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謙的形象演變

陶謙的形象演變

《三國演義》善於塑造人物個性形象，當中有部份人物，因為襯托主角及配合故事發展，除了保留人物身份地位外，其個性形象卻完全化身成另一人，徐州牧陶謙，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陶謙因「三讓徐州」一事而廣為人知，其固有形象多是仁厚長者、因錯用下屬而招曹操復仇之難;初二讓徐州亦顯其深明大義，臨終以遺命交予劉備領徐州事，更讓人有亂世無仁君之嘆。然陶謙仁厚長者形象，只見於《三國演義》第十回:「太守陶謙，字恭祖，為人溫厚純篤，向欲結納曹操，正無其由；知操父經過，遂出境迎接，再拜致敬，大設筵宴，款待兩日。曹嵩要行，陶謙親送出郭，特差都尉張闓，將部兵五百護送。」然有關陶謙的描寫，按正史所見，則與「仁厚長者」有很大差別。

先是，陶謙任情，吳書說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少年陶謙雖出於單家，但以異於同齡的人。《吳書》曰:「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可見陶謙少時以有為將建功立業的理想，這件事被人生第一位貴人所見，《吳書》曰:『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塗，見其容貌，異而呼之，住車與語，甚悅，因許妻以女。甘公夫人聞之，怒曰：「妾聞陶家兒敖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妻之。』陶謙個性偏執，容易開罪於人，然因好學而得為諸生，仕州邵，舉茂才，除盧令，可見出自單家的他是靠自己個人才幹發展事業，沒靠先逝的父親半點餘蔭，以下拒交張磐事更見其個性乖僻。

《吳書》曰：謙性剛直，有大節，少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恥為之屈。與眾還城，因以公事進見，坐罷，磐常私還入，與謙飲宴，或拒不為留。常以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強之；及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由是不樂，卒以構隙。謙在官清白，無以糾舉，祠靈星，有贏錢五百，欲以臧之。謙委官而去。

張磐位居郡守，又是陶謙同郡先輩，更是謙父生前之友。張磐意在結交陶謙這位有為的後輩，故友的遺孤。陶謙的反應卻相當大，「恥為之屈」，可理解陶謙一是，他對與誰結交連勢自有一番見解，他不想因先父遺下的人脈而與張磐結交，他自有能力幹一番大事，不希望受外來東西束縛;另一方面張磐的「意殊親之」，令陶謙感到不自在，也不喜歡別人太造作去大獻殷勤，於是他就懷著這種難以理解的不悅及憤怒，赴了張磐的宴，故意處處失張磐意，終「卒以構隙」。其實謙欲絕張磐結交之意，大可宛拒，現在張磐無故受「賢姪」之氣，無故少了一個朋友，卻多一個無中生有的敵人，可見凡事以意氣先行，不顧後果，就是陶謙的基本個性。

陶謙的輝煌時代，是為漢將，與名將皇甫嵩等建功立業的時代。時西羌寇邊，皇甫嵩為征西將軍，表請武將，陶謙於是召拜謙揚武都尉，與嵩征羌，大破之。以上事只知陶謙是位戰將，而其性情如何，可看以下輕辱三公事。

時有邊章、韓遂為亂，司空張溫銜命征討；又請謙為參軍事，接遇甚厚，而謙輕其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眾辱溫。溫怒，徙謙於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於公，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或又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己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革。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以慰其意。」時溫于宮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為公邪？」溫曰：「恭祖癡病尚未除邪？」遂為之置酒，待之如初。

此事可見陶謙的任情輕狂。他以材略見重於司空張溫，被為參軍，謙輕其行事，心懷不服，竟故意在慶功宴羞辱張溫;及溫赦之，謙竟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為公邪？」，此亦非持重之臣所作之行，陶謙自恃軍略才幹有過於張溫，竟再三侮辱朝廷重臣，然則若陶謙他朝座強一方，則大可能出「謙自謝天下，豈為朝廷邪？」。

由以上諸事可見，陶謙大半生都沒有半點事跡與《演義》中的「溫厚純篤」扯上半句。那再說陶謙的徐州牧時代。陶謙是在黃巾作亂的時代，受命為徐州剌史，擊黃巾。後來董卓作亂，州郡起兵，天子都長安，四方斷絕。陶謙沒有像《演義》所寫參與討伐董卓的第十二鎮諸侯。反是要加入關東諸侯，還是助紂為虐始終拿不定主意，最後得趙昱、王朗等規勸，不選擇兩方勢力，而遣使向董卓所挾持的朝廷上貢，表示忠心，被封為安東將軍、徐州牧，溧陽侯。然於州牧割據的時代，陶謙這種縱橫行為亦無可厚非。後朱儶與山東諸將通謀為內應。時陶謙遣精兵三千，陶謙上朱儶行車騎將軍。及董卓被誅，傕、汜作戰，陶謙以儶名臣，數有戰功，可委以大事，乃與諸豪傑共推儶為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遠在徐州隔岸觀火的陶謙，終於以行動作出首次勤王責任，然陶謙的品格，亦未有一面倒的定案。
　

《三國志．陶謙傳》載:「是時陶謙所令徐州百姓殷盛，谷米封贍，流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廣陵太守琊邪趙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見疏；曹宏等，讒慝小人也，謙親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漸亂。」可見陶謙並非仁君，更非對徐州百姓有仁愛之心。《陶謙傳》又載「而時有下邳闕宣自稱天子，謙初與合從寇鈔，後遂殺宣，並其眾。」此時的陶謙，竟與自稱天子的亂賊連勢鈔略，其以前向天子上貢表示忠心的行為還是建基於利而行的。

按《吳書》載，曹操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遣都尉張闓將騎二百衛送，闓於泰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曹操歸咎於陶謙，故伐之。此事歷來有多種說法，但骨幹還是以陶謙欲向曹操示好，卻因其失職而為徐州惹來大禍，這也是陶謙親任讒慝小人、刑政失和自招的惡果矣。

縱觀可見的史料，幾乎是一面倒的說明陶謙是個有野心，乘天子微弱時行合縱連橫之術的軍閥而已;但卻有一則弔詭的史料，使陶謙的個性始終無法下一個結論。按《吳書．張昭傳》載，當時逃避陶謙徵召的名士張昭，被陶謙下令拘執，後得趙昱傾身營救方以得免，張昭卻在陶謙死後為之哀辭，稱其「體足剛直，守以溫仁。令舒及盧，遺愛於民」，可見陶謙在時人心中以有兩個形象，孰是孰非已再難考證。

致於《演義》刻意寫陶謙為仁君，繼有三讓徐州一事，無非讓劉備領徐州更加名正言順，若劉備在一背道任情、刑政失和的軍閥手上取得徐州，倒不如將陶謙美化成仁厚長者，上演一場三讓徐州，以成就劉備仁德之名。自此「溫厚純篤」的長者風範，就成為陶謙的固有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