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充文選
目錄
1. 郭有遹《中國科技落後的省察——評「河殤」對此一問題的觀點》
1. 郭有遹《中國科技落後的省察——評「河殤」對此一問題的觀點》
（1） 重實用而不重理論的探討
《河殤》的第一集「尋夢」中說：「同惡劣氣候和洪水泛濫的鬥爭，使得中國人的治水、曆 算、土地測量以及農業耕作、飼養家畜、製陶冶煉等等技術比西方早熟至少一千年」。這一段話 雖然不完全正確，但卻顯示我國領先世界的科技，包括四大發明在內，不但具有濃厚的實用性， 而且多與解決統治的問題有關。漢朝使用地震儀的目的在使朝廷確知天災的訊號與方位。古人使 用指南針是用來判別行軍與墓塚的方向。我國曆算之所以發達，主要是由於上下迷信星象與國運 以及災異有關。要使農事配合天時倒在其次。歷代曆法主要的作用之一便是預測日食。歷代天文 官若在這方面處理不善，便會受到處罰。夏朝的天文官由於沒有預告日食，便被皇帝處死。這種 嚴厲的處罰必使天文官詳細地記載每一次所發生的日食，以及其他所能見到的天文現象而使中國 具有世界上最詳盡可靠的日食與彗星史。此外，每一次曆法有誤差或中國重新統一都要修訂曆 法。我國迄今見諸史籍之曆法便有九十九種。修改曆法需要依靠數學。例如南宋秦九韶「數學九 章」應用了曆學家「上元積年」的算法而發展出「大衍求一術」。元朝郭守敬的「授時曆法」則 應用招差法以發明三次函數的內插法。由此可見曆法之修訂也帶動了數學的發達。所以中國的曆 法與數學家是合在一起統稱為曆算家，亦稱為疇人。數學可以屬於純科學，但在古代之中國，卻 為曆法而服務。而曆法又為朝廷而服務。因此，朝廷的價值取向，便決定曆算家的盛衰了。
除此之外，我國最上乘的製陶、冶煉、製紙以及營造業等都是為皇宮而服務。巨大的水利 （例如都江堰與運河）與土木工程（例如長城）也是由朝廷所推動。我國之化學，起自煉丹。煉 丹術之所以發達，亦與皇帝之迷信與愛好有關。武帝因欲成仙而支持煉丹；劉向因煉丹不成而險 被處死。唐朝皇帝因服丹而死者有六位之多。由於我國的化學一開始便有這種荒唐而又狹隘的興 趣，以後我國化學的發展便有一支向點石成金與長生不老的方向浪費人力，另外一支則從煉青銅 到打造武器彈藥，都是為朝廷而服務。
我國歷代以朝廷之力來支持科技的發展，加以民間巧匠如雲，當然會開放許多重點性與個別 性的科技奇葩，使得西方遊客如馬可波羅之輩歎為觀止。但是中國科技終究被西方趕上了。在這 裡我們便可試答《河殤》第三集「靈光」所提出的一個問題：「中國科技幫助西方創造了歷史新 紀元，為何來自異域的文化和科學之光不能早在中國生根？」筆者認為這主要是價值觀念的問 題。價值決定甚麼是重要與不重要，因此也決定了財與力應用的方向。我國著重實用的結果，有 以下二種影響：
甲、易被採用、模仿、改造與超越。《河殤》中說：
「……活字印刷術、羅盤和火藥相繼從中國傳到中世紀黑暗的歐洲，……『火藥把騎士階層 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 成科學復興的手段』……」。 此原因無他：國人食古不化，而歐人則能舉一反三，一物多用，充分發揮創造性思考的威力。這 種情形也正發生於日本。西方的科技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被日本模仿改造而在很多領域已經被超 越。一個創造思考強的民族，要想在實用方面超越原發明者是易如反掌之事。
乙、易產生滿足感，求知慾便告停頓。我國思想界的開山祖師大多研究道德、政治與人生之 類的實用問題。這類的研究成果缺少世界性的價值，對世界文化影響不大。所以有一歐洲學者說 中國產生了不少小天才而缺乏大天才。我國的科技發展在早期尚有《易經》、陰陽五行之理論架 構。在天文方面，有蓋天說、渾天說與宣夜說三家並立。除此之外，就沒有甚麼有價值的宇宙論 了。在醫學方面，除了黃帝《內經》與金元四大家之外，便沒有其麼醫學理論家。李約瑟發現中 國在十五、六世紀以前的科技遙遙領先西方。所領先的部分多是技術而不是理論。所以，我國有 很輝煌的科技史，而沒有科學史。……
（2） 重文藝人事而輕科技
我國自從唐朝之後，朝野上下便一面倒地重文藝而輕科技。有人謂唐宋之所以產生了瞿曇悉 達、一行、蘇頌與沈括等大曆算家是與朝廷之重視曆算以及在國子監中設立「算學」有關。這種 看法固然不錯，但其著重之程度與對文哲比較起來，則相形見絀。我們試以唐朝為例。唐朝的國 子監中設有國子學、太學與四門學。各學的區分是根據家世的高低。在各學中以算學、律學與書 學的學生家世最低，所收的名額也最少。宋朝也很重視曆算。但與經史詩畫比較起來，便顯得遜 色了。宋神宗時之算學已不屬於國子監而隸屬於太史局之下，入學資格為命官、舉人與庶人。考 試上等者亦無進士之名份。到了徽宗時，設立了畫院，停止算學考試，朝廷的嗜好在於畫學而不 在於科技了。
元朝輕視士人。但對於醫學與曆算則比較重視。它曾經在各路設立醫學與陰陽學（天文）教 授，就地訓練人才。因此元朝在這方面所出的天才便比較多；在曆算方面有郭守敬、朱世傑為第 一流天才；在醫學方面則有李杲、朱震亨二大家。這些大天才的產生，是唐宋元三代較為著重科 技的結果。到了明朝，在哲學方面有陽明心學妨礙科學的思路與動機；在學校方面則沿襲元制於 地方設陰陽學，學官則不給祿，可見不予重視。明朝並有太醫院教授醫學，欽天監教授天文曆 算。此二校皆採學徒制，學生從少數教授學習，代代相傳，難有突破。此外，明朝尚有束縛思想 的科舉。明清兩朝的科舉，所考者以經義為主，不及於天文曆算與醫學。由於明清兩代不重視科 技，雖然有外國的科技輸入，也不會引起科技或文化的革新。我國自從十四世紀中葉以後就沒有 產生過第一流的曆算家。在十六世紀尚有第一流天才李時珍與朱載堉（樂理）。朱載堉於一六一 四年去世之後，我國便沒有任何方面的第一流科技天才出現了。
（3） 科技家待遇較低
我國各種天才有了成就之後所得到的報酬大致有三類：官位、名聲與利祿。這三類對思想家 與文學家而言，往往是三位一體。這是由於朝廷對於文哲特別重視所使然。我國有名的畫家位居 公卿者雖然不如前二類多，但他們奔走於公卿之間，多為權貴之座上客，其中賣畫致富者亦所在 多有。唐宋雖然也重視科技的發展，但對科技人材之重視，並無相對地增加。茲以受唐朝重視的 算學為例：其國子博士的官階是正五品上，算學博士或明算科及第者則為從九品下。相差達四品 之多。所以杜佑說：「士族所趨唯明經、進士二科而已」（《通典》）。因此明算科到了晚唐就 停止招生了。
此外，歷代曆算家的出身也比較低。王萍（一九七六）曾經根據《疇人傳》中之資料而發 現：「……獲有功名的曆算家在當時全部曆算家人數之中所佔比例甚小。如隋唐五代七十二位曆 算家之中，僅三人為進士，一人係明算科及第。其他六十八人均未得功名（內含情形不詳者）。 宋、遼、金時代，一百位曆算家中，只有十三人係進士出身。元代曆算家共三十一人，其中二位 是進士。明代七十七人之中，有十二位進士，二位舉人。清代曆算家……人數達二百六十七，其 中含五十一位進士，三十七位舉人，生員等三十七人。」這個研究顯示歷代都有些進士科出身的 兼通曆算。他們之中可能對曆算很有興趣，但由於明算科出身不如進士，便去投考進士以博取高 職，然後再從事曆算工作。
曆算家由於相對地受到朝廷的重視，尚可得到朝廷中最低的官階。至於從事工藝的人，其名 利之收穫與其貢獻不成比例。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若非沈括在「夢溪筆談」加以記載，恐怕就此 沒沒無聞。他原先是一位工匠，發明了活字之後，還是一位工匠。同樣以科技出名之信都芳長期 寄人籬下為人之侍從或門客，沒有像沈括這類名人記載他的發明，便聲名不顯了。……
從事科技的人，既勞心，又勞力。成功與否，難以預期，而成功之後，也不會得到適當的功 名。一般學子，便自然不會嚮往這一類的事業。只靠少數人孤軍奮鬥，是不能蔚為風氣的。
在名利方面，無名而有利，也會促進科技的發展。有利可圖是當今美國科技發達的最大原 因。我國煉丹術的發達與道士所期望獲得的利益很有關係。至於陶瓷與紡織業之蓬勃發展，使其 他無利可圖的科技黯然失色。陶瓷兼具藝術與實用二種功能，為王公貴族所樂用。生時用以賞 玩，死後用以陪葬。春秋時，范蠡從事陶業而成巨富，唐朝陶玉貢瓷於朝，而使景德瓷器名聞天 下。從此歷朝在景德鎮設有官窯。宋明清三朝皆力興官窯，且有民窯與之競爭，因此陶瓷業各出 創意，獨步科技。世界名流，一向視中國之瓷器為珍品。至於紡織業，自從黃道婆發明新型的織 布機之後，其技藝於短期內就傳遍江南，為該地區奠定了紡織業的根基。其中原因，也是利潤的 關係。我國其他方面的科技如造橋、造鐘、造火藥與造農車等都無巨利可圖。偶爾在這些方面產 生一些大匠，已經是難能可貴了。
（4） 缺少認同的範型
根據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賽門頓（Simonton, 1987）對於西方各種歷史天才的研究，一群天才的 產生與其前一代以及二代天才所扮演的角色息息相關。此蓋由於每一時代的創造者多受前一、二 代的大天才所影響，尤其是更能身受前一代天才所鼓勵啟發。單以科學家而言，有一半以上的諾 貝爾科學獎得主都受前一輩諾貝爾科學獎得主所指導（Zuckerman, 1977）。即使有人無緣執拂門 下，領受春風化雨之功，若能對於前輩大師，心儀神交，亦大有裨益。換言之，在歷史上以及當 代社會中若有一些大師扮演承先啟後的角色以供後輩認同，則該社會便能繼續產生該類天才。不 過若是前代有一、二位天才過於完美或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性，以至後輩對其恭維模仿，不敢踰 越，則反而有害於該領域的創新。前二代產生的天才愈多，愈不易被模仿。
賽門頓的角色範型（role model）原理頗能解釋我國科學不發達的原因。我國自古便有伏羲、 神農、黃帝等發明家被班固的「古今人表」列為聖人。這些聖人原可扮演範型的角色以鼓勵後代 的創造發明。但是孔子卻一再祖述堯舜，突出他們與天合德的人格修養。班固所用的評鑑標準循 孔子而來，以立德為上，立功次之。他對古人評鑑的目的在於「表古人以為今人之鑒」。可見其 目的本在於提供歷史上的角色範型。後來歷代的儒家除了漢之徐幹，南宋之葉适等事功派之外， 都著重立德以成聖人。結果宋明二代便有邵雍、張載、二程、吳與弼、張栻、陸隴其、薛瑄、胡 居仁、婁諒等人一心一意修身立德，朝著成聖的方向奮鬥。
以上所引述的人物雖然是少數的例子，但是從心理學上說，儒家所一再推崇的聖人觀以及其 所代表的人物便成為我國青年認同的範型。在這種情形下，多數學者便缺少向科學家認同的機 會，他們便很少有人要立志成為科學家了。
我講這題目是從研究李約瑟問題開始的。很多人認為中國古代科技發達，近代卻落後於人， 其原因是技術的落後。後來李約瑟通過大量研究，發現中國科技二千年來一直是緩步向前的，因 而他把問題轉化，不再說中國科學落不落後的問題，而是說近代的科學技術形態為甚麼不能在一 個有發達文明及科學技術的中國產生。
李約瑟的思想是宏觀的，我則把中國及西方的科技內部，分為理論、實驗及技術來看。兩者 比較之下共有三個差別。第一是從形態上看，中國的科技是連續增長的，西方則於中世紀時有一 個大跌盪。第二，中國所謂發達，實際是技術發達，理論及實驗則不太重視；西方則三部分均是 比列相當的。第三，中國之技術、實驗及理論是平衡發展的；西方則於十一世紀後則是交錯地發 展，形成互相促進的特點。近代科學技術結構的理論部分主要是以高度構造性自然觀為代表，實 驗則是受控實驗，技術系統則是開放性的系統。
中國古代的科技結構為「大一統」現代技術。舉一簡單例子：法國十九世紀現實主義小說家 巴爾扎克在《幻滅》中，記載兩個校對員打賭中國的紙是用甚麼原料造的。一個說是用植物纖維 造的，一個則說是動物纖維造成的。兩人爭持不下，就請來一位專家評理。專家想了半天，說是 用搗碎的竹子造成紙漿製造的。其實三者都不全對。因為中國的紙是經過複雜加工程序的人造材 料，而人造材料則是近代的東西，西方則只用天然材料加上簡單的加工而成的，可見中國是比西 方進步的。中國四大發明都是通訊有關的技術，由於中國是大一統帝國，決定了內部要求一種發 達的通訊技術以統一內部訊息傳遞。再者，中國部分手工業是官營的。國家對手工業進行干預， 解除了很多科學技術的封閉性。其缺點是每一朝代的崩潰，技術都會衰落；且由於是官方壟斷 的，扼殺了民間很多的發展。
中國古代科學理論為「有機自然觀」。它是用直觀外推的方法，即認為用一些長期合理的辦 法來考慮問題。後來又引入陰陽及氣的概念以解釋自然現象，它的優點是在於用悠長的經驗及直 外推，只要這理論能配合這現象便成了，故往往有很多傑出的解釋。缺點就是這種理論是含糊不 清的，甚麼也可用陰陽來解釋，造成了中國科技發展的最大障礙。
中國古代實驗的特點是非受控實驗。它的優點是不如西方的受到宗教神學很多的壓制，因而 很多的實驗就發現得相當早。例如磁傾角就是於一○四四年就發現了。中國以觀察為上，經長時 期便能接受。西方人則不相信觀察，它的缺點是在直觀可理解的事情上，就把經驗等同實驗；直 觀不可理解的範圍，就不去實驗，往往陷於神秘主義。從上觀之，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是「大一 統」型技術和非受控的有機自觀，而社會結構則是大一統官僚政治及地主經濟，和儒道互補文化 體系的結構。這兩個結構是常有關係的。
由於中國二千年來儒家文化一直是官方的正統形態，故有一種倫理優先的傾向，中國人很難 把自然界當作一種科學的對象來研究。而這種文化亦造成中國古代科技發的政治化傾向及技術化 傾向。
政治化傾向方面，中國人認為天和皇朝的命運是緊緊連在一起的。如東漢劉歆創立了「三統 曆」，並以此為王莽的得位造一個天命，最後劉歆成了王莽的國師。唐代有一個和尚曾測有兩次 日蝕，但最後並沒有出現。於是向玄宗解釋是玄宗的恩德太大，故兩次日蝕均沒有出現。皇帝覺 得很滿意，就不再追究有甚麼出錯，可見科技是與政治連結在一起的。由此亦表現了官方壟斷這 一點，尤以宋明兩代為甚，科學家不是當官就是當囚犯，而且民間不許私自造曆，違者處死。最 後導致人才愈來愈少，對民間造成很大的扼殺。
技術化向方面，不僅整個科學技術是以技術發達為主導，而且理論也是具有明顯技術化傾 向。如天文學附屬於曆法，數學偏重於理解及計算技巧。從形態上看這種理論本身最後的總結還 是一種技術化的方式，而不是理論體系的研究。
總括而言，近代的科學技術的產生，絕不是西方獨力能完成的。它是中西文明交匯的結果。 特別是中國古代以通訊為主的四大發明頁獻很大。它打破了歐洲封閉性的社會結構，造就了近代 科技術開放性體系的產生。近代科學技術結構對人類文明的發展已絕不像古代是一個可顧慮的因 素，而是一個不可顧慮的因素時，近代人應怎樣去反省自己和科技的關係，則是需要大家共同探 討的。
（編者案：本文是根據劉青峰教授於一九九二年五月「中國語文及文化講座」所作演講的錄 音聲帶撮錄而成，未經劉教授審閱。）
我們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來討論這件事，就是說事實上作為一個整體的近代科學沒有發生在中 國，它發生於西方——歐美，即歐洲文明的廣大範圍內。這有甚麼原因呢？我以為我們必須找出 這個原因，因為如果我們不了解它，我們關於科學技術史的觀點就要處於完全混亂之中。如果我 們不能了解過去，我們也就沒有多少希望來掌握未來。我相信下列兩點是正確的主張。
第一，古代中國人像通常被認為產生科學的古希臘人一樣，是能夠探究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的 大自然的。你們的祖先有很大的哲學學派，像道家和法家。我相信（我不必作某些研究就可以 說）他們與希臘哲學家不相上下，後者關於自然界的研究成為西方科學的開端。大多數中國學者 可以說出同樣的東西。但由於各種原因，它沒有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第二，在很長時間內，我們可以說大約二千五百年間，中國人作出了對整個人類史絕對重要 的一些經驗發現。其中某些當然是我們都很熟悉的，但這些發現總是停留在經驗階段。中世紀科 學的發現是純粹實用的發現，但這些發現的存在畢竟表明中國人在過去不只是能思索大自然，像 道家或名家的邏輯學家那樣，他們還能作出實驗。
至於說到這些在世界上具有如此重大影響的經驗發現中有不少與農業有關，我們可以舉出絲 綢技術為例。養蠶當然是在中國開端的，長期以來我們不知道它的起源。我見過某些四川朋友， 他們堅持說蠶必定是在四川發現的，因為四川的古名「蜀」字有「虫」字根。不管在哪兒開始， 養蠶的起源肯定是在中國，經中亞傳到西方，絲織品從中國進口。
其次，我要談到宋代的活字印刷術。在宋代當活字首先用於印刷術時，用這種方式刊印的第 一部書是農書。一位名叫卡特（Carter）的美國人，如果我記得對的話，寫過一本題為《印刷術的 發明及其西傳》（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and Its Spread Westwards）的書。印刷術正如絲織品一樣， 經過古老的絲綢之路從甘肅到新疆、西藏和波斯，最後到中東，後來又傳到其他地方；在中國是 公元八百年，新疆是九百年；波斯是一千年，土耳其是一千一百年等，到達西歐的時間正好在被 認為是印刷術之父的谷騰堡（Guthenberg）時代。
還有在中國起源的、可引起農業及其相關科學進步的另外的思想產物，這就是化學。我們都 知道化學起源於煉丹術。但煉丹術的起源一直弄得很玄。人們不能在古埃及找到煉丹術的任何痕 跡，而希臘和埃及煉金術是相當晚的，不會早於公元二世紀。最近學者們的研究已經表明，最早 的煉丹術是在中國出現的。有關煉丹的最早記載出現在公元前二世紀，而用各種語言寫成的最早 一部煉丹術書，是魏伯陽在一四二年寫的。這種原始科學是由想長生不老的道家發展起來的，雖 然他們用藥物和黃金達到長生不老的思想本身今天在我們看來是錯的，然而他們發展了化學技術 、處理物質的方法，並因而是近代化學之父。煉丹家的成就中，就有至遲在一一○○年發現了磁 的指極性。
中國煉丹家的符號與西歐煉金術是一樣的。而煉丹術還與火藥的起源有關，每個人都認為火 藥發明於中國，但並非所有人都認為火藥在西方人以前用於戰爭。關於火藥的最早記載確實出現 在中國。這可以追溯到唐代，我們看到這時有關於爆仗的確切的敘述。後來北宋人在大約九五○ 年將火藥用於戰爭，這是在歐洲施瓦茨（Schwartz）「發明」火藥前二五○年。我想，必定是唐代 煉丹家偶然之間碰到了火藥，而且很可能他們自己也被炸過。
我還想再談一點在中國作出的經驗發現。在西方，人們常常有一種想法，認為中國是一個有 很大技藝傳統、但卻沒有技術史或科學史的純粹農民的國家。我認為這種成見是很要不得的。我 可以說一下關於生物化學的某種發現，當然不一定同意中國某些認為本草學仍可代替近代醫學重 要體系的人們的意見。我以為本草學是藥物學的一個很大的歷史寶庫，而我們肯定知道有大量植 物和藥物事實上是在中國發現的，而不是在西方。例如，從蟾蜍皮中提取的含有類似強心劑的很 有趣的藥物，在西方是得自於指項花（foxglove），並用其作為主要的心臟興奮劑。這很可能是在 大的寶庫中的二十種藥物中的一種具有永久價值的藥物。第一部已知的有插圖本本草書（一二四 九）是用中文寫的，而不是歐洲語寫的。所有這些都是很大的成就。但在經驗醫學中還有其他一 些成就。營養缺乏症當然是一個近代的概念。正是我自己的上級高蘭．霍普金斯爵士（Sir Gawland Hopkins）在揭示維生素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像今天所了解的那樣，缺乏維生素就要引起 諸如腳氣病和壞血病等營養缺乏症。現在把承認腳氣病是一種營養缺乏症歸之於日本人於一八九 七年的發現。但中國人發現這種營養缺乏症的存在可追溯到元代的一三五○年。那時忽思慧寫了 一本論述以飲食來治療某些疾病的原理的書。在這本書中他清楚地描述了腳氣病的臨床形式，他 還詳細說明不少植物和水果，如果將其與魚或肉烹飪服用，就能在短時間內治療這種疾病。在與 植物有關的其他技術成就中，我們必須提到某些古農書。某些書是相當古老的，如《橘錄》可追 溯到宋代。種橘子可能是在四川開始的。在植物保護中利用昆蟲抵御另一些害蟲，在中國可追溯 到三世紀。
我想我已經列舉了足夠事例，說明認為在中國沒有科學和技術的想法是荒唐可笑的。中國有 許多技術發現，但這還不是近代科學，也不是理論科學，而是經驗科學。這中間有很大的區別。 為甚麼近代科學在西方興起？我們得要考察一下中國與西方之間的根本不同。
如果我們從四個方面——地理、氣候、社會和經濟條件來考慮中國與西方之間的不同，我們 就可能抓到要領。我願強調一下這些具體因素。首先是地理因素。從地理學觀點來看，歐洲與中 國是很不相同的。打開地圖看一看歐洲，它彷彿是由波羅的海、地中海、黑海和亞德里亞海等分 割的一些島嶼，正像一個群島。來去乘船的航海生活在歐洲比在中國更為重要。與此有關的是， 所謂城邦（city-states）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各位可能總是把城邦形容為後面山上有礦，而前面則 是在海灣上航行的船隊的一幅圖畫。在希臘和意大利確是如此，在威尼斯和在英國的布里斯特爾 和林恩也可能如此。當你們看看中國，又是多麼不同，這是一個具有相對短的海岸線的大陸國 家，依賴於精耕細作的農業，在那裡農業單位是縣城及其周圍的鄉村（每縣有五十或一百個 鄉），幾乎像是人體的細胞。我在西北的甘肅停留過，在那裡經過沙漠有一塊塊的綠洲。綠洲中 的縣城像是從母體中分出的一個細胞。中國農業就是在其中發展的，而不能在沙漠或草原上發 展。
現在再轉向一個重要之點，假定歐洲與中國之間有區別，那麼歐洲發生了甚麼情況呢？在那 裡發生了商人勢力的興起。中國不同時期有不少商人，某些是很有力量的，但從沒有在整個國家 的政治經濟中佔有一席位置，像商人在西方那樣。他們從未具有同樣的政治上的重要性。我們還 可以進一步說，當歐洲封建制解體時，它讓位於資本主義。最初的資本是由商人所積累的，爾後 是商業資本讓位於工業資本主義。它現在又可能要讓位於社會主義，但這是另一個歷史進程了。 現在也許所有歷史學家都無疑會承認，近代科學的興起發生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但在中國封建 制破壞後，又發生了甚麼呢？我們對此有不同的答案。中國發展了西方所不熟悉的特殊社會制 度，「亞細亞官僚制度」。經濟史中有特殊的專門術語。我們開始看到，資本主義在西方興起， 而中國沒有興起資本主義，與中國沒有興起近代科學有關。代之而起的是亞細亞官僚制度。因之 便產生一個問題，中國官僚制即中央集權制是怎樣起源的呢？為甚麼在中國官僚制代替了西方的 資本主義呢？這是在中國存在的這種農業化所必需的嗎？在西方，特別是西歐，我們有足夠的雨 量，而我們的河流在河床上正常流入大海。只有少數地區有嚴重水患或乾涸之險。歐洲許多地區 的穀物是豐富的，我們不需要做大量蓄水或灌溉工作；但在中國，又是一個多麼不同的情景！對 中國農業來說，到處都絕對需要灌溉。學者們說，中國需要進行的灌溉和蓄水工程比世界任何其 他人民都更為顯著得多。世界上沒有另外的水工像大運河那樣把北方的都城與南方區域聯結起 來。經濟史家認為，為了從事這些巨大的工作，需要管理數百萬勞動力，而這就產生了官僚制 度。在那些年代裡，沒有蒸汽鏟，沒有大卡車，也沒有鐵路，所有這一切都是靠「苦力」來作 的。就像各位今天在鐵路上看到他們按「百萬人自帶茶匙」規定行事那樣。管理這大批人便產生 官僚制。
我還想進一步指出幾點。即中國和西方遵循不同的方針。由於氣候、地理條件的不同，作為 社會和經濟條件的後果，我們不得不遵循這些不同的方針。
我並不是說資本主義經濟肯定是今天或未來的最好的經濟。我所試圖要作的一切，是指出資 本主義在過去所起過的作用。我也不想被理解為，正因為是中國藥，便主張服用，而不管是否了 解其藥性。其實還不如說這是近代醫學試過並檢驗過的產品。我並不主張用「西」醫字眼兒，因 為我們的遺產實際上也就是你們的遺產。
我願意提出下列有刺激性的主張。如果中國有像西方那樣的氣候、地理以及社會、經濟因 素，而我們西方有像中國這樣的相同條件，近代科學就會在中國產生，而不是在西方。而西方人 就不得不學習方塊字，以便充分掌握近代科學遺產，就像現在中國科學家不得不學習西方語那 樣。
因此，人們最後可以說，在我們雙方都各有其歷史驕傲和歷史自卑之原因，如果可以用這樣 一種表達方式的話。中國的驕傲應當是，在許多方面，在思想和實驗工作方面都作了開端，但可 惜，由於繼承下來的經濟和社會因素，沒能在中國使其發揚。我們在西方從我們自己的希臘遺產 出發，最終使我們擺脫了這種束縛，並能把我們關於宇宙的知識融合成為一個有條理的整體。我 想，我們能作到這一點是由於我們的環境因素。但歐美文明能給世界帶來孔夫子的仁義或道家的 和平嗎？因而我們每個人在我們的歷史中也有我們驕傲和自卑的理由。我們不必為過去而過多地 煩惱。我們需要了解過去並揭示其與未來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