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論台灣自由主義運動與民主化之關係

《序》

    台灣現今的民主政治，一向為不少學者的研究對象。不過，什麼是民主政治？道爾 (Robert Dell) 以為民主政治必須符合「公開競爭」與「包容成員」兩大標準；前者代表一個政治自由化的程度；而後者則是平等原則普及化的表現。當凡符合此兩個標準，可稱為多元政治，也就是民主政治的過渡體系[1]。  若果用這兩個標準衍生的各種指標來檢視八六年後的台灣民主政治轉型，無疑它的轉型是成功的。政治學者把台灣民主政治發展分為「威權政治 -- 民主轉型 -- 民主鞏固」三個階段，然後集中研究「民主轉型」或「民主化」的部份， 試圖找出它成功轉化的原因。

    甘陽先生把近代「向民主過渡」的研究分為宏觀取向和微觀取向兩類[2]。所謂宏觀取向可視為現代化理論的一部份；而微觀取向則針對特定的情況下所作出的理性選擇。本文在肯定它們的同時，亦嘗試把時軸推前至四九年開始的自由主義運動，認為此段歷史的特殊性對台灣民主化的發展有相當的貢獻。但由於能力有限，是次論題將以各時期具代表性的文刊為主作出分析。為了行文方便，本篇首先簡介有關台灣民主化的研究並討論它們的限制，然後界定自由主義運動和分開不同的時期來檢視它們對民主化的影響，再作一總結。

《文獻回顧》

    約在七十年代未為止，西方政治學界對民主化的研究在某程度上可以說是「現代化」理論之一部份，是屬「宏觀歷史比較社會學」的路向。此類研究強調了社會經濟條件對於走向民主的制約性。它強調台灣當局在前期以經濟增長為政府合法性的根源，也就是政府想用經濟現代化來滿足人民的豐衣足食，換取人民對國民政府的支持，維持政局的安定。不過， 由於經濟起飛，民眾便要求參與政治。因為民眾擁有的社會資源日多，聲勢日益浩大，令政府無法輕視這股強大力量。為了緩和社會群眾的反對聲音，政府唯有實行政治革新以延續自己的統治，這亦是所謂經濟成長的自然外溢結果。然而，把民主化的因素集中在抽象的被動客觀環境上，並不能解釋台灣七十年代的經濟起飛和八十年代的民主政治之間的不同步發展。另一方面，現代化論者忽視國民黨面對轉變的可能反應，一慨以理性化的行為模式硬套在國民黨上，此舉令理論過於簡化。加上現代化理論在七十年代時不能解釋為何許多發展國家在工業化後民主政體崩潰的現象。這些都使人再次反省到，民主化的過程遠比現代化理論更為複雜， 於是慢慢傾向用微觀分析台灣的民主化。

    所謂微觀取向的學者，大都以「博弈論」和「理性選擇理論」等方法論發展為基礎，將宏觀的轉化變為對個人和集體的「微觀機制」的觀察，並開始研究各種理性和非理性的「偏好」和「選擇」機制對人類行動和互動的影響。它們指出：在具體及微觀的歷史情景下，政策家會選擇什麼樣的行動方式和策略，以及這些行動方式和策略在各方面互動過程中所產生的政治結果。這套理論也注意到在各方面的發展過程中，相互衝突的政治行動者能否建立某種談判妥協的機制。通過此機制去消解對立的矛盾，民主政治過度則較易發生，反之亦然。此類微觀分析的確為台灣民主化帶來細緻綿密的解釋，起碼把國民黨政府的可能行動重新放置在現實環境中，也肯定了台灣反對運動作出的努力。當代的學者主要是把宏觀和微觀的研究互相補足，豐富了台灣民主化的分析，提高說服力。不過，按此兩種理論的解釋，很難理解為什麼所謂中產階級、反對運動的發起人、甚至國民黨當局會接受民主觀念而非其他思想。特別是八十年代反對黨的冒起，它的背後理念並不單只是為了反對國民黨的統治所出現。若沒有意識形態的支持，把反對黨的行為正當化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樣也就突顯了作為思想文化傳播的自由主義運動對台灣民主化的重要性。

《自由主義運動意涵》

    在討論自由主義運動之前，必須區分三類運動。它們分別是民主運動、反對黨運動和自由主義運動。民主運動的性質其實與自由主義運動相似，不過大多學者把所有的運動，括本文論述的自由主義運動、八十年代的社會運動一概歸納為民主運動，分析時容易有套套邏輯的結果。 其次是反對黨運動，它大約發生在七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中期，其重點是組織黨外人士來反對國民政府的運動。雖然反對黨運動與自由主義運動關係密切，甚至是互相聲援。但自由主義運動的內容始終是以傳播思想為主，故應獨立於民主運動和反對黨運動。當然，要完全分開它們亦很困難，故需要對自由主義運動下一個較為明確定義。

    什麼是自由主義運動？李筱峰先生在《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中，提出兩個標準：一個是以和平的非暴力行為。所有以武力暴力等方式進行的抗官， 反政府事件皆不在本文論述範圍之內；二是以集體的行動為主。其他較具個別性的零星事件，恐怕亦難以顧全[3]。不過，作為一個運動的主題，他並沒有把民主的意涵交代清楚。如此，本文以為判斷自由主義運動的原則還須要包括對自由主義的政治訴求。

    但什麼是自由主義？借用石元康先生所言是在這個多元價值的社會上， 人們對什麼是美好的人生道路的問題永遠沒有客觀的標準[4]。既然沒有客觀標準，外界不應藉大眾喜好干涉各人去找尋自己覺得是美好的人生道路。人生而自由，且任何人的自由應同樣地多。同樣受尊重，也唯有確立此自由和平等的價值，人才能開展人生。至於如何實現各人的自由和平等？自由主義者提出一套市場經濟理論。

    在市場經濟之中，人人可以在自由的環境下交易。彼此之間沒有地位的分別，也無需理會對方的身份。由於兩者的接觸往來只是在於完成一椿交易，交易過後即各不相欠，所以各人始終保持個人身份，不受他人制肘。因為市場機制只著重市場交易品的價值而非交易者的身份，所以對市場上任何人也是一視同仁，也就保障了個人平等的權利。而且市場交易是出於自願的活動，並沒有被迫跟某人交易，大家都可自行決定參與哪椿交易，甚至可以置身事外、不參與又或是按自己的喜好進行部份交易，故亦保障了各人的自由權利。不過，要實行市場經濟，就必須落實私有財產制。如果沒有私有財產的觀念，很難會有交易的產生。

    另一方面，為了要確立市場運作不受破壞，從而保障人民的權利。自由主義者提倡國家推行法治。其目的並不是以國家來約制人民的工具，反是人民依此來限制政府的權利來確立自己的生活不受干擾。國家必須以人權的準則，把政府的職權界定清楚，而這些準則應該是國家大多數人所同意之下所通過的。為了通過這些準則，國家要實行民主政制，以保證大多數人民能夠表達他們的意見。

    換言之，自由主義運動本身應有個人權利，多元寬容，立憲政府，國家中立，私有財產和市場經濟等六項基本訴求[5]。經此界定後，方可開始討論它的發展。

《研究方法》

    關於台灣自由主義的展現，一般都以《自由中國》雜誌為其發軔，然後接以《文星》，《大學雜誌》等刊物為其延續。自由主義運動之所以會以學術刊物而非個別人物的著作為辨認基礎及分水嶺，確實反映了台灣特殊歷史背景。或者是因為戒嚴時期對書籍的檢查比較嚴密，不若出版報刊般便利；此外，亦可能由於知識份子常常有感於事而撰文，無法潛心探究思想理論之複雜脈絡。無論如何，普遍都認為自由主義運動主要以雜誌文章為主。雜誌文章依時期先後又約可分為數個階段。分別是五十年代的《自由中國》，六十年代的《文星》，七十年代初期的《文學雜誌》以及七十年代後期至八十年代的《中國論壇》。由於大多學者視《文星》作為過渡時期的出現，故本文打算將其合併在《大學雜誌》時期來研究。

《自由中國》(1949-1960)

    《自由中國》創刊於四九年十一月，刊物的名稱是由胡適先生所命名，意在仿照戴高樂的《自由法國》。它的宗旨有四：「第一是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正價值，並且督促政府切實改革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之社會；第二是要支持並督促政府用種種抵抗共產鐵幕之下剥奪一切自由的極權政治，不讓他擴張他的勢力範圍；第三是要盡我們的努力，援助淪陷區的同胞，幫助他們早日恢復自由；第四是要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6]。」由於它的反共和宣揚民主之精神，使《自由中國》半月刊的創刊初期不僅與國民黨政府當局有密切的關係，更可以看成是國民黨在危困之中試圖以新形象來爭取內外的支持的宣傳刊物[7]。特別是創辦人雷震是國民黨當局極度受信任的權力圈中人，其與國民黨的特殊關係可見一斑。

    隨著韓戰後國際形勢對台灣有利，《自由的中國》雜誌的存在價值對政府來說反而越來越不重要。同時，台灣內部政治經濟的變化，使仍然擁抱自由民主觀念的《時代中國》，漸漸把論政的方向由原先對共產黨的批判轉移到內部問題的反省與檢討。基本上國民黨始終不脫列寧式和權威性的本質[8]，雙方的蜜月期維持不到兩年，就因為國民政府對言論自由的控制產生磨擦。自五一年六月出刊的《自由的中國》發表了一篇由夏道平先生執筆的社論 -- 政府不可誘民犯罪 -- 針對政府金融管制引起的一宗政治人員貪污事件加以抨擊，是雜誌首次受到黨政軍三方面的壓力。不過要到了五六年的「祝壽專號」和五七年的「今日的問題」尖銳深刻地揭示了國民黨運用非常時期和基本國策為藉口控制言論自由，才令《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的關係完全破裂，雷震最後更被革除黨藉。

    然而，令《自由的中國》結束生命的事件，根據江宜樺教授的分析，可能是五九年《自由中國》對蔣介石企圖連任的反對[9]。當時不少御用文人設法修改憲法，以圖蔣介石的連任，唯獨是以《自由的中國》為主的知識份子不斷抨擊當權者的戀棧權位。經此事件後，國民黨決意除去《自由中國》。其後登場的組黨事件，則或為當局逮捕雷震的導火線。事實上，地方選舉不過是國民黨下放權力的一個象徵表現，如今《自由中國》試圖組織中國民主黨以結合知識分子與本土政治人物，雖不至於動搖國民黨的權力，卻開始挑戰它的權威，因此，六零年雷震被捕，《自由中國》停刊，反對黨胎死腹中，台灣第一期的自由主義運動結束。而值得注意的是當時 《自由中國》 開始由文化思想的層面轉化為現實層面。薜元化先生指出，五四年前《自由中國》的主要人物仍期待國民黨促成反對黨，直至兩年後雷震等人意識到國民黨不會真正引進反對黨來削弱黨本身的權力，才積極推動組織黨運動，籌備中國民主黨。雖然組黨最終以失敗收場，但對於組黨理念卻有突破性的意義，也間接促成黨外運動的出現[10]。

    綜合而言，《自由中國》時期的民主理念是以言論自由為主軸，從而發展出它向政府爭取寬容，乃至最後反對黨的主張。純就理論層面而言《自由中國》並不著重民主政治的關鍵因素 -- 定期改選由民意決定執政者，與民主政治的理念存在相當大的差異。不過，正如薜元化先生所言: 「自由主義運動，其企圖促成政治體制，往競爭性寡頭政治 [即公開競爭] 開展，或成為日後台灣民主運動的先河，有其不容忽視的地位和貢獻[11]。」

《文星》與《大學雜誌》時期 (1960-1973)

    在組黨失敗，《自由中國》停刊以後，台灣在六十代便進入政治氣壓低沈的漫長時期。此時前唯一能夠延續早期自由主義理想的刊物是由蕭孟能先生創辦的《文星》雜誌；在六十年代末至七年代初則出現另外一本知識份子集體論政的《大學雜誌》，為沈寂的年代帶來第二期的自由主義運動。

    事實上，《文星》雜誌早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即已創刊。早期的《文星是以文藝生活為主的雜誌。自六零的二十五期開始，雜誌開始加入「思想」一項，逐漸增加對文化方面問題的討論。到了六一年第四十九期開始，李敖等新青年加入《文星》，正式進行第一次改組。轉型後的《文星》由蕭孟能先生身兼發行人及社長，李敖、陸嘯劍、李聲庭等為編輯及撰稿人，而雜誌的精神領袖則是《自由中國》的遺老殷海光先生。當時編輯的中心由文藝轉而至思想的論戰上，全面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大力提倡西化、科學和民主等。明顯地，《文星》雜誌對台灣民主、自由思想的影響是在改組後的內容，其中如殷海光先生從理論思想層面對自由、民主的分析；陸嘯劍在六十七期開始對不合時宜之法規、法制的痛陳；以及李聲庭透過介紹歐美人權狀況來反省台灣人權觀念等，可以說是自由主義運動的新啟蒙[12]。

    雖然嚴格上《文星》其實不能算是一個集團，或是一個政團。但《文星》在文化思想啟蒙上有相當的成績，實有其歷史上的一席之地。韋政通先生在其主講的《台灣三十年來的思想界》中把《文星》和《自由中國》相提並論，以為是台灣當時類似五四新文化運動時的兩本思想啟蒙雜誌。他曾道：「當時《自由中國》是政論雜誌，有相當強烈的西方色彩，對傳統有激烈的批評，而且，以年輕人為多….他們 (包括自由中國與文星的負責人、精神領袖和文學思想的掌舵者) 都是有意見領袖的地位，都曾形成意見氣候。」不過由於《文星》認為傳統文化思想對現代化已形成莫大阻礙，必須全盤否定的激烈反應不僅成為國民黨鎮壓的對象，也給支持傳統文化之士圍攻。最後至九十八期時，主編李敖寫了一篇《我們對「國民黨」的嚴正表示》，觸犯了國民黨當局，並下令被迫停刊。《文星》查禁後，經營新潮書籍的文星書店也被迫終止營業。李敖則受牽連而遭逮捕。故在六十年代末期的台灣無論就文藝思想或社會批判而言，都是乏善可陳。

    直至將近七十年代，自由主義的運動才再度延續，這次是以戰後新生一代的知識份子與青年企業家結合組成的筆陣[13]。在《大學雜誌》做了一次集體性的政治革新的意見總述。《大學雜誌》與《文星》相似，早期不過是一本小型的同仁雜誌。它的政革新運動，是到了七零年下半年的改組，才逐漸醞釀出來。當時如關中、魏庸、宏達、楊國樞、陳教應、許信良等「青年才俊」在國民黨及青商會的居間協調下先後加入原先的《大學雜誌》，而改組之後的《大學雜誌》以革新保台為主，大力呼籲當局廣開言路，並積極檢討各種社會現實問題。七二年的「國事九論」正是當時知識青年學者聯合對舊有政治結構中的積弊提出多方面批評的長篇建言。其中較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以及「照顧工農福利」兩大訴求，因為這兩項議題都超越了《自由中國》與《文星》時期知識份子對此問題的思考，是台灣自由主義運動的另一大特點[14]。

    《大學雜誌》的自由主義運動在七二年到達頂峰，蔣經國接掌行政院後，果然推動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雖然與全面改選的局面乃有一段距離，但至少證明《大學雜誌》發揮了若干的影響。而且蔣經國對本省精英的提拔、對工農問題的關注，也顯示出《大學雜誌》不像《自由中國》或《文星》那樣事事皆針鋒相對。須當注意的是，此時期的特色正如王杏慶教授提出的代間政治，即自由知識份子「先鋒隊」的角色逐漸讓給專業型態的政客及本土化力量逐漸強化[15]。但自七三年起，《大學雜誌》集團即開始發生內部分裂。分裂的原因及過程十分複雜，大體上由親「土」、「洋」知識份子意見及態度有別，再加上它鼓起學生運動並介入選舉，使國民黨撤回對它的支持，後雖經歷多次改組，亦不復當年風光[16]。

《中國論壇》時期 (1975-1987)

    由《大學雜誌》分化出來的各股勢力中，比較信奉自由主義理念的人物陸續轉進《中國論壇》，而《中國論壇》也因此成為自由主義集結的大本營，繼續擔任宣揚自由民主理念的媒介。《中國論壇》創刊於七五年，是由聯合報系支持的刊物，據發行人楊進黨先生所言：「如果要為《中國論壇》定位，大體的說，可以說《中國論壇》是一份自由主義的刊物，是知識份子參與國家社會事務的一種書生報國表達方式，它的言論立場，就是知識份子為民主憲政而倡導、批判的立場[17]。」從其出版內容看，大致可以確定它是在遵循反共、統一的立場下，結合海內外知識份子以言論報國，促進中華民國的民主政治、自由經濟及多元社會之發展[18]。

    《中國論壇》從七五年至九零年為半月刊形式 ( 由於本篇以八六年前的發展為主，所以不打算詳述最後四年的情形 ) ，編委會召集人計有尉天聰、袁頌西、李鴻禧、韋政通等人，他們先後延攬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包括楊國樞、胡佛、孫震、文崇一、張忠棟、黃光國、葉啟政、蕭新煋等等，這些人大多曾留學海外，所受的西方學術訓練遠在《自由中國》及《大學雜誌》大部份作者之上。因此對於憲政民主的觀念的了解較為深刻，對於現代化國家所必備的法律制度與公共政策也較能提出中肯的要求[19]。如呼籲修訂選舉罷免法、推廣法治人權教育等等。不過由於《中國論壇》的基本立場是不正面挑戰執政黨的統治權威，因此它在若干議題上反而不如先前的自由主義者開放（例如不敢鼓勵成立反對黨）。但它的論政成就卻較前期的雜誌更為廣泛，這亦跟它的「溫和批判」立場有莫大關係。

    八零年代是戒嚴體制由緊到鬆、終至完全解除的時代。《中國論壇》在此一背景下持續敦促政府加速自由化與民主化的步伐，對台灣社會的發展貢獻頗大。特別是在黨外人士醞釀成立新政黨、而執政黨仍堅持黨禁之時，自由派學者更是兩頭奔波，唯恐美麗島事件重演。當一九八六年民進黨不顧政府威脅強行闖關成立，胡佛、李鴻禧、楊國樞、張忠棟等四人透過陶百串向蔣經國說項，局勢終於化險為夷。這些自由派學者都與《中國論壇》有深厚的關係，他們協助民進黨平安成立的努力，可以看成此一時期自由主義運動的成績。

《自由主義運動的整體貢獻》

    總括來說，七七年以前的民主運動，就在這種文人雜誌（自由主義運動）與地方選舉的交互作用下緩緩地進行。自由主義運動使知識分子有機會引介西方的民主理念於本土社會，而間歇性的選舉則使政治人物有機會宣揚民主制度的優點。由於選舉漸漸成了抒發政治改革意見的觸媒，故林佳龍先生稱為「選舉帶動的民主」。至七五年黨外前輩郭雨新參選立委時所提出的政見文宣，可以說累積了《自由中國》、《大學雜誌》以來知識分子的主要訴求，等於為此階段的民主理念，做了最簡結的說明，也反映了自由主義運動開始滲入政治選舉的局面。

    回顧此一段的自由主義運動，可以看出自由民主制的基本觀念逐漸由五十年代的素樸形態朝向七十年代的健全系統發展。明顯地，在七七年黨外政團成功集結以前，憲政民主的要義已經流通於反對派的菁英間。不過，據彭懷恩引述艾普敦 (Sheklon Appleton) 在七十年代對大學生和高中生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受訪者雖然信仰民主，但他們對民主的本質內容並不瞭解[20]。換言之，自由民主的理念在自由主義動後已經萌芽，但普遍的民主意識則尚待長期培養。

    及後到了七七年至八六年是台灣思想史上一段重要的歲月。在這段歲月的前半段，由於《中國論壇》的創刊，學術文化界出現了一群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繼續以《大學雜誌》顛峰時期學人論政的方式向政府提出政見。由於他們的溫和改革立場不致引起執政黨的疑懼，因此造成的輿論效果反而綿延長久。此段期間的自由主義運動之主流人物，他們當中頗多專門研究憲政及法學，使自由民主理念及得以深化廣延。透過不斷發表的專題論述，自由主義憲政民主的觀念乃日趨完備，也落實到具體的制度改革和政策方向的局面。到了八三年以後，由於「自力救濟」遊行示威大量出現，台灣社會可以明顯感覺到民間運動即將爆發，所以此後半段是一個相當典型的暴風雨前鬱悶難當的「轉型前時刻[21]」。憲政民主觀念經過自由主義運動的推波助瀾；終於到達必須宣洩的程度。

    綜觀此一時期，自由民主等觀念在自由主義運動下有長足的進展，透過不少的批評或論述文章，他們把西方民主理念推廣於民間社會。根據這些典範，他們又進一步批判現行體制不合法理之外，其結果是權威政治日益喪失其正當性，所有長期累積下來的問題都必須尋求徹底解決。

    由此可見，四十多年的自由主義運動中，為台灣當代政治思想帶來改動。這場運動改變了知識分子，政治人物以及國民黨政府對民主的態度。台灣知識分子由於在整體上具有較高的民主意識，他們的確是推動台灣政治轉型的動力，只是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扮演了不同角色而已。反對國民黨的知識份子扮演了一種從外部推動國民黨進行改革的“壓力”角色。即大學雜誌集團開始分化時一部分人遭到國民黨的排斥和打擊，成了“邊緣知識分子”並投入黨外面對運動。如張俊宏、林義雄、姚嘉文、呂秀蓮、陳鼓應、王拓等；而支持者則在內部要求國民黨進行民主改革，扮演了一種促國民黨進行改革的“引力”角色。如關中、孫震、李鐘桂及施啟楊等在大學雜誌分化後作為新能量被國民黨“吸納”，成為“核心知識分子”。還有一部分則繼續留在學術界或投身於《中國論壇》，為推動民主和自由主義努力[22]。故在思想上，自由主義運動為反對黨和國民黨在民主化過程中建立一條可能互相溝通的機會。

《結》

    台灣，一個無論歷史背景，地理環境亦十分特殊的島國。而在台灣歷史當中，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間的民主化，在政治上可謂是一個明顯的轉捩點。本文在肯定眾多學者研究所得的同時，試圖加上一點：四九年開始的台灣自由主義運動，亦是台灣民主化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本文認為如果沒有這場台灣政治思想演變的運動，就很難理解台灣民主化成功的原因。為此，本文把台灣的自由主義運動分為三個階段：《自由中國》時期、《文星》與《大學雜誌》時期及《中國論壇》時期。它們每個階段都是一脈相承，但對民主化的貢獻卻各不相同，這與外在環境變遷有關，也是各階段運動的連鎖效果。第一階段，其實亦是台灣邁進民主的第一步，成為了日後台灣民主運動的先河；同時間，亦由於第一階段的突破，帶來了第二階段的成就，《大學雜誌》提出了中央民意代表並全面改選，正正顯示了這階段超越《自由中國》對民主論述的顯著差異的所在之處；當台灣踏入第三階段，《中國論壇》正為多年來的自由主義運動作一個重要而平實的奠基工作，為台灣政治思想產生了明顯的轉變。這三個階段，一方面構成台灣的民主文化，另一方面亦加促了民主化。台灣國民黨、民主進步黨和其他知識分子的思想轉變，皆證明了自由主義運動對台灣民主化的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