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

2001年6月

儘管香港以多元化社會自詡﹐但財大氣粗的香港人對外來者(尤其是大陸或其他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新移民)的歧視卻是無日無之。幸而香港人本身比較溫和﹐而且國內的移民又屬同民同種﹐故香港人絕少以激烈手段去進行種族迫害歧視。反之﹐他們會採用道地的嘲弄態度對待新移民﹐而這種複雜而矛盾的心理狀況正好解釋港人在中英政府夾縫下滋長的獨特身份認同。

為了更具體說明這種特殊的心理狀況﹐本文主要談及八十年代以後港產電影中國內移民的幾個典型形象 (賊匪﹑公安﹑妓女) 及其轉變與港人心態之相互影響。

社會的概念其實源自民眾之「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ies)﹐而共同記 憶的建構過程和歷史有著不可分割之關係。故此﹐要理解某一城市的特質和當地的文化﹐我們必須從該地的歷史入手。

尤其在二次大戰後﹐內地局勢受多次政治風波影響，大量國內人員為了逃避政治風波及尋找更好的生活移居本港。雖則當時尚未起步的香港經濟體系未能完全吸納市場上所有勞動力﹐但幸而當時整個社會仍是相對的貧窮﹐市民大部份都是窮人，所以經濟地位差距帶來的摩擦並不算太嚴重﹔兼之製造業正在急速發展﹐新移民正好為勞動市場提供了生力軍﹐故社會大致上仍能保持著和睦共存的良好氣氛。

“Around 1949, 700,000 refugees fled to Hong Kong from China. Another wave came in the wake of the famine years in the late 1950s. A third group consisted of "sent-down" city youths who escaped the chao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rom 1969 to 1974. The recent wave of immigrants was triggered by liberalization policies in China. Considering that different waves of immigrants have made up the population of Hong Kong since the 1940s, and that their energies and resources are well recognized, it is intriguing to see recent immigrants being singled out as a distinct social category and heaped upon with negative images. ”

隨著中國在七八﹑七九年間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中港兩地政經﹑文化交流漸次頻繁。大量國內新移民亦循各合法/非法途徑大量湧入香港﹐並成為社會的一大威脅。七十年代尾至八十年代初﹐香港經濟起飛，國民生產總值增長迅速﹐香港和國內的生活水平已有一定的分別﹐遂吸引了不少中國居民來港。由七二年開始﹐中國居民來港的數字便相當驚人。至一九七八年﹐中國大陸入境人數激增至每天300人。由於一九八零年以前香港實施「抵壘政策」﹐非法入境者只要成功避過拘捕抵達市區即可獲得居港權﹐遂吸引了不少內地人在短期內抵港。

為了控制持續增長的中國移民數字﹐一九八二年﹐香港政府與中國有關當局商定每天入境的限額為七十五個。同年十二月﹐政府禁止持有雙程證的合法入境者申請延期居留。自此以後﹐出境證(單程證)成為中國居民來港定居的唯一合法途徑。

同時﹐調查更發現當時香港人普遍認為新移民是產生社會問題(如罪案數字增加)的源頭。約有四成人認為新移民的問題構成社會上各種暴力罪行。另外約兩成人更認為新移民要為其他罪行負責。

形成社會上流傳著這種偏見﹐除了港人潛在的種族主義(Racism)因子作崇以外﹐實和八十年後國內的偷渡潮有莫大關係。更嚴重的是﹐部份偷渡客涉嫌參與行劫及賣淫等罪行﹐令港人對這些偷渡者的敵意推上高峰。

所謂文化身份認同﹐概括而言﹐不啻是一個人或一個族群構成一套“自己是誰”定義的過程。透過文化符號的不斷改變﹐“他者”(Others)會被發掘並被排除。簡而言之﹐香港人能夠輕易從日常生活中的小節找到大陸同胞與自己的不同之處。

果﹐而尋找身份認同的過程並非一成不變﹐而是經過不斷地重新定位﹐得到大眾認可（Public Consent）才告一段落。正如社會學家荷爾(Stuart Hall, 1932-)所言:

“Perhaps instead of thinking of identity as an already accomplished fact, which the new cultural practices then represent, we should think, instead, of identity as a 'production', which is never complete, always in process, and always constituted within, not outside, representation.”

居於中英兩國的邊陲﹐一百五十年的殖民地歷史中，香港一直被排擠於中英二國的文化傳統以外，亦未有「參與」母國的社會主義運動與殖民主的代議政制民主發展進程。由於其獨特的地理位置(中國南方小隅)﹑歷史因素(英國殖民地)與文化傳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香港人的都市成員身份比其他地方的都要複雜多倍。

“一九五○年大量中國難民湧入香港，成為香港人口重要部分。他們來自五湖四海，把上海、潮州、客家、廣東各種文化、習慣帶來香港。他們大多以過客心態暫居香港，只求棲身餬口，努力在物質缺乏的香港謀生。他們眷戀國內傳統社會的生活，又抗拒顛沛流離的政治變遷，身處香港卻北望神州。”

難怪著名香港作家也斯(梁秉鈞)曾言﹕

“香港的身份比其他地方的身份都要複雜……香港人相對於外國人當然是中國人但相對於來自內地或台灣的中國人﹐又好像帶一點外國的影響。他可能是四九年後來港的﹐對於原來在本地出生的人﹐他當然是「外來」或「南來」了﹔但對於七﹑八十年代南來的﹐他又已經是本地了。”

“據中大社會學系劉兆佳在1988年及1994年的問卷調查中顯示，各有63.5%及56.5%的香港華人自認為「香港人」，各有28.8%及24.2%自認為「中國人」。可見香港華人是把「香港人」的身份與「中國人」的身份區隔開來的。”

劉兆佳的研究說明了香港人並不把自己視作中國人。「中國」（Chineseness）的含義對不同區域、階層、年齡的香港人來說是完全不一樣的。但在殖民統治下﹐香港人也不可能以宗主國(英國)的身份自居,「中國」和「中國人」身份認同又隨著當地主導的意識形態改變。即如田邁修(Mathew Turner)之說法﹐香港的文化身份並非寄生於 民族主義或殖民統治﹐而是來自確切的生活體驗﹕

“Certainly the Hong Kong identity during the sixties was not constituted in a stable narrative, but rather emerged from a clash of discourses ─ citizen and compatriot, Chinese and Western, morality and utilitarianism ─ and like the dummy in the "show-window of democracy," it was a product of the clash between official rhetoric and lived experience, between the local and the international, factory life and trade promotion of exports, prostitution and The World of Suzy Wong, tourist posters and public housing.”

“自第二次大戰結束以來，香港始終夾在兩大文化之間；不論是英國殖民文化與中國共產主義文化，都不會真正關心香港的民生大計，只會把香港當作獲取他們所需的經濟及其他形式援助之地。這種非香港人自選，而是被歷史所建構的邊緣化位置(Marginalized Position)，帶來了一種特別的觀察能力，而且使人不願意把壓迫經驗美化。”

香港由小漁村蛻變為國際大都會(Metropolis)的成功故事﹐形成了香港戰後新生代 「生於斯﹐長於斯」的歸屬感﹐而香港人的本土身份意識亦逐步確立。

五﹑六十年代，香港一直持續維持極高出生率。五零年代初，香港人口已由戰後初期的六十萬急升至二百三十萬(當中包括不少從鄉間回歸的逃難港人)。六十年代末期，介乎十至三十五歲的人口高達百分之四十以上，而本地出生的人口則首次超越總人口的五成。此所謂嬰兒潮(Baby Bloom)為香港製造了大量 「原居民」﹐而這些 “原居民”為香港本土意識的發展注入了強大的動力。

“香港本土意識是近二十年的新生事物，戰後土生土長的一代是它的動力根源，同期間停不了的經濟奇跡亦是它的肥沃土壤。”

與此同時﹐經過六七年暴動之後﹐港英政府逐漸意識到單靠一貫的殖民統治手法未必能達致有效管治。他們嘗試開放政治(主要以市政事務為主)﹐並著實解決香港各項嚴峻的社會問題﹐例如勞工就業﹐環境衛生﹐教育﹐公共房屋供應等等。現代都市化的歷程使香港人的身份得被認同。

“六七年暴動之後，中國對香港的衝擊已告一段落。戰後在香港出生的一代，到七十年代已經成長。香港的人口結構，由七一到八一年間，以十五至三十歲最多。這群香港新生代，並不認識中國，香港才是他們的家鄉。他們身處經濟急劇發展的香港，在變遷的社會中追求個人的成就，傳統中國價值觀念逐漸退化為課堂的經典，而並非實用的守則”

“香港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就受到英國政府的殖民統治，這一百多年來的香港，無論在政治制度、經濟運作及社會結構上，都受到英國殖民政策的影響甚鉅，此亦直接影響了香港人對於民族意識與文化認同的建構。英人有計劃地將香港西化(westernized)與都市化(urbanized)的結果，產生了香港人民族意識與文化認同的危機 。”

孔誥峰在《論說六七》一文中指出香港殖民地政府基於政治考慮﹐一直希望把香港改造成類似新加坡的城市國家(City-State)。他更引用港府在一九五六年發表﹐有關人口 問題的年報指出港英殖民政府對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及其國民所抱持之恐懼心理。

“Colonial governance did matter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local consciousness. It could be the reason for disaffection; through its developmental goals and achievements, it could win legitimacy on sufferance; in its society-building efforts, it helped to foster civic identity and it helped to write the Hong Kong success story, a strong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people. And lastly, in its final years, it introduced discursive elements into the local consciousness. ”

“由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香港還是個純經濟社會——沒有歷史、不談政治、不問 社會，單單集中精神改善個人生活。但到了九十年代﹐香港人雖然普遍滿意物質生活，但也深切體會歷史、社會、政治變遷對個人的影響。六四周年，各國的紀念活動只 有一千數百人參加，但在香港，竟然仍有萬人聚集維園 。”

種族優越主義(Ethnocentrism)以自己族群的文化為尊﹐認為其他族群的文化較自己的落後低等。香港人在確立自己身份意識之同時﹐認定中國大陸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落後地區的情況無異﹐故產生了一種優越感。在標榜經濟奇跡的香港﹐港人亦不自覺地產生了一種本土文化優越感。

而新種族主義(New Racism)認為現代的種族岐視可能源自政治﹐經濟﹐宗教﹐ 文化上的分歧﹐而非單一的以「膚色」形態出現﹐而此等說法其實正巧配合本港近年新移民卻受到排斥的情況。

有趣的是﹐自七十年代開始﹐西化﹑摩登﹐科學等現代城市文化觀念取代傳統中式小農道德標準。 幾乎所有新來港人士皆被冠以「新移民」 「大陸仔」「阿燦」 等外號﹐正好反映香港社會隱藏著極其嚴重的族群岐視問題。

根據後殖民主義者薩依德(Edward Said, 1935- )所提出的 「東方主義」理論指出﹐ 「命名 」本身已是殖民者對他者施以宰制的一種手法。例如「菲律賓人」被稱為 「賓妹」「賓佬」﹔印度人被叫作「阿差」﹐而各種針對大陸人的負面稱謂如「阿燦」﹐「表姐」﹐「表叔」亦隨著本港社會的政治經濟環境變化而大盛。

呂大樂在<自相矛盾的香港人>一文中簡單而直接地道出香港整個岐視新移民文化的成因﹕

“當香港人在七十年代逐漸變得富裕的時候﹐他們從看不起(甚至是岐視)來自內地的新移民的過程之中肯定自己。這個岐視內地人與本土意識逐漸抬頭的過程是同步發展的。六十年代出現難民潮的時候﹐很多人甚至出手相助﹐希望可以幫助那些偷渡來港的內地人與在香港生活的親戚聯絡上。但到了七十年代中後期﹐隨著香港社會富裕起來﹐香港人便擔心自己所得到的﹐給一批陌生人分去一部份。在害怕新移民的過程之中﹐香港人發現了「他們」﹐同時也開始介定誰屬「我們」的圈子。「他們」成為了‘我們’的對立面。”

亦有學者認為﹐“排外情緒能團結社會，建構「他者」可以強化一個社群的內部凝聚力在七十年代，將大陸新移民他者化，就是香港本土最有力的內部團結論述。”

大眾傳播媒介經常扮演反映當時社會的意識形態之重要角色。媒體作為一種「社會文本」（social text），所再現（represent）的「新移民形象」 ，除了影響著大眾對於新移民的認知，也進一步影響著香港人的自我定義。

“一直以來，香港片都有不少大陸人，六十年代的《大鄉里》，七十年代的《亞燦》，八十年代的《省港旗兵》，九十年代的《表姐、表叔》，每個十年都有改變；大鄉里老土而純樸，雖然是大陸來客，但仍被視為香港人一分子；燦哥燦嫂在七十年代初到香港，積極投入主流社會，但被視為外人，在文化錯位處境下成為取笑對象；八十年代九七問題提進社會議程，電影中的大陸人，以《省港旗兵》的姿態出現，威脅社會安定，被視為極不受歡迎的破壞分子。”

起初﹐旗兵來港做案源於改善生活環境。“一條小河分隔開了兩個世界”﹐國內改革開放後﹐生活模式漸漸與香港拉近﹐社會充斥著拜金主義﹑物質主義。於是乎﹐生活的壓力和物質的誘惑迫使旗兵鋌而走險。而善心的香港人雖然不忿自己艱苦經營的成果被「烏鼠」暴力掠奪﹐但仍然理解到他們的犯罪動機並予以一定程度同情。

《省港旗兵第一集》中刻意營造的悲劇結局(利用旗兵的是香港黑社會﹐警方對眾劫匪更採趕盡殺絕的非常手段﹐結局旗兵們被港人伙伴沈威出賣後在城寨遭警方圍剿﹐全軍覆歿。)除了為麥當雄式煽情戲劇效果服務以及表現港英政府麻木不仁以外﹐我們不難看到作者寄予旗兵們一點憐憫。此外﹐製作人起用非職業演員和新聞紀錄片式拍攝手法﹐使觀眾在享受犯案過程中誇張火爆的官能刺激之餘﹐更接收到強烈的實感。

更有趣的是﹐麥氏昆仲在片中故意描寫大圈幫的手足之情和團隊/團結精神(亦為港人對內地人的普遍看法﹗)來影射並諷刺香港人強烈的個人主義和利己意識。例如劇中「烏蠅頭」遭鎗傷後﹐大家明知危險都不離棄他﹐除了首領之外(影射國內領導﹖)﹐相比起香港警司不理人質安危下令開火或「二五仔」沈威出賣旗兵戰友等自私反骨背信棄義﹐到底誰更值得我們尊重/歌頌呢﹖

《省港旗兵第二集》對旗兵採取悲劇英雄的處理方式﹐則更具煽情效果。尤其是片末旗兵與港警同歸於盡的場面﹔及警匪大戰時﹐旗兵大罵上集下令「槍斃」大圈幫的高級警司“反骨”(後警司更被旗兵射殺)的片段﹐除滿足觀眾的視覺要求外﹐更恰恰回應了時人對港英政府的不安全感。

“那種幕後大勢力(警方高層)操縱一切的陰謀感﹐及每一個個人在不知不覺間被出賣的paranoia﹐很可能是當下香港人心惶惶集體心理的反映。”

當然﹐未必所有觀眾能夠閱讀其中的混雜性(Paradoxical)。然而﹐以上種種複雜而矛盾的心理狀況(一方面害怕兇悍烏鼠同時又對人蛇施以同情)﹐卻隨著現實生活中日益猖獗的有組織罪案(其中不少都涉及國內非法移民)而消弭。事實上﹐旗兵之所以恐怖﹐主要是因為他們膽正命平﹐為了目的不擇手段。但更可怖的是﹐他們全 身懷大量火力強大的軍火和壘壘的作戰經驗(越戰和文革: 《省港旗兵》內眾劫匪皆為前紅衛兵)﹐成長於溫室裡的香港警察 (香港人) 根本莫之能禦﹗

“八十年代的省港旗兵系列﹐代表了另一種對九七的探索。表面看來﹐這個系列將大陸呈現為危險(暴力)的來源﹐並且處處使人看到了中國﹐香港兩地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之間的巨大差距。”

但八十年代的旗兵畢竟還是理性的—打劫源於貧窮﹔殺傷人命皆因被迫或被騙 (起碼劇中角色都是這樣)。他們盜亦有道﹐不會濫傷無辜。不過九十年代初的後六四心態加上AK47浪潮卻把港人這些和平夢想粉碎﹐大陸暴力威脅論推至頂峰。 這種心態之轉變可在當其時推出的港產片中看到。

六四之後一度出現大量煽情的恐共電影﹐其中麥當雄的《省港旗兵》系列亦乘機推出了《省港旗兵第四集地下通道》﹐原本搶劫維生的大圈幫竟成了「趁火愛國，打劫無罪」﹐負責營救民運人士及學生領袖的民族英雄。影片利用時事新聞借題發揮(影射當時的所謂「黃雀行動」)﹐並加入大量天安門流血事件，百萬港人上街遊行等新聞片段以加實感﹐而壯烈犧牲的結局和沿途大殺解放軍洩憤的橋段﹐在浪漫化旗兵故事之餘﹐亦道出創作者對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立場。

其中“如果中英關係破裂，香港就會變成死港，六百萬人就要投奔怒海。”一句﹐更說明了當時香港人對六四事件之恐懼。

當大陸官兵追殺至港時﹐竟釀成中英雙方大火併，其政治含意不言而喻。而 中英雙方罵戰時“你們把香港變成反革命基地！”，“屠殺人民的劊子手，屠夫，法西斯！”，“Barbarrians, Fuck！”等語更赤裸裸地道出港人的發泄心態。

“本片反映「六四」之後香港人的心理大倒退，陷入無政府主義困局：對中英雙方完全失去信念，對香港的民運團體亦不存希望，唯有靠反社會的不法之徒。”

而在 《冇警時份》和《烏鼠機密檔案》兩套影片中﹐旗兵被描寫成殺人如 麻﹐姦淫擄掠的禽獸。值得大家注意的是﹐他們犯罪的原因已不再是金錢﹐而是報復。《烏鼠》中﹐大圈幫首腦任達華為了報喪弟之仇竟然大開殺戎-「推阿婆落街」﹑「火燒女童」﹗暴虐之程度教人膛目結舌。而《冇警時份》中﹐大陸漁民黃光亮因受香港「陀地」欺侮而”邀請”昔日舊部來港報仇。 孰料戰友一來港﹐即不受控制﹐竟揚言要“殺死全村村民”和“強姦全村婦女”﹐而導致他們失去理性﹐主因竟為“忍夠香港人”。

而最有趣的是﹐《冇警時份》和《烏鼠》二片的歹角皆為退伍軍人﹐在某程度上可以反映港人對未來駐軍的恐懼。《冇警時份》中的港警任達華﹐更因早年跟手持AK47的悍匪接戰失利﹐由重案組隊目貶官離島﹐甚至變成性無能﹗

可能這些例子比較極端﹐且我們不可排除導演有意加強暴力/色情綽頭以廣招徠﹐但我們不能否認這種強烈的「我們/他們」岐視意識已植根部份港人心目中 。幸好﹐這種偏激的論調未能打入主流(從兩片票房失收可見一班)。 專題拍攝烏鼠越境犯罪的「機密檔案」影片已被剝削殆盡而逐步式微。不過﹐大陸人來港犯罪的形象依然矗立。

接著﹐讓我們討論一下另一類大陸人典型形象 -- 公安。姑勿論大家對公安之 形象有何前設﹐但我們確可從港產片中公安角色的演變知道港人是如何面向新統治者﹕大陸官方。過去香港電影(尤其動作片)皆愛使用香港警察作為主角﹐至1990年張堅庭拍攝鄭裕玲主演的政治處境喜劇《表姐妳好0野》成功引進公安來港辦案的故事﹐不但大收旺場而且大獲好評。及後﹐國內執法人員(公安/武警/國安部)為題的電影尤如雨後春筍。單是表姐系列就拍了四輯﹐不過隨著後過渡期政治形勢急轉直下﹐港式公安電影亦由初期的諷刺中港兩地意識形態和政經﹑文化分岐轉化成後期美化神化公安形象的港式傳統英雄電影為主。

首先﹐讓我們看看早期「公安電影」的內容吧﹗早期的「公安電影」多半是以醜化/戲謔公安形象為主的。據卓伯棠的分析﹐“公安電影是利用兩地執法人員在處事態度和方法之分別而產生的誤會﹑猜疑﹑矛盾﹑衝突去取得豐富的素材和意念。”而其中所謂分歧﹐根據卓伯棠先生在《九十年代香港電影中公安形象的改變》一文之分析﹐大致上可分為﹕人治與法治﹑口號與行動﹑國家與個人﹑落後與先進四大項。

中國的人權紀錄一直為西方社會所垢病。在普遍西化的港人眼中﹐身為執法者的公安往往是漠視民權﹐有法不依的。比較具體的例子是國內習慣把涉嫌犯罪的疑人當成罪犯看待﹐如有權隨意搜查有關人等的產業和拘留有關疑犯等。而在普通法(Common Law)的香港﹐我們並不能在未有足夠證據之下進行搜查﹐就算真的是罪證確鑿﹐一日未經法庭審判﹐我們亦只可視之為疑犯。於是乎﹐由於法律觀念之差異﹐我們對國內之司法程序多不瞭解﹐甚至譏為人治主導。

學者Gordon Mathews甚至認為自由民主法治的理念是香港人的特質之一。

“A third mark of Hong Kong identity ─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first two, as I will argue ─ involves political ideals such as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省港旗兵第三集》，中國特警徐錦江唯黨獨專，為遵循上級使命﹐竟不分青紅皂白濫施酷刑﹐更在街道胡亂開槍。而他最後被劉德華和李美鳳感動而放他們一馬更是人治大於法治的最佳闡釋。而在《省港雙龍》﹐公安人員林威在偵查弟弟被害真相的過程中，先在痳雀館毆打線人﹐後怖局欺騙賊贓買家﹐說要在公海施行槍斃﹐結果買家被嚇﹐把一切和盤托出。

這兩套電影正好說明了港人對人治和公安漠視民權的恐懼。

在港人眼中﹐國內社會是十分政治化的﹐甚至近乎「泛政治化」。相反﹐港人自以為崇尚務實﹐「多講無謂﹐行動最實際」﹐對於國內人講多過做的態度十分不屑。在表姐中﹐表姐每逢抓到犯人時﹐都不忘「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訓誨一番(幾乎是所有公安電影的例牌對白)。但大家請別忘記﹐表姐在香港是沒有執法權的。另外表姐和寶勝到夜總會查案看到別人猜枚(港式民粹主義的產物)之時﹐也要搬出老土的人民英雄誇啦啦﹐今年收成頂呱呱﹐開放改革繼續啦”實在令新潮的港人噴飯﹗現實生活中﹐港人甚少喊叫口號﹐對領導人/政府的話句更不時用來戲謔﹐如香港參與申辦亞運會時所用的口號「香港一定得」，董特首的「香港好、國家好」便經常被挪用。

而銀幕上大量出現的政治術語的習慣﹐則一直維持至《表姐》 系列式微為止。

“直到《表姐》第三集﹐仍然有大量的政治符號﹐甚麼主義、甚麼堅持﹐都掛在嘴邊，魯平的名字，被呼來喚去。劇中人直言一九九八年，中國政府做了錯事；鄭裕玲這個幹部的瞎指揮、「大隻講」、指手劃腳，自然也有若干現實的呼應。”

哲學大師傅科(Michel Foucault) 認為﹐話語和權力是不可劃分的。話語本來只是一種 工具﹐是用來闡釋事物的意義﹐即是所謂知識的形成。故此﹐如欲控制人類行為﹐最有效便是掌握話語。尤其是當話語由一套獨立的中性傳意符號系統﹐逐步被統治者所利用﹐變成意識形態的產物和宰制人民的武器後﹐人與話語的關係﹐不是人支配話語﹐其實是話語利用人。

而港產公安片把國內執法者塑造成「口惠而實不至」的形象﹐並加以戲謔﹐正正是顛覆未來主子話語權力的表現。

港人馳名功利自私﹐國內人士愛國愛黨觀念根深蒂固(近年已有劇變)。在現今資本主義橫行之世代裡內地人奉若神明的雷鋒精神多被視為愚忠﹐周星馳的《國產凌凌漆》中陳寶蓮﹑于榮光和鄭祖飾演的愛國特務皆先後身殉﹐而周星馳亦因接受國家委派的任務而深陷險境。後來﹐他返回單位報告時﹐更身陷囹圄﹐險遭滅口。最後﹐他終於意識到港式個人主義的好處﹐於是他會說﹕“打打殺殺咪預我﹐返屋企睇咸帶(三級色情電影)好過。”“我依家搞緊兒女私情﹐國家大事呢D濕碎野行埋一邊。”

《丐世英雄》雖然以下崗軍官許冠文及其四名下屬，在大陸開放改革潮流下﹐受到物質主義和功利主義向錢看觀念影響而腐化為主線。許冠文被迫與部下詐騙渡日﹐香港黑幫邀眾人往香港行劫，許冠文一口拒絕。後來眾人抵港， 地盤當黑工， 卻被判頭 刻扣工資及報警對待。

其對資本社會各種光怪陸離黑暗荒謬處境的諷刺（如北妹酒店賣淫、旗兵行劫麻雀館、地盤黑工等描述）﹔以及許冠文以照顧四名下屬為己任的家長式傳統道德觀，足證明許冠文欲力挽的是業已褪色的國家民族觀念。

最後讓我們談談國內人「落後」的形象吧﹗《表姐一》中表姐跟寶勝二人在參觀香港警方用來儲存犯人資料的電腦庫時﹐當知道該系統可把三天的工序縮減至半天之後﹐第一句問的竟然是﹕“剩下的二天怎辦?”。《表姐三》中﹐公安又把機艙內的氧氣罩當成通話器使用。類似上述橋段基本上重複又重複地在其他港產電影中出現﹐可見港人對內地人“知識貧乏”的嘲笑態度。

《國產凌凌漆》中﹐武器專家羅家英發明的所謂超級武器霸王「羅你命3000」其實不過是用草繩將十種日常工具(如刀﹐三角挫)繫在一起而已。至於周星馳向袁詠儀介紹先進武器(如梅花間竹槍﹐風筒形鬚刨)﹐更有戲謔之效:

“好似呢個modelF40咁，表面上，佢係一個大哥大電話，實際上，佢係一個鬚刨，方便我出席一D公眾埸合，神不知鬼不覺咁剃鬚…呢個鬚刨model911，表面上，係一個鬚刨，實際上，佢係一個風筒…(再指住第二個風筒),而呢個風筒只係表面的掩飾，事實上，佢亦係 一個鬚刨，問你死未﹖”

從以上種種﹐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港人對大陸人的無知落後和政府官僚主義的蔑視。其實，卓伯棠對公安電影的分析可被概括成「我們/他們」的一組二元對立結構：

法國解構批評的代表人物德里達（JacquesDerrida,1930- ） 曾經說過：「傳統哲學的一個二元對立中﹐我們所見到的唯有一種鮮明的對立關係﹐絕無兩個對項的和平共處﹐其中一項在邏輯、價值等等方面統治著另一項﹐高居發施號令的地位。」

“鄭裕玲的幹部形象，廉潔、忠實、老土、死要面，但有真功夫，儘管與現實的幹部有一大段距離，但故事一廂情願的中港合作、排除萬難，卻是六四後一般港人的心願。”

“至於大陸人形象的問題，大鄉里式的老土不但無傷大雅，甚至可被美化成純樸和天真的美德，例如鄭裕玲的幹練和廉潔，簡直好像十年改革的歷史從沒發生一樣。這種高度簡化和理想化的雷鋒式形象，即使在四人幫時代現實裏也並不多見。”

《國產凌凌漆》中凌凌漆在刑場以金錢行賄免死一幕，更直斥人治社會的荒誕，對整個國家陷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困境大加責難。當然﹐作為一套商業影片，周星馳聰明地利用「愛國」的立場來反腐敗，把國家貪污腐敗的責任放在瀆職的執法者身上，而少數害群之馬如貪贓枉法的金鎗客必不得善終。這反映出港人雖然國內官僚感到失望﹐但仍主(樂)觀地希望見到負責的人民公僕的矛盾。

“凌凌漆……耿直、孤芳自賞、對國家鞠躬盡瘁、對敗壞之事絕不手軟、又充分了解國內一套的處事方式，本身便寄托了複雜的後過渡期中、港情結。”

只可惜國內領導似乎未能體察這份愛國情操﹕“中國方面一向對於一些題材敏感的電影十分關注，特別是內容涉及公安、軍方和政府部門貪污的電影，片商不能輕易取得上映批文，像周星馳早年主演的《國產凌凌漆》亦因有涉及賄賂公安的劇情，故一直在內地被禁映。”(蘋果日報2001年5月9日)

而承接這種主觀的希冀/願望﹐後期公安電影逐步將公安神聖化。卓伯棠曾指出﹕“在短短數年間﹐公安在香港電影中的形象﹐從無知﹑愚蠢﹑自大﹑惹笑到踏實﹑正直﹑幹練﹑英雄﹑甚至於成為超人﹐真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黃志強的《省港一號通輯犯》試圖把公安形象定性為正直無私。稍後﹐由李連杰飾演神武幹警的數部影片(如《中南海保鏢》和《給爸爸的信》更改變了電視上常見的“頭碎磚”神打公安形象。他專業﹑冷靜﹐曾受到現代化訓練﹐直達國際水平。港警自此淪為配角﹗

可惜﹐不論在銀幕上神化公安武警﹐港人對國內武裝部隊的態度依然是抗拒的。跟殖民地時代的英軍不一樣﹐派駐本港的解放軍是不能在假日時出外活動的﹐這顯然受到港人恐懼解放軍的心結有關。而解放軍的存在﹐在港人眼中﹐只應該負責維護香港繁榮安定而已 。

《超級計劃》 中 ﹐超級幹探成龍失蹤後﹐港警周華健只是擔任插科打諢的 搞笑角色﹐然而刻意加強搞笑橋段的處理﹐並不單純為娛樂性服務﹐而是有意壓抑國安機關的強勢形象。

“序幕中國公安大展神威後強調的壓逼性國家機器形象(五星紅旗、制服人海)，轉瞬間已無影無蹤。中港警察合作對付前越南軍人加英國野心家的匪幫，擊破他們搶劫香港中央銀行(匯豐)的陰謀，種族和政治含意本來不言而喻。”

而中港治安部門合作﹐似乎是港人唯一能接受解放軍/公安在港執法的模式。

對於本片處理中港司法差異的手法﹐本地著名影評人李焯桃便直指是九七過渡期間電影界業內「擦鞋」/ 自我審查的佼佼者﹕

“最令人愕然的，是其對大陸公安及法院的美化簡直到了肉麻的地步— —以葉玉卿 代表的公安人員全部大公無私盡忠職守兼有人情味，林威飾演的大陸律師更使香港大狀呂良偉明白了國內法制有它的一套，雖與香港或西方不同，卻同樣公正嚴明值得信賴。

在席揚冤獄大家耳熟能詳，九七大限倒數日近的今天，《流氓律師》的媚共宣傳只能引起港人苦笑 — — 如在大陸放映，觀眾倒可把它真正當笑話看。石琪指出了 今年不少港片親北京的口吻比往年顯著，但《流氓律師》絕對是一個新的高峰，比《 省港一號通緝犯》、《中南海保鏢》等都要無恥和露骨得多。”

談到公安電影﹐不可不提的﹐是楊紫瓊賴以成名的精明女公安形象。在《超級警察》和《超級計劃》中﹐楊紫瓊不但可以與成龍大哥分庭抗禮﹐(《超級警察》中﹐若無楊 紫 瓊 飾 演的女 公 安 協 助 ﹐潛 入 內 地 監 獄 當 臥 底 的香 港 特 警 成 龍 便不能混入軍 火 走 私 要 犯 豹 強 的犯罪集團完成任務。) 更把一眾香港皇家警察給比下去﹗

原來「行動最實際」的港人﹐竟變成「口水多過茶」﹐如《超級計劃》中的周華健。更重要的是楊紫瓊打破了香港積習眨低女性的風俗。在港產警匪電影中﹐女性永遠等如花瓶。更封建的還會視女性為男人/英雄之負累。楊紫 瓊 文武兼備的精明女幹警 形象確能引進國內「女性能頂半邊天」的男女平等先進思想。

方才曾說過港人對國內地人一宜或多或少存在偏見﹐其中對女性更加充滿歧視﹐故港產電影對國內女性的描寫還是以負面居多。儘管一如旗兵電影一樣﹐早年港人對女人蛇的態度還是剝削中帶有同情的。影評人離太郎在評論一部港產B級片《獸性地獄女 (Unreal Dream)》 時提出

“如片中幾名新移民不但冒生命危險攀山涉水偷渡﹐一抵達卻被本地匪幫勒索﹐騙財騙色。即使有幸走出市區﹐男的賤賣勞力僅能餬口﹐唯有挺而走險打劫做案﹔女的出賣肉體﹐還要遭人岐視。正如片中所言﹐要爭取權益實在難似登天﹐“去港督府請願亦無用”。

雖然本片採取煽色腥的誇張手法去編撰這闕人蛇悲歌(女主角一被姦發瘋﹐ 另一則瘋狗症發作)亦不能免俗把新移民塑造成男盜女娼的典型﹐而主角們「全軍覆沒」更別有含義(勸人不要再來港)﹐但亦有助了解港人對內地人的矛盾心結。”

只是﹐一般港人多認為燦妹先天品味低劣老土﹐後天欠缺教育培養﹐不靠出賣肉體靈魂根本無法在競爭激烈的香港生存﹐更遑論要往上爬。於是乎﹐媚俗的港產片(不論是描寫五六十年代香港的史詩巨製以至各人肉/慾橫流的三級影片)均習慣把國內女性描寫成工於心計﹐依靠肉體的角色!

“周弘的大陸新移民身份，一方面反映了某種香港人對「燦妹」的迷惑，另一方面也提醒了我們，她來港後先苦後甜的奮鬥成功故事，不過是 ——《跛豪》一類發跡史 的女性版本。”

向來﹐香港人都有所謂「笑貧不笑娼」的心理﹐而周弘北妹的身份﹐更令其所作所為變得理所當然。但另一方面﹐這種刻板印象(stereotype)恰巧反映出香港人對國內女性的偏見比男性新移民更甚 。

而近年來﹐由於國內開放產生的娼妓問題更使香港人對內地女性加而賤視﹐女星秦紅主演色情電影《北妹》﹐把北妹一詞帶入香港。結果﹐內地女性為名為利勇於出賣肉體的錯誤形象更加深入民心﹐更有國內「全民皆妓女」之說。更令人擔心的是﹐類似踐踏國內女性的電影與日俱增﹐並把她們視在香港安定繁榮的一大威脅。

吳岱融執導的「誠意之作」《奪命接觸》更指內地娼妓為愛滋帶菌者﹐老好男人歐陽震華第一次在國內召妓即染上愛滋病﹐而愛滋瘋婦後來竟潛入本港到處咬人﹐迫得警察要開槍除之。

至於近年盛行之包二奶(討小老婆)歪風更把內地女性威脅論推至巔峰。《恐怖雞》一片直指國內妓女為恐怖的﹐無人性的﹐為達目的(來港定居)而不擇手段(殺人埋屍)﹐這種非理性極端恐懼而仇視內地女人的心態實令人擔心。

正當香港人仍然眷戀昔日經濟奇蹟之際﹐國內經濟在改革開放以後亦步亦趨。上海﹐深圳特區之極速崛起﹐標誌著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改革方向取得一定的成績。近年﹐愈來愈多港人到國內營商定居﹔但由於文化和制度的不同﹐北上尋金的香港人經常碰壁。無線劇集《香港人在廣州》便是其中最佳例子。

劇中香港中產階級代表鄭旦便因不熟悉國內產權法而未能收回廣州祖業﹐流落「異鄉」期間﹐幸得國內親友協助﹐授以國內生活法則(如辦理國內經商證件之方法)﹐方可繼續經營生意。

向來備受岐視的內地人﹐現在逐漸取回經濟領域上之主導權﹐與港人平起平坐。儘管仍有港人抱持港式混雜文化之尚餘優勢作「垂死掙扎」﹐力指國內「大款」「高幹」沒有國際品味﹔新移民未能適應香港急速的生活節奏。

在《紅燈區》一片中﹐紅色資本家向陽雖氣焰囂張趾高氣揚﹐欲以銀彈政策狙擊本地歡場大亨陶大宇﹐並從荷蘭請來殺手任達華助陣﹐但竟為「古惑仔」任達華所反制。每當向陽侃侃而談關於九七後內地人如何到香港大展拳腳時﹐任達華即以一臉不屑的神情蔑視之﹐後來向陽更橫死於其槍下﹐凡此種種皆說明部分港人對國內大款的不屑態度。

但正如大家所知﹐港式文化已逐步融入「大中華共榮圈」內。以往港人不願為之的﹐如往國內消費(特別往深圳消費)﹐今日已成時尚。兼之﹐自九七回歸後﹐基於政治正確﹐香港人根本不能將自己與「大陸人」劃清界線。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可預見在不久將來﹐香港的本土文化將會向我們的祖國逐步靠攏﹗

在研究文化史的時候﹐我們經常發現所謂文化高低優劣之比較基本上是國勢強弱之別而已。而不論在古代抑或現今社會﹐只要誰軍事力量強大﹐或經濟繁榮﹐誰便當家做主﹔宣稱自己文明第一﹐繼而文攻武略﹐把自己族群內的意識形態硬銷別國。所謂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 的本意也是如此。 香港人看不起中國人， 實際上是經濟實力的差異造成。

從附表一中﹐我們不難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港人對大陸人的態度是有時期性的分別。早年本港電影對大陸人的描述主要是基於一個「西化的﹑已發展的地域」對「落後的﹑未發展的地區」的俯視角度。港人對新移民/內地人的岐視主要是源於本地人潛藏內心的文化優越感﹐而此等心態又是源自香港人最引以自豪的經濟優勢。最後造成港人小則嘲笑內地人無知落後﹐大則譏諷新移民男盜女娼的極端主義﹗

及後在九三﹐九四年間﹐六四的陰影漸漸過去﹐加上兩地的交流接觸亦日見增多﹐是故當時的香港電影對內地人的形象亦漸見包容。只是在回歸前夕﹐香港經濟出現危機的時候﹐排外情緒再次出現﹐使電影中內地人的形象再陷低潮﹐而新移民之不停湧入更加深了港人對內地人的迷思。

事實上﹐世界由不同的種族組成﹐而不同種族的生理(Physical)和精神(Mental)的特質都有分別﹐並產生了不同的文化。中國民族眾多﹐單是方言也有百種之多﹐大家生活文化之間的差異可想而知。因此﹐要建立一個和諧平等的社會﹐“求同存異﹑彼此欣賞必然是大家努力的方向。”

根據聯合國頒佈的《世界人權宣言》﹕ “人皆生而自由：在尊嚴及權利上人人平等。人各賦有理性良知，誠應和睦相

處，情同手足。”<第一條>

“人人皆得以享受本宣言所載之一切權利與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他種主張、國籍或門第、財產、出生或他種身分。且不得因一人所隸國家或地區之政治、行政或國際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區別，無論該地區係獨立、托管、非自治或受有其他主權上的限制。”<第二條>

作為一個在文明社會受教育的人﹐對待不同種族的人﹐我們也應該抱著和平共存的友好態度。更何況今時今日，絕大部分自稱是香港公民的人原本也是大陸移民或是大陸移民的後代。

“香港人用既有的一套去看新來港人士或內地人士﹐就可能會出現蹲在地上就是文化水平低的表現的觀感。若然我們超越蹲在地上這個表面行為﹐進而再多問﹕‘在他們的生活中他們在哪些時候會選擇蹲在地上﹖’那樣﹐我們對他們的理解便大大不同。如果我們只堅守自己的生活文化尺度去量度他們的行為﹐那就只看到對方的不是﹔但從文化差異的角度出發﹐嘗試去理解大家背景差異之所在﹐那就沒有對與錯﹑高與低﹐大家只因文化背景不同﹐所以培養出不同的生活習慣而已。只有從理解出發﹐大家才可以達至互相諒解﹐互相接納。”

附表一. 本文曾引用過的幾部主要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