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耶事件孤立地来看不算是件大事，但它所掀起的纠纷却反映出一个事实：在许多最好的交响乐团内部，普遍地存在着不和谐的现象。简言之，即乐团的要求与团员们对进取和自由的要求之间的冲突。二十年前情况不是这样。那时的音乐家们比较满意对自己在乐团那份有保障的工作，不像现在的人这样不放过任何一个增加收入和拓展地盘的机会。不过二十年前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对团员的制度管束也比现在严。

二十年前也不存在技艺精通的音乐家过剩的现象。不久前，波士顿交响乐团缺出一个第二长笛的席位，收到的求聘申请竟达两百多份，这就是市场竞争的一个典型例子。跟体育等领域一样，音乐界也在品质全面优化方面有了大幅度的飞跃。一流乐团全由能力超群的演奏员组成。像柏林爱乐这样的乐团，团员们个个都能胜任独奏，或者具有独奏家的潜能。如今，能打进一个知名乐团对任何一位演奏者来说都不啻是巨大的成功。而一旦这张“饭票”到手，他们很快又会抱怨因为从事额外演出活动受到限制而制约了他们的艺术发展。

进入乐团后，演奏家们还得经历一个恼人的习惯过程。一方面，他们都是有造诣的、独立的艺术家，而另一方面，他们却又跟大多数艺术家不同，只能作为团体的一份子演出。正如波士顿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手兼管弦乐副指挥曼尼·波罗克（ Manny Borok ）所言：“你发展自己，业有所成，连连以独奏家的身份登台，赢得人们的欢呼喝彩。然后你加入某个大乐团，你本来正处在成功的顶点，现在却又失去了。”由于工会的作用，很多乐团团员的工作是有保障的，这虽令他们高兴但毕竟只是差强人意，因为作为交换，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在默默无闻之中奉献自己的音乐生命。对于一个潇洒不羁、不安现状的人来说，几乎可以肯定是不会满意于这种妥协的。而在管理部门方面，对这些团员的管理则如同试图驾弩刚被套上缰绳的马一般困难。

演奏者们被称作“团员”不是“工人”，是颇有道理的。在舞台上，团员们身穿燕尾服，系着白领结，一个个看上去挺有修养，挺有学者、艺术家的风度，再加上钢铁般的纪律性和孜孜专注的职业精神，的确令人肃然起敬。而在平时，甚至在排练时，他们却像孩子般调皮而任性，跟世上别的音乐家——无论是摇滚乐、乡村音乐还是古典音乐的音乐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要不就漫不经心地弹奏，要不就说说笑笑，相互用琴弓敲敲打打，用管乐器朝别人喷唾沫星子。他们像顽皮的学生，只要指挥一转身，便想方设法弄些花样翻新的恶作剧。自然，据报道，在纽约爱乐除丹尼·凯（ Danny Kaye ）是个例外，祖宾·梅塔和别的指挥都被团员弄得日子不好过。维也纳爱乐也许算得上上最最稳定的了，而这一传统现象在这里比在别的任何一个乐团都根深蒂固。卡拉扬使柏林爱乐保持良好的纪律秩序，然而就是如此声名卓著的乐团也不例外，调皮捣蛋的现象同样存在。究其原因，或许这是因为演奏音乐是一种强制，而强制下的行为是非理性的。正如詹姆斯·高尔韦在自传中所写：“我们（演奏家们）不是各自为战的一群人。就像摔跤运动员一样，除非摔倒了才会分开。归根结底，我们都意识到我们活在世上就是创造和表达伟大的音乐。我们发现自己理应得到的回报就是让内心的渴望得到尽情的表达。”人们只看到他们的怪诞之处，谁又了解他们其实有着严密的纪律性、可靠性和根本的稳定性呢？

团员们初时养成的这种怪诞习性通常会随着时间和精力的巨大消耗而减弱，因为为了技艺精进他们必须投入大量时间心无旁骛地苦练。任何一位严肃的小提琴家从小就得每天练琴六个、八个甚至十个小时。对于许多小提琴家来说，小提琴几乎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这种全身心的投入使他们牺牲了常人所有的大部分时间。从童年无忧无虑的玩耍到青春的享受和责任全部与他们无缘。由于沉湎于音乐，他们的成熟过程失却了平衡：有时快乐，有时烦恼，而又总是无可奈何。就像一个十八岁的世界级滑冰运动员与玩具熊形影不离一样，许多演奏家难免行为古怪。著名钢琴家霍洛维茨曾认真宣布说，若辛辛那提“红人队”不能在 1982 年的世界系列大赛中获胜，他就一辈子不再登台演出。霍洛维茨如今虽已年老（霍洛维茨现已逝世）却积习难改，无论走到哪里，每天都有两餐非吃甜菜根不可。

幻想是所有演艺人员生命的一部分，而其中最纵情于幻想的又要数音乐家。对于一个人而言，幻想犹如 Siren （ Siren 是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的海妖，常以美妙的歌声诱惑经过的水手而使航船触礁毁灭）。但作为一个植根于实用主义泥沼的社会，对她的诱惑却不是那么易于容忍或很快予以回报的。在如今这个世界，艺术家总有点让人犯疑。如果说指挥想入非非，则演奏家简直是妄想狂了。就像运动员一样他们的职业生命是有限的。没有几位音乐家过了六十岁还能活跃在舞台上。弦乐演奏家也可能坚持到七十岁，而像霍洛维茨或鲁宾斯坦那样年及八十尚行动敏捷者就更是廖若晨星了。

迄今所知艺术生命持续最长的是指挥家。柏林爱乐一位小提琴家说：“指挥同演奏者的关系有如锤和砧，一个敲打，一个被敲打。批评界说卡拉扬从来都要求不遗余力，对团员们、对他自己都是如此。可是挨打者又怎么坚持得过打人者呢！”所以，在堂皇的外表之下，几乎整个音乐圈都弥漫着一丝潜藏的苦涩，这苦恼也是音乐家们沉湎于自我幻想的原因之一。而像柏林爱乐这样的乐团，促成矛盾产生的因素就更多了：它的名声、它的世界级形象、团员的高收入、个别人的劣行，还有团员们家居西柏林这一客观事实。西柏林是个自由世界，是共产主义包围中的一座孤岛。那条空中补给线仍在发挥作用，只不过已改作商用并定期开通罢了。西柏林是座堡垒，在此生活的人有政府的优税政策作为保障。宿命论的气氛（“吃吃喝喝，及时行乐，”……因为明天我们就可能沦为人质）引来了大批艺术家、投奔自由者、淘金者和无法无天之徒。整座城市五光十色。旧建筑上密密麻麻的霓虹灯广告争辉斗妍，新建筑则成了怪念奇想的建筑实验，玻璃外墙反射着怪诞的色光。餐馆晚十点还顾客爆满，酒吧到凌晨四点仍生意兴隆。

“卡拉扬显然要用强硬的一面来训导像‘柏林爱乐’这样的乐团，”高尔韦在他的书中写道：“因为这是由一个个神经高度紧张的人组成的乐团，而每个人又都各持己见。”卡拉扬有他强硬的一面，而且多年来也曾毫不含糊地表现出这一点。就跟他之前的富特万格勒和卡尔·伯姆一样，他在管理、训导乐团团员方面也是个传统的铁腕派。这也是发生问题的部分症结之所在。卡拉扬是铁腕传统的最后代表，如同在逆水行舟。而从团员方面来讲，同他的关系日趋紧张的根由不仅是几代人之间的隔阂，还有卡拉扬必然行将谢世这一事实在他们心中引起的焦虑。 1981 年夏天，卡拉扬满怀自信地对我讲，他还有十年时间去推动雄心勃勃的工作计划。毫无疑问，那该是他可能继续干下去的极限了。就跟任何独资企业的情形一样，眼看老板垂垂老矣，雇员们就开始各做打算，或者至少是心存忧虑。父亲 / 偶像就快去世了。而他死后，“柏林爱乐”也许会有所改变，但仍将是一个伟大的乐团。就像所有面对垂危父亲的儿女一样，团员们以开始心生忿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