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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文明和恐怖主義──
從討論美國受襲的幾種話語談起

羅永生，原載香港基督徒學會雙月刊《思》，第77期， 2002年4月

九一一美國受襲事件，無疑使不少人都大吃一驚，嘆我們今日身處的文明竟是如斯脆弱。美國總統誓言要發起一場全新的反恐戰爭，這場戰爭將沒有止境、沒有期限，非要根除恐怖主義這一攻擊人類文明的禍患不可。世界對這一突如其來的災變，究竟還會帶來多大多久的戰禍，一時無言以對。恐怖襲擊的策劃者究竟有多強大，網絡有多深多廣，很多人都心中無數。而這一場無明確戰線的反恐戰，還會引起多大負面的反響，會否發展成一場新的世界大戰，的確是叫人擔憂。然而，我們和這場戰爭的關係，難道就是只有站在所謂文明和野蠻這兩邊任何一方的選擇嗎？我們是否只有當美國的敵人或是美國的朋友這種「自由」？

九一一後的理性與激情
當前談論美國受襲事件，主要不外幾種話語（論述）。以公義為大前提的討論，針對事件誰是誰非。同情美國的論者，環繞恐怖主義是否對文明整體的攻擊，是否超越了文明生活容忍程度。反對美國發動反擊的論者，指出美國外交政策多行不義。正反雙方不是做國際形勢分析、中東的歷史追溯，就是搬出所謂「義戰理論」（Just War Theory）為標準，評論衝突雙方、究竟誰違反了戰爭不以平民為目標的公義準則，討論美國應否在未有充分的證據底下，發動傷及無辜阿富汗平民的反恐戰事。這類分析的長處是，在一片驚懼、無助、情緒反應、方向迷失的情況下，給我們提供歷史資料，幫助我們冷靜地評估形勢和強弱對比。我們不單從中認識到恐怖分子的危害，知道這種政治力量為甚麼會發展起來，也讓我們把握到：在如此糾葛交纏的中東歷史底下，一場以暴制暴的反恐戰，是否會帶來夜長夢多的副作用？會否使世界上存在的衝突更難解決，甚至發展出一場你死我亡的文明大對決，使基督／猶太教主導的西方世界，與伊斯蘭世界一道，捲入新的一場宗教仇殺？

不過，在冷靜的政治分析之外，我們也能藉這件事，聽到另一種毫不冷靜的聲音。部分伊斯蘭教徒的激情吶喊，某些身處以色列佔領之下，長期受迫害的巴勒斯坦人的歡呼，以致某些中國人在互聯網網站一時流露出的雀躍和興奮。這些激情的流露，實在有點令得嘗試冷靜分析的批評家感到羞恥。我們突然發現，這些平時難得一見的自然情緒，不是已經消失，而只是被理性、冷靜的公義語言長期遮蓋。但無論它們是源自對美國霸權的反感，還是民族屈辱借機宣洩，或是一種對生命的冷漠無情，我們都難以理性、冷靜、客觀的名義，簡單地斥之為不可理喻而置諸不理。畢竟，無論我們對恐怖襲擊傷及無辜是如何不能容忍，但恐怖主義者之所以存在，成為一種極端的政治形態，實有著深廣的客觀因素。受壓迫的聲音長期沒有被仔細聆聽，在文明的急速建造過程當中，不少犧牲者和被排斥者，只能透過認同極端的表達方式。這些做法或者令人無奈，更不能視之為同意他們傷害無辜的合理理由。但我們若未能細意聆聽激情話語背後，是否有商議另一種世界公義秩序的渴求，我們可能已失去了解世界殘酷真實一面的機會。沒有這種理解，我們猶如置身在建於浮沙之上的文明世界，不知在身旁有多少未爆的炸彈。

反恐怖戰爭的暴力語言
我們的世界經過九一一的襲擊事件，好像真的比以往危險，好戰的語言使不少地方都呈劍拔弩張的景象。不單美國方面聲聲以傾盡全國之力，都要打一場沒有前線的持久反恐戰，更不排除動用核武等遠超人道標準的武器；全世界各地一些激進的伊斯蘭教徒，更高叫全世界的伊斯蘭教徒加入聖戰，並威脅要摧毀美國。的而且確，暴力只會帶來更多的暴力。在暴力主宰一切的情況下，似乎無論是理性辯論的清醒，和聆聽激情背後委屈的耐性，都會很容易失去。代之而來的是暴力的語言、炸彈的語言，好像只有炸彈才能伸張正義，只有血才能洗滌血的仇恨。暴力的道理就是：如果能夠消滅對手，又何需對話？如果有將敵人徹底摧毀的武器，又何來改變霸道政策的動因。任何暴力的成功，就只會造就更多誘因去參與暴力的競賽。恐怖主義的不斷蔓延，恐怖主義者所用手段日益殘暴和不分青紅皂白，其原因就在於世界相信只有由武力來維持的正義秩序，武器成為唯一可以說的語言。這種語言讓對敵的雙方都只會懂得在死亡和痛苦當中，滋長下一次動用武力的資源。當世界公義其實是倚仗更具殺傷力的炸彈來維持，我們只會不斷令自已的大腦麻痺，不去反省和思索。所謂文明，亦只是以製造另一個魔鬼來打走一個魔鬼。

九一一後的戰爭陰影
九一一對不少生活在現代西方文化的普通人，都有一種巨大的震撼力。這場在電視機面前直播全球的世紀災難，打碎了現代文明的安全感和無敵神話，令新的一代突然發覺要面對一個和平只是暫時現象，戰爭的威脅永遠存在的世界。當然，我們日常感到的安全和無敵的感覺，和現實並不吻合：世界每一刻其實都有人活在戰爭和暴力的陰影下。九一一的真正震撼，其實在於它暴露了戰爭其實是與我們那麼的接近。世貿災場的痛苦，只是揭露了不公義的世界所帶來的仇恨和暴戾，其實並不只存在於我們所謂現代文明人看不到和接觸不到的第三世界──那些所謂其他人的地方──而是活現在眼前。這種讓人直面暴力殘酷一面的機會，如果從積極一點去想，其實是一個機會讓我們去說出另一種話語，為和平締造更好的條件。這種話語既不是冰冷冷的理性分析語言，讓強權將一己的意志，借託於公義的辭令；也不是充斥情緒甚至仇恨的激情話語，讓痛苦變成掩飾虛弱和私慾的藉口；更不是你死我亡的炸彈語言，意圖消滅一切異類的聲音，而是由人類各自由自己身歷的痛苦出發，從而互相開啟認識他人痛苦的感性（sensibility）言語。

感性言語和同情共感
大規模的戰爭可能遠離了我們今日的文明世界，令人好像已不大會警覺戰爭的殘酷。但世界其實並非沒有戰爭，只不過是戰爭已變得比以前來得「乾淨」，因為我們對戰爭的感覺已遠不如從前。六十年代的越戰，枕藉的傷亡激起熱烈的反戰運動。但自九十年代的波斯灣戰爭開始，戰爭的運作模式已經改變，戰爭不單只發生在子彈橫飛的戰場上，而是結合了對資訊和媒體的操縱。戰場上的血腥殺戮，經過全球媒體的過濾，我們所能接觸的，卻非戰爭殘酷的一面，而是號稱準確無誤的高科技武器，如何精確無誤也默然無聲地殺人。所謂手術式的轟炸，使電視機前的觀眾，無法和真實的戰爭中的殘酷交流接觸。站在代表文明的視像鏡頭後接受訊息的我們，不單不會對戰爭和暴力進行反省，反而發展出容忍和忘記真實戰場上殘暴殺戮的麻木。

與這種現代模式的戰爭感受力相反，同情共感(compassion)的語言，是促進人從自身感受到的痛苦中反省，痛苦對人的意義。從一己的痛苦，思索和感受他人也可能身受的痛苦；從眼前的痛苦，反省過去的、歷史中的，以及未來會發生的痛苦。只有在人們中間發展出這樣一種能體驗痛苦的能力，痛苦才不會容易轉化為恐懼和暴怒，進而孕育歪曲的人格。軍國主義的思想，恐怖主義的極端行為，正是這種建基於恐懼和暴怒的心理缺陷所導致。

所有那些假借公義為名的單聲獨白，所有那些為他人痛苦而高興的純然宣洩，所有那些失去了辯理的能力而訴諸暴力和炸彈的黷武主義，包括國家恐怖主義和平民的恐怖主義，都是恐懼的產物，因為他們已失去那種同情共感的語言去令他們作出反省。現代文明一方面令人覺得世界井然有序、事理黑白是非分明，並令人覺得人類社會有一種共認主持公義的架構。但實質上掩藏了巨大的國際不公義、強權的驕橫，以及對異己的恐懼和排斥。這種文明的排他性使我們日漸失去聆聽的能力、失去理解的能力、失去自身反省的能力，從而變成唯我獨尊、自我中心，使一己的是非觀念容易變成權力慾的無上律令，漠視他人的存在價值，以及被排斥、壓迫、和傷害的痛苦。

國家黷武主義的二元思維
恐怖主義和國家黷武主義（militarism）都是這種現代文明的產物，它們發展出的是盲目排他的各種「原教旨主義精神」（fundamentalism），把世界看成黑白截然二分的非我即敵的世界。這種以簡化的是非判斷把世界劃成敵我的做法，在世界一些地方發展成激進的恐怖主義，將異己都看成異教徒。但在西方文明的世界，敵我二分的想法，亦在過去和平的五十年佔據了人們的思維，形成所謂冷戰意識，世界亦因此被強行劃分成意識形態對抗的敵對陣形。九十年代初，東歐陣營的瓦解讓人以為冷戰結束，但其實冷戰的敵我思維，仍然活在經資本主義西方文明整合統一的世界。問題只在於今日不再是以蘇聯為假想敵，而是給另一種政治辭令，例如文明衝突論所佔據，由所謂文明衝突的角度，去找尋一個西方的假想敵。這些給妖魔化了的假想敵，則提供了西方龐大的軍事工業體制利益不斷擴張其影響力的借口。

冷戰的二分化敵我思維，非敵即友的外交和軍事策略，錯誤地導致美國在八十年代，將拉登一類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視為盟友，獲得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大力支持，只因為認為他們反對蘇軍入侵阿富汗，乃符合美國和西方自身反共抗蘇的利益。當時想不到的只是，西方大力扶持抗蘇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今日竟以美國為他們的頭號敵人，危及美國自身的利益和安全。

和平非常態，戰爭非偶然
一些洞悉二十世紀人類歷史的學者曾經說過，在這一個世紀以來，戰爭和和平交替出現。和平其實並非常態，戰爭亦非偶然爆發，實況是和平只是戰爭的準備而已。第二次大戰之後，世界大規模的戰爭的確暫時止息，但這段和平時期並沒有減低戰爭的危機。人類愈來愈靠近在一起，但有效解決衝突的全球公義架構和理念並不存在。在世界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體制都未能為持久和平奠定基礎的前提下，我們的生活正在日益捲入直接和間接的備戰活動。在心態上、在資源配置上、在政治取向上，我們都在不斷積累暴戾和憎恨，孕育恐懼、排他、不容異見的情緒，並且以不同方式崇尚武力、英雄氣慨，一步一步磨蝕人的反省能力和聆聽他人說話、了解他人痛苦的耐心。

在一個失去了同情共感這種語言的世界，九一一的悲劇性災難，只會一再重臨，把所有人都捲入殺戮的惡性循環中去。九一一事件和繼後新阿富汗戰爭悲劇的教訓是：我們必須面對恐怖主義、正視恐怖主義、根除恐怖主義。任何一個國家、民族或信仰，當黷武的恐怖主義在其中滋長時，所受到最多傷害的，往往不是暴力攻擊的對象，而是這個國家、民族或信仰的內部。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政權極端的摧殘和踐踏女性權利，正是一種內部長期存在、給世人遺忘了的禍害。而在九一一襲擊發生之後，美國國內的種族主義行徑蔓延、惡化，人權自由受大幅削弱，反對聲音消失、輿論一律。如果我們無法從根柢處消滅滋生恐怖主義的原因，世界在這新世紀的前途並不美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