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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經濟日報 > [國是港事]
A33 2000-10-09
簡化規管 集會遊行只需通知警方
警方就四?二○示威拘捕學聯代表，但律政司最後又決定不予起訴，是「高叫低收」的做法，如果作為賣樓策略，未嘗不可，但對於此一受到高度注視的公安條例的執行，む絕無助益。董建華在此階段高調及強硬地表示，無意討論公安條例的修訂，亦是不明智的表態，似乎並無妥協之意，也令人感到不安。
有關目前公安條例的討論，法律上的重點只有一個，就是遊行人士是否需要事先「申請」，還是只要向警方「通知」就可以了。
「申請」與「通知」 混淆不清
公安條例在九五年修訂時，是將「申請」改為「通知」，但九七年為了順應人大要求，關於遊行的規定，又改為要由警方發出「無反對通知書」，把安排變為「申請」與「通知」之間，情況十分含糊，在執法上帶來了很不明朗的狀況。
根據現行法例，遊行者應於事前七天親身向警方提出書面申請。如果遊行者到遊行時收到不反對通知書，或沒有收到任何通知書（不論是反對或不反對通知書），遊行均是合法的。
本來，政府的權力厚豐已是很大的，可以根據公安、公共秩序，甚至國家安全的理由「反對」遊行，但加了「不反對通知書」之後，む變得不倫不類。
學生更認為，要等待政府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等同要批准，與申請無異，是不能接受的，故此實行抵制到底，不肯發出正式的「通知」，只是在遊行前一天打電話知會就是了，不理會警察會否發出甚麼不反對通知書，爭論之焦點亦在於此。
回到九五年版本 簡單明確
不過，無論是現行法例，或是九五年通過的法律，有某些重要方面均是一樣的，即廹申請應親身提出；廻申請應以書面提出；㢠少於事前七天提出的申請，警察可按情理仍然接受較短時間的申請。
因此，在實務上，遊行者既沒有親身提出，又沒有書面申請，更沒有七天的時間給警方考慮，無論是根據現行公安條例，或九五年的版本，學生的行為均是觸犯了法律的。
問題在於，如果警方純以申請不足七天，沒有親身作書面申請而提出檢控，純是因技術性問題而提出檢控，會不得民心；其如何運用酌情權亦會受到挑戰，另外，如果因為遊行集會是否「事後」發生衝突而檢控，亦是倒果為因，本末倒置。正如不少評論指出，如果集會事後發生衝突，警方其實可以引用一般的刑事罪行條例提出檢控，毋須揮動公安條例的棍子。
因此，政府據此而對學生提出檢控，是不合宜的做法。事實是，公眾會懷疑政府是利用酌情權來打壓某一些不受政府歡迎的遊行。就算政府強烈否認，也無法令大眾釋疑的。
因此，筆者認為，目前的公安條例狀況混亂，最徹底的方法，其實是把有關條例還原至九五年的情況，即清楚指明是通知就可以了，毋須訂立如此複雜的明目，甚麼「不反對通知書」，或是沒有收到反對通知書就等同是不反對等。客觀的情況是，九五至九七年的遊行集會並沒有引起公安問題。
「無反對通知書」 何須執著
而且，無論是現行法例或是九五年的法例，警方仍然有一般的權力，就公安、公共秩序等原因反對遊行，或以同樣理由管制已在遊行的隊伍（現行法例更增加了國家安全及保障他人自由的原因）；如在遊行時有騷動或其他暴力事件，也可引用一般處理刑事罪行的權力，制止非法活動；因此，筆者認為，政府無必要執著於要保持「無反對通知書」的制度。而且，正如上述，無反對通知書制度含糊，容易引起爭論。是一條在執行上會引起爭論的法律，也不會是好法律。
不過，董建華強烈表示無意修改公安條例，大概是動了氣，認為無理由因為學生衝擊就要修改公安法；另外，九七年修訂公安法的背景，是因人大決議要廢除而引起的，人大及中國當局會否視還原修訂為不敬之舉而要阻止，即非筆者所可討論的範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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