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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1874-1960）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發現了「彩陶文化」，證實了中國新石器時代（距今約一萬一千年--距今約四千年）的存在。1923年，法國桑志華神父（1876-1952）及德日進神父（1881-1955）在河套發現舊石器時代（距今約三百萬年--距今約一萬一千年）的存在。【案：新舊石器時代的年份，乃根據張之恆《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中國：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一書最新之說法。】1926至1930年間，又在周口店發現了「中國猿人北京種」遺骸，從而得知中國在距今約六十萬年以前（中國考古學家夏鼐最新確定為距今四十六萬至二十三萬年前），已有人類在黃河流域一帶生活。1965年在雲南元謀縣發現距今一百七十萬年（最新研究為不超過七十三萬年）的「直立人」，更比「北京人」要早得多，可能在舊石器時代，中國人的遠祖已經在雲南生活了。1954年又發現了陝西半坡村遺址，距今約六、七千年左右；1977年，又有距今七千多年的「裴李岡文化」和1976年發現的「磁山文化」，兩者都是新石器時代的遺物。至今，在中國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物差不多有七千處。在新石器時代生活的居民，除使用石器外，已懂得製造彩陶、黑陶和紋陶。於浙江發現距今六、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有些房屋已經使用木材而又以榫孔結構了。此外，夏代已經有青銅冶鑄技術的出現；殷商時代的銅器製作，無論是形式、花紋等，大抵也是沿襲新石器時代的黑陶及彩陶而鑄成的，鑄品非常精美。錢穆在《民族與文化》一書中敘述中國文化的起源，以為：「遠古如伏羲氏的畫八卦，以啟示天地自然的現象，結繩為罔罟而教民以畋以漁。神農氏的製耒耜，以教民稼穡，嘗百草以療民疾病；軒轅氏的作指南車以平『蚩尤之亂』，又命大撓作甲子以紀時日、倉頡造書契以立文字、伶倫定律呂、隸首作算數，而其妃嫘祖又教民育蠶治絲創衣裳之制，凡生民開物成務之道，宮室器用之制，由此而大備。」
一、夏（約公元前2100-前1600）的文化
從考古方面得知，在河南、山西所發現的「二里頭文化」和「龍山文化」是夏代文化。夏人的經濟生活以農業為主，農具有石鏟、石鐮、蚌鏟、木耒、木耜等，飼養的家畜有豬、狗、羊、牛等。夏代文化也可考見於下列各方面：
(i) 孔子嘗言夏禮；
(ii) 墨子亦多用夏政，箕子嘗陳述《洪範》，魏絳又曾引夏訓；
(iii) 章太炎更謂《孝經》本於夏法；
(iv) 《詩經》的《七月》及《公劉》二篇，多敘夏代社會和禮法；
(v) 凡說三代典制的，往往舉夏后氏之制為首。因此，雖然夏之文獻不足徵，但亦可考見於萬一。
1. 農業：夏代可說是中國初步的農耕時代。如禹治水，孔子有云：「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所謂溝洫，乃引渠溉田，可見當時已有灌溉工程的開始。）至於田地劃分公私，一家種多少畝等，實不可考。或說一夫授田五十畝，所謂「貢法」。民多居於茅屋、土壁篳戶之中，緣屋種桑，男耕女織，農閑則射獵習武。
2. 手工業：有鑄銅、琢玉、製骨及土木建築。
3. 曆法：孔子說：「行夏之時。」所謂夏時，即近世所稱之「陰曆」或「農曆」。它以月球繞地球一周為一月，十二月為一年，五年二閏。
4. 稅法：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所謂「貢」，就是國家把五十畝田分給農夫，然後每年按畝徵收十分之一的「貢」稅。孟子又云：「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其意是取幾年收穫之平均數來制定稅額。
5. 銅器：《左傳》有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枚，鑄鼎象物。」墨子亦云：「夏后開鑄鼎。」《史記•封禪書》亦云：「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由此可知，夏已進入銅器時代。
6. 建築：夏人居址包括有半地穴式、地面式和窯洞式幾種。夏代已有宮殿，見於二里頭的宮殿遺址，東西寬約一百零八米，西北約一百米，總面積約一萬平方米。宮殿前面廣場約四、五千平方米，可容納萬人。
7. 城郭：《呂氏春秋•君守篇》有言：「夏鯀作城」，《太平御覽》亦載：「城郭蓋禹始也」，而考古學家也曾在河南登封縣和淮陽縣發現城堡遺址。有了城郭，可禦亂，表示人民業已定居，進入農業社會。
8. 教育：設校序。孟子說：「夏曰校。」（校，教也）《禮記•王制》：「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鄭康成注：「東序」，即太學，「西序」，即小學；皆設於國都。）可見夏代已有教育的場所。
9. 文字：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的陝西半坡村的陶器中，大多刻上符號；距今六千年山東大汶口的陶器亦發現符號。以上都是夏代以前的製作，考古學家認為那是文字的初階；而在「二里頭文化」的陶器上發現有符號的刻畫，可能也是原始的文字。商代甲骨上的文字，書寫技巧已相當純熟，由半坡村至商代，期間的文字如何，雖未可知，而當時已有文字的出現，則略無異議。
二、商（約公元前1600-前1028）的文化
從考古中，發現商代早期是河南的「二里岡文化」和晚商時期的河南「小屯文化」，商、周時代已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因此，除了可在遺跡中尋求商代的文化特徵外，也可以從史籍中了解到。
1. 文字：殷人尊神，先鬼而後禮，因此每事必卜而後行，清光緒間，安陽有大量甲骨出土，上有文字，記所占卜之事。又依《尚書》、《詩經》，《尚書》有《湯誓》、《盤庚》；《詩經》有《商頌》，而於這些文字之中，「六書」（象形、形聲、指事、會意、轉注、假借）之法頗具。可見商之文字已甚為發達。
2. 銅器：商代的鐘鼎祭器等，多傳於世，隨甲骨而發現者甚多，如戈矛劍刃，尊卣銅盔等皆已證實為商代的製作。由此可知，商代已是一個青銅器製作相當發達的時代。
3. 祭祀：卜辭中，所問之事，以祭祀田獵為最多，《爾雅》謂商稱歲曰祀；又《詩經•商頌》之中，多為祭祀之詩，《商書》亦多言祭祀鬼神之事，此皆可證商人非常重視祭祀。
4. 農業畜牧：甲骨文中有「田」、「疇」、「禾」、「黍」、「粟」、「麥」等字，可知農業至商已頗發達。至盤庚遷殷，因為人民漸成定居，長期耕作亦漸長成，農業更見發達，孟子曰：「殷人七十而助」、「惟助為有公田」，又云：「周亦助也。」則並以近人所考，殷時，已有所謂「井田之制」，周之「徹法」也是參用此制；可見當時的農業已甚為發達。又甲骨文之中，有「馬」、「牛」、「羊」、「犬」、「豕」、「雞」、「豚」等字，則畜牧之事亦想而可知。
5. 建造：卜辭中有「高」、「亭」等字，應是當時以木構造的象形。又有「邑」字，「邑」字中的「巴」為人坐式的象形；「口」為周圍圍牆的象形。又於安陽縣遺跡所見，知商代建築已有規格。從考古發掘，宮殿建築已頗具規模，有自成一體的，有左右對稱的，形制規整，錯落有序，組成一個龐大的宮殿群。鄭州商城的宮殿平方有達六萬平方米。《周禮》述殷之宮室曰：「重屋四阿（四重）。」又商代城市已有發展，特別是偃州商城和鄭州商城，規模宏大，布局嚴整，經考古所得，偃州商城全城東西一千二百米，南北一千七百米，城牆殘高一至二米，厚十八米。鄭州商城城垣周長七千米，東牆與南牆各長一千七百米，西牆長一千八百米，北牆長一千七百米，牆基最寬處達三十二米，殘高五米。那時夯土已十分堅固的了。
6. 宗教信仰：殷人先鬼而後禮，他們以天神地祗為崇拜對象，並相信神鬼為人類命運的操縱者。又殷人認為天神中的最高主宰是天帝，祂具有無限的權力，操縱一切禎祥禍福吉凶。另有地祗（土地社稷之神）、四方之神及風雨月星之神。此外，殷人有以物殉葬，崇拜祖先的習尚至武丁時最盛，至今亦為中國文化的特色。
7. 曆法：商曆亦如夏曆，以十二月為一年，以月球繞地球一周為一月，不過商曆以建丑之月（夏曆十二月）為歲首。又卜辭中有星名「火」、「鳥星」等文字出現，殷人由此推斷月食，則殷人對天文之認識不淺。
三、周（約公元前1027-前221）的文化
周代的文化來源於：
(i) 殷墟的商文化；
(ii) 從山西一帶的「光社文化」分化出來的「姬周文化」；
(iii) 甘青地區的「姜炎文化」；
(iv) 其中，又以陝西的「龍山文化」為最主要。因為周代已經是信史的時代，史籍多有記載，所以她的文化也可以從史籍中尋求。
1. 社會：國家行封建制度。「封」字，《說文解字》解作「立朝律」。大抵其意就是給以土地，建立其本身之政制的意思。封建使國家定於一尊，文化遠播。
2. 宗法：宗法制度確立了家族繼承法。自宗法以後，中國社會倫理歷數千年而不衰，中國的道德傳統亦由此而維持。
3. 賦稅：周行井田制度，合夏「五十而貢」，商之「七十而助」，稱為「百畝而徹」。孟子謂：「助為有公田」、「周亦助也」。朱子注曰：「徹，通也，均也。」簡言之，即九百畝田成一井字，八家各援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合耕之以代徵稅。民二十授田，六十歸田，不得買賣。
4. 社會的禮俗：西周的禮俗頗繁，是一個重視禮俗的社會。如冠禮（男子二十而冠，天子則十二歲而冠。冠禮即是男子用簪安冠，表示成年）、笄禮（女子十五而笄。笄，是女子飾用的簪。笄之作用是安髮，使髮不會下墮，還含有義貞的意思）、婚禮（分六個程序：「納采」、「問名」、「納吉」、「納幣」、「請期」、「親迎」；還有同姓不婚和陪嫁的風俗）和喪禮（已有「小殮」、「大殮」、「設奠」、「訃告」等形式。還有殉葬物，叫「明器」，多為日用品，亦有草人及木偶）。
5. 生活習慣：
•衣：周人的服裝種類很多，有家居、見客、謁見、祭祀等不同的專用服飾。
•食：周代的穀類食品很多。肉食以牛、羊、豬為主，狗肉也是肉類的重要來源。周人烹飪水準很高，有煮、烤、燔（放於火裡燒）等等。酒是一種普遍的飲料，但酒性不烈。
•住：周人已脫離半穴居，轉而住平地屋，其中有房間、庭院，建築已頗為發達。而且有宮殿、皇城及宮城等建築。
•行：除步行外，周人還用車、船；士大夫外出不步行，必乘車。商人用牛車，周人則改用馬車，當時稱「輿」，其製造極為工巧（《周禮•考工記》有詳細的記載）。一般的馬車最多使用四馬，而使用六馬的是天子的車駕。此外，還有「棧車」、「轀車」和「步輦」等。而當時也有以船代步：甲骨文已有「凡（帆）」、「舟」等字；至周，製船技術日益工巧。
一、漢代（前206-220）
(i) 道家「黃老思想」的影響：
在政治方面，漢代帝王深受《老子》和《黃帝四經》思想的影響。漢初行「黃老之治」，所謂「黃老」而施於政治的，不外乎老子「無為而治」的思想和《四經》中的「刑德兼行」的政治手段。曹參、竇太后、文帝都是深受「黃老思想」影響的執政者。
(ii) 武帝崇儒，使儒學定於一尊：
儒家思想強調「尊王攘夷」，這對於武帝積極進行削弱諸侯、加強中央集權政治、向外擴張征伐的政治趨勢和要求是正相符合的。
(iii) 漢代儒家的「陰陽五行化」：
兩漢儒家以董仲舒為首，董氏雖然推崇孔子，但因受周末陰陽家思想的影響，因此他的學說，充滿陰陽五行的色彩。對於漢代學術文化，以至政治社會之發展，影響至為巨大。例如： •政治方面：以「天人相應」作立國理論的根據。又改正朔，易服色，以表示推德受命於天。 •社會方面：讖緯、卜筮之說盛行。 •學術方面：漢儒解經，亦多受陰陽五行說的影響，如《易緯》、《書緯》等；又漢代的今文經學者，皆以陰陽五行之說闡釋經義。
(iv) 士人社會的成立及形成五經為仕途之階：
武帝擴充太學，博士弟子員的名額不斷增加，儒家經籍也大為流行，通一經者即可以任官，因此漢朝仕宦多為彬彬文學之士，構成了一個士人社會，以後也歷朝不衰。 (v) 教育的發展：漢初設五經博士和博士弟子員；至東漢，太學生的數目日漸增加，故自武帝納公孫弘建議制定博士弟子員制度後，乃促進了中國正式教育的發展。
二、唐代（618-907）
(i) 唐代文化，上承魏晉南北朝。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文化對唐代文化直接發生影響的重要因素，不外三端，即老莊思想、佛教、和胡人習俗，其中後兩種因素自外族傳入。
(ii) 儒佛融合，創新文化。漢代是中國正統學術儒學的昌盛時代，尤其是東漢初期，明、章二帝都是極其崇儒的君主。到了東漢後期，儒學日漸衰微，究其原因，乃由於學者缺乏創造性的新思想，加上政治動盪，人心彷徨，因此當時一般士人大都依附老莊哲學。而印度的佛教，就在這種生活顛簸、思想貧乏的情況下，得以廣泛傳播。佛教於南北朝而大盛，至隋唐時代，佛教與中國原有的思想（儒、道為主）逐漸融合，形成一種新思想。例如唐代小說（《枕中記》、《南柯太守傳》）、詩（王維詩、白居易詩）便有濃厚的佛教色彩。而當時盛行的禪宗，也變為中國化。儒家逐漸變質，形成一融合儒佛的新思想，此一新思想在唐末成為一種「新儒學」。宋代的理學，也有極受此種新儒學影響的學派。
(iii) 異族與中土文化再度混合。胡化對唐代風俗、政治影響至大，主要有：
•唐代女權稍重，女性地位稍高。
•唐代夷夏之辨較前代為淡薄，而唐人的夷夏之辨，是「辨在心」，而非「辨在形」。
•中國傳統的宗法制度觀念較為淡薄。
•民風豪曠強悍，國民身心健全。(iv) 階級流動，門閥漸衰。秦以前的封建社會，有著森嚴的社會階級。戰國時期，封建制度崩潰。至東漢，社會上已沒有顯著的階級之分，但東漢末年，又有大家族（門閥）的出現。迄東晉一代，大家族構成一種社會階級，所謂「世族」，此世族成為政治的壟斷者，影響中國由東晉至唐初三百多年。不過到了唐代，因為種種原因，這一種世族社會已經慢慢的不存在了。唐代盛行科舉，使社會階級流動性大為增強，打破了「世族」壟斷政治的局面；科舉遂成為改變世族社會的最大因素。
三、宋代（960-1279）
(i) 中國本位文化的建立，有賴於：
•民族意識；
•儒家思想；
•科舉制度。(ii) 除重視以儒家思想為主的本位文化外，宋代的文化亦有創新的一面，可見於：
•古文之影響。如唐代李翱之《復性書》，已開理學之端。
•佛教禪宗之影響。禪宗主張默照內心，專事參悟，為學子所喜慕，而周敦頤、司馬光等又極好之，用以治心養氣，學術於是漸受影響。
•三教合流之趨勢。南北朝以來，儒、釋、道三家思想，並行不悖，至中唐已有三教合一的趨勢。宋人更援佛入儒，以儒證道，而使理學的內涵不斷擴大，成為宋代思想的主流。大體而言，唐代文化以接受外來文化為主，文化精神及動態是複雜而進取的。宋代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諸家，已趨融合，漸成一統之局，於是產生了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學，其文化精神及動態亦轉趨單純與內斂。南宋時，道統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強固，排拒外來文化的成見也日益加深。
元代宋興，中國社會仍然可以保留不被胡化，是因為自元世祖用漢儒始，有元一代都以儒學為本。中國本位文化，得以繼續發展。明代光復了中國民族之政權而自主，當時的教育與考試，則幾乎全依朱子一家之言。朱子所著的《四書集注》在元明時代是士人必讀的書籍；此亦可以說是中國士人表彰四書五經的一個顯著例子。
明末清初，歐洲傳教士紛紛到中國傳教。為了便於傳教，傳教士對中國文物與思想深加研究，尤以耶穌會的教士最為顯著。這些教士的研究報告送回歐洲以後，對歐洲思想界有頗大的影響。例如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1646－1716），他以為：在中國，賢能者掌握權力，因而皇帝是最高道德上的智慧，最守道德律，也最敬聖賢。再如法國的伏爾泰（1694－1778），他的報告中讚美中國「以國為家」的思想：國民都以君主為父，君主都以國民為子，而致力於福利的推展。官吏都是通過嚴正的考試制度而選用的，此外，行政架構和法律也確立下來。他又指出中國獎勵農業，注重國民生產。
明代，除了中國思想西傳外，古代中國的發明如火藥、指南針等亦相繼傳入歐洲，對整個世界人類史的演進，影響十分鉅大。另一方面，耶穌會的教士使西方科技東漸，如天文學、輿地學、光學、數學、哲學等等，對中國的文化傳統及思想傳統均產生了很大的衝擊。
滿清入主中國，在清政權的壓迫下，學者心力所瘁，群趨於古籍的校勘、訓詁和考覈等工作，由此產生一種遠跨前人的考據和訓詁學。可惜在文化的全盤進展方面，較之唐宋之世，實為遠遜。加上道光、咸豐以來，政治腐敗，內憂外患，人心思變，遂使中國文化的發展，處於一個凝滯不前的境地。
一、中國文化受到衝擊
明末清初以來，西方的科技及哲學思想相繼傳入，使中國的傳統文化，開始受到很大的衝擊，尤其表現於以下三方面：
(i) 中國哲學受到強烈的震撼。
(ii) 西風東漸使社會產生崇洋的觀念，國人對中國文化的傳統產生了懷疑與否定的態度。
(iii) 西方文化中的科學、邏輯思考方式，民主及藝術的自由創造，宗教的體驗等，均給與中國文化很大的衝擊。追溯中國文化受衝擊的因素，簡要述之，大抵有下列幾項：
(i) 因為「重農輕商」，重在守舊，科學由此不夠發達，連帶著在工業化的過程中遙遙落後，這主要由於中國傳統文化缺乏科學理論的建造，而又不著重觀察實驗所致。
(ii) 中國人在思辨上，缺乏抽象的邏輯數理思考方式。中國人的思考方式一向偏重實用，拒絕把內容與形式割裂，所以從來沒有發展出像西方形式邏輯的觀念。
(iii) 中國的「一元正統」的意識特別強烈。政治方面，國人一向接受儒家的溫和統制方式，強調的是責任觀念，尚人治而輕法治，所以無法產生西方式的現代法律觀。
(iv) 由於西方人著重人權，連帶著他們也著重自由與個體的觀念；反觀中國傳統的家族觀念根深蒂固，限制了個人的發揮。
(v) 中國人缺少對於超越的精神力量的虔心追求。中國人過於崇尚安穩，樂於活在自己熟知的一個小天地內，只要自圓自足，大都缺乏進取心及冒險精神。
（以上數點請參考劉述先《中國哲學與現代化》、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費孝通《鄉土中國•鄉土重建》、
李亦國、楊國樞《中國人的性格》）二、對西方文化衝擊的回應
基於回應西方文化傳入所帶來的文化衝擊及維護中國的本位文化，自民國初年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一直都亟意替中國文化找出一條正確的出路，並努力於中國文化的重建與復興。早於1895年，嚴復發表《論世變之亟》一文，對中西方文化之異同作了精闢的分析。從此以後，論中國文化之學者，大抵可分為三派：一為東方（中國）文化派；一為西方（歐美）文化派；一為中西文化調和派。東方文化派與西方文化派一直針對著中國文化之重建，作出了不同的回響，這就是本世紀有名的中國文化論戰。簡而述之，中西文化論戰第一階段在五四運動前展開。陳獨秀在《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一文中論述了東西民族的差異，認為東方文化欠缺了上進鬥爭的精神，應以西洋文明為尚。杜亞泉則發表《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反對陳氏對中國文化的卑視。自1919年第二階段開始，杜亞泉與章士釗均積極主張中西文化各自有其價值，可以相互調和的理論。這剛好與張東蓀、蔣夢麟的「排中納西」、「棄舊迎新」思想相反。30年代開始，梁啟超、梁漱溟的「中國傳統文化本位論」與胡適、吳稚暉、陳序經的「中國文化西化論」形成了第三階段的文化論爭。自30年代中期開始，大部分的學者如陶希聖、薩孟武、何柄松、黃文山等，皆提倡以中國文化為本位，並攝取西洋文化之優點，以匡補本身之缺漏為依歸。這一觀點之發展，形成了現代「新儒學」的產生，目的是以西方文化去輔助中國文化及中國社會，使其走向現代化。
三、中國文化的展望
中國文化的重建，必須要汲取本世紀以來文化論戰得出的教訓，並根據目前實際的情況和處境，加強國人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正確與深入的認識，使國人能平心靜氣地從歷史上細尋中國致亂的原因，詳察失敗的關鍵。也只有這樣，中國人才可從了解祖國文化傳統，以消除國人崇洋賤華的心態；才可以洞悉中國今日的處境，進而引發國人共同關注國事的意識。 近十年來，中、港、臺地區均興起了「傳統文化熱」的社會思潮，中國知識界在經歷了百多年激烈的中西文化爭辯之後，似乎又再次產生了民族民風的自覺精神，他們自覺須要急切的、從多方面地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從而使傳統文化在當世的衝擊中開出一條可行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