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个南北朝的来龙去脉

   由于现代技术对现代生活(包括文化进程与政治发展)的"加速度"作用，第二南北朝比之第一南北朝的"分合之势，要快上两---三倍。

   例如，开启了第一南北朝的"黄巾之乱"西元l84年)到奠定了第一南北朝的"五胡乱华"(西元316年)，相隔一百多年;而开启了第二南北朝的"太平天国"(西元1850年)，到奠定了第二南北朝的"八国联军" (西元l900年)，不过五十年而已。

   再如，自五胡乱华到刘裕灭晋称帝从而为南北格局正名，用了整整一个世纪;而自八国联军到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的划时代决裂， 仅仅又一个五十年而已。"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一语，其象征意义虽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黄巾党党魁张角的著名谶语)的翻版，但其历史意义却是等于刘裕的登基。

   上述的比较，不是粘于政治皮相的附会，而是基于文化骨相的透视:

   (一)这种透视表明，被毛泽东的"登天安门"(其象征性相当于古代的"登基")给制度化、符号化了的"中国分裂"，其意义远远超出当年朱温灭唐(916年)开辟五代十国的南北格局，甚至不是金人亡北宋 (1057年)开辟金宋(南宋)及元宋二百年南北对峙之所可比拟！尽管毛泽东在社会起源上，象朱温("穷秀才造反加农民起义")，在文化表现上，象女真的生番(野蛮化运动的史无前例)----但他的使命却远在朱温与女真之上。这不是因为他代表了什么"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直到今天，中国也并没有这玩意儿)，而是因为他在文化上的野蛮行为不仅是一种破坏，也是一种创造，而且是意义更深远的"清道夫式的创造："播种前的深挖土"(我们有理由把他的"疯狂运动"比做"为改良土壤而进行的土地大翻身")；不无讽刺的是，"翻身运动"也正是他的自觉与自白：他的大翻身，正是从鲁迅和梁启超等野蛮化运动的前辈们那里获得灵感的。这使他比历史上其他的蛮族领袖、流氓魁首，自然高出一筹。

   (二)朱温式"分裂祖国"的野心、女真"文化大蹂躏"(是一种缺乏土壤改造意义的"文化大革命"），所以，它对传统文化造成的结构牲破坏相对反而比毛式的要小)式的暴行，与"毛泽东的使命"(表面上看，他既分裂了祖国，又蹂躏了文化)具有的差别，不在个性(恰恰相反，毛的个性与朱温、女真首领倒颇为近似);而在背景:

   （1）毛代表了一种"外来的灵感对中国生活的干预、改造"；这与洪秀全很相似，难怪毛那么推祟洪)，所以，他算得上"有理想的一代蛮人"：

   (2)近代中国正陷于青黄不接的"孕育新文化的苦闷期"，这是与前朱温、女真时代中国文化的大昌盛完全不同的：

   (3)欲拯救朱温、女真带来的灾难，只需"恢复"就行了，其性质犹如"养伤"：欲拯救毛泽东带来的灾难，则需"创造"，其性质犹如"再生"。因此，只靠"时间的疗效"而放弃"人格的努力"，现代中国的困境不可能摆脱。毛的事业之所以一败涂地，是因为"方式"的错误，他的"方向"并没有错。

   除了"速度"方面的差距，"两个南北朝之间的对比"还可以发现以下的差别：

   (一)造成第一南北朝的外力是二元的:鲜卑(五胡之一)的武力和西域印度的宗教：造成第二南北朝的外力却是一元：西欧的炮舰和西欧的思想(尽管，后来从中分化出苏联的炮舰和共产国际的思想; 有趣的是，苏联占领了鲜卑的故土即"西伯利亚"，并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构成相似的压力)。所以，中国人在第一南北朝时的生存空间相对大些，处境相对好些，而第二南北朝时恶劣的生态环境，促使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抵抗，远甚于过去对待印度文化的抵抗。

   (二)八国联军自非"五胡"之可比，所以，义和团也未能博取祖狄、刘琨的令名：西方武力(包括 "共产化的鲜卑"和"半现代化的倭寇")的绝对胜利，使第二南北朝的中国没有力量采取"夷夏之防"的形式，而只能采取"内战"的形式：北洋军阀各恃外援不说（如鸦片烟鬼张学良的土匪狗爹张作霖投靠倭寇，利用完毕后却被倭寇特务暗杀）；蒋介石亲英美西戎，汪精卫亲倭寇东夷，毛泽东亲苏修北狄（这三厮，仿佛流窜三危的南蛮三苗）。

   (三)这种民族悲剧，在第一南北钥时代并不多见。但这也并非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我们知道，第一南北朝是从"秦----两汉帝国"的破裂中诞生的;第二南北朝却是从"元----明清帝国"的破裂中诞生的。这个差别极重要。秦两汉是中国扩张的峰顶，元明清却是中国萎缩的谷底----l279--1911年的632年间，竟有356年处于外族(当时中国与蒙古人、满洲人的关系，实际上要比和日本人、高丽人、越南人的关系更为疏远，所以蒙古、满洲"在中国的战争暴行"，比三十年代的日本毫不逊色,且比后者更多文化隔阂 ----所以不能拿今日的"五族共和观"去硬套当时)统治的栅锁下！自那时以来的很多时即"中国的统一"竟是由外力来维持的!这不是"耻辱"二字所能了得，这是民族机能严重衰退的表现！我们得有勇气承认：中国今日的幅员辽阔，很大程度上是蒙古(它拿下了云南和西藏)与满洲(它拿下了东北大部和内外蒙古)的遗产，否则我们的关内甚至自身难保。例如，安禄山之乱以来一千二百年，云燕地区只有明朝的那两百多年时间里，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四)民族机能的退化，使中国人的角色变得复杂，甚至失去了身分感。当人们吹嘘林则徐是一位 "民族英雄"时，我们不禁冷笑，他到底算是哪一个民族的英雄？1840年的那场战争，实际上是一个衰败的满清帝国主义和一个新兴的英伦帝国主义的较量;而非中国民族之战。否则，中国哪会败得如此滑稽? 林则徐的角色就是混淆的:既是一位"满大人"，又是一个"汉奸"；所以，当爱新觉罗氏命他镇压太平天国时，他也毫不犹豫。然而，那洪秀全又是什么角色?他宣称，要扫荡满洲妖孽，仿佛一位完美的民族志士，但同时却玩弄民间迷信，企图摧毁中国的全部文明，他的顽固不化，使他比满洲野人更大地破坏了中国社会。如此评论林、洪二人，并非标新立异，亦非责难他们:历史不知道褒贬，只知道陈述。我们二十世纪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汪精卫张扬民族主义，却勾结日寇;毛泽东反抗美帝苏修，却拜服马列:他们谁更象是汉奸?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而且是民族性的身分倒错和圆滑到了老化的地步！

   (五)意识形态不同。第一南北朝时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虽然佛教化了，但政治制度却没有也不可能异化。第二南北朝时代，中国政治理论与制度却根本改变，结果造成"假晶现象"，即林彪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所坦诚的"披马列之皮，行孔孟之道"。不是毛氏要行孔孟之道，而是中国现实根本不符马列之道！以上的比较使我们得出以下的结论：中国若欲灭亡或甘做洋奴则不论，若欲在第二个南北朝的水深火热之后重新迎来盛唐的气象，非得恢复民族的身分感、统一自己的角色不可！

   两个南北朝的差别如是，但其基点依然如故：

   (一)在它们之前的"大一统帝国时代（秦---两汉；元---明清)，都各有"三个节拍"：

   （1）秦---西汉---东汉；

   （2）元---明---清。

   三节拍的开始一拍，都是一个极短但极严酷的"军政时期"(这是我们创造性地借用了孙中山的著名概念):秦与元;两汉之前有秦的苛刻，明清之前有元的暴虐;然后，归于两汉明清的制度化。其间，不论西汉还是明朝，其前锋都是一场天翻地复的"群雄并起"(陈胜吴广项羽刘邦反秦；红巾军朱元璋等反元);作为两段长期稳定的代价。而在"西汉---东汉"之间、"明--- 清"之间，又各隔一次短暂而火力集中的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赤眉绿林；张献忠李自成)。有趣的雷同再次显示：这两次下层起义都暴兴暴灭，并为两个"皇族政权"（刘秀的东汉；皇太极的满清)的接管，作了嫁衣裳。

   (二)回头看一眼，类似的相似还有许多，早在秦与元的"世界帝国"正式出台之前，都各自经历了一个长达几百年的"世界主宰之战"，秦、齐、楚、燕、韩、赵、魏等战国七雄，事实上是与宋、辽、金、西夏、吐蕃、大理、高丽、渤海、日本等"国"同一性质的"大中国文化圈内部的独立民族国家之间的争取统一权力的运动"。它们彼此之间不遗余力的血腥兼并战争(请注意，这不同于一民族内的 "统一战争")之后，那被称作"虎狼之国"的主人，才得以成就"气吞八荒，功盖尧舜"的扩张。在这种意义上，忽必烈对日本的两次远征，就不再是什么个人意气或单纯的领土野心，而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圈内的作业"！在"兼并（即同一文化圈内的不同民族的统合)的意义上，忽必烈的日本讨伐战比之秦始皇的匈奴、越南征服战，更少"侵略性"；因为元代的日本已是"熟番"，而秦代的匈奴和越南还是"生番"！这史实仿佛告诉人们：长期的兼并(世界主宰之战"：春秋、战国；五代十国、宋夏辽金元)的逻辑结果，就是"矫枉过正"的秦、元式的恐怖统治。以及，伴随著"中央极权"而来的多元文化的大量歼灭。

   (三)再回头想一遍，类似的相似并非偶然：五代的嬗兴、十国的变乱，不仅下连北宋与辽、金、夏的"异族共处"，南宋与金、元、大理的"国家平等"；而且上接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现在，我们的视野一下子豁然贯通了----从藩镇割据经五代十国到宋、辽、夏、大理、渤海、金、元的对阵，中国文明再一次经历了"春秋战国"的过程！谁能否认，中国历史上最富创造性的时代除了春秋战国，就是南宋、北宋以及上溯到唐的中晚期蓄镇割据时期，又一个有趣的雷同是：开辟了"第二次春秋战国(安史之乱---"元的世界一统")时代"的安禄山，竟与开辟了第一次春秋战国时代的犬戎，同为"蛮族"！这表明，多元文化的进程开始了。看来，创造中的文化，是与大一统的格局确实格格不入……唐朝的藩镇犹如春秋的诸侯一样"尊王"；五代十国和宋辽金元等则如战国诸王一样自立门户 。而我们过去的历史观封北宋为"统一王朝"，多少是出于狭隘的正统观念；谁不知道，在唐代藩镇割据之前的一百四十多年间(这相当于西周时代，所以，人们把"贞观之治"比做"成康之治"是很有见地的)----夏辽金元的"领土"都属"中国皇帝的版图"，宋帝不过是一区域性国家的首领(看看他们父子同被俘虏的惨状)，岂能与唐的"天可汗"相比?但也正因为如此，宋帝又是中国史上最文雅、最开明的帝王。因为他的偏安乃是因为他只是一个类似秦齐楚燕韩赵魏那样的区域国家的君王，而不是类似周天子那样的天下共主。所以其他国家如金元等等对他的鄙视态度与匈奴突厥对汉唐君主的尊重，完全不同。

   (四)现在，可以继续向前观察：统一帝国三节拍中的最后一拍(东汉与清)，则各自毁于"一次带有强烈异端意识形态性质的、秘密宗教组织的暴动；而且，这两个秘密宗教组织的名字都冠以"太平"二宇(太平道----黄巾军；拜上帝会----太平军)，显然，是对前此长期稳定的"太平盛世"的绝望招魂。而且，这两次暴动的极端严密和极强意识形态，都使它们截然不同于其它历次"农民起义"。显然，不如此则无从推翻那业已延续了几百年的超级帝国。

   (五）历史善于讽刺，仿佛越是严密的反抗就越不容易成功，不论前面的张角还是后面的洪秀全，都是轰轰烈烈而后一败涂地。而且失败的原因也不约而同:他们的异端性质激起各地豪杰(皇甫嵩；曾国藩)的反抗，而在其他王朝末年，这些豪杰原是革命的主力(如项梁的起兵抗秦；杨玄感的首义反隋）！所以，当张、洪"妖党"失败之后，这些豪杰也就裂地而据，如皇甫篙、袁绍；曾国藩、李鸿章。后来人们把袁世凯比做董卓，也并非没有道理。

   (六）随后就是绵延数百年的混乱时期：三国、魏晋、五胡、南北朝；北洋军阀、国民政府、列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的分庭抗礼。这一整套对偶的连台大戏，远远没完……

   两个南北朝的相似性不是偶合，而是由以下八对相似点给"规定了的"：

   一，春秋战国与"唐藩镇----辽金宋"；

   二，秦灭六国与元灭夏、金、宋、南诎、吐蕃、朝鲜；

   三，陈胜、刘邦与刘福通、朱元璋(刘邦与朱元璋还是中国史上仅有的一对平民皇帝；

   四，西汉与明；

   五，赤眉绿林的"流民"与张献忠李白成的"流寇"；

   六，地方豪强刘秀的东汉与地方豪强爱新觉罗的满清；

   七，太平道张角与太平天国洪秀全；

   八，皇甫嵩袁绍与曾国藩李鸿章；……甚至，连袁世凯的"逼宫"都与董卓的"谋逆"相似！

   新的南北朝开始了！

   它说：不！统一不是绝对的善事。

   不错，两汉与明清都是成熟了的文化国家，它们称道伦理、淳化风俗，建立了统治的官学(两汉儒学；明清理学，和稳定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然而，绝对的真理是会腐败的！伟大了数百年的帝国，以人为的方法冻结了社会的发展，其长期的压抑仿佛冬眠，使民族的应变、抗病的能力下降。当外来的春潮以其野蛮的袭击震醒了中国人之后，冬眠时代淤积的一切浊恶也就爆发了出来。和平友爱的精神开始沉没下去，盲目的破坏以狂乱的形式四处蔓延。"无辜"一词被时尚从字典里删除，超级罪犯升华为社会的"指路明星"。

   这是"性恶学说"洪水滔天的时代，芸芸众生以终于恢复了兽性的野蛮而为最高的荣耀！这场声势浩大的"深挖土"(它的比较文雅的说法是"净化"；它的比较诗意的说法是 "凤凰涅盘"），往往持续好几个世代，并以互相倒错的表现形式(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忽前忽后、忽伶忽热、忽硬忽软、忽紧忽松、忽而残暴忽而博爱、忽而严酷的压制忽而散漫的无政府……由浅到深、由局部而全面----"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也要来关心你！"----遍及人类生存的一切领域。

   这种野蛮化运动的推动者，是一些堪称(以前此的"帝国准则"和后此的"文明规范"来衡量）十恶不赦的地痞、蛮族、盗匪、军阀、古代的"帮"以及现代的"党"！当然，前此的帝国准则这时失灵，后此的文明规范尚未形成；于是，强盗逻辑、乱党理论，成为一切还想活下去的人们"必须坚持的原则"。这些形形色色的集团置集团利益高于一切，因为"国家"(如秦----两汉者，已经飘逝；"民族"如盛唐气象，还未形成。

   这些不顾死活的战士集团到处冲锋陷阵，他们分裂社会、驱使群氓、销毁高级的文化。他们把这一切胡作非为到为"党性原则"；并把它提升到帝国时代。勤王"的高度，或精微到文明时代"得道"的深度。然而，这只是一个过程。随著势力的扩张，分裂的力量，迟早有一天转化为寻求统一的力量：地痞变为绅士，蛮族化得文明，盗匪成为义士，军阀出落得一表人才，黑道帮会荣升为"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并集于(原先的匪首)一身。"只是在他们一统天下的拼命争夺中，才日益体会到文明的价值，于是，便日益渴望扮演一个文化保护者的角色，于是，反文化者重新成为文化的温床；只是，这时的文化已不是以往的文化：新文化的破土，只有到了此刻才来迟姗姗。"是需要决定了文化的命运，是暴行替文化的茁长廓清了天地、打下牢固的根基。"----伟大的脸谱如是说。

   中国人的历史经验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乎与"物极必反"之类的玄谈一样，难以把握然而，验诸一部血淋淋中国史，就豁然贯通了：

   统一(秦、西汉）----

   衰落(东汉）----

   分裂(魏晋南北朝）----

   再统一(隋唐）……

   统一的基础是什么？生长。

   衰落的因由是什么？生长。

   分裂的动力是什么？生长。

   再统一的资源是什么？生长。

   没有一种人为的力量，能有效地制止这圆形的运动，因为，宇宙的秘密主宰，正在全力推出它！

   一座新的"文化国家"，将出现在今日南北朝废墟的地平线那端，不可遏止；正如，现代中国南北分裂的创伤，整整七十年都那么顽冥不灵地持续撕裂，而且，还有几十年难以愈合……

   只有生长，才能把原先分裂的力量推向统一；

   只有生长，才能把废墟变作良田。

   分，犹如耕耘、播种;合，犹如收获、贮藏。在春季，分比合更重要，因为耕耘播种，乃是收获贮藏的先决条件。中国的启示说：第二南北朝可怕的分崩离析，正是绝妙的耕作时机！它们在分裂的运动中，展现自然的方向感；它们在对峙的形势里，肩负自己的认识论。

   大仁大智者把握之！

   他说：长治久安、永享太平，只是乱世的理想；如若真的实现了，人类不免将绝种。

四，孙中山时代与毛泽东时代

   孙中山时代有鲜明的色彩：革命与战争。它的性质是共和的、无君的。它的开端一清二楚，1911年的辛亥革命。

   那么，毛泽东时代呢?开始于1950年？不，错了----根本就没有毛泽东时代！

   这种说法，决不是出于对毛泽东个人及其事业的贬抑，否则，就不是历史家的态度了。事实上，我们搜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不能发现任何新的、与孙中山时代性质不同的事情。毛及其党徒总强调他们拥有"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同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历史家看来，1949年以后的中国统治者，除了比1949年以前的更具垄断性和恶霸作风，从而得以把"恶"推向顶峰(他们宣称，列宁主义的原则是把"恶"列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这表明他们从事的文化与社会破坏运动是有意识、有系统的)、使"欲"无孔不入之外，实在没有造出什么新东西。

   他们的许多创举实际上是继承了日寇占领时期的奴化措施，如粮食配给、统购统销、驱民修路、思想灌输。中国共产党人与日本占领军之间这层继承、发展关系，人们还研究得很少，甚至没有引起足够的警觉。其实，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北齐之主高欢虽然身为汉人，但却严重"鲜卑化"(犹如风靡第二南北朝的"欧美化"、"东洋化"甚至"苏维埃化")了，他甚至比鲜单人还要鲜卑化(仿佛亲苏的共产党人比苏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汉奸比日本军阀还要日本化)。道理很简单，这种异化是他们这类人的权力基础甚至生存之道。然而，你总不能因为高欢的野蛮、破坏力特强，就称誉他是"中国几千年出一个"、"外国几百年出一个" 的开天辟地第一人吧？

   毛泽东时代并非继起于孙中山时代之后，而是孙中山时代的一个阶段；毛泽东时代之后，还将一一展现在孙中山时代的其它阶段：这就是攘扰不已、英雄辈出的"无君世纪"。孙中山时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南北钥时代"，也就是由辛亥革命给明朗化了的"中国传统秩序的崩溃"。我们这时代，虽距那时相去已远，但依然未脱其"革命与战争"的窠臼。1949年以来，共产党人不遗馀力的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惨烈程度甚至大于他们夺取政权之前的暴乱；这是就"革命"而言。

   再看战争，仿佛是停止了，其实不然：武斗的内战变形为"文斗的内战"(即所谓"历次政治运动")，被害人数再加上因此被逼死、饿死、吓死的人数，甚至超过了日本侵略和国共两党的□杀。此外，战争还延伸到了国境以外，三年朝鲜战争及其后果中美间二十年的敌视；一年中印战争及其后果中印间二十年的战备;中苏边境之战以及数百万军队的十几年对峙；两次越南战争的无止无休(1953----1975；1979----迄今。自该文1981年写作之后，中越战争又打了整整八年，直到1989年"六四"以后才正式结束----作者附注）。此外我们还不要忘了：国共内战迄今并未结束(1958年的炮击金门不过是一个提醒而已)，只不过外化为大陆和台湾的"两个朝廷辖区"罢了。算下来，只有1954--1957、1959--1961、1963--1964、1976--1978这四段支离破碎地加在一起一共不过十二年的"和平时间"！而这，实际上只是"战争间隙的喘息"罢了。所以，毛泽东的著名口号"八亿人民八亿兵"决不是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这个时代的残酷写照。

   一般人很容易将此"和平时期的兵荒马乱"归结为"共产党的残忍本性"和"毛泽东的妄想狂"；然而，我们不这么看问题，这不是历史家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我们不去谈它，因为这样的思想流派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是太多太多了。共产党为什么能在欧亚大草原的边沿地带(从易北河到中国海)取得胜利而在其它地区却不行?明眼人一眼看出， "社会主义阵营"与"蒙古大帝国"的版图正好吻合！

   所以，"共产党国家集团"(这完全不同于共产党作为一个单纯党派，更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单纯思想流派)作为历史现象，不仅是意识形态，而且是地缘政治：它是"蒙古帝国的历史遗产"对"西方十字军压力"的一种变态反应。就中国内部来看，"八亿人民八亿兵"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军营；把全民训练成亡命之徒，也决不是共产党的创举----远处看，第一南北朝时期的五胡、北魏、北齐、北周统治者们，均精于此道；从近处看，梁启超辈也曾极力鼓吹中国的尚武、野蛮，蒋介石则倡导"文明其心智，野蛮其体肤"。毛泽东承先启后，把这一切推向了高峰，"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诚然，"毛泽东时代"的主观愿望不同于孙中山时代，它以"文化革命"代替了"建国大纲"。孙只想造个一般性的现代社会，毛则企图造就"史无前例的理想社会"----然而，这是表象。谁能否认，毛的"理想"是他早在1957--1962年的"历史性的挫败"后发明的一个"花枪"呢?他不发明这个"理想"，就会危及他的"现实"(独裁权力)；除此之外，他并没有太多地沉湎于理想主义。谁又能否认，在此之前的毛完全是《建国大纲》的徒弟呢！尽管，他的"社会主义道路"与北朝蛮族的"土地国有化"措施如出一辙(把土地抢来，以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古代共产主义梦想")。

   为什么毛会产生"前期与后期"的这一变化呢？显然，他的主观愿望是建设一个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和他的实际使命(残酷打击、无情斗争了90%以上的中国人)几乎是完全背反。第二南北朝的巨大旋涡使他昏晕、不知所措，他临死前不久如此说身后："至于未来，只有天晓得了！"这不仅是个人的哀鸣，也是时代的灰心：中国人一门心思要到达"现代化"的彼岸，但脚下却是悬崖：一条必须用无数生命来填的"国民性的鸿沟"！现代中国人热衷于"走向未来"，结果却如毛所言是走向了"天晓得"。

   回首往事，甚至连最"乐观"、最无知的人们郡承认这鸿沟难以逾越，但展望未来，就连最"悲观"、最深刻的智者也不敢思想了；因为现代中国的命运，是和一切世俗化的幸福无缘的！

   我们的最大悲哀和最大幸运，都缘于此。

   1949年迄今的时代特点，还受到一个因素的支持：北朝的巨大胜利。这北朝名叫"红色中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

   本来，中国共产党主要取胜于北方，它的政权也在北方建立；它的中晚期干部取自北方，它的早期干部虽然多是南方人，但早已在万里长征的绝望、陕甘宁边区的苦熬中彻底北方化了。更重要的是，中共的思想根源和组织根源无一不是取自我们的北方强邻----继犬狨、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满洲而起的----"俄罗斯--苏联"。这意味著，共产主义之于中国，不仅"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武器"，而且"是俄罗斯----苏联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扩张的结果"；其意义近似于匈奴、鲜卑、突撅等北方蛮族历史上对北部中国所实行的"割据"。但这一次的红色割据有两个新特点：

   1，它是"红色"的。毛泽东坦诚"红色割据"，并在江西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即苏俄奴化中国的跳板、基地；但他和他的同志们犯了一个"忘本"的错误，由于远离了他们的第二祖国苏联、未获北方基地的补给而古失败。"长征"的伟大意义即在于此，它使南方的散兵游勇(北伐战争后末获适当安置的人们)归化北方，背靠贺兰山(贺兰山，是反抗北方蛮族的英雄岳飞希望"驾长车路破"的北方民族的根据地)，从而得以拉开"中国革命的新一幕"。

   2，国际力量的多元化（资本主义阵营"、"自由世界"的存在)，使"老大哥"不敢对小徒弟、"儿皇帝" (毛自己承认"名为兄弟党，实为儿子党")全无顾忌地为所欲为，使毛泽东得以和苏联决裂。

   尽管毛与他的北方靠山决裂，但他的北朝性质无法改变。《国际歌》是从北方传入的，《东方红》是在北方流行的。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在中国，是代表了"内陆农村对沿海城市的反抗"；这些农村，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袭击而陷入破产。相比较，国民党则是代表了东南沿海的城市工商业，所以被共产党叫做"大买办、大资产阶级"。

   1949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抑制东南沿海城市，而大力扶持内陆的发展，固然与反美亲苏的战略有关，但也为了"纠正国民党沿海开发战略的历史性错误"。

   试比较"国民党中国和共产党中国"(也就是"南朝和北朝")在以下十个方面的差异：

   一，国号: (1)中华民国 (2)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意识形态： (1)三民主义 (2)共产主义

   三，政治制度：(l)训政的五权分立 (2)无产阶级专政

   四，战略靠山： (1)美国 (2)苏联

   五，社会支援：(1)东南沿海城市 （2)广大内陆农村

   六，经济制度：(1)自由竞争 (2)国家统配

   七，文化取向： (1)传统与现代妥协 （2)革命的未来主义

   八，人文风情：(1)温柔细腻的 (2)刚毅粗扩的

   九，人际关系：(1)随和而纠结的 (2)猜忌而斗争的

   十，人的梦想：(1)具体而微妙 (2)宏大而无边

   类似的特性无所不在，可以不断列举下去……

   从1949年迄今三十二年的对峙看，南(台湾)----北(大陆)的悬殊似乎不成比例:面积l比360；人口l比50。然而，我们最好不要忘了：长江以南的中国具有强烈的离心倾向甚至"亲国民党情绪"。1976年 4月，北京刷出"我们怀念周恩来总理"的反毛标语时，上海贴出的反毛口号则是"我们怀念孙中山先生" 上海式的反叛，肯定比前者更让那垂垂老矣的祖龙毛，感到内心的恐慌，他终于知道了，尽管经过了二十七年的严酷统治，他依然不能成为整个中国的主人，即使把小岛台湾排除在外也罢。

   即使在共产党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党内两条路线的生死结"，其实就是 "南北朝格局在北朝内部的延伸"；对此，毛泽东这位富于才华的艺术家暴君是极为敏锐的，他说，"我们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又说，"当前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

   反观1949年，共产党胜利的神速，把一切人的想象力都甩在了后面；甚至急于求胜的毛本人，也惊呼"太快了！"----以至共军来不及接收广大的南方。北方的主人斯大林怕出岔子，也希望毛能适可而止、划江而治，服从南北朝的宿命。这表明，当时"南----北"分野很清楚(国民党在长江以北还没有站稳过八年，又被日本人赶走了八年)；但国民革命军的"兵败如山倒"一下子把南方暴露在北方的火力之下，就像二十年前北洋军阀的"兵败如山倒"，一下子把北方暴露在南方的火力下。迄今为止的历史表明，这两次"统一"都太快、太不成熟了。

   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即使在大陆中国的内部也还没有取得"完全的同质性"，至于在"海峡两岸"之间，甚至不能就国家的发展达成近似的观念。这些，都是由 "南北朝"的性质决定的。如果，中国再发生一次"兵败如山倒"，那很可能是某种南方势力对北方的反击所致：不成熟的统一先使南方(国民革命军)消耗过大；后使北方(人民解放军)消耗过大。前一次消耗过大导致"外伤"：北方的军阀，钻到国民党内(冯玉祥、阎锡山、傅作义……)，后患无穷；后一次消耗过大，导致"内伤"：共产党接管的人手紧缺、"南下干部"(一个专门术语，指那些没有知识但有功劳的中下级党官)素质低劣，导致此后终其一朝的"红与专"的论争；且使"社会主义建设"在1958--1960年间受到致命的挫折。由此可见，毛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名句"宜将来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虽然琅琅上口，但却忘了他不是刘邦，只是荷坚式的北朝领袖！

   当年荷坚攻晋，八十万对五万、号称"投鞭而渡"但终不能取胜，为什么?因为"南----北朝"的宿命格局，比长江的"天堑"更难逾越"毛虽然靠枪杆子，渡过了荷坚靠刀矛斧钺不能渡过的长江，但终也过不了台湾海峡，只能象河伯一样望洋兴叹。晚年，他哀求美国总统尼克松帮助中国统一，这说明他至死不知困其一生的"南北朝机理"。

   上述两部"兵败如山倒"又留下后患的痛史，再次警醒人们注意"南北朝"的事实。

五，中国历史模型：南北朝原理

   论者常把中国、日本两国的"现代化过程"拿来比较，发现中国走了太多的"弯路"……无怪舆论界常常哀叹中国的不幸、"老是错过某某机会"。

   然而，现代的中、日两国，却是由根本不同的民族所构成：

   一，现代的中国人已经是与现代的印度人、阿拉伯人，古代罗马人、拜占庭人、巴比伦人、埃及人相似的"后文化的费拉民族"。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经过文化民族的阶段，建立并支配了当时当地的"世界帝国"。帝国的主人费拉民族或消亡，或沉沦。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二，现代的日本人却是与现代的英、法、德、俄、西、意等欧洲民族国家以及朝鲜、越南、东南亚佛教国家同时兴起的区域性国家。他们没有建立过同文同质的世界帝国，他们是"前费拉的"文化民族。而其中，日本与欧洲尤为近似：它奉行的"封建武士的制度"(不同于中国、印度、阿拉伯等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和欧洲的"封建骑士的制度"，如出一辙。细心的读者也可以发现，中国的先秦时代、一切费拉民族进入世界帝国之前的时代，也都奉行类似的制度。

   所以，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过程，当然不会相同。

   显而易见，现代中国不仅比现代日本"大"十倍(人口）和三十倍(版图）；而且比日本"老"了两千年，即，在文化的发育上超前了整整一个周期！这对"进入现代化过程"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因为，现代文的恰恰是起源在相似于日本的文化民族那里，而不是起源在相似于中国的费拉民族那里！这个"宿命的条件"，比"日本人的善于学习"更为重要。反过来说，所谓"东亚病夫"深刻含义并不是体质上的，而是文化上的"东亚的古老帝国的遗民"，对现代的、文化民族创造的世界秩序的不相适应，而沦为"有病的人。使之健身的方法，不是体育运动，而是文化运动！

   显而易见，中国要达到日本式的现代化(实为"西方化"）成就，就必须先使自己完成："从世界帝国的旧遗产，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性转化"。这一转化，若不采取奥斯曼帝国式的分裂、甩掉包袱，则只有通过"强制性的国家一体化运动"来实现。事实上，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七十年来的所作所为，是自觉不自觉地体现了这一运动的根本压力，尽管它们的形式市不同。国民党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领袖。"共产党则走得更远，达到"矫枉过正"的地步。它甚至要彻底地改造中国人自身："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而决不是什么"解放"即"归还原状"！在这个过程中，它发出"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的狼嚎，把老百姓都变成了"中国人活都不怕，还怕死吗！"的亡命徒。"改造中国"的客观意义(而不论毛及其党徒主观上如何意识），是把中国人从费拉民族改造为文化民族，是把中国从多民族的世界帝国改造为单一的民族国家。这个过程类似于违反自然的愚公移山，怎能不充满超巨量的血泪与大面积的灭绝?！

   所以我们说，中国人如果不甘于象现代的奥斯曼人那么分裂、阿拉伯人那么散漫、印度人那么聚讼不休以及古代的罗马、拜占庭、巴比伦、埃及、印加那么溃灭，实际上并没有"直道"可走！与日本相比之下的"弯路"也就成了"必由之路"！用一种颇为残酷的说法，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每一次"错过机会"，都等于多给了中国一次改造自己国民性的机会！

   没有人能逃离"这劫难式的定数"。

   ----"你不过问政治，政治也要来过问你！"----就是这劫难的宣言大话。现代中国的费拉们，甚至背井离乡，甚至流亡他国，也无法摆脱这一劫难！因为你将很快发现，你的厄运就在你身上！因为你将很快发现，那些发达国家比中国更需要一个现代民族的成员，而不是古老帝国的遗民。移民，并不能使遗民成为新民。

   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革命性地"退化"不是"由原始民族向文化民族地进化"，当然只能是"由费拉民族向文化民族地退化"。在历史上尚无成功的先例。也许，中国民族能像他们独一无二的五千年历史一样，完成这自新的、年轻化的还原运动?但即便如此，这巨大的创举不伴随著巨大的创伤，仍是不可思议的。从这一"史无前例"的、反自然的民族年轻化运动，所必定要消耗的超巨量能量来看，中国民族迄今为止一百多年所付出的可怕代价，是难以回避的(实际上，我们毫无理由把先行者们一概看作傻瓜、疯子、坏蛋、性变态者;但不这样看，我们又如何解释近代中国"一步又一步的错误"呢?)；而且，和如此巨大的事业相比，很可能还是远远不够的!如果确是这样，除了加速努力、深化牺牲("把革命进行到底！")外，已经别无选择。

   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几亿生命的非正常死亡(太平天国牺牲了数千万；1900----1950年的"武斗"牺牲了数千万；1950年迄今的"文斗"又牺牲了数千万）、几十万亿财产的毁灭。过去了的痛苦，已经淡忘；将到来的痛苦，也会过去。

   愿我们的坚忍感动命运，给我们一次自新、再生的机会！

   愿我们的坚忍震撼自然，返老还童的门，对我们敞开。

六，预言书

   是的，这里弥漫著"据乱世"的狼烟滚滚。

   我们在第二南北朝中晚期的一片混乱中浮沉。我们破碎，无声无息地随风飘去，然后被堂而皇之地扬弃了。谁犯了错误：谁也没有错？！也许，谁都错了？历史原谅一切，但就是不原谅活著的人----祖宗欠下的债，要出子孙来偿还。

   我们不幸而生于这荒凉寂寞的时代。一望无际的沙漠便是我们的生存环境！与我为伍者，惟有累累顽石和无尽的苍穹。"知音"只是古代的神话；现代，就是"连倾听者都没有的时代"！这是多么可怕的虚空啊。于是，我们使用笔和纸来对话----以家徒四壁的坦然，来作自然的见证。

   是的，中国居民的阴性状态令人震惊，并使当年的鲁迅之辈灰心、绝望。真的，这就是"费拉民族" 的本相----消极、被动、钩心斗角、明哲保身。然而，我们并不象鲁迅那样绝望，因为我们不象鲁迅那样相信文学的力量。文学是能打动多数人的感情，但沉思却能透彻少数人的理性。物，当然以稀为贵。我们并不指责"中国人的国民性"，而是指出它为什么会这样。"怒其不争"是多馀的，有一天，中国人将变得好斗成性，大大超出梁启超们的尚武呼吁之外，并傲慢地盘桓于我们今日的一切祈祷之上！

   我应该知道这个答案：

   费拉大众们的"阴性"程度，恰恰反证了那潜在之"阳"的不可限量。

   透过无序纷纷的烟尘，我们有幸望见了历史的大象。"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老子》)

   面对无数不眠之夜而获得的这"令人心酸的结果"，我兴叹了！对社会发展的预见，有时是有害无益的：特别是当它让人活得更沉重的时候。大众喜欢按照已成的轨道去生活，而不论其是非曲直；他们并不需要知道黑色的真相。而斗士们呢，则在尽情的厮杀杀和堕落中忘掉了一切！他们没有闲暇来思索这 "无用的真理"。只有孤独的预言者，在殷切中探望。他说，"知命"，并不是为了恐惧，而是为了"尽性"。

   不是我们运动了历史，

   而是历史运动了我们！

   (所以，"英雄创造历史"、"奴隶创造历史"、"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诸说，俱可以体矣。"

   康梁当年反对孙中山式的革命，中国七十年来的苦难历程仿佛表明，他们的反对在"逻辑上"是多么地有理。然而，历史不是按照他们的逻辑发展的，历史也不是按照一切书斋里的逻辑发展的。历史不是理性的，而是宿命的，用一句响彻二十世纪之寰宇的话说，"历史有其自身的规律。"这规律，乃是用鲜花和血泪，交织而成的。

   血流成河的孙中山时代！你是中国人改天换地、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整整一百年！

   血流成河的孙中山时代！你是中国人历经五千年历史上没有先例的苦难、绝望、疯狂挣扎的整整一百年！

   然而，与七十年来一切美丽的想象完全相反的是，事情远远没有到此结束----今日之中国，仿佛一位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他的手术进行了七十年了，但，并没有做成功……现在，如果全面地停止这手术，回到康梁甚至洋务源的"中医式的调养"道路如治标不治本的"改革"上，对病人已是"远水不救近火"了。这对主刀的人师来说，固然是政治上的死刑；对病人，也无疑宣告其只能等死的命运。所以，最低限度地讲，以天翻地覆的革命方式，解决中国问题(实在是"洋务、改良、技术性的解决一一失败后所采用的一系列没有办法的办法")的"大孙中山时代"，至少将囊括我们的一生，直到二十一世纪的某时刻。我们现在只能抱著最好的希望，那时有一只强有力的手起来，水到渠成，一举结束这先后绵延二百年（1840---- 2040？）的历史性的(即，"慢性的")折磨。

   二十世纪，因此将被称作"中国的无君世纪"。在此之前，是长达一千七百年的"中国文明的第二期"----中王国(西元184年的太平道---1850年的太平天国；中间历经全部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直到元明清)；在此之后，将开始"中国文明的第三期"。它的具体精神和形式，在今天还是一个极大的未知数，并很难对此作出准确的预言，未来的发展将超出我们今日最大、最野的想象之外。

   有一种人们梦想不到的东西将会生长起来，欣欣向荣，它以浩浩秋天的黄金气氛感人至深，它是对中国人两百年的翻土、耕耘、播种、劳作、苦难和希望的回报。但是，它的累累果实，对于那些不喜欢中国再生的西方人和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是最大的恐怖。在多种不确定之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二十世纪的混乱与无能为力中。所以，希望中国"慢慢来"，以便再混乱与无能为力几百年的阴谋家，注定是要失望的。而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司空见惯的革命与战争不仅还要重演，且会加大剂量地进行，以便为中国的革命划上一个真正的体止符！

   很久以来，有见解没见解的中国人，都不约而同地宣称毛泽东伟大(从"正反两个方面"）。我们说，中国要是不再出一个比毛伟大几个倍数、人格力量真诚无伪的人物，就无法清理毛的遗产，把中国引出革命与内耗的漩涡。要知道，靠毛的徒子徒孙或手下败将(如邓小平一类)，是不可能清理毛的遗产的;他们连毛都"玩不过"，又怎能超越毛呢！

   我们，需要一位"反对秦始皇的新英雄"(而不是象毛泽东那样的"赞颂秦始皇的旧英雄")！

   他知道中国必须转变。

   他知道自己责任重大。

   他知道只有反对秦始皇并把手中的独裁权力转变为国家法理，他才能一举埋葬秦始皇到毛泽东的 "两千年不灭的中王国阴魂"！那时，一个新型的中国国家，就能与古典的第一中国文明齐驱并驾，成为未来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坚强堡垒。

   应该承认，经过七十年的熬炼，现在的中国人已经不同于历史上的中国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民族下一种全然不同的文化，已经开始在痛苦的挣扎中崭露头角。这就是"无君世纪"的价值。不论在 1950年的前与后，无君世纪的共同趋势都是掘弃传统、造作新民。在其间，不论力挽狂澜的人有多少，并不能扭转旧社会的消解过程。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具体的指向并不相同，但它们都显然不是传统主义的。而且，随著时间的流失，这种革命性的努力越来越带有野蛮化的特征。

   残酷的"路线斗争"的客观效果，并不在得出一条"正确路线"的万妙灵丹，而是通过绝种与再生的方式，在遗传学的层面改造了中国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反传统的野蛮化可谓登峰造极；所以，在下一阶段的发展中，很难避免反向的运动。民族自尊、民族文化的抬头，将是很难避免的----作为对一个世纪以来民族自卑、文化自劣的彻底清算。

   这样，一个"具有自生能力的文化国家"的诞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所谓"有自生能力的文化国家"是指：

   一，这个国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精神，而不必借用他国的主义、崇拜异族的偶像。它以自然的能力，涌现自己的生活，而不沦为他人生活的仿造品。

   二，这个国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制度，而不必依靠党的专政、群众运动的恐怖才能运转。偶然的个人意志、随机的官僚欲望，不再能破坏它的法理。

   三，这个国家已经成功地联接了中国的现实与中国的传统，而不必通过"反传统"来惟进社会革新；也不必通过"吹捧传统"来遮掩政治腐化。中国近代史告诉我们，这两种做法，都严重地破坏了我们民族的自信、自尊。

   四，这个国家将召唤传统的魔力，推动、规范现代化过程;它以巨大的艺术天才，创造性地解释历史----凡是革新所需要的，就是"传统的美德"；它哪有必要白费力气，去"批判传统"呢！

   五，它摆脱无君世纪的梦魇，完成中国民族的自我更新。它以自己的辛勤而非投机，使自己的人民过上人的生活。

   六，它已经成年、独立，渴望寻求世界性的挑战！它有法治、讲礼义，以淳朴的风俗、敦厚的伦常为天下式。在这意义上，中国革命是一场非常动人的、与"梦魇"(泥古不化)、"死神"(外部压力）苦苦搏斗的自新运动！

   中国革命，是一场寻求新的生命原力的巨大的民族冒险。由于历史具有藏污纳垢的本性，中国民族曾经疲惫、衰老、灰尘满面，但执拗的意志使它不愿就此死亡：它要通过一系列旷古未有的痉挛，摆脱梦魇的诱惑、死神的纠缠；它知道，洗清自己的污垢，死神才会逃走！死神畏惧活力的生命！所以，真正的中国人要歼灭费拉的国民，渴望牺牲自己，来换取民族的新生。

   他不怕绝种，他要的是再生！尽管，民族性的新陈代谢，意味著个体的大量死亡。中国自新运动的最后一幕，不容世俗性的软弱犹豫，不容玫瑰色的眼罩，遮蔽洞察事态的慧眼！许多世俗意义的悲剧的大量上演，但它将提供一个机会，让我们在死亡之后，赢得生存的权利：这等于是给一个腐败了的泥潭，投入必要的清洁剂。

   血流成河的孙中山时代，中国的无君世纪！你并非不能生育，通过牺牲、绝种、变形、再生，你能渡过险滩、抵达新岸！你终能开出灿烂的鲜花，尽管，我们这一代注定还要流血不止。----若非我们饱尝先结的政治酸果，未来数百年的文化甘橘，又从哪里来?

   ----请允许我们，以此纪念武昌起义--辛亥革命，七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