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片回顧---細看悲情父母 回自講目錄
黑白的畫面，男主角穿著單薄的衣衫．正努力埋首於工作中，突然一陣強烈的咳嗽，瘦弱的身軀猛烈抽搐著，過後放開捂著口鼻的手，看一看，驚見手上的手帕染滿鮮血，男主角看一看門外的妻兒，慌忙藏起染血的手帕．．．．．
昏昏暗暗的房間內，女主角為了養兒育女，為了幫補家計，或在穿膠花，或在改衣服，氣若游絲的差點昏倒，乾咳兩聲隱伏著生病的徵兆．．．．．．
談粵語長片，總令人想起這些在家庭倫理通俗劇中常見的經典場面。五、六十年代，香港經濟低迷，大量難民湧入，西方文化入侵，不少舊式行業被淘汰，職位求過於供，普遍市民都需要過著艱苦的生活。當年的通俗劇多以人倫和男女愛情為題材，而家庭倫理劇如《父母心》（秦劍導演，1955）、《可憐天下父母心》（楚原導演，1961）、《可憐的媽媽》（關文清導演）正能反映當時一般貧困家庭所面對的辛酸；其中《可憐天下父母心》更被視為香港新寫實主義的代表作，繼承了意大利新寫實之風。
*小人物的悲哀
這三齣電影都以平凡老百姓為故事主人翁，使當時的觀眾看了猶如感同身受，產生共嗚。
《可憐天下父母心》的教師陳志康（張活游 飾）雖為知識份子，但被解僱後生活頓變得拮据，一家六口終日過著三餐不繼的生活。
《可憐的媽媽》的韓麗萍（白燕 飾）可說是當時保守社會中典型的邊緣人，她本為寡婦，後帶著被譏笑為油瓶女的女兒再嫁，在夫家受盡辱，後丈夫逝世，她再成為寡婦且被趕出家門。
而《父母心》中丑生王生鬼利（馬師曾 飾）在世界蕭條，戲班被西洋艷舞團取代而解散的情況下，只好轉當閒角甚至街頭劇，這不但標誌著舊式行業的沒落，這個角色亦同時把小人物那種為口奔馳，對人歡笑背人垂淚的悲苦真實顯現出來。
*失業文化
《可憐天下父母心》的陳志康在電影開始不久就遭解僱，失去了教師的工作，雖然得朋友介紹覓得一份私校教師的職位，可惜因經濟不境，校方每月只能支付一半的薪金，到後來學校更因經營困難而倒閉，陳志康再度失業。除了陳志康外，他的朋友林老師亦是一名失業漢，且需行乞度日，後更病死街頭。
而《父母心》中包括生鬼利在內的戲班成員，因戲班解散一同失業；生鬼利的大兒子雖已是高中生，但沒有一紙文憑，又沒有人事，找工作亦困難重重。
再看《可憐的媽媽》，韓麗萍一開始就因不甘在酒樓工作受辱而失業，但相比陳志康和生鬼利的失業苦況，韓麗萍的只是極度輕描淡寫地帶過，也許這與其作為女性有關，在傳統社會中，女性在工作範疇內的角色本就不被重視，而女性往往被局限於家庭的框框中，這點容後再談。
不管如何，這三齣電影中的人物都面對著失業的困境，而失業正正是貧窮的主因，由此可見，五、六十年代香港社會失業情況嚴重，人浮於事，要找一份工作維持基本生活開支都非常困難，莫論甚麼升職加薪了。
*貧富對立，批判上流社會
在如此艱難的貧困環境中，金錢對劇中人回然重要，因為只有錢才能幫助他們脫離困局，劇中人亦努力找工作賺錢讓家人生活穩定，如《父母心》中本為戲班丑生王的生鬼利在戲班解散後，不惜低聲下氣求人，為的只是一個閒角的位置，後更日曬雨淋做街頭劇，為的都是要脫離貧窮；但有趣的是，當這些小人物努力賺錢，嚮往中產以至上流階層的生活時，電影卻在另一方面對上流社會作出嚴厲的批判，簡化（甚至過份簡化）人格，使貧苦階層與上流社會間呈現一個強烈的，忠與奸、好與壞的對立。
先談《可憐天下父母心》，陳志康絕對是一個老好人，愛護家人，對朋友有道義，他見林老師要行乞度日，二話不說也沒考慮自己家人都三餐不繼的處境，就把手上的錢全給了林老師；反觀其妻的表姐，好表面上很關顧陳志康一家，但一談到借錢就面色大變，還暗地為有這些窮親戚而自覺丟臉。
而《可憐的媽媽》中，韓麗萍的夫家盡顯上流社會的封建和利字當頭的醜惡；戲中，寡婦韓麗萍帶著女兒再嫁，所以在封建的夫家受盡欺凌，其夫為了息事寧人，答應他日由兄長處理所有家產，因此韓麗萍母女才得以留在家中，後來丈夫病逝，她即被趕走，她的以和為貴和忍氣吞聲，與富有夫家的勢利和封建形成一個強烈對比。
在《父母心》中，生鬼利為供愛兒讀書咬緊牙關，當經濟陷入困境，戲班同僚慷慨借出戲服讓他典當，由此可見貧苦大眾發揚了互相扶持的情操，極有人情味；反觀生鬼利的師兄陳厚，他雖非大奸大惡，後又引薦生鬼利的小兒子學戲，但說底，這都是因為他認定了生鬼利的小兒子可賺大錢罷了，他的市僧勢利是昭然若揭的。
從此可見，電影中貧苦大眾談的是「情」，上流社會眼中卻只有「利」，這種批判和對立無疑是過份簡化的，但正好讓當年社會的貧苦大眾釋懷，也許在窮人等於好人，富人等於壞人的理論中，他們才能阿Ｑ的安份於貧窮的社會處境。
*建構悲情父母：貧窮、疾病、對家庭的無私奉獻
前段說過，失業是貧窮的主因，而貧窮在建構整個悲情父母形象中是極重要的一個元素。本文討論的三齣電影：《可憐天下父母心》、《可憐的媽媽》、《父母心》，當中主角無不正在受貧困生活的煎熬，他們連基本生活開支都負擔王起，甚至要典當生活必需品，或向親朋、高利貸借錢以度難關，然而，借了錢始終要還，於是主角又為還債而煩惱，形成了一種沒完沒了的貧窮狀態。
不過，貧窮只是悲情故事的開端，電影往往在貧窮上再加上頑疾這元素，使劇情悲上加悲；故事主角常在貧困中積勞成疾、積鬱成病，例如本文一開始敘述的吐血場面，正是《可憐天下父母心》中陳志凌積勞成病的經典場面；而《父母心》的生鬼利更因病失去藉以謀生的聲線，這相信令當年的觀眾流下不少同情次淚；另外，《可憐的媽媽》韓麗萍雖沒有身染頑疾，但故事後段她跳海救女後在醫院垂危臥床，這與身患惡疾相似的彌留場面，其催淚動機明顯不過。
而作為父母的角色，家庭負擔與照顧兒女的責任自是不可缺少，故事主角在貧困中、在病榻中依然為兒為女盡心盡力，把其悲情脫離單純的「為自己」，營造一個為家人才受苦的感覺，無私加上親情似乎是這類苦情戲的必備元素，這從《可憐天下父母心》劇終大力宣揚「人無論遇甚麼困難，都不應逃離做父母的責任」可見一斑；又如《父母心》的生鬼利再窮困都辰供兒子讀書，到《可憐的媽媽》韓麗萍遭女兒誤解仍對女兒不離不棄，可見悲情父母必需是無私的、忍辱負重的，甘為兒女受苦、犧牲的。如此，親情似乎在建構悲情父母的過程中，成了強化悲情的有力工具。
*似無還有的枷鎖
雖然《可憐的媽媽》對封建家庭制度作了明顯的諷刺，而身為寡婦的女主角韓麗萍再嫁，在第二次喪夫後自力更生養育女兒，這些彷彿揭示了新時代女性逐漸擺脫傳統框框的新思想，但事實上，影片還是作繭自縛於「男主外、女主內」的枷鎖中，在韓麗萍新時代女性的包裝下，女性需要貌美、溫婉、賢德、堅忍、順服、柔弱等傳統形象仍是陰魂不散。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韓麗萍第二次喪夫後是被趕出家門，而不是她主動離開的，所以她的所謂「自力更生」不過是為勢所迫下一種被動的無奈；被趕出家門後，她日以繼夜工作，可是她的工作如穿膠花、改衣服都是在家中進行的，而當清潔女工、家庭傭工，所做的工作其實就是傳統家庭主婦的家務，由此可見，雖然她作為一個職業女性，但卻始終被困於「家庭主婦」的角色中；而且，她辛苦工作最終為的是養育女兒，如此慈母美德的形象，如苦含辛，受盡委屈仍以養兒育女為天職，不是男權主義下的女性是甚麼？再者，劇情安排這個再嫁的寡婦受盡冷嘲熱諷，又再度喪夫，此後過著貧苦的生活，這是否暗示著對她觸犯了男權中心道德禁忌（再嫁）的懲罰呢？是否意味著她的可憐和悲苦都是咎由自取的呢？若真如此，這電影中的男權意識更是昭然若揭了。
除了韓麗萍外，《可憐的媽媽》中尚有一個重要的角色，就是黃曼梨飾演的校長，表面看來，這角色可說是一個女強人，一個新時代女性，可是氖為一個校長兼兩子之母，戲中描述她處理學校行政的篇幅少，教導孩子的篇幅相對地多，使她淪為了一個「照顧和管教孩子的人」的角色，這與男權主義下「母親」的位置根本沒兩樣。
其實不僅是《可憐的媽媽》，《可憐天下父母心》和《父母心》亦如是，這兩齣電影主角的妻子在生活上總離不開「家庭主婦」、「妻子」和「母親」的角色，她們照顧兒女、服侍丈夫，賺錢養家是男性的責任，作為女性，她們的責任不過是傳宗接代、相夫教子罷了；《可憐天下父母心》有一幕令人失笑的場面，當時陳志康一家可謂家徒壁立，日用品如棉被都給典當了，可是有一幕卻清楚見到陳志康妻子戴了一對閃亮亮的大耳環，到底這是一時的錯失，還是暗示著男權主義下女性作為「被觀賞者」的角色？
本文討論的三齣電影：《父母心》、《可憐天下父母心》、《可憐的媽媽》都是五、六十年代的作品，寫實地反映了當時香港正值經濟低迷，普羅大眾生活艱苦，失業是普遍的現象；然而，電影中過份簡化的人格和貧富對立，因循守舊的傅統女性形象，使影片難免陷於保守和狹窄的視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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