他大脑硬化的晚年迷信以前，这主次的分野似乎清楚。 "救国"的思想(至少是口号)乃是自洋务派、维新派、革命党、共产党以来的"民族共识，尽管他们出于嫉妒，而常常互不承认。但至于如何救国的"路线问题，各派就莫衷一是了。事实表明，现代中国人耗费在"路线斗争" 上的精力，远大于花在各种建设性的"救国行为"上的；结果，人们奉内战为救国的极境----多么彻底的一场革命！结果，共产主义的天堂，变成了中国民族的地狱；人人幸福的无限许诺，化为人人挨整的超级恐怖。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如此阴阳倒错？

   是因为多数中国人特别愚昧，连精英分子也易受摆布？

   不是的。

   这个道理其实简单：中国革命的对象，其实不是外在的"物" ， 而是内在的"我"！----其"历史功能"，在于形成 "适于现代生活的新国民性"。

   毛泽东因此是个并不自觉的革命者，因为他在从事革命的时候并未发现上面的道理。他倡言"与天斗"、"与地斗"、 "与人斗"，矛头是指向外而非内；他呼吁“斗私批修"，但结果是只让小民们共修这个业，伟大领袖，却把关键的 "我"轻轻闪在一旁，不加触动。反而纵"我"膨胀，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中国的革命，终于把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痞子甩出了轨道。新的国民性，正是在新生力量对毛泽东本人的批判中成熟的。新的国民，不是在毛氏教诲中形成的；而是在毛党的无情斗争、严酷打击下形成的，是通过强迫劳动、人格羞辱乃至饥饿、体罚、绝种等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事件实现的。所以，它远比教室里的知识，深刻、牢固得多。在此，人的生物性基因的变化，与人的社会性文化的变化，被逼为"同步的运动"。

   这个运动的最终结果，我们迄今并不知道。

   然而，我们却有足够的经历，来体会这段历史的动因;然后再由中国历史的考察，去推测其最终结果。

二，一个"中国"，两个"朝代"

   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外来文化的压倒性胜利：

   一次是当前二十世纪西方科技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国---共党时代"的分裂；

   一次是西元四世纪至六世纪印度佛教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南---北朝时代"的分裂。

   所以，从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观点看，也可以把"国---共党时代"视为"第二次南---北朝时代"。它在政治上的新颖之处，诚然是以"党国"'代替了"王朝，作为重新集合崩溃了的传统文化与社会力量的支点。但这种"新颖"，实际上是胜利了的西方文化给强行带入的，"党魁"的"全民科技运动"取代了"国王"的"全民佛教运动"，为社会发展注入"理想社会"，取代了"第一南----北朝时代"的"乐土天国")的兴奋剂；为重建国家提供了舶来的真理样板。

   西方科技文明当然不同于印度佛教文明，然而，当它们先后作用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时，由于对象的相似，"国--- 共党时代"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南---北朝时代"的诸多特征：

   (一)在军事和政治上对峙的双方(第一南北朝时代是自奉正统的"宋齐梁陈"，与北魏、北齐、北周的蛮族政权之间的抗衡；第二南北朝时代是尊崇"中华民国法统"的"东南沿海的国民革命党军"与1912----1927年的北京北洋军人政权、1949年迄今的北京共产党人政权之间的抗衡)----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如，宋齐梁陈基本上承袭了汉魏两晋以来的中原传统，而北朝政权则受西域胡文化的极深影响。再如，国民革命的思想尽管受到西方启发，但还强调民族的本位;而1912--- 1927年的第一北京政权，则有美、日等国的势力背景；1949年迄今的第二北京政权，则有共产国际、苏联老大哥作为精神支柱和战略靠山。

   (二)对峙的双方代表著不同的社会力量。如，第一南朝政权代表了中国农民和士绅们的既得利益，北朝政权代表了游牧民及其贵族的侵略愿望。再如，国民政府代表了东南沿海一带工商业发展的膨胀力，两个北京政府则利用了农村对这一膨胀的疑虑和不满，并先后两次领导北方的农民军，成功地扼杀了"沿海与内陆的两极分化"的这一膨胀势头。

   (三)军事与政治的对峙的持续化。

   (四)这一持续化的"合理性，是因为它代表了中国人地上的文化分裂(汉魏晋文化与西域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及共产文化)和社会分裂(中原农民与西北方牧民的斗争;东南沿海工商业力量与内陆农业势力的角逐)。

   (五)正是由于文化与社会的分裂，支持著军事和政治的对峙，所以，第一南北朝长达两个世纪；第二南北朝到目前为止已长达七十年，而在未来的三十年中也很难"统一"，因此至少要有"先后长达一个世纪以上的分裂"。不论是古代的南北朝还是现代的国共党，其最终的军事与政治统一的内在基础，只能是文化与社会的先行统合，否则，即使暂时合欢也还将反目成仇。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一看古代，就可以印证现代了。

   (六)两个南北朝的分庭抗礼，采取了不同的名目:第一南北朝叫做"两个朝廷，第二南北朝先是"两个政府"----广州政府和北洋政府;后是"两个党国"----国民党和共产党。这种时代的特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双方的文化的特性决定的;它们代表了中国本土的不同力量正在朝向不同的源泉，吸收力量。

   一百年过去了。由于西方的压力而逐渐激发起来的野蛮精神和"解冻状态"，正在反过来使西方文明本身感到惴惴不安。所谓"解冻状态"是指:中王国后期元明清三朝六百年的社会大一统和道学大催眠，使中国进入了人性意义的"千里冰封"、文明意义的"万里雪飘"；但"野蛮的西方侵略"则以其铁的暴力打碎了这一催眠的冰封，以其火的煽动搅乱了这一沉静的雪飘。

   一百年过去了。现在的问题己经不是"野蛮化的必要性"（这个问题在一百年以前还有意义，但今天野蛮化不再是一个可能的必要，而是一个确凿的事实)；而是"如何把握野蛮化的火候"以及"在恰当的时机结束野蛮"，不结束"近代化野蛮"，则开辟不了"现代化的文明"。而事实上，中国近代史上大部分"路线斗争(从"洋务"到"变法，从"改良"到"革命，从"国民党" 到"共产党"，以及共产党"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激发的残酷内战，无不直接导源于"火候之争"。而新起的革命势力又总是以更大的热忱投身更大的野蛮。斗争越演越烈，直到把整个社会投入火海，中国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动幅最大的社会试验场"。

   火候的问题，成了近代中国人的生死结。

   火候的问题，挑起各派政治力量的仇杀，"不斗则垮"成为野蛮化的最高纲领----但它的伏笔，早在 "文革"前的四十年就埋下了：中国式的私刑滥用，在1927年就有了蓝图性的记载(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来居上的更野蛮的势力，总是指责"既得利益集团企图中止革命，甚至"反革命，从而一举夺取了"革命的正统性"，革命的正统性在近现代的中国，仿佛古代的"天命皇权的正统性"----它可以"使丑的变成美的、错误变成正确、造反变成道理、社会的灾难变成建国的纲领"！

   后来居上的野蛮势力，他们的"革命要求"还没有磨足。但他们的革命要求本身，却又是含糊不清、模棱两可，最后达到了漫无止境的地步！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那是"随著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而其内核却无非是，野蛮、野蛮、再野蛮！

   可以预测的是，这个"火候问题，还将继续成为中国内争的焦点之一。

   有人说，"革命已经够了！现在应该和平地建设了！"说这些话的，大多是坐在上风的人。

   有人说，"不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说这些话的，大多是坐在下风的人。

   他们的利益比他们的理想更难协调。其实，他们都对。中国近现代史已经证明，所谓"建设，不过是一个革命阶段到另一个革命阶段的喘息罢了"；所谓建设，不过是在准备更大的爆炸力罢了！所以，满怀信心地建设一段以后，突然发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轮回。于是心情更急切，革命的行动更暴烈。

   "他们的革命已经结束，我们的革命刚刚开始。"

   这里有一个"革命的过程"需要完成。也就是说，人的惰性不仅体现为"反革命"，也体现为"革命"，所以，便形成了"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怪圈：中国革命的过程，注定要把一切自认为彻底的革命者，统统打入"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地狱。其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在继续革命、继续野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达到骇人听闻的深度。尽管，它的标语口号将一再改变。

   它在内心深处，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新的催眠：

   野蛮----活力的象征。

   越野蛮越好！只有打破一切限制的野蛮，方能召唤人类最高的想象力、理解力和记忆力！野蛮精神，不仅应是社会重建的法宝，也该是个人生活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