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遲
中國古代各種殘酷的刑罰中，最慘無人道的莫過於凌遲。凌遲，原來寫作陵遲，本意指山丘的緩延的斜坡。荀子說：「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意思是指，三尺高的陡坡，車子便拉不上去，但百仞高大的山因為有平緩的斜坡，車子可以一直拉到山頂。後世將陵遲用作刑罰的名稱，僅取它的緩慢之義，即是說以很慢的速度把人處死。而要體現這種「慢」的意圖，就是一刀一刀地割人身上的肉，直到差不多把肉割盡，才剖腹斷首，使犯人畢命。所以，凌遲也叫臠剖、剮、寸磔等，俗語所謂「千刀萬剮」，指的就是凌遲。
這種把活人零刀割死的做法早就有了。南朝宋後廢帝劉昱曾親手將人臠割。北齊文宣帝高洋也常常用臠割的手段來殺人。唐中期安史之亂時，顏杲卿抗擊安祿山兵敗被俘，與袁履謙等同時被零割。但將凌遲作為正式的刑罰，人們大多認為始於五代。陸游說：「五季多故，以常法為不足，於是始於法外將置陵遲一條。肌肉已盡，而氣息未絕，肝心聯絡，而視聽猶存。」但在五代時，已有人意識到凌遲之刑過於殘酷，主張廢棄不用，如後晉開運三年（946），竇儼奏稱死刑宜只保留斬、絞二種，而「以短刀臠割人肌膚者」，應當禁止。後晉出帝石重貴准奏，不再使用凌遲之刑。
北宋開國之初，力糾五代弊政，仍然禁止凌遲之刑。宋太祖時頒行的《刑統》，規定重罪應使用斬或絞，沒有凌遲。宋真宗趙恆時，內宦楊守珍巡察陝西，督捕盜賊，擒獲賊首數人，他請示朝廷，擬將他們凌遲處死，用以懲戒凶惡的人。真宗下詔，命令將俘虜轉送有司衙門依法論處，不准使用凌遲。到了神宗熙寧、元豐年間，才正式將凌遲列為死刑之一。《通考．刑制考》說：「凌遲之法，昭陵(宋仁宗陵號)以前，雖凶強殺人之盜，亦未嘗輕用，熙豐間詔獄繁興，口語狂悖者，皆遭此刑。」如熙寧八年（1075），沂州百姓朱唐告越州餘姚縣主簿李逢謀反，李逢在被捕後受審時，供詞中又牽連了秀州團練使世居和醫官劉育等，朝廷詔令有司審理此案，結果，李達、劉育和河中府觀察推官徐革都被凌遲處死。到了南宋，《慶元條法事例》更明確地把凌遲和斬、絞同列為死刑名目，這樣的規定一直延續到明清。
凌遲在宋代通稱為剮。景德年間，御史臺曾審問殺人賊犯，定案之後，知雜王隨請「臠剮之」。「剮」字原作「咼」，即「骨」字去了「月」(肉)，其形狀也像人的頭顱骨。《說文解字》解釋說其義為「剔人肉，置其骨」，這正是零刀割人的意思。「剮」又作「」，明朱國楨《涌幢小品》卷十八「字義字起」一節云：「貞元中，宣武兵變，執城將之。」並注解說：「，即『剮』字也」。可見，「剮」的含義早已明瞭，只是到了宋代它成了凌遲的代名詞而更加為人所熟知而已。這種情形，也常見於小說中的描寫。《水滸傳》第二十七回寫教唆潘金蓮害死武大郎的王婆被東平府尹陳文昭判為「擬合凌遲處死」，之後寫道：
大牢裏取出王婆，當廳聽命。讀了朝廷明降，寫了犯由牌，畫了供狀，便把這婆子推上木驢，四道長釘，三條綁索，東平府尹判了一個「剮」字，擁出長街，雨聲破鼓響，一棒碎鑼鳴，犯由前引，混棍後催，兩把尖刀舉，一朵紙花搖，帶去東平府市心裏，吃了一剮。
由於宋代使用凌遲之刑較為常見，所以民間在對仇人進行報復雪恨時，也仿照作為官刑的凌遲把人臠割至死。《水滸傳》中也有這樣的情節，請看第四十一回中李逵割黃文炳的一段描寫：
（李逵）說：「今日你要快死，老爺卻要你慢死！」便把尖刀先從腿上割起，揀好的就當面炭火上炙來下酒，割一塊，炙一塊。無片時，割了黃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開胸膛，取出心肝，把來與眾頭領做醒酒湯。
以上所引用《水滸傳》中的兩段文字，可以看出宋代凌遲在執行時的大概情形，這和《宋史．刑法志》中所說的「凌遲者，先斷其肢體，乃抉其吭」的做法是基本一致的。
元代法律規定的死刑有斬首而無絞刑，對那些惡逆大罪又規定可以凌遲處死。元代凌遲執行時的情形與宋代相似，如元雜劇《感天動地竇娥冤》中，竇娥的父親竇天章復審冤案，宣判說，張驢兒「毒殺親爺，姦佔寡婦，合擬凌遲，押赴巿曹中，釘上木驢，剮一百二十刀處死。」這和《水滸傳》中王婆被凌遲的做法一樣，都必須釘上木驢。這木驢大概是一個木架子，可以把犯人固定在上面，以便在零割的時候犯人不能亂動，它和古代那種「勾結姦夫害本夫」的女犯受的「騎木驢」的刑罰不是一回事。（參見雜刑）雜劇《竇娥冤》比《水滸傳》更明確地指出了應割的刀數。試想，把人割一百二十刀才致命，其慘酷的程度真叫人不寒而慄。
明代法律也明確規定凌遲為死刑之一。《大明律．刑律》載：「謀反大逆：凡謀反，謂謀危社稷；大逆，謂謀毀宗廟、山陵及宮闕。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凌遲之刑的設立，反映了古代專制政治的殘酷，統治者為了鎮壓人民的反抗和各種犯上作亂的行為，不惜採用一切毒辣手段。明代各朝中，凡是捕獲造反的首領及其他叛逆者，都用凌遲之刑將他們處死。如萬曆三十四年（1606）冬，劉天敘等謀反，兵敗被擒，為首的七人被磔死。嘉靖二十一年(1542），宮婢楊金英等人謀害世宗朱厚熜未遂，事發被捕，楊金英、楊蓮香等十六名宮女不分首謀和協從，一律凌遲處死，並且剉屍梟首。萬曆七年（1579）五月，禮部侍郎董傳策被府中的奴僕殺死，有司將凶手捕獲，下獄審理，第二年把他們全都「剮於巿」。
實際上，明代的凌遲之刑並不僅僅施用於謀反大道，有時對罪行情節較輕的犯人也加以凌遲。明初朱元璋親自編定的《大誥》就記有不少這樣的案例。如金吾後衛知事靳謙讓妻子擊鼓鳴冤，經審訊所訴不實，便判決靳謙犯了誹謗朝廷的罪，將他凌遲處死。崇德縣民李付一任本縣里甲時，因擾民而被人告發，縣官傳訊，他不予以理睬，公差王某前去拘捕他，他設計請王某飲酒，當王某喝醉時，李付一將王某綁縛起來，聲稱王某騙吃騙喝。李付一的行為雖然實屬無賴，但還不至於構成死罪，結果他以誣誑罪被凌遲處死。又有北平道御史何哲與都御史詹微有隙，於是何哲聯合另外兩名御史任輝、齊肅及四川道御史魏卓等共十八人一同捏造事實，陷害詹微。當時明太祖朱元璋正信任詹微，因而授意有司將何哲等人治罪，結果何、任、齊、魏四人被判為凌遲示眾。像上面三例這樣不該凌遲而被凌遲的案子還有一些，朱元璋用刑峻酷，從這些事實可以看出來。
元代執行凌遲，把犯人零割一百二十刀，已是夠駭人聽聞的了，明代執行凌遲時零割的刀數更遠遠超過前代。明世有兩次著名的凌遲處死案例，刀數有明確的記載，一是正德年間的宦官劉瑾，一是崇禎時進士鄭鄤。鄧之誠《骨董續記》卷二「寸磔」條云：「世俗言明代寸磔之刑，劉瑾四千二百刀，鄭鄤三千六百刀。李慈銘日記亦言之。」這裏記劉瑾被剮刀數可能是誤傳，實際上瑾被剮三千三百五十七刀。這樣大的數目，實在驚人。民間婦女罵人時常說「你這個挨千刀的」，看來古代凌遲時將人割千刀以上並非虛詞。
先說劉瑾。正德五年（1510），劉瑾以謀反罪被判死刑，聖旨特批，將他「凌遲三日」，然後還要剉屍梟首。執行時的情景，當時參與監刑的張文麟有詳細的記述：
是日，予同年陝西司主事胡遠該監斬，錯愕，告於尚書劉先生(璟)曰：「我如何當得？」劉回言：「我叫本科幫你。」予因應之。過官寓早飯，即呼本吏隨該司掌印正郎至西角頭，劉瑾已開刀矣。凌遲刀數，例該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頭一日例該先剮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動刀，則有血流寸許，再動刀則無血矣。人言犯人受驚，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剮畢開膛，則血從此出，想應是矣。至晚，押瑾順天府宛平縣寄監，釋縛，瑾尚食粥兩碗。反賊乃如此。次日押至東角頭。先日，瑾就刑，頗言內事，以麻核桃塞口，數十刀，氣絕。時方日升，在彼與同監斬御史具本奏奉聖旨，劉瑾凌遲數足，剉屍，免梟首。受害之家，爭取其肉以祭死者。剉屍，當胸一大斧，胸去數丈。逆賊之報亦慘矣。
劉瑾把持朝政時，殘害忠良，作惡多端，他落得如此下場固然使人解恨，但從他受刑的過程來看，凌遲這種刑罰不能不說它確實慘無人道。
再看鄭鄤。若說劉瑾被凌遲是罪有應得，而鄭鄤受如此酷刑卻使人感到惋惜。鄭鄤是常州橫林人，天啟二年（1622）進士及第，他的文才與聲望曾名噪一時。崇禎初年，由於朝廷內部黨派之爭引起的政治糾紛，鄭鄤也被捲了進去，他被人告發說犯有「杖母」和「姦妹」兩項大逆不道的罪款，最後由崇禎皇帝朱由檢親自批示，予以凌遲處死。
關於鄭鄤一案的詳細背景與是非曲直，這裏不作具體考述，我們只講他受刑的大致經過。崇禎十二年（1639）八月二十六日黎明，聖旨下達讓當日執行，有司官員立即下令傳齊有關人役，押解犯人前往西巿。當時的西巿在北京皇城西側甘石橋下四牌樓（後世簡稱西四牌樓，即今北京西四)，處決死囚常在這裏進行。按平常的慣例，斬首在西牌樓下，凌遲在東牌樓下，所以，那天早晨就有一夥人役在東牌樓旁邊搭起一座棚子，裏面供監斬官等人在此就坐，棚子前面豎起一根上邊有分叉的粗木杆。不一會，行刑的劊子手們也提前來到，他們每人帶一只小筐，筐裏放著鐵鈎和利刃。劊子手們，取出鐵鈎利刃等，放在砂石上把它磨得非常鋒利。辰、巳時分，監刑官帶校尉、人役等押著鄭鄤來到刑場。鄭鄤停放在南牌樓下，他坐在一只大籮筐裏，沒有戴頭巾也沒有穿鞋襪，正在向一名書童絮絮不休地囑咐家中後事。這時，圍觀的群眾人山人海，把周圍的道路、空場堵得水泄不通，附近的房頂上都爬滿了人。有位吏役說，西城察院的官長還未到，必須稍停片刻，正說著，那位官長由隨從前呼後擁，分開密集的人叢向這邊來了。就位之後，他高聲宣讀皇帝聖旨，由於周圍人聲嘈雜，他都念些什麼，人們聽不清楚，只聽他最後的一句是：「照律應剮三千六百刀」。劊子手齊聲附和，聲如雷震，圍觀的群眾莫不心驚膽顫，兩腿發抖。只聽得三聲炮響，之後開始行刑。人群更加騷動起來，爬在房上的人有的站起身，伸長脖子，想看看劊子手怎樣剮人。但由於近處的人圍得密不透風，稍遠一些就看不見行刑的場面。過了好大一會兒，只見那有分叉的粗木杆上垂下一條繩子，有人在木杆後面拉動繩子，繩子的另一端便吊起一件東西，鮮血淋漓，原來是人的肺和肝，一直吊到木杆最高處。這說明犯人的肉已被割盡，開始剖腹取五臟了。又過了一會兒，木杆上的繩子放下來，卸下肝肺，又吊起一顆人頭，這說明鄭鄤已被砍下腦袋，懸掛示眾。按著，又把鄭鄤的軀體也掛了起來，使它的胸貼著木杆，背朝著眾人，大家看見他背上的肌肉被割成一條一縷的，卻沒有割掉，千百條密麻叢集，就像刺蝟似的。這時，凌遲之刑宣告結束，有兩名校尉手舞紅旗，騎著快馬向東飛馳，他們是去宮中把剮的刀數向皇帝報告。後來，有劊子手把鄭鄤的屍體取下，把他身上的肉一條條地出售，據說人們買這人肉是做為配製瘡癤藥的原料。
清代仍有凌遲之刑。統治者對造反的首領一旦捕獲，總是要凌遲處死。如太平天國北伐軍失敗，將領林鳳翔、李開芳等八人被俘，都押解到北京凌遲示眾。捻軍首領張洛行、賴文光兵敗被俘，也受了凌遲之刑。太平天國的著名領袖翼王石達開在大渡河兵敗，向四川總督駱秉章投誠，但沒有受到寬大處理，清廷傳旨將石達開不必押送北京，在四川就地處決，駱秉章竟殘忍地對石達開等使用了凌遲之刑。那是同治二年（1862）六月二十五日，駱秉章率領清兵把石達開和宰輔曾仕和、中丞黃再忠等綁赴刑場。石、曾二人分別被面對面縛在兩個十字木樁上。執行凌遲時，劊子手先對曾仕和割第一刀，曾仕和受疼不過，慘叫狂呼，石達開斥責他說：「為什麼不能忍受此須臾時間？」曾仕和這才緊咬牙關，不再叫喊。石達開受刑時，被割一百多刀，他從始至終默然無聲。石達開的凜然正氣和堅強意志使清軍官兵感到震驚，四川布政使劉蓉說他「梟桀堅強之氣溢於顏面，而詞句不亢不卑，不作搖尾乞憐語。……臨刑之際，神色怡然，實醜類之最悍者。」
凌遲之刑一直延續到清末。戊戌變法後，清廷受內外各種壓力的衝擊，不得不順應潮流對傳統的弊政作些改革。光緒三十一年（1905）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奏請刪除凌遲等重刑，清廷准奏，下令將凌遲和梟首、戮屍等法「永遠刪除，俱改斬決」。從此，凌遲這種非人的酷刑才從法典中消失，被斬首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