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考古新聞

文化觀點/ 漢魏六朝官吏治巫論析
2007-4-8

內容提要：巫術產生於人類社會的童年時期，是人類進入現代文明以前比較普遍地存在於世界各地的一種社會現象。在巫風盛行的漢魏六朝時期，巫師以巫術惑民，百姓因崇巫費財，並因此造成極為惡劣的社會與政治影響，輕者禍害一方，重者危及當朝。故而有識官員不惜採取斷然措施，以禁斷淫祀，杜絕巫風；

在治巫的同時，還廣立學校，勸課農桑，儘量為百姓創造安居樂業的條件。當然，我們也必須考慮當時的條件，不能放大當時禁斷淫祀的效果。

大暢巫風——漢魏六朝巫風盛行

巫術產生於人類的童年時期，是人類為了有效地控制環境與想像的鬼靈世界所使用的手段，是人類最初認識自然和社會所形成的各種思想觀念和技能的複合體。而在民俗學、文化人類學等學科的具體研究中，巫術既包括巫師進行的所有活動，也包括沒有巫師的情況下人們自己進行的巫術性活動，乃至崇信巫鬼、進行占卜、講究禁忌等各種避免厄運影響自身的行為。

中國巫術傳承久遠，漢魏六朝巫風盛行，巫術廣泛地存在於社會各階層尤其是民間社會之中，對人們的生活產生了相當的影響。歷史上著名的兩大「巫蠱之禍」，即發生在西漢武帝時期和南朝劉宋時期，這不失為今人觀察漢魏六朝巫術流行情況的一個途徑。漢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京都長安發生了一起造成數萬人流血的大慘劇，這就是困擾漢武帝晚年的巫蠱之禍。而元嘉三十年（453年），南朝宋文帝劉義隆則在自己的太子劉劭、次子劉濬和女兒東陽公主、女巫嚴道育等導演的一場巫蠱之禍中被殺，以至朝野震動，史稱「太初之難」。

就史籍記載來看，巫蠱之禍只不過兩起個案而已，但漢魏六朝整個社會卻稱得上是巫風彌漫，巫術盛行。《鹽鐵論‧散不足》所言「街巷有巫，閭里有祝」的情形，或許就是兩漢巫者充斥街巷閭里的真實寫照。《三國志‧魏書‧文帝紀》說「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晉書‧藝術傳‧幸靈傳》說當時人們對巫者、術士則是「百姓奔趣，水陸輻輳，從之如雲」，這種情形終六朝之世亦未見改變。故《隋書‧地理志》記揚州「俗信鬼神，好淫祀」，而荊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在《晉書》里，包括巫術在內的一切秘術被稱為「藝術」，這種「藝術」被認為能夠用來「決猶豫，定吉凶，審存亡，省禍福」，達到「藏往知來」、「幽贊冥府」、「弼成人事」、「興利而除害」、「威眾以立權」（《藝術傳序》）的目的。因此，在漢魏六朝時期，整個社會彌漫著濃厚的巫鬼氣氛，這正如魯迅先生所言，當時「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中國小說史略》）。

禁絕淫祀——漢魏六朝官吏治巫的基本情況

所謂「淫祀」，按《禮記‧曲禮》的說法是，「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意思是祭祀不應該崇拜的神祇。由於中國古代長期以來祭祀與巫術相互滲透，民俗學家張紫晨先生稱之為「祭祀中的巫術」（《中國巫術》，上海三聯書店，1990年版，第78頁），陶立璠先生則直接以「祈求巫術」相稱（《民俗學概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257頁）。因此，漢魏六朝的「淫祀」，其實質就是祈求巫術。雖然巫術的種類很多，但通過對史書所載相關史實的分析，漢魏六朝官吏的治巫集中表現在對祈求巫術的禁斷上，這就是史籍屢屢記載的「禁絕淫祀」、「禁斷淫祀」、「毀壞房祀」、「焚除房廟」、「禁止淫祠」、「除淫祀」。

兩漢時期，敢於禁巫的官員主要出現在東漢。宋均先後在其任職的兩地治巫。《後漢書‧宋均傳》載，20歲出頭的宋均出任楚地辰陽（今湖南辰溪縣）長時，因該地「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宋均「為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宋均遷九江（郡名，治所在今安徽壽縣）太守後的中元元年（56年），因蝗蟲飛臨九江郡界，眾巫選取百姓青年男女作山公、山嫗以祭山，「浚遒縣（在今安徽肥東東）有唐、後二山，民共祠之，眾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為公嫗，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

據《後漢書‧第五倫傳》，第五倫于光武帝建武二十九年（53年）任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蔔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

《後漢書‧欒巴傳》載，順帝末，欒巴自徐州遷任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貲產以祈禱」，欒巴「乃悉毀壞房祀，剪理奸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房祀」之謂，唐李善注曰：「房謂為房堂而祀者」，宋代任廣《書敘指南》卷19曰：「私室淫祀曰房祀」。可見，欒巴「毀壞房祀，剪理奸巫」，就是在禁絕淫祀，禁斷祈求巫術。

漢末六朝，「禁絕淫祀」仍然是各級官吏禁巫的重頭戲。在孫策渡江略地前，王朗作為漢吏，任會稽太守。會稽民間將秦始皇的木像放到夏禹廟里與夏禹一起供奉，王朗認為秦始皇是無德之君，不應被祭祀，「於是除之」（《三國志‧魏志‧王朗傳》注）。東晉末年，毛修之不論為官何地皆「不信鬼神，所至必焚除房廟。時蔣山廟中有佳牛好馬，修之並奪取之」（《宋書‧毛修之傳》）。毛修之還因此得到當時執掌大權的劉裕的重用。

六朝最嚴厲的一次禁止淫祀發生在劉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年），劉裕下詔毀除民間「房廟」。《宋書‧武帝紀》載，「淫祠惑民費財，前典所絕，可並下在所除諸房廟」。這便是《宋書‧禮志四》所言「普禁淫祀」：「由是蔣子文祠以下，普皆毀絕。」《宋書》、《南史》所謂「房廟」，應即《後漢書》所謂「房祀」。武帝劉裕即位初，杜慧度也在林邑（地在今越南中南部）「禁斷淫祀，崇修學校」（見《宋書‧良吏傳》）。

梁朝時，王神念性剛正，初在北魏任青冀二州刺史，「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他還拆除了青、冀州東北的石鹿山神廟（《梁書‧王神念傳》）。梁武帝時，袁君正任豫章太守，「性不信巫邪，有師萬世榮稱道術，為一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嶽薦之。師雲：‘須疾者衣為信命。’君正以所著襦與之，事竟取襦，雲‘神將送與北斗君’。君正使檢諸身，於衣里獲之，以為亂政，即刑於市而焚神，一郡無敢行巫」。（《南史‧袁湛傳附昂子君正傳》）

良吏官德——漢魏六朝官吏治巫的評析

在巫風大行的漢魏六朝，像宋均、毛修之等敢於禁巫治巫的官吏，雖在當時眾多官吏中較為少見，他們禁巫的果敢行為和為政舉措也可能一時不被民眾所接受，但最終都達到了教育民眾，讓百姓安居樂業的政治效果。古代官吏禁巫並不始于漢魏六朝，而是肇始于戰國鄴縣令西門豹，但像漢魏六朝集中湧現出十多位禁巫的官吏，不能不說是時代的進步。宋均令「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即效法了其前輩西門豹懲治假借河伯娶婦、榨取民財的女巫的方式。西門豹也得到南北朝禁巫官吏的敬重，據《北史》載，北魏官員李安世出為相州刺史後，「敦農桑，斷淫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人者，為之修飾廟堂。」而宋均等人無疑是民眾眼里的良吏，史書也大多在《良吏傳》或《循吏傳》中給他們立傳，嘉許的意味不言而喻。

在古代官德看來，「巫」屬異端，官吏治巫被看作是當官的重要德性之一。古代官德崇尚戒巫治巫德性，正是看到了蘊於其中的風化使命價值——當官治巫，風化自興，故而我們看到宋均、第五倫、杜慧度等禁巫的同時無不在當地廣立學校，勸課農桑，意在以德化人，起到正風俗的作用。應劭《風俗通義》卷九記第五倫言曰：「夫建功立事在敢斷，為政當信經義，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其「淫祀無福」的認識顯然來自《禮記》。尤為可貴的是，漢魏六朝治巫的官吏中，除欒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使用巫術手段來「剪理奸巫」外，其餘如宋均、第五倫、毛修之、袁君正等人都能做到不與巫祝尼媼相交接，具有自身正而正人的影響。

當然，我們今天亦不可對漢魏六朝官吏治巫的效果估計過高。由於時代所限，更由於漢魏六朝統治者對巫術特別是祈求巫術的迷信、對某些淫祀的利用，決定了官吏禁巫治巫的效果大打折扣。這有以下兩點為證：一是由於六朝統治者的需要，蔣子文信仰（又稱「蔣神信仰」）正是在禁斷淫祀聲中達致當時鬼神世界中至高無上的地位，以至於《隋書‧地理志》記荊州、揚州為中心的六朝統治下的廣大地區民間的鬼神崇拜之俗依然如故；二是《新唐書‧狄仁傑傳》載，在六朝南陳滅亡百年後的武則天垂拱四年（688年），狄仁傑在江南巡撫使任上禁止淫祠，一舉焚毀淫祠就達1700房，這個數字也說明六朝禁止淫祀的法令和官吏治巫的行動所取得的效果還是非常有限的。

三星堆遺址出土青銅立人像（一般認為其為群巫之長，可以讓人們認識古代巫師的形象）天發神讖碑（三國吳，故宮博物院藏宋拓本）

來源：光明日報

　

5000年前已能鑽孔細如髮
2006-3-3

【本報實習記者張坤合肥二日電】安徽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張敬國
教授日前表示，安徽含山縣凌家灘原始部落遺址有諸多未解之謎
，尚待各方破解。

凌家灘遺址位於長江、淮河之間的巢湖流域。據考古專家描繪，
現在被大片莊稼覆蓋的凌家灘在五千五百年前是一座繁華、熱鬧
的城市，養殖業、畜牧業、手工業初步形成規模。在此之前，考
古界公認中國最早的城市坐落在山東省日照市五蓮縣丹土村，距
今有四千多年的歷史。

張敬國透露，在凌家灘發現的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巨石陣遺存，其
建築年代早於英國巨石陣一千年左右，有的高近十米。他說，在
五千多年以前，生產力水平和科學技術水平極為低下的條件下，
凌家灘人僅用原始的石器工具和木棍，就把這麼重的石頭開採出
來並雕刻成大石柱，並且搬運到凌家灘等，這都是未解之謎。

張敬國認為，凌家灘的巨石陣規模和科學、藝術、史學、文明等
價值與英國的巨石陣相似，其用途可能也與英國、南美洲和非洲
等地的「巨石陣」一樣，與觀察天文、太陽運轉有關聯。

在所有史前文化遺址中，凌家灘出土玉器最多，而玉器是城市文
明發展到一定程度，貴族們用來象徵權力的專用禮器。

張敬國曾和同事利用一台經過改製的立體顯微鏡，對凌家灘出土
玉器的製作工藝進行研究。在五十倍顯微鏡下，他們觀察到玉人
背後有一隧孔，殘留在隧孔內的玉心直徑是零點一五毫米。這說
明當時使用的管鑽最大的直徑只比頭髮絲稍粗一點。在當時還沒
有發現金屬的時代，五千多年前的凌家灘人就已經掌握了與現代
技術相媲美的「高超鑽孔技術」，讓人不得不為之震驚。

他們還在凌家灘發現了一件石製鑽頭，兩端都是螺絲紋鑽頭，一
端粗，一端細。鑽頭的螺絲紋和柄一次加工而成，在顯微鏡下觀
察，螺絲紋旋轉的曲線非常流暢。據介紹，這是目前世界發現最
早的鑽頭工具，經過五千多年的演化，螺絲紋鑽頭仍保持當年形
狀，但材質卻變成了不同的合金。

　

考古新發現: 黃帝是南京女婿？
2006-3-8

中國人稱自己是炎黃子孫，最近有考古發現，其實炎帝和黃帝兩
人的時代相差甚遠，黃帝又是南京市六合區人的女婿，根究時代
背景不僅把南京和華夏的老祖宗拉上了關係，更重要的是也為撲
朔迷離的上古歷史撥開一團迷霧。

據中央社台北8日電，南京六合區文物保管所所長蔡明義向「金
陵晨報」說，要考證黃帝的岳父，先要弄清楚一個問題，就是炎
帝和黃帝並非同時代的人，黃帝在炎帝之後整整相差11代。

根據典籍記載，公元前約2600年，姜雷聯合軒轅共同打敗蚩尤，
並且將帝位讓給軒轅，使他代替炎帝族，成為部落聯盟首領，正
式命名為黃帝。

黃帝又委任姜雷為左相，封為六合方山侯，並以地賜姓，從此姜
雷更姜姓為方姓，成為方姓始祖。後來，黃帝娶了發明植桑、養
蠶、織絲的方雷之女嫘祖為正妃，方雷便成為軒轅黃帝的岳父。

蔡明義表示，許多資料已經證實，上古時，中華民族只有六個姓
氏，方是其中一個，方姓的開姓始祖便是炎帝神農氏的第11世孫
姜雷。

對於先前有考古界爭辯方雷究竟是生活在六合方山一帶或是河南
？蔡明義說，應是六合方山無疑，因為歷朝歷代的方氏宗譜、族
譜、家譜及地方誌文獻，除方雷敕封六合方山以外，都沒有任何
敕封地的記錄，這就是最有力的主證。

另有考古學家質疑，四五千年前的六合是一片汪洋，荒無人煙，
因此，姜雷被敕封一說是無稽之談。

蔡明義說，1986年他與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丁灝到六合冶山鎮四
合鄉，據說有舊石器時期的遺址進行挖掘，結果挖出石片、石器
等東西，然後把這些東西帶到北京給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猿
人」之父賈蘭坡鑑定。

蔡明義表示，鑑定結果，證明萬年前，先民們不僅在六合這塊土
地活動自如，而且人氣旺盛，也足以說明六合方山侯府的設立，
是有一定社會基礎的。

　

王炳華考察樓蘭古跡收穫豐
2006-2-10

圖：王炳華於古墓溝墓地發現這由內而外圍繞七圈的太陽墓時，因只有黑白膠卷拍攝而感到可惜

記者洪捷報道：現於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的「絲路珍寶──新疆文物大展」中，一具「樓蘭美女」古屍（距今三千八百至四千年前），引起不少參觀者的關注，也許對神秘的樓蘭古國產生不少遐想。曾深入新疆羅布泊地區達十多次，參與墓地發掘工作的新疆考古學研究教授王炳華，竟用香港來比喻這個經已變成荒漠的樓蘭古國。

感香港與樓蘭有共通點

將於本周日（二月十二日）舉行的「絲路珍寶研討會」擔任講者的王炳華，昨日接受新聞界訪問。他分析道，香港是中西文化、科技交流的匯點，新的訊息與文明走得最快，這就如當年的樓蘭古國，那應是約於公元前一百七十六年，匈奴在新疆擁廿六國，還加上內蒙、外蒙，漢武帝希望打破這種局面而與大月氏合作，對抗匈奴，而第一站就是歐亞之間要塞的樓蘭古國，是漢王朝與匈奴爭奪的交匯點，因此《史記》、《漢書》、《後漢書》都有記錄。可惜的是，由於歷史、地理的自然發展，後來這古國在歷史記載中消失了，原因是人往往逐水而居，羅布泊地區在一萬年來都是乾旱的，加上上游一帶水流因為農業生產進行了節流工程，逐漸令湖盆乾涸。

王炳華是我國第一批進入羅布泊地區作文物考察及發掘，並發現「樓蘭美女」的考古學家之一，他頗有感慨地說：「說來挺傷心的，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首先到羅布泊考察的都是西方人，一九○○至○一年瑞典的斯文赫定，○六年是英國的斯坦因，○九年是日本學者，三、四十年代是瑞典的貝克曼，之後進入了戰爭期，解放後六十年代又是原子彈實驗地區，結果到一九七九年中國才真正組織考察隊，與日本『絲綢之路』拍攝隊伍找尋樓蘭古國。」

他還記得，當時隊員們共二十人，分兩人一組步行，走了十一、二天，終於在一個黃昏，看見沙漠中突出一個小木樁，影子拉得長長，再撥開沙子，發現人工埋葬的痕跡，那便是被稱為太陽墓的古墓溝墓地，內裡葬著「樓蘭美女」。王炳華補充說，政府派出一排兵力，約四十人，將周圍一千平方米的沙子推開，讓他們在當地進行發掘工作。

嘆人不能挑戰大自然

在新疆羅布泊進行考古，除了需要獲得國防部的批准之外，也要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王炳華表示，要有解放軍在物資上不斷補給，還會率先為考古隊鋪平道路。通常在每年十一、二月的冬季人體水的蒸發最少時才能進去，若在六月，日間的溫度達到攝時七十度，當年探險家余純順便是在六月在當地探險，氣溫太高，雖然先前在路上埋了水瓶，也因太熱而迷失方向。「人的生命是有極限的，不要去挑戰。」王炳華感觸良多地說。考古隊員必須遵守嚴格的紀律，不可隨意離隊。王炳華憶述，一九八一年，另一位考古專家彭加木，由於相信蘇聯上世紀四十年代所繪的地圖，認為附近有井水，私自留下便條離隊去尋井，失蹤了。

周日出席絲路研討會

儘管面對艱苦的考古環境，王炳華對自己的工作從不後悔，他是在北京大學畢業後主動要求到新疆去參與考古工作的，去年再去羅布泊，還覺得這是值得的。現年七十一歲的王炳華認為新疆是古代歐亞交通要道，考古工作有助了解當地文明發展的每一步，通過新疆的歷史演變，令他想到，國家與民族要興旺發達，便要走開放交融之路，包容相同與不同文化，不能故步自封。

「絲路珍寶研討會」將於二月十二日下午一時半在香港文化博物館一樓劇院舉行，報名及查詢電：二一八○八二六○。

中國人最早發現美洲?新加坡宣稱將展出新證據
5月 4日星期三 14:40 更新

路透新加坡電---很少歷史理論能像孟西士(Gavin Menzies)引起諸多爭議，他認為是傳說中的中國艦隊長發現了美洲，比歐洲探險家哥倫布還早了70年。

許多歷史學家(包括中國籍)把這位英國海軍退役軍官的理論斥為無稽之談，但是在以華人居多的城邦新加坡即將從6月開始的為期三個月展覽，可能有新證據出現。

暢銷書《1421：中國發現世界》(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作者孟西士表示，艦隊長鄭和為了宣揚明帝國的國威，曾在15世紀率領三萬人、300艘船艦組成的「星際艦隊」(喻科幻影集《星艦奇航記》)到達美洲大陸。

孟西士說，鄭和畫出的地圖後來被哥倫布用於尋找通往印度的新航路，後者在1492年到達美洲。他又補充說16世紀葡萄牙的探險家麥哲倫也靠中國人繪製的地圖航海。

新加坡政府資助的觀光局(Tourism Board)是位於濱海寶龍坊(Marina Promenade)的6月10日到9月11日戶外展覽贊助單位之一，宣稱該展將揭露「新資料與證據」支持鄭和最早登陸美洲的理論。

主辦單位之一的Pico國際藝術公司表示，孟西士也參與主辦了「1421展」，展品將包括一個據稱是鄭和在加拿大的新卡泰亞(Nova Cataia，意為「新中國」)建立的海軍基地詳情。

新加坡也會舉辦紀念鄭和下西洋(東南亞)首航600周年的活動，向這位中國史上最偉大的海軍司令官致敬。當時他以皇帝使節的身分航行到位於現代馬來西亞西岸的港口麻六甲。(完)

--編譯李建興;審校劉瑞芬

乾隆陪葬明珠曝光

談古人飲食習慣

古人席地而坐，吃飯時都跪坐在自己的餐席上。食器也放在席上。西漢後期有了案，案就是帶足的托盤，長方形或圓形，下面有四足或三足。古人先把食器放到案上，再把案擺到席上。案有短腿，其作用有點像北方農村的小炕桌。
食具方面，上古時期，人們己開始使用筷子。（史記）記載，殷紂王喜歡用象牙筷子吃熊掌，箕子認為太奢侈。是亡國之兆。由此可見，筷子在商末已經出現了。筷子最早稱為( 挾 ) 或 ( 筴 )，從字形就可以看出它一般是用竹、木製作的工具用來夾食物的。秦漢以後稱為箸，又寫作筋。
正式的宴席上，餐具和飯菜的擺法也有規矩的。據( 禮記，曲禮 ) 記載：進食的禮節，左邊是帶骨的熟肉，右邊是切好的熟肉。飯放在人的左邊，羹放在人的右邊，切碎的內絲和烤肉放在有熟肉的外面，醋、醬、放在熟肉的裡 ( 靠近吃飯人的那面 ) ，蔥放在醋、醬的左邊，酒漿放在羹的右邊。
吃飯時，從食器裡盛飯要用七 (即後代的飯勺 )，盛出以後放在手裡，然後直接送到嘴裡，不用箸。所以在吃飯前一定要洗手，不能搓搓手就去吃飯。飯如果太熱，要放在手裡等它涼一點再吃，不許揮動手臂揚去熱氣。吃飯時，不許嘴裡嚼出聲，不許把已經咬過的魚和肉放回食器。吃羹時不許嚼也不嚼便大口大口地吞下；吃帶骨的肉不許翻來覆去地咬骨頭；吃肉醬時也不能大口大吞咽，吃炙肉時要把肉放在俎( 案板) 上用刀切著吃，或者先用牙齒撕碎，放回俎上，再一塊一塊用手抓著吃。
宴席上的酒貯存在罍裡，臨飲前注入博 (酒壺)中，放在席上，飲時用勺斗舀到爵、觥等酒器中，飲完再把酒器放在席上。賓主宴飲時，主人要先向賓客敬酒，稱為獻；賓客稱為酬。最隆重的宴會上，主人要獻酒九次，
稱為九獻。酬賓之後，再依次勸參加宴會的人飲酒，稱為旅酬。旅酬之後，大家便可以開懷暢飲，不計數量，一醉方休，稱為無算爵。無算就是不計數量的意思。
相比現今的快餐文化，古人飲食文化真是繁複得多。有空的話，大家可以模仿古人，學習他們的飲食方法，可能有另一番情趣。

「華夏」千古謎今朝終揭開

/呂少群
2005-1-10

圖：李敬忠（右二）與香港大學中文系系主任單周堯，學者馮錦榮及羅馬大學東方研究院長馬西尼合影
中國為什麼又稱「華夏」？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的「夏」，是哪個民族建立的？一本洋洋灑灑百萬言的巨著《「濮」與中華民族》，可望對這些史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給出答案，並解開中華民族一個個千古之謎。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語言學家金鐘（李敬忠）教授，正陸續完成其視為傳世之作的中國上古史《「濮」與中華民族》。

古往今來，許多史學家研究中國歷史，大都是從古籍中引經據典，將前人說過的話或記錄的歷史傳說，轉引過來作證據，然後加上自己觀點而發揮，寫成專論。

金鐘教授則嘗試從浩瀚的中國史籍中抽絲剝繭，把「埋藏」在古籍字裡行間數千年的古「濮」人語言的漢字譯音詞逐一找出，逐一弄清涵義，加以綜合判斷，從而得出相對合理的結論。他通過「濮」語，得出了「華夏」的本義。

金鐘說，「華夏」之名最早見於《周書?成武》：「華夏蠻尷，罔不率俾」。最先明確解釋「華夏」即「中國」，二名實為一體的，是《左傳》：「『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中國為華夏也。」

到底華夏二字從何而來，「華」與「夏」各為何義？為何「華夏」可用來指稱「中國」？史學家一直爭論不休，例如章太炎認為因「華山」和「夏水」（今漢水），林惠祥則認為是「華」即「花」之古字，是愛「花」的民族　———「夏族」，故稱「華夏」。范文瀾則認為「華夏這名稱，最基本的涵義在於文化。文化高的地區為夏，文化低的人或族稱為華，華夏合起來稱為中國。」

金鐘認為，古「濮」（百）越」語給出了非常合理的解釋。「華夏」其實是古濮越語wu(wa)「咱們」ja(jo)「能幹，有本領，強」，兩者合起來是「咱本領高強」的意思。「華夏」是wu(wa)　ja(jo)漢字譯音。「華夏」二字早期譯音的原型是《尚書?堯典》裡的「蠻夷猾夏」句中的「猾夏」二字。由於「猾」是「狡猾」之意，如果把這句話的漢意直譯，即是「夷人野蠻，夏人狡猾」，歇後語即「都不是好東西」。豈非等於罵了「蠻夷」又罵了自己祖宗？

他考證，一些「有識之士」就利用「猾」與「華」同音，把「猾夏」改成了「華夏」。這樣，自認為高人一等的一眾漢族，就人人皆大歡喜，樂用不疲了。「華夏」二字從此就被作為與「蠻夷」相對的驕傲而流傳了數千年。

金鐘又說，一些註釋家註《尚書》時，將「猾」解釋為「攪亂」，將「夏」解釋為「中原」。因舜時尚無「夏朝」，如果說「蠻夷攪亂夏朝」講不通，故以「夏」作「中原」，他直指這是「一種無奈的狡辯」。

其次，《尚書》「蠻夷猾夏，寇賊奸宄」之意，並不是說「蠻夷攪亂搶掠中原」，而是說「本領高強的鄉下種田人，犯法作亂」。他重申，「猾」從古至今均無「攪亂」之意。

金鐘指出，所謂「蠻夷華夏」，在「濮」人後裔的壯侗語裡，至今都只不過是一句極平凡的話。壯語（南）的讀音是mba:n35　ji55　wu35　ja35(jo)。mba:n是「村莊」，古「濮越」語歷史發展分化為ma:n和ba:n。今傣（德宏）語、（?）佬語讀ma:n，用漢字譯音，史籍寫作「蠻，曼，滿」等，壯、布依、水、毛南等讀ba:n,史籍漢字譯音寫作「板、阪、畈」等，黎語讀fa:n，史籍漢字譯音寫作「番」。ji是「犁、耕」之義，史籍漢字譯音寫作「夷，伊，余，依，榆，俞」等。所謂「濮夷，布依，布越，濮越」是「耕田者、種田人」的意思。wu(wa)是「咱們」，漢字譯音可寫作「華，胡，吳……」等，ja(jo)是「能幹，很強，有本領，或本領高強」的意思，用漢字譯音可寫作「夏，雅」等。mba:n(ma:n)ji合起來，意思是「村夫，或鄉下種田人」。整句mba:n(ma:n)　ji　wu　ja用漢字譯音可寫作「蠻夷華夏」，意思是「咱們鄉下種田人本領高強」。就是這麼簡單，卻被歷代統治者人為地歪曲並割裂和對立開來，成為貴與賤，高尚文明與低等野蠻兩種不同的人群而訛傳了幾千年，並留下中華歷史上兄弟鬩牆的血淚史。

夏是濮人建立的王朝

金鐘考證指出，「濮」是對中華歷史文化貢獻最大的古代民族，它在神州大地上歷史最古老，人口最多，分布地域最廣，活動歷史最長。可以說，它與整個中華民族歷史的發展息息相關。

他表示，「濮」本是「濮越」語裡專用在人前面一個極普通的必帶量詞pu「位」的漢字譯音。如pu　vun「口」，pu　ji「耕（種）田人」，pu　lau「我們（的）人」，pu　mba:n「村夫，鄉下人」等，當今泰國國王的名字「蒲眉蓬」同樣保留了這種用法，前面的「蒲」就是pu的漢字譯音，後面的「眉蓬」才是名字。

pu早在甲骨文時代就已被用方塊漢字譯音寫作「」，現代民族史學家羅香林指出「、濮」同音，則「」為濮之異文。」到了春秋時代，有人把pu　ji(jai,jyi,joi)用漢字譯成了「百越」，於是「越」便逐漸取代了「濮」。漢晉以後，有人又把pu　lau的第二個音節用漢字譯寫作「僚，寮，遼，勞，牢」等數十個同音近音異譯字群。於是，「僚」字群又逐漸取代了「濮」和「越」在史籍裡大量使用。此後，「濮」、「越」、「僚」之間的神秘關係，就令很多人永遠都弄不清了。

金鐘重申，「濮」人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私有制的「夏」王朝。從《史記》至今二千多年來，尚未見有哪一本史籍曾經這樣說過的。他的結論是從考察歷史語言得出。

一，「夏」的名稱，來自「濮越」語ja(jo)「本領高強」。在「濮」人勢力強大的四千多年前，按照人類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弱肉強食強者勝」。一群「本領高強」的「濮」人，打敗了勢力較弱的許多民族部落，建立自己強勢統治，將弱者擄為奴隸。這群人成了統治集團，因而自稱為ja，後來用漢字譯音，就寫作「夏」。由於「夏」之初，並非「家天下」，而是由一群「本領高強」的人，集體「打」出來後又進行集體統治，因此「華夏」（wu　ja)，實質上是集體英雄的代名詞。

其次，中國正史的開山祖師司馬遷撰寫《史記?夏本紀》時，雖然是以《尚書?禹貢》這篇偽史作「藍本」，但他也根據當時仍流行「濮語」關於「夏」代歷史故事傳說，用半是編造半是如實紀錄了部分「濮語」寫出一個「夏代帝王世系表」，這個「表」，除了編造的「啟」之外，其餘九個都可以用「濮」語還原。

再者，「夏」都及版圖內的晉、陝、冀、魯、豫，有眾多的「濮」語留下的地名。如山西的蒲（濮）州（今永濟），蒲阪，蒲掌，夏縣，管頭（與「驩兜」是同音異譯，是「濮」語kun　tau「我們（的）人」漢字譯音）；陝西的蒲城、褒（濮）濮；河北的博（蒲）野、博陵、步古溝、夏墊、館陶（與山西「管頭」同音異寫）；山東的臨濮、蒲汪、博興、博平、淄博、夏官、夏甸（與「夏墊」同音異寫）、夏丘、夏口、禹城、北館陶；河南的濮城、濮陽、博望、扶（濮）溝、蒲壁、傳集、夏邑、夏館等。

破譯《山海經》

身為壯族後裔的金鐘（李敬忠），師從語言學家馬學良。他以其所著《語言演變論》提出「漢語語族」理論及突破斯大林傳統的語言融合理論享譽國內外。

縱觀其《「濮」與中華民族》這部巨著的目錄，堪稱引人入勝。在《總論?什麼是中華民族》之後，有《濮與華夏》、《濮與百越》、《濮與夜郎》、《濮與蜀》、《濮與哀牢》、《濮與三皇五帝》、《濮與山海經》、《濮與漢及其他兄弟民族》、《濮與東南亞及太平洋群島民族》等。這些篇章，其特點都是以「濮」語為主線貫串全部，其中《濮與山海經》最耐人尋味。

《山海經》是中國最古老的一部記錄神州大地山川物產的地理經典。怪異的山水鳥獸名稱，數千年來無人能夠全面解讀。就連晉代的大註釋家郭璞也無能為力，在註釋全書之後，為《山海經》作的《序》末尾，哀歎「非天下之至通，無以言山海之意矣。」奇妙的是，金鐘教授至今解讀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內容。

金鐘教授的成就已入編國家級名人辭書四十多種，包括《世界名人錄》、《世界優秀專家人才名典》、《世界優秀華人大辭典》、《二十一世紀傑出專家》、《中國專家大辭典》等等。人們有理由相信，通過《「濮」與中華民族》，中華民族的一個個千古之謎將逐漸破解，而他就是揭謎者。

中國古人發明紙張非為書寫
2004-12-19

陝西省印刷科學技術研究所高級工程師林川最近研究認定，中國最原始的紙張是用於雜用而非書寫。

據新華社西安１９日電，林川說，現在公認在蔡倫造紙之前已經發明了紙，西漢時代獲得了最初的麻纖維紙，但早期的麻紙還不具備承受書寫的功用，這可以從直到漢代只有帛書而沒有布書的史實來映証。這是因為在麻布上寫字，墨水會在布面上洇開造成字跡模糊、不成字形，盡管麻布比縑帛價廉易得。直到後世剋服了麻紙洇墨的致命弱點，紙才成為中國文字記錄的主要材料。

林川認為，做包裝材料是早期紙的一種重要用途。《漢書﹒趙皇后傳》中所提的“裡藥二杖赫蹄”，即是把小幅薄紙用於包裝的例子。用布塊、植物葉子（如桐葉、荷葉、芭蕉葉等）一類材料來包零散物品，顯然沒有紙方便。紙出現後在包裝方面的用途及給社會生活帶來的方便，導致了社會對紙的需求。西安灞橋紙出土的狀態，即是作為銅鏡的包裝墊襯。

同時，漢代紙還有基於衛生作用產生的社會需求，這方面的事不登大雅之堂，因而不記錄於史籍資料，在出土的文物裡也不會找到。但基於人的生理，如排便以後的除穢自潔、婦女的經期衛生，以及人們和未曾使用紙時生活習慣所表現出來的差別，自然可以推測紙在衛生方面的作用所在。很顯然，一旦發現了早期紙具有衛生作用，起碼在社會上層階級對紙的消費會有大量需求，甚至紙會成為上層社會家庭裡的生活必需品。有了這些大量的、持續不斷的消耗性消費，社會對早期的紙就有明確的需求，從而使蔡倫之前的紙的生產已經能夠獲得經濟收益，促使造紙技術從孕育它的麻紡織纖維處理技術裡獨立出來成為一個新行業。

專家發現漢文化擴散源於人口擴張
2004-9-16

上海復旦大學科研人員通過系統地分析漢族群體的Ｙ染色體和線粒體ＤＮＡ多態性，揭示了世界最大的民族漢族的文化擴散模式：漢文化向南擴散的機制符合人口擴張模式，而且在擴張中男性佔主導地位。

據新華社上海９月１６日電，這篇題為《遺傳學証據支持漢文化的人口擴張模式》的論文在９月１６日出版的英國《自然》雜誌上發表。

語言和文化的擴散存在兩種模式：一為人口擴張，即人口遷徙模式﹔另一為文化傳播模式，人群中有文化傳播，基因交流卻很有限。歷史記載，漢族源於古代中國北方的華夏部落，在過去的兩千多年間，漢文化擴散到了中國南方，而中國南方的原住民族則是說侗台、南亞和苗瑤語的人群。

復旦大學現代人類學研究中心和摩爾根──談家楨國際生命科學中心的文波、李輝等研究人員將南方漢族的遺傳結構和北方漢族、南方原住民族兩個親本群體進行比較，分析了中國２８個地區漢族群體的Ｙ染色體非重組區和線粒體ＤＮＡ，這些樣本覆蓋了中國絕大部分的省份。

研究顯示，南方漢族與北方漢族的Ｙ染色體類型及頻率分佈非常相近，說明南方漢族在父系上與北方漢族非常相似，受到南方原住居民的影響很小。母系方面，北方漢族與南方漢族的線粒體類型的分佈非常不同，南北漢族之間有極其顯著的差異，南方漢族受到南方原住民族的影響較大。總體上北方漢族對南方漢族的遺傳貢獻父系比母系高得多，南方漢族中北方漢族的貢獻比例由北向南遞減。

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金力認為：漢文化的擴散中確實發生了大規模的人群遷徙。首先，幾乎所有的漢族群體的Ｙ染色體單倍群分佈極為相似﹔其次，北方漢族對南方漢族的遺傳貢獻無論從父系還是母系方面都十分可觀。在漢族的擴張過程中，南方漢族與南方原住民族發生了基因融合，但這一融合具有性別偏向性：融入到南方漢族中的南方原住民族女性遠遠多於男性，而北方漢族的男性對南方漢族做出了更大的貢獻。

遺傳學的研究與歷史記載相吻合：受到北方戰亂和飢荒的影響，漢人不斷南遷，大量的北方移民改變了中國南方的遺傳構成，而漢族人口擴張的同時也帶動了漢文化的擴散。北方漢族、南方漢族和南方原住民族之間基因交流造成的族群混合，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人群的遺傳結構。

學者發現中國人3特徵
9月 19日星期日 02:45 更新

【明報專訊】據《江南時報》報道，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研究發現，在炎黃子孫身上有3項有別於世界其他民族的特有生理印記。

一是鏟形門齒。上頜兩顆中門齒的兩邊緣翻捲成棱，中間低凹，像一把鏟子。絕大多數中國人是這種門齒，而白種人有這種門齒的只佔8.4%，黑種人只佔11.6%。

二是青斑。新生嬰兒的臀部或其他部位常有淡灰色或青灰色斑塊。中國新生嬰兒尤其是東北地區的新生嬰兒幾乎都有這種特徵，通常一兩歲時褪去。白種人和黑種人的新生嬰兒都無這特徵。

三是內眥褶。在眼的內角處，由上眼皮微微下伸，遮掩淚阜（內眥處隆起的小肉粒）而呈一小小皮褶，舊名「蒙古褶」。中國大部分人有這種褶，外國人則無。

人類學家判斷，這3項印記是由炎黃祖先遺傳而來，其中鏟形門齒可追蹤到舊石器時代的遠祖。

炎黃子孫屬黃種人，身材中等，膚色淡黃至棕黃，頭髮黑而直，眼睛深褐色，鼻子寬高中等，面部扁平，嘴唇不厚不薄，身上體毛稀少，這些特點構成中國人容貌特徵。

中國將重走鄭和路
2004-7-8

中國古代航海家鄭和的航跡將於６００年後被重走：７月１３日，一部描述鄭和航海生涯的紀錄片的攝製組將從江蘇太倉啟航，貫通太平洋西部，橫渡印度洋，預計９個月後抵達非洲的肯尼亞。

據新華社北京８日電，這次故跡重尋是一場盛大慶典的前奏。在國務院新聞辦７日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交通部副部長徐祖遠宣布，中國政府將於２００５年舉行紀念古代航海家鄭和出訪西洋６００周年的大型紀念活動。

鄭和１３７１年出生於中國一個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族家庭。這個１１歲被征入宮的小太監，日後成為了中國航海史上的傳奇人物。他的“七下西洋”開闢了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航程最長的遠洋航線﹔但隨後由此引發的是非之爭卻使中國開始了３００多年的海禁。

１４０５年之後的２８年間，鄭和七次奉旨率船隊遠航西洋，航線從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達西亞和非洲東岸，途經３０多個國家和地區。他的航行比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早８７年，比達伽瑪早９２年，比麥哲倫早１１４年。在世界航海史上，他被認為是開闢了貫通太平洋西部與印度洋的直達航線。

著名中國研究專家費正清在《中國：傳統與轉變》一書中寫道：“世界上的船隊從來沒有取得這樣大的成就……他的航行之所以能夠成功，歸功於中國造船工業在航海技術上的發展。他們的遠洋船隻規模巨大，有些船有４００多英尺長，四層甲板，水密隔艙多達１２個。船員按照詳細的航海指南航行，還使用了羅盤。”

徐祖遠說，除了當時領先世界的航海技術之外，鄭和下西洋的特殊之處還在於他沒有佔領鄰國一寸土地，沒有建立一個軍事要塞，沒有奪取他國一份財富，在商業貿易活動當中也採取了厚往薄來的做法。

鄭和所在的明朝永樂年間，中國正值盛世，而南亞和東南亞地區局勢甚為動盪。在各國明爭暗鬥下，地區海盜泛濫。在當時的“內安華夏、外撫四夷、一視同仁、共享太平”的外交政策下，鄭和奉命出使西洋各國，把絲綢、瓷器、度量衡、歷法、禮儀、農業技術、醫學和生產工具等等帶到了沿途國家。

臺灣“中華戰略學會”秘書長謝台喜說，鄭和下西洋，從不輕易使用武力，亦未蓄意霸佔殖民地，侵佔他國領土﹔所經之地，均以和平友好精神，敦睦鄰邦，以德服人，宣揚中華文化，其所表現的是“和平海權”，而非武力侵略行為。

徐祖遠說，鄭和留給中國人三條寶貴經驗：第一，睦鄰才能友好﹔第二，開放促進發展﹔第三，科技增加實力。

“鄭和下西洋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偉大的和平實踐。這說明和平崛起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和平崛起凝聚著五千年中華文明的價值取向和中華民族愛好和平的品德。”徐祖遠說。

組圖/ 世界文化遺產集粹（中國）
2004-6-28

圖1，6月27日，由蘇州昆劇院演繹的三本昆劇《長生殿》在蘇州開明大戲院進行了內地首場演出，同時慶祝第28屆世界遺產大會即將在蘇州召開。這部根據清初著名劇作家洪??的同名劇本刪減而成的昆劇共27折，分上中下三本，長達7個半小時，將分3天演完。昆劇又稱崑曲，它發源於蘇州，歷史悠久，被稱為“百戲之種”。2001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

圖2，天壇：明清皇帝祭天的建築傑作天壇祈年殿。北京天壇建於明永樂十八年（公元１４２０年），面積約２７３公頃，是明清兩朝皇帝舉行祭天大典的場所。天壇的外層圍牆北圓南方，象征“天圓地方”，並分為內壇和外壇，主要建築集中於內壇，內壇的南部為圜丘壇、皇穹宇﹔北部為祈年殿、皇乾殿兩組建築，二者由一條長３６０米的丹陛橋相連。1998年，天壇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圖3，峨眉山－樂山大佛：精心修護下的佛教勝地樂山大佛在四川樂山市東凌雲山西壁，大佛頭與山齊，腳踏大江，通高71米，頭高14.7米，頭寬10米，肩寬28米，眼長3.3米，耳長7米，耳朵中間可並立二人，頭頂上可置一圓桌，赤腳上可圍坐百余人。峨眉山坐落在四川省樂山市境內，1996年和樂山大佛一起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峨眉山素有“古老的動植物王國”和“地質博物館”之稱，并以其“雄、秀、奇、險、幽”的自然風光、豐富的生物資源和厚重的歷史文化底蘊成為人類的瑰寶。樂山大佛則是當之無愧的世界古代第一大石刻彌勒佛坐像，顯示了中國古人高超的雕刻藝術。峨眉山為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峰頂海拔3099米，是集自然風光與佛教文化於一體的國家級山嶽形風景名勝區，有“峨眉天下秀”之美稱。

圖4，敦煌莫高窟：宏偉的佛教石窟藝術殿堂敦煌莫高窟第328窟精美的彩塑和壁畫。敦，大也﹔煌，盛也，敦煌如今已經不是個地名，而是人類心馳神往的一個文化藝術寶庫。位於甘肅省敦煌市東南25公裡的敦煌莫高窟集壁畫、彩塑、建築於一身，是世界現存規模最大、連續營造時間最長、內容最豐富的石窟長廊和佛教藝術殿堂。由於在世界文化藝術上突出的地位和影響，1987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圖5，頤和園：建築美與自然美融糅一體的成功范例頤和園蘇州街。頤和園位於北京西北部，被建築界稱為中國古典園林之首，在中外園林藝術史上佔有極高的地位。全園由萬壽山和昆明湖組成，佔地290公頃，其中昆明湖佔全園面積的四分之三。1998年，頤和園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圖6，周口店：世界著名的古人類遺址山頂洞在北京周口店龍骨山的山頂，曾經是“山頂洞人”的故居。1930年，考古工作者在離猿人洞100多米遠的山頂洞中，發現了2.7萬年前的“山頂洞人”頭蓋骨化石。周口店遺址位於北京城西南房山區周口店龍骨山腳下。1929年，古人類學家斐文中首先在龍骨山猿人洞中發現了第一顆完整的、距今50萬年的“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震撼了全世界。此後，周口店一系列重要發現，為研究人類的起源提供了重要依據，在世界古人類學和考古學等領域佔有重要位置。1987年，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古國,方國,帝國
2004-4-17

“古國－方國－帝國”理論，是中國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１９９４年提出的。他在概括中國國家起源的三個發展階段時，將其稱為“三部曲”。

新華社沈陽４月１７日電，古國時代是指距今五千年前後出現的高於部落以上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古國最先是從遼西地區紅山文化考古中提出來的。紅山文化在距今五千年以前率先跨入古國階段，以祭壇、女神廟、積石塚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質禮器為標志，出現了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發展已達到產生基於公社又凌駕於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組織形式，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國家已經產生。

古國時代以後是方國時代，古代中國發展到方國階段大約在距今四千年前。與古國是原始的國家相比，方國已是比較成熟、比較發達、高級的國家，夏、商、周都是方國之君。不過，方國最早出現是在夏以前。江南地區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層文化是最典型的實例。其主要標志是大國下的小國群體。

方國時代之後，便是帝國時代。以距今二千年前秦始皇完成統一大業後建立的秦帝國為標志，并為漢帝國及以後所延續。

特稿/中國源於三大古文化碰撞
2004-4-18

多少年來，有關中國是怎樣形成的這一重大歷史問題的討論始終沒有停止過，最近，隨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啟動，這一問題再次引起世人的關注，其中文化交匯在中國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尤其引人注目。

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著名考古學家郭大順將中國考古學文化劃分為三大區：既以彩陶、尖底瓶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以粟作農業為主要經濟活動的中原文化區﹔以鼎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以稻作農業為主要經濟活動的東南沿海及南方文化區﹔以筒型陶罐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以漁獵為主要經濟活動的東北文化區。

據郭大順介紹，這三大區其實包括了中國幾乎所有古文化發達地區。從已經建立的考古文化系列看，各大區發展階段是大體同步的，都可以距今５０００年為界，分為相互對應的兩大階段。前一階段是以形成個性為主頻繁交匯期，或可稱為“仰韶時代”（後期）。後一階段是在文化交匯進一步發展的條件下，實現文化共同體最初形成期，即“龍山時代”。

５０００年前文化的頻繁交匯，主要表現為中原區與東南區的東西交匯，中原區與東北區的南北交匯。這兩次交匯的形式和內容各有特點，又有共同性。東西交匯的導向是先以仰韶文化彩陶為主的文化因素對東南部大汶口文化等的影響為主，約從距今５５００年後則以大汶口文化等對中原地區的影響為主，標志是首先在豫西地區的仰韶文化中，逐步以東南區特征文化因素鼎、豆、壺替代了當地仰韶文化的彩陶和尖底瓶等，成為陶器的主要組合。

南北交匯也是先以中原區後岡一期文化和仰韶文化對東北南部區紅山文化的影響為主，約距今５５００年後，出現南北兩種文化的碰撞。前者表現在紅山文化早期出現具有後岡一期文化特征的“紅頂碗”，此後，紅山文化大幅度吸收仰韶文化的先進因素，特別是廟底溝類型的花卉紋彩陶圖案，形成具南北兩種文化因素的自身文化特征。後者的証據是在河北省西北部張家口地區桑幹河上游的蔚縣西合營鄉三關村附近，發現的一群具有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特征的遺址中，也不時有篦點之字紋陶等燕山以北地區紅山文化因素出現，特別是發掘到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繪玫瑰花卉圖案彩陶盆與紅山文化繪龍鱗紋圖案彩陶罐在這裡有共存關係，表明紅山文化在它的晚期向南擴展，並在桑幹河上游一帶與仰韶文化相遇。遼西地區作為５０００年古國象征之一的紅山文化規模宏大的壇、廟、塚遺址群，就是這一文化碰撞的成果。

到了５０００年後，隨著這種文化交匯的進一步擴大，已使各大區具有了更多共同時代特征，進入了最初文化共同體的形成時期。一方面由於以眾多城址出現為標志的古國林立，區內文化的組合與重組加速，一方面大區文化交流集中表現為以東南區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北上和包括東北南部、內蒙古自治區中南部在內的燕山南北地區古文化的南下，形成以西北地區為一方，以東南為另一方在中原區匯聚的主流形勢，是為龍山時代出現的背景。

將以上東西交匯與南北交匯作一比較可知，共同性是主要的，這首先表現於交匯的結果，“仰韶時代”（後期）南北交匯產生的壇、廟、塚和東西交匯產生的鼎、豆、壺等固定組合，都是禮制內容。以它們作為距今５０００年前後各大考古文化區出現古國向方國過渡的標志性文化因素，反映了中國文明起源共同的道路與特點，那就是通神及其獨佔權（神權至上）在文明起源過程中佔有特殊重要地位。三大區交匯的重要共同點還在於交匯的導向，即主要不是由中原區向四周放射，而是由四周向中原區聚集。

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三大文化區系、以距今５０００年為界的兩大發展階段和各區各段先後形成文化中心，以及在文化頻繁交匯中文化重心由北而南、由東而西的轉移趨勢，反映出中國文明起源從古國逐步向方國過渡的一些主要軌跡。有趣的是，這一軌跡恰與古史傳說以黃帝為代表的五帝時代前期，北方、中原、東方和南方接觸頻繁，以堯、舜為代表的五帝時代後期由四鄰向中原匯聚的記載相吻合。由此可知，中國文明起源和早期國家階段，就是五帝時代。這是跨進文明、走向一統與傳統初現三者並行發展的一個時期。

不同文化傳統和不同經濟類型的三個大區在各自發展個性的同時，不是分道揚鏢，而是在頻繁的文化交流中向一起匯聚，在逐步取得“文化認同”的過程中實現“共識的中國”，從而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出現以至整個中華文化、中華文明和中華國家的形成奠了基。

/馬義,丁銘

【新華社沈陽１８日電】

現存最早針灸銅人「下落」查明

2003/11/26

中國現存最早的針灸銅人的「下落」已被找到：經過專家論證，現藏於俄羅斯聖彼得堡冬宮的明代中國針灸銅人是現存最早的針灸銅人。

據香港中通社北京十一月二十六日電，醫學文獻記載，早在北宋時期，就有了國家經穴標準《銅人攞穴針灸圖經》，並制成了中國最早的針灸銅人──宋天聖銅人，可惜後來亡失。圍繞中國現存最早的針灸銅人到底在哪兒的問題，學術界已爭論了近百年，現藏於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和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明代銅人，都曾被部分學者譽為最早的正統仿宋針灸銅人。

中國中醫研究院針灸研究所組成的專家組通過人形姿勢、服飾、比對文獻等鑒別措施，從十個方面證明了現藏於聖彼得堡冬宮的明代中國針灸銅人才是現存最早的明正統年間仿宋銅人。可惜的是，由於年代久遠，這具銅人上現存能用肉眼勉強辨別的穴名僅有三十五穴，不足原穴名的十分之一，課題組經過查閱文獻，最終補齊了所有穴名，並對這具銅人進行了成功復製，目前復製品已經擺進中國中醫研究院內的中國針灸博物館。

滬發現元代水利工程遺址
2002/9月/6
【大公網訊】上海市區發現迄今為止國內最大的元代水利工程遺址。９月３日，上海市博物館考古工作者在市區志丹苑小區建築工地距地表１.５米至２.５米的土層中清理出了一座元代石閘的上半部分，石閘閘口寬６.８米，兩旁是兩根巨大的青石柱，已經暴露在外的石柱高３.３米，面寬０．９米，四面規正，棱角分明，石柱相向面的正中鑿有寬０．２８米，深０．１７米的凹槽，凹槽上下筆直，槽底平整。

上海市區發現元代水閘遺址
2002年9月6日

上海市博物館館長陳燮君日前宣布﹐考古工作者在上海市區發現了迄今為止國內最大的元代水利工程遺址﹐遺址面積一千多平方米﹐比北京金中都水關遺址大得多。

這座遺址已被命名為「志丹苑遺址」是去年五月在上海市區志丹苑小區工地發現的。考古工作者從今年八月發掘出了元代和明代的磚瓦瓷片﹐以及數根粗大的木樁。

日前﹐考古工作者在距地表一點五至二點五米的土層中清理出了一座元代石閘的上半部分。石閘閘口寬六點八米﹐兩旁是兩根巨大的青石柱。已經暴露在外的石柱高三點三米﹐面寬零點九米﹐四面規正﹐稜角分明。石柱的相向面的正中鑿有寬二十八厘米﹐深十七厘米的凹槽﹐凹槽上下筆直﹐槽底平整。

陳燮君說﹐這樣規模巨大﹑做工考究的古代石閘在全國是第一次發現﹐從建築風格上看﹐可以確定為元代建築。這座石閘位於吳淞江故道附近﹐所處的江面估計寬二千五百米。上海市文物專家說﹐這座石閘可能就是任仁發治理吳淞江時所建。

新華社記者馮源

專家破解中華文明起源三大難題
2002/9/28
中華文明的起源究竟在哪裏？是一個源頭還是多個源頭？它們之間的聯系和區別是什麼？來自中國１３個省（市、區）的６０多位專家學者近日在北京對此進行了探討，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

據新華社北京９月２８日電，過去一直講“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在這次研討中，眾多從事考古、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歷史研究的專家認為，東北紅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四川金沙遺址、湖南永州舜帝文化遺址的新發現，進一步清晰了中國早期文明的生存狀態，證明僅中國稻作農業文化的歷史就可以推到８０００年至１萬年前，從而打破了“中華文明五千年”的成說。

北京首都文化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錢光培等專家指出，各地新的考古發現說明，在中國的東西南北中都有早期文明的生長點，中華文明的起源不是單元的、直線的，而是呈“多元一體”狀態。它揭示了中國為什麼能以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長期發展的文化根源，也揭示了中國早期文明中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之間為什麼能和而不同、相互依存、共同發展，形成“合和”的中國哲學的文化根源，突破了過去僅以黃河文化論中華文明起源的傳統認識。

“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學勤等專家認為，自然科學和“口述歷史”資料在中國文明探源研究中有著重要作用，他們指出，中國人文科學研究要多學科相結合。專家認為，西方學術界因早期某段文明史無法精確編年而否認其客觀存在是不科學的，國際學術界應尊重不同國家和民族根據自身歷史實際所創造的早期文明記史方式。

（完）

中國人可能就起源中國
2002/10/09

【本報訊】中新社南寧八日消息﹕現代中國人的祖先更可能在中國﹐而不是非洲。這是中國科學家用世界先進的地層年代測試方法﹐首次對埋藏柳江人頭骨化石的地層進行年代測定後得出的結果。

廣西自然博物館副研究員王頠﹐今天向此間媒體透露﹐他的研究小組通過對柳江人洞的堆積物進行詳細研究﹐採用鈾系測年法﹐首次對柳江人頭骨化石的出土地點進行了系統的地層年代測定﹐結果表明﹐柳江人可能生活在距今七萬年至十三萬年之間或更早﹐而不是原先所認識的不超過三萬年。

這意味著﹐具有解剖學上現代人特徵的柳江人──現代中國人的祖先﹐比人類學家原先所認識的要更早就生活在華南地區。這一結果使現代人「非洲起源」學說受到挑戰。這一學說認為﹐現代中國人是三點五至八點九萬年前從非洲遷移來的。

中國公布去年六大考古發現
2003/1/18
今天出版的《中國青年報》報道，在１７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舉行的“中國考古新發現學術報告會﹒２００２”上，中國考古專家公布了２００２年度國內考古六大發現。
據新華社北京１８日電，它們是：“環太湖流域史前考古的新進展”─江蘇宜興駱駝墩新石器時代遺址、“洹河之濱商城再現”─河南安陽洹北商城及一號建築基址、“楚國貴族的地下宮殿”─湖北棗陽九連墩戰國墓、“秦簡之最里耶秦簡”─湖南龍山裡耶戰國秦漢時期城址及秦代簡牘、“打開通往魏都宮城的大門”─河南洛陽漢魏故城宮城閶闔門、“破解中國白酒起源之謎”─江西南昌進賢縣李渡元明清三代燒酒作坊遺址。

在江蘇宜興駱駝墩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馬家□文化的甕棺葬在長江下游是首次發現。考古學家分析，駱駝墩文化遺存代表了太湖西部山地向平原過渡地帶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此發現填補了環太湖西部史前考古學文化的空白。

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陽洹北商城城址南北中軸線的南段發現了大型夯土基址區，這是迄今發現的規模最大的商代單體建築基址，填補了以鄭州二裡岡為代表的早商文化和以殷墟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間的缺環。

２００２年９至１２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九連墩墓沿線的１號、２號墓及附屬車馬坑進行了清理。考古專家認為，九連墩兩座楚墓規模宏大，出土遺物豐富，對楚文化的研究將會有極大地推動作用。

里耶戰國秦漢古城現存面積近兩萬平方米，在城內發現的一號水井內出土了大量秦代簡牘，初步統計為３．６萬余枚，１０余萬字。裡耶古城出土的戰國、秦、西漢等不同時期的陶器，將為這一時期該地區考古學文化編年研究樹立一個標尺。古井所出的簡牘，其數量遠遠超過以往所出秦簡的總和，成為繼秦始皇陵兵馬俑之後秦代考古的又一重大發現，對於秦代歷史和古代民族史的研究都具有重大意義。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２年６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故城隊對漢魏洛陽故城最重要的一座城門──北魏宮城正門閶闔門進行了發掘。閶闔門是迄今發掘出的時代最早的都城宮城正門，此發現填補了中國古代都城考古學研究方面的一個重要缺環。

對於李渡燒酒作坊遺址，專家認為，該遺址是“繼四川成都水井坊之後中國發現的一處時代最早、遺跡最全、遺物最多、延續時間最長、地方特色最鮮明的古代燒酒作坊遺址”。特別是元代酒窖的發現，証實了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關於“燒酒，非古法也，自元時始創其法”的記述，已清理的明代釀酒作坊遺跡佈局配套，幾可再現釀酒操作的全過程。

中國古代青銅器的價值/向景安

我國古代的青銅器，是我國古代的人們以青銅為材料鑄造的器物，故名。青銅本是「銅錫合金」的舊稱，今稱「錫青銅」。它標誌著一個歷史時期----青銅時代。青銅的冶煉和鑄造技術，在我國發展很早。《左傳．宣公三年》（公元前六○六年）載：夏朝初年，會九州州牧（九州的長官）用青銅鑄九鼎，其上刻有全國各地山川、異物之圖形，代表九州，象徵夏王朝擁有天下，置於宮門之外。春秋時周王室衰微，公元前六○六年楚莊王率兵攻打陸渾（即今河南嵩陽縣及伊陽）之戎，在洛邑以咄咄逼人之勢，向周王使者問九鼎輕重，暗示以武力奪取全國統治權。從此「問鼎中原」就成為奪取政權的代稱。

商代青銅器盛行，建立了冶煉青銅的工業，河南鄭州、安陽等地發現的青銅廠遺址，以及其他商代青銅器的發掘，足以證明。

古代的青銅器是一種珍貴文物。早在漢代人們已知青銅器的寶貴。宋徽宗趙佶敕撰《宣和博古圖》後，在皇帝的推崇和提倡下，青銅器更成為珍異的收藏品，有的一件值幾十萬錢，甚至百萬錢。今天我們認為青銅器珍貴，自然不是看其價格，而是講其在科學和藝術上的研究價值。

青銅器銘文，即所謂金文的重要意義，早已眾所周知。現已發現和著錄的金文數以萬計。其時代自商朝以迄兩漢，有不少是長篇銘文。我們知道，古代典籍傳流到現在的不多，特別是商代和西周的更少，金文正好補充文獻的不足。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傳世古籍由於經過傳抄遞刻，不可避免有一些竄改訛誤，引起種種爭論。而金文保持原來面貌，使人們可以直接接觸古代的信息，很多地方能夠對文獻起到印證和訂正的作用。已有許多學者利用金文探索古代歷史和社會，取得了優異的成果。

金文另一方面的價值，在於古文字學的研究。考察商代文字，自應以甲骨文為主。但甲骨文基本是卜辭，內容受占卜範圍的局限，並且又是直接契刻在甲骨上的，結體與書寫文字畢竟有差異，而商代金文是先書寫好，經刻琢製範後再澆鑄成的，比較接近書寫的風格。研究金文，不僅可以了解漢字如何發展演進，還能看到書法的演變。因此，時至今日書法家們仍有不少人精於摹寫金文。另外，除了文字形體結構外，對研索古代的音韻、訓詁、語法，金文也同樣是不可缺少的。

絕大部分青銅器，不管是有字的還是沒字的，都是藝術品，是我國美術史上的瑰寶，是勞動人民心血的結晶。那些製作青銅器的匠師，他們均是古代最傑出的藝術家，遺憾的是，他們大多數只給我們留下了作品，而沒有留下姓名。

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青銅器，有的巨大宏偉，像著名的商代司母戊大鼎；有的小巧玲瓏，如一面銅鏡或一柄短劍。這些青銅器年代雖然不同，風格各異，可是其形制卻都是勻稱的，花紋也都很諧調，給人以一種美的感受。無怪乎國內外博物館、美術館都要以中國青銅器作為傑出的藝術品來陳列。

青銅器的紋飾，並不單純是美觀的圖案。細心觀察分析，不難體會這些紋飾是當時社會意識的曲折反映。從上古到周初盛行的饕餮紋，莊嚴肅穆。特別是商代器物上，於饕餮紋間加飾的各種奇禽異獸，富於神秘氣息，顯然與當時的神話和崇拜有關。青銅器的神秘色彩，自西周中期以後逐漸減弱。到春秋中晚期，新盛行的蟠螭紋已完全圖案化，表現出文化的新潮。戰國時盛行雲氣紋，則與新興的升仙思想有關。由此可見，青銅器既有美術史的意義，又有思想文化史的價值。

人們對青銅器的關注和珍愛，有些也反映在詩文中，如唐孟郊《結交》詩：「鑄鏡須青銅，青銅易磨拭。」宋歐陽修《秋懷二首寄聖俞》詩：「壯士亦何為，素絲悲青銅。」素絲指白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