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姓名: 周子恩
導師:
黎活仁博士
課程:
中文系3年級台灣文學
學號: 1997065721
e-mail: h9706527@hkusua.hku.hk
日期: 2000年4月28日
題目: `顛覆的顛覆-- 試論白先勇小小說<冬夜>的主題意蘊
結構主義敘事學是近二十年來西方文學研究中最重要的理論之一。事實上, 敘事學的起源最早可遠溯至古希臘柏拉圖( 前427-前347
)以及亞里士多德(前384-前322)的理論, 而現代敘事學的發展則和二三十年代崛興的俄國形式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在改革開放以后, 敘事學在中國小說研究界大盛, 其精於分析文學作品結構模式的特色, 革新了我國傳統只重內容的小說研究方法。本論文選取了白先勇(1937- )短篇小說〈冬夜〉為研究對象, 并利用敘事學中人物分析理論嘗試解構〈冬夜〉在人物處理上之特點。
白先勇的〈冬夜〉是一個講述知識分子在現實桎梏下被迫放棄理想的故事。主角余嶔磊和吳柱國年輕時同是帶領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多年後, 余嶔磊當了台灣一所大學的教授, 負責教授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拜倫(Lord Byron,
1788─1824) 的作品﹐而吳柱國則在美國成為蜚聲國際的國學大師。儘管他兩皆「學有所成」﹐但生活的種種壓力卻迫使二人放棄少年夢想﹐與現實妥協。故事的情節由吳柱國返台作學術演講期間抽空探望昔日戰友余嶔磊開始﹐讀者可從二人的對話中得悉他們分隔多載以來的心路歷程。
三. 作者生平與作品之關係
白先勇﹐原藉廣西桂林﹐民國26年(1937)七月十一日生﹐父親為國民黨名將白崇禧。兒時曾患上嚴重肺病長期接受隔離治療﹐一九五一年因躲避戰火遷移台灣。在台大外文系就讀間﹐開始從事小說創作﹐並與同學歐陽子﹐王文興﹐陳若曦﹐李歐梵﹐葉維廉等人創辦<現代文學>。六三年赴美就讀愛荷華大學小說創作班﹐並獲碩士學位﹐曾轉往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任教中文﹐後返回台灣訖今,現正埋首於撰寫其父的傳記。其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集<寂寞的17歲><台北人>､長篇小說<孽子>､文集<驀然回首>。
心理分析學說(Psychoanalysis)重視人格發展過程，認為人格的構成與個人在嬰兒期的生活經驗有莫大關係。根據它們的說法,人一出生便會經由口腔(進食)和肛門(排泄)獲得快感，在三至六歲即對自己的性器官發生興趣，產生狄蒲斯情結(Oedipus Complex) ；到了青春期便會以異性為生殖對象。大致上,心理分析學說把人的成長過程分為五個階段:
1.口腔期（Oral Stage)
初生至週歲的嬰兒經由吸吮、吞嚥、咀爵等口腔活動獲得原慾的滿足。若過程不受限制，嬰兒長大會變得開放而樂觀。反之則可能偏向悲觀、依賴、退縮。
2.肛門期（Anal stage）
歲半至三歲左右的幼兒會在排便時得到快感;如父母對孩童排便訓練過苛，會導致兒童長大後過份冷酷。
3.性蕾期（Phallic stage）
三至六歲的小孩會覺察到男女性別之分﹐並以觸摸、摩擦性器官等手段獲取快感。另一方面﹐男童會對母親產生愛念，亦即所謂“戀母情結（Oedipus Complex）”；女童則產生戀父情結（Electra Complex）。透過這些情結的發展，超我和個人人格特質漸漸成形。
4.潛伏期(Latency Preiod）
六歲至十二歲的兒童對異性產生排斥﹐多與同性交誼﹐並在團體活動時自成一個社群。
5. 生殖期（Genital Stage)
十二歲以後﹐兒童會踏入青春期。第二性徵出現﹐使他們對異性發生興趣﹐心理上有戀愛和婚姻的綺念。最終﹐兒童會在生殖期之中長大成人。
正如方才所說﹐白先勇少時曾患上嚴重肺病長期接受隔離治療。故此﹐其人格結構或多或少受到成長過程中缺乏團體活動而變得悲觀。根據施懿林的統計﹐白先勇的三十七篇作品之中﹐觸及死亡議題的竟有25篇﹐死者更高達48人。[1]儘管冬夜一文之主線不在死亡的描寫而在詠嘆人生的無奈﹐但觀其筆下故事主人公的遭遇和性格特質仍是充滿宿命的意味。
根據胡亞敏所著的《敘事學》﹐敘事學的人物理論部分主要分為特性論、行動論和號論三項﹐而本文將集中討論特性論和行動論。
特性論者認為人物的構成是由人物本身的個性和心理本質所組成的。查特曼把「特性」一詞定性為「相對穩定持久的個人屬性」。[2]「如奧瑟羅是愛嫉妒之人, 嫉妒是一種特性。」[3]而人物特性的「特徵是一個框架, 同一特性可以在不同事件之中顯示, 甚至被取消或被另一特性取代」。[4]
另一特性論者福斯特亦曾就人物特性在其著作「小說面面觀」中「把人物分為兩類: 1)扁形人物(即人物只有一種或很少幾種特性); 2)圓形人物(即人物有多種特性﹐而特性更可相互衝突)。查特曼和福斯特的理論似乎放諸四海皆準,例如在「冬夜」中﹐我們可以清楚知道吳柱國是個溫文爾雅﹐但「內心卻迫壓著深沉的痛苦、愧作﹐和空虛的感覺」的學人﹐[5]換言之 ﹐我們可以把吳視作一圓形人物。但小說創作是複雜的﹐不少創作人都各出奇謀﹐力圖創新﹐兼之查特曼和福斯特的理論基本上只是典型小說人物理論的變奏而已。於是尤恩便提出了一套更廣泛和宏觀的人物軸線理論。尤恩嘗試把人物類型分為三類:
1)單一至複雜軸﹐即由單一特性不斷增加其特性數量, 通常都用在寓言式或漫畫式等誇張化人物。2)靜態與發展軸, 即人物特質從靜態狀態時的單一至發展軸上不同層次的變化。3)外部到內部軸﹐即人物起始只有外部描寫﹐並無內心的展露﹐而在趨向內部描寫時﹐則強烈地表達人物本身的自我意識。
吳柱國起初的形象是個溫文爾雅的學者, 後來從他口中, 我們才得知他年輕時是個激進衝動的熱血青年。當故事情節繼續發展﹐讀者嘗試進入其內心世界時﹐我們又會發現他已變成一個失落的﹐無根的中年人。有趣的是﹐白先勇在處理本文要角的發展軸時﹐都用了較緩慢、含蓄的手法去交代他們在性格方面不同層次的變化。而另一方面﹐由於主角們的自我意識活動並不強烈﹐讀者只能從二人之對談和極少量之動作場面猜度他們的心理況。故此﹐本人認為〈冬夜〉裡的人物都是停留於外部軸的。
四. 冬夜的人物性格
要仔細分析小說裡的人物性格﹐借助現代心理學學說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佛洛伊德[6]（Sigmund Freud, 1856 -1939) 創立心理分析學派（School of
Psychoanalysis），其力必多(libido)、無意識 (unconsciousness)、自我(ego)、人格發展等理論對人格理論、精神病治療、心理治療、變態心理學方面，都有深遠的影響。
心理分析學說主要探討原慾與人類行為的關係。他們認為個人心理和人格結構的發展以至整個人類文明都源自人類潛藏的原始動物性。換而言之﹐原慾是決定一切人類行為的原動力。即如“夢”是潛意識的發洩﹔夢見蛇(生殖器)則是色慾的象徵。
人格結構
佛氏認為人格構造中三要素本我、自我（Ego）及超我（Superego）之交互作用，支配了所有人的行為。
（一)本我
本我(原慾)是人類潛藏內心的動物性衝動﹐與生俱來。是人格結構中最原始的部分﹐也是一切人類行為的原動力。
（二）自我
自我的產生來自人與外部環境接觸﹐負責調節本我與超我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使人能在滿足原慾之餘符合實際環境需要。簡而言之﹐自我是介乎本我與超我之間一個適應現實的機制。
（二）超我
超我的成份包括社會道德標準和規範。其責任在於嚴格管制個人人格﹐把不符合社會的原慾轉化成可被大眾接納的､但往往層次較低的個人目標。
顯然﹐冬夜中的人物的心理矛盾是源自本我和超我的鬥爭。
在二零年代以後﹐俄國形式主義和法國結構主義學者相繼提出反對用傳統心理本質(特性論)給人物下定義﹐他們認為人物的本質不應是其個性,而是參與和行動﹐故此他們力主人物應與行動連繫起來。托馬舍夫斯基(Boris Tomaskevsky,1890-1957)認為主人公絕非情節的必要屬性﹐ 作為情節可以完全沒有主人公及其性格描寫。[7]
而俄國形式主義翹楚普洛普在1928年出版的「民間故事形態學」﹐選取了102個俄國民間故事作為分析對象, 並研究它們共同的敘事結構﹐結果得出它們竟然並非個別的民間故事﹐反而是整個地區的傳說之融合。其最重要的發現是這些童話故事都不約而同把人物分為7種類型﹐包括 1)壞人/反面角色,
2)施惠者/捐獻者,
3)助手/幫助者,
4)公主(被找的人)和她的父親,
5)傳信者/委託人,
6)英雄,
7)假英雄。
在六十年代﹐敘述學者格雷馬斯(A.J.Greimas,1917)受到普洛普等人的影響﹐創立了三組二元對立的行動素(元)模型
(ModelActantiel),藉以標示人物與人物之間的關係。六種行動素有 1)主体(subject): 即執行行動者(英雄),
2)客体(object): 行動的對象(寶物)。他們的開係在行動素理論中至為重要, 除了二者展示了人、物間的欲望關係外, 更是構成情節和推進故事發展不可或缺的。至於3)發送者 (acstinateur):則為推動或阻礙主体實現目標的一種力量, 可以是角色之一或其他抽象物﹐主体之所以要追求客体, 正正因為發送者之存在。而4)接受者(destinataire): 則是發送者的對象﹐亦即是方才所說的接受發送者命令的后果。最後一組是處於對立關係的幫助者(adjutant)和敵對者(opposant)。 敘事學者巴爾(MiekeBal,1946-) 認 為 幫 助 者 的 作用和發送者十分相似,但幫助者通常卻只帶來局部的支持, 而且他們多是具体的, 有參與行動的角色。至於敵對者則是主体的敵人, 負責挑戰主体﹐藉以破壞原本暢順故事結構, 藉以營造戲劇化效果。
基本上,單單憑藉格雷馬斯的行動元理論已可協助讀者解讀絕大部分文學作品中人物間的關係。如在〈冬夜〉一文中,主体便是兩位主角──余嶔磊和吳柱國,而客体就是他們夢寐以我火紅織烈的青春和理想。至於發送者方面, 文中最強有力的阻力便是現實生活的制肘。為了現實, 吳柱國「寫那些書,完全是為了應付美國大學, 不出版著作﹐他們便要解聘,不能升級所以隔兩年, 我便擠出一本書來」。[8]
而余嶔磊更「不但想出國, 而且還用盡了手段爭取機會, 每一年﹐我一打聽到我們文學院有外國贈送的獎金,
我總是搶先去申請」﹐[9]生活的壓力最后竟迫使余嶔磊出賣朋友賈宜生。
面對現實生活的桎梏﹐吳、余二人選擇放棄理想, 亦即是吳、余二人面對發送者指令之結果(接受者)。余不再翻譯「拜倫詩集」了,「其實只還差DonJuan最后幾章﹐這7、8年﹐我沒譯過一個字」﹐[10]而吳則只教李唐王朝的歷史。此外,《冬夜〉文中的幫助者十分稀少, 勉強來說只有陸沖一角還肯堅持理想﹐可惜他最終都落得被批致死的悲慘下場。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就本人所見﹐文中幾乎所有人物都是挑戰兩主角的敵對者。不論是胡亂評擊五四運動的外國學生﹐還是余的繼室﹐以至近代中國的政局, 命運的播弄皆對兩位主角無情攻擊﹐并迫使他們放棄理想, 或感受苦痛。
由於本文是以人生的無奈作為基調, 故敵對者特多。
六.容格分析心理學
卡爾•容格(C.G.Jung,1875--1961)是世界著名的心理及精神病學專家。他建立了分析心理學系統，人格面具、內外傾性格，以及集體無意識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等。 他不同意弗洛依德關於無意識是毫無理性的性本能衝動的觀點;透過實驗和長期觀察,他發現原始社會的集體經驗,即集體無意識才是人類潛意識的核心。他嘗試翻新弗洛依德的力必多和自我等經典理論。例如他把“力比多”定性為原始精神動力，而不是弗洛依德所述的, 純粹的性驅力(SexDrive)。
另外﹐他亦曾把人生歸納成四個階段﹕童年､青年､中年和老年, 而人在每個階段都有其獨特個性。
例如在青年時間:
“這一階段的到來以青春期發生的生理變化為標誌。這種生理上的變化伴隨著一場心理上的革命﹐榮格把它叫做“精神的誕生”﹐因為這時候精神開始獲得了它自己的形式。當青年人以旺盛的精力和激動的心情來確證他自己的時候﹐這種精神上革命尤其明顯。”[11]
《冬夜》裡的故事主人公在學時期便是熱血愛國青年, 並帶領學運。
“每個人開始踏入肩一定責任的社會生活時﹐都懷著某種希望﹐這種希望有時候會破滅﹐其原因往往由於它與個人的實際生活處境不相適應”[12]
正如大家所知﹐學運並不可能成為終身職業。即使余､吳二人等一眾愛國青年如何積極參預國是﹐絕大部份人最終亦會因各種實際考慮諸如政治壓力﹐家庭負擔等等而放棄愛國運動﹐故事兩主角亦不例外。
“一個人在青年階段面臨的困難﹐並不完全是那些與外部事務有關的問題。例如職業問題﹐婚姻問題等等。他所面臨的問題往往也可能是內心精神上的困境。榮格注意到﹐這些問題往往是由性本能所導致的精神平衡失調﹐同樣也往往可能是由極端敏感和緊張所導致的自卑感。”[13]
似乎文中未有足夠的內心描述去讓我們清楚理解所謂“性本能所導致的精神平衡失調”是啥。但單以余嶔磊而言,其內心精神上的困境､性本能所導致的精神平衡失調､極端敏感和緊張絕對有可能與“中國朱麗業”雅馨的戀愛生活有關。
「空白」的運用
在此我想把討論焦點轉移至作家如何交代故事主人公的羅曼史。伊澤爾(Wolfgang Iser, 1926-)的「空白」(blank)概念主要指文本中沒有明確表白的部分. 作家通常只留下一些暗示或明示﹐留待讀者自行在閱讀過程填補。「空白」作為文本和讀者的一種互動遊戲方式,好處是文本必須經過讀者參與才得以完成,有助大幅提高讀者的閱讀興趣和投入感。
基本上﹐《冬夜》文中對余教授及其前妻的關係並無詳細描述﹐一切資料來源只是透過余､吳二人口中得知。留有空白﹐使讀者更有好奇心﹐更欲知道余教授的過去和現在的分別。
中年價值危機
事實上﹐根據容格分析﹐故事主角之所以活得不快樂﹐與他們步入中年絕對有關。
“人們很可能認為﹕除了某些偶然的挫折､失望和不滿﹐中年人一般都在一種相對安定的狀態中度過他的後半生。然而實際情形卻並非如此。在一個人的後半生中﹐往往會出現一些奇怪的､意想不到的複雜問題。這時候他的主要任務是圍繞一套新的價值重新調整他的生活。以前用于適應外部生活的心理能﹐現在必須用來投入到這些新的價值中。”[14]
吳柱國作為一個有顏面的國際學人﹐卻因一個黃毛小兒批評五四運動之言而牽動隱痛多年的神經線。驀然回首﹐罪疚感油然而生。這個“奇怪的､意想不到的複雜問題”,從根本的摧毀了他的“舊的價值”。
“為了得到某一社會地位﹐心理能大量地投入到那些外在興趣上﹔而現在﹐由於這一目標已經實現﹐能量也就相應地從這些外部興趣方面收回。這種能量的收回和價值的喪失在他們的人格中造成了一種空虛。”(霍爾:《榮格心理學入門》 ,頁131[15]
吳柱國成為一個有顏面的國際學人﹐“得到某一社會地位”﹔被迫每年寫一些無興趣的論文﹐出席一些無興趣的會議﹐“心理能大量地投入到那些外在興趣上”,卻放棄了學生運動和國家民族事業﹐形成了一種“喪失在他們的人格中造成了一種空虛”。
“精神價值始終存在於人的心中﹐然而卻一直被忽略和忘記。它之所以被忽略忘記﹐是因為在整個青年時期﹐外傾的和物質的興趣更多地受到重視而片面膨脹。把心理能從青年時期建立起的那些舊的渠道和方向上轉移到新的渠道和方向上來﹐這一要求本身就是對人生的一次重大挑戰。許多并不能成功地應付這一挑戰﹐從而很可能導致其生活的崩潰。”[16]
至於余教授﹐由於他“不能成功地應付這一挑戰”“把心理能從青年時期建立起的那些舊的渠道和方向上轉移到新的渠道和方向上來”﹐以致“外傾的和物質的興趣更多地受到重視”﹐成了一個凡是向錢看的偽君子。可是“精神價值始終存在於人的心中﹐然而卻一直被忽略和忘記。”是故他會忘記學運﹐放棄繙繹拜倫﹐更會為肉慾的需求而娶一個他根本不愛的女人﹗
七､情節的組織原則
情節的組織原則和序列組合的規律主要有兩大原則：一為承續原則；另一則為理念原則。所謂承續包括三種連接原則：時間､因果和空間。其中﹐時間連接可分為順時和並時﹐而因果連接序列乃透過鎖鏈式的因果關係構成故事。至於空間連接則指序列按空間配置關係組合而成，例如以人物意識活動為中心﹐不停向外推展的心理空間組合也是一種序列形式。
懷舊 (Nostalgia)與閃回(Flash Back)的運用
懷舊Nostalgia是<台北人>一直是公認的 主要內涵[17]。懷舊﹐顧名思義﹐是懷念舊有事物的意思。
周蕾引述卡露兒符蓮(Caryl Flinn) 的說話去解釋 為何文藝作品總愛懷舊 ﹕
“不論是經典或是當代的故事﹐總是把在看成充滿缺陷和不足﹐而過去則表現得相對地完整﹐具權威性及充滿希望﹐是一塊較好的地方”[18]
白先勇在處理今昔對比時多以倒敘/閃回形式出現。屬於逆時序系統的閃回形式實際上是阻止情節向前推進的手法之一。時序主要分為故事原本的發生時間與經過作者處理的敘述時間。而〈冬夜〉的真實時序和敘述時時序是有分別的:
真實時序 敘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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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 |
邵子奇當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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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雄成為漢奸 |
陳雄成為漢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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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沖之死 |
陸沖之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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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子奇當官 |
五四運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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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宜生之死 |
賈宜生之死 |
為了達到藝術效果和營造回憶的斷裂性﹐作者故意的把歷史事序混亂。
台北人中民國史加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抗日戰爭
八､顛覆歷史
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 1924-1998)於“後現代狀況﹕關於知識的報告”(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1979)認為啟蒙運動(Enlightment) ﹐促成了兩套大敘事(Grand Narrative)﹐一是以法國大革命為代表的激進獨立解放思考模式﹐一是以德國黑格爾(Friedrich
Hegal﹐1770-1831)為代表的思辯真理。
但李歐塔認為兩者已不再具權威性。隨著古典物理學的崩潰和自然規律的瓦解﹐科學的敘事變成文字遊戲。量子力學的發展和電腦普及﹐社會正高速邁進後現代世紀。
根據吾師黎活仁先生(1950-)所言﹕“辛亥革命[19]是失敗的﹐後來無產階級起來革命﹐否定資本主義社會﹐炎黃子孫才得以脫離苦海﹐“說明了中國資產階級沒有能力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文革後“重新利用資本主義”﹐又從政治上來否定自黑格爾以來的一套大敘事。這是“否定的否定”的否定。《台北人》的《冬夜》以及後來的《骨灰》則是否定馬列思潮的。
《冬夜》的敘述者是留美教授﹐小小說中的兩位主人公是五四運動的健將﹐已屆垂暮之年﹐仍想到美國教書﹐這場光輝的運動沒帶給他們好處﹐在作者安排了一位哈佛大學學生﹐以陌生化的角度否定五四﹐認為打倒孔家店盲目迷信西方民主科學﹐造成思想上的大混亂﹐實在一無是處﹐自知罪孽深重﹐結果有識之士在“精神上自我放逐”﹐有些跑到海外當寓公﹔當年提倡“賽先生”的余教授﹐認為如今留美的都讀理工﹐文科差不多連飯碗都沒了﹐因此慨嘆不已。”[20]
黎先生的論點不失為巨眼﹐其引用陌生化的理論更是妙筆。他指出《冬夜》一文的特點在於“顛覆的顛覆”﹐他認為五四否定了中國傳統儒學文化﹐而五四參與者又在多年反省後作了自我批判。同時,哈佛研究生的 “反常化”視角﹐更進一步解構五四神話。
九､文本互涉 (Intertextuality) 作為解讀手法
作者多次在文中提及拜倫[21]詩選和長篇敘事詩“唐璜(DonJuan)﹐似乎作者有意透過「互文性」的關係讓讀者進一步了解其創作意圖。
1966年﹐法國女符號學家克莉絲蒂娃(Julie Kristeva, 1941-)根據 巴赫金(Mikhail
Bakhtin) 的複調 (polyphonic)理論提出文本中經常出現的互文性(或稱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概念﹐強調任何文本都是不存在文本性, 祇存在互文性﹐即其他經典文本的借屍還魂。[22]這提法與我國傳統用典手法相類似﹐但更進一步意識到文本之間互相影響的特性﹐為文學評論界文本理解問題引入新方向。
1973年, 美國文藝評論家布魯姆(Harold Bloom, 1930-)在《影響的焦慮》( An Anxiety
of Influence : A Theory of Poetry)一書中提出了誤讀理論(Misreading THEORY)﹐提出文本間的互文關係﹐實際是由於誤讀所致。為了確立自己在文壇的殿堂地位﹐文藝創作者俱具有強烈的俄狄浦斯戀母弒父情結 。基於這種爭勝決心, 文藝創作者經常會有意識或無意識之間誤讀前輩的經典文本﹐並透過改寫和修正作出再創造(Reinforcement)的意圖。
從《唐璜》第三章《希臘群島》的部分內容﹐似乎我們可以理解到白先勇在文中經常提及拜倫詩的原由﹕
“夢想希臘尚能自由富強”“不能想像自己有奴隸相”“困在奴役的民族中﹐雖無名聲﹐卻有價值﹔至少在歌唱時臉紅﹐感到愛國之士的恥辱﹔詩人在此地有何留戀﹖為希臘人羞﹐為希臘人流淚。”“難道我們只能悲泣懷古﹖我們只能羞愧﹖祖先卻流血。”“怎麼﹐依然沉默﹖一切昏沉﹖呵﹗不 --死者的回音彷遠方激流喧騰﹐答道﹕只要一個活人﹐一個挺身 --我們就來﹐就來﹗ 可是活人麻木﹐都不理睬。”[23]
作者對祖國關顧之情﹐溢於紙上﹔而更重要的是﹐作者對於爭取自由民主後繼無人﹐深感悲憤。相信這就是白先勇當時的愛國想法。
十､女性神話男性書寫傳統
白先勇小說為人津津樂道的地方是擺脫一貫男性書寫的傳統﹔其作品經常隱含著女性主義色彩。事實上﹐ 中國男性作家多出身傳統家庭﹐故他們筆下之女性多是傳統的弱者形象。
女性主義/女權主義(Feminism)本來是一個法語詞彙﹐意謂“提倡婦女在社會中伸張其角色及權利的一種主張”(據法語“羅貝爾字典”(Dictionaire
Robert的解釋)
當代婦女研究的興起，直接導因於男女平等與女性解放的思潮。
由於婦女受壓迫是一直人類歷史發展上一個常見的社會現象﹐故此婦女主義三大派別[24]﹐即﹕馬克思主義學派﹐自由主義學派及激進主義學派皆以“婦女被壓迫”作為前設﹐發展出一系列的女性解放理論。法國社會學家安德蕾米歇爾(A.Michel)在“女權主義(Le Feminisme)”一書便指出“研究女性的歷史﹐首先就得研究她們如何遭受壓制﹐以及這種壓制的情形如何為人所掩飾。”[25]
葉漢明在概括女性主義史學發展時認為﹕“女性主義史學強調以批判的眼光看歷史上的男女地位﹐她們認為歷史上的男女不平等﹐是由社會文化所造成的﹐與權力､資源分配和制度上的牽制息息相關。當代對婦女史的實證明研究和理論建構有突破性貢獻的Joan Scott就曾扼要地提出﹐女性主義者嘗試以歷史來解釋較近期的婦女地位﹐並辨明婦女在過去受剝削的程度和趨勢﹐這可說是探討人類過去的女性主義門路。”[26]
這種極具批判性的態度在戰男權壟斷上的確發揮了極其巨大的作用﹐但其絕對性卻正好反映女性主義史觀過份一面倒的毛病。事實上﹐女性主義研究雖屬後現代主義的一支﹐但仍受到西方現代主義絕對邏輯的影響﹐以致承襲了現代主義過份注重“大論述”的問題。
話語權力和男性眼中的女性
女性受壓迫的根源來自父權體制所建構的性別觀念﹐而兩性間的權力差別具體呈現在話語的掌握﹐故中國小說在敘述女性時往往隱含著一種權力的關係。由於男性掌握了話語權力﹐在父系社會裏,男女間的生理差異被強化,從而建制所謂「陽性氣質」(masculine)與「陰性氣質」(feminine)的男尊女卑觀念。法國女性主義學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便曾直指女性為第二性(The second sex) 即是從屬（Subordinate position）的地位。
男性會利用女性神話(Myth)的建構操控女性。而在建構過程中,男性會把 內心世界中 “永恆的女性形象”對女性作出要求。
容格的原型理論(Archetypes)
中認為人皆有永恆的男性(阿尼姆斯 animus,即女性中的男性一面)和永恆的女性(阿尼瑪anima, 即男性中的女性一面)兩個 具有異性特質的原型 其中阿尼瑪共有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的阿尼瑪主要著眼點為女性的性徵和生殖力 (生物性);
而第二階段的阿尼瑪是製造羅曼蒂克並能挑起男性情慾的女性;
第三階段為純潔的/聖靈的阿尼瑪,象征著對宗教的獻身;
第四階段阿尼瑪強調智慧,並具有「雌雄同體」的特點。
因此,在故事內雅馨的「賢妻良母」形象, 就是介乎第二階段的情慾阿尼瑪與第三階段為純潔的/聖靈的阿尼瑪,亦即一般人對女性的要求所建構出來的「女性神話」。
“雅馨臨終要我答應﹐一定撫養他們成人﹐給他們受最好的教育。”[27]
“要是雅馨還在晚上她一定會親自下廚去做出一桌子吳柱國愛吃的菜來﹐替他接風了。”[28]
因此﹐他會做詩給雅馨。
余的現任妻子經常外出打麻將之舉明顯為反父權行為。
此外﹐由於余妻掌握經濟實權﹐故余教授只好做“不可發聲”的賤民。
“吳柱國又有什麼不得了﹖你一個人陪他還不夠﹖他太太用手絹包起一紮鈔票﹐說著便走出大門去了。”[29]
“他一講她﹐她便封住他的嘴﹕別搗蛋﹐老頭子﹐我去贏個百把塊錢﹐買隻雞來燉給你吃。他對他太太又不能經濟封鎖﹐因為太太總是贏的。自己有私房錢。他跟太太商量﹐想接吳柱國到家裡來吃餐便飯﹐一開口便讓他太太否決了。”[30]
只可惜其角色被標為惡妻﹐其有意識反抗夫權宰制的行動變得沒有實質意義。
十一､總結
陳若穎和鄭文輝編的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白先勇的小說創作”一文引述白先勇本人的講法﹕
“現代主義的作品的確對我們的衝擊最大。十九世紀未以來近半個世紀現代主義波瀾壯闊﹐蔚為主流﹐影響到西方各種藝術形式。要言之﹐現代主義是對西方十九世紀的工業文明以及興起的中產階級庸俗價值觀的一個大反動﹐因此其叛逆性特強﹐又因經過兩次大戰﹐戰爭瓦解了西方社會的傳統價值﹐動搖了西方對人類､人生的信仰及信心﹐因此西方現代主義的作品中對人類文明總持著悲觀及懷疑的態度。事實上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所經歷的戰爭及革命的破壞﹐比起西方人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的傳統社會及傳統價值更遭到了空前的毀滅。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文化危機跟西方人可謂旗鼓相當。西方現代主義作品中叛逆的聲音﹐哀傷的調子﹐是十分能夠打動我們那一群成長於戰後而正在求新望變徬徨摸索的青年學生的。卡夫卡(1883-1924) 的《審判》､喬哀思(1882-1941) 的《都柏林人》､艾略特(1888-1965) 的《荒原》､湯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勞倫斯的《兒子與情人》﹐以及當時人們都在爭論的卡謬的《異鄉人》﹐這些現代主義的經典之作﹐我們能夠感受､了解､認同﹐並且受到相當大的啟示。”
根據以上各種分析﹐再加上白的自述﹐我們都應當知道《冬夜》並不像一般評者所言只是一篇寫給知識分子用作精神自慰的一篇“懷舊”小說﹐而是深刻地探討現代主義之崩潰對文化人的衝擊。
另外,
從敘述學分析〈冬夜〉一文的結果看來, 敘述學確可協助讀者理解創作人的製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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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1]其中病逝的有20人﹐自殺的佔13人﹐被殺8人﹐另意外死亡4人。詳見施懿林﹕<白先勇小說中的死亡意識及其分析>﹐(台灣的社會與文學 龔鵬程編﹐(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頁199
[2] 胡亞敏: 《敘事學》(武昌: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頁139-140。
[3] 《敘事學》 頁139-140。
[4] 《敘事學》: 頁139-140。
[6]其著作計有四十多冊，較重要的有：《歇斯底里亞研究》（Studies in
Hysteria）、《釋夢》（Interpretation of
Dreams）、《日常生活的精神病學》（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對性慾理論的三種貢獻》（Three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Sex）、《自我和本我》（Ego and the Id）等等。
[7] 胡亞敏, 頁144-145。
[8] 白先勇: 《台北人》, 台北: 爾雅出版社, 1991, 頁91。
[9] 白先勇, 頁93。
[10] 白先勇, 頁93。
[11] 霍爾著﹐馮川譯:《榮格心理學入門》,(北京﹕三聯書店﹐1987) ,頁129
[12] 霍爾:《榮格心理學入門》 ,頁130
[13] 霍爾:《榮格心理學入門》 ,頁130
[14] 霍爾:《榮格心理學入門》 ,頁131
[15] 霍爾:《榮格心理學入門》 ,頁133
[16] 霍爾:《榮格心理學入門》 ,頁132
[17]“本書所選作家之中﹐白先勇是懷舊之情最濃烈的一位﹐因為冬夜正如他所有成熟的作品一樣 把現居於台灣及美國的大陸人那種大大褪了色的生活 同他們在大陸燦爛的過去作強烈的對照顧 而且感情上明明白白表示嚮往往昔日的一切。
夏志清:<印象的組合>,(香港:香港文學研究出版社,1980)P134
[18] 周蕾﹕<寫在家國以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 頁41
[19]辛亥革命(1911)是受法國大革命影響下產生的﹐因此是前一套大敘事﹐受黑格爾思想影響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寫作的中國近現代史。
[20] 引述自課堂筆記《白先勇<台北人>的結尾與對話》25-28
[21] 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生於倫敦﹐為英國著名詩人。曾移居意大利﹐後投身希臘獨立戰爭。著作有﹕“恰爾德。哈洛德漫遊記”(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唐璜(DON JUAN)､“審判的幻景”(THE VISION OF JUDGEMENT)等。
[22] 詳見朱立元: 《當代西方文藝理論》(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7) 頁316
[23] <英美名詩一百首>,(香港:商務印書館,1989)頁187-195
[24]激進主義學派特別反對男性對女性施加性暴力﹐認為受壓迫女性需要透過宣傳和示威﹐建立女性的自身空間和文化。
馬克思主義學派較強調與其他社會上少數､弱勢族群的結盟(如工會)﹐並試圖探討女性主義抗爭之重要性和意義。
自由主義學派則試圖游說政府進行以女性為主導的改革﹐並同時一套追求公平權利的立法機制﹔然而她們的目標旨在修正現今制度､政策而非全盤推翻。
[25] 張南星譯; Michel, Andree 米歇爾著 ﹐(《女權主義》 ﹐
臺北 : 遠流, 1989)83
[26] 張妙清, 葉漢明, 郭佩蘭合編:《性別學與婦女研究 : 華人社會的探索》 ﹐香港 : 中文大學出版社, 1995
[27] 白先勇, 頁96
[28] 白先勇, 頁90
[29] 白先勇, 頁90
[30] 白先勇, 頁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