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文大學呈交樂施會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本港的貧窮問題日漸嚴重。該報告估計目前有廿三萬低收入住戶，佔全港住戶的百分之十五。對那些預期經濟成長可使貧窮問題得以紓緩的人士來說，這可說是個警號。
雖然，我們每個人皆可能貧窮，但實際上受到貧窮威脅的人士，郤往往多來自幾類組合。舉例來說，若我們參考樂施會的報告，以及歷來公援個案組合，會發現貧者多是年長者、傷殘人士、單親家庭成員、長期病患者、低薪工人等。這種依據階級、性別、年齡、傷健等劃分的貧窮分佈，與外國有關貧窮的研究結果相若。
英國亞倫獲加教授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要消除貧窮，就不應將就業和薪酬體系，以至社會保障制度，置諸不理。本文的目的是要指出，貧窮問題就是社會結構的不平等問題。一方面依據年齡、傷健、性別、階級等劃分的社會結構，令工作機會及工資出現不平等分配；另一方面，不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亦令那些低收入人士，長期被鎖在貧窮的環境裏。
社會結構的不平等
舉例來說，「老年」貧窮這現象，就是由帶有年齡歧視的勞工市場及不平等的社會保障制度，聯手造成的。近日我們經常從傳媒得知，年紀較大的人求職不易。這是由於僱主往往認為老化使人衰弱，依年齡產生定型及歧視。以目前本港市民的健康狀況來說，很多年紀較大的人士，其實仍應有工作能力。但根據九一年人口普查資料，五十五至六十四歲的人士就業率不足四成，六十五歲以上的更只得一成多。那些有機會就業的，多只能獲得低薪工作。例如，五十五至六十四歲就業人士的中位工資、未及全體勞動人士的六成。本港並沒有全民退休保障，八成勞工沒有退休金，又從招聘廣告普遍設立年齡上限這些事實看來，年長者的經濟處境，是受社會制度塑造的。
傷殘人士同是深被勞工市場「邊緣化」的一群。一些傷殘人士的團體更曾經指出，很多渴望求職的傷殘人士，根本不獲僱主接見；而那些「幸運」的，多只能獲取低收入及單調乏味的工作而已。傷殘人士在勞工市場的隱型位置，其實往往反過來再強化社會人士的偏見。
相對來說，女性亦比男性在經濟上易處於一個不利的位置。九一年，女性有一半人口參與勞動工作，但她們大多數從事低薪和低職級的工作。在同一行業工作的女性薪酬，較男性為低。如在九一年時，製造業女工月薪平均只得男性的八成。同工不同酬，更是一個很普遍性別歧視的現象。此外，由於傳統性別分工觀念的影響，加上社區服務的缺乏，很多女性需放棄全職工作，在家中無償照顧體弱人士；就算未完全脫離勞工市場，亦只能選擇兼職或外發工等缺乏勞工法例保障的工作。九一年時，女性就佔外發工人總數八成。女性在勞工市場的邊綠位置，不但使其易成為經濟依賴者；晚年時，更易因缺乏儲蓄、保障等而進入貧窮階層。
其實，在資本主義社會下，工人階級常是最缺乏能力，去應付生活條件大幅度轉變的一群。一般低薪的藍領勞工，徐了有限積蓄，亦往往缺少了許多附隨高薪職位而的職業福利，如退休金，醫療保障、公積金，及缺乏資源去參與各類高回報投資(例如買賣
地產、股票等)，令到其一旦暫時或長期無法工作時(例如因傷病、退休、技能無法發揮的經濟結構轉型等)，即會陷入貧困的苦況。另一方面，本港工人卻又難以扭轉自身弱勢的市場處境，因為除了缺乏法定工會集體談判權外，資方可透過強大的政治力量，瓦解工人議價能力，輸入外地勞工及港府於九一年起聯同資方壓抑工資增長，就是其中的例子。因此，工人的經濟處境是與其階級位置，以至工資釐定政策、社會保障制度不能分割的。
社會保障強化不平等
對那些喪失工能力，及如上文所說受勞工市場「邊緣化」的人士，一個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是能夠協助維持其社會參與能力的。可惜，在香港唯一直接援助貧窮家庭的公共援助制度(現稱綜合社會保障計劃)，不但未能紓緩貧窮問題，反而將貧窮人士生活水平制度化，令到公授人士與一般市民分化。舉例來說，目前綜援六十歲以下成人標準金額，只得一千二百一十元，即每日約三十元食物費、一元三角交通費，每月四十二元衣服費。造成公援金額偏低，是當局以「維生指標」界定貧窮線，並經常不跟隨本地產總值增長調整此基本金額，令公援人士無法如常人般參與社區活動，並因此產生恥辱感。因些，貧窮源自低入息的社會安排，由社會結構產生，並經社會政策強化。
從上述的討論中，我們知道要有效消除貧窮，必須：一、保障就業權利，令每個有能力工作的人士，都能獲得充分的工作機會及合理的工資；二、改善社會保障制度、特別應以維持「社會參與能力」為保障的主要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