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清朝統治者在文化領域實行殘酷的“文字獄”政策，清朝的文人學者們被迫將精力放在了金石學、文字學和考古學等方面，明末清初以個性張揚為核心的濃鬱的浪漫書風就此終結。
清代書壇基於上述原因加上大量碑版的出土，使得沒落了幾千年的篆隸書法及篆刻藝術重新大放異彩。篆書及篆刻方面暫不說，單在隸書方面就有鄭谷口、伊秉綬、鄧石如、陳鴻壽、吳讓之、趙之謙、何紹基等名家重鎮。這其中我個人認為以伊秉綬和何紹基的藝術成就最高。
伊秉綬的隸書在筆劃上與傳統漢隸有很大的不同，他省去了漢隸橫畫的一波三折，代之以粗細變化甚少的平直筆劃；漢隸的扁平結體在他手上也不複存在，只剩下粗木搭房般的笨拙造型，然而這不是技窮後的造做，而是在深入把握住漢隸神髓後的一次變異。伊秉綬洞悉藝術樸素真摯的本質，但又深受儒家審美的影響﹕於是一方面，他的隸書和齊白石的篆書一樣筆力扛鼎、雄渾磅礡，另一方面他又氣韻收斂，文氣十足，異於白石老人的姿肆奔放。
如果說他以建築般的結構取得成功，他和歐陽詢的楷書異曲同工；如果說他以減少用筆動作將線條單純化而取得成功，他和八大山人不謀而合。在這二個方面和他都相似的，我覺得有篆刻領域的黃牧甫。另外伊秉綬的行草書亦不容忽視，與他的隸書相比，我個人更偏愛他的行草，那同樣是氣韻極高的書法，雖然在造型上還未脫魯公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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