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 究竟中美關係的人權問題是什麼問題？

《序》

           人權，一個抽象又平凡的字眼，卻在近代討論中美關係時成為焦點，不少學者更以人權問題在中美關係的發展進行研究。不過這已經是中國六四民運後的事情。在此之前，人權從來不是問題。就算在卡特總統公開美國奉行人權外交後，或是八十年代中國作出各種西方認為是踐踏人權的行為，似乎都沒有把人權納入議程內。然而，不提出不等於不存在，一旦各種條件成熟，這個問題自然會浮上桌面。

           彼得(Peter Van Ness)指出所有強大國家在制定外交政策時，必須考慮國家安全，經濟發展及道德議題這三個層面[1]。當中以安全問題最為重要，若政府連自身安全都不穩固，又怎樣去發展經濟或奢談道德原則呢？所以一個有責任的政府必須時刻留意國際間的權力分佈，並努力維持它的平衡和秩序。畢竟和平不是自然地產生，它是各國奮鬥不懈的成果。但作為依靠前者的經濟發展，有時亦會變成手段去推動國際秩序。至於道德議題一直在國家外交政策中處於很微妙的狀態，它既不是制定外交政策的主要考慮，卻又深遠地影響兩國的關係，所以很難將它界定清楚。約瑟夫(Joseph S.Nye)提出軟性力量指的就是國家用文化價值及意識形態等建立優勢，使政策得到國際間的支持而具有合法性[2]。因為人權是道德議題的主要代表[3]，西方所賦予它的價值，使它成為一個準則去權衡兩國的關係。

           正如允明(Wan Ming)在《人權在中國對外關係》一書所述，八十年代末美蘇關係好轉，中國開始納入國際軌道並逐漸開放和兩國非政府人權組織的頻繁交往，在在都使美國把注意力從國家安全轉移到人權問題[4]。不過中美關係的人權問題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問題？本文試把不同學者的觀點綜合起來去分析它的由來。但為作準備，仍須先簡述人權概念及中美近代人權政策的基本表現，接著討論它的由來和批評，然後作出總結。

《人權思想與國際關係》

           人權是西方的概念，也是自由主義的重要部份，故要理解人權應先從自由主義著手。所謂自由主義，借用石元康所言是在這個多元價值的社會上，人們對什麼是美好人生這道問題永遠沒有客觀標準[5]。既然沒有客觀準則，外界不應藉大眾喜好干涉各人去追求自己覺得是美好的人生。人生而自由，且任何人的自由都應該同樣地多，同樣地受到尊重，也唯有確立此自由和平等的價值，人才能開展自己的人生。這正是西方自由主義的精神所在，也是人權最基本內容。人權觀念自啟蒙運動開始歷經三段時期。第一代人權，是構成古典自由主義中心的宗教自由，公民自由及財產權等人類不可讓渡的自然權利；第二代人權則涉及教育、住屋、生活等社會經濟權；現在的人權還包括民族自決權、環境及經濟發展權和更廣泛和平等人類群體權利[6]。隨著二次世界大戰後，人權與國際關係也就越密切。一九四五年的《聯合國憲章》和一九四八年的《世界人權宣言》，更標誌人權進入國際關係的里程碑。其時，大部份擁護人權的國家特別是美國以為只有在推行法治、自由市場和民主下才能確保人權，於是遂與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國家開始對立，進入了冷戰局面。

           可以說，中美關係正常化打破了這種以意識形態相爭的外交形勢。七十年代末，尼克遜與基辛格提出了權力政治，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為了遏止蘇聯勢力的擴張，擾亂國際的安全和規則，中美雙方遂拋開意識形態的衝突和種種問題尋求合作，及至上海公報的發表與尼克遜訪華，中美正式開始建交。不過也由於此，當八五年美蘇關係緩和及九一年東歐解體，美國認為穩定了國家安全後，便開始關注其他之前所忽略之衝突。從八九民運到整個九十年代，人權議題在中美會談間日趨白熱化，也引起了國際關注。

《美國九十年代對華人權政策》

           具體來說，美國九十年代對華人權政策可以體現在五點以上。第一是公開表示關注與支持中國海內外民運份子，美國要求中國實行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7]。在一連串外交接觸中提交希望中國能釋放或准許出國的民運份子名單及以回國後有可能受到政治迫害為由，提供綠卡予逾萬名中國留學生。更在九五年對中國拘押審判魏京生的行為作出強烈指責。

第二是多次在國際場合批評中國的人權記錄[8]。除美國國務院在每年發表關於中國人權報告中評擊其人權狀況外，更自九二年開始，每年不斷與其他西方國家一起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提交指責中國人權記錄議案，企圖令中國政府感到羞愧而改變其行為。又在九五年九月北京舉行的第四屆聯合國婦女大會中，美國總統夫人到場不點名批評中國在生育及宗教方面侵犯人權的行為。

第三，美國不斷鼓勵媒體揭露中國人權問題[9]，如大肆報導政治犯在監獄受虐待和死囚器官移植的狀況，也炒熱西藏僧侶受壓制和打壓法輪功新聞等。藉著媒體的關注，把中國渲染為恐怖妖魔，甚至出現了一美國學者準備到中國進行研究前眾人為他祝福告別，直有大風歌中將軍一去的笑話，加強美國國民對中國人權狀況的誤解。

           第四是在雙邊關係奉行人權聯繫原則[10]。在九四年以前，美國一直討論把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與人權掛勾，迫使中國改善人權問題。不過，由於經濟利益使克林頓總統在九四年六月宣佈今後對中國給予最惠國待遇的審核不再和人權有關。至此，人權聯係原則表現在更廣泛的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中[11]。前者是希望通過創業和貿易，把美國的價值和文化一併帶來，使中國政治及廣大人民能夠潛而默化，最終令中國和美國的人權概念更密切地連起；後者則用人權聯繫更多的政治活動如中國入世、申辦奧運等，企圖利誘中國為達成其他政治目的而自動改善人權。

最後則是在中美之間建立人權問題的雙邊對話渠道[12]。到九九年為止，中美總舉行了十五輪關於人權的對話，儘管進展不大，但仍提供一可互相溝通的渠道。此外，美國更加強支持部份非政府人權組織包括”人權觀察”和”大赦國際”，使其能從較為中立的角度去評估中國人權狀況。同時，也要求中國政府停止對美國之音的干擾，並加強其播音功效和延長廣播時間，期望能在中國空氣上進行思想交流。

綜合而言，九十年代美國政府對華人權政策的施壓，是中美關係人權問題衝突的原因。但為什麼中美就人權問題的爭論似乎是不可避免呢？不少學者試從意識形態，美國外交政策特徵以及其本身立場的角度去分析中美關係的人權問題。

《中美關係的人權問題》

一. 意識形態的衝突

           第一類學者試從意識形態去析中美關係的人權問題，其論點主要環繞著為什麼會有人權問題發生。不過，這類學者並非刻意以中美關係為題，他們不過是以西方意識形態為首的美國和具有亞洲傳統地位的中國為例去討論人權在意識形態間的衝突，也可以說是人權的普遍主義與文化相對主義，個人權利和集體權利之間的爭論。

美國自二次世大戰後便一直居當超級大國之位，儘管它的地位在冷戰時曾遭受蘇聯的威脅，亦伴隨東歐解體而得到肯定。作為美國意識形態的人權思想，理所當然地成為它在國際政治上軟性力量的支持。然而，不少亞洲知識份子卻認為人權是西方的產物，並不適用於亞洲[13]。更有甚者以為，人權問題的爭論不僅是兩種不同人權觀的爭論，倒是西方反動勢力蓄意挑起的[14]。美國打人權牌的目的，亦不外乎想鼓勵非民主國家實現和平演變的過程，最終仍是對美國政治和經濟有益的工具[15]。

           但是，作為人民代表，沒有一個政府肯完全否定人權的重要性，大部份亞洲地區均同意人權是可以在普遍原則上強調不同的特性[16]。至於中國對人權的態度，可以從中國人權白皮書和曼谷宣言看出。當中主要分為兩點，首先是國家主權凌駕於人權之上，沒有主權則所謂人權也得不到實踐；其次是權利的相對性，它取決於各國經濟和政治等環境因素。前者暗指國家不應該隨便干涉其他國家的主權；後者則因為中國與西方的發展狀況並不相同，所以它須較強調社會及經濟等發展權利。雅斯在後者更引申出兩個情形：一是為了政治穩定，國家有時可以對人民的政治及公民權利作出適當限制；一是在經濟不能發展時，討論政治及公民權利對飢寒交迫的人民來說並不具有任何意義[17]。故中國認為作為國際成員之一，美國應有義務提供經濟援助去實現真正的人權而非責難它的現況。然而，所謂西方式的人權，重點正正是保障公民及政治權利和在自由傳統下的普通人權[18]。用享庭頓著名的文明衝突論來說，文化對立同樣可能造成世界間戰爭或衝突的根源[19]，而人權的問題，不過是其中一種的表現方法而已。

二. 美國外交政策的特徵

           用意識形態去分析，有時可能流於空談。所以第二類學者試從美國外交政策的特徵去檢視中美關係的人權問題，希望能夠解釋美國為什麼要對中國推行嚴厲的人權外交。朱鋒以為，「中美關係中的人權衝突不是一應不應該發生的問題，而是一個必然發生問題。它具有美國對外政策種種必然性．．．也是同美國外交的具體特色相聯繫的。[20]」但到底美國外交政策特色是什麼？用彼得(Peter R.Baehr) 所言是一個同時混合道德主義和自我利益的政策[21]。它一方面強調人權作為道德主義的主要考慮，希望通過它的推行造福世界；另一方面，它卻必須兼顧己身的利益，為此目標而服務，帶有很強的工具性質。所以最理想的模式自然是一個外交政策實行時具備兩者，一如冷戰時期對蘇聯的策略。

不少學者以為在八九年以前，因種種現實問題以至美國不得不放下理想與中國尋求合作，六四事件才是成為中美關係中人權問題的一個轉折點。不過，朱鋒指出若單純以為天安門事件是引發美國對華強硬人權攻勢的根本原因，本身也是一種偏見[22]。這可從六四事件後，美國總統仍秘密派遣親信訪華洽談，甚至在九一年否決了國會關於有條件延長中國貿易最優惠國待遇的議案，看出布什政府是保持對華人權政策的克制態度，而六四事件只是促進了中國及國際對其人權狀況關注和研究罷了。

然而，到了布什政府後期，中美關係中的人權問題由平靜外交變成了爭吵外交[23]。朱鋒以為是美國人權外交的兩難困境所致[24]。他用杰克(Jack Donnelly)的理論指出，人權外交必須改變美國外交政策中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經常造成的說而不做或說做不一的情境。結束人權外交裡人權與其他外交政策目標難以協調狀況，就必須發展出一系列人權外交可行的政策手段。它們可以是公開外交，人權與對外援助相聯繫，積極不干涉主義等。而所謂積極不干涉主義就是要實行更為強硬的人權政策，利用國際間經濟關係對中國施加影響，最後目的只是減少以犧牲人權來換取別的國家利益的頻率[25]。而促使美國對華人權立場轉硬的原因，朱鋒提出是由於「美國在冷戰後未能迅速形成一項準確的、細緻的、成熟的對華戰略[26]。」尤其是在新的中美關係應該建立在什麼樣的基礎上和對中國形象的認識含糊不清，使其在對華政策上並不一致，很難有效地調整美國在華的外交目標；其次則是「冷戰的結束助長了美國國內對奉行人權干涉主義過於樂觀的情緒[27]。」自東歐解體後，不少美國人都視為自由主義的勝利。又他們從其文化歷史中，衍生出一種民主國家不會交戰，民主即是每個人對政治和公民權利要求的心理。從這一套邏輯，美國國家安全利益與推行人權的目的漸漸掛勾，再加上「美國國會採取了敵視中國的立場[28]」，遂使美國在九十年代改變對華人權上的態度，突顯出中美關係人權問題上的衝突。

三. 美國本身立場受到質疑

           若果實現西方所謂的政治和公民權利能使中國大大裨益，那中國應該在美國進行強硬人權策以前考慮接納其建議，也就沒有中美關係人權問題的衝突。然而，中國並沒有在美國的人權政策屈服，造成兩者之間的衝突，究竟是為了什麼？意識形態的分析只能說明中美對人權或社會思想不同，並不能對它們分出好壞，於是出現了第三類學者。他們最主要是研究美國憑什麼對中國推行人權外交，亦即是中國為什麼要對美國的人權外交屈服的問題。對此問題，學者又分兩個份去分析。首先是對美國人權狀況其實並非它所炫耀般好，學者大多不遺餘力揭露美國社會種種人權問題。如北師大教授張宏毅就針對美國建國史作出種族歧視的指責[29]。董芸虎與任言實則對美國進行一連串量化調查報告來證明中國的人權較美國為佳[30]。雖然某部份學者的意見或研究立場不夠中立，但仍有一些較為客觀的學者指出美國人權仍是有待改善。如以國際人權宣言為準則為例，中國現今至少已加入《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公民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反觀美國只在九二年在不大情願下加入《公民和政治權國際公約》，而且附上大量的保留條件、解釋及宣言，使其不能真正接受條款和遵守承諾[31]。而在九九年觀察人權組織調查了一百九十個國家後公佈美國在人權最差的國家中排名六十四，雖然中國的排名更高[32]，但作一個推行人權外交的國家，美國本身的立場也受到質疑。彼得在改善中美關係人權問題的建議中，也曾提及美國是在加入國際公約的西方國家中表現最差的國家，而且在量度人權時往往使用雙重標準，如忽視俄羅斯在車臣的鎮壓及對印第安人殘殺的歷史等[33]。所以美國在推行人權外交並不能立下一個好榜樣，也造成中國針對性地以此反駁美國只是借人權為名來干擾中國內政，加深雙方對人權問題的衝突。另一方面，哈里(Harry Harding)指出中國人權狀況相比二十年前已經獲得很大進步[34]。最後中美兩方對人權問題形成了僵局：「中國人認為是有很大進步的地方，美國人卻不以為然，甚至惡化了；美國人認為須要改進的地方中國人則認為有理由感到滿意[35]。」這樣令中國對美國不斷指責其人權問題深深不憤，視美國的人權外交為無理取鬧，甚至乎是想讓中國走向經濟衰退，社會動亂，政治不穩定之局面[36]。從上述兩方面來看，美國所推行強硬的人權政策並不能使中國信服，且彼此缺乏了解下，加深對人權問題的分歧。

《問題上的問題》

           明顯地各類學者皆從不同的角度去了解中美關係的人權問題，可是都有不盡意的地方。如第一類學者用意識形態去分析人權問題時，首先要解決的是美國自七八年公開採用人權外交而當時中國已經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國家，為什麼所謂亞洲價值並不在八十年代出現？所以近代提出亞洲價值，它的意義並非完全建立在文化相對論上。它的出現至少為抵抗西方尤其是美國的人權政策，也為國內限制政治和公民權利提供一個較為堂皇的藉口。況且，在討論人權的普遍性或是相對性的問題，比較傾向哲學和人文學的研究，若果美國推行的對華人權政策如八十年代般寬鬆時，中國似乎也不會在曼谷宣言中提出文化相對論。由此可見，人權的相對性只有在美國加強對華人對政策時出現，是作為對抗西方的工具而已。另一問題是意識形態的爭論不過是大家對某事持有不同看法，更可能經由互相妥協，各退一步的方法來達致雙贏局面。所以若用它來解釋中美關係的人權問題，最多只能分析兩者看法並不相同，卻不能因而得出實際行動上的衝突。

相較於意識形態的爭論，第二類學者從美國外交特色來說明人權問題似乎更有支持。但是它最大的特色是推行人權時最好也能達成其他目標。要想調和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混合的外交政策，使用積極不相干主義反而使其有效性變得很不確定。因為實行更為強硬的人權政策，利用國際經濟關係迫使中國就範，若成功時除了中國人權狀況稍稍改善後便一無所得，反之則是兩敗俱傷。這豈不是有可能犧牲了國家利益？特別是國會促請中國改善人權的情況，是說明了政策上道德主義和自我益的調和，還是標誌著意識形態開始凌駕在國家利益以上？如果說是因為冷戰後對中國形象不太清楚時，不是應該實行更為保險的外交手段嗎？又當美國政府宣揚東歐解體是意識形態的勝利時，不是應該更有耐心去等待中國走向相似的道路，為何反倒是以壓迫變呢？似乎這類學者到了中段的分析時，逐漸抽離了國家利益的考慮，構成邏輯上的不一致。另外，單以美國政策方面去分析人權問題，只能闡明美國對華人權的轉變調整，卻忽略了中國對調整的人權政策之反應和結果。少了中美兩者之間的互動，很難構成一個關於中美關係人權問題的全面了解。

           第三類學者則從批評美國人權狀況來分析中美關係的問題，這其實更易令人掌握中國政府對美國人權政策的立場。不過這種做法，先假設了中美雙方關係的不和解，美國對華推行人權政策都是不懷好意的，加上它連自己本土人權狀況都不算好的底況下，不過是假借人權之名從中撈取好處。但當審視一個政策時，應以其功效和結果分析，單只假定美國心懷不軌，又或攻擊美國人權狀況為依據，仍不能算是理性分析，且很容易陷入主觀判斷，成為意氣之爭。誠然美國本土人權狀況不佳，也不等於它推行的人權外交有問題，故學者分析時只能以此為佐證，舉出人權外交政策矛盾之處才能更為了解中美間人權問題的根源。

《結》

           總結來說，人權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與國際關係越來越密切，特別是當代的中美關係，可以說是對人權問題的分歧而造成雙方互相間不信任。不過，對於中美關係的人權問題究竟是什麼的問題，學者提出三個角度去思考。首先，它可以理解成為什麼會有中美人權問題的發生，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但有時觀念的不同並不代表行為上的衝突；其次，它可以是美國為什麼要推行嚴厲的對華人權政策，即一個外交理論實踐的問題，不過它應該在雙方交流互動下才能得到更全面的理解；最後，它也是個關於中國為什麼不接受美國的人權政策，其性質更容易解釋了中國的立場。可是它對人權問題論述並不深刻，更流於意氣之爭，不能得知其在中美關係之間的真象。

           其實這三個層面是相容，或至少並不是互相排斥的。從意識形態中得知中美在人權思想上的不同，然後美國以其理性主義配合現實情況去評估政策。當美國對華人權政策作出調整同時，中國的反應可以作為參考，從中找出一個共通點來進行談判。也唯有在清楚明白了問題的基礎，才能開展一個合作性，建設性的對話。否則的話，就算兩國利益如何一致，最終也不會有更密切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