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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文化計划的另類發展 –
社群貨幣的基進潛能

許寶強,1/2002,原載 http://www.oocities.org/comewanchai/Huipo1.htm

「有錢無人用,有人無錢用」,這大概是二十世紀末、廿一世紀初一個最重要的矛盾現象。世界銀行在世紀之交發表的《世界發展報告2000/2001》指出,全球最富有的二十個家的平均收入,是最貧窮的二十個國家的三十七倍,這貧富差距是四十年前的一倍;目前全球六十億人口當中,有接近一半(二十八億)每天只有少於兩美元的生活費,而約五分之一(12億)每天只有少於一美元的生活費。(World Bank 2000/2001:3)與此同時,全球的人均經濟產值在過去一百年間增長了超過五倍,而活躍於國際金融市場的資金更大幅上升,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達二十六兆美元,約四倍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當中只有5%-10%左右的貨幣交易與貿易和實質投資有關,貨幣的交易量大約是世界貿易總量的四十倍(Luis & DeMeulenanere1999)。結果是,不少坐擁巨資的金融機構為資金的出路而發愁,但全球大部分低收入人口卻為沒有錢用而苦惱。這是個沒法解決的困局?還是個可資利用的機會以尋求一種更合理的發展模式和社會生活?

歷史學家布羅代爾指出,金融膨脹(financial expansions)是歷史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複出現的現象,具體表現為資金往金融領域集中,導致各種投機的出現(參閱Arrighi 1994: 5-16對金融膨脹作出的系統論述)。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開始,周期性的金融膨脹在各個金融領域逐漸浮現。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金融膨脹,從規模和範圍來說,都是史無前例的。

伴隨箸金融膨脹的是各式各樣的金融排拒(financial exclusions)。金融排拒使得大部分人口日常生活的需要難以循正規的金融市場獲得,這是由於資金大多流向金融投機而沒有進入生產領域,特別是關係大部分人口日常需要的領域(因為低利);與此同時,金融排拒使得大部分人口缺乏購買力,也沒法進入正規的市場,結果是正規的資本主義文化不願去滲透這些日常生活領域。

金融膨脹和金融排拒的一個最明顯後果,就是加速了貧富分化,使缺乏資金的大多數人口進一步缺乏資金,無法作出有效需求,也難以進行必要的貿易;大部分人口缺乏有效需求使投資於滿足一般人口需要的事業陷入困境,導致勞工失業,甚至是「資金失業」(沒法找到投資方向),使資金進一步流向投機市場,進行賭博,以錢賺錢,使金錢進一步脫離實質的交換和生產領域。

然而,吊詭的是,金融膨脹與金融排拒也同時為另類的社群關係創造了機會。由於金融膨脹和金融排拒使缺乏資金的社群的日常生活(如就業和貿易)難以展開,使另類的發展模式和生計活動因而得以(對部分人來說,也許是被迫)展開。

社區經濟發展

在歐美、日本、澳洲等發達地區,各種各樣的另類發展計劃在過去十多二十年間不斷湧現,儘管規模不大。以澳洲為例,結合環保、重建社群互助關係的計劃包括多個在墨爾的環保花園,當中以有機耕作的方式,讓個人或群體參與生產天然的農產品(包括走地雞),也設有環保旅遊燒烤,目的是建立一種在地社區精神,連結不同族裔、年齡、性別等社群,鼓勵合作互助(例如成立作慈善用途的食物銀行),讓每個人都能發揮貢獻各種才能,互助學習。此外,也出現各式工作坊,用被棄置的廢物,再生產出各類有用的東西,包括聖誕裝飾、舊傢俬翻新加工成藝術品、維修電器甚至訓練青少年表演馬戲。生產的工具還包括被棄置的廠房或建築物,以及揹回來的二手工具;參與的人員亦包括被學校「棄置」的失學青年和被社會「棄置」的退休和傷健人仕。除此之外,還有各種合作社,包括出版報紙的合作社和銀行合作社等。(Cameron & Gibson 2001:115-129)

過去數年間,另類的社區發展有兩種趨勢,一是強調創立另類指標,以許核發展的成效,各類指標成為了量度社區發展的成效的依據,這種模式有轉化為管理主義的危險。另一種趨勢是由需求模式或虧欠模式(needs based model or deficit model)轉化為資產模式(assets-based model),前者強調社區在全球化壓力下的各種負擔和匱乏,例如失業、資源流失、自殺他殺的上升等等;後者則強調社區內存在或潛在的各種資源,包括大、中、小企業;公共設施如會堂、教堂、學校、公園、山林草地;和最重要的老、中、青、少各式各樣的人— 代表各種技能、感情和創造力。

社區經濟發展的最核心概念,是確認各式各樣的人是首要的資源,「天生我材必有用」,只要環境容許,人盡其材,物盡其用是完全可能的,問題是在資本主義的排拒或改造之下,社區環境限制著人們的各種能量,出現失業等問題。從技術上來說,社區經濟由於重視人和物的資源的運用,例如重視循環再造,包括退休人士的才能,因此在技術上來說(或投入產出比例) ,社區經濟比只強調經濟層面的資本主義大企業更有效率。

傳統的社區發展強調的是社群之間的共同性,包括共同利益、共享資源和共識,又強調自主、互助合作,建基的是一種小城鎮或鄉村的模型,當中人與人之距離短、關係親密、透明、生活基本上自給自足,不依賴市場,更遑論以利潤作為發展的動力。流行於各地的社區經濟發展的一個基本前提,除了「小的就是美好的」之外,另一重要原則是獨立自主;循這兩個原則出發,世界各地的社區經濟發展經驗,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小商店、小型金融系統如儲金會和社區銀行、小型另類技術等等;而在另一重要原則—環保原則的指引下,社區經濟的試驗還包括有機耕作、廢物循環再用、二手物交換、在地環保交通如單車徑和行人徑、再生能源的使用等等(Norberg-Hedge 1996; Clark 1977,Clark在他的書末列舉了170個這類的另類社區經驗)。

小型、獨立自主和環保的社區經濟發展理念,部份恐怕是受到了甘地的啟發。甘地的理想社區Swaraj — 一個在基本需求方面來說完全自主、獨立的簡單生活社群,有點像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當中的社群成員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盡其材,物盡其用,個人(男與女)完全自由(cf 馬克思的「自由人聯合體」),當中對外對內的貿易將減至最少,把不必要的、不健康的和破壞環境的交通運輸減至最低,在這鄉村共和國中,成員之間互助互愛,與他人和自然和平相處,這與香港今天所強調的「最增值」、「最效益」可說是南轅北轍。(Gandhi 1997;Kumar 1996)

然而,這種社區的觀念,在以往的小鄉鎮是否真的如是,還有待爭論,但在如今城市主導的環境中,自給自足式的小社區封閉模式似乎難以獨存,況且這種封閉的模型當中蘊含的排他性也並不見得值得鼓勵保留。

小而封閉的社區的構想,以反對「自由主義之個人主義」及同時反對大政府規管而出現,吸引不少自立於邊緣的社群,以標榜鄰居、街角而自處;也吸引綠色人士,以生態平衡和「小就是美」所為依歸。不過,強調共享、共識、共同利益,往往對內壓抑差異,無視封閉社區對外之排拒;強調面對面、透明之親密關係,忽視中介(mediation)的必須性,使得特別在城市之中難以中介陌生者的進入(也就是將他們排拒於外)。而中介陌生者所需要的行政、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網絡,由於強調在地互惠直接自主而受壓抑,使得這種社區經濟喪失了處理陌生者的能力,也沒法提出一種民主的環境以容(而不是同化)差異。

而在城市的環境之中,地理上難以形成封閉的空間,各種族裔、血緣、宗教、性別等群體均跨越地理上的在地性,而在一地區之中,也存在中產者vs.無產者、有錢人vs.窮人、不同之年齡族群、男人vs.女人和殖民者vs. 受殖者,儘管都住在同一地理空間,但顯然無法共享同一利益和共識。因此,在類似香港這种大城市的脈絡中,另類發展計划恐怕必須承認中介之重要性,也就是文化工作的重要性,因此社區經濟發展實為一項「文化工作」(cultural work, see Martin 2001),指的就是當中需要各種層次的中介(或廣義上的翻譯)工作,以豐富社區中之民主文化,使經濟生活更為開放、容納異質、內含美學、歷史、意義等踐行。Cameron & Gibson (2001) 因此便強調一種差異的社區與同一的社區的平衡,一種空間能夠讓社群內的成員遊走於同一與差異之間,既可以落葉歸根,又可以神遊物外。在過去十多二十年蓬勃生長的另類貨幣與貿易制度,也許正是循這方向的一种另類發展的嘗試。

另類貨幣與貿易制度

自七十年代後期開始,伴隨著最近一次世界性金融膨脹和金融排拒而出現的,是各式各樣的另類貨幣與貿易制度,不僅在第三世界地區(特別是南美洲),在前蘇聯東歐,各式以物易物和另類貨幣在八十年代末紛紛湧現(例如俄國到了1998年,其工業交易當中約七成是不以盧布進行的,見Woodruff 1999:xi-xii)甚至在歐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地區,以物易物和另類貨幣和貿易制度也紛紛出現。

這些大規模的另類貨幣和貿易踐行的出現,一方面是金融膨脹和金融排拒使得大量人口沒法以正規貨幣進行貿易和生產活動,因而只得以另類貨幣和交易的方式尋覓生計;另一方面則恐怕是對資本主義文化的抗拒,希望從另類貿易中建立較為合理的文化社群生活。

以下將簡單介紹四種另類貨幣和貿易制度[1],並討論其運作的模式,以及其作用和局限。

(一) 在地交易和貿易制度(Local Exchange & Trading System簡稱LETS)

LETS 於1982年由加拿大人連頓(Michael Linton)創立,是在發達資本義地區中最先發展出來的另類貨幣貿易踐行。他居住的社區在八十年代初期面對嚴重的經濟危機,失業人口大增,不少人缺乏金錢收入。面對危機,連頓的回應是與朋友建立了第一個LETS制度,並發展出一個電腦程式,以促進成員之間以物易物的交換。

LETS 制度在九十年代擴散得很快,這恐怕與世界性經濟衰退有關。九五年全球(主要在西歐、澳紐和美加)約有一千五百個LETS組織,最大的組織大概有一千人,平均一百三十多人,成員總數約二萬人。在九四年底,澳洲有171個LETS系統,紐西蘭57個,英國275個,北美20個。(Williams 1996a) LETS的貨幣一般叫「綠錢」(“Green Dollars” or “Green Pounds”),大部分與當地的國家貨幣同價。

LETS 制度是以一種(想象的)社區貨幣作為交易的媒介,這種貨幣的單位由成員決定,可以採用與某特定國家貨幣一樣的單位名稱,也可以用時間來計算。與正式的貨幣不同,這些「社區貨幣」只能在參與了LETS制度的社群之間流通,並由成員自己管理。所有參加的成員均被賦予一賬戶,以零負債和零信貸開始,每有交易,自賬戶中減除/增加交易額,例如成員甲向成員乙購買價值五個「綠錢」的貨品或服務,甲的賬戶得減去五個「綠錢」,或負債五個「綠錢」;乙的賬戶則增加五個「綠錢」,或有信貸五個「綠錢」。成員倘若要離開LETS貿易制度,則要先將賬戶回復為零。交易以支票紀錄,然後寄到或直接到LETS的辦公室匯報,或直接以電話匯報辦公室,再輸入電腦作紀錄。部分LETS系統甚至發展出另類信用咭,可將交易直接輸往辦公室的電腦作紀錄。交易的价格由交易雙方商議設定,系統只提供一般的交易定价原則。參與的成員只需付系統的運作成本,並有權查看其他成員(交易對手)的帳戶紀錄。此外,所有借貸「錄錢」均不能收取利息,也不得收取回佣,只是作為成員以物易物的交易媒介。

成員之間交換的貸品和服務十分多樣,包括電腦技術、家務、醫療健康服務、食品、二手衣物、手工製品、維修服務和非正規教育等等。不過在LETS系統內的交易遠不能涵蓋大部分成員所有的日常生活所需,換句話說,LETS系統絕不是一個能夠完全自足的交易網絡。此外,LETS的成員主要以個人為單位,很難捲入工商企業加盟,這也嚴重限制了LETS所能提供的貨品和服務範圍。

(二)HOURS制度

HOURS 由美國人格爾勞華(Paul Grover)於1991年在紐約州的綺色佳(Ithaca)創立,目前約有七十多個類似的系統散佈美加等地。HOURS是一種民間發行的紙幣,一 HOURS相等於十美元(取一小時工作約十美元回報),HOURS紙幣分面額2 HOURS(二十美元)、1/2 HOURS(五美元)、1/4HOURS(二點五美元)和1/8HOUR(一點二五)美元。九一至九七年間綺色佳共發行了相等於五萬七千美元的HOUR紙幣,參與使用HOUR作交易的人約一千五百至二千人,當中包括各類商店、餐廳、電影院、本地的食品零售店、約三十個農產品市場攤擋和一個信貸合作社,每月的貿易額約相等於六萬美元。在九十年代中,HOURS 更被當地的總商會接納為會員,並容許以HOURS來支付會費。

與LETS 制度不同,HOURS並不只限成員參與,非成員只要願意使用或接受HOUR紙幣,便可加入。成員可以參加每兩個月一次的發行紙幣機構的成員大會,另設有執行董事會,由成員選出執行董事,任期二至三年。董事會負責HOURS數量的印行和審批信貸申請計劃。換句話說,董事會是HOURS制度的「中央銀行」。

HOURS 貨幣的發行,主要循三個渠道進行。首先是每當新成員加入(成員加入的條件是認同HOUR的目標和規定,並願意接受和支付HOURS作為交易的貨幣),便能獲得一定數量的HOURS(九十年代是兩個HOURS),以支付在HOURS定期發行的報紙(印數五千)上刊登廣告,列出可以提供或需求的貨品和服務。長期會員並可於每年(以往為八個月)獲得兩個HOURS作為獎勵;其次,董事會接受並審批社區申請HOURS資助的各類計劃,約百分之十左右的HOURS循此進入流通;最後是免息貸款(平均六個月),也是由董事會審批。二OOO暑假,HOURS更貸出了3,000HOURS給當地的信貸合作社作擴建之用。(HOUR Town, summer 2000)

HOURS的行政費用主要由其發行的報紙(HOUR Town)的廣告收益支付,部分經費則來自地方政府的資助或其他基金的贊助。HOUR Town 除了刊登文章討論另類貨幣和其他生計踐行外,最主要的作用是羅列地區上成員可以提供和需求的貨品和服務,類似黃頁分類。

(三) TLALOC在地貨幣制度(Tianguis Tlaloc Local Currency System)

TLALOC 是麥西哥的一個代表生命的神的名字,TLALOC在地貨幣制度由麥西哥非政府組織(Promocion del Desarrollo Popular, A. C.簡稱PDP)於九四年在麥西哥市附近的Oaxaca成立,並於九六年擴展至麥西哥市。TLALOC是一種混合了LETS和HOURS制度的產物。 TLALOC也是一種紙幣,一TLALOC相等於二十五披索(或約相等於三美元)。與HOURS不同,TLALOC並非由一「中央銀行」(董事會)發行,而是由PDP印製,但卻是由成員自己發行的紙幣。所謂自已發行,就是紙幣的背面列有十格由賣方(也就是願意接受買方發出的TLALOC紙幣)簽名的空位,賣方的簽署,意味著他/她愿意給予信貸與買方,倘有需要,賣方可用接收了的TLALOC向買方或其他愿意接受TLALOC制度的成員購買所需的貨品或服務。因此, TLALOC也像LETS制度一樣,是一個協助成員進行買賣的信貨紀錄系統。

自成立至九十年代末,PDP已發了三次TLALOC,共相當於六萬美元,倘每張TLALOC可交易十次,則已共發行了可支付六十萬美元的貿易額。PDP支持了TLALOC的行政費用,每季印行一千份報紙 ---The Other Stock Exchange,刊戌C成員提供和需求的服務;PDP並設有一推廣小組,除了負責推動TLALOC制度外,還監察成員的交易沒有違反貿易的原則(例如每小時的勞動的收費,在不同服務和貨品之間不應超過四倍的差價)。參加TLALOC的成員每年繳交三TLALOC另五十披索的費用,補助部分行政經費。此外,又定期舉辦交易會,集教育、娛樂、文化和貿易於一身,自九八年八月至九九年八月,已舉辦了共十次公開的巿場交易活動。

(四)時間貨幣制(Time Dollar System)

位於美國都華盛頓的時間貨幣機構(The Time Dollar Institute),成立於一九九五年。該機構「發行」時間貨幣(Time Dollar),給予參與計劃的「義工」,回報他們對社區服務的貢獻。至今在日本和中國上海等地也成立了類似的計划。

每一小時的工作(不論工作性質)相等於一個時間貨幣單位。對社區付出服務的「義工」,每次的工作可獲同等時數的貨幣單位,「義工」可積累一定數量的時間貨幣,到有需要時,向社區要求同等時數的服務;他們或可將積累的時間貨幣轉讓予其他有需要的人。最近這制度嘗試容許參與者以時間貨幣交換其他願意接受時間貨幣者的貨品或服務。

時間貨幣制度的經費主要來自美國的各種基金的捐助,自九五年成立以來,華盛頓的時間貨幣機構已經收到超過一百萬美元的捐助。這些經費支持了在美國各地組織的時間貨幣計劃。這些計劃包括在中學推行學長補習制,以提高低年級學童的學習興趣和能力,參加學長計劃的學生每小時的補習,將獲一個時間貨幣單位,積累滿一百個時間貨幣單位,可「換購」一部二手電腦,參加學長制的不盡是所謂「品學兼優」的學生,更鼓勵所謂「問題學生」參與。不少「問題學生」參與了計劃之後,自我形象得以改觀,對學習更感興趣。另一項計劃是鄰舍互助計劃,邀請居於同一屋村的鄰舍,根據各自能夠提供的技能和服務,結成一個互助網絡,為村內有需要的社群提供各類的服務,例如行政工作,照顧嬰孩、傳送飯餐、屋宇維修和準備午、晚餐等等。提供這些服務的「義工」將獲得時間貨幣作為回報,可換購電腦和食物等。另一服務是建立由青少年組成的青少年法庭,審議青少年的輕度罪案,參與的青年「法官」和「陪審人員」大多也是曾犯輕微罪案者,他們在青少年法庭審判后的刑罰,通常是一定時數的社會服務,包括當青少年法庭的「法官」和「陪審人員」,同時可獲時間貨幣,這一方面可減輕法庭的工作量(在華盛頓超過五成的黑人青年犯案),另一方面則嘗試以青年間的朋輩壓力,減少罪案。另一種計劃則是醫療服務的提供,包括護送病人進院,照顧病人甚至改善房屋的安全結構等,參與的義工獲贈的時間貨幣,可用於出外午餐、汽車維修和購買禮物等等。(http://www.cfg.com/timedollar/whatis.htm)

Time Dollar 因此是一個類似中國六十年代「工分制」的制度,但與「工分制」不同的地方,是容許擁有「工分」的成員可以用「工分」向別的成員購買勞務。

另類貨幣與貿易的目標和運作設定

上述四類另類貨幣經驗,儘管運作的方式有別,但共享著一基本的前提,就是希望轉化改造以資金積累為目標的現代貨幣體系,重新創造以滿足人們日常生活所需的貨幣和貿易關係(「重新」的意思是指歷史上曾存在的巿場和貨幣關係,很大程度是以使用價值的交換作為核心的)。用馬克思的述語來說,就是將以增加交換價值為目的貨幣和貿易,轉化為以滿足使用價值為目標的貨幣和貿易。或用博蘭尼(Karl Polauyi1968)的說法,是將現代多功能貨幣(general purpose money)中的積累功能劃出來,只強調貨幣的會計、支付、交易手段等功能(或特殊貨幣 special purpose money),這種分隔的可行性將會在最后一節中討論。

這些嘗試改造現代貨幣性質和功能的另類貨幣和貿易體系,具體的目標可以綜合為下列各項:

(一) 擴大在地(local) 資源和勞工的就業機會,正如第一節指出,另類貨幣和貿易制度的創立,很大程度是對金融膨脹和金融排拒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的一種回應。不少欠缺金融資源的社區,在缺乏貨幣這交易手段和生產媒介(投資)的情況之下,難以調動在地的資源和人力,導致嚴重的失業問題。LETS、HOURS、TLALOC和TIME DOLLAR的一個相同目標,就是嘗試引入另類的交易和生產手段,為在地資源和人力創造就業機會。這通過兩種過程來達致:一方面,引入另類貨幣,解決了金融排拒所造成的貨幣短缺問題,在新貨幣的帶動下,流通、生產和交換等經濟活動得以活躍起來;另一方面,處於失業狀態的人往往同時隔絕於重要的社群交往(包括在生產過程中的群體生活和在消費過程中參與巿場的文化社群活動),進一步使得失業者難以建立社群人際網絡,因而更難獲取有關就業的訊息,陷入長期失業的惡性循環之中;另類貨幣的注入使這些失業人士可獲得初始信貸,讓他們能夠加入社群生活,從而進一步擴展就業的機會,包括自我創業所需要的支援網絡。

(二) 與第一點關係密切的,是另類貨幣可鼓勵在地的社群和經濟發展。金融膨脹和金融排拒使得正規資金都往商業利潤中心--大城巿--跑,不受正規資金青昧的小社區陷入了無力發展的萎縮狀態。另類貨幣的引入,由於它由在地的社群支持和發行(因此也叫作社群或社區貨幣 community currencies),因此不會流出這特定的社區之外,使得貨幣可以較長遠地為在地經濟服務,避免出現金融排拒的現象。將貨幣留在社區之內,也意味著將在地的資源(包括人力)也留在社區之內,為社區的持續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

(三) 另一個目標,也許是最重要的,就是重新建立一種有別於消費主義、增長主義的文化生活方式和價值。另類貨幣的引入,促進了在地社群的二手貿易,也鼓勵了各種不需要破壞自然生態的貿易和生產/服務活動(例如舊物維修),或為消費主義主導的巿場所排拒的貨物(例如「落後」的電腦)和服務(例如清洗食具而非用完即棄的塑料食具),而在地短距離的交易範圍減少了長途交通的能源浪費等等。此外,另類貨幣還可以提供一次新的機會,讓參與者重新評估各類產品和服務的價格和價值,例如重估「技術勞動」和「非技術勞動」的工資差距、「男性勞動」和「女性勞動」(例如家務)的收入差距、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工資差距等等,以尋找一個更為公平的交易和生產關係。

為了達致這目標,各種的社群貨幣和貿易制度,均不約而同地設立了類似的運作規則。這些規則包括:

(一) 降低或免除交易稅和年費──為了鼓勵成員之間的貿易,擴大貿易量,從而擴展社群之間的關繫,以解決失業和在地發展問題,各類另類貨幣只收取極低的固定年費或會員費(如TLALOC和LETS制度),而不收交易稅,以鼓勵成員更大量地貿易;HOURS的貿易則與美元類似,要向政府付零售稅,但卻不向成員收取會員費或年費。TIME DOLLARS則不用付稅,但其交易也不頻繁。這種低收費或免收費的政策,有別於正規銀行向他人提供資金服務時收取服務費的作法,因為另類貨幣的成立並非為了牟利,而是促進交易—也就是促進社群關係的發展。

(二) 免利息甚至負利息──所有這些另類貨幣制度,均不鼓勵收取資金的利息,有部分LETS系統甚至訂立負利息制度,也就是說,貨幣擁有者在一段長時間還不動用其貨幣信貸額,將會被罰息,以刺激貨幣進入交易過程。此外,像TLALOC貨幣曾嘗試將「鈔票」設定使用限期,愈期作廢。這些無息和負息的作法,除了鼓勵更積極地利用貨幣進行交易以外,還起著取消貨幣作為財富積累媒介的作用,改變貨幣等同於財富的看法,迫使人們更重視貨幣的使用價值,而非交換價值。

(三) 開放透明的資訊管理──與正規銀行和其他金融機物不同,另類貨幣的管理者並不壟斷買賣雙方的資訊,而是把這些資訊儘量公開予所有參與者。HOURS、 TLALOC印行的報紙將參與成員的需求與供應以及有關的交易資料(通訊地址電話等)全部列印出來,以供所有成員參考;LETS的電腦有會員所有有關貿易的資料,公開讓會員查閱,這些均有利於非中央化/集中化的貿易方式,也保障成員能有足夠的資訊進行貿易。為此,各類另類貨幣制度均強調資訊管理和定期發佈的重要性,並儘量使得發放的成員貿易資料能夠是最新的和準確無誤的。因此資訊的收集管理和發放成為了另類貨幣和貿易制度中一個極重要的行政環節,而專職或兼職的行政人員必須經常監察和更新有關的資訊(也就是要做大量的聯絡工作)。

(三) 價格設定──為了最新評估各種勞動和產品的價值,另類貨幣均嘗試訂立價格商定的規則,一般來說,一個重要的原則是視各類型勞動擁有平等價值,地盤工人一小時勞動,不會比廠長經理一小時的勞動更沒有價值;同理,家庭主婦一小時的家勞,也不下於國家元首一小時的演講。然而,由於這些另類貨幣均是在「資本主義」的汪洋大海中誕生,因此難以完全無視既存的價格差距。事實上,為了方便成員核算,這些另類貨幣大多與既有的國家貨幣擁有相同的幣值,這也使完全無視既有的比價而另定新比價十分困難。更者,這些另類貨幣和貿易一般只佔參與者日常生計活動的一個有限比例,換句話說,另類貨幣和貿易制度的參與者還得在很大程度上與既有的正規貨幣經濟打交道,因此也難以完全無視現存的比價關係。所以,在實際執行當中,另類貨幣和貿易制度大多容許一定程度的價格差距(例如TLALOC容許不同的勞務和貨品價格之間高至四倍的差距),但也同時限制了在資本主義體制下高達千百倍(例如大企業執行董事和清潔工人之間的薪金差距)的價格差。此外,容許成員根據各人的文化價值和實質供需來定價,也有助重估勞動和產品以至自然生態的價值,例如長期受忽視的家務勞動(主要由女性擔任)的價值、不被計算的自然生態物資的「成本」和其他各種無償的勞務(例如義務工作)等價值可以被重新估定,同時顯現出來。

(五) 貨幣供應和信貸濫用的管理──為了避免掉進惡性通脹的陷阱,另類貨幣制度均定立不同的規則,以控制貨幣的發行量。HOURS 的運作類似傳統的中央銀行,由HOURS的執行董事會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根據對在地社群的貿易需求來估算,以決定貨幣的發行量。他們對在地社群的貨幣需要的估算,主要是根據董事會成員與社群的日常接觸,以及各參與成員的訊息回饋(例如每二個月一次的成員大會)來制定。類似美國的聯邦儲備局或中國的人民銀行,貨幣發行量的一個重要依据,是對市面貨幣流通量的估算。但與正規的中央銀行不同,HOURS董事會並沒有人力和資源對當地的貨幣流通作出系統的統計,因此倘HOURS系統愈來愈擴張時,貨幣發行政策的訂定將愈來愈困難。LETS、Time Dollars 和TLALOC理論上是由成員自己發行貨幣(接收和發放信貸),因此沒有「中央銀行」。但在實際執行上,主辦的組織或管理者會定立信貸和負債的上限,以防個別成員不斷發行貨幣(不斷積累負債)而導致制度的信用破產。

(六) 與政府正規貨幣和企業的關係──儘管另類貨幣和貿易制度主要由民間自我組識成立,但並不代表它們完全與政府和正規企業毫無聯系,相反,一些另類貨幣組織在發展初期往往得力於政府和各類基金的協助,例如TIME DOLLARS便接受福特基金和洛克菲勒基金等十多個大型基金多達一百萬美元資助,以推展各類計劃;Ithaca Hours也於創辦初年獲得地方政府的資助;阿根庭政府更以免稅等措施支持另類貨幣和貿易的發展。政府願意資助這些另類貨幣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了在政府減少社會投資(包括福利支出)的情況下,仍然可以讓巿民獲得就業的機會,保障社會政治的穩定,甚至恢復經濟發展。這對於面臨財政困難的地方甚至中央政府來說,更有吸引力。

正規企業願意接受另類貨幣,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為了擴大銷售的網絡,讓一些缺乏正規金錢的人也能夠成為「消費者」,使存貨得以更快地流轉,這對於面對巿場正在萎縮的在地企業來說,也很有吸引力。企業一般願意接受一定比例的另類貨幣作為購買者的支付手段,另一部分則由正規貨幣支付(這有點像長期的折扣優惠或优惠券);對於另類貨幣的組織者和參與者來說,接納正規企業加入有助於擴大交易貨品和服務的種類,以便能更全面涵蓋生活的各種需求,更有可能擴大另類貨幣尋求另類價值的影響範圍。而不完全以另類貨幣作為購買正規企業產品的支付手段(例如TLALOC系統不鼓勵成員與企業之間的交易以多於30%的TLALOC進行),也有助於避免較大規模的企接收過多的另類貨幣,但卻無法有效地使用,這樣一方面會減慢社群交易的速度,另一方面則容許大企業有掌控過強的金融力量的危險,影響另類貿易的運作。

此外,另類貨幣的價格多連繫正規的國家貨幣的幣值(例如一HOURS = 十美元、一TLALOC = 二十五披索、一綠錢=一美元/英鎊),這樣除了方便成員計算產品和勞務的價值以外,也方便與正規的巿場和企業接軌,因為另類貨幣還不能完全割斷與主流的經濟體系的連繫,而更進取地說,也不應放棄影響和改變主流經濟運作的方式。此外,另類貨幣平衡而不獨立於國家貨幣,也能夠促進後者的運轉,因為這樣可以打破了缺乏國家貨幣者被投閒置散的困局,使這些人力資源得以加入更大範圍的交換和生產領域,從而刺激正規經濟發展。

(七) 社群文化活動---所有這些系統都會定期或不定期舉辦各類社群活動,特別是交易會、音樂會、宴會、遠足等,一方面提供机會使另類貨幣和貿易的成員有面對面相互認識的机會,以強化這類貿易所必須的互信基礎;另一方面則企圖擴散另類文化和社群的歸屬感。HOURS和TLALOC的董事會或委員會也會邀請所有成員參加定期的會議,討論系統的運作。此外,在發行的報刊中也會同時討論和宣傳另類貨幣的文化意義和作用。這些均反映另類貸幣不僅僅是一种經濟組織,而同時是一項文化計划。

另類貨幣作用的評估、局限

另類貨幣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能否達到上述的目標,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然而,由於各類另類貨幣實踐經驗只有甚短的歷史(由TLALOC和TIME DOLLARS的五、六年經驗到HOURS的十年到LETS的十多年經驗),因此要全面評價其作用、影響和局限,顯然並不成熟。不過,就有限的驗經和時段,我們也可以分析另類貨幣的潛在可能性和結構性的局限。

(一)失業問題

另類貨幣和貿易的一個重要功能是讓缺乏正規金錢而失業的人力資源獲得新的「就業」,換句話說,另類貨和貿易的一個重要目標,是鼓勵人盡其材,物盡其用,其前提是承認社群內的任何個體均有能力為改善個人和社群生活而作出貢獻。理論上,在正式部門失業的人口會願意參與另類貨幣和貿易制度。然而,根據一些對另類貨幣和貿易制度進行的調查顯示,參與者大多數是在業或自僱人士,例如Lang(1994)在1993年對英國的 LETS的調查顯示,55%的成員是在業或自僱者,兼職佔12%,學生和其他佔5%,失業(25%)和退休(2.5%)並非多數(Lee1996: 1378)。Williams(1996a:1403)對1995 年英國的LETS組織的調查也顯示,失業者佔所有LETS成員的29.4%。事實上,在英國的LETS系統當中,大部分均坐落於經濟上較富裕而非被主流經濟排拒的地方(Lee 1996:1389-1391)。由於這些另類貨幣和貿易系統均依賴一種另類文化生活形態支持(例如環保、反資本主義等等),因此參與者往往是教育程度較高的中產階層知識分子,而在較貧困的地區或在較貧困的社群當中,LETS並不太受歡迎,儘管在個別地區(例如英國Totnes)的LETS成員大部分來自低收入階層。此外,Ithaca HOURS 的積极參與者,大部分是提供各种專業服務的中產階層,正如董事會一位成員指出,不少窮困人口難以積极參與HOURS的運作,因為在HOURS系統內提供的商品和勞務,往往比正規市場中經大規模生產的東西的价格要高,例如各類有机農產品便比超市中的化學農產品昂貴(根据筆者於2000年11月的訪問,下同) 。此外,不少願意接受HOURS的當地企業,大部分只接受一定比例的价格由HOURS支付(10%至50%),這對于缺乏正規貨幣的窮人來說,顯然沒有太大的好處。

另一個與此相關的問題是,另類貨幣和貿易制度會否成為政府推卸創造就業機會和社會保障的借口。特別是像LETS的鼓吹者所提出的,讓賺取LETS貨幣的成員也能夠以另類貨幣交稅時,政府會否迫令只有納稅者(參與LETS交易)才可享有社會保障,將LETS的自願性質變為強迫性質的貿易?

儘管存在著以上的局限,另類貨幣和貿易制度對解決失業問題並非完全沒有貢獻。事實上,Williams (1996a; 1996b; 1996c) 的調查也同時顯示,相對于整個社會的失業率,約四分之一的LETS參與者是失業人口,已經比失業人口在總人口的比例要高出很多,換句話說,失業人士還是相對願意加入LETS系統。此外,雖然這些另類貨幣和貿易制度的貿易量十分有限[2],但這並不代表它們對參與者的日常生活的影響微不足道。儘管參與者在很大程度上還是需要從正規的經濟系統中獲得大部分日常生活所需,但參與另類貨幣和貿易的成員很多均表示這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确實能夠改善他們的日常生活:包括擴大了生活圈子,從而獲得更多資訊和工作機會,也使參與者獲得在正規收入水平下難以獲得的產品和勞務,例如看電影或按摩,這些對於被排拒於正式經濟渠道的邊緣族群來說,並不是量(額)計算中那麼微不足道。(Williams 1996a;1996b;1996c)

(二)與正式部門的關係

另一個局限是與政府和主流商業的關係,這可以分兩部分來討論。

首先,正如LETS 的創辦人連頓(Michael Linton)指出,與正規貨幣(如美元、港幣)掛鉤,是能夠使另類貨幣與正式經濟系統連結起來,更大規模地滿足社群所需的各類物資和技術。然而,與國家貨幣掛鉤卻同時局限了另類貨幣的作用。一方面,與國家貨幣幣掛鉤,不僅使另類貨難以避免陷入通脹的危機,更容易使另類貨幣成為二等貨幣,因為另類貿易社群始終無法像正規貨幣貿易一樣提供同等數量的產品和服務,以滿足各類需要。事實上,從Lang(1994:97-99)提供Stroud地區的例子看到,當一家以LETS貨幣支付其員工的?啡店主願意提高店員的薪水,以換取他們接受全數薪金均以LETS貨幣支付時,店員並不願意接受,因政府要求就算以 LETS支付,也要以英鎊納稅,這說明了提高以LETS貨幣支付的薪金比不上沒有提高前的LETS貨幣加上英鎊的收入,也就是說, LETS貨幣在使用者當中等同於二等貨幣。此外,一位在Ithaca有机農產品市場出售其產品的農民向筆者表示,他己賺取了過多的HOURS,因此在一段時間內將不會接受HOURS,這也反映出另類貨幣的次等地位。

另一方面,與正規貨幣掛?u,也極可能引進主流經濟體系中的比價系統,當中充滿了各種不平等的關係: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非技術相對技術、女性跟男性勞動等不平等比價。此外,在地企業之願意加入另類貨幣和貿易體系,主要是想擴大企業的貿易額,同時增加手上的流動資金,以減少向銀行借貸而要支付高昂的利息,也由於另類貿易系統中相對便宜的廣告和能夠建立相對良好的企業形象(如關心社區發展和環保等),結果並沒有徹底改變利潤的分配方式,因此仍然存在著剝削的可能性。

事實上,儘管HOURS系統的原意是讓每一HOURS相等于一小時的工作,也就是把最低工資提升至每小時十美元,但在實際的交易當中,像農務一類的工作往往只能獲得1/2HOURS的工資,而律師、牙醫等工作則經常收取數十美金(數HOURS)的工資。

其次,不少地方政府都願意支持另類貨幣,九五年的一項調查指出,英國約六成半的地方政府有意在其管核的範圍內發展LETS 系統(Williams 1996: 86),以減低福利支出。儘管另類貨幣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政府減低福利支出,政府也不一定會完全支持另類貨幣和貿易制度,因為後者與正規貨幣貿易始經存在著競爭的關係,倘若另類貨幣的使用愈來愈普及,也就意味著正式貨幣貿易將相對萎縮,因此瑞典的SYS Network、荷蘭的Liquid Capital Circuit和澳地利的Austrian Stamp scrip的另類貨幣和貿易制度,均在運作了一段時間後在國家政權的壓力下消失無蹤,美國三十年代初(大衰退後)湧現的另類貨幣,也在三三年政府限制下不能繼續(Hutchinson and Burkitt 1997; Tibbett1997,參看下一節的歷史分析)。

此外,與政府建立怎樣的關系這問題上,不同的另類貨幣系統的作法也不一致。最願意政府介入的是TIME DOLLARS制度,TLALOC與HOURS則積极尋求政府承認[3]之餘,也刻意與政府保持一定的距離,例如HOURS的創始人Paul Glover在接受筆者訪問時指出,他不想要求政府完全接受HOURS,因為政府的規模和資源龐大,且不同党派上場,政策也會跟著改變,因此太依賴政府將會增加風險。從民眾的角度看,部分領取社會保障人士不想參與LETS的原因,正是擔心會失去領取社保的資格(因在LETS獲得的「貨幣」也被理解為收入),基于同樣的原因,部分LETS的組織者也不鼓勵領取社會保障人士參與(Willaims 1996a: 1413; 1996b: 98)。

(三)組織運作的問題

大部分另類貨幣和貿易體系的組織和運作均依靠志願人員的義務勞動,儘管運作的成本有限(由於規模不大),但能否持續往往取決於組織者個人的道德堅持和選取的文化生活方式,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體制的發展。事實上,不少組織者也難以完全依賴另類貨幣收入和貿易維生,因而大都同時從事正式部門的工作,沒法全心投入另類貨幣和貿易的運作。

以Ithaca HOURS為例,受訪的核心成員都承認,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缺乏全職職員推動必須的行政工作,為此當地的組織者得想方設法申請各類基金以支持系統的運作。董事會十分清楚地指出,不能完全以HOURS來支付職員的薪金,因為在總貨幣發行量十分有限的情況下,這很容易會造成貨幣發行的大幅增長,影響幣值的穩定。換句話說,在沒法完全自負盈虧的情況下,另類貨幣和貿易體系的可持續性並不能得到保証。

此外,大部分另類貨幣的成員都曾經投訴參與成員(包括企業)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十分有限,不能滿足需要,且服務或產品並不能經常保証適時提供。針對產品和服務不足的狀況,除了盡量邀請更多的成員(特別是生產者和小企業)參與外,TLALOC最近還結合用正規貨幣向正規市場集体購買的方式,再部分地以Tlaloc貨幣(20%)作為分配手段,以增加社群貨幣和貿易系統中產品的供應。不過,這方法也存在危險,就是大量的Tlaloc將集中在協助集体購買的行政組織手中,而以Tlaloc支付行政組織者工資時,則可能會出現「通脹」的危机。

此外,隨著參與人數增加,如何避免對制度的濫用成為另類貨幣與貿易系統面對的重要課題。各類另類貨幣開始時均依靠成員對另類文化的追求[4],但對另類文化的接受能否擴展,取決於更大範圍的文化政治的抗爭,這是無法完全從另類貨幣和貿易制度衍生的,而是需要各條文化戰線上長期開拓。盡管一些基本的目標例如「進口替代」、促進社區經濟和抵制跨國企業還是可以獲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沒有另類文化的支持,另類貨幣就只能有限度地擴展,或與正式部門妥協,在有限範圍內改變主流的貿易和經濟踐行[5]。

III. 理論反思

對另類貨幣和貿易制度最徹底的批判,來自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承接馬克思對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如普魯東)的批評,當代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Neary & Taylor (1998) 認為另類貨幣和貿易制度只是一種空想,屬於一小撮中產階層或流氓知識分子(lumpen-intelligentsia)如綠色主義者、素食主義、失業的研究生和無政府主義者自我滿足的設計。Neary & Taylor詰問,另類貨幣和貿易制度真的能夠完全脫離其處身的更大範圍的全球金融體系?倘不,另類文化是否可能?他們指出,在交換的領域上達致公平,也不代表生產領域也一樣公平(甚至會掩蓋生產領域的不公平性質),更者,在交換領域當中,由於使用了貨幣(那怕是另類的),因此無可避免地使交換的產品和勞務以交換價值的形態出現(而非使用價值),再加上交換建基的是對私有產權的承認,因此只能重復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

換句話說,從這種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看,另類貨幣最終也難擺脫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因此在沒有触及其他社會關係和制度(或沒有對資本主義體系作全面的改造或革命)的情況下,這些「實驗」只能是像十九世紀法國的社會主義者的實驗一樣充滿空想的性質。

另一馬克思主義者鮑榮(Bowring1998: 107--109)則對另類貨幣較為同情。雖然他指出文化價值並不能決定一件產品的交換價值,因為價格只是反映了商品之間的同等物(勞動時間)的交換比例,而非道德的認可,但儘管如此,他認為還是有空間可改造另類貨幣,使它更能達致它應許的目標。他提出六個改造另類貨幣的原則,一是要維持在一個社區的在地規模,抗拒發展為跨地區甚至是跨國的貿易體系;二是不能夠當作解決失業的藥方,因為這會使失業者完全脫離主流社會;三是反對溶入或成為政府的社會福利制度;四是反對放棄成員的雙重身份,即既是另類貨幣的一份子,也不脫離更大範圍的社群(或國家或世界體系或其他的中間社群),以能夠要求和保衛普同的巿民權利,包括私穩和個人主權;五是要公開鼓吹人民的自主和獨立,以抗拒被迫的孤立;六是每種不同勞動的時間均享有同等價值(像華盛頓的TIME HOUR制度),以避免剝削和不平等的出現。換句話說,儘管鮑榮相信交換價值的內在邏輯不能為文化價值所改變,但他同時認可另類貨幣這種文化政治計劃的可能性。

鮑榮的矛盾恐怕是源於他沒法理解經濟邏輯(交換價值)本身其實也是嵌入社群文化生活之中,因此交換價值或價格的決定並非完全取決於物質上的等同(以勞動時間量度),而是在複雜的文化政治過程中產生的後果。因此資本主義(交換價值的創造擴張)本身也是一個文化政治計劃的產物,倘它能夠「成功」並可持續,我們沒有理由相信另一些文化政治計劃(像另類貨幣)完全沒有可能像資本主義一般「成功」,問題因此要歷史地了解資本主義的文化政治計劃在何種條件下出現和擴展,而另類貨幣制度是否能從中學習,創造更有可能成功的條件。為此,鮑榮的建議确實是十分重要的,特別是不能完全脫離主流制度來考察另類貨幣,就正如資本立義就從來(直至今天)也沒有完全脫離種種所謂非資本主義的制度(如奴隸、軍事暴力、迷信……等等)。

另類貨幣的基進潛能

馬克思主義基本上是從兩方面批判另類貨幣計劃,首先是指出這計劃並沒有針對改造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因此其目標最終是難以實現的;其次則是從根本上否定貨幣經濟,認為使用貨幣必然會導致以交換價值(而非使用價值)為主導的經濟邏輯,因而必然導致剝削和人的異化等惡果。換另一角度看,馬克思主義對另類貨幣的批判是從實然(具體的歷史分析)和應然(道德的要求)這兩個層次上展開的。然而,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至多只是一種理論上可能性,而換上另一個理論的角度來分析,另類貨幣計劃恐怕蘊含著豐富而基進的解放潛能。

與正統馬克思主義不一樣,另類貨幣和貿易踐行,並不需要假定一種固定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如僱傭勞動),因此不用接受生產先於交換這樣的理論前提。相反,另類貨幣和貿易可以接受資本主義並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生產)關系,而同時也是一項文化大計,是一項將舊有的多元生活習慣、想象和價值觀念翻譯收編為單一的、完全以金錢來衡量的生活習慣、想象和價值觀念,將市場、商品、產權以至貨幣譯成單一的經濟上的成本效益邏輯。因此,抗拒歷史資本主義就必須同時抗拒這項文化翻譯大計,釋放市場、商品、產權和貨幣等概念和工具/制度的多元文化意義,重新肯定歷史上難以被完全消滅的有別於「資本主義」的各種生活習慣、想象和價值觀念。

這些另類交易和社群貨幣的踐行,正是要重新建造市場、商品、貨幣,把愈來愈為少數有錢有權者壟斷的正規交易,重新轉化為活潑好玩、多元紛雜的交易場所。

歷史的市場和貨幣

回願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作為一種歷史的過程(historical process),市場經濟從來不是一個同一的靜態系統,多樣性和不斷發展才是市場經濟的特質。貿易和市場的存在或不斷擴展,並不表示它比其他的經濟組織方式更有經濟效率,或更容易剝削剩餘價值。市場並非單純的經濟系統,類型不同的市場之所以存在並發展,往往是由於它們不單為貨物交換提供了合適的場所,更同時能滿足其他的社會功能所致。換句話說,市場不是單純的經濟概念,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因素在市場經濟中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市場並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各式各樣的市場在中國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儘管市場在公元前四世紀「黃金時代」以後長時期受到政權的壓抑,但到了宋代(約公元後十一世紀至十三世紀),多元紛雜的市場又像雨後春筍般蓬勃生長(龍登高1997)。明清時代市場進一步發展,成為了鄉鎮城市人口的重要生活場域。據許檀 (1998:246-256) 的分析,在明清時代,農村市集大概每十天二市,而且鄰近市集的開市日期不會重疊,使集市貿易得以更頻繁地進行。而在江南地區,農村集市甚至會每天開市。

中國的市場多種多樣,有為供應小農消費而設的小市集,買賣各式衣服、蔬果、糧食、酒水等等;也有生產貨財的市集,售賣牲口、農具、肥料及種籽等;亦有各種專業商品市場,如棉花、絲、茶和煙菸等等。市場在中國擁有繁多的名字,包括集場、墟、街、市、痎、亥、場、草市、集等等,時間分佈上有朝市和夕市;地域分佈上有邊市、關市、互市、交市、會市等;功能分類上有軍市、官市、廟會(或山會、貨會);也有較固定的商店如酒肆和茶館等等。

中國的市場的歷史也許是最早和最豐富的,但卻絕不是唯一的特例,世界上各地均在不同程度上產生了豐富的市場文化,甚至在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發源地的歐美地區,市場也展現了其難以被單一化為尋利場地的多元面向。專研資本主義歷史的法國史學家布羅岱爾(1982:頁26-103;頁183-168)為我們提供了一條研究歷史的市場的線索。布氐指出,歷史上的市場往往是科層的(hierarchical),由規模最小、易貨最直接的初等市場(elementary markets),到規模龐大、組織複雜的國際金融市場,中間存在的各式市場多不勝數──有定期或不定期的各式市集、也有各類固定的商店;有集中的批發市場,也有分散的零售市場;有一般的市場,也有專業的市場等等,構成了聯繫生產者和消費者的一系列中介。這些多樣化的市場形式,並沒有隨著歷史的發展而消失,只是以稍為不同的面貌再次出現。例如以小商販為主的「初等市場」,古已有之,到了今天,這種街頭擺賣式的市場仍然繼續存在,售賣的貨品也許與以往不大一樣,但卻清楚証明了其頑強的生命力──低價、靈活與貨品新鮮,是其他形式的市場所沒法完全取代的。換句話說,歷史上市場的演變遠非是單線的、「由小到大」的簡單進化,而是多面向的、複雜的發展過程。

市場的存在或不斷擴展,並不表示它比其他的經濟組織方式更有效率,或如馬克思主義者所言的基於資本的擴充邏輯。事實上,由於市場並非單純的經濟系統,因此類型不同的市場之所以存在並發展,往往是它們不單為貨物交換提供了合適的場所,更是由於它們能滿足其他的社會功能所致。舉例來說,各種民間墟市以至大型的市集,除了為人們提供了定期的交易場地外,更同時是社會常規生活以外的節日,是音樂、舞蹈等文化活動得以自由舒展的空間,是公眾平常難得歡樂日子;此外,固定的商店雖然不像市集般發揮社會節日的功能,但亦為街坊鄰里提供了固定的交際點,以便互相交流信息,或談天說地。這些社會功能,不單在以往的社區中的市場存在,即使是在今天的大都會,各種大型貿易展覽,難道不也是扮演著公眾節日的角色?各類酒樓、茶館等食品商店,難道不也提供著公眾交際的聚會點?

博蘭尼(Polanyi 1968)從人類學的研究成果中,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他指出市場是嵌入於各類社群文化活動之內的,由於不同的社群在制度/組織上相異,歷史上不存在普遍的貿易形態。人們進行貿易的原因,並非都只為增加物質收入,還包括各式各樣的動機:和尚參與貿易,同時是出於宗教考慮;部族民願意交易,可能是在追求美學上的滿足,也可能是建基於血緣互惠的禮物交換;長程貿易的出現,往往是由探險、劫掠和戰爭等動機引發,而其中的朝貢貿易,則更多是基於政治和行政的考慮。

市場不單起著重要的社會文化功能,其運作更往往需要各種社會的、文化的、以至政治和軍事因素支持。在充滿風險的各類市場交易(特別是長程貿易)中,商人為了減低不確定性,往往會動用各類社會文化網絡,例如家庭、血緣關係、宗教和語言族群等,以建立巿場貿易所必須的信任和可靠性;此外,他們亦會借助政治軍事力量的保護,例如十七、八世紀的英、荷東印度公司,便是政治、軍事與商業結合的典型例子。事實上,在帝國主義的政治軍事控制下,殖民地人民的所謂需求和供給,如何能與主流經濟學所說的,是個人經濟理性選擇的結果拉上關係?遠的不用說,九十年代初美、歐、日等列強之所以積極介入波斯灣戰爭,難道不也是要保護其商人以至國內市場可以獲得廉價而穩定的石油供應?[6]

與市場/貿易類似,金錢的使用和價格的設定,也不僅僅是建基於個人對物質增益的慾望。決定價格水平的,也不是如經濟學家所說的「純經濟」(市場供求)關係。對博蘭尼來說,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不同的制度和社群之內,價格是由不同因素決定的;這些因素,包括為社群規範認可的合理水平、由上到下的政治考慮、以及各種嵌入社群文化之內的供求關係等。這些因素,即使在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堙A仍然在不同程度決定著價格的水平:世界石油的價格水平,顯然在極大的程度上受歐美的政治軍事力量左右;而工人的最低工資,難道與社會可接受的價值標準無關?華倫斯坦(Wallerstein 1991)以更為挑戰性的口吻寫道,「真實的市場價格是由我們所謂的政治過程決定」的。他所指的「政治」,並不僅限於政府的價格操控,而是更為複雜的地緣政治上的權力關係,其本身正是過去歷史的各種力量角力的結果。這些地緣政治關係,往往體現在經濟學所指的「客觀」限制之內。

借助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博蘭尼(Polanyi 1968)指出早期的金錢是要滿足不同的社會功能。他將這些被他稱為特殊功用(special-purpose)的金錢分為三類:作為結算各類社會義務,例如罰款、送禮、稅收等的支付工具(means of payment);作為貯藏財富的會計工具(means of accounting);和作為貨物的交易媒介(means of exchange)。金錢的第一種功能,基本上是要滿足和維繫社群的互惠關係,第二種功能則主要為再分配的政治和行政服務,最後一種功能才是促進貿易(但即使是貿易,如上所述,也不是「純經濟」的範疇)。只是到了近代,多功能(all-purpose)的貨幣才逐漸出現。不過,即使在貨幣經濟已十分發達的當代社會,金錢與社群文化生活仍然關係密切。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看,與文字和度量標準一樣,金錢也是一種語義系統,其意義和運作,是建基於特定的社群文化的約定俗成之上;而從政治的角度考察,貨幣之能發揮功能,主要是人們對支撐貨幣的政治制度投以信心的結果。

如果貨幣的歷史並不如經學家所說的僅僅是為了「純經濟」的原因而產生,那麼不以不斷積累為目標的社區貨幣也不是全新的事物。歷史上由地方發行貨幣可說並不鮮見,甚至可以說,在十九世紀民放族國家建造以前,世界大部分地區均使用各种性質不同的地方貨幣。

Gilbert & Helleiner (et al. 1999) 認為,今天我們使用的國家貨幣甚本上只是十九和二十世紀才逐步出現的事物,在此以前,多層次的貨幣秩序才是常態。到了二十紀中,大部份的地方貨幣才被國家或外國貨幣暴力地替代,從而消失。儘管國家貨幣在二十世中建立了霸權的地位,但各式各樣的地方貨幣仍以不同的形態繼續存在。

在歐洲二至十五世紀其間,一種叫(Brakteaten)的地方貨幣系統被廣泛應用,它是由鄉鎮、主教或領主等發行,不僅使交易方便,更作為收稅的工具。美國則到了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中仍然是地方或社區貨幣的汪洋大海,包括各式各樣的「教堂貨幣」,「商人間的艱難時期貨幣」、以及由州政府發行的地方貨幣(在十九世紀多達五千多種),商人及銀行家因此得使用「貨幣黃頁分類」來辨別五花八門的金錢(Zelizer 1999: 83-5)。

德川時代的日本(1600-1868)基本上也是以使用地方貨幣為主,各個藩地均發行自身的貨幣,在德川時代的末期,全日巳有200 多個藩地發行地方貨幣。中國宋代時則巳有由地方商人發行的紙幣,叫交子、交引或便錢,由地方商人獨立管理。(尤登高1997:251-254)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衰退當中,世界各地均出現類似今天的社區貨幣。 一種由Silvio Gesell (1862-1930)設計的印花(加速)貨幣在1930年德國首先出現,但在1931年10月即為中央政府禁制。表面的理由是它引起了通貨膨脹,而真正的原因恐怕是地方貨幣侵犯了中央銀行的特權。之後,在歐洲各地和在北美先後出現類似的貨幣,當中以奧地利Worgl 的經驗最為重要。Worgl是奧地利一個小鎮,1932至1933 年間有四分三人口失業,為了刺激經濟活動,當地政府發行名為「勞動券」的印花貨幣,具體的操作是貨幣的持有者每月得向政府購買價值相等於其所持貨幣幣值百分之一的印花,換句話說,「勞動券」每月自動貶值百分之一,鼓勵市民花錢而非積累。這貨幣引入以後,Worgl地區的貨幣流通速度大增,交易重新活躍,經濟也從衰退的境地逐漸回復。不過,這地區貨幣最後也受到了政府的禁制,於1933年9月消失。同期這類印花貨幣也在美國15個小鎮出現,部分商會也創造屬於他們社群的印花貨幣。(Blanc 1998)

從以上簡要的歷史回顧,我們可以發現不以積累為大前提的地方(或另類)特殊功能貨幣(主要作為交易中介)並不鮮見,而且自身並不一定會演化為以積累為最終目標的多功能貨幣。這些地方/另類貨幣的消亡,主要是由政治導致的,因此並非是邏輯上的必然。循這分析,馬克思主義者所指責的另類貨幣的非現實性,恐怕並不那麼絕對。自然,要有效和在一種有意義的規模和程度上達致另類貨幣的目標,並不是容易的事,但至少在理論上還是可能的。而在二十一世紀初新一輪的世界性經濟衰退當中,更為社區/另類貨幣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生長土壤。

在道德的層次上,社區/另類貨幣也不如馬克思主義者所指責一般必然導致異化和剝削的商品經濟。而就算真的帶來了一定程度的人際疏離,也不一定完全只有負面的影響。

西美爾(George Simmel)的《金錢旳哲學》(The Philosophy of Money) 便談及了貨幣經濟的兩種傾向,一方面,他承認貨幣經濟將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得疏離,社群生活將愈來愈受外定的量化規則左右,也看見貨幣經濟非人化地將手段變為目的的可能性;不過,另一方面,西美爾也看到了貨幣經濟的解放潛能,也就是使個人從過往的緊密人身依賴的狀況中釋放出來,成為自由和獨立的個體[7],因為貨幣經濟使交易的範圍大幅增加,每個個體均能夠向眾多的貨幣接受和使用者交換,因此不需要依賴某特定的社群或個人才能存活,大大地增加了活動的空間,擁有更大程度的個人自由。(Simmel 1990: 283-354)

IV. 總結

市場、商品和貨幣基本上是複雜的社會關係,包含了各類風俗習慣、公共義務、宗教目的、政治考量、法律和行政規則、名望地位甚至是情感因素,自然還包括滿足物質欲求。現代資本主義透過種種制度性的安排,尤其是壟斷力量,嘗試將市場、商品和貨幣還原為單一的經濟關係、只為滿足物質利益和尋求最高利潤,但這也只能在個別領域起著不同程度的效果。然而,倘若物價真的是完全依據市場的買賣雙方的喜好供需而定,那麼應該是可以反映買賣者進行貿易的各種物質、文化政治甚至社群情感等目的。只要商品貨幣不被約化為單一的增值積累手段,而是承載著豐富的文化社群意義的工具,那麼交易便不再僅僅被理解是為了尋利,而是包含了更多樣的可能性:成交價的決定,可以是依據情感親疏、風俗習慣、甚至是一時的心情而定,而不需要在社群內劃一化。買賣只是一種社群關係的建立過程,商品只是用來滿足社群成員的需要,而貨幣在此只權充一種紀錄和促使交易更容易進行的工具,甚至有助促進社群成員之間的關懷、友愛和互助互補。

因此,在社群貨幣貿易的脈絡下,「市場化」、「商品化」和「貨幣化」可以被閱讀為擴大互補互助的關係,而不一定是將人異化或物化的拜物教踐行。自然,社群成員要建立關懷、友愛和互助互補,並不一定要借助市場、商品或貨幣。事實上,在英國的曼徹斯特(Manchester),一小部分LETS成員確實將 LETS的貿易制度轉化為「賦予經濟」(gift economy),進行完全不作會計核算的交易。不過,只要我們不對金錢存有偏見,接受使用貨幣和核算在某些制度的設定下也不過是一種遊戲,一種可以促進特立獨行(或另類的自利)但同時又互助友愛的遊戲,那麼並沒有必要刻意迴避市場和私人擁有和交換物品的權利。以另類貨幣來對市場交易進行核算至少有兩個好處,除了有助於擴大貿易範圍和網絡外(正如上述所說,在自給自足極之困難的年代,這是將另類市場化為生活的必需方法);還有助記錄和使長期備受忽視的貿易因素公開,從而受到正視。這些因素包括像母親提供的各種家務勞動和社會運動中耗掉大量人力的瑣碎甚至是厭惡性的勞動(dirty work),以貨幣「量度」這些勞動並非要將後者量化、客觀化,恰恰相反,如果這些服務的「價格」是由「買賣」雙方在遊戲的友好但同時亦帶距離的環境中,依據各種複雜且主觀的文化、感情、政治等考慮而決定的,那麼將這些服務「市場化」、「商品化」、「貨幣化」只是為了公開及�痡`地確認它們的文化社群「價值」,令致社群成員不會容易忘掉了它們的存在。

一位墨西哥的朋友在談及他們正在經營中的社群貨幣和另類貿易時,提出其中一個原則,就是鼓勵成員之間不斷貿易,因為貿易對於他來說,就是建立各種互補互助的關係。不單是以積累社群貨幣為目標的行為不被鼓勵,因為這會使貨幣不再發揮它促進流通和交易(也就是促進成員間建立互補互助關係);同時,只給予不拿回的態度亦不可取,因為這同樣會中斷貿易和與之聯系的社群關係。社群貨幣交易不鼓勵太多的無私無償付出,原因還在於這會造成成員之間不平等的關係。使用他人提供的商品或服務,同時也意味著肯定他人的價值。社群貨幣貿易要做的,就是創造和滿足這些需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要肯定自利的原則甚至私產的權利。

社群貨幣貿易制度是市場、是產權關係,也同時是遊戲。墨西哥的朋友指出,小孩往往更容易投入這種遊戲,成年人由於有太多利益要考慮,太多關係要照顧,因此更難全心投入地玩遊戲。為此,公平的、公開的核算、記賬和與此相關的行政管理必不可少,而且應把它們也算作遊戲的一部分,給與跟其他活動一樣的重視。遊戲程序若能更一目了然,遊戲規則更為透明,恐怕會對鼓勵成年人認真地參與這遊戲有一點幫助。

此外,倘若要這遊戲能夠與成員的日常生活所需緊密結連,社群貿易網絡就有必要擴大,引進來自各種不同位置專業的投入和消費,使社群貨幣不僅僅是茶餘飯後的甜品,而是真正能夠成為「生活」。這也是為甚麼LETS、HOURS和以物易物俱樂部等均不約而同地願意擴大貿易網絡,希望盡量吸引像農業生產者進入貿易和接納社群貨幣,甚至鼓勵願意接受社群貨幣的商業企業加入網絡,以祈為成員提供各種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吸收商業企業成員進入社群貨幣貿易的另一個原因,是嘗試主動改造商業企業的性質,改變其單一的積累利潤取向,使商業企業也參與促進社群之間互補互助的貿易關係。這是一種肯定的、積極的態度,是對有解放潛能的「資本主義」(因而可以說也是一種「社會主義」)說「要」,而非僅僅對壓抑性的「資本主義」說「不」。

社群貨幣貿易自然充滿各式各樣的問題,也有變成僵化、製造疏離甚至重蹈剝削關係的危險,然而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否定它也在限制貨幣的積累和儲存功能,阻止貧富差距的擴大,鼓勵在地的(local)社群交往。依據只有交換中介功能的社群貨幣的貿易,以重新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爭奪貿易的意義,抗衡甚至轉化貨幣、市場和私有產權的單一化傾向,也就是說,恢復甚至進一步改進歷史市場的多元角色,釋放備受資本主義壟斷結構所壓抑的市場的解放潛力,突顯「經濟生活」中的各種「非經濟」面向,追尋不必完全取消市場和私產,也不是完全依據市場和私產而作的成本效益計算,循此得以發生一種相對平等和多元的生活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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