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 年夏在圣特佩罗，我第一次同卡拉扬交谈，当时还没发生梅耶风波。卡拉扬为我描述了一幅他和团员间友爱如一个和睦家庭的图景，一幅互敬互爱、坦诚相见的、近乎天堂般美好的图景。他视自己如同肩负重责的慈父，说他对团员们比他们自己对自己还要了解，无论是他们的个人生活还是音乐习惯他都了如指掌。他说团员们接踵不断地找他，任何方面的私人问题都要同他讨论。孰料仅仅 18 个月后关系便恶化了。 1982 年 12 月以后，卡拉扬提起大多数团员时所能用的最友善的词是“白痴”。

恰在那时，乐团一位名叫魏尔纳·塔利钦的鼓乐兼作曲家正在写一部歌剧，剧名为《逐出天堂》，是根据波兰哲学家李兹克·科拉科乌斯基（ Werner Tharichen ）的同名小品文改编的。塔利钦说，此剧故事与乐团的情况相似。“我们就像一家子，卡拉扬是老爸，团员们是孩子。孩子们同权威赫赫的父亲之间也有矛盾。有些孩子喜欢威严的父亲，而有些则反叛了。”

柏林爱乐的内部组织机构复杂。它分有两个乐团，但都由同一班人马组成。一个是“柏林爱乐”（ Berlin Philharmonic ），由柏林市政府提供财政资助，是德国 94 个功能明确的交响乐团、歌剧团、广播乐团之一。柏林爱乐归属于“只办音乐会”一类。他们每年要在柏林演出 108 场音乐会，此外还有在欧洲或欧洲以外的巡回演出。另一个乐团，至少从名义上是另一个，叫“柏林爱乐者”乐团（ Berlin Philharmoniker ），则为团员们自己共同拥有。所有灌录唱片、拍电影电视和像复活节音乐节这样的特别演出，都是以这个组织的名义签约的。与卡拉扬签订终身合同的是柏林爱乐，而不是柏林爱乐者乐团。根据规定的权力，后者可以自己决定对领导人的取舍。而卡拉扬却作为乐团整体的领导者得到了认可。在对付这类事情方面，大师可以说是如狐狸般狡黠。他个人拥有一份同“柏林爱乐者”之间的专门合同，是以他的 1982 年开张的特里蒙代尔影片公司（在摩纳哥）的名义签订的。据称这份合同非常公平，它保证乐团每年在该地区有相当的工作量，并写明在卡拉扬缺席、生病或死亡时这一保证仍将得到履行。以后我们就会看到，在梅耶风波逐步升级时，这份形诸合同的协议将被团员们用作与卡拉扬作对的武器。

这两个不同名义的乐团都得请客座指挥。就算卡拉扬愿意，他也不可能包揽所有的演出。近年来，除了外出演出外，柏林的年计划 108 场音乐会中，他只指挥 6 场。柏林爱乐乐团可以（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由别的指挥率领灌录唱片，但先得由卡拉扬选定曲目，而且看来唱片公司所请的指挥都是卡拉扬认可的，如里卡尔多·穆蒂、克劳迪奥·阿巴多、小泽征尔和詹姆斯·李汶等都得到过他的扶掖。他们全都受到他的邀请参加过萨尔茨堡音乐节。他甚至还邀请伯恩施坦来萨尔茨堡指挥。他俩容貌多少有些相像，年龄相仿，分别称雄于大西洋两岸，因此除了互相防范外，应该说很难有什么交往。一种揣测是，卡拉扬邀请伯恩施坦是想向他表示自己并非一幅病残模样。但那位合伙人说，更像是卡拉扬想向伯恩施坦表明自己并未被他唬住。

柏林爱乐有复杂而全面的内部管理条例，从 150 名团员安排的变换到新团员的招雇，一切内容无所不包。其中许多条款跟乐团历史一样悠久，到 1982 年为止已经执行了整整一百年。一些团员说，正因为坚持执行条例，乐团才得以不断强大。这些条例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对人员招聘的规定：决定由乐团全体成员投票作出。但卡拉扬有否决权。所以，新人入团必须团员和指挥的意见一致才行。

申请加入乐团者自然必须通过试奏，试奏时全体团员都要出席。但与试奏者相关的那个组的意见最具份量。收到梅耶的申请后，单簧管组邀请她于 1982 年秋接受试奏。其实试奏前她就应邀参加过乐团的几场演出，这种情况已是打破常规了。梅耶接受试奏时卡拉扬不在，但以往演出中他听过她的演奏，印象相当不错。试奏后，单簧管组认为她的演奏不能跟整个单簧管音部融为一体。接着便是一次又一次的讨论。团员们对梅耶的特质各持歧见，一些人认为只要假以时日，她会调整过来，另一些人则认为她属于独奏型团员，永远不会跟音部融为一体。有人提出动议试用一年，但遭到了否决。最后达成的妥协意见时，让她再参加若干音乐会检验检验她，然后再进行一次试奏。于是，赴美演出时她接到了邀请，填补了单簧管组的一个空位。卡拉扬受托对她注意观察。

访美演出中，卡拉扬对她的演奏感到满意，纽约一些听了音乐会的人士，包括批评家安德鲁·波特也对她予以好评。然而，回到柏林后，她仍然未能通过乐团的表决。而此时卡拉扬已把梅耶视为自己的“新发现”，他对表决结果大为震惊。在美期间，他对乐团本是满意的，因为这是“二战”以来他第一次感觉出自己在美国为人们真心诚意所接受。

梅耶终于被拒绝了，除了上述理由外，还包括政治方面施加的影响。这种影响自来政府，因为乐团的预算资金毕竟有一部分来自政府。据报道，在梅耶这件事情上作团员后台的是柏林参议院的文化部长。卡拉扬感觉犹如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这其实是种种事件的综合，使一系列不起眼的小矛盾突然间加剧，达到了沸点。

最令卡拉扬不安的是室内乐团的所作所为。这个 25 人的乐团在履行本职的同时，一直过份放任。团内每种乐器都配备两名首席演奏员，而大多数交响乐作品都只需要全团 150 名演奏员的 100 来人上场。比如外出演出时，室内乐团边安排人员轮番上场，其他人则在乐团登台当晚自行在外包场演出。有许多次，卡拉扬直到站在台上举起了指挥棒，才发觉若干首席团员缺场。对此他颇为生气，日积月累终于化为怒火。他宣战了。

乐团经理彼得·格尔思（ Peter Clirth ）是个性情温顺的人，在他的帮助下，卡拉扬找出了乐团契约中的一个破绽，那是一封行文不够严密的协议信函，并由此发动了攻势，宣布梅耶已受雇试用一年。团员们感到被出卖了，震惊之余把矛头指向彼得·格尔思。卡拉扬立即写了封信予以还击，上面还附了格尔思的一封信，复印后分发给每位团员。格尔思的信注明日期为 1982 年 12 月 6 日：

送上卡拉扬先生 12月3日所写之信复印件一份。我于12月6日收到原信，并要求我在下午全团排练结束后宣读，以期引起各位注意。但团长泽佩里兹（Zepperitz）先生不同意我这样做，尽管我坚持说这是卡拉扬先生的私人要求。

我不想当着全团的面跟泽佩里兹顶撞，所以经与卡拉扬先生商量，决定以信函形式通知各位。

卡拉扬的原信如下：

先生们：一年多来，我们的一个首席单簧管席位一直空着。在我毫不知晓的情况下进行过许多次试奏，不幸都没有结果。维也纳电视台曾举办国际演奏大赛，我们曾指望招收获奖者入团，但这希望也落空了。因为评委认为比赛水准有限，一等奖阙如。

这次试奏结束，年轻的单簧管手梅耶引起了我的注意，也引起了乐团的注意。为了全面检验她的艺术能力，我允许她在我的指挥下参加了在柏林、洛桑、萨尔茨堡，以及赴美的演出。我完全相信，梅耶太太能胜任这个席位的一切要求，并已将我的发现提请乐团团长注意。

一个月前，乐团在我指挥下赴美演出大获成功，这一事实又一次清楚地证明了我国在音乐界的领先地位。这使我更感责任重大，决心竭尽全力以促进乐团的艺术水准更上一层楼。

在一次会议上，你们决定不给梅耶太太提供一年表现其才能的机会。其结果是令人无法容忍的缺人现象继续存在，音乐界也没人会知道，就梅耶太太一事而言，团内已发生的情况恰与我所期望的相反（尽管卡拉扬已尽最大努力，乐团艺术水准仍未有长足发展）。

决定对侯选者的取舍是你们的权利。但在这件事情上，我发现我的判断和乐团的判断截然相反。我将一如既往地忠于职守，但乐团的旅行演出、萨尔茨堡音乐节和洛桑音乐节、歌剧和音乐会的录音、电视及电影拍摄以及所有音乐制品的制作鉴于上述情况，通通暂停。

                                                           你们忠实的赫伯特·冯·卡拉扬

圈内人士对卡拉扬这封信啧有烦言，居然这般爆怒，措辞如此厉害。一位指挥竟像小孩子耍脾气一样如此攻击自己的乐团，使得稍有阅历和头脑的人无不感到震惊和沮丧。大多数人一致认为，只有老恐龙才会作出如此反应。魏尔纳·塔利钦回顾了 20 年前的一桩往事，情形与次相似：“卡拉扬想要一位圆号手，但乐团将此人拒绝了。卡拉扬很生气，成天绷着脸。我去维也纳看他，跟他谈谈。我告诉他尊重乐团意见很重要，因为团员们的意见对乐团多年来保持一流水准是发挥了作用的。我们告诉他会给他找一位水准更高的圆号手，并且做到了。”

柏林爱乐前经理沃尔夫冈·斯得雷斯曼终生致力于音乐。他写过两部交响曲，作为指挥，他曾领导过美国托莱多交响乐团和柏林广播交响乐团。他还写过四本书致使其名声更著。其中一本是关于他的，他父亲曾是威玛共和国时期的总理兼外交部长，所以斯得雷斯曼也曾考虑过以政治为职。他个子高高，身材挺直，仪容高贵，看上去将近 70 岁。灰色头发朝后梳得整整齐齐。他的脸较长，表情冷峻，睿智的目光炯炯有神。他总是耐心听取、认真考虑后才发表意见。积其在柏林爱乐工作 20 年之经验，他如是说：“卡拉扬随时会吓你一跳。指挥家们都缺乏自信。他们一旦登上颠峰，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他们已无高可攀，只有下降的可能。瞧瞧这信，实在不该给自己的团员写这样一封信。卡拉扬不能容忍矛盾。他不是心平气和地同团员交谈，听取他们之所以那样做的理由，而是大发雷霆。这就暴露了他缺乏安全感，内心是那么不稳定。他不了解人，不信任他本该信任的人们。他 75 岁了，但却没有老年人应有的明智。他那么精悍，相信我，到了 80 岁他仍会如此。但智慧却不会有所增加。这挺奇怪，按理说人老了理应有相当的明智。我 79 岁了……我对此深有所知。”

“至于梅耶，跟她一起演奏过的人都知道，她不是位合奏型团员而是独奏家。让她参加乐团有如要穆特（ Mutter ）待在小提琴声部里。人们试图向卡拉扬解释这一点。就算为自己着想，他都不能听一听吗？他只要喜欢上一个人，听不听都一回事。”

“他跟乐团间这样的危险实在不应该发生。双方都有错。卡拉扬只从自己单方面的角度看待问题。另外，室内乐团也难辞其咎。在卡拉扬指挥莫扎特的当晚，他们居然同时在同一城市演出同样的曲目。”

我们已经看出，对于一位合奏团员来说，与其他人的演奏相融合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要让求职者在接受试奏前参加排练和演出的缘故。不管他们有多高水准，如果全然不相融合，甚至连试奏都不再安排。年轻的亨索格·舍伦贝格是柏林爱乐两位双簧管独奏者之一，相对来说算位新团员。谈到这一问题时他说：“另外那位双簧管独奏都 50 岁了，在乐团已干了 25 年。他块头大我一倍，我俩风格不同。他的吹奏厚实、质朴、较富感情，而我则较轻盈较富理性。我们各自为自己的风格而自豪，但在乐团演奏中我们必须跟其他管乐混合演起来，合为一体。我们不仅是独奏者，也是合奏团员。我们必须引导双簧管组，又要跟别的管乐密切配合，特别注意在较难乐段的插入，要仔细聆听，比如在乐声轻柔的段落留意长笛的先导，自己则稍稍滞后插入，以便达到完美的混溶效果。这里所需要的不仅是技巧，更重要的是让自己溶入整体的意愿。这个乐团最了不起的一点就在于大家都同心同德，在演出中创造出尽可能美好的乐音。在我们乐团，同舟共济的感觉比哪个乐团都更强烈。我们把它称之为‘爱乐人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