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 : 從建國到八九年的對外關係中，中國政權之正當性如何影響外交政策的制定？

《序》

中國建國以後的外交方針幾乎十年一變，不少學者埋首研究它背後的理性。究竟中國的外交行為是否有跡可尋呢？論者的立場是肯定的，並試圖以中國內政作為基礎來論証兩者之間的關係。但什麼是中國內政呢？明顯地，這是一個十分空泛的題材。由於能力所限，此處只能集中論述中國政權的正當性基礎演變及其對外政策的關係。本文先會簡述學者們對中國外交政策背後原因的看法和限制，然後引用韋伯關於國家合法性的理論來勾勒出中國政權自建國後的變遷，最後嘗試闡明中國政權的正當性及其外交行為之相互影響並作一總結。

在眾多研究中，較為有趣的是石之瑜先生的論述。他從中國儒家傳統道德政治出發，配合中國當代的外交行為，試圖找出中國外交的真正意圖。在《中共外交的理論和實踐》一書中，他指出中國道德政權的世界觀是帶有等級次序的。當中以中國為道德最高的模範，其他民族最終也會受到王道感化而解決衝突，達致和平共處的大同世界。反映在國際上，它要求其他國家的尊重 -- 起碼要在口頭上尊重它的原則。但面對文化的多元性和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道德權力，中國不可能用國內的一套來達成如此目標。所以在國際舞台上，它演化為五個角色概念，分別是社會主義、和平共處、反霸權主義、孤立主義和國家主義[1]。不過由於儒家道德倫理在清末以後有極大的改變，若仍用此來分析中國外交政策並不合適。但最為人詬病的是：石先生所謂道德原則並不能解釋七十年代中美建交和八十年代經濟外交等外交行為，故以道德政治來解釋中國外交政策可能較為牽強。

與此同時，大多學者偏向用國家利益和領袖理論來解釋中國外交行為。然前者的理論顯得較為空泛，因為國家利益的觀念似乎無所不包，對澄清一個國家的外交原則並無實際幫助；後者則完全依賴領袖的能力，帶有極高的偶然性，也就更難找出中國外交的一致性。對此，潘南(Robert D. Putnam) 提出的內政影響外交似乎較有說服力。

潘南在《外交與內政》內表示研究內政能否界定外交並無太大意義，因為答案是十分清淅的，就是時有時無。所以最主要的問題反是什麼時候及如何發生作用？作者指出在國際政治協商下，一國之政府採用的政策會不同於獨立在此機制上，唯這些政策只能因應國內政府當權者在國內政治環境下所追求的。[2]此話無疑道出了內政與外交的相互關係，然而當作者進一步分析時，所謂國內政治只集中在談判者所使用的策略等。但這真的就是國家政治的全部嗎？

近年來，無論在政治科學或政治哲學在討論國家內政時，均離不開討論國家政權的合法性。所以本文想研究的是：究竟中國政權的合法性基礎的演變對其外交行為產生了什麼影響呢？在回答此問題前，應先明白什麼是國家政權的合法性。

《國家合法性的理論》

據哈伯瑪斯的定義：「合法性意謂著對於一個政治秩序所提出的被肯認為對的及公正的這項要求實際上存在著好的論証；一個正當的秩序應得到肯認。正當性意謂著政治秩序之被肯認之值得性。[3]」簡單來說，即是政府用來維持社會秩序的權力均應獲得國民的同意。這點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對發展中的國家而言。一個不具有合法性的政府如想繼續存在時，由於人民的不支持，往往要用強制的手段來壓制人民而造成社會不安，或是要花大量的資源去安撫人民，拖慢社會發展的步伐。韋伯則按此提出了三種較為經典統治者或政府權威的典型：法制型、傳統型和克里斯瑪型的統治[4]。

法制型統治的合法性在於法治，服從法律所建構起來而非命令或強制的秩序。但它的法律不能是為某部份人的特殊目的和需要才制定，反是按一些形式規律內的普遍原則所建立，其最終的根據是韋伯描述的工具理性。人們在法制型統治的秩序中所服從的是法律，甚至政府或統治者也不能外在於此，它們的命令必須以法律為依歸，沒有人或機構能夠凌駕在法律之上。

傳統型統治強調的是常規，人們在這種統治下所服從的是一組組常規。它與法律並不同，前者是自然而非人們有意所制定。韋伯更認為常規秩序是欠缺專員化人員來執行強制性的權力。至於統者如何演繹這些沒有成文的常規，相對法律來說，意義也就重要的多，更有甚者，給予統治者極大的自由和權力。雖然統治者不能越過傳統的規限，但除非明顯地違反某條重要原則，基本上人們所服從的仍是統治者。然而，韋伯並沒有解釋為何人們會以傳統的常規來建立社會秩序。石元康先生從其理論引申出傳統所以能成為合法性的依據，乃由於它是一種累積的智慧。在長年累月的洗禮下，傳統常規還能保留下來則表示它有一定的長處，而且作為承繼者尊重前人的心血結晶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故這種秩序的唯一依據是一種累積的智慧，是非理性的[5]。

同樣是非理性的卡里斯瑪式的統治者，韋伯下了如此定義：「卡里斯瑪，這個字眼在此用來表示某種人格特質；某些人因具有這個特質而被認為是超凡的，稟賦著超自然以及超人的，或至少是特殊的力量或品質。這是普通人所不能具有的，它們具有神聖根源，或是表率的特性。某些人因具有這些特質而被視為領袖。[6]」換言之，卡里斯瑪式領袖的正當性來自人們對統治者超凡的性格吸引，在肯定他的能力同時，也願意接受他的統治。另外，石元康先生以為超凡在其定義中，除代表領袖的內在特質外，亦暗指在非常的情況下才有這類領袖的出現。因為只有在非常的情況下，非常的解決方法不可能由平凡的領袖去辦理，超凡的領袖則能從其中顯現自己的能力。就此意義上，所謂卡里斯瑪型政府的特性是革命性的，是推翻一切日常化建制化的，是反傳統的。

所以，法制型與傳統型的政府是建立於律則基礎之上，前者的律則是制定的法律系統，後者則是源遠流長的常規。相對而言，卡里斯瑪型的統治者是革命式的，對一切律則作出挑戰，其統治事實上只能寄託於一個領袖所具有的特質上。不過要注意的是，韋伯這三個典型是作為一個理論的構成，它並不存在於真實世界中。因為現實往往存有不同的情況，以至社會總混合了不同的典型共存，若硬套在現實中則不切實際，也就是韋伯本人有名的典型概念。是以本文只採取其方法之合理性來分析中國政府合法性的主要演變，並不排除其他模式的共存。

《當代中國政權合法性的演變》

自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共產黨作為政府的核心，它的合法性大約可分為三部份：從毛澤東領導的年代為始，中國政府的合法性偏向於克里斯瑪型統治；到毛澤東死後至八九民運時，政權主要靠政績作為支撐；及後期逐漸傾向於法制型的模式。

由於歷史的關係，正如張鍵先生所言：「中共建政之時對統治合法性的訴求自然地，也是不可避免地建立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之上。[7]」而剛經歷中日戰爭及國共內戰後，國民的生活處於極低的水平下，中共政權的地位並不太穩定，遂有五六年的中共八大黨通過的新黨章。黨章強調了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才指明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同時透過馬克思主義的原理，顯示經濟建設將成為中共意識形態的主要內容。

但隨著大躍進運動的失敗，這種跳躍式的經濟發展概念，於一九五八年破產後，毛澤東在十一月的武昌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了政治思想上的階級鬥爭的概念。事實上他對社會主義下的階級問題的之興建，此時己與其他關注經濟建設的領導人的思想分歧不斷加大，甚至將此概念列為他的社會主義改革對象。

至六六年毛澤東對此問題的追求早已越過經濟發展的目標，作為中共統治合法性訴求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至此已單純化為對被統治者的精神世界的控制。然此一合法性的訴求，經過一番權力鬥爭和運動後，慢慢與毛澤東本人的魁力和威望互相連結，造成卡里斯瑪統治形式的出現。他帶領的革命式的運動，實際上也締造了一個更平等的社會。他對於無產階級的重視，以及演說皆使人民視他為偶像，甚至無條件信奉他的領導。可以說，中國政權的合法性在此時獲得絕對的確立。

        然而，七六年毛澤東的死亡，正式結束了這種卡里斯瑪式的統御。由於在他的領導時並沒有透過建制化把政權的合法性長存，使早已耗盡的意識形態合法性的支持停止，而新的領導班子不得不正視中共政權合法性危機的出現。當四五事件和西單民主牆的出現時，反映了人民對政權的不滿和共產主義思想的懷疑。尤其時經過十年浩劫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早就不能喚召人民的支持，更不安的是政黨內部也對它喪失了熱情。中共政權再不是二十年前如救世主的出現受到人民的信任，雖然它的合法性仍未受到實質性的挑戰，一些政治學者或許已視為合法性危機的逐漸浮現。

        對此，作為領導人的鄧小平唯有尋找其他合法性的來源來支撐政權。但這來源必須能結束過往的錯漏，滿足人民的需要的同時，又不能拋棄作為政黨中心的思想形態。最後他選擇了經濟增長作為體現社會主義的優點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路向，而七九年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所宣佈的改革開放更確立了這個目標。

這個時期的特色就是在意識形態上再也不能提供中共政黨的合法性地位卻又必須維持它的存在的矛盾狀態下，政府必須給予人民足夠大的好處，安撫他們不滿的情緒以換取支持，平衡新的政治局面。事實上，正如張鍵先生指出領導者將其合法性來源置于一個行賄機制上，把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政府帶來經濟增長，人民就須接受其統治的契約上。不過在「經濟增長帶來的合法性必須是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而不是別人的邏輯下[8]」，出現了所謂四大原則。當中兩次對馬列毛思想及社會主義道路上的解釋空間之大，使領導人把不少正面的成果歸功於意識形態內。形成張鍵先生指出的雙重保險。然而，正如馬克思提出經濟的改動將會令到社會上層的改動，經濟增長的成功反而陷入另一個困境，社會上開始出現了新啟蒙運動及當代自由主義的思潮運動，特別是學界要求民主的呼聲高漲，不斷挑戰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最後發生了六四事件。

《中國外交政策轉變與政權合法性之關係》

        在中國內政演進的同時，它的外交也出現相當大的變化。正如林文程先生的分類，中共國際戰略的沿革，自建國以後每隔十年為期，共可分為：「一邊倒」、「兩條線」、「一條線與一大片」及「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四個時期[9]。每段時期的外交特色涇渭分明，且處處與中國政權合法性基礎轉變互為表裡。

據曲星先生的研究指出，中國共產黨在國共二次內戰時，曾多次受到蘇聯的阻撓。後來毛澤東和周恩來也多次談到：「國際上有的朋友，對我們解放戰爭的勝利也半信半疑，勸阻我們就此止步，和蔣介石以長江為界，搞南北朝。」當時史達林對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猜忌，以及毛澤東對史達林的干涉心存怨憤，都讓人很難理解為什麼在建國前夕毛澤東合作出「一邊倒」的政策。曲先生以為「真正打破中共與蘇共之間互相猜疑的微妙氣氛、促使中共公開表明『一邊倒』政策的，是美國錯誤與笨拙的對華政策。[10]而昇( Michael Sheng )則相反，以為中國是在有選擇的情況下，投入一直關係良好的蘇共陣營[11]。不過，共產黨很有可能是出於政權合法性的評估，才作出如此決定，中國在此其實並無太多的選擇空間可以周旋。正如金觀濤教授所言，中共的政權正當性基礎建立在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上[12]。當時剛經歷了中日戰爭和國共內戰後，中共政權的地位相當不穩，若中共與馬列主義的發源地 ─ 蘇聯發生摩擦，很容易造成政治和社會的解體。

按照同一邏輯，則很容易理解中國為何在國力未穩之際加入韓戰。如果這場戰爭是發生在歐洲或其他區域，中國未必會出兵參與。由於當時鄰近中國的北韓是共產黨國際成員之一，北韓若被打敗將會動搖整個中國民眾對馬列主義的信心，特別是不斷強調共產主義優異性的中共，它的合法性基礎肯定會受到衝擊。故中國加入韓戰，不過是一場孤注一擲的賭博，它的勝利無疑大大提高了中國政權的威望，但背後的原因還是離不開當時政權的合法性而已。

及至五六年蘇共召開二十大，赫魯雪夫在會中全盤否定史達林，中共與蘇聯再度產生嫌隙。一九五九年蘇聯在中印衝突中偏袒印度，導致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在一九六零年夏天，蘇聯撤走在中國大陸的專家，中蘇共的分裂公開化，也就正式結束了中國第一時期的國際戰略。

某程度上，中蘇關係的惡化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蘇聯的中國政策是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並非是出於所謂國際共產黨成員國的領導者，並處處顯露出對中國的野心。中國方面則因為要穩定政權的合法性，暫且與蘇聯站在同一陣營中。韓戰後，中國政權的權威得到確立，在面對大躍進失敗所出現的合法性危機，中共遂借中蘇的嫌隙轉嫁予蘇聯，開始了意識形態的爭論。

到了整個六十年代，中共與蘇聯的邊境衝突不斷，同時美國對越戰的介入逐漸提高，使中共同時面臨南北兩面的威脅。中共在此時採取了既反「蘇修」又反「美帝」的「兩條線」或「孤立主義」的國際戰略，但究竟為何會產生這個戰略呢？六十年代初，中國承傳五十年代末對蘇聯馬列主義的批評，期望能轉移國民的視線 -- 即大躍進所以失敗，並非中國的共產主義不好，而是蘇聯走上修正主義。到了六六年，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更把中共政權的合法性與其本人結合，造成卡里斯瑪型的統治。其時，中共政權合法性得到絕對的確立。既然毛澤東思想本身已能為中共的合法性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基礎，亦不用倒向任何一邊來換取支持。

七十年代初林彪事件的發生以及農工兵進佔大學，使毛澤東的思想受到極大的動搖。金觀濤先生更指出在七二年毛澤東的思想開始解體[13]，作為意識形態的毛澤東思想一旦動搖，連帶影響中共的合法性基礎。另一方面，蘇聯大軍壓境亦令中國邊防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為了保障中共毛澤東政權的穩定，實在有必要尋找一個強而有力的援助。不過，跟蘇聯修好是不可能的事。因為中共政權是以毛澤東為首的卡里瑪斯型統治，而毛澤東的思想是以批評陳獨秀以蘇共教條的本本主義所產生[14]，及後也為了轉移大躍進的責任而反對蘇聯的修正主義，加上林彪在黨內屬親蘇一派，故毛澤東寧願選擇和意識形態不同的美國作盟友也不願和蘇聯重新修好。而美國在考慮國際安全等問題後，也願意和中國進行初步的接觸。此舉令中國國家形象提升，遂與多個國家進行邦交，亦即「一條線一大片」的外交政策。但七六年毛澤東死後，中共卡里瑪斯型的統治完全瓦解，從而展開新的外交局面。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由於作為意識形態的毛澤東思想正式結束，中共政權很難再從意識形態身上獲取任何合法性的根源。面對政權合法性的危機時，鄧小平選擇以經濟增長作為新的合法性根源。正如孫承谷先生所言，在毛澤東的年代，意識形態的強調有時會妨礙經濟發展。而發展經濟正是中共政權合法性的新來源，故有不以意識形態為主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

另一方面，由於發展經濟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局面，到了八十年代，中國亦開始投入更多的資源去處理國際事務。基本上，中共在此一時期的外交戰略強調「和平」和「發展」，希望維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以推動「四個現代化」的工程，這和中共政權合法性基礎在此時有極大的轉變有關。

《結》

總結而言，中國政權正當性一直在其外交政策上扮演重要角色。從四九年到八九年中共政權的正當性轉變，往往令中國的外政策走向不同的方向。不過，自八九年六四事件的發生，使文革時期所殘存的感召力毁掉，其行為本身更取消了中共勉強保留的統治合法性。所以自民運後，中共新的領導層不斷探求其他的途徑以維持它的合法性。屆時，中國外交政策會否有重大變化，就不得而知了。不過，近來中國的合發性支持也隨著改革，慢慢退到社會群眾內，而領袖及意識形態對外交行為的影響力，正如它對當代中國內政的影響一樣越來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