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台、港經濟戰略与政策運用之比較
——台灣經濟戰略和政策運用
自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之後，蔣中正先生制定了台灣的長期經濟戰略，其宗旨是，能讓民間去做的，政府絕不干預，大力發展私人經濟。並根據當時的台灣現狀制定了出口加工為主的外向型經濟。上世紀七十年代，蔣經國先生又制定了高科技產業政策。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李登輝先生又將台灣經濟政策定位於國際，號召台灣企業走出台灣，走向南亞和非洲。坦率地講，台灣當局的經濟政策是極為成功的，不僅將人口密集度位居世界第二的台灣經濟帶領到了世界，而且為未來的台灣發展和經濟轉型鋪墊了良好的基礎。
我們都知道，台灣是個海島，缺乏資源，由於和中國大陸抗衡，安全更無保證。資本外逃更是台灣的主要問題。在台灣發展的過程中，資本外逃是影響台灣發展的主要因素，在政治軍事上全面依賴美國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但正是這種全方位的美國化，才促使台灣經濟得到了更多的利益和發展，成為日本和美國的主要的工廠，並逐步發展出自己的主流企業。縱觀台灣經濟戰略無非加工為本，制造為主。逐步提升產業技術，擴大海外市場。事實上，在上世紀的國際競爭中，這個簡單的經濟戰略確實讓台灣得到了最大的實惠，并使台灣在國際社會嶄露頭角，迅速躍入發達地區之列。
在兩蔣執政期間，值得一提的是寬松的金融環境，蔣中正了解台灣的基本情況，也更清楚華人的心態，所以在私人金融政策上放的很開，特別是私人銀行的入門檻很低，同時大量鼓勵民間金融互助組織的建立，在農村和城市都有不同類型的互助組（即所謂的“鏢會”）。這些小型的類金融機構為台灣創業者提供了更多的融資渠道，也為台灣的小型加工企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台灣經濟已經起飛成功，國際環境也有了很大的改變。簡單出口加工企業的發展出現了瓶頸，台灣當局提出了品質提升和技術提升的戰略主張，同時鼓勵商人向海外發展。目前活躍在海外的台灣貿易商人，大多都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離開台灣到海外發展的，這些商人為後來的台灣產品出口和市場擴張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亞洲國家經濟起飛的經驗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和稱贊。
提到近期台灣經濟戰略問題就不得不提到李登輝先生。作為一個復雜多樣性的李登輝先生，各人的解讀不同。數年前，我曾受邀參加世界台商年會，與李登輝先生有過短暫會談。盡管我不贊成李登輝先生的政治理念，更反對李登輝先生“台灣第一”，過于狹隘的“台灣民族主義”主張，但我依然對李登輝先生過人的敏銳和洞察力感到佩服。在李登輝先生的一生中有兩件值得大書特書的地方，他的這兩個決策一個被證明是超人的遠見，被歷史證明對台灣經濟和社會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另一個則在實施中夭折，但未來必將被證明是正确的經濟決策。
當年國民政府遷台，蔣中正推行土地改革方案，採用不流血的政策使台灣農民耕者有其田。并制定了相應的政策來穩定土地政策和農民，以避免大量的農業失業人口沖擊脆弱的城市。這個政策的主要規定就是土地只能在農耕者之間買賣，城市居民不得占有土地。當時的台灣工業不發達，政府為了發展經濟，全力支持工業，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工業的傾斜性政策，這些政策同樣也損害了部分農民的利益。農民的穩定會關系到城市的穩定，整體社會的穩定。到了上世紀七十代，台灣工業起飛，逐步走向規模化，工業利潤遠高于農業利潤。這樣一來，大量的農業人口湧入城市，農民渴望財富的欲望也不斷顯露。而當時的台灣工業企業也急需土地擴大生產。于是，在這個背景下，工業財團和地產商就提出了放寬土地買賣的要求，要政府允許非自耕農與企業自由買賣土地。其理由很簡單：“一，讓企業參與農業經營，提高生產效率。二，擴大企業規模，降低企業發展成本，加速台灣向工業化國家發展。三，讓更多的農民轉向工業，全台灣城市化。四，相對于城市工作，農民的收入并沒有實質上的減少，減少土地對農民影響不大。表面看這些理由很合理，實際上卻隱藏著更多的問題。其一是土地自由買賣并不一定全部會轉變成工業，在地少人多的台灣更可能成為投機的工具。其二，農民無法一下轉變成為熟練的產業工人。其三，城市在沒有更充分的准備下，無法接納大量的失業農民，還會引發社會動蕩，增加社會發展成本。以當時的台灣情況看，工業化剛剛開始，土地價格低廉，每甲只有四萬新台幣，而台灣工業企業由于在政策扶持下，在十幾年的發展中都擁有了高額的資本積累。當時台塑集團就游說政府放寬土地政策，要收購十萬甲土地。合當時五十萬農民的自耕土地。面臨巨大的社會壓力和財團壓力。李登輝先生獨自一人力排眾議，當面頂撞蔣經國先生，反對開放土地買賣。力主將資本引入農村，過渡到台灣工業化后期，全社會進行社會資產再分配，解決社會貧富分化問題和工農業分化問題。經過力爭，得到了蔣經國先生的認同。過了十多年，台灣完成工業化，經濟發展到了較高的水平後，台灣放寬了土地政策。這時候的土地價格已經從每甲四萬新台幣上升到了三千萬到四千萬不等。大量的農民因為出賣土地而得到了多年的補償，享受到了國家工業化的經濟成果。社會財富再次通過土地買賣得到了再分配，避免了大量農民的破產。工農業發展平衡，同時造就了大量的中產階級，使台灣社會更趨向穩定。另一方面，在經濟上，出讓土地造成了部分人群的資本富裕，社會消費和投資都帶動了起來。換句話說就是增加了內需，促進了消費和投資。如此一來，更有力促進了台灣經濟的持續增長。重要的是這些“暴富”的農民拿到出賣土地的財富之後，為了今後的生計都在尋找新的經濟投資點，可台灣幾十年的經濟發展造成了傳統產業競爭極為激烈的狀況，想在傳統產業中謀求發展已經變得極為困難。這就逼迫“暴富”的農民不得不將資本轉向高風險的高技術行業。有心的人士了解一下台灣高科技企業，特別是技術含量高，資本密集度大的電子芯片制造業，就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這些高科技企業的創辦資本和主要股東，大部分是出賣土地之後“暴富”的台灣農民。正是這些知識水平不高的“暴富”農民，成為台灣產業提升和轉型的資本輸入者，而這點則可以算是台灣土地政策的意外收獲。如果評價一個人的是非功過，至少在這個問題上，李登輝先生為台灣百姓和社會做的貢獻就值得一書，這個做法同樣也值得有類似問題的國家和地區學習借鑒。
李登輝先生失敗的一個長遠經濟戰略是提出了在台灣建立“亞洲營運中心”的構想。盡管這個政策失敗了，但它仍不失是個極有遠見、充滿智慧的主張。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大陸經濟開放，台灣面臨著再次進行艱難選擇的困境。所謂“亞洲營運中心”實際上就是要建立一個以台灣為中心的自由貿易經濟圈。這原本是個老話題，台灣的經濟成長到了一定程度之後，經濟和產業瓶頸壓力增大，必須另尋一條出路。由於台灣的地理環境和國際環境，以及資源，人力，技術，資本等問題，台灣可以選擇的路徑很少。如果單獨以台灣立場考慮，台商投資中國大陸實際上並不是最好的選擇，盡管大陸勞動力低廉，物資豐富，內需強大，台商進入大陸可以取得暫時的成功。但從長遠看，勢必出現對中國大陸的依賴，從而對台灣形成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雙重鉗制。而以目前台灣越來越少的談判條件看，台商投資大陸就是引頸自殺。如果從長遠打算，台灣更適合建立亞洲自由經濟圈，成為亞洲貿易中心。正因為這個主導思想，當時的台灣政府實施了台商南下政策。引導台商投資南亞國家和南非洲國家。但人算不如天算，南亞國家政局不穩定，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等的政局不穩，無法讓台商安定。南非政府雖然提供了低息貸款，免稅，投資補助等措施，但白人政府很快被推翻，政治動蕩加上治安極差，造成投資的台商內心恐慌。與此同時，中國大陸敞開懷抱，使用各種手段吸引台商。加上大陸和台灣沒有語言障礙，思想理念接近，大陸政府管制松懈，華人的投機取巧心態可以在大陸充分發揮，黑金政治與生意能和台灣早年接軌。盡管李登輝先生大聲疾呼，但仍阻擋不了台商涌入大陸。特別是一些面臨破產的中小加工企業在大陸絕處逢生的故事，怎又能不具備誘惑力呢？與此同時，中共全力進行外交封殺，台灣這個亞洲營運中心的構想在李登輝先生下台之日宣告無疾而終。
事實上，台灣施行“亞洲營運中心”的計劃是個極有遠見的經濟戰略，非常符合台灣的實際情況，也是為台灣未來找到一條唯一出路。台灣在制造技術上尚無法趕超日本，企業也都要是小型加工企業，沒有韓國政府扶持的大型企業集團，更沒有美國的世界品牌和資本。台灣唯一可以值得驕傲的就是遍布全球的中小貿易商，而這正是台灣的優勢。建立“亞洲營運中心”實際上就是建立以台商為主的商業連鎖批發。從另一個層面控制經濟，使台灣能長久處於不敗之地。此計劃看似簡單沒有甚麽高技術含量，但卻是個可行並非常有效的經濟戰略。事實上當我們看到美國Wal-Mart商業連鎖店成為世界第一商業企業的時候，我們還會因為它是最原始的商業零售方式而小瞧它嗎？李登輝先生當初的設想正是最現實，最實際，最可行，最有戰略意義的經濟部署。可惜的是華人天生的短視使台商無法看到此構想的未來利益，中國大陸也因為政治原因而全力封殺台灣這一長遠計劃。
當民進黨執政後，台灣陷入了政黨混戰。陳水扁政府執政一年來從沒有公布過一個具有水准的經濟戰略。政治成為經濟的主導，這更葬送了台灣的未來。一個月前，台灣當局開始討論電子芯片工廠是否被允許到大陸投資的問題。無論民間，企業還是政府，各說各的理，爭執不下。去年，台積電的一位高級主管來美訪問，我和他談到了台灣高級產業外移大陸的問題。這位主管主張將工廠全部移到大陸，並痛罵台灣當局經濟政策的荒謬。當時我說：“陳水扁高喊台灣第一，主張台灣獨立，實際上他是台灣最大的罪人。至少在經濟上沒有任何主張，將台灣拖入了歷史的深淵。在目前，台灣當局最重要的是進行經濟轉型，無論如何，照目前的狀況進行下去，不出五年，台灣就會完全衰落。初中級產品有大陸的強力競爭，高級產品有韓國，日本在夾擊。高科技產品比不上美國，又沒有自己的品牌戰略。現在政府只顧政治惡斗，又不進行商業布點，台灣的出路在哪里？以台灣目前的產業支柱電子芯片制造業談，論技術不是台灣獨有，只要大陸肯出錢，就可以在國際市場上買到技術和人才。大陸低廉的成本會將台灣企業在短期內打垮。目前大陸沒有人關注台灣經濟問題，如果想在最快的時間內打垮台灣，大陸政府只要集中資本和人才在大陸建設兩家大規模的十二英寸芯片制造廠，台灣的電子代工廠就會因為成本競爭的原因蜂擁奔向大陸，台積電也會主動投奔大陸，如此一來，在主力企業的帶動下，下游企業也會跟進大陸，台灣不出三年就會全面空洞化，而在空洞化的同時又沒有新的經濟熱點，台灣經濟何處去？台灣靠賣檳榔來維持經濟增長嗎？還會有人討論八英寸芯片制造廠是否被允許投資大陸的問題嗎？”
坦率地講，我一直對台灣抱有很大期望，希望台灣能對大陸的民主和經濟起一個表率作用，但目前的台灣卻令我十分失望。政黨輪換並沒有帶來經濟的繁榮，反而是政黨惡斗，族群對立，經濟沒有計劃更談不上長期戰略。台灣當局表面順應民意，實際上是朝令夕改，不知所終。在整個世界全面轉型的新時期，台灣當局的表現更將使台灣喪失發展的機會，更有可能因為經濟的倒退而使民主進程全面倒退，更有可能會出現專制制度的復辟。經濟本是政治的基礎，當一個政府將政治當做經濟的基礎而本末倒置時，未來的局面就極為可怕了。一個政府不是為了管理人民，而是要讓人民生活的更好，引導人民開創更美好的明天。也許，在陳水扁的執政期間，我可能看不到台灣的經濟戰略，但更堪懮的是台灣百姓尚未察覺未來的可怕。沒有了經濟戰略的指引，台灣將走向何方？很多時候，經濟往往不單純是經濟問題，它所引發的政治問題可能會更大。悲哀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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