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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薄，人情惡，雨送黃昏花易落！」 唐琬《釵頭鳳》
首先要向諸位聲明，我今天所講的題目，是帶幾分主觀性的，是我個人對文化社會感受以後的一點反省，目的不是宣揚甚麼學理。諸位還好，有機會住在香港。香港總算是中國社會，中國社會是講人情的，有人情便有溫暖。下完了課或公務之餘，可以約兩三知己，到茶樓或咖啡館裡談天說地，多麼快意，多麼夠情調。有歡欣喜樂的事大家一齊高興，有不如意的事大家互相關懷和照顧。人和人間的關係，縱使不是水乳交融，也算相互感應。可是，離開了中國的社會，尤其是到了美國，情況便完全不一樣了，你有暇想找朋友談天嗎？你的朋友可能嫌你打擾他。你有高興的事要告訴別人嗎？別人可能淡然置之。你有不如意的事，要別人幫忙嗎？你可能呼天不應，叫地不聞。人和人間的關係，只是利害式的和公務式的關係。當你有利於他人時，你可能會被請為席上客，但當你對別人利益毫無貢獻的時候，別人自然對你冷落。「花開蝶滿枝，花落蝶還稀。」這兩句話把這種世情刻劃得非常透切。可是「主人貧亦歸」的堂前燕，在今日的美國社會，簡直是鳳毛麟角了。
從字形的結構來說，「情」字是形聲字，從「心」旁得意義，從「青」得聲音。但從「心」旁的字太多了。「情」字所以別於其他「心」旁的字，完全因為「青」字的緣故。宋代文學家王聖美用歸納法把「青」字的含義展示出來。「青」字含有「美好」之意。他找著了很多例子，其中有下列幾個我們常見到的：「晴：日之美者。」「清，水之美者。」「菁：艸之美者。」「精：米之美者。」「倩：人之美者。」「請：言之美者。」「情」字不用說了。代入公式，「心之美者是為情。」從文字學來看，我們的先人已經對情非常重視，非常珍惜，非常欣賞。後來有些道學家們主張壓制情感的，大抵都是佛教輸入後影響的結果。我們如仔細讀先秦儒家的典籍，便發覺孔子和孟子對情的重視。
中國思想的代表是儒家，儒家的代表是孔孟。西方思想的源頭在希臘，希臘思想的主要代表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他們都以理性為主。「情」的地位一點都不被重視。亞氏更給「人」下定義謂人為理性的動物。中世紀雖然看重信仰（Faith）的地位，但神學家們卻建立了所謂「理性的神學」，主張用邏輯來證明神的存在。近代西方哲學對理性更加發揚。康德的大部頭的名著，都用「理性」作號召。他研究理性起家，檢討批評理性而成大名。他的《純粹理性批判》為現在研習西方哲學的人所必讀的書。一九六三年是我在美國專攻康德哲學的那一年。那時我心中便開始發生疑問：為甚麼西方哲學中沒有一本對「情」批判的典籍呢？康德以批判理性而奠定後世西洋哲學的方向，我們為甚麼不可以開闢「情」的新園地呢？我那時比現在年輕十年，好名之心甚重，常常想，假如我能寫成一本對「情」批判的專書，可以創一劃時代的大貢獻，可以立刻成名，甚至可以流芳百世。這一個念頭在我的腦海裡蕩漾了多年。到最近，美國哲學家郎格夫人（Susan Langer）寫成了兩巨冊書，題為：MIND: An Essay on Human Feeling（Vol I: 1967, Vol II: 1972,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可是出版了好幾年，在美國哲學界反響不大，原因可能是美國哲學界已經中了分析學派的毒。和分析學派平分春色的是存在主義。郎格夫人的哲學，既非分析派，又和存在主義有很大的距離，所以捧場的哲學學者不多。但最要緊的問題是，這本書的缺點實在不少。第一，這書採取生物學的進化觀點來探究人的情感，取材多取自生物學和心理學，未能超現代科學的立場來探究。第二，郎格夫人雖長於認識論，但缺乏形上學的深度。第三，郎格夫人雖對藝術哲學造詣極深，但對藝術的社會性還未夠認識，從而對人性的社會性忽略。第四，郎格夫人雖然立專章討論人類行為和「情」的關係，但「情」在道德及宗教所佔的地位完全忽略。第五，郎格氏雖然受學於文化哲學大師卡西勒（Ernest Cassirer），但她的書卻沒有豐富的文化內容來支持。所以，嚴格的說，一部真正論情的不朽巨著還未面世，還等待我們的努力。（錄自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國文化學會編《望道便驚天地寬》）
2. 關於吳森就孔子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的討論
批評孝道的人，往往認為顧全孝道許多時會犧牲更高的理想，從而產生因私而害公的流弊。《論語》的「其父攘羊」章成了批評者眾矢之的。我們要討論「孝道」，絕不能忽視這一章所引起的問題。這一章的原文是：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
批評孔子的大都以為孔子以親情為重，國法為輕。有些人甚至會批評孔子鼓勵犯法：不惜為了父子私情而違反國家法律。關於這一點批評，衛道派的學者似乎還沒有很好的答辯。而對孔子作批評的，對這一章書似乎還沒有弄個清楚。所以我們還有討論分析的餘地。
首先，我門要弄清楚，孔子所說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並不是對問題的答案。這裡葉公並不是對孔子發問，而孔子並不是對葉公所問（根本葉公無所問）而表達自己的答案。《論語》有「顏淵問仁」和「樊遲問仁」等章，孔子都給予問者非常明晰的答案。顏淵問仁時，孔子答以「克己復禮」；樊遲問仁時，孔子答以「愛人」。「克己復禮」和「愛人」，都可以代表孔子的積極主張。但「其父攘羊」章的對話，和「顏淵問仁」、「樊遲問仁」等章有很大的區別。這章書並不是記載「葉公問直躬」。葉公既無所問，孔子亦無所答。倘若我們用了解「顏淵問仁」和「樊遲問仁」的方式去讀「其父攘羊」章，以為孔子主張「父子相隱其惡便是直躬」，便可能距離孔子的原意很遠了。
那麼，我們對孔子這幾句話應當怎樣解釋呢？
要了解孔子話中的含義，首先要了解葉公的話。葉公並不是要向孔子請教，而是給孔子報導一件事實。要報導一件事實，當然也有目的。葉公絕不希望孔子聽完了他的話，一言不發，毫無反應。要聽取孔子對這事的反應，是葉公作這報導最起碼的目的。孔子說的話，是對葉公所報導的事實作立刻的回應。從孔子的答話中，我們看出，孔子對葉公所用的「直」字（或「直躬」兩字）反應為最強烈。孔子的答語表面像是描述句，事實上是下價值判斷。孔子答語的要旨，不是在描寫他自己鄉黨的「直躬者」，而是表示不贊成葉公稱那頂證父親偷羊的兒子為「直躬」。「吾黨之直者異於是」實在相當於今日的習用英文句：This is not our way. 這個英文句子，表面是描述句，其實是一個價值判斷，相當於：We do not approve this 或 We do not agree。孔子向葉公提出的異議，就是不同意葉公稱這頂證父罪的兒子為「直躬」。因為孔子學說的中心是仁，仁是一種人情。這個證父攘羊兒子的心理，有兩個可能。第一個可能是他根本對他父親一點父子之情都沒有。第二個可能是他本來對他父親有情，但為了別的目的，不惜犧牲父親來「逆情干譽」。對父親無情的兒子，是孔子學說不會嘉許的。對「逆情干譽」的兒子？更為孔子所不容。也許有人認為還有第三可能--大義滅親--犧牲父親以顧全法律上的正義。但這很難說得通，因為父親攘羊，作為兒子的去頂證，「滅親」是滅了，但所得的無「大義」可言。由此看來，這個是非常不近人情的兒子。這樣不近人情的兒子，我們還可以稱他為「直躬」嗎？孔子的答案，主要就是反對葉公用「直躬」兩字來稱呼證父攘羊的兒子。
那麼，「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又應當作甚麼解釋呢？是不是孔子敘述他鄉黨中的「直躬」都是「父子相隱」的呢？要是我們認為這句話是敘述句的話，我們便要問，孔子的「吾黨」究竟指那兒？山東曲阜嗎？還是周遊列國時臨時寄居的鄉黨呢？孔子和葉公會面時，早已離開曲阜，至於暫時寄居的鄉黨，孔子的觀察，不可能到用歸納法下結論的地步。據筆者個人的看法，孔子答語的末句，不能解作敘述句。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解作規範（normative）句呢？若解作規範句，我們的結論逃不了孔子認為「父子相隱才算『直躬』」。但從語氣方面分析，「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絕不能算是給「直躬」或「直」字下規範性的定義。孔子下規範性的定義，在《論語》記載的著實不少，顯著的例子像：「克己復禮為仁。」「仁者其言也訒。」「仁者愛人。」「君子不器。」「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直在其中矣」一句沒有上述例子的那麼斬釘截鐵地肯定自己的主張。孔子若主張父子互相隱才算直躬，他應該說：「夫直躬者，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也。」他也可以說：「父子相隱為直。」現在《論語》的記載，顯然地孔子不是明確地肯定他的主張。這一來我們不可以認為孔子提倡「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那麼，「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數語，在這一章書中有甚麼正面性或積極性的意義呢？
筆者對本章所引發的問題，數經思考。在美國開中國哲學課時，洋學子必不放過這一章。經過多次討論和反省之後，筆者已漸漸形成對這章書自己一家的註釋。洋學者和洋學子都認為合理而接受。現在把這一點小心得奉獻於國內學術界之前，還希望深思飽學及觀察敏銳的讀者們多多賜正。
第一：「吾黨之直者異於是」是孔子對葉公稱證父攘羊兒子為「直躬」的一個溫和的抗議。葉公是一個有官階的人，又不是孔門的弟子，孔子是不可以用叱責弟子的語氣來對待的。我們試想想，假若對話者是子路，而不是葉公，孔子會怎麼說？他可能劈頭便說：「由！非也。證父攘羊，惡得為直乎？」孔子對葉公既要用溫和的方式，自然語意含蓄而非斬釘截鐵地提出他的主張。「吾黨之直者異於是」實在不是敘述句或描寫句。孔子並不是報告葉公有關山東曲阜的鄉黨道德標準，而是告訴葉公，「證父攘羊為直躬」的道德標準並不是到處都被接受的。孔子說這句話的目的，是用暗示法使葉公反省自己的價值判斷。這種異議的方式在今日口語還很流行。「我們家鄉沒有這一套」，可以暗示我們對對方提出的一套並不衷心接受。英語界也有這種提示性的異議方式，通常是：This is not our way 或 This is not my way。
第二，「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在孔子答語中，並不是用來提出積極主張的。這句話的主要功用，是在加強第一句的力量。孔子為了溫柔敦厚之旨，在第一句用含蓄的提示的方式。但孔子對葉公的價值判斷非常不贊同，是毫無疑問的。孔子為了再加重自己的「不贊同」，自然要再補充一兩句。後面那一句話，實在用以補足第一句的對葉公價值判斷的抗議，指出「證父攘羊為直躬」不是人人接受的標準。末句的用意，在補充這一點。它的意思大概是：「你說『證父攘羊』便是『直』，我們的標準可不同啊？『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的人們，他們何嘗沒有『直』在其中的呢！」換句話說，孔子答語的末句，也是用暗示法，目的在批評葉公的價值判斷，而不在直接發表自己的主張。
筆者上述的解說，絕不是有意替孔子「自圓其說」，使孔子保持無懈可擊的聖人地位。上面的解釋，是筆者研究語意學的成果和對《論語》該章直接感受（語文上的感受）所得的結論。我從來沒有強我的學生跟從我的解釋。能欣賞我的「新解」的讀者，本人衷心致謝。那些反對我的讀者，只要其反對出自至誠和求真的精神，本人也表示敬意。
（錄自吳森《比較哲學與文化•孝道的時代意義》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