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較早前在拙作中曾提到，所有的社會政策（包括經濟政策在內），均由於會衍生社會效果，故不應獲豁免於價值之間的陳列、比較和取捨的討論架構之內。本文的目的，是以貧窮和失業現象為例，指出缺乏價值層面探究的香港式社會政策，實是構成近年貧富懸殊加劇和失業問題惡化的主因。
凡社會政策的釐定，均涉及價值的考慮，而需要考慮的環節，亦絕不止於「目的」的選擇那麼簡單；當中起碼包括了對社會問題的認定、政策目標的排比，以至政策評估的標準等。現以貧窮和失業問題為例，分項陳述如下：
首先，若沒有價值觀的引導，縱使我們眼見一堆堆的「客觀」事實，也絕不會將其當作是社會問題，需要社會政策的處理。舉例來說，若我們認為一個人兩餐不繼的話才算貧窮，那麼，本港目前可能並沒有窮人存在，因為以維生指標訂立的綜援標準金額，已足夠（六十歲以下成年人，每人每日約三十元食物費）令綜援受助人免受飢餓的威脅了。但若我們認為人除了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質需要外，還需要參與社會生活、滿足很多不同角色，而這些角色又大都需要金錢才能實踐的話，則這個「相對性貧窮」的觀念，是會令我們重新考察有多少人的生活水平，是與大多數市民的脫節的。舉例來說，用國際貧窮線（中位工資三成）計算，目前貧窮家庭的數目便「立即」增加為廿多萬。那些認為政策問題的認定，是純粹由事實帶領、當中不需牽涉價值觀的反省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其次，政策目標的浮現、排比、取拾和落實，當中所涉及價值因素，也絕不是一些只講求「效率」的「市場論」者所能窮盡的。 以政府的土地政策為例，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確保政府有可觀的賣地收入，以及保障資產擁有者的利益，結果對高度壟斷的地產市場和炒家托市，視若無睹，令無力置業人士與擁有物業者的富懸殊，以倍數急升。但若當初政策制訂者有考慮到，每人的「住屋權」和「不受生計困苦的權利」，是較「擁有資產人士自由轉讓其財富的權利」更重要和基本，並將此價值落實的話（例如，擴大公屋供應量、立法禁止囤積地皮等），則本港市民或許現在不用捱貴租和飽受通脹的煎熬。
可見，在缺乏價值交流衝擊下所達致的社會政策目（如果有的話），與其說是反映了甚麼「共識資本主義」，倒不如說反映了統治者的有限識見及其與利益團體的關係，還來得使人信服。
此外，在評估各個社會政策時，除了需要引用各種原則，例如公義、效益、自由、平等、人權……等之外，選擇哪項政策作為評估的對象，本身已涉及價值的考慮。
舉例來說，市場制度常被推崇，是因為它被認定為資源分配最有效率的機制。故此，在本地的公眾議程裏，我們鮮有聽過有人真的檢討我們是否對市場抱有過高期望。問題是，市場對誰最有效率？是對有購買能力的人？還是對窮人或無資訊人士？它又達致了哪種效率？是節省資本家金錢的效率或是保障工人有合理工資的效率？還是消除不平等的效率？對於這些問題的答案，是會大大影響我們對高舉市場運作的社會政策的評價。
以失業這問題為例，相信很多市民也知道，近年大批製造業工人失業或就業不足的原因，是港商把生產線遷移上大陸，寧願在當地聘用大量（估計超過三百萬人）的廉價勞工﹝實際上有不少剝削勞工和破壞環境的事件﹞，也不讓本地工人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所造成的。
高舉「不干預市場效率運作」的大士可能認為，上述的的現象，只不過是在資本能自由流動下，資本家為減低生產成本（租金、工資）的理性行為，並不值得我們大驚小怪。但是，若我們從「分配公義」的原則出發，眼見我們的社會並不能有效保障每一個有工作能力的市民，均能享有平等的工作機會，則我們必不會對此坐視不理，並對有關的放任政策，嗤之以鼻。
倘若我們的社會缺乏一個合理的機制，令到上述有關價值問題的辯論，無法在開放的環境下達致社會會共識，則任何具有「漂亮包裝」的社會政策，無論是甚麼「積極不干預主義」或「共識（！）資本主義」也好，其特徵只有一個，就是「黑箱作業」，維護少數人的利益！這正好是我們社會的現況。當然，這已經是涉及資訊是否足夠、權力是否平等等的問題了，也超出了本文的討論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