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卡拉扬去世的消息，我既惊讶亦不感到意外。有段时间，我曾对他能在病痛折磨中坚持那么多年而惊叹。同时我也明白了他是如何熬过来的：靠的是顽强的意志力的支撑，而且我已开始相信他能够在同病魔和死神的较量中取胜。去年 4 月，在合作长达 35 年之后，当卡拉扬终于与柏林爱乐分手时，我就疑心他的生命也快到尽头了。许多一心扑在工作上的著名音乐人士都是如此，一旦退休便失去了活力。而对于卡拉扬来说，他所诀别的不仅是工作而且是与乐团的婚姻。

最后十年，他们的婚姻关系出现了裂痕。团员们的权力革命使卡拉扬受不了。因为他已习惯了独断专行，习惯了视团员们为儿女，如何施恩与他们得凭自己的兴致。但（凭着双方的努力）即使是在斗争明里暗里进行的时候，他们仍以音乐为重，仍不断地把最美的音乐奉献给人们。团员们追求自由之举气坏了卡拉扬，他的健康受到了损害。对登山和摩托车运动的酷爱，使他年轻时曾出过几次重大事故。他不仅挺了过来，而且毫无畏惧地继续投身于潜水、滑冰、飞行、滑翔、滑雪等运动，终生未辍。 54 岁了他登还上了勃朗峰滑雪，对此他甚感自豪。“那是我一生中身体最棒的时候。” 1983 年他回顾这一壮举时对我说，还挺了挺胸脯以示强调。

他的车房里也总是停满了各式各样的高速车辆。如果说精神上的打击对年轻人尚无大碍的话，对老年人却是危害甚笃的。因此， 1984 年他不得已接受了颈椎大手术。手术虽“成功”，但以他那样的年龄已难于完全康复。七、八十岁了，卡拉扬却还不得不重新学习走路。他以他特有的、近乎蛮横的坚韧劲儿顽强学步。他游泳，忍痛长距离步行，接受推拿和康复理疗，而且拽着腿继续指挥。指挥的时间很长，他双脚如生了根似的一动不动，仅用自己的双臂和躯干。看过他最后三年指挥的人都是他那承受痛苦考验的顽强毅力的见证人，因为负载着他熬过那一个个漫长的演出之夜的已不是他的双腿，而完完全全是他的意志力。

在这本传记出版之前我最后见过一次卡拉扬，之后就再未得到他的音信。但我一直透过在萨尔茨堡的友人了解他的情况，而情况却并不妙。我仍然一直未得到他的来信。我与卡拉扬的交往断断续续也将近有三年，但我对他的回忆仍只是一系列支离的片段，犹如未经剪辑的电影镜头。我们的关系从来未臻亲密或者说从未有过发展。卡拉扬素来对运动爱好者比较随和友好，他正是以这种态度，把我视为一名航海运动员，并开始与我交往的。此外，他赏识我为一个他也认识的人所写的传记。我敢肯定，他还认为我这个人容易摆布，因为我不是一位音乐专家。（刚开始时，我们讨论的所要写的书是关于音乐的。）

我是怀着对他的音乐天才的敬意与他交往的。三年中我们相处不错，包括最后那一次会面。出于礼貌，我带上完成的书稿去与他一起浏览一遍，双方心情似乎都不轻松。终于过关后，他邀我一起驾船出海。但从头至尾并无私人感情的进展，至少从他那方面未见有发自肺腑的情谊。我们是公事公办。他总是保持警觉，想来人们与作家打交道时都是如此，不过我们每打过一次交道后，看上去他心中并没留下什么芥蒂。我懂得凡事绝不要凭想当然去办。我的办法是，每次与他会晤我都把它想成是我们的初次会面。我们的谈话是定时的，时间一到，他便拍拍膝盖到：“就这样啦，明儿见。”就这样将我打发了。

我多少能理解也团员们心头的滋味了。受雇帮卡拉扬组织他那条七十英尺的帆船参赛的加里·乔布森仍记得，他为大师工作时也有过同样的体会。“他会派专车来接我，在船上他对我也挺友好。但训练刚一结束，仿佛我这个人压根儿就不存在了似的。”一方面，这是由于卡拉扬那种完完全全的自我专注；另一方面，这是与天才人物交往势必要付出的代价。

卡拉扬当然是天才，在另一个方面则是，卡拉扬唱独角戏的习惯可以说已走到了他总是扮演当家人的角色。虽然足够六个人干的工作则全由他忠实的秘书萨尔茨贝格包办，但其实他谁都不信任，所有的安排（灌唱片，旅行演出，电视演出，拍电影）和合同都得由他最后定夺，一切都得由他亲自选择，从演员、独奏家、曲目、服装、影片剪辑中的取舍、直到《玫瑰骑士》里那只狗的品种和颜色。他是如此地独断专行，以至在复活节音乐节的筹备期间，有人听到节日大剧院一位对此深感头痛的官员嘀咕道：“我真惊讶，他怎么没连售票和引座的活都包了呢。”

据我观察，卡拉扬事无巨细全装在脑子里。我从来未见过他记过笔记或者阅过笔记本。不错，他有许多手持夹纸板的男仆，可就算是总理口袋里也总揣个记事本呀！卡拉扬却不。至于他从不在乐谱上作标记，从不带乐谱登台指挥则更是尽人皆知的事了。一个人如果患有诵读困难症，则具有这么强的记忆力不为稀罕。如果卡拉扬是诵读困难症患者，那么他的粗鲁无礼、他的以人为壑的态度就更容易解释一些。

卡拉扬从来就没有随着年岁的增长而变得机巧，甚至成熟也谈不上。他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天才儿童：总是疑心重重，器量狭小得惊人，骇人地冷漠，而且常常可笑地以完人自居。我第一次见到卡拉扬是在 1981 年，在圣特罗佩他那条名为“赫莉莎拉”的七十英尺的赛艇上。我是去为一家美国赛艇杂志执行采访任务的。就是在那时，卡拉扬跟我谈起了为他写书的可能性，说是他对我写的另一本书非常欣赏。一如他的典型做法，结果此书拖了 18 个月时间，经过大量的信函往来之后才得以动笔。

“赫莉莎拉”是一艘装饰非常复杂的赛艇，人员配备达 25 个。年纪、技术和时间都使卡拉扬无法参加同级别赛艇的赛事，但他喜欢驾这条船航行，常说没有哪种运动像航海这样需要这么多人同时齐心协作。他一生的体育运动中，无论航海、飞行、滑雪、滑翔、开车等都有世界顶尖高手为他效劳。

夏天，我对卡拉扬的采访大多在他的圣特罗佩别墅进行。我早上九点到达，等上五至十分钟，他便身着晨袍来到起居室。我们总是直入正题。我采访通常是不用录音机的，但他坚持要用，有录音机在一旁转动似乎更使他感到安心。到下午他便去航行，而且常邀我同往。船员们会把“赫莉莎拉”泊在他宅前的海湾里，然后划橡皮艇来接他上船。 1982 年，我随他参加了一次从法国土伦至意大利圣雷莫的航赛（后来我们赢得了比赛），海上几乎无风，待在船上又热又不舒服。大部分赛程中，卡拉扬都只穿一件泳衣，但他过得非常开心。不驾船也不想打盹时，他便坐在船尾讲故事和笑话跟船员们逗乐。有时则翻阅各种各样的船用电子设备手册。机械和电子装置总是那么令他着迷。

因为我也是个航海者，卡拉扬常把我拉入他的运动拼搏中去，确确实实的拼搏。卡拉扬从事运动不是闹着玩的，而是在工作。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他的表演要完美，不论是在指挥台上还是在赛艇、汽车或飞机的驾驶座上。完美就是他的快乐。不管是在驶船、开车还是开飞机，他都是专心一致，颚部的肌肉绷得紧紧的，不允许谁来分心。

他对自己的驾驶技术也同样自豪，在同他一道飞行之前，我听说那会是吓人的体验。其实却恰恰相反。卡拉扬是位挺棒的飞行员。有回我坐他的飞机，他曾以令人赞赏的技术在变化不定的侧风中将飞机安全降落在慕尼黑机场。他最为骄傲的是他那架“德索尔德”喷气飞机，以及在这架飞机的制造厂接受的两个星期高难度训练。“他们半夜三更把我叫起来，把我塞上飞机，然后要我在一片黑暗中将它降落在跑道上。”

最让卡拉扬自豪的还数他在体育运动方面的成就，他认为音乐方面的成就与他的才能相符，乃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且早在意料之中。但他最乐意的是与体育运动者为伍。令他自豪的还有他的运动装备。他的飞机具有战斗机的特点，他说，他认为他的汽车和船也是最好的，不过言外之意是：因为是他所拥有的，所以它们成为最好的。乘过他的喷气飞机约莫一年后，我又乘他开的直升机从阿尼夫去慕尼黑。他已接受了几个月驾驶直升机的训练，经历了掌握新技术和原有自信心之间困难的协调过程。此次飞行是他去德国北部的汉诺威接受颈椎手术。自己开飞机送自己上医院，这时他觉得特别开心。手术后，他的步履减慢了，但还不至于足以中断他的驾车运动。

在他阿尼夫家中，他把地下室装备成了一个具有专业水准的剪辑室。他正着手把他的核心曲目重制唱片（其中一些已是第五次重录）和拍成十六毫米影片的工作（包括勃拉姆斯、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布鲁克纳）。这项进程无异于是一次如何进行自我扩张的研究。如果一部交响曲影片长四十五分钟，则其中四十一分钟都是卡拉扬的特写镜头。他要画面上尽量少出现演奏者，尽量多地展示他自己。“巴松管是一件形象丑陋的乐器，”他一面这么说，一面剪掉它。“那个团员实在难看，咱们别看他”，他笑着说道。

当被问及何能忍受这样一项张扬极端自我主义的工作时，卡拉扬的影片编辑鲁尼耸耸肩，说为艺术纪念碑而工作比为商业影片工作好。此话不无道理。我相信这些影片对学指挥的学生会有价值的。

我特别记得清楚的是那一天，在维也纳“爱乐之友”看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排练，准备为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灌录唱片。就在排练即将结束之时，卡拉扬悄声告诉我说，他很快就要接受颈椎手术了。当时仅有几个人知道，我们都被这个消息震惊了。多年来他一直拒绝接受这个迟早得做的手术。我们都明白，以他现在的年龄，这对他将是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甚至有生命危险。几番分部排练后，卡拉扬决定通奏全曲。录音机被打开了。它可真够幸运，《德意志安魂曲》未作任何停顿地从头演奏至尾。我们这些有幸在场欣赏的人被音乐深深地陶醉了，一个个凝神屏息，仿佛在座位上生了根。演奏结束，厅内一片沉默，卡拉扬放下指挥棒，径自走了。

更难忘的当然要数那一天，在圣特罗佩，我坐在那儿，紧张地看着大师一页一页地翻阅我的书稿，看着编辑审阅自己的稿子就已够难熬的了，面对自己作品的描写对象更是如坐针毡。卡拉扬尽可能避免我们之间发生对抗，因为他讨厌对抗。通过一位第三者告诉我，卡拉扬对书中的一些章节很生气。他要求这些章节必须修改。他希望以书面交换意见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我要求跟他面谈，他同意了。

卡拉扬照样穿着晨衣。我们的会议也照例从早上九点钟开始。他坐在桌子那头，各人面对一本书稿。他开始翻动书稿，逐页地看得挺细。他认为对他的第三任太太艾莉塔描述太少，对此他不太高兴。他不高兴我引用了乐评家们对他的音乐作的评语。他指出他的唱片累计销量达一亿张，难道这还不足以让那些笨蛋闭嘴吗？他坚持说他加入纳粹是在 1935 年，而不是如我的调查结论所说的 1933 年。

我告诉他不能修改，尽管他一口咬定他加入纳粹党的目的是为了保住职业：他所谓上帝赋予他的创造音乐的使命。但我认为一个事实是明摆着的：他是希特勒的崇拜者，而且他对希特勒意志力的崇拜仍会坚持，无论什么都无法使之改变。卡拉扬的固执也包括他的哲学思想。他宁可被枪毙也不会为自己所做之事道歉。但他却要求把他的入党日期改掉。

卡拉扬曾开车带我去过希特勒的最后堡垒“鹰巢”。他指着被盟军炸弹夷平的地堡废墟说：“没有为他立碑。”声音里充满怅惘。

四个小时过去了，书稿终于翻过了最后一页。他已意识到我不会修改书中批评性的内容。但他既没有表现出怒火，也没发脾气，也没提高嗓门。“得了，总算完了，”他说，“下午我们要去航行，你去么？”我说好。

下午我又去卡拉扬的别墅，橡皮艇来接人了，但只是接我，没有卡拉扬。他们说卡拉扬身体不舒服。在约莫一个钟头的时间里，船长驾着“赫莉莎拉”号在一个小小范围内游弋，始终不离开卡拉扬卧室那扇临海窗户的视野。我们转帆换向，让那面巨大的彩色三角帆时升时降，驾船在海上疾行如飞。我们每个人都能感觉得到大师那注视着我们的批评的目光。我们知道，第二天他将会确切地为我们指出错误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