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指西漢（前202年-8年）時，由張騫出使西域開闢的從長安（今西安）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並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這條道路也被稱為「西北絲綢之路」以區別日後另外兩條冠以「絲綢之路」名稱的交通路線）。因為由這條路西運的貨物中以絲綢製品的影響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於兩漢時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條路線。
廣義的絲綢之路指從上古開始陸續形成的，遍及歐亞大陸甚至包括北非和東非在內的長途商業貿易和文化交流線路的總稱。除了上述的路線之外，還包括在南北朝時期形成，在明末發揮巨大作用的海上絲綢之路和與西北絲綢之路同時出現，在元末取代西北絲綢之路成為路上交流通道的南方絲綢之路等等。
絲綢之路（德語：die Seidenstrasse）一詞最早來自於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77年出版的《中國》，有時也簡稱為絲路。
雖然絲綢之路是沿線各國共同促進經貿發展的產物，但很多人認為，中國的張騫兩次通西域，開闢了中外交流的新紀元。併成功將東西方之間最後的珠簾掀開。從此，這條路線被作為「國道」踩了出來，各國使者、商人沿著張騫開通的道路，來往絡繹不絕。上至王公貴族，下至乞丐獄犯，都在這條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跡。這條東西通路，將中原、西域與阿拉伯、波斯灣緊密聯繫在一起。經過幾個世紀的不斷努力，絲綢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廣義上絲路的東段已經到達了韓國、日本，西段至法國、荷蘭。通過海路還可達意大利、埃及，成為亞洲和歐洲、非洲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友誼之路。
路線
絲綢之路一般可分為三段，而每一段又都可分為北中南三條線路。
東段：從長安到玉門關、陽關。（漢代開闢）
中段：從玉門關、陽關以西至蔥嶺。（漢代開闢）
西段：從蔥嶺往西經過中亞、西亞直到歐洲。（唐代開闢）
以下為絲路各段上的重要城市名稱（括號內為古地名）。
東段
東段各線路的選擇，多考慮翻越六盤山以及渡黃河的安全性與便捷性。三線均從長安出發，到武威、張掖匯合，再沿河西走廊至敦煌。
北線：從涇川、固原、靖遠至武威，路線最短，但沿途缺水、補給不易。
南線：從鳳翔、天水、隴西、臨夏、樂都、西寧至張掖，但路途漫長。
中線：從涇川轉往平涼、會寧、蘭州至武威，距離和補給均屬適中。
參見
西安（長安）：須彌山石窟、麥積山石窟、炳靈寺石窟
武威（涼州） 張掖（甘州） 酒泉（肅州）
敦煌（沙州）：莫高窟、榆林窟 公元10世紀時期北宋政府為繞開西夏的領土，開闢了從天水經青海至西域的「青海道」。成爲宋以後一條新的商路。
中段
往返於絲綢之路上的商隊。中段主要是西域境內的諸線路，它們隨綠洲、沙漠的變化而時有變遷。三線在中途尤其是安西四鎮（640年設立）多有分岔和支路。
參見 天水 西寧 伏俟城 索爾庫裏盆地（索爾庫裏）
南道（又稱於闐道）：東起陽關，沿塔克拉瑪乾沙漠南緣，經若羌（鄯善）、和田（於闐）、莎車等至蔥嶺。
陽關 若羌（鄯善） 且末
尼雅（精絕），西漢時期西域三十六國之一。
和田（於闐）
中道：起自玉門關，沿塔克拉瑪乾沙漠北緣，經羅布泊（樓蘭）、吐魯番（車師、高昌）、焉耆（尉犁）、庫車（龜茲）、阿克蘇（姑墨）、喀什（疏勒）到費爾乾納盆地（大宛）。
玉門關 樓蘭（為鄯善所兼併，現屬新疆若羌縣）
吐魯番（高昌）：高昌故城、雅爾湖故城、柏孜克裡克千佛洞
焉耆（尉犁）
庫車（龜茲）：克孜爾千佛洞、庫木吐喇千佛洞
阿克蘇（姑墨） 喀什（疏勒）
北道：起自安西（瓜州），經哈密（伊吾）、吉木薩爾（庭州）、伊寧（伊犁），直到碎葉。
哈密，水道縱橫盛產哈密瓜
烏魯木齊，迴文意思解作美麗的草原 伊寧（伊犁） 碎葉
西段
自蔥嶺以西直到歐洲的都是絲綢之路的西段，它的北中南三線分別與中段的三線相接對應。其中經裡海到君士坦丁堡的路線是在唐朝中期開闢。
北線：沿鹹海、裡海、黑海的北岸，經過碎葉、怛羅斯、阿斯特拉罕（伊蒂爾）等地到伊斯坦堡（君士坦丁堡）。
烏魯木齊 阿拉木圖（哈薩克）
江布爾城（怛羅斯，今哈薩克斯坦城市）
托克瑪克（碎葉，今吉爾吉斯城市） 薩萊（俄羅斯）
薩克爾 伊斯坦布爾（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城市）
中線：自喀什起，走費爾乾納盆地、撒馬爾罕、布哈拉等到馬什哈德（伊朗），與南線匯合。
喀什或喀什葛爾 白沙瓦：哈拉和林大道 喀布爾
巴米揚：著名的巴米揚大佛在2001年被塔利班摧毀。
南線：起自帕米爾山，可由克什米爾進入巴基斯坦和印度，也可從白沙瓦、喀布爾、馬什哈德、巴格達、大馬士革等前往歐洲。
馬什哈德（伊朗） 薩卜澤瓦爾 赫卡托姆皮洛斯（Hecatompylos，番兜，和櫝，可能位於如今的伊朗達姆甘和沙赫魯德之間。）
德黑蘭 哈馬丹 克爾曼沙汗 巴庫拜（伊拉克） 巴格達
阿布哈里卜 費盧傑：沿幼發拉底河至阿列頗。 拉馬迪
阿列頗（敘利亞） 大馬士革 阿達納（土耳其） 科尼亞
安條克 布爾薩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堡） 其他
此外還有，還有主要與南亞交流的南方絲綢之路和沿海路行進的海上絲綢之路。
南方絲綢之路
南方絲綢之路是經現今由中國貴州和雲南達到印度的通商孔道。
公元前126年，在外漂泊13年的張騫回到長安，向漢武帝彙報西域的情報，促使武帝大破匈奴。同時張騫還彙報說，在漢帝國西南可能有一條途經身毒（今印度）的秘道，通往大夏（今阿富汗、巴基斯坦）。這一消息引起了漢武帝高度重視，於是派出4路人馬前往探索，卻被藏在深山峻嶺中的當地部族阻擋。其中一路幸運來到滇池。滇王熱情款待了遠方來客，並留他們一住就是十來年。其間幫助他們西行，卻為昆明人所阻，終未能完成對身毒的探險。
這就是南方絲綢之路的由來。中國於1950年代從古滇墓葬遺址中出土的文物中，發現部份來自西域遠至今阿富汗的地方。由此証明南方絲綢之路當年已存在。
唐代南方絲綢之路 《新唐書·藝文志》記有地理學家賈耽所著的《皇華四達記》書名，全書已失，原七道只剩下五：安西入西域道、六：安南通天竺道和七：廣州通海夷道，詳細記錄了唐代由中國經交州、廣州通西域、印度，遠至巴格達的通路：
安南-交趾-太平-峰州-南田-忠城-多利州-朱貴州-丹棠州-古涌步-湯泉州-曲江-劍南-通海鎮-安寧故城-靈南城-白崖城-蒙舍城-龍尾城-太和城-永昌郡-諸葛亮城-悉利城-驃國-黑山-東天竺-伽羅都河-奔那伐檀那-中天竺-恆河-摩格陀
諸葛亮城-騰充城-麗水城-龍泉水-安西城-彌諾江-大秦婆羅門國-大嶺-
最早研究南方絲綢之路是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曾著《交廣印度兩道考》對南南方絲綢之路的陸道和海道有深入的研究.
歷史發展 [編輯] 公元前1世紀以前 [編輯] 上古時期
大約是漢朝晚期的馬塑像。早在遠古時期，雖然人類面對著難以想象的天然艱險的挑戰，但是歐亞大陸東西之間並非像許多人想象中那樣地隔絕。在尼羅河流域、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黃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存在著一條由許多不連貫的小規模貿易路線大體銜接而成的草原之路。這一點已經被沿路諸多的考古發現所證實。這條路就是最早的絲綢之路的雛形。
早期的絲綢之路上並不是以絲綢為主要交易物資，在公元前15世紀左右，中國商人就已經出入塔克拉瑪乾沙漠邊緣，購買產自現新疆地區的和田玉石，同時出售海貝等沿海特產，同中亞地區進行小規模貿易往來。而良種馬及其他適合長距離運輸的動物也開始不斷被人們所使用，令大規模的貿易文化交流成為可能。比如阿拉伯地區經常使用，耐渴、耐旱、耐餓的單峰駱駝，在公元前11世紀便用於商旅運輸。而分散在亞歐大陸的游牧民族據傳在公元前41世紀左右即開始飼養馬。雙峰駱駝則在不久後也被運用在商貿旅行中。
另外，歐亞大陸腹地是廣闊的草原和肥沃的土地，對於游牧民族和商隊運輸的牲畜而言可以隨時隨地安定下來，就近補給水、食物和燃料。這樣一來一支商隊、旅行隊或軍隊可以在沿線各強國沒有註意到他們的存在或激發敵意的情況下，進行長期，持久而路途遙遠的旅行。
最初的發展
在商代帝王武丁配偶墳塋的考古中人們發現了產自新疆的軟玉。這說明至少在公元前13世紀，中國就已經開始和西域乃至更遠的地區進行商貿往來。依照晉人郭璞在《穆天子傳》中的記載，前963年周穆王曾攜帶絲綢、金銀的貴重品西行至裡海沿岸，並將和田玉帶回中國。雖然這種說法的真實性還沒有定論，但是目前在絲綢之路沿線的考古中，確實出土了部分在這一時期的絲綢製品。
在中國戰國時期，中原地區已經存在了相當規模的對外經濟交流。《史記·趙世家》中記錄了蘇厲與趙惠文王的一段對話：「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非王有已」蘇厲用趙國通過對外貿易得到的財富威脅趙惠文王一段從側面說明瞭這一點：因為人們相信，「昆山之玉」即為崑崙山下出產的軟玉，而胡犬則是產自中亞、西亞的一個狗的品種。
隨著公元前5世紀左右河西走廊的開闢，帶動了中國對西方的商貿交流，西域地區諸如鄯善、龜玆等國家紛紛在這一時期逐漸出現。而當時的歐洲國家已經出現了「賽裡斯」（Seres，源自希臘語言「絲」，從漢語「絲」的音轉化的「Ser」。）——對中國的稱呼。這種小規模的貿易交流説明在漢朝以前東西方之間已有經過各種方式而持續長時間的貿易交流。
青金石是在早期絲綢之路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商品之一，如今也是一種重要的寶石。不僅僅是絲綢，同時絲綢之路上另一件著名的商品，產自今阿富汗巴達克山的青金石早在公元前31世紀就開始出現在中國、印度、埃及——這意味著中亞地區的商旅貿易開始的時間要比這一地區部分國家的誕生還要早些。約1000年後，天青石的貿易開始傳入印度的哈拉帕（Harappa）。後來成爲佛教七寳之一。
作爲世界上最早出現國家的文明之一，目前很多考古發現證明埃及人在很早以前就開始從事北非、地中海及西亞的貿易。人們相信，在前14世紀時期，埃及人已經造出了船。
在埃及，人們發現了距今5000餘年，產自阿富汗的天青石，説明埃及人已經開始沿著這條時候被稱爲絲綢之路的道路上，展開了一定規模的貿易。一些人認爲是前1070年左右絲綢殘骸的碎片已經被發現，這意味著至少在前1070年埃及可能已經與中國有了間接的貿易往來。不過此後不久絲綢在埃及的地位一落千丈，並絕跡於此後很長一段時間的史冊。同時，這些前11世紀的絲綢究竟是中國養蠶技術所出現的絲綢，還是一個來自地中海沿岸或者中東的「荒野絲」，就是一個極有爭議的話題了。
在一統巴比倫和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帝王大流士一世（前521年至前485年）統治下，四處擴張的波斯建立了在中、西亞的地區強權。史料記載這位帝王喜愛愛琴海生產的鮮魚和故鄉帕提亞的水。為此大流士建立了一條連接安息帝國首都蘇薩（位於底格裡斯河下游流域）到小亞細亞以佛所和國土各地的「波斯御道」，這條僅由王室使用的皇道在沿線各段設立驛站，藉助每個驛站的好馬和馭手皇室所需要的一切通過這條道第一時間送至首都，再將帝王的指令傳播到波斯全國。依照皇道的效率，一位向大流士進獻快信的人只需9天即可送至首都，而同樣的距離對於普通人而言需要3個月。一方面安息利用這樣一條遍及各地的古代國道加強了中央政府對各地的統治，另一方面也直接帶動了這一地區的商貿活動。
在亞歷山大建立他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有學者認為，這就是中國古籍記載的「犁軒」，伯希和：《犁靬為埃及亞歷山大城說》，見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二捲）第七編，商務印書館，1995年。）後，他的繼承者托勒密一世在前323年最終控制了埃及。希臘人開始積極促進小亞細亞、印度和東非之間通過希臘管轄的港口進行的貿易活動，在陸地上希臘人也一樣在貿易領域非常活躍。這一時期歐亞之間的繁榮的經貿並不僅是希臘人的成就，地處阿拉伯半島及中亞的阿拉伯人——尤其是那巴提斯人（前106年為羅馬帝國所滅）為中亞的貿易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這幅獸皮壁畫上的戰士可能是希臘人，但也有人認為這是受到希臘文化影響後出現的西域士兵。推定作畫年代為前3世紀—前2世紀。希臘人的第一步就是利用帝國在中亞乃至更東方的擴張來打通並控制東西方之間的陸上絲綢之路，帝國東部邊境也許已經到達了大宛國（今吉爾吉斯費爾乾納）——如今中國新疆省的西部。如今人們在這一帶的考古發現了亞歷山大大帝在前329年建立的城市——苦盞（希臘人命其為「極東亞歷山大城」，即亞歷山大東徵的最遠處）。
接下來的300年間，希臘人保持了這個龐大帝國在亞洲的統治。塞琉古帝國（Seleucid，參見已不存在國家列表）的將領歐提德姆斯據大夏和粟特獨立，他和他的兒子德米特裡（死於公元前167年）向四周塞種人地區、安息和大宛擴張領土。繼續沿著亞歷山大過去的道路向西拓展。在大夏國王歐提德姆斯（前
230-200
年）執政時期國土達到極致：大夏控制的土地不僅超越了複次忽氈，有證據顯示他們的偵察隊在前200年左右已經到達過喀什，這是有史以來最早的，有據可考的一次連接中國與西方的活動。古希臘歷史學家[[en:Strabo|斯特雷波]曾這樣評價這次行動「他們甚至將自己國家的國土拓展至塞裡斯（中國）和弗林尼（Phryni）。」（參見古代歐亞的交界地--諸文明的匯聚區和傳播區，《世紀中國》）。
小結 但這種交流不完全等同於公元前1世紀繁榮的的絲綢之路，也並沒有持續下來。隨著游牧民族的不斷強盛，他們同定居民族之間發生了不斷的爭鬥，之間也在不斷的分裂、碰撞、融合，這使原始的文化貿易交流僅存於局部地區或某些地區之間。不過，隨著各定居民族的強國的不斷反擊和擴張，這些國家之間往往發生了直接接觸，如西亞地區馬其頓亞歷山大的東徵、安息王朝與羅馬在中亞和地中海沿岸的擴張，大夏國對阿富汗北部、印度河流域的統治，以及促使張騫動身西域的大月氏西遷。這些都説明上述地區之間進行大規模交通的要素已經具備，出入中國的河西走廊與聯通大陸上各國的道路業已被遊牧民族所熟知。
而且同時連同中國與歐洲之間的西域地區小國林立，中亞地區也是戰火紛飛。西域西北側與中國北方又有強大的匈奴在側，控制西域諸國，與周邊民族和中國中原王朝爭鬥不止。經濟文化的交流僅僅是一個相對安定的地區內才能做到的。所以當時的東西方之間並沒有深刻的瞭解，對文化上的交流更是相互隔絕。就連上古曾經存在過的貿易往來，這是也往往變成了傳說和神話，殘留在東西方人民的心中。
公元前1世紀到7世紀 [編輯] 張騫的西行
張騫出西域圖（敦煌壁畫）前2世紀，中國的西漢王朝經過文景之治後國力日漸強盛。第四代皇帝漢武帝劉徹為打擊匈奴，計劃策動西域諸國與漢朝聯合，於是派遣張騫前往此前被冒頓單於逐出故土的大月氏。建元二年（前139年），張騫帶一百多隨從從長安出發，日夜兼程西行。張騫一行在途中被匈奴俘虜，遭到長達十餘年的軟禁。他們逃脫後歷盡艱辛又繼續西行，先後到達大宛國、大月氏、大夏。在大夏市場上，張驀看到了大月氏的毛氈、大秦國的海西布，尤其是漢朝四川的鄧竹杖和蜀布。他由此推知從蜀地有路可通身毒、大夏。前126年張騫幾經周折返回長安，出發時的一百多人僅剩張騫和一名堂邑父了。史書上把張騫的首次西行譽為「鑿空」即空前的探險。這是歷史上中國政府派往西域的第一個使團。前119年，張騫時任中郎將，又第二次出使西域，經四年時間他和他的副使先後到達烏孫國、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國。
自從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國，向漢武帝報告關於西域的詳細形勢後，漢朝對控制西域的目的由最早的制禦匈奴，變成了「廣地萬里，重九譯，威德遍於四海」的強烈願望。爲了促進西域與長安的交流，漢武帝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給的貨物，到西域各國經商。這些具有冒險精神的商人中大部分成爲富商巨賈，從而吸引了更多人從事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活動，極大地推動了中原與西域之間的物質文化交流，同時漢朝在收取關稅方面取得了巨大利潤。出於對匈奴不斷騷擾與絲路上強盜橫行的狀況考慮，加強對西域的控制，漢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設立了漢朝對西域的直接管轄機構——西域都護府。
以漢朝在西域設立官員為標誌，絲綢之路這條東西方交流之路開始進入繁榮的時代。
大規模的貿易
古羅馬Menade身著絲綢外衣，該壁畫現存於意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館。當羅馬人在公元前30年征服埃及後，加之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國後遠東中國傾國力向西拓展的機遇，通過絲路的交流與貿易在印度、東南亞、斯里蘭卡、中國、中東、非洲和歐洲之間迅速發展。無數新奇的商品、技術與思想來是源源不斷的歐亞非三洲的各個國家。大陸之間的貿易溝通變得規則、有序。
羅馬人很快就加入到這條商道中，從1世紀起羅馬人開始狂熱的迷戀著從帕提亞人手中轉手取得的中國絲綢——即便當時的羅馬人相信絲綢是從樹上摘下來的。「賽利斯人們（中國人）以從他們的樹林中獲取這種毛織品而聞名於世。他們將從樹上摘下的絲綢浸泡在水中，再將白色的樹葉一一梳落。（絲綢的）生産需要如此多的勞役，而它們又來自於地球的彼方，這令羅馬的少女們可以身著半透明的絲衣在大陸街上炫耀。」（老普林尼，《博物學》）
那時，絲綢成爲羅馬人狂熱追求的對象。古羅馬的市場上絲綢的價格曾上揚至每磅約12兩黃金的天價。造成羅馬帝國黃金大量外流。這迫使元老院斷然制定法令禁止人們穿著絲衣，而理由除了黃金外流以外則是絲織品被認爲是不道德的「我所看到的絲綢衣服，如果它的材質不能遮掩人的軀體，也不能令人顯得莊重，這也能叫做衣服？……少女們沒有註意到她們放浪的舉止，以至於成年人們可以透過她身上輕薄的絲衣看到她的身軀，丈夫、親朋好友們對女性身體的瞭解深知不多於那些外國人所知道的」（Seneca
the Younger，《雄辯集》，第一卷）
史料記載克利奧帕特拉，這位艷後也是一位絲綢愛好者。不僅僅是羅馬人對來自東方的神奇玩意兒感興趣。埃及歷史上著名的艷後克利奧帕特拉也曾經被記載穿著絲綢外衣接見使節，並酷愛絲綢製品。97年，東漢將軍班超在重新建立起漢朝在中亞地區的主導地位後，派甘英攜帶大量絲織品到達條支（可能是今日土耳其的安條克），而當時安條克以南正是埃及和安息爭奪的國土。因而中國與埃及最早的官方溝通應當就是在這一時期。
而記載中的中國和其他大國的官方溝通似乎不止於此。《後漢書》記載了公元166年羅馬使節通過絲綢之路來到中國，並在中國建立了大使館的紀錄。
然而，當中國進入東漢時代以後，由於內患的不斷增加，自漢哀帝以後的政府放棄了對西域的控制，令西域內部紛爭不斷，後期車師與匈奴年年不斷的戰爭更令出入塔克拉瑪乾的商路難以通行，當時的中國政府為防止西域的動亂波及本國，經常關閉玉門關，這些因素最終導致絲路東段天山北南路的交通陷入半通半停。
7世紀到12世紀 [編輯] 二度繁榮
駱駝上的西方人，收藏於上海博物館。隨著中國進入繁榮的唐代，西北絲綢之路再度引起了中國統治者的關註。為了重新打通這條商路，中國政府借擊破突厥的時機，一舉控制西域各國，並設立安西四鎮作為中國政府控制西域的機構，新修了唐玉門關，再度開放沿途各關隘。並打通了天山北路的絲路分線，將西線打通至中亞。這樣一來絲綢之路的東段再度開放，新的商路支線被不斷開闢，人們在青海一帶發現的波斯銀幣是目前中國境內最多的，這證明青海也隨著絲路的發展成為與河西走廊同等重要的地區，加上這一時期東羅馬帝國、波斯（7世紀中葉後阿拉伯帝國取代了波斯的中亞霸權）保持了相對的穩定，令這條商路再度迎來了繁榮時期。
與漢朝時期的絲路不同，唐控制了絲路上的西域和中亞的一些地區，並建立了穩定而有效的統治秩序。西域小國林立的歷史基本解除，這樣一來絲綢之路顯得更為暢通。不僅是阿拉伯的商人，印度也開始成為絲路東段上重要的一分子。往來於絲綢之路的人們也不再僅僅是商人和士兵，為尋求信仰理念和文化交流的人們也逐漸出現在這一時期。中國大量先進的技術通過各種方式傳播到其他國家，並接納相當數量的遣唐使及留學生，讓他們學習中國文化。同時佛教、景教各自迎來了在中國廣泛傳播的機會，一時間唐朝人在文化方面得到了極大的滿足。
敦煌石窟壁畫中的唐僧禮佛圖。絲路商貿活動的直接結果是大大激發了唐人的消費慾望，因為商貿往來首先帶給人們的是物質(包括錢財等)上的富足，這些都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其次是不同的商品來源地域帶給人們的精神差異的影響。絲路商貿活動可謂奇貨可點、令人眼花繚亂，從外奴、藝人、歌舞伎到家畜、野獸，從皮毛植物、香料、顏料到金銀珠寶礦石金屬，從器具牙角到武器書籍樂器，幾乎應有盡有。而外來工藝、宗教、風俗等的隨商進人更是不勝枚舉。
這一切都成了唐人尤其是唐時高門大戶的消費對象與消費時尚。相對而言，唐人的財力物力要比其它一些朝代強得多，因此他們本身就有足夠的能力去追求超級消費，而絲路商貿活動的發達無非是為他們提供了更多的機遇而已。理所當然的就有許許多多的人竭力屯奇居異，有錢人不僅購置奇珍異寶而且還儘可能在家裡蓄養寵物、奴伎。帝王皇族帶頭，豪紳闊戶效之，庶民百姓也以把玩異域奇物為能。美國學者謝弗指出:「七世紀（中國）是一個崇尚外來物品的時代，當時追求各種各樣的外國奢侈品和奇珍異寶的風氣開始從宮廷中傳播開來，從而廣泛地流行於一般的城市居民階層之中。」
受到這條復興了的貿易路線巨大影響的國家還有日本。8世紀日本遣唐使節帶來了很多西域文物到日本首都奈良。這些寶貴古代文物現代也在奈良正倉院保存下來。
所以，奈良正倉院被稱為絲綢之路的終點。日本最大的宗教佛教也是通過絲綢之路傳來的。1988年奈良縣政府在奈良市舉行大規模的絲綢之路博覽會。日本最大的電視台NHK曾從中國到歐洲以實地拍攝方式製作絲綢之路節目。
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
經過安史之亂後的唐朝開始衰落，西藏吐蕃越過崑崙山北進，侵佔了西域的大部；中國北方地區戰火連年，絲綢、瓷器的產量不斷下降，商人也唯求自保而不願遠行。唐以後中國經濟中心逐漸南移，因而相對穩定的南方對外貿易明顯增加，帶動了南方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成都和泉州也因此逐漸成為南方經濟大城。
當中國人開始將他們的指南針和其他先進的科技運用於航海上時，海上絲綢之路迎來了它發展的絕佳機會。北宋南方高度發達的經濟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當然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說是不得已而為之：經濟最為發達的北宋沒有控制以往絲路的河西走廊，這成為日後絲路上青海道繁榮的機遇。到了南宋時期，南宋政府早已無法控制整個西北。因而西北絲路的衰落日益明顯，而南方絲綢之路與海上絲路的開闢，逐漸有取代西北絲路的現象。
12世紀以後
1280年忽必烈在宮殿接見馬可·波羅。自唐末以來西北絲綢之路已經錯失了它發展的大部分機遇——中亞和新疆地區荒漠地區的草原、綠洲被連年的戰火所摧毀：這對以一個綠洲國家的農業生產而言毫無疑問是致命的，而以農業為主的自然經濟，正是古代國家立國的根本。唐代安史之亂後中國各地戰火紛飛，為絲路直接服務的北方地區經濟大受打擊，史料記載黃河流域的絲綢生產幾乎陷於停頓。
當成吉思汗及他的子孫們孜孜不倦的開闢著廣闊的疆土時，絲綢之路——不僅是這條西北絲綢之路，包括南方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都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成為蒙古帝國內部的交通路線。雖然蒙古帝國的統治者們並沒有建立嚴格的、十分完善的中央集權體系（這也許與其游牧民族的特性有關），各地並沒有統一的行政體系。但蒙古帝國也摧毀了以往在絲綢之路上大量關卡和腐朽的統治，令絲綢之路的通行比以往各個朝代都要方便一些。蒙古帝國和它在中國的權利繼承者，對這些從西方前來的旅行者抱以非常歡迎的態度，元朝統治者甚至任命一些外國人——主要是基督教徒，擔任地方的行政長官。不過沿著絲路前進的人們，大多是以宗教信仰及其他文化交流為使命的人們，而不再是以商人為主導的絲綢之路了。諸如馬可·波羅和長春真人的遊記就體現了這一點。這從側面反映西北絲路的衰落。
此外，包括中國在內亞歐大陸進入了逐漸寒冷的階段。當絲路的歷史步入14世紀——中國稱其為「明清小冰期」的開端後，西域地區脊背上已不再適合當時的人類居住。西北絲綢之路的東端幾乎已經荒廢。而西域各古國大多已不復存在，成為流沙之中見證絲路輝煌的遺跡。
經濟文化交流 [編輯] 商品交流
正如「絲綢之路」的名稱，在這條逾7000公裡的長路上，絲綢與同樣原產中國的瓷器一樣，成為當時一個東亞強盛文明象徵。絲綢不僅是絲路上重要的奢侈消費品，也是中國曆朝政府的一種有效的政治工具：中國的友好使節出使西域乃至更遠的國家時，往往將絲綢作為表示兩國友好的有效手段。並且絲綢的西傳也少許改變了西方各國對中國的印象，由於西傳至君士坦丁堡的絲綢和瓷器價格奇高，令相當多的人認為中國乃至東亞是一個物產豐盈的富裕地區。各國元首及貴族曾一度以穿著用腓尼基紅染過的中國絲綢，家中使用瓷器為富有榮耀的象徵。
此外，阿富汗的天青石也隨著商隊的行進不斷流入歐亞各地。這種遠早於絲綢的貿易品在歐亞大陸的廣泛傳播為帶動歐亞貿易交流做出了貢獻。這種珍貴的商品曾是兩河流域各國財富的象徵。當天青石流傳到印度後，被那裡的佛教徒供奉為佛教七寶之一，令天青石增添了悠遠的宗教色彩。而葡萄、核桃、胡蘿蔔、胡椒、胡豆、波菜（又稱為波斯菜）、黃瓜（漢時稱胡瓜）、石榴等的傳播為東亞人的日常飲食增添了更多的選擇。西域特產的葡萄酒經過歷史的發展融入到中國的傳統酒文化當中。商隊從中國主要運出鐵器、金器、銀器、鏡子和其他豪華製品。運往中國的是稀有動物和鳥類、植物、皮貨、藥材、香料、珠寶首飾。
文化交流 中國古代技術西傳
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印刷品：唐代的《金剛經》就發現於敦煌。造紙術曾經為中國古代科技領先於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這種技術似乎只有東亞及南亞部分國家才有發達的造紙工業。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闢，紙製品開始在西域以及更遠的地方出現。人們已在在樓蘭遺跡的考古發現了2世紀的古紙。而中亞地區雖然也是用紙，但沒有發現造紙工業的證據。很多人認爲造紙朮的西傳為歐洲及中亞帶來了一次巨大的變革，而最初這場變革卻是殘酷的：唐朝與新興的阿巴斯王朝在中亞的勢力摩擦不斷。在對中亞政治格局具有強大影響力的怛羅斯戰役中，阿拉伯人將中國戰俘沿著絲綢之路帶回撒馬爾罕，而這些戰俘中就有長於造紙朮的中國工匠。最終造紙朮就這樣傳播到世界各地。
西域地區沙漠密佈，各國的繁榮與水往往是脫不開關係的。天山與崑崙山溶化的雪水是西域的主要補給水源之一。然而收集這些雪水並不是容易的事情，溶化後積聚在山腳的水很短時間就會被蒸發或滲入地下。自漢朝派遣軍隊囤積在西域發展農業時，流傳於山區的坎兒井和井渠技術被同樣需要水源的軍人使用在西域，並逐步流傳至更遠的國家。早先西域地區坎兒井技術究竟是由中國還是波斯傳入西域一直事件有爭議的問題。不過井渠技術和穿井法被證實是用中國傳向西方：《史記》中記載，貳師將軍李廣利率兵攻打大宛，利用斷絕水源的方式圍困城市。然「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令大宛人堅持了很長時間。
中國古代印刷術也是沿著絲路逐漸西傳的技術之一。在敦煌、吐魯番等地，已經發現了用於彫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紙製品。其中唐代的《金剛經》彫版殘本如今仍保存於英國。這説明印刷術在唐代至少已傳播至中亞。13世紀時期，不少歐洲旅行者沿絲綢之路來到中國，並將這種技術帶回歐洲。15世紀時，歐洲人谷騰堡利用印刷術印出了一部《聖經》。1466年，第一個印刷廠在意大利出現，令這種便於文化傳播的技術很傳遍了整個歐洲。
宗教思想交流
唐朝(7世紀)時在中國北方發現的西方傳教士像東漢初期，佛教自於聞沿塔克拉瑪乾大沙漠南北側之「絲綢之路」子孔道，全面傳到西域各國。關於佛教傳人西域地區，目前尚有許多說法。但是國內外「學術界基本看法是：佛教早在公元前2世紀以後，晚在公元前1世紀末已傳入西域了」。據此，佛教公元前87年傳入西域於闐以後，公元前60年至公元前10年左右自佛教聖地於闐向西或北方向傳播到葉城、莎車、塔什庫爾乾、喀什、阿克蘇、庫車、焉首等西域之「絲綢之路」北路各地和向東北方向傳播到且末、若羌、米蘭、樓蘭等西域之「絲綢之路」南北路諸地是理所當然之事。
除了佛教，拜火教、摩尼教和景教也隨著絲綢之路來到中國，取得了很多人的信仰。並沿著絲綢之路的分支，傳播到韓國、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
拜火教（一名為襖教）是中國人對波斯瑣羅亞斯德教（這可能與西域地區與拜火教敵視的伊斯蘭教有關。）的稱呼，該教於前5—前1世紀沿絲路向東方傳播，被認為是最早傳入西域的宗教。拜火教曾是波斯的國教，在阿拉伯帝國興起後被迫東移。有記載當時西域各國都信仰瑣羅亞斯德教，在中國受到當時南北朝時代的北方各國皇帝的支持，唐朝時也有許多祆祠以備「胡商祈福」，地方統治者為控制拜火教的發展，設立薩薄一職，試圖將宗教納入國家管理體系中。但該教宋朝以後則基本消失。其宗教風俗則被維吾爾族、塔吉克族所保留，成為一種民族文化的風俗。
景教則是敘利亞基督教聶斯脫里教派的一個分支，史料記載景教在唐代初期搏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准教徒在長安興建廟寺一所，初稱「波斯寺」，後更名為「羅馬寺」、「大秦寺」；到唐高宗年間，阿羅本被奉為鎮國大法主，往後教堂亦掛上歷代唐朝皇帝像。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後，景教徒伊斯曾協助郭子儀平亂，後被賜紫衣袈裟。從635年開始，景教在中國順利發展了150年，與祆教及摩尼教並稱唐代「三夷教」。在會昌法難之後，景教慢慢走向衰弱，但一直延續到明朝天主教進入中國時。
從西方到東方
絲路在元朝之後的逐漸不受註意後，間接刺激了歐洲海權興起，馬可·波羅的中國遊記刊行後，中國及亞洲成爲許多歐洲人嚮往的一片繁榮富裕的文明國度。西班牙、葡萄牙國家開始企圖繞過被意大利和土耳其控制的地中海航線與舊有的絲綢之路，要經由海路接通中國，並希望能從中獲得比絲路貿易更大的利潤。一些國家也希望將本國的所信仰的宗教傳至東方。
1492年，哥倫布遠航的一個目標就是最終能到達中國，並開創另一條比絲路更好的貿易要道，但他卻在大的失望中帶領歐洲發現了美洲這一塊新大陸。於是哥倫布之後的探險家在美洲開啟了新世界的殖民地時代，17世紀之後，荷蘭與英國也陸續在非洲、美洲、南太平洋擴展他們的勢力。
19世紀初期，儘管歐洲強權已在海上遍佈，中國依然被西方認為是嚮往之地，是最興旺與古老的文明，學者多認為這是絲路在中西交流史上所帶來的精神性影響，也造成西方在近代200年期間，認為與中國交易能獲得巨大利潤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