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孟子儒家孟子
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372BC，卒於赧王二十六年289BC)，名軻，字子輿，又字子車、子居。父名激，母仇氏，本魯公族孟孫之後。後遷居鄒地（今山東鄒縣）故史記孟荀列傳說他是鄒人。是孔子孫子子思的再傳弟子。
孟子幼年父親就去世了，全靠他那位賢淑的母親扶養他長大。他母親的賢淑，在我們中國的社會上，流傳有「孟母三遷」和「斷機教子」的美談。
孟子在母親的教育下，用功讀書，學成以後以孔子的繼承者自任，招收弟子，並且遊歷列國，宣揚「仁政」、「王道」的主張。他到過齊、宋、魯、滕、梁等國，見過梁惠王，齊宣王等君主。雖然受到了尊敬跟禮遇，可是因為被認為思想保守，不合當時潮流，又沒有得到重用。只有滕文公曾經試圖推行他的政治主張，可是滕是一個很弱小的國家，朝不保夕，對於孟子宏偉的規畫，沒有能力全面性的去實施它。
到了晚年，孟子只好回鄉講學，和他的弟子萬章，公孫丑等，從事著書的工作，寫成了「孟子」七篇。它的篇目是：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以及盡心。由於每篇的分量很多，又分成上、下兩篇，因此全書共有十四卷，孟子的言論和事跡差不多都保存在這七篇之中。
孟母三遷
孟子是一位有智慧、心地善良、不與惡勢力妥協的人。小時候，他家住在墳場附近，常常看到一些送喪、埋葬的喪儀，便模彷起辦喪事來了，跟別的小朋友一起嬉戲的時候說：「老伴呀！你死了留下我一個人怎麼辦？」孟子的母親看到孟子這個情形便說：「唉！這裡不是教養我兒子的地方，我要搬家。」
後來孟母帶著孟子遷居到熱鬧的街市上，孟子天天看著別人做生意，便又學起商人做買賣的樣子來了！「趕快來買哦！趕快來買哦！最好的豬肉在這兒呢！」孟子的母親看見了又說：「這裡不是教養我兒子的好地方，還是再搬一次家吧！」後來他們搬到學校的附近，孟子天天看學生讀書，耳濡目染，很自然的就學起學生互相禮讓，認真讀書的模樣。他的母親看見了，很高興的說：「這裡才是我們永久居住的好地方！」
斷機教子
孟子上學後不久，有一天母親問他：「你今天在學校學了些什麼？」「我不知道！」孟子答不出來！臉上卻沒有一點羞慚的樣子。母親憤怒的拿起一把刀，割斷了織布機正在編織的布匹，孟子驚訝的說：「娘，為什麼要把這個好好的布割斷呢？」孟母生氣地說：「一個人如果不肯好好研究學問，就跟這割斷的布匹一樣，再也沒有法子繼續織成一匹布了！你上了學校，卻又不肯好好讀書，那去了又有什麼用呢？」
自從受了母親的教訓，孟子就開始努力的讀書，孟子受業於子思的門人，治儒術之道，終於精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終於成為一個大學者。可惜孟子降生的時代，為中國的戰國時代，是一個「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篇》的時代，是一個「強凌弱，眾暴寡，智詐愚，勇苦怯」的時代，是一個「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的時代，更是一個一面「庖有肥肉，廄有肥馬」一面則「民有飢色，野有餓莩」的時代《孟子•梁惠王篇》。在這個時代裏，因為聖王不再出現，諸侯任性胡為，士子也就亂發議論，孟子說︰「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所以孟子以保衛儒學，駁斥異說為己任。孟子更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為保衛儒學而不得不與百家相爭。
在這個時代裏，諸侯均窮兵黷武，所需要的是能合縱連衡，為他們擴張土地的權謀之士，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孟子守著先王之道，不肯阿世取容，稱堯舜，崇孔子，發而為中正和平王道民本的言論，希望各國國君用儒家仁義的精神，來治理國家，實行仁政。聽說魏惠王卑詞厚禮招賢，孟子至魏。魏惠王問他何以利吾國，孟子以不可言利而應行仁義相答。隨後到齊，遊稷下學宮，齊宣王任以為卿。宣王六年（314BC），孟子勸齊宣王乘機伐燕。
齊軍入燕，大量殺戮平民，引起燕人的反抗，被迫撤退。當時，孟軻多次勸宣王行仁政而勿圖霸業， 不要俘殺燕平民，為燕國立君，宣王一概加以拒絕。孟子又到宋、魯、滕、梁等國，宣傳他的仁政的政治主張。當時諸侯們忙於富國強兵和攻城略地，雖然對孟子十分禮遇，卻都認為其主張迂闊而不可用、不切實際，紛紛拒絕了他。齊王說：「很抱歉，我的國家現在需要的是能夠幫我打勝仗的人！」梁王也對孟子說：「要我實行仁政？這可不是我現在想要的！」
孟子去了齊國、梁國，都不能獲得為國君做事的機會，他失望的想著：「唉！在這到處打仗的時候，要實現我的理想，恐怕是不可能的了，不如回去吧！」於是，孟子回到了鄒國和他的弟子公孫丑、萬章等人講義論道，宏揚儒家仁義的思想，並完成論述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在思想學術上發揚儒學，薪火相傳以保衛聖賢之道統。後代的人敬重他的人格和學問，尊稱他為「亞聖」。而孟子的學說被視為孔門儒學的正宗。其著作《孟子》是儒家十三經之一。
孟子生當擾攘戰亂之世，以「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孟子滕文公篇）覺民救世，保衛儒家道統為己任。當其周遊列國時「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於諸侯」（孟子滕文公篇），其聲勢之壯大，實超邁前賢而過之。惟孟子歿後，其學說湮沒而不彰；一直到唐代韓愈出，才認為：自孔子歿後，僅孟子得孔子的正傳；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韓愈一倡，此說大行。宋儒之極力推崇孟子，溯其源流，實自韓愈啟之。
自古以來，有關人性善惡，始終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歷代聖哲也作了很多探討與解釋，他們依據人性善惡，定出很多人生修養的法則。亞聖孟子率直肯定人性是天所賦予的，裡頭就有「仁、義、禮、智」的根苗，因為人性是天生就善的，所以，人之可貴在於內而不在外。他說：「每個人都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這個「仁愛、道義、禮法、理智」等四種心情，並非從外面煉成我這樣的，而是我本來就固有的。如果用心去研求，就可以得到他；放棄了，就會失掉他。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所以，子認為人之有此「仁義禮智」四端，就好像人有四體一樣。有此四種體能而謂沒有能力，那就是甘心賊害自己也。誠如他說的「曠安宅而弗居，拾正路而不由，哀哉！」
性善說
孟子繼承子思率性之說，而為性善之論。孟子有云：「凡人都有不忍害人的心，古時候帝王就為了有不忍害人的心，所以有不忍傷民的政事施行出來。推不忍害人的心，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天下，易於運丸於掌上。為什麼要說人都有不忍害人的心呢？照孟子的解釋：譬如現在有人忽然看見一個小孩子，快要跌到井裏去，那是無論心腸怎樣硬的人，都會有驚駭和憐憫傷痛的心情表現出來，這種心情完全出於自然，並不是想藉此結交那孩子的父母，也不是想博得鄉族朋友的稱讚，更不是憎惡那求救的呼聲纔會如此的。」
從這點看來，可見沒有憐憫傷痛的心，就不算人；沒有羞恥憎惡的人，也不算人；沒有辭謝退讓的心，更不算人；沒有是非的心，更是算不得人。這憐憫傷痛的心，便是仁道的發端；這羞恥厭惡的心，便是義理的發端；這辭謝退讓的心，便是禮節的發端；這是非的心，便是智識的發端；一個人的心，具備了這四端，就如同身體具備著四肢一樣。假使具備了四端，自己卻說沒有能力為善，那便是自賊害其性，使不為善，謂其君不能為善而不匡正者，則是賊其君，使陷於惡。
擴充四端
仁義禮智四端，是我們每個人都有的，有了這四端，又知道擴充的，那就好像火在開始燃燒，泉水在開始湧出，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的情形。故此，在擴充這四端方面，「荀能足之足以保四海，荀不足之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孫丑篇》
孟子認為人祗要順著本性所發動的心情，就可以為善，這也就是他所說人性本來是好的道理，至於做不好的事，並不是本來材質不好的罪。譬如憐憫傷痛的心，是人人都有的；羞恥厭惡的心，也是人人都有的；恭敬的心，也是人人都有的；是非之心，也是人人都有的。這憐憫傷痛的心，便是仁愛；這羞恥厭惡的心，便是道義；這恭敬的心，便是禮法；這是非之心，便是理智。照這樣看來，仁愛、道義、禮法、理智這四端，並不是從外面煉成這樣的，原是自己本來就有的，不過人不去思考罷了。所以說，用心去研求，就可以得到它，不用心去研求，就把它失掉了。到後來所做的事，好壞的不同，竟有相隔一倍到數倍甚至不能計算者，這都是不能充分發揮他本來材質的緣故。《孟子•告子篇》
孟子以性善是人天賦之本能，內心之自然，與生俱來。不論賢愚，性是相同的，而結果有善惡不同者，便是後天能否確保而擴充的問題。就是順其性而擴充之則為善，受環境物質的誘惑支配而汨滅其本性則為惡。人皆有仁義禮智之四端，此四端若能擴而充之，則為聖人。人之不善，即不能就此四端擴而充之，並不是他的本「性」與善人不同的緣故。
孟子認為人之所以為人，亦即人之所以別於禽獸者，在能思想，在能依理義而行，在能「從其大體」以保守其心志。能思之心為人所特有，是「天之所以與我」者，所以是「大體」，耳目之官，是人與禽獸所同具，所以是「小體」。若只從「小體」，則不僅為小人，而且為禽獸。
孟子認為人之所以不善，是由於不知操持保守而放失牿亡其良心，由於良心放失之易、而保守之難，因此不可頃刻即失其養，更當無時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篇）
這是說仁道，就是人的本心；義理，就是人的大路；人拋卻了大路不去走，放棄了本心，不知道尋回，真是可憐。人有雞犬放到外面去，則曉得去找牠們回來，放了心出去，倒不曉得去找牠回來。所以學問之道，沒有其他的方法，祗要把放失的心求回來就好了。
孟子教人凡事要反求自心，保守存養，勿因私欲而失其本心。設使人無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假使人所想保全的沒有再比生命更要緊，那末，凡是能保全生命的，就不論什麼卑鄙的手段，都肯使出來了。假使人所憎恨的沒有再比死亡更厲害的話，那末，凡是能夠逃避死亡與禍患的，就不論什麼違反大義的事，都肯做出來了。不過話說回來．人還是有良心的，為了大義的緣故，人所想保全的，有比生命更可貴者。人所憎惡的，有比死亡更厲害者。因為人是有良心的，所以人就能捨生取義，這不僅有道德的人，才有這存心，實在是人人都有的，不過有道德的人，能夠不喪失罷了。《孟子•告子篇》
關於孟子的修己之道，孟子曾自己說過：「我四十不動心。」《孟子•公孫丑篇》當他的弟子公孫丑問：老師的不動心的工夫，與告子的不動心有什麼分別？又怎麼才能達到老師所說不動心的境界時？孟子則回答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篇》
孟子所講的不動心，也就是心有所主，能當大任而不惑不懼。「知言」是說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養氣」是指順養此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以復其初。能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惑；能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畏懼，這就是能當大任而心有所主的原因。而告子之學則與此恰恰相反，告子的不動心是冥然無覺，悍然不顧的意思。
孟子養氣的步驟有四：第一是養勇，第二是持志，第三是集義，第四是寡欲。茲分述之：
（一）養 勇
養勇是培養勇氣，能培養勇氣，才能不畏怯，不動心。孟子指出，北宮黝與孟施舍，養勇的方法不同，照朱熹的解釋：北宮黝蓋剌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孟施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不能相比，然論其氣象，則各有其相似之處。《孟子•公孫丑篇》朱注，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得其要。不過二人都是血氣之勇，雖能不動心，而未必合乎理義。孟子指出從前曾子告訴他的弟子子襄說：我曾經聽到我的夫子說過的大勇是這樣的：自己反省一下，若是理不直，對方雖是一個穿粗布寬大衣服的平常人，我應畏避而讓他；倘若自己的理直，雖千萬人在前，我也要勇往直前的與之對敵。《孟子•公孫丑篇》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曾子反身循理，所守則在「義」；故曾子所說的勇，才配算作大勇。
（二）持 志
孟子養氣的第二個步驟是「持其志，無暴其氣。」《孟子•公孫丑篇》就是要持守其心志，更要使氣不致妄發，以免意氣用事而不可抑制。志是心的理智作用所定的行為的動向，氣則是一種情感作用，所以應該是「志」為「氣」之帥，也就是以「志」為氣的主宰。但徒有「志」而無充塞全身之「氣」，則又因循退縮，無進取之勇。所以要志之所至，氣即隨之，當敬守其志，而使氣能聽命於志。志動氣，則志為主動，氣為被動；氣動志，則氣為主動，志為被動。志出令而氣受令，則心便不為氣所動了。
（三）集 義
孟子認為氣是配合義與道的，義是人心之當然，道是天理之自然，集義也可說就是積善。無道義，即不能生浩然之正氣。若平時所為，事事循理而行，皆合於義，則集合此義，自能生浩然之正氣。孟子認為養氣必以集義為事，而且要祗問耕耘，而勿預先期望其收穫。其或未充，則當從容涵蓄，不當揠苗助長。時時以不得於言不得於心者，求諸心，直養而無害，則心勿忘而義集矣。也就是說，一切言行，若能處處時時，循理合義，積義既久，此氣自生，便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中庸》，達到「浩然正氣，充塞於天地之間」《孟子•公孫丑篇》的境界。
（四）寡 欲
耳目口鼻之欲，雖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則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所以孟子說：「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孟子盡心篇）這是說要養自己的良心，最好是能減少嗜欲，做人如果嗜欲少，則外物不能誘之，故心存而不放。嗜欲多，則心為外物所誘，放而不存。集義屬養氣的積極方面，寡欲屬養氣的消極方面，人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有不欲而後可以有欲。唯其寡欲，始能安貧樂道，持守本心不失，「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篇）這才算是真正的大丈夫。
孟生所講知言，是指能明辨別人言語之是非。孟子指出語言之病有四，第一為詖辭，第二為淫辭，第三為邪辭，第四為遁辭。他說：「聽了這人的說話是偏重一邊的，就知道他的心被利祿所遮隔了；聽了這人的說話是放蕩無禮的，就知道他的心被私欲所沉溺了；聽了這人說話不依正理，就知道他的心已離開道義了；聽了這人的說話處處逃避，就知道他的心已受著重大的困屈了」（參見孟子公孫丑篇）。蓋言為心聲，就其言之病，可知其心之失。楊朱主張為我，知有己不知有群，其流弊至於無君、無政府。墨翟主張兼愛，視至親猶眾人，其流弊至於無父，無天倫。陳仲子避兄離母，亡親戚君臣上下，入於楊；白圭欲更稅法，二十而取一，其治水以鄰國為壑，亦近楊。宋牼禁攻寢兵，欲以利說秦楚之王而罷其師，入于墨；許行欲平階級，齊物價，與民並耕而食，饔餐而治，亦近墨。孟子深知其皆生心害政，邪說誣民，故以理闢之。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心通於道，乃能無疑於天下之理。
孟子修己之道，主張內養浩然之氣，不怵於禍福死生，而能見義勇為；外衡天下之言，不眩於是非邪正，而能慎思明辨。拿先儒的學說來比，孟子所說的知言，相當於格物致知，養氣相當於誠意正心。拿後儒的學說來比，程伊川所說的「涵養須用敬」，相當於養氣，「進學則在致知」，相當於知言，二者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是相輔相成的。
孟子的待人之道，可得而舉者，約有六事：
一、為不驕矜，不自滿；
二、為誠信待人；
三、為親君子，遠小人，與人為善；
四、為反求諸己；
五、為篤於人倫；
六、為不為已甚，不趨極端。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孟子盡心篇）這是說一個平常人忽然暴發如韓魏兩家這樣多的家財，如果他自己仍是看得很輕淡，不以富貴而驕縱自肆，反而謙虛自持，那末他這個人的見識高明，便勝過別人很遠了。「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孟子盡心篇）這是說舜做平民時吃乾飯和野菜，好像要貧窮一輩子的樣子；等到做了皇帝，穿起彩色的衣服，彈著五絃琴，有堯的兩個女兒侍奉他，又像本來應該有這樣的富貴一樣。
孟子認為一個人應該不以貧賤而怨尤，不以富貴而驕矜，不能因境遇的不同，做人的態度也隨之改變。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孟子•離婁篇》這是說居下位者不能得上面人的信任，百姓就不容易聽他管束了。要得那上面的人信任，預先須有一層工夫；假使不能夠得朋友的信任；就不能得上面的人信任了。要得朋友的信任，預先也須有一層工夫，假使不能事奉父母到喜歡的地步，就不能夠得朋友的信任了。要得父母的歡心，預先也須有一層工夫，假使回頭省察自己的心地不誠實，就不能夠得父母的歡心了。要自己本身誠實，預先也須有一層工夫；假使不明白那天理良心的解釋，就不能使自己的本身誠實了。所以誠是天性，代表了天道，也就是天授於人的自然的道理，由於人皆實有此性，故人人能擇善固執以完成誠的工夫。所以說能夠修到至誠的地步，以誠信待人，必能感動人心，如果不能誠信待人，則決不能有感動人心的效果的。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齊人傅之，一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孟子滕文公篇）用白話文來解釋是說：孟子對宋國的大夫戴不勝說：「你要你的國王成為一個賢明的國王嗎？我明白告訴你：比方有一個楚國的大夫在這裏，要想使他的兒子學說齊國話，那未請齊國人教授他呢？還是請楚國人教授他呢？」戴不勝說：「當然請齊國人教授他。」孟子說：「一個齊國人教授他齊國的話，許多楚國人卻說楚國話來混亂他，雖是天天鞭打他，要他把齊國話說得純熟，總是不可能的；如果帶了他，把他安置在齊國名叫莊嶽的市街間住上幾年，雖天天鞭打他，要他仍舊說楚國話，也是不可能的了。」「你說薛居州是個心地善良又有才幹的人，所以你舉薦到宋王面前，可以時時勸諫宋王行些善政，假如和宋王在一起的人，無論年紀大的小的，官位低的高的，都能像薛居州一樣心地善良又有才幹，那末，還有誰去和宋王做不善的事呢？假使和宋王在一起的人，無論年紀大的小的，官位低的高的，都不像薛居州那樣心地善良又有才幹，那末，還有誰和宋王做出善事來呢？祇有一個薛居州，究能使宋王怎麼樣呢？」
孟子這段話也可借用到朋友關係上，朋友中小人多，雖欲為君子，不可得也，朋友中君子多，雖欲不為君子，不可得也。所以要能親君子遠小人，與人為善，才能進德修業，日就有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孟子•離婁篇》這裡孟子勉勵人君要誠心向善，以行動來表現善，假使祇是在口頭上談善，沒有事實證明，不能使人相信，而心悅誠服；如果能把善見諸行動，以實惠施諸他人，則天下所有的人都會信服他。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孟子•公孫丑篇》善與人同，則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就是見人有善，如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舍己從人，樂人有善，喜歡採取別人的長處而效法之，使人益進於善。所以拿別人的善言善行做榜樣，就是與人為善，也就等於自己幫助別人為善，君子的美德，實在沒有再大過幫助別人為善的了。
親君子遠小人是為善的起點，「取諸人以為善」，「與人為善」，則人我一體，同登善域，這裏可見聖人好善的誠心沒有窮盡，是更高一層的境界。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孟子•離婁篇》這是孟子教人應該反求諸己。我愛人，別人卻不親近我，如此我就應反省自己良心上愛人的工夫，是否不及；我管束別人，別人卻不受我的管束，我就該反省自己用智的地方，是否不週到；我用禮貌去對待別人，別人卻不用禮貌回答我，我就該反省自己的禮貌，是否不恭敬。大凡做的事，得不到良好反應時，絕不可魯莽的責備他人，而必須反省檢討自己有沒有錯誤。自己本身端正，則天下的人，自然都歸服你。詩經上說：常常思念自己行動合不合天理，便能為自己求得圓滿的幸福。
「孟子又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孟子•離婁篇》這是說：君子所以和眾人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他能省察自己的心，省察自己是否以仁待人，以禮律己。有仁道的人就能愛護人，有禮法的人就能敬重人；能夠愛護人的人，別人也常常愛護他；能夠敬重人的人，別人也常常敬重他。假定有個人在這裏，以強橫不講禮的態度對待我，君子必須先行自問有無不仁無禮與不忠的地方；不然，這種橫逆的事件，怎會不斷加到我的身上？如經兩次檢討反省，於仁於禮於忠，俱毫無缺陷，而那橫逆的行為還是照舊襲來，君子便把他看作是個不講道理的妄人，這種狂妄無知的人，仁不能感動他，禮不能約束他，一直這樣妄作非為，那和禽獸有什麼分別，對於禽獸，又何必與之校是非論曲直呢？
在人倫關係方面，孟子特別推崇舜的孝德，那時候天下的士人都來歸服他，妻堯帝之二女，使他獲得天下頂好的美女，富有天下，貴為天子，而均不足以解憂，祗有能順父母的心，得到父母的歡愛，才可以解除他的憂愁。孟子指出一個常人，年紀小的時候，都想親近父母，長大後到曉得喜歡女色的時候，便想親近年輕的女人，等得有了妻子兒女的時候，就想親近妻子同兒女，到了做官的時候，便想親近國君，如果不能得志於國君，則躁急熱中。祗有舜的孝順父母，其心始終如一，情欲不能牽動，窮達不能改變。年少時思慕父母，五十歲時還是思慕父母，耕田在歷山時思慕父母，居天下之位時還是思慕父母，這就是舜比常人偉大的地方。
《孟子•萬章篇》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孟子•滕文公篇》孟子認為做人必須講求道理，如果祗知道吃得飽，穿得暖，生活得安適，沒有教訓加以約束，那就和禽獸的行為相近了；因此聖人非常憂愁，要契擔任司徒官，教導人倫大道，叫他們曉得父子要有親愛的感情，君臣要有相敬的禮義，夫婦要有內外的分別，長幼要有大小的次序，朋友要有信實的交誼。人民裏面，有已經明白人倫大道的要獎勵他，不明白的要引導他，有心違背的要匡正他，行為乖悖的要糾正他，心力不足的便扶助他，鼓舞他，總要使他自己領悟得做人的大道，更時時去提醒他並施給恩惠。這是聖人憂民的表現。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孟子•盡心篇》以上一樂，為有家庭幸福而樂；二樂，為能修德潤身而樂；三樂，為國家培育英才而樂。孟子認為人倫道德較政治尤為重要，故強調君子之三樂，重於「王天下」之樂。
孟子讚揚孔子的為人，曾說：「仲尼不為已甚者。」《孟子•離婁篇》孔子主張中庸之道，凡事過與不及，皆所不為。如稱人之善，不必有心說得太美；論人之惡，不必故意說得太壞，已甚就是太過，太過等於不及，孟子私淑孔子，深知孔子時中之義，要時人效法孔子，不趨極端，不為已甚。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孟子•離婁篇》這是孟子教人對於義理，應切實審辨，不要犯太過和不及之弊。有時表面看來似乎可取，後來仔細考慮後覺絕不能取，因為取了，違背廉德。有時表面看來似乎可以給與人，後來仔細考慮後覺絕不能與，因為給與了，有傷惠德。有時表面看來可以死節，經考慮後又覺得絕不能死，因為死了有傷勇德。蓋苟取固傷廉，過分之「與」與無益之「死」，皆非「與」和「死」之正當行為。可見天下事理，生死取與之間，必求合乎中道。傷廉失之不及，傷惠傷勇又失之太過，過與不及，俱是一種病態，為聖賢所不取。
孟子的處世之道，可得而舉者約有五事。
一、為以天下為公。
二、為以覺民救世維護道統為己任。
三、為任勞任怨，不計毀譽。
四、為不同流合污，隨波逐流。
五、為順天知命。
孟子去見梁惠王，王站在池子邊，看著鴻雁麋鹿戲耍，惠王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這是說賢者以仁義之道治國，國家安寧，所以能在這樣的地方玩樂，不賢者當國，國不可保，雖然有了這樣的地方，亦無法享樂。詩經上說：「經始靈台，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這是說文王初造靈臺的時候，心裏正想怎樣佈置，怎樣營造，那些百姓就一齊前來，替他做工，沒有幾天工夫，就造好了。文王起初的意思，本不想很快完工，那些百姓卻自願如兒子替父親做事一樣的趕工。文王在花園裏遊玩，看見小鹿優游自得的伏著不動，身上的毛非常光滑，鳥的羽毛很潔白，文王在池邊遊玩，欣賞著游魚活潑地跳躍著。古之人因為與百姓同樂，所以能夠得到快樂。夏桀自己曾經說過：他有天下，如天之有太陽，太陽喪亡，他才會滅亡。書經湯誓篇上，百姓乃引用桀的話說：「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孟子•梁惠王篇》到了百姓寧願與之俱亡，則雖有臺池鳥獸，那裏還能一個人獨自享樂呢？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孟子又反覆說明天下為公，與民同樂的道理，孟子指出：人民不得其樂，因而非議其上者，固然是不合情理，君王不與民同樂者，也是不合情理。蓋君王以百姓的歡樂為歡樂，百姓自然也將君王的歡樂，視同自己的歡樂了；君王以百姓的憂愁為憂愁，百姓自然也將君王的憂患，視同自己的憂患了。
《孟子•梁惠王篇》
孟子認為賢者處世，以公天下之心為心，樂則與天下同樂，憂則與天下同憂，上下一心，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萬章曾問孟子，有人說，伊尹用宰割同烹調的手藝，要求商湯用他，有沒有這件事？孟子的回答是沒有這件事，更不是這樣說法。當初伊尹在有莘國的鄉間種田，就喜歡講唐堯虞舜的道理。凡不合仁義之道的，雖拿天下的俸祿給他，他也不回頭看的，把四千匹馬給他，他也不看一眼的。凡不合仁義之道的，雖一根草也不肯給別人，就是一根草也不向別人收取。商湯差人拿禮物去聘請他，他不肯收受，他覺得如去做官，就不能像現在這樣在田野裏，可以無憂無慮，享受講究堯舜之道的樂趣，到了湯第三次差人去聘請他，才改變態度，覺得與其住在鄉間種田，自由的講求堯舜之道，倒不如使現在的國君為堯舜之君，現在的人民個個學做堯舜之民，使他能親見堯舜時代的盛世。天生養這些百姓，是要叫先曉得道理的人，去提醒那後來曉得道理的人，叫先明白道理的人，去提醒那後來明白道理的人。他認為他就是天生百姓中先明白道理的人，所以應該用他所曉得的道理去提醒這時候的百姓，現在如果他不去提醒他們，還有誰去提醒他們呢？照這樣看來，伊尹是一個以覺民救世為己任的人，他所思念的是如不以仁義之道化民，就像自己把他推倒陷在水溝裏面一樣，他自己願意擔任治理好天下的重責。故一到商湯那裏，就勸他征伐夏桀，拯救天下的百姓。孟子指出他沒有聽說過，有枉屈了自己的道，卻還能匡正別人，污辱了自己的身子，還能匡正天下的人。聖人的行為，雖有不相同的地方，有的遠避國君去隱居，有的親近國君去為政，有的因不合意辭官而去，有的雖不合意仍不肯辭走，但殊途同歸，都能保守住自己清白的身心。他祗聽說伊尹要求商湯行堯舜之道，並沒有聽說靠宰割烹調的手藝來博得商湯的賞識。這是孟子辨明伊尹以覺民救世為己任，要使天下之民，都受到堯舜之道的恩惠。
《孟子•萬章篇》
孟子離開齊國，他的弟子充虞在路上問孟子說：「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孟子•公孫丑篇》孟子告訴他，他並沒有因怨天尤人而表現不高興的意思，祗是有悲天憫人之意而已。孟子指出自古以來大約每隔五百年，一定有聖王興起，而且這其間一定有個名傳當世輔佐聖王的賢人。從周朝開基到現在，已經七百多年了，照現在的時勢考察，也該有聖賢出世，來平治天下。假使天意還不要天下太平，那就罷了。如果要把天下治理得太平，則當今之世，除了他還有那一個能擔當此一大任呢？」這裏可見孟子乃以覺民救世，維護道統為己任。
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篇》這裏孟子勉勵人不要怕憂愁勞苦及窮困，因為仁人志士大都由挫折苦難中成長出來，挫折苦難愈多，其成就必愈大。所以要能任勞任怨，忍人之所不能忍，行人之所不能行。貉稽對孟子說他很不得眾人的稱道，孟子告訴他沒有什麼關係，士人本來就不易為眾人所了解的。詩經上說：「憂心悄悄，慍於群小，」這是形容孔子生前見怒於小人，受盡悶氣的遭遇。詩經上又說：「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這是描述文王的遭遇。孟子以上所言是在說明一個人要修其在我，任勞任怨，不計毀譽的意思。《孟子•告子篇》
孟子又說：「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孟子•離婁篇》這是說有人本不求良好的聲名，忽然得到意料之外的稱譽，叫做「不虞之譽。」又有人原要求自全其節，反而遭到極不能堪的毀謗。叫做「求全之毀。」一時過情的讚許，以此而定人之賢；一時無根的毀謗，以此而決人之不肖，都是不對的。蓋三代行直道，以善惡為是非，後世多頹風，以好惡定毀譽。因此有本無可稱，而濫叨美譽，也有期為完人，而不免受謗的。人若無作好作惡之私心，然後天下有公是公非之正論。處世之道，祗要修其在我，問心無愧，外來不切實際的毀譽，都可不必計較。
「孟子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之類也。』」《孟子•滕文公篇》這裏是說君子雖欲出仕，但他的做官不是為個人的名利，而是為了能救人救世，決不肯為了做官而隨波逐流，與世俗同流合污。
孟子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萬章篇》這是說凡事情非人力所能做到，而他自然能做成，這就是天意安排；沒有人去使他這樣，他卻自然這樣，這就是命運造成。孟子說舜、禹、雖有傳賢傳子之不同，都是順天命，沒有私意存在。孟子主張盡人事以待天命，是要人知命守命，執善而固執之的意思，沒有聽天由命，自暴自棄的意思在內。人事之努力，在於自我，而天命之早遲，則要順天知命，寧可終身不遇，斷不枉己求人。能知命則能安貧樂道，人與人才能寬容忍讓，和睦相處。
關於孟子對義利的看法，一般學者都說他論仁義，非功利，祗有陳百年先生闡明孟子思想時對此有不同的說法。百年先生認為仁義與功利，並不互相牴觸，仁義不但不會妨礙功利，反足以促進功利的獲致而使其臻於鞏固。孟子有「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之語，後人不察，遂生誤解，以為孟子忽視功利。其實孟子並未忽視功利，只是主張：欲致功利，必須實行仁義而已。齊王好貨，孟子並未加以諫止，只勉其「與百姓同之」，不要一方面「庖有肥肉，廄有肥馬」，而另一方面則「民有飢色，野有餓莩」。孟子且嘗主張：「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又說：「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凡此所說，都足以見孟子的並未忽視功利，且把為人民謀求功利這件事情視作王道之始。孟子又稱頌文王，謂鰥寡孤獨「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且把為人民謀功利視作仁政的要著了。孟子所以申說義利之辨，只是教人遵循仁義的大道，以謀求功利，不要忘卻了仁義而妄求功利。實行仁義，內則「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外則「可使制梃以撻秦楚堅甲利兵……仁者無敵」，其為功利，豈不甚大！故居仁由義所獲致的功利，纔是真實而永久的功利，急功近利所獲致的功利，只是虛幻而短暫的功利。故由仁義以求功利，纔是正路，由功利以求功利，則為歧途。捨正路而由歧途，功利不可必得，縱或倖得，亦不能持久。
孟子為政之道，可得而舉者，約有五事，
一為行仁政以仁義為本；
二為選賢任能；
三為闢邪說，衛正道；
四為消除鄉愿習氣；
五為愛民而與民同樂。
孟子的為政之道在發政施仁，一切以仁義為出發點，以仁義為本，仁政的要領在保民、富民、愛民，其方法則在推恩，發揚仁義禮智四端；在制民之產，使之豐衣足食；在教民孝悌，愛有差等，嚴人獸之分。故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篇》孟子又說：「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孟子又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孟子•盡心篇》孟子又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篇》。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孟子•梁惠王篇》大意是說：「所稱為故國者，並不是說有高大的樹木便算古老，乃是說要有累世勳舊的臣子。現在君王不但沒有累世勳舊的臣子，連親信的臣子都沒有，不久前所進用的人，到今天已不知逃亡到那裏去了。」這裡孟子勸告齊宣王，進退人才要特別慎重，必須聽從大眾的公論，內不專任一己的獨見，外不偏徇一人的私情。孟子對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孟子•梁惠王篇》這裡孟子是說應該選拔賢才治理國事。孟子又指出：尊重有道德的人，任用有本事的人，再去羅致那些有才幹的人，都給予大位，那末天下的讀書人，人人心裏高興，情願供事在他的朝廷上了。街上做買賣的，祗收房租，卻不收那貨物的稅，或者規定法則，去平均他們的市價，而不收房租，那末天下的商人，都喜歡並且情願將貨物藏在他的市上了。關卡地方，祗稽查匪類而不收行人的稅，那末天下的出門人，人人心裏喜歡，情願出入在他的道路上了。種田的，祗叫他幫助耕種國家的公田，卻不收取他私田的租稅，則天下的種田人，都情願耕種在他的田畝上了。這裏有些制度雖然跟現在的情形不同，但大原則還是一樣的，就是說能行仁政，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使人民均能安居樂業，生活富足，應天順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公孫丑篇》
公明儀曾說：「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滕文公篇》孟子指出楊朱墨翟的邪說不能消滅，孔子的教化就不能大行，這就是拿邪說欺騙人民，遮蔽了仁義，仁義被邪說所遮蔽，不僅是率獸食人，而且人將相食。所以孟子要保持先聖之道，拒絕楊墨邪說，反對不合禮法的言論，使那些不依正道的人無法興起。也祗有能夠闢邪說衛正道的，才是聖人的門徒。
孟子跟孔子一樣，非常討厭「鄉愿」，鄉愿是一種圓滑、虛偽、自以為是，偽裝好人，冒充君子的小人，是「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孟子•盡心篇》的人。孟子主張闢邪說，衛正道，別善惡，明是非，所以對鄉愿習氣，深惡痛絕。一個國家鄉愿愈多，則政治必不能清明，社會風氣必流於卑污，所以消除鄉愿習氣，也是為政之要圖。
孟子認為欲得天下，必須得民心；欲使人民歸心，必須與民同好，與民同樂，推己及人，以爭取人民的向心力。孟子說明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以為小，齊王之囿，方四十里，民以為大。其故由於文王之囿，與民同樂，雖百里猶以為小，而況七十？齊王之囿，不能與民同樂，故民視為陷阱，雖十里猶以為大，而況四十？孟子因齊王好樂好貨好色，乘勢利導，反覆說明愛民而與民同好同樂，推行王政要樂民之樂憂民之憂的道理，可惜齊王陷溺已深，沒有絲毫的覺悟。《孟子•梁惠王篇》
孟子時代，教育的目的，以明人倫為本。洒掃應對，事親敬長，以至一切修己待人的大道，都是教育的範圍。「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盡心篇》這是說仁，愛的言論，不及仁愛的事實所形成的名聲感人深切，好的政事不如善的教化能得人民的信仰。人民對於善政是基於畏懼之心，而對於善教則由衷愛戴。善政不過能得到人民財賦的供給罷了，祗有好的教化，纔能得到人民的真心悅服。可見孟子對教育的重視。
孟子為學的態度可得而舉者，約有四事：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孟子•盡心篇》孟子認為為學要虛心，要誠懇，孟子為要矯正滕更炫己輕人的缺失，啟發他尊師重道的意念，所以用不屑教誨的態度來激發他。
孟子不僅要求學生虛心，而且要求教師亦要虛心。孟子說：「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孟子•離婁篇》，這是孟子戒人勿以為人師而自滿，要以多研究多學習的心情，充實自己的學養，方能樂育英才而無愧。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孟子•告子篇》大意是說：即使天下最容易生長的東西，假使只有一天溫暖它，倒有十天凍冷它，也就不能生長了。孟子認為他去見齊王的機會本來就很少，當他退出後，那些小人便又到了齊王面前；他雖能使齊王暫時有點覺悟，又有什麼用呢？孟子又拿下棋的技能來作譬喻，指出那不過是很小的玩意罷了；但如不肯專心致志，就得不著訣竅。那奕秋是全國最擅長下棋的人，現在請奕秋教兩個人下棋，其中一個能專心，把奕秋所教的話，完全聽在心裏；另一個雖在聽著，心裏卻以為也許有雁鳥就要飛來，想拿起弓，用繩子拴上箭去射牠下來，因此雖和人家共同學習，總不能夠比得上人家。是不是因為他不夠聰明？我可以說完全不是，只是不肯專心致志去學罷了。孟子認為為學之道，不在聰明智慧，而在專心與努力。必須專心致志，切實努力，以全副精神去研究，困知勉行，才能有成。《孟子•告子篇》
孟子說：「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離婁篇》這是說為學要學生自動而積極的反應，自己去做、去看、去想、去經歷，自己領悟其中的學理。教師的任務是指導學生學習，不是代替學生學習。
孟子又說：「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孟子•盡心篇》這是說木匠與車匠，祗能傳授人法度，卻不能使工徒心思靈巧。運用的巧妙，還要靠工徒自身的心悟，這也是學貴自得的意思。
孟子說：「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孟子•盡心篇》這是孟子勉勵人為學做事都要持之以恆，有始有終，不可半途而廢。從掘井看為學，從為學看齊家治國，均須如此。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孟子•盡心篇》大意是說，一個人的心，要常常去用它，好比山上的小路，要常常去走，就自然會形成一條大路；若是隔了一陣子不走，茅草便要生長起來把路塞住，一個人的心好久不用，也會像給茅草塞住一樣。這裏孟子指出研究學問要常常用心，不可中斷，如不能有恆而中斷，雜念便會把心塞住了。
孟子教育的方法可得而舉者，約有五事：
一、為順應自然。
二、為注重啟發。
三、為因材施教。
四、為富有懷疑精神但不武斷曲解。
五、為注重由博反約。
孟子說：「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孟子•公孫丑篇》孟子認為當時的人，能夠不像宋人這樣幫助稻苗長大的，真是少得很。把養氣當作沒有益處，便放棄了的，那是不去拔草灌溉養苗的一類。用外鑠的方法，硬要幫助這個氣，使它生長的，更和拔起稻苗助長的沒有分別；那不但沒有益處，反而是害了它。孟子覺得人的善性，猶如一粒潛伏在心中的種子；「苟得其養，則無物不長」《孟子•告子篇》，可以發揚為「美」、為「大」、為「聖」、為「神」《孟子•盡心篇》；「苟夫其養，無物不消」《孟子•告子篇》，而「牿亡」，而如「牛山之濯濯」《孟子•告子篇》。養的方法是順應自然，使它自己生長，而不是用「揠苗助長」的方法。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孟子•告子篇》大意是說教誨人的方法很多，我拒絕他不願意教誨他的意思，其實也就是在教誨他。這是孟子激勵學生的方法。孟子因齊王好樂好勇，好貨好色，乘勢利導，勸他與民同樂，啟發他推行仁政。孟子與齊王論王道，與告子論性，與陳相論許行的謬說，不憚煩瑣，反覆辯證，最後抽絲剝繭，使對方自己發現真理，這都是孟子教育方法注重啟發的實例。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孟子•盡心篇》君子教人的方法有五種：一種是給他適當的點化，使他更進於善境，好像草木之能自然生長，但得了及時雨的潤化，使它更易欣欣向榮。一種是培養他的德性，使他有所成就。一種是使他的才能有所發揮，俾能通達而有用。一種是對他的疑問給予充分的解答。一種是雖未能直接及門受業，然能法其所教而自治者。這五種都是孟子教人的方法，由此小以成大，大以成大，各以其材質而使之均有所造就。就教者言無棄才，就學者言亦不致自棄，這就是孟子因材施教的方法。
孟子認為如完全相信書上的話，倒還不如沒有書為好。就以書經上武成這篇文字為例，言武王誅紂，戰事慘烈，血流漂杵。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孟子教人讀書要慎思明辨，要有懷疑精神，但決不可武斷曲解。所以高子看到大禹的鐘紐被蟲蛀得很厲害，便認為禹的鐘用的人多，而文王的鐘用的人少，因而推知禹之樂美於文王之樂。孟子則認為這是一種武斷曲解，譬如城門口的車轍深，固為城門祗容一車進出，但這不是一車兩馬之力所能致，而是車馬通行多，日子久的緣故。同樣此道理：禹的鐘紐有快斷的樣子，那是歷年長久的緣故，假使因此便說禹之聲優於文王之聲，當然是武斷曲解。
《孟子•盡心篇》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孟子•離婁篇》這是說求學問要博覽多讀，會通一切，然後由博反約，得其要旨。學不求之於「博」，便識見淺陋而不能精思旁通，但不反之於「約」，便工夫散漫而無所歸宿。由博反約，才能達到致廣大而盡精微的地步，否則不學無術，固步自封，既不能溫故，也不能知新，必致自誤誤人而後已。
當齊宣王問孟子和鄰近國家交際的方法時，孟子告訴他要以德服人，以大事小，要與各國和平相處，並濟弱扶傾，尊重國際道義，以實現世界大同的理想。
孟子生在「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孟子•梁惠王篇》的社會，專制統治，殘民自肥，率獸食人的社會，特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篇》的觀念，這實在是人類意志自由的大覺醒，頗合於現代民權主義的精神。
（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孟子認為人民最重要，祭祀五土五穀的神壇（社稷）為次要，三者中國君最輕。因此，要能得全民的擁戴，纔能做天子。至於能得天子的心，不過被封為諸侯，能得諸侯的心，不過被任為大夫。假使諸侯無道，危害到社稷之存在，則要改立另一個諸侯。假使牛羊豕三牲齊備，祭祀的飯食祭品都已清潔，祭祀也按時舉行，然而社稷之神，卻不能保佑人民，而有水旱之災，那末就當毀壞舊壇，另立新壇以奉祀之。《孟子•盡心篇》以前的說法是神權在君權之上，君權又在民權之上，而孟子卻說社稷為民而立，可變置改造，國君則須得人民擁護，經人民之認可而始存在。
（二）爭取民心
孟子說：「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離婁篇》所以孟子認為為政之道，一面要發政施仁，保民而王，一面則推己及人，重視民心之向背，以爭人民之擁戴。
（三）尊重民意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萬章篇）這是說天不說話，不過用舜的行為及他的事功，暗地指示堯將天下給舜就是了。因為天不說話，所以天意還是藉人民的謳歌，也就是民意來表現。因此所謂「天與之」實在也就是「人與之」，書經泰誓篇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萬章篇》，故天視天聽實以國君能否尊重民意為準。
（四）人民有革命之權利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篇》。孟子指出傷害仁道的，叫做賊；毀壞義理者，叫做殘；賊仁殘義的人，叫做獨夫。他只聽說武王誅殺了一個獨夫名紂的，沒有聽說武王弒君啊！孟子引用書經上所說的獨夫紂，說明國君如不能稱職或危害人民，致眾叛親離的時候，人民有發動革命，推翻暴君之權利。
（五）君臣是對等關係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篇》孟子認為君臣是一種對等關係，應各盡其職分，為君者應盡君道，為臣者應盡臣道，為君者並無欺壓臣民的特權。
（六）崇尚法治
孟子雖然說過：「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離婁篇》，但我們不能以此曲解他不重法治。當孟子的學生桃應問他舜為天子，皋陶為法官，舜的父親瞽瞍殺了人，那末應該如何處理呢？孟子回答說：皋陶依法拘拿瞽瞍就是了。桃應道：舜不會阻止嗎？孟子說：舜怎麼可以去阻止呢？皋陶本有這拘捕人的權柄啊！《孟子•盡心篇》另外在孟子其他篇章裏我們都可看到孟子這種崇尚法治，守法護法的精神。
孟子雖然要求豪傑之士，即使沒有恆產，也應該有恆心。對一般庶民則主張應制民之產，使他們生活安定，「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孟子•梁惠王篇》他明白建國之首要在民生的意義，頗合於現代民生主義之精神，茲就其要點略加申述於後：
（一）制民之產、使足衣足食
孟子指出一般庶民因為沒有固定不動的恆產，也就沒有固定不移的恆心；假如沒有恆心，那就會放蕩越軌胡做非為，一切犯法的事，都幹出來了。等到他犯了罪，然後再用刑罰去處治他，這便等於拿著羅網去網羅人民一樣。豈有仁德的國君，把網民政策認為可以實行的？所以賢明的國君制定人民的產業，必使他們上能事奉父母，下能養活妻子，豐年一年到頭吃得飽，荒年也可免饑餓而死，然後施行教化，督促他們向善，這樣人民服從起來也就容易了。《孟子•梁惠王篇》這就是制民之產，使足衣足食，先養而後教的道理。
（二）充裕國民生計、發展生產
孟子所提出的制民之產的辦法是：「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篇》從這段文字，可知當時人民極為貧窮困苦，僅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衣帛食肉在當時視之為老人才能有的享受。不違農時，充裕國民生計，發展生產，實為當時施政之要圖。
（三）輕徭薄賦、愛惜民力
孟子說：「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孟子盡心篇）這是孟子主張輕徭薄賦，愛惜民力，反對苛征暴斂的意思。不過孟子也不贊成白圭欲二十取一之稅則，《孟子•告子篇》為了政事能推行盡利，稅收太少也是不夠支應實際需要的，所以孟子主張取民有制，量出為入，過與不及，都是聖賢所不取的。
（四）使民養生送死而無憾
孟子指出文王能善養老者，所以天下歸心。鰥寡孤獨，此四者乃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認為使人民養生送死沒有缺憾，便是用王道治國的開始。《孟子•梁惠王篇》君王能切實負起責任來，解決民生問題，就可使天下的人民都來歸服了。
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麗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閑聖人之道以斷群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致於此乎？
《中國先秦哲學》
孟子生在人心動亂、邪說暴行有作、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的時代，以悲天憫人的心懷，抱覺民救世之宏願，以保衛傳統文化，維護道統為己任。其思想學說中，洋溢著對國家民族的熱愛，頗合於現代民族主義之精神。
（一）倡導民族自決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梁惠王篇》孟子回答他，取燕與否，要以燕民的意見為依歸。如果取了土地，燕國人民心裏高興，那麼可以去取，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這是孟子倡導民族自決之主張。
（二）不向強權低頭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孟子•梁惠王篇》。這裏孟子主張有國者應守義而愛民、團結民眾、深溝高壘、與國家共存亡，不可僥倖而苟免，作「向強權低頭屈服」的打算。
（三）處變不驚、莊敬自強
滕文公因齊人想要在薛地築城，以其逼近滕國，恐怕齊國要來滅滕，所以很感恐慌，孟子告訴他不可倉惶失措，或存僥倖依賴心理，應處變不驚，莊敬自強，為其所應為，則自助人助，人助天助，循天理之正，則成功可期也。《孟子•梁惠王篇》
（四）維護民族傳統文化與道德
孟子責備陳相道：我只聽說用中國文化去改變蠻夷的風俗，卻沒有聽說拋棄了中國文化，反被蠻夷的風俗同化了的。你的師長陳良，本是南方楚國人，因為悅服周公孔子的道理，到北方來研究中國學術；北方的學者沒有一個高過他的，他真可算得是超群拔類的人士了。你們兄弟，以師禮事之數十年，現在師長一死，怎麼就違背了他所教的道理了呢？從前孔子死後已經三年，弟子們守心喪的孝期滿了，要收拾行李回去，進來辭別子貢，大家還相對痛哭失聲，才分別回去。子貢還不忍去，就造了一間小屋在孔子墳墓旁邊，又獨自守了三年，然後才回去。又過了些時，子夏、子張、子游三人，因為見有若的氣象有點和孔子相像，想拿從前事奉孔子的禮節去事奉他，要求曾子同意。曾子告訴他們，這是不可以的，夫子的道德學問，好比用江漢這麼多的水洗濯過，又經過秋天猛熱的太陽曝晒過。那一種潔白光輝，還有誰能比擬得上呢？現在許行是個南方的蠻子，說話像鳥叫一樣，講的又不是古時聖王的道理，你卻違背了師長的教化去學他，這不是和曾子所說的恰恰相反嗎？《孟子•滕文公篇》
從這裏可看出孟子對民族傳統文化的維護與堅持。「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孟子•離婁篇》大意是說：規矩是做方圓的唯一標準，古時的聖人，是做人道理最好的榜樣。要想做國君的盡自己做國君的道理，要想做臣子的盡自己做臣子的道理，這二件事都祗要取法堯舜就是了！不依舜那樣事奉堯的道理去事奉國君，這就是不恭敬他的國君；不依堯那樣治理百姓的道理去治理百姓，這就是殘害他的百姓。從前孔子說過：治天下之道理，祗有兩種分別，就是能夠從良心上發揚愛人的思想和不能夠從良心上發揚愛人的思想。所以沒有愛人思想的國君，暴虐他的人民到極點時，其本身必被人所殺，國家必被人滅亡；即使尚未到極點的地步，那末本身也很危險，國家也將被人侵犯。這裏孟子說明國家民族之根本，在重視倫理道德，推行仁政；「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孟子•離婁篇》的國家，則難逃覆亡之命運。
（五）為人類正義而戰
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又說：「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大意是限止人民不要靠封國疆土的界限，而以有恩澤可懷；鞏固國防不要靠高山深溝的險要，而以有仁惠可恃；威服天下不要靠兵器盔甲的堅利，而以有道德可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孟子•公孫丑篇》這是說全國有同仇敵愾之民心士氣、順天應人、為人類正義而戰，則戰無不勝，攻無不克。
北宋程伊川曾說：「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然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伊川語錄》於是宋儒乃對孟子推崇備至，尊之為亞聖，以之配享孔子。南宋朱熹更將孟子著作與大學、中庸、論語同列合稱「四書」，加以註釋。宋元明清各朝政府均以四書取士，孟子學說乃得昌明於後世。
孟子說：「聖人，百世之師也。」《孟子•盡心篇》這是說才德絕世的聖人，用德行感化人的深遠，可以做百世的師表。這句話，除至聖先師孔子外，惟孟子的才德，始足以當之。
《中國先秦哲學》
《孟子》相傳是孟子本人和弟子公孫丑、萬章等共同編訂，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以作《孟子》七篇。而《孟子》題辭則云：「又有外書四篇，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師事之。」。書中說「仁」
、說「義」，分辨義利；辨「性善」，教人求「放心」。而那「至大至剛」的 浩然正氣，是修養的最高境界，即所謂天人相通的哲理。讀孟子書時，可以發現他與孔子的溫潤不同，他攻擊楊墨的時候，詞鋒銳
利，流露出「英氣」、「有圭角」，因此儒家封他「亞聖」。
《漢志》著錄《孟子》十一篇，蓋連此四篇。自司馬遷、趙岐以來，皆認為《孟子》有七篇，至今仍以此為據。《孟子》一書，舊在諸子之列。自南宋朱熹取《孟子》與《大學》、《中庸》、《論語》合為《四書》，始入經部。唐以前，周、孔並稱；宋以後，方孔、孟並稱。
清儒焦循，有《孟子正義》，為對《孟子》一書作經注義疏之本。我國群經之有經注義疏合刻本，始於南北宋交替之際，由兩浙東路茶鹽司負責出版，三山黃唐曾主其事，故稱為「黃唐本」，又因各書每半葉八行，也稱作「八行本」。八行本群經注疏，謹守單疏本的刻書精神，內容錯誤既少，復為群經刻印史中，上承單疏本遺規，下開注疏合刻之先河，因而特別受到學界尊崇。
本書為八行本群經注疏合刻本之一，刻於宋嘉泰年間，書版元明兩代曾加以修補。全書分為十四卷，每卷並分上下。宋版原刻，點畫嚴整，校勘精審，元季以後修補者，字雖稍近匠體，但尚不失出自良工之手。八行本群經傳世可考者只有七種，是本為其中之一，實為稀世之珍。
轟然！直上雲霄。
就是這一股不平又絕不容蟄伏的澎湃，充斥，化為不可抵禦的浩然。
什麼時候起？他發現自己心中有一把火苗。說是為了天下生民，其實他更明白，那時時張狂而被壓抑的火焰，只是那麼一個單純原始的願望！
不許，人間，見不平。
小時候，瞧見殺豬宰羊，他只羨那刀光一骰的俐落；瞧見墦間死別，他也只學得面容上的哀悼，與其說他沒有悲憫，不如說是無知，但其實很久之後，他才明白，不知不覺，他已然知曉，那是一種命定。這命定，便是一種冥冥然的不可抗拒。既然天上有不可抗拒，那人間的不平，是否可以力挽狂瀾？
血液中不安分的因子開始竄動，面對著道德感蕩然無存的戰亂裡，他滿腔滿腔的動盪便化為行動的熾焰，走過了齊、宋，也走過了縢、魏，一度，還成為齊宣王的客卿。「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梁惠王眉開眼笑的睛光裡，只看的到併吞天下的慾望。「王何必曰利？」他知道，這樣的回答，將會換得一連串看似接受卻是敷衍的呵欠，但他依然辛勤的告訴！「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無非，是要人間多點公平。
那一回，恰巧遇見告子，聽著被扭曲的真理，他的面容，也因為真理的面目全非而同樣扭曲，世間竟有那麼多引人走向黑暗深淵的蠱言，而且，可以魔咒般驅使著人自相毀滅。「人之異於禽獸，幾希！」不平的火焰，從心底燃起，他幾乎是毫無知覺、不由自主的開口，讓火焰燒出的翻騰，化為氣，隨著理念，隨著思想，隨著行於所當行的凜然，向天示威。就在這一刻，他明白了！就算是天上冥然的不可抗拒，也不能，壓抑人心底的不平。
離開齊國的時候，帶著滿懷的不豫，儘管他表現的若無其事，但不高興的臉色終究沒能瞞過一直隨侍的充虞。「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學生小心翼翼的問著。他只能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彼一時，此一時也。」錦衣玉食的君王們，終究不肯放下身段去聽聽百姓的心聲，如果願意去聽，又何必擔心不能掌控天下？「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他並不是要這麼狂妄，只是不平！不平那想見太平的心竟不能順遂。
當母親的噩耗傳來，他沒有掉淚，一直到在很深很深的夜裡，他才悲痛的哀嚎。為了伸張自己小小的一點理念，他只是讓母親一起奔波，卻錯過了真正孝順慈母的機會。「軻，知不知道自己的錯？」提著剪刀的身軀被燭火映照出頤長的身影，剪刀上冷熒熒的光，一直沒能從深印著的記憶抹去。很多年以後，他依然覺得母親的身軀巨大，有時他會以為是因為小時候的自己太矮，但其實，他是震攝於母親正氣凜然！織布機上那一剪，不是剪斷了用以維生的布匹，而是在心底刻下一個絕決的種子。為了孟子的前途，母親可以剪斷辛苦了好些時日的心血；為了取得心底的一份正義，他又怎麼能在詭言是非以亂為正的喧囂中喪志缺席？
在淚眼模糊的朦朧中，他的心底又有份烈火燃燒的焰，化為氣，化為箭，從壓抑的心底，轟然，衝上雲霄。
後來呢？沒有後來了！在用筆揮灑、向天呼喊的同時，他也已經完成了那最單純原始的願望。
不許，人間，見不平。
千古風流人物專欄~~孟子
孟子序說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卷三 公孫丑章句上
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
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卷七 離婁章句上
卷八 離婁章句下
卷九 萬章章句上
卷十 萬章章句下
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卷十三 盡心章句上
卷十四 盡心章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