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螳螂捕蟬》短評

        首先我必須指出﹐在我撰寫這篇評論以前﹐我沒有看過潘惠森昆蟲系列的其他作品(包括九七年《雞春大隻甲由兩頭岳》﹐九八年《螞蟻上樹》及九九年《三姊妹與哥哥和一隻蟋蟀》)﹐ 亦未讀完《 螳螂捕蟬外傳》﹐故本文的討論核心將不會是誇文本的比較﹐而是以《螳螂捕蟬》(下簡稱《螳螂》)的內容出發。

故事梗概
   兩個來自不同背景的職業殺手（北越和南越）因為執行任務被迫困在狹小空間裡﹐在守候目標出現期間﹐二人多次為小事鬧翻﹐甚至互相毆鬥。在過程中，二人各自闡述自己對生命價值和存在意義的看法﹐並建立濃厚的兄弟情誼。值得注意的是﹐與著重起承轉合的傳統戲劇模式不同，《螳螂》基本上沒有著力推動情節的意圖。

角色設計與政治議題
        劇中﹐主人公的名字分別為南越和北越。事實上﹐單從他們的名字﹐觀眾便不期然想到一些政治論述。歷史上南越和北越代表著兩個對立的意識型態-- 南越是資本主義的偏安政府﹐而北越則是信奉共產主義的政權﹐這是眾所週知的事﹐而作者似乎亦有意利用觀眾這些模糊的歷史記憶﹐去強化故事人物的性格描寫。  

          另一方面，對於本地觀眾而言，黃秋生和謝君豪絕對是兩個耳熟能詳的流行文化符瑪．不論在電視或銀幕上，他們都有一貫的角色定型：　黃秋生是李逵式的魯莽漢子，而謝君豪則以文質彬彬的書院派形象示人．吊詭的是，這些殘存觀眾記憶內的既定形象最終竟成為編劇者互文指涉（intertextuality）遊戲的雙面刃．一方面編劇無須為解釋人物屬性多費筆墨，但另一方面觀眾卻無法從過去的觀影片段中抽離，亦難以把《螳螂》視作一個獨立文本．因此，即使黃，謝二人已作出立體而具深度的演繹，（如謝君豪的故意誇張及黃秋生以不同語氣演繹粗口），觀眾亦未能完全接收．相信這亦非編劇可以想像得到的。

        謝君豪飾演的南越以香港大學畢業生的姿態出現﹐滿腔英語﹐更以社會「清道夫」自居。從劇中第三幕的對白得悉﹐南越當殺手的主要原 因是他對社會上愈來愈多無原則，沒立場，庸俗的人感到不滿﹐於是他要負起替天行道的責任。有趣的是南越雖然身穿筆挺的黑色西裝加上墨鏡﹕一副「專業」的俊朗外表，但觀乎他在執行任務時的表現﹐ 卻總是神經兮兮進退失據(一開場即遭老鼠夾弄傷數次)。很明顯﹐作者是有心利用這個表裡不一的差異去重建文化商品中﹐殺手既定的英雄人物“型像”。

        至於黃秋生演的北越則是一個不修邊幅麻甩殺手﹐雖然他在從事殺手十多年期間積累了豐富的專業知識，但家裡只有三歲孩童智商的智 障胞弟卻成為他的極大生活壓力；而經常大爆粗口則成為北越的減壓之法．劇本對北越的著墨較多令黃秋生獨特的演戲風格更形突出．
 

      對於不少論者認為《螳螂》一劇旨在諷刺香港殖民地之中英爭鬥﹐又指南北越兩角各有隱含的意義　-- 南越因滿口英文代表英方，北越則以粗魯暴力比喻中國等種種講法﹐我是不敢完全否定的。但我卻以為既然大家以為題旨是煮豆燃箕的話，則南北越影射中英雙方的講法未免不合比例．反而，我會從潘惠森一直銳意利用昆蟲的生理特徵反映人的生存價值的角度去估計其背後隱藏的政治寓意．

黃雀在後

      事實上，我們在觀賞此劇時，不難發現劇名螳螂捕蟬本身就是一個猜謎遊戲．先假設南北越為螳螂／蟬吧（似乎這是最合情理的估計），那麼，誰是在後黃雀呢？有如上帝般指揮一切的組織雖然有份剝削兩位主角，但絕對不能引起南北越互相殘殺．反而另外一個從未露面的重要角色北越那個行年三十三﹐但智商只得三歲的弟卻令最終兩人飲恨．  

      如果從此推論，而潘氏的＜昆蟲系列＞劇本又一直是描寫九七後一群在香港殘酷社會中掙扎求存的都市小人物相互緊扣的話，我會認為南北越分別是指特區內的中產和草根階層，而他們之所以互相殘殺，則與左派人士為主導的特區政府（“黃雀”）有關．（最有趣的是六七暴動距今剛好三十三周年，而特區政府亦剛踏入第三年光景．）

荒誕劇
        「荒誕劇」是「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的廷申：二次大戰後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瓦解使不少人對人類社會失去信心，對於現實世界抱持悲觀消極的態度﹐否認人類存在的意義，認為人與人之間根本無法溝通。而荒誕劇以藉著語言本身的缺陷和空洞,多次重複毫無意義對白來誇大語言的機械表相，彰顯存在的空虛和無聊。通常荒誕劇不會被傳統話劇講究人物、動機、情節、邏輯等模式所限制，更不是追求故事，而是要在舞台上意象．  

              綜觀荒謬派戲劇在藝術上的表現，有以下幾個顯著的特點：(一)反對戲劇傳統,摒棄結構、語言、情節上的邏輯性與連貫性；(二)通常用象徵、暗喻的方法表達主題；(三)以輕鬆的喜劇形式來表達嚴肅的悲劇主題，因此有時也被稱為「黑色喜劇」（black comedy）。

       而《螳螂》則用言語暴力,以戲謔嘲諷方式諷刺人生的荒謬絕倫, 用原始暴力帶領弱勢社群反擊。此外,《螳螂》的舞台及佈景設計以超現實的傾斜空間為主軸，表達出一種詭譎，空洞，無助，扭曲的不安全感，再配上潘惠森風格獨特的　“詩意” （The action in a play of the Theatre of the Absurd is not intended to tell a story but to communicate a pattern of poetic images. -- Martin Esslin）令故事既弔詭﹐又具黑色幽默，充滿尖刻的嘲諷。破壞傳統的戲劇結構(沒有劇情起承轉合)和人物關係亦為社會控訴的另一有力武器。

        可惜由於是次出演得到商業電台９０３ｉｄ　ｃｌｕｂ的大力支援，觀眾層面被拉闊，包括不少非傳統戲劇觀眾（如黃秋生與謝君豪的影帝級配搭﹐本地舞台「夢幻組合」大鬥演技等宣傳語句，很大程度是基于商業考慮出發。）而為了遷就／適應他們的大眾化口味，潘氏似乎故意地將一些本應含隱的寓言公開（亦有一說指潘氏有心製作這個戲劇入門課程）．但無論如何，意象被刻意表露的結果就是此劇對人類醜惡世界的控訴嘲諷未免過分簡單顯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