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特區政府施政困難把脈

特區政府執政近五年來，受到社會經濟結構轉型影響，加上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及「九一一」事件沖擊，香港的內部問題逐步浮現。尤其經濟更如江河日下，特區政府出現空前財赤，復甦更是遙遙無期。

部分論者把目前香港面臨的困局歸咎於回歸以來特區政府的連番施政失誤，

“變革源於回歸以來的連串政策失誤。特區政府執政近五年來，發生「八萬五」建屋目標消失、禽流感殺雞延誤、居屋短樁、機場搬遷混亂等事件，但從沒有官員為此負責。”[1] 

特首董建華的民望長期低落企正好反映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不信任。

面對這種市民跟政府互不信任的情況，不少人都曾嘗試利用「後殖民論述」（post-colonial disclosure）去解釋

“後九七出現了一種關於漂流的香港想像。這種想象和一個已不容否認的事實相扣，那就是，所謂殖民之後的「後殖」或「解殖」香港，只不過是變成另一個宗主國的殖民地。”[2]

只可惜，香港是世上僅見具有濃厚的本土文化卻缺少國家歸屬感的地方，故單憑「後殖民論述」似乎未能解開問題之癥結，故此，本文大膽地以文化身份認同(Cultural Identity)為切入點，試圖為後九七特區政府的施政困難之問題把把脈。

複雜的港人文化身份認同(Cultural Identity)

其實所謂文化身份認同，不啻是一個人或一個族群構成一套“自己是誰”定義的過程。透過文化符號的不斷改變，“他者”(Others)會被發掘並被排除。簡而言之，香港人能夠輕易從日常生活中的小節找到自己跟別的族群不同之處。

自二次大戰結束以後，香港一直夾在英國殖民文化與中國共產主義文化之間的邊緣位置(Marginalized Position)。居於中英兩國的邊陲，一百五十年的殖民地歷史中，香港一直被排擠於中英二國的文化傳統以外，亦未有「參與」母國的社會主義運動與殖民主的代議政制民主發展進程。由於其獨特的地理位置(中國南方小隅)､歷史因素(英國殖民地)與文化傳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香港人的都市成員身份比其他地方的都要複雜多倍。

據中大社會學系劉兆佳在1988年及1994年的問卷調查中顯示，各有63.5%及56.5%的香港華人自認為「香港人」，各有28.8%及24.2%自認為「中國人」。可見香港華人是把「香港人」的身份與「中國人」的身份區隔開來的。

在缺乏歷史意識的支援下，香港的文化身份並非寄生於民族主義或殖民統治，而是來自確切的生活體驗。香港人唯有透過共同的生活習慣形成本土文化想像。香港由小漁村蛻變為國際大都會(Metropolis)的成功故事，形成了香港戰後新生代 「生於斯，長於斯」的歸屬感，而香港人的本土身份意識亦逐步確立。

五､六十年代，香港一直持續維持極高出生率。五零年代初，香港人口已由戰後初期的六十萬急升至二百三十萬(當中包括不少從鄉間回歸的逃難港人)。六十年代末期，介乎十至三十五歲的人口高達百分之四十以上，而本地出生的人口則首次超越總人口的五成。此所謂嬰兒潮(Baby Bloom)為香港製造了大量 「原居民」，而這些 “原居民”為香港本土意識的發展注入了強大的動力。而本港入出境自由的優點，加上大量國內廉價勞動力的補充，促使本地經濟從六、七十年代開始一直向前高速發展。

與此同時，經過六七年暴動之後，港英政府逐漸意識到單靠一貫的殖民統治手法未必能達致有效管治。他們嘗試開放政治(主要以市政事務為主)，並著實解決香港各項嚴峻的社會問題，例如勞工就業，環境衛生，教育，公共房屋供應等等。現代都市化的歷程使香港人的身份得被認同。

“從一九六七年開始當局便有意識地利用這種客觀形勢。「公民」，「社群」和「歸屬」這些美麗動聽的用詞才首次以反共宣傳的姿態大規模地散佈。粵語廣播，小學教育，政務署，「香港節」，「清潔香港」等等一系列措施，工作及活動有效地推廣，加強了這種意識。”[3]

另一方面，由於六七年暴動與左派工會介入有極大關連，亦令絕大部分港人對中共產生恐懼和疏離感。

“六七年暴動之後，中國對香港的衝擊已告一段落。戰後在香港出生的一代，到七十年代已經成長……這群香港新生代，並不認識中國，香港才是他們的家鄉。他們身處經濟急劇發展的香港，在變遷的社會中追求個人的成就，傳統中國價值觀念逐漸退化為課堂的經典，而並非實用的守則。”

更可悲的是，在海峽另外一端的台灣，並未有承六七後港人的恐共意識之利，以中華文化道統繼承者身份大力宣傳，

“至於退居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七十年代以後，對香港的政治影響已日漸淡出，中華民國已經自成一國，偏安江左，不復北望神州矣。”[4]

最後，香港的中國人與中華文化進一步割裂，唯有選擇以“香港人”身份自居。

殖民地政府政策

除了意識形態的潛移默化外，殖民地政府政策亦同時影響港人對待國內人民的態度。香港殖民地政府基於政治考慮，一直希望把香港改造成類似新加坡的城市國家(City-State)。殖民地教育之目的在於令香港人同時掌握中、英語文，以便管治和提供貿易所需人才。因此，香港的教育制度在有意無意之間削弱了港人對中國文化的認同。何況殖民地政府本質上並不希望市民忠於中國，故此它刻意迴避任何國家或民族主義思想可謂必然。

然而，經過六七暴動之後，正如剛才所述，港府回應香港的社會問題，例如勞工就業問題､大幅度資助康樂活動､改善環境衛生､改善教育服務､改善公共房屋的設施和供應，加上七八十年代的經濟開始起飛，這些有意無意之間助長了香港新一代的歸屬感

“英人有計劃地將香港西化(westernized)與都市化(urbanized)的結果，產生了香港人民族意識與文化認同的危機 。”[5]

例如在教育方面，當局亦提供大量基礎教育學位，六年免費教育(後增至九年)令本地兒童有接受正規教育的機會。而在公共房屋政策方面，當局亦大量興建新型津貼房屋(如華富�h)取代居住環境惡劣的寮屋區。獨立的廁所和現代化的水、電設施為居民帶來生活方便之同時，也標誌著香港正式踏入後匱乏年代。在新型屋�h長大的青年人，便在認識自己所住的社區之餘，產生了一種對香港落地生根的認同感。

與之同時，當局亦成立政務署，作為市民與政府之間的溝通橋樑及申訴對象。而政府同期亦投放大量資源去舉辦一系列「清潔香港」、「香港節」活動作為政治宣傳工具，以開明政府的姿態博取廣大市民的認同。一九七三年，廉政專員公署之成立，則是針對當時市面上貪污成風，民憤日深的積極回應。

從此，西化､摩登，科學等現代城市文化觀念亦取代傳統中式小農道德標準，並逐漸形成所謂香港本土意識。

要指出何謂香港的本土意識，最具代表性例子應該來自七十年代興起的普及文化。香港浸會大學朱耀偉博士，就曾經研究七十年代以後，香港粵語流行曲歌詞的發展。他認為，香港流行樂壇一直受政治和經濟環境改變影響。而七十年代中、後期突然蓬勃的粵語流行曲潮流便是大香港意識逐漸出現的明証。其中兩首膾炙人口的歌曲，包括許冠傑唱的《鐵塔凌雲》，羅文唱的《獅子山下》， 歌詞內容，不但反映了當時的市民心態，更是充滿大香港意識。

而這些帶有本土意識的歌曲亦隨著八十年代初的香港前途問題及後來的移民潮變成潮流，像觸及主題涉及移民問題及中港關係，Beyond的《大地》及達明一派《你還愛我嗎》《天問》等一系列歌曲。

若論及普及文化在建構港人本土自覺的重要性，相信不得不一提的是七、八十年代崛興的電視劇集。當時的三大商營電視台(無線、麗的、佳視)為市民帶來娛樂之餘，亦為市民提供一個虛擬的文化想像空間。《狂潮》《網中人》等產自無線的經典劇集多以中產階層為描寫對象，成為香港經濟起飛的憑證。即使麗的生產的鄉土劇集亦以窮小子成長歷程為主線，正好配合當時香港的發展步伐。

儘管佳藝電視早夭，但它亦為本地娛樂圈引進不少幕前幕後人才，並為市民提供一些產自本土的螢幕偶像(如鄭裕玲)。當然，在芸芸眾星之中，還是以真正土生土長自離島的「港人之子」周潤發，最受歡迎。

另外，港台攝製的《獅子山下》重視小市民心聲，為弱勢社群發聲的形象，更直接誘發市民關心生活環境，敢於批評社會的行為，其中如反映貧民區居住環境惡劣的《元洲仔之歌》，更促成了政府加快徒置元洲仔一帶的居民。

只可惜在港英政府的大力打壓下，帶有反殖意圖以及國家民族主義色彩的學生運動如中文運動，保釣運動未能成形。而此後的民眾運動亦只能圍繞切身的生計問題(如反加租，反搬遷，反加價等運動)。結果，香港除了模糊的所謂本土意識外，對本身文化身份變得漠不關心。此一情況一直維持至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開始才有所改變。

八四年中英草簽聯合聲明，以及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均曾觸發起模甚大的港人移民潮。此後，在後過渡期間，”港人治港”，”香港精神”等民族主義口號經常被利用，標誌著港人的文化身份隨著九七回歸再次轉化成內化的潛意識。

其實，早年港人對國內的描述主要是基於一個「西化的､已發展的地域」對「落後的､未發展的地區」的俯視角度。此等文化優越感源自香港人最引以自豪的經濟優勢。

　    種族優越主義(Ethnocentrism)以自己族群的文化為尊，認為其他族群的文化較自己的落後低等。香港人在確立自己身份意識之同時，認定中國大陸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落後地區的情況無異，故產生了一種優越感。在標榜經濟奇跡的香港，港人亦不自覺地產生了一種本土文化優越感。

    在港人眼中，國內社會是不文明的，落後的，而權力來自中共背書的特首自是不合符港人「口味」。 學者Gordon Mathews更認為自由民主法治的理念是香港人的特質之一。

“A third mark of Hong Kong identity ─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first two， as I will argue ─ involves political ideals such as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6]

例如中國的人權紀錄一直為西方社會所垢病。在普遍西化的港人眼中，身為執法者的公安往往是漠視民權，有法不依的。比較具體的例子是國內習慣把涉嫌犯罪的疑人當成罪犯看待，如有權隨意搜查有關人等的產業和拘留有關疑犯等。而在普通法(Common Law)的香港，我們並不能在未有足夠證據之下進行搜查，就算真的是罪證確鑿，一日未經法庭審判，我們亦只可視之為疑犯。於是乎，由於法律觀念之差異，我們對國內之司法程序多不瞭解，甚至譏為人治主導。

而這種法律觀念之差異結果在不知不覺間變成了社會分化的催化劑，「席揚案」、「胡仙案」、以致近日鬧得沸沸揚揚的「居港權」事件便是上佳例子。

    又例如，港人自以為崇尚務實，「多講無謂，行動最實際」，對於國內人講多過做的「泛政治化」態度十分不屑。現實生活中，港人甚少喊叫口號，對領導人/政府的話句更不時用來戲謔，如香港參與申辦亞運會時所用的口號「香港一定得」，董特首的「香港好、國家好」便經常被挪用取笑。

    從以上種種，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港人對國內社會的「無知落後」和「官僚主義」的蔑視。而此等心態可被概括成一組「我們/他們」的二元對立結構 (Dualism)：

正如法國解構批評的代表人物德里達（JacquesDerrida，1930- ） 所言，

「傳統哲學的一個二元對立中，我們所見到的唯有一種鮮明的對立關係，絕無兩個對項的和平共處，其中一項在邏輯、價值等等方面統治著另一項，高居發施號令的地位。」[7]

港人對於充滿中國特色的董建華政府一直存在著蔑視，尤其特首的治權來自只有八百名選民的小圈子選舉，嚴重缺乏認受性，故難以得到社會大眾的普遍支持。

最後，本文欲以中文大學馬傑偉教授評論國慶及回歸典禮安排的一番話完結本文，

應少一點抽象的愛國主義，多一點香港本位的集體經驗；少一點襹風南吹的架勢，多一點港人尋根的情懷。[8]

只有真正重視港人的生活方式，才能體現一國兩制的精神。

CHEN

洛楓(陳少紅)：《世紀末城市：香港的流行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

陳清僑：《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當代香港文化政治論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身分認同與公共文化：文化研究論文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情感的實踐：香港流行歌詞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陳清僑、王宏志、李小良：《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台北：麥田文化﹐1997)

LIANG

也斯(梁秉鈞)：《香港文化》(香港：香港藝術中心課程部﹐1995)

-----：《香港的流行文化》(香港：三聯書店﹐1993)

梁款：《文化拉扯》(香港：人文科學1996)

-----：《文化再拉扯：跟紅頂白》(香港：人文科學，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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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大樂：《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香港：閒人行﹐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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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傑偉：《電視與文化認同》(香港：突破﹐1996)

----：《解讀普及媒介》(香港：次文化堂﹐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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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俊雄：〈尋找香港本土意識〉﹐《明報月刊》﹐ (1998年3月)﹐頁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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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蕾﹕《寫在家國以外》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

周華山：《電視已死》(香港：青文書店﹐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