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1970年11月25日
星期三下午的郊游
從報紙上偶然得知她的死訊的一個朋友打電話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我。他在听筒旁緩緩讀了一家晨報的這則報道。報道文字很一般，大約是剛出大學校門的記者寫的見習性文字。 某月某日某街角某司機壓死了某人。該司機因業務過失致死之嫌正接受審查。 听起來竟如雜志扉頁登載的一首短詩。 “葬禮在哪里舉行？”我問。 “這——不知道。”他說，“問題首先是︰那孩子有家什麼的嗎？” 她當然也有家。 我當天給警察打電話，問了她父母家的住址和電話號碼，然後給她父母家去電話打听葬禮日期。如某個人說的那樣，凡事只要不怕麻煩總可以弄清楚。 她家在下町。我打開東京區劃圖，用紅圓珠筆在她家所在地段做了個記號。那的確是東京城普通老百姓的聚居地。地鐵線、國營電氣列車線、專列公共汽車線如亂七八糟的蜘蛛網一般縱橫交錯茫無頭緒。幾條髒水河從中穿過，雜亂的道路猶如甜瓜紋緊緊附在地表。 葬禮那天，我從早稻田乘上都營電車。在快到終點的小站下來打開區劃圖，但地圖和地球儀同樣無用，害得我買了好幾盒煙問了好幾回路才算摸到她家門口。 她的家是一座圍著茶色木院牆的老木屋。進得大門，左邊是個小院，窄小得仿佛是在說“或許不無用處”。院角扔有一個早已廢棄不用的舊陶火盆，火盆里積有15厘米深的雨水。院土很黑，潮乎乎的。 也是因為她16歲便跑出家再未回來，葬禮只有親屬參加，靜悄悄的。親屬也幾乎全是上年紀的人，一個30歲剛出頭不知是她胞兄還是堂兄的人在操持葬禮。 父親五十六七歲，個不高，黑色西服胳膊上套一個葬禮袖章，立在門房幾乎紋絲不動，樣子使人聯想起洪水剛退的柏油馬路。 臨走時我向他默默低了下頭，他也默然低頭。 第一次見到她是1969年的秋天，我22歲，她17歲。大學附近有個小咖啡館，我常在那里等朋友。咖啡館雖不怎麼起眼，但可以听到搖擺舞曲，邊听邊喝味道一塌糊涂的咖啡。 她總是和我同座，臂肘拄在桌子上出神地看書。雖說她戴的眼鏡儼然牙齒矯正器，手也骨節分明，但總像有一種容易讓人接近的感覺。她杯里的咖啡經常冷冷的，煙灰缸經常堆滿煙頭。而書名卻換來換去。有時是米奇•思比雷爾，有時是大江健三郎，有時是《金斯堡詩集》。總之只要是書即可。咖啡館出入的學生借書給她，她便像啃玉米棒似的一本接一本看下去。那個時代大家都想借書給別人，我想看書方面她是從來沒有為難過的。 德爾茨、“滾石”、巴茨、迪普•帕布爾、穆迪•布魯茨——也是那樣一個時代。空氣總好像緊繃繃的，似乎稍微用力一踢，一般東西都將頓時土崩瓦解。 我們喝廉價威士忌，沒滋沒味地交歡，沒頭沒腦地閑聊，借來借去地看書，如此一天天打發日子。而那個笨手笨腳的60年代也發著吱吱呀呀的響聲即將落下帷幕。 她的名字忘在了腦後。 抽出報道她死亡的那個剪報自然可以記起，但時至現在名字之類已無可無不可了。我已忘掉她的名字，如此而已。 一次見到往日同伴，偶爾提起她來。他們也同樣不記得她的姓名。對了，過去不是有一個和誰都困覺的女孩麼，叫什麼名字來著？忘得一干二淨。我也和她困過幾次，現在怎麼樣了呢？路上突然踫見怕也鬧不明白了。 ——從前，某個地方有個和誰都困覺的女孩。 這便是她的名字。 當然，準確說來，她也並非和誰都困覺，也自有她自己的基準。 盡管如此，作為現實問題來看，她是同差不多的男人困了的。 一次，我單純出于好奇心，問過她的基準。 “這個嘛——”她沉思了30秒，“當然不是說任何人都可以。覺得討厭的時候也是有的。不過，也許終歸我是想了解各種各樣的人，或者說想了解對我來說世界是怎樣構成的。” “通過一起困覺？” “嗯。” 這回輪到我沉思了。 “那麼……可多少了解些了？” “多多少少。”她說。 1969年冬到1970年夏，我和她幾乎沒見面。大學不是關門就是停課。我倒與這個無關，而在為一點個人的事焦頭爛額。 1970年秋天我再去那家咖啡館時，顧客面孔全都換了，認識的只剩她一個。搖滾舞曲固然仍在放，但那股緊繃繃的氣氛已蕩然無存。唯獨她和味道糟糕的咖啡同一年前無異。我坐在她對面的椅子上，邊喝咖啡邊談論過去的同伴。 他們大多從大學退學了。一人自殺，一人下落不明。 “這一年干什麼了？”她問我。 “一言難盡。”我說。 “聰明點了？” “一點點” 那天晚上，我和她困了，是第一次。 她的身世，我不太詳細。好像有人告訴過我，也好像在床上從她口中听說過。 大概是說高中一年級（高中！）的夏天同父親大吵一架跑出家門。至于到底住在哪里，靠什麼維持生活，就無人知曉了。 她一整天都坐在搖滾樂咖啡館椅子上左一杯右一杯喝咖啡，左一支右一支吸煙，邊翻動書頁邊等有人代付咖啡錢和煙錢（對當時的我們來說還是一個數目的），之後基本同對方困覺。 這便是我就她所知道的全部。 那年秋天至翌年春，她每星期二晚上來一次我在三鷹市郊的宿舍。她吃我做的簡單的晚飯，把煙灰缸裝滿，一邊用大音量听FEN①的搖滾樂節目一邊性交。星期三早晨醒來去雜木林散步，一起散步到ICU②校園，順便去食堂吃午餐。下午在休息室喝稀釋的咖啡，天氣好的時候躺在草坪上看天。 ①Far East Network之略，美軍遠東廣播電台，總部在洛杉礬。 ②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之略，國際基督教大學。 她稱之為星期三的郊游。 “每次來這里，都覺得真像來郊游似的。” “真像來郊游？” “嗯。草坪一望無邊，人們喜氣洋洋……” 她坐在草坪上，浪費了好幾根火柴才把煙點燃。 “太陽升起落下，人們趕來離去，時間像空氣一樣流淌，豈不有點像郊游似的？” 那時，我21歲，再過幾周就22了。眼下沒希望從大學畢業，卻又沒有像樣的理由離開大學不念。在這一切都莫名其妙地攪和在一起的絕望之中，幾個月時間我都一步也未能踏出。 我覺得整個世界在運轉不休，唯獨我滯留同一場所不動。1970年秋，目力所及，似乎無一不淒淒切切，無一不慘慘淡淡。就連太陽光和青草味兒以至低低的雨聲都令我焦躁不安。 好幾次夢見夜行列車，千篇一律。車上充滿煙味兒廁所味兒問乎乎的人群味兒，擠得幾乎無立足之地，座席沾有過去的嘔吐物。我忍無可忍，離開座位，在一個車站下來。而那里一片荒涼，一戶人家的燈火也見不到，站務員也沒有，沒有時鐘沒有時刻表，什麼也沒有——便是這樣的夢。 那段時間里，有幾次我好像對她很粗暴。如何粗暴如今是想不起來了。是否自己對自己粗暴亦未可知。但不管怎樣，看上去她絲毫沒有介意，或者不如說（說得極端一點）是在引以為樂，為什麼我不知道。說到底，她在我身上尋求的恐怕並非溫情。如此一想，現在也覺得不可思議，一時悲從中來，仿佛手突然觸到空中飄浮的肉眼看不見的厚壁。 1970年11月25日那個奇特的午後我至今仍記得真真切切。一場大雨打落的銀杏樹葉染黃了——黃得如干涸的河——雜木林間一條小徑。我和她雙手插進大衣袋，在這條小徑來回踱步。除了兩個腳踏落葉的鞋聲和鳥尖銳的叫聲別無任何聲響。 “你到底苦惱什麼呢？”她忽然問我。 “沒什麼大不了的。”我說。 稍往前走了一段後，她在路旁坐下吸煙，我也挨她坐下。 “總做壞夢？” “總做壞夢。大多夢見自動售票機找不出零錢。” 她笑笑，手放在我膝頭，又縮回去。 “肯定不大想講，是吧？” “肯定講不好。” 她把吸了一半的煙扔在地上，用運動鞋小心碾滅。“真想講的事是講不好的，不是麼？” “不明白啊。” 地面“撲稜稜”飛起兩只鳥兒，仿佛被吸進去似的消失在沒有一絲雲絮的天空。 我們默然望著鳥兒消失的方向。良久，她開始用小小的枯枝在地面畫出幾個莫名其妙的圖形。 “和你一起睡，我時常悲傷得不行。” “覺得很抱歉。”我說。 “不怪你的。也不是因為你抱我的時候想別的女孩。那怎麼都無所謂。我，”她突然閉住嘴，在地面緩緩拉出三條平行線，“不明白。” “也不是想把心封閉起來，”停了一會我說，“只是自己也把握不住發生了什麼。我本想盡可能公平地把握各種事情，不願意過分夸大或過分講究現實。但那需要時間。” “多長時間？” 我搖下頭，“說不準，或許1年，也可能花上10年。” 她把小樹枝扔在地上，起身拍打大衣上沾的枯草。“曖，你不認為10年就像永遠永遠？” “是啊。”我說。 我們穿過樹林，走到ICU校園，一如往日坐在休息室咬熱狗。下午兩點，休息室電視上翻來覆去推出三島由紀夫來。音量調節器出了毛病，聲音幾乎听不清。反正都跟我們無關。我們吃罷熱狗，又各喝一杯咖啡。一個學生騎在椅背上擰了一會音量調節鈕，之後作罷，跳下椅子不知去了哪里。 “想要你。” 我說。 “可以呀。” 她微微一笑。 我們仍把雙手插進大衣袋，慢慢走回宿舍。 驀地醒來時，她正在吞聲哭泣。細窄的肩頭在毛巾被下急促地顫抖。我點燃取暖爐，覷了眼鐘︰凌晨2時。夜空中央浮著一輪白亮亮的月兒。 等她停止啜泣，我燒水泡了袋裝紅茶，兩人喝著。沒有砂糖沒有檸檬沒有牛奶，僅僅是熱茶。之後點兩支煙，一支給她。她吸一大口噴出，連續三回，隨即咳嗽了一大陣子。 “我說，你可打算過殺死我？”她問。 “殺死你？” “殺死你？” “嗯。” “干嗎問這個？” 她叼著煙用指尖擦了下眼瞼。 “只是想問問。” “沒有。” “真的？” “真的。”我說，“為什麼非殺死你不可呢？” “是啊，”她不耐煩似的點下頭，“只是一下子覺得，給誰殺掉也並不壞。” “我不是殺人那類人。” “是嗎？” “大概。” 她笑笑，把煙戳進煙灰缸，喝了口杯里剩的紅茶，又點燃一支煙。 “活到25，”她說，“然後死掉。” 1978年7月她死了，26歲。
第二章1978年7月
1．關于16步
確認電梯關門那“咻”的一聲壓縮機聲在背後響過之後，我緩緩合上眼楮。我將意識的斷片歸攏在一起，沿走廊朝門那邊走了16步。閉眼16步，不多也不少。威士忌把腦袋搞得昏昏沉沉，猶如磨損了的發條。口中滿是香煙的焦油味兒。 盡管如此——即使醉得再厲害——我也能閉著眼楮像用格尺拉線一樣徑直行走16步。這是長年堅持這種無謂的自我訓練的結果。每次喝醉我都直挺挺伸直脊背，揚起臉，把早晨的空氣和水泥走廊的氣味大口吸入肺中，爾後閉目合眼，在威士忌迷霧中直行16步。 在這16步天地里，我已被授予“最有禮貌的醉酒者”稱號。其實十分簡單，只消把醉酒這一事實作為事實接受下來即可。 沒有“可是”沒有“但是”沒有“只是”沒有“不過是”什麼也沒有，醉了就是醉了。 這樣，我得以成為最有禮貌的醉酒者，成為起得最早的白頭翁鳥，成為最後通過鐵橋的有篷貨車。 5、6、7…… 第8步站住睜開眼楮，做深呼吸。有點耳鳴，仿佛海風穿過生銹的鐵絲網。如此說來，已有好久沒看到海了。 7月24日，上午6時30分。看海理想的季節，理想的時刻，沙灘尚未給任何人污染。唯有海鳥的爪痕如被風吹落的針葉零星印在水邊。 海？ 我重新起步。海忘掉好了，那玩意兒早已消失在往昔。 第16步立定睜眼一看，自己已照例準確站在球形門拉手跟前。從信箱取出兩天的報紙和兩封信，夾在腋下。然後從迷宮般的衣袋中摸出鑰匙，拿在手上把額頭貼在涼冰冰的鐵門。片刻，耳後似乎傳來“ 嗤”一聲響。身體如棉花吸滿酒精，只有意識較為地道。 罷了罷了！ 門打開三分之一，滑進身體，把門關上。門內寂靜無聲，過度的寂靜。 隨後，我發現腳下有一雙無帶無扣的紅色女鞋。鞋很眼熟，夾在滿是泥巴的網球鞋和廉價沙灘拖鞋之間，看上去好像過時的聖誕節禮物，上面飄浮著細小塵埃般的沉默。 她趴在廚房餐桌上，額頭枕著兩只胳膊，齊刷刷的黑發掩住側臉。頭發間閃出未遭日曬的白皙的脖頸。沒印象的印花連衣裙肩口隱約閃出胸罩細細的吊帶。 我除去上衣，解下黑領帶，摘下手表。這時間她一動沒動。她的背使我想起過去，想起見到她以前的事。 “喂！”我招呼一聲，但听起來全然不像自己的語聲，聲音仿佛從很遠的地方特意運來的。不出所料，沒有回音。 看情形她既像睡，又像哭，也好像死了。 我坐在桌對面，指尖按住眼楮，鮮亮的陽光把桌面分開。我在光之中，她在淡淡的陰影里，陰影沒有顏色。桌上放一盆枯萎的天竺葵。窗外有人往路面灑水。柏油路面響起灑水聲，漾出灑水味兒。 “不喝咖啡什麼的？” 還是沒有回音。 確認沒有回音之後，我起身進廚房碾夠兩人喝的咖啡豆，打開晶體管收音機。 碾罷豆粒，發現其實是想喝加冰紅茶。我總是事後接二連三想起許多事。 收音機一首接一首播放極為適合清晨的無害流行歌曲。听這樣的歌，我覺得10年來世界好像一成未變。無非歌手和歌名不同罷了，我增加10歲罷了。 看壺水開好，我關掉煤氣。等30秒鐘，把水澆在咖啡末上。粉末足足吸進熱水，開始緩緩膨脹，這時溫暖的香氣開始在房間蕩漾，外面好幾只蟬叫了起來。 “昨晚來的？”我手拿水壺問道。 她的頭發在桌面上略微上下搖了搖。 “一直等我？” 她沒回答。 水壺的蒸氣和強烈的日光使房間變得悶氣。我關上洗碗槽上面的窗戶，打開空調器，把兩個咖啡杯擺在桌面。 “喝呀！”我說。聲音一點點變回自己的語聲。 “喝點好。” 足足隔了30秒，她才以緩慢而均衡的動作從桌面揚起臉，悵悵地盯視枯萎的盆栽。幾根細發緊貼在濕臉頰上，微微的濕氣如靈氣在她四周游移。 “別介意，”她說，“沒打算哭的。” 我遞出紙巾盒，她用來無聲地擤把鼻涕，不無厭煩地用手指撥開臉頰上的頭發。 “本來想在你回來之前離開來著，不願意見面。” “心情變了？” “哪里，只是哪里都做得去。不過會馬上離開的，別擔心。” “反正先喝杯咖啡好了。” 我邊听收音機里的交通信息邊啜咖啡，用剪刀剪開兩封信的封口。一封是家具店通知，說若在指定期間購買家具可全部減價兩成。另一封是一個不願意想起來的人來的不願意看的信。我把兩封信揉成團扔進腳下廢紙簍，嚼了剩下的一塊奶酪餅干。她像在驅寒似的雙手攏住咖啡杯，嘴唇輕貼杯邊定定看著我。 “電冰箱里有色拉。” “色拉？”我抬頭看她。 “西紅柿和扁豆，只剩這個了。黃瓜變壞扔了。” “唔。” 我從電冰箱拿出裝有色拉的藍色深底沖繩玻璃盤，把瓶底僅剩5厘米的色拉調味料全部淋到上面。西紅柿和扁豆凍得如陰影似的瑟縮著，索然無味。餅干和咖啡也沒有味道，怕是晨光的關系。晨光把所有的東西都分解開來。我不再喝咖啡，從衣袋掏出皺巴巴的香煙，擦燃完全陌生的火柴點上。煙支端頭“嚓嚓”發出干燥的響聲。紫色的煙在晨光中勾勒出幾何祥圖形。 “參加葬禮去了。然後去新宿喝酒，一直一個人喝。” 貓從哪里走來，打個長長的哈欠，然後一閃跳上她的膝蓋。她搔了幾遍貓的耳背。 “不必解釋什麼，”她說，“那已跟我無關。” “不是解釋，說說而已。” 她略微聳下肩，把胸罩吊帶塞進連衣裙。她臉上全然沒有堪稱表情的表情。這使我想起在照片上見到的沉入海底的街市。 “過去一個一般的熟人，你不認得。” “是嗎？” 貓在她膝頭盡情攤開四肢，“呼”地吐一口氣。 我緘口不語，望著煙頭火光。 “怎麼死的？” “交通事故，骨頭折了13根。” “女孩？” “嗯。” 7點定時新聞和交通信息結束，收音機開始重新播放輕搖滾樂。她把咖啡杯放回碟子，看我的臉。 “曖，我死時你也會那麼喝酒？” “喝酒跟葬禮沒有關系，有關系的只是開頭一兩杯。” 外面新的一天即將開始。新的炎熱的一天。從洗碗槽上面的窗口，可以望見高層建築群，它比平日遠為炫目耀眼。 “不喝冷飲什麼的？” 她搖頭。 我從電冰箱拿出一罐徹底冰鎮的可樂，也沒往杯里倒，一口氣喝光。 “跟誰都困覺的女孩。”我說。簡直像悼詞，故人是跟誰都困覺的女孩。 “為什麼對我說這個？” 我也不知為什麼。 “總之是跟誰都困覺的女孩子？” “的的確確。” “但跟你是例外嘍？” 她聲音里帶有某種特殊意味。我從色拉碟揚起頭。隔著枯萎的盆栽看她的臉。 “這麼認為？” “有點兒。”她低聲道，“你嘛，是那種類型。” “哪種類型？” “你有那麼一種地方，和沙鐘一個樣，沙子沒了，必定有人趕來填回。” “大概是吧。” 她嘴唇綻開一點點，又馬上復原。 “來取剩下的東西的。冬天用的大衣、帽子，等等。已經整理裝在紙殼箱里了，有空兒運到運輸社那里可好？” “運到你家去。” 她靜靜搖頭︰“算了，不希望你來，明白？” 的確如此。不著邊際的話我是說得太多了。 “地址曉得？” “曉得。” “這就完事了。打擾這麼久，抱歉。” “文件那樣就可以了？” “唔，都結束了。” “真夠簡單的。還認為呷嗦得多呢。” “不知道的人都那麼認為。其實很簡單，一旦結束的話。”這麼說著，她再次揚貓的腦袋。“兩次離婚，差不多成專家了。” 貓閉眼伸了下腰，脖子輕輕枕在她手腕上。我把咖啡杯和色拉碟放進洗碗槽，拿賬單當掃帚把餅干渣收在一起。眼球里面一剜一剜地痛。 “細小事都寫在你桌子的便箋上了——各種文件放的地方啦，收垃圾的日期啦，不外乎這些。不清楚的就打電話。” “謝謝。” “想要孩子來著？” “哪里，”我說，“不想要什麼孩子。” “我相當猶豫過。不過既然如此，沒有也好。或者說有小孩不至于如此吧！” “有小孩離婚的也多的是。” “是啊，”說著，她擺弄一會我的打火機，“現在也喜歡你的，肯定不是這方面有問題。這我自己也非常清楚。” 2．她的消失，照片的消失，長筒裙的消失 她走後，我又喝了一罐可樂，然後沖熱水淋浴刮須。香皂也好洗發液也好剃須膏也好，什麼都開始變少了。 淋浴出來，梳發、抹香水、掏耳朵。接著去廚房熱了熱剩下的咖啡。餐桌對面再也沒有人坐。靜靜望著誰也沒坐的椅子，覺得自己好像成了小孩子，一個人留在基里柯油畫中奇異陌生的街道上。但我當然不是小孩子。我什麼也不想地啜著咖啡。慢慢花時間喝罷，發了一會呆，之後點燃支煙。 整整24小時沒睡，卻莫名其妙地不困。體內倦倦的懶懶的，唯獨腦袋猶如熟悉環境的水生動物在縱橫交錯的意識水路中沒頭沒腦地往來穿梭。 怔怔打量無人椅的時間里，我想起過去看過的一本美國小說。妻子離家後，丈夫把妻子的筒裙掛在對面椅子上掛了好幾個月。如此想著，開始覺得這構思不壞。 倒不是能解決什麼，但總比放早已枯萎的天竺葵盆栽聰明得多。即使拿貓來說，若有她的東西也可能多少安靜些。 逐個拉開臥室她的抽屜，哪個都空空如也。一塊蟲子咬過的舊圍巾，三只衣掛，幾包衛生球，別無他物。她把什麼都席卷一空。原先逼仄地擺在衛生間里的零零碎碎的化妝品、卷發夾、牙刷、吹風機、莫名其妙的藥、月經用品以及長筒靴、木展、拖鞋等所有穿的東西，帽盒、整整一抽屜飾物、手袋、挎包、小提箱、錢夾，總是疊放得整整齊齊的內衣、襪子、信——大凡散發她氣息的東西盡皆蕩然無存，甚至指紋都了無遺痕，我覺得。書箱和唱片架的大約三分之一也不翼而飛。那是她自己買的或我送給她的書和唱片。 打開影集一看，她的照片全都取下，一張沒剩。我和她的合影，她那部分齊齊剪下，只有我剩了下來。我單人的照片和風景照動物照依然如故。這樣，3冊影集里收存的便成了被徹底修整了的過去。我總是孑然一身，其間點綴著山、河、鹿、貓的照片，簡直就像生下來時一個人，迄今始終一個人，以後也一個人似的。我合上影集，吸兩支煙。 我想長筒裙留下一條何嘗不好，但這當然是她的問題，由不得我說三道四。她決意什麼也不留下，我只有順從而已。或者如她期望的那樣，只好當她一開始就不存在。她不存在的地方，她的長筒裙也不存在。 我把煙灰缸浸入水中，關掉空調和收音機，又想了一通她的長筒裙，死心上床。 我答應離婚，她離開公寓已過去1個月了。這1個月幾乎毫無意義。虛無縹緲的、猶如溫吞吞的咖喱樣的1個月。我根本不覺得有什麼發生變化，實際上也什麼都沒變。 早上7點起床沖咖啡，烤面包片，出門上班，在外面吃晚飯，喝兩三杯酒，回到家在床上看1個小時書，熄燈睡覺。周六周日不工作，一清早就開始轉幾家電影院打發時間。之後照常一個人吃晚飯，喝酒，看書睡覺。一個月我就是這樣度過的，恰如某種人把月歷上的數字一個個涂黑。 她的消失，在某種意義上我覺得是無可奈何的，無非已經發生的事發生了罷了。 哪怕我們4年過得再風調雨順，那也已不再是重要問題，一如被抽去照片的影集。 與此同樣，即使她同我的朋友長時間以來定期睡覺而某一天索性搬去同居，也算不上什麼了不得的問題。那種事是完全可以發生並且實際上屢屢發生的。縱然她果真如此，我也並不覺得發生了什麼特殊事件。說到底，那是她本身的問題。 “說到底，那是你本身的問題。”我說。 那是她提出離婚的6月間一個周日午後，我把啤酒罐的易拉環套在手指上玩弄。 “你是說怎麼都無所謂？”她問，語調非常緩慢。 “也不是說怎麼都無所謂。”我說，“只是說那是你本身的問題。” “說實話，並不想和你分手。”她稍後說道。 “那，不分不就行了！” “可是和你一起，哪里也到達不了的呀。” 往下她什麼也沒說，但我覺得她想說的不難明白。再過幾個月我就30，她就26歲了。較之前路上將面臨的物的規模，我們迄今所築造的委實太微乎其微了，或者說是零。4年時間簡直是在靠存款坐吃山空。 責任基本在我。我大約是不該同任何人結婚的。至少她不該同我結婚。 起初，她認為自己為社會所不容而我為社會所容。我們較為成功地扮演了各自的角色。然而在兩人認為可以一直這樣干下去的時候有什麼壞掉了。盡管微不足道，但已無可挽回。我們置身于被拉長了的、平靜的死胡同中。那是我們的盡頭。
對于她，我成了已然失卻之人。無論她怎樣繼續愛我，那都已是另一問題。我們過于習慣相互的角色了。我再也沒有能夠給予她的了。她本能地明白這一點，我憑經驗了然于心。不管怎樣都已無救。
這麼著，她連同幾件筒裙一起從我面前永遠地消失了。有的東西被遺忘，有的東西銷聲匿跡，有的東西死了，而其中幾乎不含有悲劇性因素。 7月24日，上午8時25分
我確認電子表上這四個數字，然後閉起眼楮，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