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釋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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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加索從一九○二年到一九○四年間創作貧窮人的悲愁形象，其中人的形體很瘦弱，畫的色調傾向藍色、陰沈的白色和灰色，這是他的所謂「藍色時期」。
一九○五年以後，畢加索以紅色和粉紅代替了一向使用的藍色，題材也轉變為主要是演馬戲的人物、憂鬱的雜技演員，《馬戲團小丑》、《特技表現者的家庭與人猿》都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這是所謂「玫瑰色時期」。
一九○六年末和一九○七年初，畢加索開始創作能顯示真正創造力的明顯跡象的作品，創作了《阿維濃的姑娘》，這是一幅立體主義初期試作的名畫。但當時尚未如一九一○至一九一二年「分析的立體主義」時期那樣，分解的形象尚未處理成幾何形，而是他肯定原始藝術為主要趨向而作的畫作。
一九○七年畢加索受到塞尚（Paul Cezanne, 1839－1906）繪畫性幾何學的學說影響，塞尚曾說：「把自然當做圓錐、圓筒和球體處理。」又得到喬治•勃拉克（Georges Braque, 1882－1963）的合作，從一九○七年底進行發展早期立體主義，簡化了題材中的形，實質上畫成幾何狀的相等物，尤其是成為弓形、平面、錐形或金字塔形。然而他仍保留著一些和自然形狀相像之處。
畢加索最初的綜合立體派作品從一九一二年開始，他在作品中加上一些貼上去的紙張，尤其是從期刊上剪下來的數字和字母，糊牆紙和木材紋理的模仿品，這類作品稱為「貼紙」或「拼貼畫」。表現綜合立體風格繪畫特色。作品有《帶椅子的靜物》、《吉他》等。
至於「表現主義」一詞，最早出現於一九一一年德國柏林的一本雜誌上；另一說以為一九○一年，此詞見於法國畫家朱利安在巴黎馬蒂斯的畫展上，但作為一種藝術思潮則在此以前已經出現。最早的表現主義美術社團出現於一九○五年。此主義反對傳統，主張從原始文化和東方文明中尋求精神力量，反對摹倣，主張表現精神的美，重感情、重主觀，目的在於傳達內在的訊息；在造型上追求強烈的對比，不惜將對象扭曲和更改。
兵馬俑為秦始皇陵墓中發掘出來的陶俑。秦始皇陵墓在陝西臨潼縣城東驪山北麓，歷年來在陵園附近發現了很多文物。一九七四年在陵園外城以東1,225米處發掘了屬於陵園的陶俑坑，出土大批兵馬俑。現時已出土的形同真人大小的人俑、車馬俑達六千件，被譽為「世界第八奇跡」。兵馬俑本來塗上顏色，後來因為陽光及氧化，顏色迅速褪掉。出土的武士俑排列成陣，前鋒部隊為三列橫排隊，兵士們免冠束髮，輕便戎裝，顯示出「輕足善走」的特點。這些兵馬俑排列有序，造型生動，比例適當，細部刻畫尤為精緻，反映了中國古代雕刻藝術的成就。
二號坑東端是由三百名兵俑組成的方陣。方陣中間是跪蹲俑，四周為立式俑，左右方站立一將軍俑和武官俑。立、跪俑均作持弩狀，將軍俑和武官俑直立陣後，鎮定自若。 出土的兵馬俑高1.78至1.87米，頭梳各式髮髻，身披鎧甲或短袍，束帶，紮綁腿，挾弓挎箭，或手執劍、矛、弩機等兵器；陶馬大小也與真馬相似，雕塑家連馬的牙齒都沒有忽略，馬出生第二年開始長牙，每年長兩顆，長到八顆為齊口，六顆牙的馬是最精壯的，而秦馬俑口內均為六齒牙，正是馳騁疆場、勇往直前的大好時光。
西方園林始於古希臘、意大利，而興於法國，約在十七世紀下半葉才形成傳統格局。它的基本造型多採取幾何式的布局，講究對稱，有突出的中軸線，主要建築在中軸線一端，成為圖案的中心。建築物前後為花園，花園外是林園，林園保持自然特色，是一片茂密的樹木，園內有筆直的林蔭道，平面規整的草坪和廣場，草坪上和廣場上多用幾何形的花壇點綴，不種高大的喬木，花木、草地等植物樹木都修成幾何形，水池池岸整齊，池中或有噴泉，或樹雕像，池中噴泉為園林增添活潑的氣氛。因此，這種園林完全出自於理性主義的指導，只表現人的理性和意志。中國園林畫面的安排和景色的布局，講究含蓄、曲折、變化、充分表現自然的生氣勃勃的活力，要在有限的空間顯示出自然景物的無限層次。中國園林是藝術地再現自然，造成富有自然山水情趣的藝術效果，表現了人的感情的趣味，人歸於大自然的懷抱之中，要求人工美和自然美的高度統一，又富於一般山水所沒有的神韻氣質。（詳見趙永新《曲折多變的園林藝術》，載《藝文神韻》，頁123）
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大體上包括了西周初期（頌有商頌，是周代的詩作）到春秋中葉約五百多年的作品。關於《詩經》的來源，自先秦兩漢以來，一般都認為是由「王者」遣派采詩之官向民間採集而來。初為三千餘篇，後經孔子整理，其可施於禮義上者，選取三百零五篇以教弟子。至清代中期，學者以比較充分的證據論證了「采詩」、「刪詩」說的不可靠。現在的學者認為，《詩經》三百篇只是周代詩歌的一部分，根據自然淘汰的原則，文學價值較高的作品就留存下來。《詩經》有「六義」及「四始」，都是《詩經》的特色。其後，因傳教者不同，有齊、魯、韓、毛四家詩之派別。
《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睢》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詩•大序》則以為風、小雅、大雅、頌為四始，詩之至也，與《史記》異。
《毛詩序》：「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飭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詩經》流傳到漢朝，有魯（申公所傳）、齊（轅固生所傳）、韓（韓嬰所傳）三家詩說。這三家對《詩經》的解釋，雖或有所不同，但都是今文詩學，當時都立於學官，置博士。另外有魯人毛亨、趙人毛萇傳詩，據說他們的詩學是出於孔子弟子子夏所傳，是古文詩學。西漢時「毛詩」沒有能立於學官，只通過私家傳授。到東漢鄭玄以《毛傳》為主，兼采今文三家詩說，著《毛詩傳箋》，簡稱《鄭箋》。自此以後，「毛詩」盛行，「三家詩」漸廢。魏晉以後以至宋代，「三家詩」先後亡佚，一直通行至今的《詩經》，就是「毛詩」，因而我們也就稱《詩經》為《毛詩》。三家詩輯注則有清王先謙著《詩三家義集疏》一書，甚詳備。
《楚辭》為西漢劉向所輯的辭賦總集，收戰國楚人屈原、宋玉、景差等人的辭賦，及以屈賦形式的漢人如賈誼、東方朔等人的作品共一百三十五篇。《四庫全書總目》所述：「初，劉向裒集屈原《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宋玉《九辯》、《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賈誼《惜誓》，淮南小山《招隱士》，東方朔《七諫》，嚴忌《哀時命》，王褒《九懷》及劉向所作《九嘆》，共為《楚辭》十六卷，是為總集之祖。逸又益以己作《九思》與班固二『敘』，為十七卷，而各為之注。」劉向編定的《楚辭》十六卷久已亡佚。東漢王逸所撰的《楚辭章句》是《楚辭》成書以來的第一部全注本，是現存最早的《楚辭》研究者必讀的古注本。此後，宋代有洪興祖《楚辭補注》，朱熹《楚辭集注》，清代有王夫之《楚辭通釋》，蔣驥《山帶閣注楚辭》，戴震《屈原賦注》等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楚辭》研究著作。
王維青少年時即富於文學才華。開元九年（七二一）中進士第，為大樂丞。後被擢為右拾遺。安史亂前，官至給事中。天寶十五年（七五六）安史亂軍陷長安，玄宗入蜀，王維為叛軍所獲。服藥佯為瘖疾，仍被送洛陽，署以偽官。兩京收復後，受偽職者分等定罪，因在淪陷時所作懷念唐室的《凝碧池》詩為肅宗嘉許，且其弟王縉官位已高，請削官為兄贖罪，故僅降職為太子中允，後復累遷至給事中，終尚書右丞，世稱王右丞。王維早期作過一些以軍旅和邊塞生活為題材的詩，如《從軍行》、《燕支行》、《觀獵》、《使至塞上》、《老將行》等，這些詩都是壯闊飛動之作。最能代表其創作特色的是描繪山水田園等自然風景及歌詠隱居生活的詩篇，如《終南山》、《山居秋暝》、《過香積寺》、《藍田山石門精舍》、《輞川集》等等，都寫出和平寧靜的田園風光，繪出了山林園間動人的風景畫面。王維在盛唐詩壇獨樹一幟，成為山川田園詩派的代表人物。王維并工書畫，尤擅山水，蘇軾稱之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唐代前期，畫家盛極一時，李思訓以青綠著色山水著稱，開「北宗」畫派；王維則為「南宗」的開山宗祖，以淡墨山水著稱。王維名作有《輞川圖》，但已無真跡傳世。今傳《雪溪圖》、《江山雪霽圖》、《寫濟南伏生像》，亦非其真跡。
杜甫，字子美，河南鞏縣人，因曾居住在長安城南的少陵以西，自稱少陵野老。生於唐玄宗先天元年（七一二），卒於代宗大歷五年（七七○）。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不第，漫遊各地。天寶初，在洛陽與李白相識，相從賦詩，天寶十年進《三大禮賦》，玄宗命侍制集賢院。杜甫自天寶五年留居長安，幾近十年。及安祿山軍陷長安，乃逃至鳳翔，謁見肅宗，官左拾遺。長安收復後，隨肅宗還京，尋出為華州司功參軍。不久棄官居秦州（今甘肅秦安縣東）、同谷（今陝西大荔縣）。又移家成都，築草堂於浣花溪上，世稱浣花草堂。一度在劍南節度使嚴武幕中任職，武表為檢校工部員外郎，故世稱杜工部。晚年攜家出蜀，病死湘江途中，享年五十九。杜甫詩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亂前後二十多年的社會全貌，記載了他一生所走過的路程，所以他的詩被稱為「詩史」。可是作為詩史的杜詩，並不是客觀地用詩體敘寫歷史，而是在作品中表達了對國家人民的深切關懷，傾注了強烈的愛憎感情。杜詩在藝術方面也達到唐代詩歌的最高成就。他繼初唐四傑和陳子昂之後，對齊梁時代和初唐的宮廷詩人上官儀的上官體等等綺詞麗藻，錯綜堆砌的詩作，作進一步的改革，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他以現實主義的精神，深刻有力地反映了時代的風貌，形成了獨有的沈鬱頓挫的風格。杜詩對後世的影響，極其深遠，在唐代始見重於韓愈、白居易、元稹等人，宋代著名詩人如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陸游等，各自從不同方面繼承了杜詩傳統，辛棄疾、文天祥以及明末清初顧炎武等人也都曾受杜甫的深切影響，直到今天，杜詩中愛國愛民的精神及其藝術方向仍有其極大的教育意義。
中國古代哲學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天和人統一，反對分裂和對立，由於統一的角度不同，形成了各種不同的「天人合一」學說。主要有「天人一德」、「天人一類」等。《易經•乾卦》：「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易經•繫辭》：「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效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論語•泰伯》：「唯天唯大，唯堯則之。」這些都是說明，聖人要效法天，才能有與天地一樣的道德。象天、則天，發展為應天、順天，都說明人要適應自然。這些都屬於「天人一德」的學說。中國古代有三種影響較大的理論體系，即陰陽、八卦、五行，都將人事與天地萬物對應聯繫。《易經》中把陰陽作為萬物發生的根源，陰陽是宇宙間一切變化的動力和根本；並用八卦把天地萬物同人聯繫起來。中國古代思想又認為「金、木、水、火、土」這五種物質是構成萬物的元素，稱為「五行」，五行又是相生相剋的。《尚書•洪範》把人事的「貌、言、視、聽、思」同天氣的「雨、暘、燠、寒、風」，都與五行聯繫，這些都屬於「天人一類」的學說。《荀子•天論》以為耳、目、鼻、口、形是天官，心靈是天君，都是「天人合一」的看法。董仲舒更有「以類合之，天人一也 」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