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九六六年二月，一宗震驚教會的消息被公報，一位被視為拉丁美洲傳奇性人物，人稱「游擊隊神父」的托拉斯、卡米諾(Camilo Torres)在一次參與反政府戰鬥中被殺。是甚麼原因導致這位出身富有人家，受高深教育的神父，走上一條世人視為激進；教會視為叛徒的革命之路呢？卡米諾雖然出身於富有的家庭，但他受感召，長期地在貧民區工作，幫助貧苦大眾。在參與的過程中，卡米諾深切體會針對拉丁美洲國家貧富懸殊，殖民地軍政獨裁，先進國家與政府勾結，掠奪國家大部份的資源，大部份人民辛勞工作，卻不能換來兩餐溫飽，如果不進行整個社會結構改革的話，其它一切只是表面的工作。最令卡米諾痛心是教會面對這些社會不公義的現象，不加以斥責，反為既得利益者護航。卡米諾深信貧窮是社會集體罪惡的結果，若要使飢餓者得食、渴者得飲、赤裸者得衣及多數人民的幸福，推翻暴政是一種信仰感召。

解放神學的目的
由於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源於拉丁美洲的極權統治下，貧窮和剝削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促使一些神學家反省信仰對被壓迫者的意義。解放神學明顯對歐陸傳統的神學頗為不滿，將信仰停留在一些形而上學的抽象命題爭論上。首先，它把福音的意義與政治和社會的鬥爭分開；第二，它容許世俗文化把信仰孤立於個人私有的生活空間；第三，只關心純理性的問題，對實際人生的困境不聞不問。為了幫助教會面對長久的爭戰，解放神學家建立了三個目標：

1. 解放神學是從個人接觸人生實際的困境而衍生的，嘗試從那些被剝削的人角度來思想信仰。對貧窮的體會，以及重新解釋聖經，教會首要任務是幫助窮困人拋開枷鎖，與別人一起分享國家的財富，重拾人性的尊嚴。
2. 解放神學不斷重估教會的立場與行動，只關心人屬靈和道德上的生活，建立牢不可破的教育和聖禮體系，與現實生活全無關係，並且不肯對社會惡習作出批判及否定。
3. 它使神學成為全人解放的工具，如何呈示神在這一代解放工作和意義。信徙必須在貧窮的經驗內重新發現順服的含義。它為教會帶來一個新的委身層面，直接參與社會不公平制度中，與草根階層認同，一起為公義與自由奮鬥，這就是耶穌基督的新國度和新人性的模式。

綜合以上論點，解放神學是以拉丁美洲的貧窮及被壓迫的情境作為神學思考的出發點，而且它著重是信仰的「實踐」（Praxis），以具體行動參與在多數貧窮和被壓迫者的解放過程。由於實踐的要求，對社會整體結構導致貧窮的分析成為必要，這也是馬克思的社會分析理論在解放神學架構中被應用成為素材。作為近代的神學體系，解放神學喚醒教會重新正視在社會的角色，脫離教會信仰的框框中參與在貧窮人的行列，批判社會制度的罪行，實踐公義。

解放神學之父古提雷茲(Gustavo Gutierrez)
古提雷茲於1928年生於秘魯的利馬市，曾受良好的教育，先後在秘魯天主教大學、比利時魯汶大學和法國里昂大學深造，在比利時魯汶大學與「游擊隊神父」的托拉斯、卡米諾為同期同學，他反對卡米諾參加游擊隊之舉，轉而在教會建制中批判。後來在利馬大學執教神學時，體會他所受傳統古典教育與所處的秘魯社會現況完全格格不入，當他在貧民區與貧窮者有更進一步的接觸了解時，更深體會人民被剝削的苦況。古提雷茲發現形成這種現象其中一個原因是現行的社會結構不承認他們是人，這些窮人和被剝削者從制度上和法律上被剝奪了做人的權利。最讓古提雷茲痛心的教會與既得利益者站在一起，試圖壓制那些反抗體制下的貧窮者。於是古提雷茲提倡教會應與被壓迫者站在一起，從不合理制度中解放出來。古提雷茲認為「解放」一詞含有三種重要意義：第一層面強調在經濟、社會和政治過程的衝突解放。第二層面是歷史發展過程中解放，擺脫殖民地統治。第三層面是屬靈，從人類罪性中解放。

而參與在解放過程中，古提雷茲提出三個層面來論述：

1. 我能知道什麼(what can I know)？在這層面信徙要了解拉丁美洲的現況和信仰有何關係？受苦和掙扎的信仰意義是什麼？
2. 我該作什麼(what should I do)？在這層面，信徙應反省應從何種努力來加以改變？有何可能性使自己積極投入參與。
3. 我能期待什麼(what can I hope for)？在這層面，信徙應有合一的見証，在所處身的環境中，參與改革的行列來朝向神國來臨的盼望目標。

古提雷茲認為此神學模式是符合聖經，他以出埃及記和耶穌作為解放者為例範。強調著重實踐行動，並應用馬克思主義對社會分析的觀念應用在神學架構中。

實踐(Praxis)
實踐(Praxis)是指結合理論(Theory)和應用(Practice)的一種建構。實踐原是另一希臘文Poesis相對用語，Poesis是指理論或思想上的活動，而Praxis是指實際現實的活動或有意識的活動。解放神學認為神學的出發點是介入並改變被壓迫者的生活，不存在言詞和行動的二分，實踐是實施與理論，做和想的持續相互作用。神學作為實踐不是尋求正確思想(正統觀念)，而是思想與行動的結合(正統實踐)。因此實踐是教會信仰的先前條件，然後再由神的話來作實踐的回應。因此，實踐對信徙來說特別在兩件事情上呈現出來，一是「使命感」（Commitment），另一是「團結一致」（Solidarity）。神學不是普遍性，是與處境有關；神學的目的不是理解世界，而是改變世界；不是對人類的境況系統思考，是直接介入解放 ─ 一種行動和理論交織在一起的相互過程。導致解放神學在實踐中走上政治層面的訴求，可以從古提雷茲的一番說話了解，他發覺三件事：

1. 貧窮乃具有破壞性與毀滅性，我們應該與之爭戰且進一步的銷毀它。
2. 貧窮並非突然發生的，秘魯人民窮苦的事實也非偶然，而是社會結構出了問題，我們應當重新建立出合理的社會結構。
3. 貧窮的人是社會的一個階級，當我發現可以向貧窮宣戰時，這一切就更能透明化，若是要為窮人謀福利，那只有走向政治訴求的路。

解放神學的反省(Praxis)
解放神學針對傳統神學象牙塔式的信仰體系，一針見血的批判，是值我們三思。特別以香港教會普遍盛行的中產文化的意識形態，解放神學所關注社會大多數草根階層，信仰對他們有何意義？在不公義的社會制度中，教會的角色如何？加上香港教會流行葛培理式佈道會，和不斷商業化的傳教活動，一位教外人史文鴻博士有以下批評：

葛培理式佈道會，只是一種高度資本主義社會的宗教商業活動，只是富人的宗教，是和漢堡飽、即食快餐和高檔名牌一樣在市場爭相推廣的貨式。特別這類宗教強調永生，給予現世不少肚滿腸肥之人，一種更豐盛的死後賞賜。永生對社會低下層，新移民等天天在生活煎熬下生活的人，若不是諷刺，必然是鴉片。

或許我們可以回應史文鴻博士只是片斷曲解基督教信仰的表達，抹殺了教會信仰群體多年來對香港社會的貢獻。但事實上現時香港許多基督教社會服務單位，多年來受政府資助制度所限，服務的形式以配合政府的政策為依歸，為求達到足夠數量的服務人次，已經心力交瘁。許多機構已經放棄了原先創立時的信念，變成政府政策的工具。或許香港處境與拉丁美洲的情況有別，無需借助革命來改變一些社會現況。但解放神學提醒信仰群體，不單服務有需要的人群，更要有信仰的道德勇氣，敢於批判社會一些不公義的現象，否則淪為依附在當權者中，成為既得利益者。從解放神學實踐中所帶來的啟示，「非以役人、乃役於人」可以引領我們在另一個層次服務一些弱勢社群，讓信仰變得更有血有肉，實踐天國於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