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管是对俄国人还是美国人说来，战时苏联的最高象征就是《列宁格勒交响曲》——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1942年，当阿图罗.托斯卡尼尼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交响乐队在电台作该曲在美国的首次演出时，纽约的《时代》周刊音乐评论员说“这部音乐大吹大擂的程度和流传的广度在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苏联，这部交响乐的演出据说对“在反对纳粹侵略者的斗争中的苏联人的心灵产生了深刻影响。”
到四十年代后期，肖斯塔科维奇的象征性价值有了如此显著的增长，以至他经常被利用来为约瑟夫·斯大林大元帅的战后政策增光。1949年肖斯塔科维奇被派到纽约市，以苏联明星代表的身分出席在沃尔多夫.埃斯托利亚饭店召开的世界和平文化与科学会议，这次会议是由诸如伦纳德·伯恩斯坦、李利安、海尔曼和查理·卓别麟之类的社会名流发起的。这次会议是苏联发起的一次规模庞大的和平攻势力中一个组成部份，旨在巧妙地转移人们的视线，使人们不把注意力放到斯大林采用敌对手段对付自己的人民这一件事上。
这正是在苏联内部毁灭犹太文化，逮捕著名犹太人知识分子的时期。一场对艺术的清洗开始了，它使那些经过30年代中期大恐怖之后幸存下来的作家和作曲家们的命运又处于生死存亡的地位。在音乐领域中，主要的攻击目标是肖斯塔科维奇。尽管他得过不少斯大林奖金，现在却被称为“非苏维埃的、不健康的、荒诞的、没有韵调的”作品的作者。他知道该怎么办。1936年为了他写的一部惹恼了斯大林的歌剧，在受到了当众“鞭笞”之后他差点儿丢了命。在中央委员会于1948年通过一项谴责他的决议之后，他为能指出他的缺点而对苏共公开地表示“深切地感恩戴德”。
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对逗留在沃尔多夫饭店里的肖斯塔科维奇加以细致观察，就可以发生他根本不适合承担分配给他的作斯大林的宣传员的角色。坐在该饭店“星光屋顶”的高台上的他，给人一种令人惊异的虚弱感，人们可以看到他用抖动着的手拿着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着。他的面部经常习惯性地抽搐着，嘴唇也拉成一种令人狐疑的微笑。一个翻译为他代读发言稿，这个发言既攻击了美国战争贩子，也攻击了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与此同时对“苏联音乐文化达到的空前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加以赞扬。在发言稿的整个宣读过程中，从这位作曲家嘴角和面颊的不停抽动中可以看出，他的坐立不安已达到了一种难以控制的程度。
不过，对大多数人说来，肖斯塔科维奇确实是像他自己说自己的那样，是苏联国家和共产党的忠实的儿子。对其他人说来，他代表了一种令人心碎的奴颜卑膝的形象，他说的那些话过了许多年都难以被人忘记。随着这本书的问世，构成他人格的这两种形象都不可挽回地被粉碎了。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是在他1975年（68岁）去世前四年之内，对音乐研究家所罗门·沃尔科夫口授的。这些手稿被偷运到国外，每一章上都有肖斯塔科维奇的亲笔签名。之后沃尔科夫移居到了美国，他对手稿进行了编辑并加上注释。这本回忆录既然已经出版了，对这位作曲家生涯中的每一个插曲都不能用过去那种眼光看了，对他的每一部音乐作品也必须用新的、不同的方式去理解。
在沃尔多夫开的这次会就是一个例子。正像肖斯塔科维奇自己所描述的那样，参加这次会就像参加一种可怖的字谜游戏，戏中主要演员的脸孔实际上是一种对愤怒的掩盖，他的微笑是一种恐惧的苦笑。西方对斯大林所发动的一场对文艺上的“腐败的形式主义堕落”（即实验主义）的攻势反应冷淡，这曾使得斯大林很失望。“不要担心，他们会把它咽下去的。”这位独裁者说。把肖斯塔科维奇派到纽约来，就是他所使用的填鸭式的方式。“斯大林喜欢把一个人与死神面对面地放到一起，然后让这个人按着自己的旋律跳舞。”肖斯塔科维奇说道。“这十足是他的风格。”这位作曲家对美国人甘愿受骗上当一事除了表示蔑视之外别无它法。
回忆录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肖斯塔科维奇是一个因恐惧而吓傻了的，骄傲、颖悟过人和有教养的人。“你感到想喊叫出来，但是你控制住自己，结果就只是哼叫出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来”这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他在无论什么声明上都签字，做给他准备好了的无论什么内容的讲话。但是在那些胡言乱语的后面藏着另一个肖斯塔科维奇，他的主导激情就是愤怒。想到在苏联政权对他的音乐采取种种手段之后人们对他的冷漠与威胁，他就久久不能平静。他埋在心头的最大愤怒是对着斯大林的，他的最大悲伤则留给这个独裁者的牺牲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