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釋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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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認為自漢以後的中國是一種平面的開放的「文治政府」，其見解如下：
更重要的，是（漢代）規定五經博士教授弟子的新職，這是中國史上有正式的國立大學校之開始。以前封建時代，未嘗沒有政府教育，但大體上這種教育，為貴族子弟所專有，平民學者則另有一種自由教育，這是私家的，與政府無關。直到此時，才開始規定政府的學官五經博士，有教授弟子之兼責。（其主要責任，還是出席政府會議參預行政顧問等。）此輩弟子，由地方政府（郡縣）選送。十八歲以上的優秀青年，不限資格，均可應選。起初額定只五十員，此後逐漸擴充，到東漢末年，太學生多至三萬人。相距不到三百年，學員增加至六百倍，那種驚人的發展，可以想到這一個制度在當時所發生的影響。
博士弟子最快的只一年便畢業，畢業後國家並為指定出身。考試列甲等的，多數可充皇帝的侍衛（郎官）。乙等以下的，派充各地方政府（以該學生之原籍貫為主）的吏屬。這樣一來，漸漸全國地方政府裡的屬吏，全改成國立大學的青年學生了。將來此種吏屬，服務有成績，依舊選送中央，充任侍衛，如此則皇帝近身的侍衛，也漸漸變成全是些大學青年了。依照當時慣例，中央與地方的各級官吏，多半由皇帝侍衛選充，因有這一制度，從前由皇室宗親與軍人貴族合組的政府，在現在不久以後，便完全變成由國家大學校教育及國家法定考選下的人才來充任。因此我們說，到漢武帝時代而始完成了中國史上文治政府之出現。這是中國人傳統觀念裡的理想政府之實現，這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大成功。我們現在稱它為文治政府，以別於從前的貴族政府與軍人政府，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大轉變。而這一個轉變的後面，顯見有一種思想之指導。由秦始皇到漢武帝，大體上多少跟著這歷史大潮流而趨。中國此下的政府，便全依此種意義與規模而演進。（《中國文化史新論》）
一個青年跑進太學求學，畢業後，派到地方服務。待服務地方行政有了成績，再經長官察選到中央，又須經過中央一番規定的考試。然後纔始正式入仕。那是當時入仕從政的惟一正途。政府一切官吏，幾乎全由此項途徑出身。這樣的政府，我們再也不能叫它做貴族政府。郎官之中雖然也儘有貴族子弟，但究竟是少數。我們也不能稱之謂軍人政府，因郎官並不是由軍人出身的。我們也不能稱之為資本主義的政府，因這些郎官，都不是商人資本家。這樣的政府，我們只能叫它做讀書人的政府，或稱士人政府。漢代從昭宣以下的歷任宰相，幾乎全是讀書人，他們的出身，也都是經由地方選舉而來，並不是由其血統上和皇帝以及前任大官有甚麼關係，或者是大軍人大富人，纔爬上政治舞臺。完全是因其是一讀書知識分子而獲入仕途。這一情形，直從漢代起。我們可說中國歷史上此下的政府，既非貴族政府，也非軍人政府，又非商人政府，而是一個「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只許這些人跑上政治舞臺，政府即由他們組織，一切政權也都分配在他們手裡。（《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錢穆認為，兩漢以下，因察舉制而造成掌權者均是一些有學養的「有斐君子」，因而構成「君職政治」的見解，可參見其作《國史新論》：
這一制度，實在是中國傳統政治裡最值得注意的一制度。遠從兩漢以下，即一向以地方察舉及公開考試，定為人民參加政治惟一的正途。因於有此制度而使政府與社會緊密聯繫，融成一體。政府即由民眾所組成，用不著另有代表民意機關來監督政府之行為。近代西方政府民眾對立，由民眾代表來監督政府，此只可說是一種間接民權。若由民間代表自組政府，使政府與民眾融成一體，乃始可稱為是一種直接民權。而此種民間代表，又並不來自社會中某一特殊身分或特殊階級，像古代的貴族政權與軍人政權，像近代的富人政權（即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權）與窮人政權（即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而實係一種中性的政權，即全國各地，包括貴族軍人富人窮人一切在內而只以智識與學問為標準的士人政權。此一政權很早即產生在中國，何以故？因西方政治觀念注重在主權上，故其政治重心始終脫不離強力與財富，而中國傳統政治觀念則注重在政治之職能上，因此也始終脫不離智識與學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