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禍不是禍 －－ 武后母女參政史實試探

作者：周子恩

目錄

前言………………………………………………………….   二

論文簡介……………………………………………………… 四

甲)               概論………………………………………………………  六

1)          何謂女禍﹖中國女禍史觀的形成及演進……………… 六

2)          西方女性主義史學的不足……………………………  十

乙)               唐代文化背景及政治特色……………………………  十三

               1) 胡風與華夏文化的交流－自由浪漫的唐代社會……… 十三

2) 唐代婦女地位……………………………………… 二十

丙)               正文……………………………………………………… 廿七

  1) 女主臨朝的極致﹖試論武后權力來源及其政績…………… 廿七

  2)太平公主 － 權力交接的老問題…………………………… 四十

丁) 結論﹕女禍的真正成因剖析…………………………五十四

戊) 參考書目………………………………………………五十七

前言

長久以來，“中國是個兩性地位極不平等社會”這個概念都受到各界普遍認同。而事實上，自從母系社會隨著農業生產方式崛興及私有產權制度確立而徹底崩潰以後，中國婦女的地位便一蹶不振，所謂“性別岐視文化”亦同時成形。在農業社會高度重視體力勞動的生產方式中，女性往往因為體格上跟男性的先天差異而被認為生產力較低，甚至是毫無生產力可言。結果是中國婦女被“理所當然”地被目為“第二性別”，附屬於生產者，成為男性的私有財產。

這種男尊女卑的心態一直於文化、政治、經濟、教育、社會等層面具體實行。由於男性襲斷全國資源及分配權力，使男女不平等的現象繼續伴隨著我國歷史不停沉澱凝固并成常態。

其中﹐由於政治所涉及的重要性和影響力較大，是故男性主導的我國古代統治階層都嚴禁女人涉足政治。不僅從政，議政等基本公民權被奪; 更嚴重的是，女性卻經常無辜地成為政府政策失誤，造成國家衰微的代罪羔羊。后宮妃嬪底美貌常需為君主耽於逸樂不理政事所致的惡果負上歷史責任，古代有名的女性幾乎無不與“傾國傾城”、“紅顏禍水”等負面字眼扯上關係，而她們自然的成為禍國殃民的千古罪人。值得深思的是， 這種不負責任的“女禍”的觀念經由傳統的、提倡男性本位的封建士大夫(史官)透過歷史批評“發揚光大”以后，“女人等於禍水”竟成普通常識﹗上至王公重臣，下至販夫走卒皆深信不已。

另一方面， 雖然男性執掌政務的根基牢不可破， 然而在我國歷史上， 仍有不少女性能把握歷史上曇花一現的契機衝破禁忌積極參與政治的。其中有人以母后身份垂簾聽政， 亦有“狐媚惑主”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更有自立為皇，獨攬朝政的例子。不過無論她們的參政行為於國有何利益， 受男性本位史觀薰陶的史家仍會將她們視作導致國家衰亡的人民公敵， 不問情由便全盤否定她們的政績。此等歪曲事實的做法充份反映出男性本位史觀因循道統，而疏於求真的遺禍。

今天， 在西方思潮衝擊下，我國固有傳統的兩性觀念受到挑戰。為了適應潮流所需， 史學者亦放下身段， 開始研習西方學術理論， 其中以女性主義觀點冶史更成時尚。可惜由於國情不同， 背景有異， 西洋女性主義似乎未能完全解釋女主臨朝這個歷史現象， 卻使部分借助女性主義史學理論研修我國婦女史的史學家犯上以偏概全之弊， 對參政女性過份的保護及包容， 以致史實再一次被歪曲。

正如方才所說， 基於我國男性本位歷史觀對女性的岐視， 加上女性主義理論的先天不足。一套完整、客觀而能合符我國國情的婦女史至今尚未出現， 誠屬遺憾。然要冶通一部“中國婦女史”，不但工程浩繁， 兼之國史中所有有關女性生活情況的史料皆嚴重欠缺， 故竊欲先以史料方面相對上充裕的唐朝(618－907)女性參政史實作為踏腳石， 希望能揉合我國傳統史學之優點和西方學術可取之處， 藉以探索我國古代女性生活的真象。

論文簡介

甲)   概論

1)何謂女禍? 中國女禍史觀的形成及演進

女禍也者， 顧名思義， 即女性帶來之禍患。自從由母系社會過渡至父系社會之後，在男權高漲之下﹐男女間生理及心理之先天性差別被強化﹐男主女從的觀念逐漸成形，女性的社會地位便一落千丈。女色婦言誤國論調在經由形而上的觀念灌輸及哲學思想的潛移默化後，孕育出一套性別岐視文化，而在這種岐視文化下產生的女禍史觀自是充滿盲點，往往出現歪曲史實的情況。

2) 西方女性主義史學的不足

婦女受壓迫是一直人類歷史發展上一個常見的社會現象， 西方女性主義史學強調以批判的眼光看歷史上的男女地位，可惜由於國情不同，背景有異；由於西方女性研究者根本不能理解中國社會尊祟母權之特殊性，以致未能解釋歷來太后協助幼主處理政務時得到廣泛支持和認受性的原因。

乙) 唐代文化背景及政治特色

１）胡風與華夏文化的交流－自由浪漫的唐代社會

要瞭解武后和太平公主以婦女身份參政的時代意義， 我們必須清楚武后母女當時身處的社會環境。唐朝積極吸收外來文化， 而胡人草原文化與漢族農業文化之融合有助政治、文化政策的革新，遂為有志參政的女士提供較大的發展空間。

２）唐代婦女地位

研究唐代婦女的著作多從貞節觀念淡薄， 婚姻關係寬鬆， 離婚改嫁容易；夫妻關係相對平等，妒婦多懼內盛；婦女常有戶外活動、社交生活各方面等作為當時婦女地位甚高的理據， 但值得注意的是， 當時婦女的社會地位和男性比較仍有一段距離， 北方民族婦女的社會地位亦未必像我們想像般高。

丙) 正文

1)    女主臨朝的極致﹖試論武后(武曌624－705;690－705在位)權力來源及其政績

對於武則天的臨朝攝政， 我國幾乎絕大部份的史學家都不予正面評價。事實上， 武后得位的權力來源仍是來自李唐皇室的，其所謂臨朝稱制亦只不過是他朝太后臨朝垂簾聽政的變奏而已。另外，武后在施政上並無特大錯失，何故仍備受史學家批評呢?究竟事實是武后亂唐，還是史學家性別岐視，故意抹黑呢?

2)太平公主 － 權力交接的老問題

觀乎太平公主的一生，早年甚少參預政務，婚後亦未見活躍於政壇，可見后世史家力斥其早存狼子野心只是附會之言。至於其后來加入政圈積極參與多次政治事件亦只是匡扶李氏皇室的統治而已。至於太平涉及謀反一事，從來無人可以確切掌握其叛變的罪證，　更多的只是史家一廂情願地依據官修國史，作出毫無事實根據的臆測。而她的故事亦正好反映古代史學界成王敗寇，跟紅頂白的惡習。

結論﹕女禍的真正成因剖析

何謂女禍﹖中國女禍史觀的形成及演進

要研究中國婦女的社會地位，參考女禍史觀的演變流程似乎是必要的踏腳石。

首先﹐讓我們了解一下何謂女禍史觀。女禍也者﹐顧名思義﹐即女性帶來之禍患。劉詠聰(1963－    )曾對女禍一詞下定義 ﹕

“在古代中國，女禍的內容主要有兩個層面﹕‘色惑’與‘弄權’。古人對妃妾以色事君﹐導帝淫嬉以及后妃恃寵或惜機干政用事﹐皆稱之為女禍。”1

此外﹐她又引述周蜀蓉<試探中國女禍之源>的提法﹐認為女禍一詞有廣狹之別﹕

“狹義指發生在宮廷內的因統治者耽於女色或因女主執政而敗壞國家的事情﹐至於廣義者則泛指社會上一切因女子之言行而招致的各種禍害。”[1]

姑勿論程度深淺及範圍大小，女禍史觀皆出自男性(或甚女性自身)對女性的蔑視態度。正如前言所述﹐自從由母系社會過渡至父系社會之後﹐女性的社會地位便一落千丈。在男權高漲之下﹐男女間生理及心理之先天性差別被強化﹐男主女從的觀念逐漸成形。同時﹐農業文化之發展帶來了人民對私有產權的需求﹐亦衍生出男性對女性的擁有慾(從一夫一妻或多妻制度取代古代雜交群婚風俗可見一班)。

統治者利用形而上的宇宙觀作為愚民工具，替故有“天地萬物分為陰陽乾坤兩極” 宇宙觀加入新的詮釋。結果，“男主”自然是“天”，屬陽性､在上位､主宰一切﹔而“女從”則為“地”，主陰氣､居下位､“聽天尤命”。[2]男尊女卑的思想亦因性別角色定型而得到合理化。

事實上，最早期的所謂女禍思想主要是指女色亡國，而夏(公元前21－16世紀)，商(公元前16－11世紀)﹐ 周(公元前11世紀－前771年)三朝美人迷惑統治者的故事[3]則進一步鞏固這種迷思。儘管如此，一些母系社會遺風直到商朝還未完全消失 －－有才能的女性依然得到重用﹐如武丁(商高宗， 生卒不詳， 曾在位59年)時的婦好(高宗后， 生卒不詳)便是最佳實例。

“婦好經常受商王之命主持祭祀…還是商朝的卜官…曾受武丁之命﹐率兵打敗過商王朝北方的土方部族､西南方的工方部族﹔東南方的侇族､西北方的羌族。”[4]

女性出任公職的限制

除形而上的觀念灌輸外，哲學思想的潛移默化亦為領導者常用的宰制手法。基本上﹐任何學術思潮之成形皆出自政治上的需要。為了便於管治日漸龐大的帝國版圖，春秋戰國時代(前770－前256)出現我國首次學術思想的興盛期，各家各派學說紛紛湧現。其中﹐尤以儒法兩家為帝王服務的意識特濃。作為男性本位出發的統治工具﹐自是十分注重階級觀念﹐而男主內女主外亦由民間的共識變成不成文法律。自始，“婦無公事﹐休其蠶織”[5]，女人再也不能參預政治。

發展至秦(前221－前207)，漢(前206－前220)之際，女禍觀念擴展至婦人在口頭上或實際上的干政行為可能帶來的禍患。劉詠聰<漢代以災異歸咎婦人的思想>一文統計《漢書．五行志》內將天災歸咎於女性的篇章，發現合共竟有53篇之多。[6]婦女受制於神，君，父，夫四大男權，無法在政治上發揮一己之所長。此外，女性參與對外事務的限制愈來愈多，其中包括各式各樣的女教書籍。[7]

歷朝的女主政治

雖然整個中國的信史時代(前221訖今)，主要由男權和父系社會所組成，但是不論漢人或外族所建立的政權，都不時出現女主統治事件(主要以太后攝政形式出現)。例如漢(西漢，前206－公元25； 東漢25－220)､北魏(鮮卑452－534)､遼(契丹907－1115)､宋(北宋960－1127；南宋1127－1279)､元(蒙古1271－1368)､清(滿州1644－1911) 的太后皆甚有權勢，而當中唐代女性參政風氣之烈更為歷代之冠。(但若以年份計算，唐代絕不是女主參政最盛的年代，詳見附圖)

自長孫皇后(601－636)開參政之先例，及後武后之成功奪政促使唐朝其他后妃公主相繼效法。中宗皇后韋庶人(﹖－710)，其女安樂公主(684－710)率先東施效顰，武后之女太平公主更挾功臣之名與皇儲展開政權爭奪戰，連官僚家庭出身的上官婉兒()亦乘女主支持之便播弄朝政。雖然太平被誅後女主政治曾停頓一時(由於楊貴妃沒有直接參與政務，故不屬於女主範疇)，及後玄宗時之武惠妃(711－－765)及肅宗(李亨711－762；756－761在位)之張皇后(725－767)亦有間接干政之舉。

由於唐朝民風比較開放，社會對女主參政之事相對上比較包容﹔但入宋以後，形勢逆轉，女性地位隨著儒學復甦而再次被貶低，而唐代女主政治更成士人心中之根剌。

“女子之禍於人者甚矣﹗自高祖(李淵﹐566－－635﹔618－－626在位)至於中宗 (李顯﹐656－－710﹔705－－710在位)﹐數十年間﹐再罹女禍﹐唐祚既絕而復續﹐ 中宗不免其身﹐韋氏遂以滅族。玄宗(李隆基﹐685－－762﹔712－－756在位) 親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8]

後來各朝，雖偶有太后垂簾聽政或后妃恃寵用事的情況，但由於後世君王有前車可鑑; 兼之中央集權的制度日趨鞏固，故女性從事政治的制肘和代價比前代要多好幾倍了。

小結

就以上觀察所得，女色婦言誤國論調在我國雙線平行發展，結果孕育出一套性別岐視文化。而這種岐視文化下產生的歷史觀自是充滿盲點的，例如史家探討古代女性參政問題的評論重點甚少提及她們的功績。

另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所謂女禍史觀，絕非我國之獨有產物，西方國家對女性參政亦有諸多制肘。這是研修婦女史者必須留心的，以免陷入妄自菲薄，盲目崇外的深淵。

西方女性主義史學的不足

女性主義/女權主義(Feminism)本來是一個法語詞彙，意謂“提倡婦女在社會中 伸張其角色及權利的一種主張”(據法語“羅貝爾字典”(Dictionaire Robert的解釋)當代婦女研究的興起，直接導因於男女平等與女性解放的思潮。

由於婦女受壓迫是一直人類歷史發展上一個常見的社會現象﹐故此婦女主義三大派別，即﹕馬克思主義學派，自由主義學派及激進主義學派[9]皆以“婦女被壓迫”作為前設，發展出一系列的女性解放理論。法國社會學家安德蕾米歇爾(A.　Michel)在“女權主義(Le Feminisme)”一書便指出“研究女性的歷史，首先就得研究她們如何遭受壓制，以及這種壓制的情形如何為人所掩飾。”[10]

女性主義史學發展

英語中“歷史(History)”一詞分拆出來其實便是His 　Story(他的故事)的意思，足可見男性中心思想模式一直主宰著史學界發展。葉漢明在概括女性主義史學發展時認為﹕

“女性主義史學強調以批判的眼光看歷史上的男女地位，她們認為歷史上的男女不平等，是由社會文化所造成的，與權力､資源分配和制度上的牽制息息相關。當代對婦女史的實證明研究和理論建構有突破性貢獻的JoanScott就曾扼要地提出﹐女性主義者嘗試以歷史來解釋較近期的婦女地位，並辨明婦女在過去受剝削的程度和趨勢﹐這可說是探討人類過去的女性主義門路。”[11]

這種極具批判性的態度在挑戰男權壟斷上的確發揮了極其巨大的作用﹐但其絕對性卻正好反映女性主義史觀過份一面倒的毛病。事實上﹐女性主義研究雖屬後現代主義的一支﹐但仍受到西方現代主義絕對邏輯的影響﹐以致承襲了現代主義過份注重“大論述  (Grand Narrative)”的問題。[12]致力研究近代中國社會與婦女關係的解構學派婦女史學者白露(Tani. E. Barlow) 就曾多次批評西方女性主義者忽視中國歷史和社會背景之獨特性。[13]

對於西方女性研究者而言﹐ 他們根本不能理解中國婦女在社會地位上之流動性。不能否認﹐中國婦女的社會地位是從屬於男性的﹐所謂“在家從父﹐出嫁從夫﹐老來從子”的“三從”觀念便是這個意思。但當婦女一旦婦女成為母親﹐則會獲得社會各界的尊重。簡單地說， 中國是個沒有女權､妻權而但尊祟母權的國家。

一九五九年﹐楊聯陛教授(1914－      )在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舉辦的 “傳統中國政治權力討論會”中發表<中國歷史上的女主>一文。文中舉出清代一位英國駐華官員對中國婦女地位的看法﹕

“中國婦女仍較盎格魯.薩克遜人更為男子的奴隸﹐但由於儒家孝順父母的原則﹐緩和了這種奴隸性質…就這樣﹐在中國常可見到兩個居高位﹐有著灰白鬍子的男人﹐為尊敬一個和自己同一階層的女子而叩頭…讀者或會得到這樣的結論﹕認為在中國這種社會和法律上的母權﹐會普遍地提高婦女的地位﹔事實也是如此…”

中國有賤視婦女的事實﹐又有尊敬親母的習尚。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一書引述美國經濟學者海根(Everett.        B.Hagen)的觀點指出﹕

“在傳統的階層系統中，每個人均有雙重地位，即他本身是一“在上者”，亦同時是一“在下者”﹐而隨歲月之變“在下者”總逐漸成為“在上者”﹔此猶媳婦之可成婆婆﹐子女之可以成父母。”[14]

中國傳統尊母文化便是這樣進行， 而這亦是歷來太后協助幼主處理政務而得到支持和認受性之原因。

小結

儘管在七､八十年代以後，女性主義史學的政治性逐步褪減，但因其本質上之顛覆性依舊不減，以致當我們利用女性主義史學觀點來處理我國婦女問題時仍有不少困難。故此，在運用任何外來學說作為研究本身國史之時，理應儘量融合本身實際國情，而建立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女性主義論述將會是個可行的方向。

唐代社會特色

要瞭解武后和太平公主以婦女身份參政的時代意義，我們必須清楚武后母女當時身處的社會環境。由於李唐政府直接是繼承北朝胡人政權而來的﹐是故本文討論將會集中在北中國胡漢民族文化融和之問題。

劉伯驥在《中西文化交通小史》中的說法，可謂簡明扼要地概括了唐朝混雜而豐富的文化特色﹕

“中國隋唐文化﹐亦何莫不然﹐蓋上朔西周､春秋､戰國時代之思想哲學﹐秦漢大統一之法制及社會組織﹐魏晉以來變態社會生活與朔方民族﹐及西域各國文化而作一次大綜合。”[15]

基本上，以前朝為鑑是每個社會發展過程的必要元素，但唐朝與別不同的地方乃在於其積極吸收外來文化，亦正因此，唐朝得以文治武功，傳頌後世。

胡漢融和的歷史進程

事實上，漢族胡化的現象早在漢武帝(劉徹﹐前156－前87﹔前140－前87在位) 通西域之時開始出現。當時絲綢之路作為中外貿易樞紐之餘，更擔任中西文化(主要為中亞細亞地區)交流橋樑的要務。隨著大量來華胡貨的普及，中亞地區文明同時東進﹔而內徙商胡的生活模式，對邊塞地區居民亦有巨大影響。

其後的魏晉南北朝(420－589)時期是我國民族交流史上的一個最重要階段。西晉(265－317)滅亡後﹐北方少數民族乘機進佔中原﹐並形成五胡十六國(317－420)與東晉(317－420)對峙之局。匈奴 (勢力範圍由今新疆､甘肅､陝西省﹐至河套､山東一帶)､鮮卑(勢力範圍主要為由今甘肅､陝西省﹐至山東､遼寧省一帶)､羯(今黃河中下游一帶)､氐(約為今四川､雲南至貴州､甘肅一帶)､羌(今陝西省及河南)各族人民大量內徙中原﹐為了適應進入北中國後的新生活環境﹐和消除本族與漢人之間的種族矛盾以便達到有效管治﹐北朝各國中較為積極進取的君主如苻堅(338－385﹔357－385在位)､劉淵(﹖－310﹔308－310在位)､ 石勒(274－333﹔319－333在位)等均實行不同程度之漢化政策﹐例如重用漢人官員﹐據錢穆(1895－1990) 《中國通史參考材料》 載﹕

“(苻堅)以王猛(325－375)為侍中中書令京兆尹…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16]

又提倡漢學﹐更採用漢族政治，文化制度等行政措施﹕

“(苻堅)外修兵革﹐內崇儒家﹐勸課農桑﹐教以廉恥…苻堅廣修學宮﹐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孫﹐並遣受業。其有學為通儒﹐才堪幹事﹐清脩廉直﹐孝弟力田﹐皆旌表之﹐人思勸勵﹐號稱多士。堅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每月一臨﹐諸生競勸。破鄴還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孔丘﹐字仲尼﹐前551－前479)﹐其太子及公卿大夫之元子﹐皆束修釋奠焉…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脩學﹐課後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授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博士以授經。”[17]

“石勒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吏﹐署為文學椽﹐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復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于襄國四門﹐節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稱趙王…勒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18]

而鮮卑族拓跋氏北魏政權第六代傳人孝文帝(拓跋宏，467－499﹔471－499在位) 及其母太皇太后馮氏[19](442－490﹔465－471﹐476－490攝政)深化漢化改革運動 的決定﹐更掀起整個北朝的漢化運動的高潮。《通鑑明帝建武元年(494)條》載﹕

“十月，魏主告太廟，使高陽王雍于烈奉遷神主於洛陽。十一月，魏主至洛陽。十二月，魏主欲變易舊風，詔禁士民胡服，國人多不悅。二年五月﹐魏主欲變北俗﹐引見群臣…六月，下詔不得為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丙辰﹐詔詔遷之民﹐死葬河南(古之豫州﹐今為內蒙鄂爾多斯)﹐不得還北﹐於是代人遷洛者悉為河南洛陽人。九月﹐魏文武六宮悉遷於洛陽(今河南洛陽縣一帶)。三年春正月﹐魏主下詔﹐以為北人謂土為拓﹐后為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為拓路氏﹐夫土者黃中之色﹐黃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復﹐皆改之。[20]

經過多年華化改革的洗禮﹐並經由移民､軍事接觸､和親､使節往返､朝貢賞賜､宗教傳播﹐及互市通商貿易等各方面與邊陲各族頻接觸， 胡漢之別在表面上已呈消弭。正當胡人文化向漢人文明互相靠攏之時﹐出身胡化漢族的新大一統政權楊隋王朝成立。可惜由於經營不得法﹐隋朝未及施展胡漢混合文化的力量便在瞬間灰飛湮滅而已。

國際化的李唐王朝

上承魏晉南北朝胡漢混雜時期﹐李唐王朝文化成功地融合了北方尚武精神與漢族儒家思想﹐而變得愈國際化。正如陳寅恪所言﹕

“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21]

李唐王室的祖先與胡族雜處多世﹐加上其母系混有鮮卑血統[22]， 故其生活形態亦帶有強烈之胡人色彩。其中﹐太宗之子常山愍王承乾(618－645)乃其中之表表者。 《資治通鑑貞觀十七年三月》(643)﹕

“太子(常山愍王承乾)作八尺銅鑪﹐六隔大鼎﹐募亡奴盜民間馬牛﹐親臨烹煮﹐與所幸廝役共食之。又好效突厥語﹐及其服飾﹐選左右貌類突厥者五人為一落﹐辮髮､羊裘而牧羊﹐作五狼頭纛及幡旗﹐設穹廬﹐太子自處其中﹐歛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啗。又嘗謂左右曰﹕我試作可汗死汝曹效其喪儀。因僵臥於地﹐眾悉號哭﹐跨馬環走臨其身﹐剺面。良久﹐太子欻起曰﹕一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獵於金城西﹐然後解髮為突厥﹐委身思摩﹐若當一設﹐不居人後矣”[23]

《新唐書．常山愍王承乾傳》亦有以下記載﹕

“(承乾)使戶奴數十百人習音聲﹐學胡人椎髻， 剪綵為舞衣。”[24]

承乾之崇尚胡人風俗可能是個較極端的例子﹐但從唐人生活習慣的記載﹐亦足以反映出唐代上流社會對胡俗的喜好。《舊唐書˙輿服志》載﹕

“太常樂尚胡曲﹐貴人御饌盡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25]

另《新唐書˙五行志》載﹕

“天寶初(742－756)﹐貴族及士民好為胡服胡帽。”[26]

甚至太宗(李世民，599－649﹔627－649在位)亦曾在貞觀七年(633)十二月設置宴席 邀請各地賓客。《通鑑貞觀七年十二月條》載:

“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634)起舞﹐ 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生卒不詳)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27]

而太宗的言論亦清楚表明他對種族政策的立場﹐《通鑑貞觀二一年(633)五月條》記﹕“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28]

此外，初唐政府中有不少混血的或來自胡族的文臣武將﹐例如鮮卑人長孫無忌(﹖－659)﹐王珪(571－639),高儉(高士廉， 576－647)，亦有吐谷渾人尉遲敬德 (尉遲恭585－658)，西突厥人史大奈(?－638)，突厥人阿史那杜爾(﹖－655)等。[29]由於李氏皇朝的組成部分來自不同部族﹐故形成了一個十分開放而且充滿開拓性的混血政權。

在各裔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李唐皇朝在經濟政治上均有長足發展，《新唐書˙食貨志》﹕

“貞觀初(630)﹐戶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634)﹐米一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經千里不齎糧﹐民物蕃息﹐四夷來降附者百二十萬。”[30]

“是時(開元年間)﹐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纔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端。”[31]

而下表正是唐朝年間的人口增長概況

人口數目穩定增長﹐為隋唐兩朝提供屢次開展對外擴張戰爭的本錢﹐太宗貞觀九年(635)﹐李靖(571－649) 破吐谷渾﹐為李唐奪回通往西域的戰略性要道“河西走廊”(今武威､張掖､酒泉､敦煌) 後再取焉耆(今新疆焉耆縣)､龜茲(今新疆庫車縣)､高昌(今吐魯番)﹐使強鄰西突厥失援而逐步走向衰落。唐政府逐漸取得西域之控制權﹐遂設安西都護府管轄焉耆､龜茲､疏勒(今新疆疏勒縣)､于闠(今新疆和闠縣)四鎮﹐自此西域落入李氏王朝之手。

根據傳樂成(1922－)的統計﹐從太宗貞觀初至玄宗天寶的一百二十年間﹐ 外族包括突厥､鐵勒､高麗､吐蕃(今康藏高原)､黨項(今四川青海一帶)､吐谷渾等被唐俘虜或歸降唐室者高達一百七十萬人以上。[32]及後天河汗制度成立﹐各地朝貢者更是絡驛不絕,中國與西域的文化交流更遠達波斯(今伊朗境)､大食(阿拉伯帝國)及拂菻(東羅馬帝國)。《通典˙食貨志》載﹕

“大唐貞觀﹐戶不滿三百萬。三年﹐戶部奏中國人因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降附﹐開四夷為州縣﹐獲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33]

美國學者謝佛(Edward    Hetzel    Schafer    (1913－ ) 在《唐代的外來文明》一書中亦指:

“在唐朝統治的萬花筒般的三個世紀中，幾乎亞洲的每個國家都有人曾經進入過唐朝這塊神奇的土地…前來朝唐的外國人中主要有使臣､僧侶和商人這三類人。”[34]

這些入居關內的新移民，除僧侶外，大都跟我國子民通婚，並留居本國，引入本身族裔的文化特色，使中華文化的內涵更形豐富。

小結

唐朝社會最大的特色在於胡風之特盛，而胡人草原文化與漢族農業文化之最主要差異則在禮教觀念的分野。最後，這種禮教觀念的分野及文化之差異有助政治､文化政策的革新，亦為有志參政的女士提供較大的發展空間。

唐代婦女生活概況

研究唐代婦女的著作多從貞節觀念淡薄，婚姻關係寬鬆，離婚改嫁容易；夫妻關係相對平等，妒婦多懼內盛；婦女常有戶外活動、社交生活各方面等作為當時婦女地位甚高的理據﹐而形成這種開明的社會風氣之原因﹐實與隋唐文化承北朝遺風有莫大關連。劉伯驥於《唐代政教史》導言中指出:

“民間之遊樂及貴族婦女之服飾﹐染有胡風﹐或騎或射﹐或著男裝﹐或男女同郊遊､同博戲﹐皆無禁妨。”[35]

這正好反映唐代民風之開放。

胡人文化對唐代女性的直接影響

一般而言，人們對外來文化的接受多以物質文明開始。因此，我們大概可以透過唐代婦女的衣裳裝束了解唐人對胡俗的喜好。《新唐書˙五行志》中清楚說明唐朝時裝乃胡人短窄的衣裙﹕“天寶初貴族及士民好為胡服胡帽。婦人則簪步搖釵﹐衿袖窄小”[36]

在胡風的盛行下，唐代女士的衣飾和化妝亦傾向胡化﹔華麗而帶點性感的袒胸露臂服式成為唐朝時裝潮流。

事實上，胡服對唐代社會的影響實遠不止於領導時裝潮流而已，從唐朝社會對婦女胡化服飾的接受程度，我們大致可以估計得到唐朝社會之開明及對男女之防的寬鬆。《舊唐書˙輿服志》載﹕

“德､貞觀之時﹐宮人騎馬者依齊﹐隋舊制﹐多著羃。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窺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後﹐皆用帷帽﹐拖裙到頸﹐漸為淺露…則天之後﹐帷帽大行﹐羃漸息。中宗即位﹐宮禁寬馳﹐公私婦人﹐無復羃之制。開元初﹐從駕宮人騎馬者﹐皆著胡帽﹐靚妝露面﹐無復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傚﹐帷帽之制﹐絕不行用。俄又露髻馳騁﹐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內外﹐斯一貫矣。”[37]

原來的“不欲途路窺之”進化至取消羃帷帽之制﹐再到後來的女穿戎裝男服﹐可見唐朝對男女之防的逐步開放。

宮人騎馬

同一時間﹐從《舊唐書˙輿服志》中﹐我們發現唐代宮女多能騎馬﹕

“武德貞觀之時﹐官人騎馬者﹐依齊隋書舊制多著冪罿… 開元初﹐從駕宮人騎馬者皆著胡帽。”[38]

還有《全唐詩》收入杜甫(712－770)的<ç~國夫人>(﹖－756)

“ç~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39]

另外﹐王才人(生卒不詳)身穿獵裝陪伴武宗到郊外狩獵時﹐“觀者莫知孰為帝”[40]﹐可見其馬術造詣甚高。

連玄宗的寵兒楊貴妃(楊玉環﹐719－756)也有騎馬的史蹟可考﹐ 《舊唐書˙玄宗楊貴妃》載:

“有遊幸﹐貴妃無不隨侍﹐乘馬﹐則力士(高力士﹔684－762)執轡授鞭。”[41]

由此可見﹐宮廷婦女騎馬已成習慣。

眾所週知﹐騎馬是劇烈運動﹐消耗體力甚多﹔況且要成功控制馬匹﹐亦需上乘技術。唐代婦人騎馬成風﹐可見當時婦人的體質不俗﹐更有頑強鬥志。

女性參軍

古代女性參軍並不罕見﹐尤其在國家積弱之時﹐女將女兵更是保家衛國的重要支柱。唐代對外戰爭頻仍﹐胡人入寇事件不絕﹐鄉民為求自保亦經常投身護土事業﹐加上與邊塞外族共處多年﹐唐朝婦女沾習胡人強悍之風自不待言。

《舊唐書˙鄒保英妻奚氏傳》﹕

“保英為平州(今河北盧龍縣)刺史﹐契丹李盡忠(?－696)寇城﹐奚氏率家僮及城內女丁相助。”[42]

而高祖在太原起兵時，其三女平陽公主(?－623)參與軍事政變協助父親高祖平定武功(今陝西省武功縣)､始平(又名金城縣﹐即今興平縣)等地的事跡更為人津津樂道。《新唐書˙平陽公主傳》載﹕

“(平陽公主)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渭北。紹及主對置幕府﹐分定京師﹐號娘子軍。”[43]

更值得注意的是，唐朝出現了我國史上首位帶領平民起義並自封女皇帝睦州人陳碩真(?－653)。永徽四年(653)，她自號文佳皇帝，聯合妹夫章叔胤(生卒不詳)在江浙一帶聚眾起事﹐並接連奪得桐廬(今浙江省桐廬縣)､ 睦州(今浙江省建德)､于潛(杭州西，今臨安縣)等地的控制權，惜後來終被揚州(今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刺史房仁裕(生卒不詳)和婺州(今浙江金華縣)刺史崔義玄(586－656)南北夾攻戰術擊敗俘虜。

無論如何,這些女中豪傑的事跡已充份說明唐代女性繼承了北朝外族婦女勇悍之特質。

農村婦女的體力勞動

唐代下層婦女經常從事大量體力勞動工作﹐協助耕作﹐《全唐詩》內便有大量以農村婦女為題的作品﹐例如杜甫的<兵車行>﹕“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田畝無東西。”[44]

戴叔倫(732－789)的<女耕田行>﹕

 “乳燕入巢成竹﹐誰家二女種新穀﹐無人無牛不及犁﹐持刀砍地翻作泥”[45]

儲光義(707－760)的<田家詞>﹕

“歸未收得牛雨角﹐重鑄鋤犁作斤(屬弓)﹐姑舂婦擔去輸官﹐輸官不足歸賣屋”[46]

此外﹐還有《舊唐書.烈女傳》的記載﹕

“楊三安妻李氏﹐晝則力田夜紡絹。”[47]

雖無任何證據證明唐代女性擁有獨立的財政權，但可肯定的是她們能夠透過外出工作接觸社會。

此外，她們也可以到郊野和市集玩樂﹐甚至可以與異性交游交誼。近世史家頗多引用杜甫的<麗人行>去 說明“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48]

《開元天寶遺事卷下<裙幄>條》載[49]:

“長安(今陝西省長安)士女游樂春野步﹐遇名花則設席藉草以紅裙遞相插挂﹐以為宴幄。”

《開元天寶遺事卷下<探春>條》載:

“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夜﹐各乘馬跨馬﹐供帳於園圃﹐或郊野中﹐為探春之宴” [50]

原來與異性交遊外﹐唐代女子更可在郊外夜游﹗似已打破古代未婚女子“三步不出閨房＂的傳統。

婚姻與再嫁的權利

在唐代， 婦人是有權利自行決定再嫁與否，李唐皇室共有一百三十位已婚公主，當中再嫁者便有二十七人，另有三位更是三嫁的。《論典.男女婚嫁年紀議》載﹕

“大唐貞觀元年(627)二月詔…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喪達制之後﹐孀居服紀已除﹐並須申以婚媾﹐令其好合﹐若守志貞潔﹐並任其情﹐無勞抑以嫁娶。”[51]

已婚女性可透過再嫁得以掌握自身的命運, 唐代女性可謂十分幸福。

女性識字習文

由於社會環境相對開放﹐且唐人(尤其中上階層)特別重視女性教育﹐故此唐代婦女受教育的機會較多﹐文化水平亦因此較前朝為高。上至后妃公主﹐貴婦女官﹐下至婢女娼妓[52]皆讀書習文﹐吟詩詠賦。《唐詩紀事》載:

“有女子年九歲﹐能吟詩﹐則天試之﹐皆應聲而就。”[53]

連年僅九歲的小女孩也能出口成詩， 可見唐代婦女的普遍文化修養應該不俗。

胡服､騎射､郊遊﹐婦人們在胡風盛行的唐代享受到父權體制下的最高自由度。

儘管如此, 但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婦女的社會地位和男性比較仍有一段距離。

唐代女性的真實生活狀況

楊興安在《明報月刊》曾經撰寫一篇題為<唐代的女性>的文章﹐內容大致上是肯定唐代婦女的社會地位。他在文章最後一段更指“唐代社會開放為歷代之最﹐婦女在社會上並沒有受到特別的岐視。且有財權(無論承繼財產或營商權)﹐使婦女無須倚賴男性﹐深處閨房。節操觀念對婦女也沒有壓力”[54]

事實上﹐單憑唐朝的傳統女教著作之多我們便可估計得到唐代女性依然受到極大的社會約束。

根據史載，唐朝有名的女教專著有下列各項:

太宗長孫皇后(601－636)的《女則》､莫陳邈妻鄭氏的《女孝經》､眉州(四川省眉州縣)司功參軍王琳妻韋氏的《女訓》､韋溫(788－845)女《續曹大家女訓》､刑部郎中元沛妻《女儀》､宰相王搏妻楊氏《女誡》及宋氏姊妹(宋若華､宋英華)的《女論語》等。其中宋氏姊妹若華､英華的《女論語》十二篇章《女論語》(除自序外)共分為立身､學作､學禮､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訓男女､管家､待客､和柔､守節十二章) 由於用字淺白﹐內容亦和婦女日常生活有關﹐故影響力最大。

而更重要的是，《女論語》上承班昭 (約49－120)《女誡》提出守節觀念﹕

“三年重服﹐守志堅心﹐勤加掃墓﹐整頓墳塋﹐殷勤訓後﹐存歿光榮。”“行莫回頭語莫掀唇﹐坐莫動膝﹐立莫搖裙﹐怒莫高聲﹐出必掩面﹐窺必藏形”[55]

這顯然並非出於改善女性從屬地位的目標而進行的女性奴化教育!

胡族之重男輕女

    此外﹐我們並不能單純的以為唐代女性地位之提昇全仗胡風之盛。事實上﹐在一些已由母系社會過渡至父系社會的邊疆遊牧民族(如突厥)﹐重男輕女﹐視婦女如財物的觀念實與漢族無異。《隋書·北狄突厥傳》曰﹕

“  鬥傷人目者﹐償之以女﹐無女則輸婦財。”[56]其對女性之岐視似乎更甚於漢人。

除此之外﹐突厥人亦十分重視婦女的貞節。《北史·突厥傳》載﹕

“反叛､殺人及姦人之婦､盤馬絆者﹐皆死﹔淫者割執而腰斬之﹔姦人女者﹐重責財物﹐即以其女妻之。”[57]

顯示胡人的男女之防並不如我們想像的寬鬆﹐而北方民族婦女的社會地位亦未必像我們想像般高。

小結

總括而言﹐唐朝女性不論在體格上或在智能上的發展皆比先世更為進步﹐更為武后等女政治家帶來參加政治的最基本條件。但無論如何， 唐代女性的地位不過是相對上較為平等而已，絕對不能稱為女權高漲，更遑論與男性分庭抗禮。

女主臨朝的極致﹖試論武后權力來源及其政績

武后臨朝的負面評價

對於武曌(624－705;690－705在位)的臨朝攝政﹐我國幾乎絕大部份的史學家 都不予正面評價。五代的劉昫(887－946)罵武后為“牝雞司晨”[58]。宋歐陽修 (1007－1072)則指責她為“弒君篡國之主”[59],而清人趙翼(1727－1814) 更斥之為“千古之忍人”[60]。甚至到了近代﹐我國史學界仍一直對武后施政抱持著責難的態度。近人呂思勉(1884－1954)和岑仲勉(1885－1961) 亦對武后口誅筆伐。呂著《隋唐五代史》中﹐指責“武后 冶毒最甚者﹐為其淫利以逞﹐殺人既多﹐即親族亦不得免。武后非往不能用人也，又多嬖倖......實為古今所罕聞”[61]。而岑仲勉《隋唐史》更毫無保留地把武后的公務私德批評得一無是處。

“武則天無絲毫政績可紀，突厥橫行於北地。吐蕃跳梁於西陲，對外族之侵略﹐全乏政策。而又居心疑忌﹐兼性殘酷。任令來後臣(651－697) 等酷吏﹐招集無賴﹐共為羅織而陷入於罪。萬國俊(生卒不詳)﹐劉光業(生卒不詳)等則 任意殺戮流放者不下萬個﹐非止殘殺死李氏宗支己也。又所被用之宰相﹐絕無表現佔四分之一﹐無一長可取者數亦不少。收取農器造天樞﹐構天空﹐鑄九鼎﹐所費萬億 ﹐於國計民生毫無裨益。又潛斃親生女以誣陷王皇后(?  －655)﹐ 酖死長子弘 (李弘﹐652－675)﹐ 逼死次子賢(李賢﹐ 655－684)﹐賜死長孫重潤﹐連親子亦不免。”[62]

從單純的人身攻擊以至蒐集史料羅列罪証,類似上述批評，似乎分析得合情合理﹐毫無破綻。但若我們只要細心一想﹐必會發現兩大疑問:一.何以武氏能在男權宰制的政治氣侯中從李氏手上逐步取得政治實權而不被排斥呢?按理如果武后以女主身分對國務說三道四時﹐我國風骨為尚的士人學子以至軍旅百姓皆必不從武后統治﹐甚至前仆後繼抗暴起義才對，為何武后掌政期間，反對者如此寥寥?[63]二. 武后的政績是否真的一無是處?為何百姓能忍受一個暴君長達十五年的統治呢?

這兩個基本問題將是本篇討論的重點。

關隴集團與山東士族權力鬥爭

對於首個疑問，愚以為陳寅恪先生(1890－1969)在《唐代政治史論犒》及 《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一文內所倡導的“關隴集團與山東士族權力鬥爭論”頗能解釋這個疑團。陳先生認為隋唐年間發生的大部份政治事件極大程度上是由新統治者關隴集團和傳統勢力山東士族爭遂領導地位而引發的。 而武氏奪國一節亦不例外。

“若一詳察其內容﹐則要可視為一牢固之復合團體﹐李武為其核心﹐韋､楊助之黏合﹐宰制百年之世局﹐幾佔唐史前期最大半時間﹐其政治社會變化得失莫不與此集團有重要關係。”[64]

事實上﹐山東士族主要成份是西魏北周和隋朝統治階級的后裔。他們多年來一直主宰南北朝至唐初的政治､經濟､軍事等要務﹐地位超然。“至今猶以崔、盧、王、謝為重。”[65]另一方面，李唐皇室本出於宇文泰(507－556)之胡漢六鎮關隴集團。可是在歷史悠久﹐根基雄厚的山東望族多年襲斷之下，李唐政權為首的新政治勢力──關隴集團不但未能成功接管山東人的領導地位和形象﹐更處處受制於傳統保守地方勢力。這實在是對李唐政權的一大威脅。

對於這種情況，任何統治者皆不會亦不可能坐視不理，一代雄主唐太宗“嘗言山東人﹐關中(今陝西省)人﹐意有同異”[66]。後來的氏族志事件[67]更是山東高門與關隴集團政治沖突的導火線。太宗因此而大發雷霆﹐並下令重新修改氏族志﹐決心整頓勢力過大的山東勢力。“太宗深惡山東士族﹐故施行壓抑七姓十家之政策。”[68]而具體內容包括:“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為昏﹐納幣悉為歸裝﹐夫氏禁受陪門財...故氏族志一切降之。 王妃﹐主婿皆取當世勳貴多臣家﹐未嘗尚山東舊族。”[69]

繼位的高宗雖無太宗才略﹐卻在廢立皇后一事上充分體現了對太宗抑制門第 政策的實踐。《新唐書.褚遂良傳》記載:“皇后(王皇后，?－655)無他過﹐不可廢。 帝不悅﹐翌曰復言，對曰:陛下必欲立后者，請更擇貴姓。”[70]從褚逐良(596－658)請立大姓作為皇后看來。當時門第勢力雖經太宗刻意減削﹐仍然有巨大的 影響力。然而高宗最后還是聽從李勣(594－669)，于志寧(588－665)之言，立寒門女武媚為后。

“帝欲立武昭儀為皇后﹐畏大臣異議，未決。李義府(614－666)、許敬宗(592－672)又請廢王皇后。帝召勣與長孫無忌(﹖－659)于志寧 、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于絕嗣，將廢之。」 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後密訪勣，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為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決，而王后廢。 詔勣、志寧奉冊立武氏。 ”[71]

有趣的是，在策立皇后一事投上贊成票的李勣，本身就是寒門入仕的代表人物。而從這件事帶給我們的啟示，除了高宗真的十分欣賞武后之外，實在不能忽視高宗欲體現皇帝實權以及証明自己的能力與父親無異這兩大因素。誠然，高宗最后也要為自己這個反叛的決定負上沉重代價。

高宗與武后的合作關係

歷來不少人以為高宗是個昏庸無能的君主﹐而武后亦因利乘便得以稱制。《新唐書》記載宰相褚逐良曾指高宗“ 昏行﹐牽于武后﹐訖不省”[72]“   

“后城宇深﹐ 痛柔屈不恥﹐以就大事﹐帝謂能奉己﹐故扳公議立之。已得志﹐即盜威福﹐施施無憚避，帝亦懦昏﹐舉能鉗勒﹐使不得專”[73]

另外胡三省(1230－1302)為《資治通鑑》作注時，又指 “然太子(高宗)病於柔弱好內”[74] 無容置疑﹐ 高宗絕非一個雄才大略的明君﹐但若要硬說高宗完全受制於武后﹐則難免有武斷之嫌。首先﹐武氏之能以皇后身分參政﹐不過是因為高宗身羅長期病患﹐故極需一位才識兼備的近親協助處理政務所致。與之同時﹐高宗也並非全然不理政事﹐任由武后把持朝政的﹐起碼在貶褚遂良一事中﹐高宗仍是幕後主腦﹐而不是武后伺機報復的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高宗之所以信任武后﹐並不單純因為 “  后素多智汁﹐兼涉文史” [75]而是武后肯從服帝令﹐“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群議而立之。”[76] “由是始委以政事﹐權人主侔矣”[77]。另外﹐若如《資治通鑑》所言﹐武后“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作為﹐動為后所制﹐上不勝其忿”[78]﹐ 何以高宗會在臨終時立下“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取天后處分”[79] 的遣詔呢?

另外有一次﹐武后不欲御醫對－素患頭痛的高宗的頭部施行針炙﹐ 而后世史學家竟一致裁定武后存心謀害高宗!不過大家如果有多一點耐性﹐ 看到“狠毒”的武后在高宗堅決接受治療之後﹐重賞治愈高宗的御醫秦鳴鶴(生卒不詳)時[80]﹐又會不會以為武后是個不近人情的人呢? 又會不會推定高宗唯武命是從呢? 更重要的是﹐從這些事中﹐我們得悉高宗與武后之間是存在愛的﹐而高宗之下放權力與武媚﹐絕對可能是二人之合作協議。

宮廷鬥爭

高宗和武后的蜜月期隨著高宗大去而終結﹐隨之而來的是連串的宮廷政治鬥爭。 當時的皇位接班人李哲急欲發揮其影響力﹐然而朝中老臣卻對儲君的表現 感到十分失望。儘管高宗一早已妥善安排身後事宜﹐並立下遣詔﹐要求武則天協助 新君主施政﹐可其暴崩終爆發政變。事緣中宗欲籍聘用岳丈韋玄貞(生卒不詳)建立威信﹐ 卻遭裴炎等要員強烈反對。[81]事後﹐害怕失勢的舊臣遂向當時得令的宮中頭號人物武后投攏﹐惜太子從不接納武后的意見。一怒之下﹐擁有軍政實權的武后 便夥同部份官員發動軍事政變﹐迫走中宗。[82]然另一位可能的皇位繼承人李旦(662－716)卻未有充足的登位訓練和準備。為了避免權力真空和保持皇室的威信,有多年行政經驗及一定聲望的武后最終被推舉成為李唐玫權的臨時代理人。 當然日後武曌和朝臣決裂﹐自立為帝一事並不在任何人意料之內。

黃約瑟(1953－1994)在<武則天何以會臨朝聽政>一文中指出，武后之所以臨朝稱制原是宮廷鬥爭之果:

“但只以其個人的野心和手段來去解釋她的得勢﹐似乎無視歷史的複雜過程.這部以朝廷權力角逐為主題的歷史劇由武則天擔綱獨演。一個因健康不良 而常無力甚至無心國政的君主﹐一個過度希望自主獨立以致失去支持者的太子﹐一個或一班縱然不自私卻短視的官員﹐再加上一個失敗的母親﹐但同時也是有卓越治國經驗和過人權力慾卻無正式名位的皇后員﹐是這幕的四大要角。”[83]

武則天的背景與其奪位之關係

事到如今，我們已經確認了武后奪位本身是一場宮廷內爭，並已對高宗、中宗和朝中勢力的背景進行剖析。現在﹐相信是適當時候嘗試進入整幅圖畫中最關鍵人物－武則天的出身背景了﹐因為武后的家世絕對可能是她參與政治的推動力和支持。武則天的父親武士X(577－635)是一個典型含政治野心的新興中產階級勢力底代表人物。 《太平廣記》指武士x為 “微時與邑人許文寶(生率不詳)以材為事﹐常眾材為數萬莖﹐一旦化為叢林﹐森茂﹐因至大富”[84]的投機木材商人。後來他曾義助唐高祖李淵(566－635)起兵立唐， 足可見其政治慾望。惜因古代中國重仕抑商﹐武士護並未能透過政治捐獻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而已。不過在耳濡目染下﹐ 其女兒竟產生了旺盛的權力慾﹐最後甚至利用婚姻進入最高權力核心 －－ 皇室。

事實上﹐正如方才所說﹐太宗為了急於對抗山東士族的威脅﹐不惜利用正在 上升的新興中產勢力。當初﹐強調家世和社會地位的九品中正制令門閥政治盛行﹐名門望族幾乎襲斷了魏晉至唐初的所有主要政府職位﹐貴冑子弟雖無特長﹐卻能盤据要津﹐或在各級地方政府把持地方政務。同時﹐他們坐擁巨大財富和大量土地﹐並擅於利用姻親關係維持其既得利益。逐漸，這些來自山東的大族人家之勢力竟上升至威脅皇室權威的程度。曾提及的“氏族志事件”便是上佳例子。面臨危機﹐執政者逐在忍無可忍之下作出連串反擊。當中﹐除了太宗頒令的一系列抑制性行政措施外﹐最重要的還有廢除九品中正制﹐改行科舉考試。大開中門令布衣出身的知青得以進入政府架構﹐大大減低世家大族的影響力。

新興中小地主力量之崛起

另一方面﹐隋末的農民起義和新政權抑制大族的政策均不約而同地觸發新一輪的階級鬥爭和土地兼併﹐並動搖了傳統的貴族的經濟根基。新興中小地主階級逐

步蠶食舊勢力在地方經濟上之既得利益。而在經濟實力增強之同時﹐這群剛崌起的新貴亦期望其社會地位得到相應提昇﹐以便鞏固自己的既得利益﹐並繼續擴展一己之勢力， 而加入政府成為建制一分子似乎是這批暴發戶改善社會地位的唯一方法。

這一股強而有力的新興勢力，配合一班依靠個人才能，透過科舉考試制度入仕的專業官僚，終被李唐皇室所利用，形成一新統治班子，藉以取代多年的豪族。 出身自中產家庭的武媚亦因在位時繼續執行打壓大族的政府而被曰為新興地主集團的代言人。趙如雷等人更認為武后得政之關鍵，並不單純在統治階級面的山東關隴之爭，而在新地主階級興起後形成之士庶對立。 “所謂武周革命這一鬥爭是有其複雜的社會階級背景的…我們要否定把這一事件局限為李武二氏爭權之觀點。”[85]不過，這種社會階級鬥爭史的理論是否可行， 本人認為是頗有商榷之處的。

綜合以上種種武后得位的可能原因，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武后篡唐立周 一事絕非什麼“男權社會之反動”更不可單以武后的權力慾和狠辣手段偽為解釋。 事情絕非不是這樣簡單的!第一，武后臨朝的權力來源仍是來自李唐皇室的，其所謂 臨朝稱制亦只不過是他朝母后臨朝垂簾聽政的變奏而已，她臨終時還是要把政權交還李氏子孫。更重要的是， 不論是協助/誘發武盟篡位的幕後主腦是山東士族， 關隴集團，朝中大臣，李唐皇室本身，還是新興地主勢力，仍不過是男性主導的利益集團吧!在本質上，武則天與唐朝其他干政的后妃公主根本無異，甚至跟歷來其他“女禍”的女主角一樣， 不過是男性社會權力鬥爭的棋子罷了。其中唯一的差別， 可能只是武后的才識和膽色有異於常人， 加上運氣較好， 能配合到當時的文化環境而已。

武后的政績

在探討過武后的權力來源後，讓我們研究一下武則天執政期間的治績吧!傳統史家 對武后的不滿多從其私德出發，繼而強烈批評她縱容酷吏，濫施刑戮， 令告密之風大盛， 整個國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最後製造出一個於國有害， 於民無益的賊后形象。 可惜，這種評論是以偏概全的，也是男性為主的史學界對女主之先天厭惡所產生的自衛反擊。在此，竊欲實事求是，基於歷史事實評論一下武后的政治業績。

事實上， 早在武后代表高宗處理政事時， 我們經已得知其治國理念。據《新唐書.則天皇后傳》所言， 武后發表“建言十二事”:

一. 勤農桑， 薄賦徭

二. 給復三輔地(免除長安一帶的稅項負擔)

三. 息兵， 以道德化天下。

四. 南北中尚，禁浮巧。

五. 省功費力役。

六. 廣言路。

七.杜讒口。

八.王公以降，皆習老子。

九.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

十. 上元前勛官已給告身者無追霰。

十一. 京官八品以上益稟入(增加公務員薪酬)。

十二. 百官任事久， 材高位下者， 得進級申滯。

可見其施政方針主要在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提拔有真材實學的學子，而她這幅治國藍圖亦一直在其在位期間貫徹執行。似乎， 她的治國理念實在與其寒門出身有莫大關係，

首先，民生經濟方面，我們也許可以從最基本的數字上看到武后的成績。據《唐會要.卷84》的戶口統計，從高宗永徵年間(650－655)至武周神龍元年(705)間，全國人口竟由三百八十萬戶大幅飆升至六百一十五萬戶，升幅高達百分之六十。[86]戶口的增加顯示了人民生活的改善。當然，我們不可抹殺隋唐年間開鑿運河和各項基建對武周人口大幅增加的重要性，但我們亦不應因此而忽視武后在改善人民生活的功績。而她的努力亦周時得到廣大人民的認同，在我國，只有極少的帝皇像武后一樣，誕辰一直被農村人民供奉至今。這種罕見的歷史現象，足以証明武后是受到人民愛戴的。

武后的用人哲學

為了實現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標，武后非常重視人才的培訓和擢用。她虛心納諫，經常破格提拔朝中有才華的低級官員，更大力推行科舉考試，其中“進士科”更在民間吸納了大批可造之材，不但提高了唐政府的管治能力，更扭轉了世家大族襲斷官場的情況。陳寅恪先生指出“及武后柄政， 大祟文章之選， 破格用人， 於是進士之科， 為全國千進者競趨之鵠的。“[87]此外，為了確保考試的公平，武氏更特沒“殿前試人”測試中式考生的能力(亦有一說指殿前試人為一特設的考試科目。)在長安二年(702)，武后鑑於國家急需將才去對付外敵，逐增設武舉考試。凡此種種，皆可証明武后希望透過強而有力的官僚集團搞好朝政的決心和因時制宜的靈活手腕。

        此外，對於武后濫用特務政治剔除異己的批評﹐我卻有以下提問。眾所周知﹐ 高壓政策向是我國各朝新君主常用的開國政策﹐而特務機構之設立更是屢見不鮮﹐何以武后會因此而備受批評呢?是否因她在施政上並無特大錯失﹐要利用一些虛無的道德標準去強化武后統冶的黑暗面呢?何況相比起明室錦衣衛和東、西內各廠而言﹐武則天一朝的酷吏如索元禮(﹖－691)、周興(﹖－691)和來俊臣(651－697)等根本上是小巫見大巫，起碼朝中一些正直之士亦獲武后重用。相反來說﹐武則天從來沒有被旗下特務組織所蒙蔽﹐而來俊臣等人均在利用價值殆盡後相繼被誅，可見武后根本是理智地利用政治手腕來削平朝中剩餘的反抗勢力而已。

同時﹐武后亦有設立進諫的機制﹐以聽朝中上下對政策的意見。她甚至設立了廷思﹐招諫﹐申冤和通玄四個官職處理朝中大臣的諫言。而其任用撰寫<討武曌繳>的駱賓王(? － 684)一事可見其容人之量﹕

“天后閱徐敬業(即李敬業﹐﹖－684)檄文﹐至「一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 問誰所作﹐左右以駱賓王對﹐天后嘆曰﹕「宰相之過也﹐有如此才而使之淪落不偶乎﹖」”[88]

總而言之， 武后的用人策略， 絕非一般史家所言的養奸鋤正﹐更非一味的刻薄嗜殺。奩史選注中的另一條關於武后當政時的逸事便是最佳旁證﹕

“武后時﹐拾遺張德(622－688)生男﹐私宰羊飲宴﹐同僚補闕杜肅(生卒不詳)懷肉密表之。 明日﹐后謂德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89]

對於一個違法的官員予以同情和尊重﹐似非一個刻薄寡恩的君主之所作所為。亦只有在知人善任的君主如武后的統治下﹐政府才可達到“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的。”[90]

正如孫甫(992－1057)《唐史論斷》所言，“武后臨朝偕竊二十餘年﹐所用之人﹐奸正相半﹐蓋后俊智之性﹐有過於人﹐謂不用姦人﹐無以成己欲…然持大權者﹐多賢才也﹐如狄仁杰(607－700)﹐姚元祟(姚祟， 650－721)相於內﹐婁師德 (630－699 ) ﹐郭元振將於外， 天下何事慮乎?…當仁傑､元崇相國﹐才謀之士﹐不乏於時﹐尚孜孜訪於二相﹐求大才以備任用﹐二相力薦柬之﹐立命作相﹐其推心不疑如此﹐則向之任用之意可知矣。豈非任賢之術也。” [91]對於武后的用人﹐我們最少也應以五五的評價。

而在外交方面﹐武氏雖不如太宗般積極進取﹐甚至因為其容忍的外交政策引致吐谷渾和西域四鎮被吐藩吞併﹐西北一帶勢力失衡;然而她在位期間卻征服了歷朝屢攻不下的高句麗(今奉天通化縣以北至吉林伊通一帶﹐包括朝鮮)和百濟﹐強鄰西突厥亦因失去援助而衰微不振。另外在吐藩內亂一事中﹐武后派遣軍隊征剿不果後﹐即果斷的派出使者前往動亂地區以和親及交換領土等手段利誘叛軍﹐解除了唐室一次嚴重的外交危機。客觀而言﹐武周政府雖未能承接太宗積極進取外交政策下的強勢進一步開拓邊彊事業﹐但武后冷靜果敢的性格卻足令唐室餘威未墮。

武后的私德問題

至於武后被人非議最劇的私德問題﹐武后殺親生女﹐誣告王皇后﹐藉以爭奪后位;又迫走親生兒﹐自立為皇﹐無可否認是顛覆了我們古代的傳統道德價值觀。但請大家細心想想﹐歷朝開國君主誰不是依靠玩弄權術﹐殺人嫁禍而得位呢? 單就李和皇室而言， 互相殘殺﹐爾愚我詐根本就是生命之道。太宗雄才偉略﹐名垂千古﹐還不是靠殺兒奪嫡，發動流血政變而得位。玄宗開中唐盛世﹐至四夷賓服﹐卻為了順利登基大肆殺害親人﹐甚至連姑母太平公主亦不放過。而歷朝其餘仗倚政變登上帝位的例子更是多不勝數。相對而言﹐武曌因為要爭逐冶權而引發的叛變已算流血較少的了。(當然即位後的殺戮不在少數!)

此外﹐傳統史家多力斥武則天私生活荒淫﹐指她不守婦道﹐沉迷男寵薜懷義(?－695)等  ﹐敗壞風紀﹐有乖倫常!事實上﹐則天皇后的確公開地擁有男妾。傳樂成(1922－) 的《中國通史》指出:

“她(武后)於聖歷二年(699)，設立一個名叫控鶴監的機關(後改名奉宸府)以容納好的一大批男妾﹐他們的官定名號是內供奉﹐其中以張易之(﹖－705)、 張昌宗 (﹖－705)兄弟最受武曌的親奉。”[92]

我們必須要知道武則天秉養的幾個面首， 雖然在民間幹了不少貪贓枉法的勾當﹐但他們的影響力顯然有限﹐並沒對社會構成極大傷害。由此看來﹐武后放浪形駭並沒有影響其冶國素質. 結果，我們只能從主觀的個人道德標準評估武后的私生活﹐亦正因為此﹐以男性思想主導的史學界便猛烈批評武后。不過﹐竊以為他們卻是被主流的男尊女卑思想所蒙蔽﹐因而忽略了很多基本問題。蓋今古之帝王將相﹐幾無不寵幸大量后宮住麗。何以男帝可以后宮住麗三千﹐女主則不可?這實在太不公平了!就算武后是個比較縱慾的女子﹐但還請大家莫忘記﹐則天身處的唐代是一個社會風氣較為開放的年代﹐其沾習了一些“縱慾的惡習”並不出奇﹐起碼她不像太宗世民一樣， 強搶自己兄弟的女人!

最後﹐竊欲以駱賓王的<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為本節作結。“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指其出身不是山東高門)。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泊乎晚節﹐ 穢春官﹐密隱先帝之私﹐陽圖後庭之媐﹐入們見嫉﹐娥眉不肯讓人﹐掩油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佞﹐殘害忠良﹐殺子屠兄﹐弒君鶴母﹐神人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在別宮﹐賊之宗盟﹐委以重任…”[93]

在駱賓王筆下，武后不過是隻“穢亂春宮”“入們見嫉”的“惑主”狐狸精罷了!馬首是膽﹐連有智有謀﹐「雌」才大略如武后亦遭人非議至斯﹐唐代以至後世其他仿效的女性自是不能倖免。在男性本位歷史觀底下﹐不管其才幹如何﹐總之女性參政本身已是十惡不赫的滔天罪行﹐史家根本不用多費精力去分析從政女性的得失功過﹐更遑論替她們平反翻案﹐只要把一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問題統統歸咎她們便是了!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非理性的全盤否定論述上必然敵不過歷史事實。起碼武后的一生事蹟已是最住反証!

太平公主 －－－ 權力交接的老問題

武韋外戚聯盟之瓦解並不表示李唐政權能迅速重回正軌。反之﹐纏繞唐室多年的皇位繼承難題由於睿宗根本無心問政依然懸而未決﹐以致新一輪的內廷鬥爭再次爆發﹔而是次宮廷鬥爭鬧劇的主要角色包括睿宗三子李隆基(685－762)及武后幼女﹐睿宗胞妹 太平公主(﹖－713)。一如慣例﹐在道統觀念﹐和成王敗寇的桎梏下﹐這場政治角力 的失敗者太平公主自動遭打成不安好心﹐圖謀不軌的篡位國賊﹐而得到最后勝利的玄宗則理所當然地被塑造成合法的皇位繼承人。只是太平公主為武則天之親女﹐身份特殊﹐故史家多輕率地把太平參政的事跡和唐朝其他女禍事件相提並論。不過我們只要小心觀察﹐必會發現事情絕不是這麼簡單。

太平公主的少年時代

觀乎太平的一生﹐早年甚少參預政務，婚後亦未見活躍於政壇，可見后世史家力斥其早存狼子野心只是附會之言。至於其后來加入政圈積極參與多次政治事件亦只是匡扶李氏皇室的統治而已。事實上，面對中宗､睿宗這兩個弱勢的領導人﹐太平實在擁有太多機會奪位了。如她真有謀反之心,她根本不會把年幼的殤帝趕走﹐迎回民望甚高的睿宗，而日后飽歷風霜的睿宗更不會放心把江山交予太平代為管理。至於太平涉及謀反一事，從來無人可以確切掌握其叛變的罪證，反而更多的只是史家一廂情願地依據官修國史，作出毫無事實根據的臆測而已。

無可置疑﹐太平公主與其親母武則天有很多相似之處。“公主方額廣頤﹐多權略﹐武后以為類己﹐寵愛特厚”[94] 除了外貌﹐她們的性格和才幹均如出一轍。“太平公主沉敏多權略﹐武后以為類己﹐故於諸子中獨愛幸﹐頗得預密謀”[95]。眾所周知﹐太平公主一直得到武后恩寵﹐“武后以為類己﹐寵愛特厚…舊制､食邑﹐諸王不過千戶﹐公主不過三百五十戶。太平食邑獨累加至三千戶。”[96]儘管武后對公主的才能十分信任﹐“常與密議天下事”[97]﹐“每預謀議”[98]﹐但就史書所現﹐其在唐室所擔任之職務﹐應只是武后智囊一類角色而已﹐絕對不是中央權力核心人物。

反而面對一個攻於心計的母后﹐太平一直不敢造次﹐亦甚少越軌干政之跡象。“然畏武后之嚴﹐未敢招權勢。”[99]就史書所載﹐太平公主於武后在位時曾直接參與的政治事件只有暗殺武后男寵薛懷義一事而已:

“(薛懷義)其後益驕倨﹐則天惡之令﹐太平公主擇膂力婦人數十﹐密防慮之人有發其陰謀者﹐太平公主乳母張夫人令壯士縛而縊殺之﹐以輦車載屍送白馬寺。”[100]

至少她從無提出如安樂公主(684－710)欲成皇太女的無理要求。後來她身穿紫衣玉帶 (男裝武官服式)在帝后前表演歌舞， 亦非暗示有意從政之舉﹐倒是有女兒家欲嫁之意﹐希望盡快離開危機重重的政圈。

“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紛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 曰：「兒不為武官，何遽？」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101]

太平公主和二位駙馬的關係

太平公主首任丈夫薛紹(?－688)之母乃太宗女城陽公主(生卒不詳)﹐父則為光祿卿薛曜(生卒不詳， 約活躍於太宗至高宗年間)﹐其出身雖不至於寒微﹐但社會地位肯定不高﹐故太后欲以嫁女籠絡之可能性實微乎其微。既然不涉政治元素﹐試問身為帝女﹐萬乘之軀﹐名利雙全﹐若非真心愛慕﹐又焉會下嫁無權無勢的薛紹呢﹖況且在婚後﹐公主與駙馬亦從無參與任何政治事務﹐可見其夫婦二人皆無政治野心。後來薛紹因兄長參與謀反而遭誅連時﹐太平一直被母后蒙在鼓裡一事中[102]﹐我們更可清楚看到兩點﹕一､太平絕無參與謀反之事。否則以武后果忍的性格﹐絕對不會輕易放過涉嫌犯上的任何人等﹐就算受寵的太平公主亦不例外。二､太平與薛紹之間的感情基礎十分深厚﹐因此武后才須挖空心思欺暪公主。另一方面﹐如太平真有從政野心﹐她也大可利用薛家意圖不軌之事助己重登政治舞台。但恰好相反﹐太平一如其他帝女默默接受太后“賞賜”的另一段政治婚姻﹐下嫁武家後人﹐ 而她獲分配的新夫婿則為武攸暨(?－712)。[103]

有趣的是﹐和薛紹一樣﹐自與太平成婚後﹐武攸暨未有“夫憑妻貴”﹐反之卻逐步淡出政圈﹐只出任一些無關痛癢的散務閑職安渡餘生。

“尚太平公主﹐授駙馬都尉。累遷司禮卿､左散騎常侍﹐加特進。神龍中﹐拜司徒﹐復封定王﹐實封滿一千戶﹐固辭不拜。尋而隨例﹐降封樂壽(今直隸獻縣西南)郡王﹐拜右散騎常侍﹐加開府儀同三司”[104]。

當然﹐這可能只是一個巧合﹐亦有可能是攸暨並非武家後人中的拔尖分子所致。事實上﹐如太平公主有心藉嫁入武門鞏固自己實力﹐武攸暨絕非一個理想選擇﹐她大可憑藉母親的寵愛在武家另覓一個更佳的對象。除此之外﹐武攸暨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應是太平公主夫婦二人鑑於薛紹事件﹐又怯於武后威福而採取韜光養晦﹐頤養天年之策所致。而這個充滿政治智慧的明智決定﹐不僅暫時保障了太平一家的安全﹐更是太平公主無心問政的有力明證。

至於協助誅除二張(張易之﹐張昌宗)一節﹐歷來史家多未予太平公主正面評價。究其原委﹐主要是史家都認為當年太平為了討好武后而引進男寵入宮的行為是導致二張之禍的主因。兼之女主私養面首這種有別於華夏傳統文化的行為一直為世垢病。故無論太平日後如何努力籌劃誅除二張的計畫仍被視作罪魁禍首。

二張集團與太平公主之關係

起始﹐“年二十餘﹐白皙美姿容﹐善音律歌詞”[105]的二張只是負責飲宴時詩酒酬唱﹐“嘲戲公卿以為笑樂”[106]。後來武后年老體弱﹐精力日衰﹐遂把朝政大事委與二張代為料理﹐“初為寵臣張易之及其弟昌宗置控鶴府官員﹐導改為奉宸府﹐班在御史大夫下。”[107] 不幸的是二張不但庸碌無能﹐更是貪得無厭之輩。[108]更可惜的是﹐自武后在大足元年(701)把竊議張氏昆仲的邵王李重潤(683－701)﹐邵王妹永泰公主(生卒不詳)及其夫武廷基(生卒不詳)定罪後[109]﹐朝中大臣非但無人膽敢挺身而出反對二張之惡行﹐反而爭相投靠二張﹐使他們的勢力日漲﹐並形成一股新政治勢力﹐其中核心成員包括宰相李迴秀(生卒不詳，活躍於武后年間)､楊再思(生卒不詳，活躍於武后年間)､蘇味道(648－705)､李嶠(645－714)､房融(生卒不詳， 活躍於武后年間)等人﹔我們姑且稱之為二張集團。

這批新貴在武周統治的最後幾年幾乎壟斷了政治﹐“附昌宗立取台衡”[110]﹐甚至地位崇高的武氏家族成員武承嗣 (?－692)､武三思(?－707)和武懿宗()等亦要對他們阿諛奉承。 長安四年(704)﹐武后疾篤不能視事﹐身罹重病隱居寢宮﹐“宰相不得召見者累月”[111]﹐此時二張以武后發言人身份出現﹐皇族和朝臣唯有透過他們才能接觸武后﹐其威勢一時無兩﹐地位之隆可謂史無前例。

太平公主是二張的介紹人[112]﹐如今他們登上龍門﹐理論上她絕對可以利用張氏兄弟謀取私利。但史實告訴我們她從沒有加入二張集團﹐反而積極參與由太子李顯﹐相王李旦﹐侍郎張柬之等人發動的神龍元年(707)宮廷政變。這場政變不僅誅除了易之兄弟﹐更一手結束武周統治﹐迫使武曌交還政權予李唐皇室。

事實上，太平公主這個舉動充滿政治智慧。首先﹐正如我方才所說﹐若二張有心在武則天死後繼續弄權﹐太平亦可透過其與二張之特殊關係在政治舞台上下其手。另一方面﹐眾所周知﹐太平乃武氏之寵兒﹐其夫更是武門中人﹐如武后有心傳位武氏一族﹐或武氏後人欲連結二張對抗李唐宗室﹐太平仍可從中得到好處﹐但本來左右逢源的她卻一心支持李唐子孫復位。她不是唐室的合法繼承者﹐李氏復辟對她根本毫無利益﹐甚至弊多於利。假定太平公主有干政野心﹐按常理推斷她絕不會協助李顯等推翻其母的政權。兼且﹐新君主有見武后篡位之事跡亦定必倍加防範女子涉政﹐以太平的精明幹練應會想到此處。這似乎意味著太平該無自立奪政之野心。

單憑二張事件﹐似乎不足以說服大家相信太平公主並無異心﹔要證明她全心全意效忠李唐王朝﹐我們可以繼續觀察她往後的表現。中宗復辟後﹐太平公主因“預誅二張功﹐增號鎮國﹐與相王均封五千”[113]。公主得到君主大量賞賜之餘﹐還獲“進號鎮國太平公主”[114]。據《唐大詔令集》卷41<鎮國太平公主加實封制>的記載﹕

“  門下﹐功定宗社者﹐可以高邁等夷﹐事超縑簡者﹐故能永昭徽烈﹐鎮國太平公主﹐若華分景﹐穠李疏芳﹐以同氣之親﹐鐘先朝之愛﹐忠孝行己﹐仁明絕倫﹐才無不周﹐識無不綜﹐頃夷國難﹐爰寶朕躬﹐精義動天﹐懇誠貫日﹐氛巳廓﹐每聽鳴謙之詞﹐井田末優﹐復聞亂貴之請﹐朕方至公被物﹐豈以小節從入﹐宜增土宇﹐更傳帶礪﹐可加實封一千戶。”[115]

但一切實物或虛銜的封賞尚在其次﹐經過出生入死的患難﹐中宗對復位有功的宗室及大臣可謂推心置腹。他除允許太平公主和相王等擁有私人軍隊外﹐更破例准許太平公主為首的七名公主自設府衙﹐

“主與相王衛王成王､長寧安樂二公主給衛士﹐環第十步一區﹐持兵衛﹐僭肖宮省。神龍時﹐與長寧､安樂､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凡七公主﹐ 皆開府置官屬﹐視親王。”[116]

可見中宗對有份參與復辟政變的宗族的確信任備至。

太平二次匡扶李唐皇室

本來中宗之登基有望凝聚鬆散的､各自為政的李氏皇族﹐奈何中宗為人軟弱﹐本身既無行政經驗﹐又缺民望﹐致令存心效法武后奪政的韋后(韋庶人，?－710)有機可乘。她連結家中親屬及武氏殘餘勢力組織新的政治聯盟﹐分別控制內宮外廷﹐對李氏王朝構成嚴重威脅﹐中宗漸成有名無實的傀儡皇帝。奈何中宗本身年紀不大﹐兼之身體健康﹐並無患病之紀錄﹐故此韋后并不能像武后一樣以帝主早崩為藉口﹐順理成章地以太后身份干政﹐於是在中宗登基五年後﹐即唐隆元年( 710)中﹐韋后終按捺不住用毒藥弒君﹐另立年僅十五的溫王(李重茂，698－714)為唐殤帝﹐藉以臨朝稱制﹐把持朝政。正當韋氏欲仿武后廢殤帝做女皇之際﹐太平公主聯同安國相王李旦及其子臨淄(即山東青州)郡王李隆基 在景雲元年(公元710年)發動兵變﹐成功將根基不穩的韋武集團一舉殲滅。

“及唐隆元年(710)六月﹐韋后作逆稱制﹐偽尊溫王﹐玄宗居臨懨邸﹐憤之﹐將清內難﹐公主又預其謀”[117]

與瓦解二張集團一役相似﹐太平公主再一次在李唐政權瀕危之時發揮其獨特的政治影響力挽救整個李氏宗族。儘管我們在今天已無從驗證太平所造的一切是否早有預謀或別有用心 －－ 據《新唐書》所載﹐韋后和安樂公主等人早已對才高權重的太平公主 心存忌憚﹐“韋后､上官昭容用事﹐自以謀出主下遠甚﹐憚之。”[118]﹐故她奮力協助兄姪打擊韋武聯盟可能只是為求自保的自衛還擊﹐而非單純的為了李唐皇室的復興。但從太平公主兩番果敢的行動看來﹐不管有心抑或無意﹐她在維繫李氏正統王朝方面確是功不可歿的﹐其誠意也是不應置疑的。

自韋武亂平後﹐取而代之的新君是年少的溫王。倘若當時太平有心臨朝干政﹐她應會好好利用這個千載難逢的大好機遇﹐緊隨其母奪位之模式 －－  乘先帝早崩﹐ 立一沖齡新君﹐再以帝主年幼無知為藉口垂簾聽政﹐待時機一到即推翻傀儡皇帝 自號為皇﹐若有不從的宗室大臣便以鐵腕鎮壓。在武后身邊多年﹐被譽為武后二世的太平公主對這“上位方程式”[119]焉有不懂之理呢﹖然而公主非但沒有因利乘便利用溫王登位的機會垂簾聽政﹐更出乎意料地以長輩身份上奏﹐要求新君主動讓位予民望甚高的睿宗﹐“天下事歸相王﹐此非兒所坐。乃掖王下﹐取乘輿服進睿宗”[120]

太平公主這些反常的做法可以其洗脫野心篡國之罪狀。

睿宗與太平公主的互信基礎

睿宗經此一役﹐對太平的信任程度進一步提昇。“所言皆從， 朝廷大政事非關決不下﹐間不朝﹐則宰相就第咨判﹐天子殆畫可而已。”[121]

事實上﹐早在武后在位時期﹐睿宗與太平公主已建立深厚的互信基礎。神龍三年(707)﹐太子重俊(?－707)兵變事敗﹐當時身為相王的睿宗與太平公主同時被侍御史冉祖雍(生卒不詳)誣告與兵變有關﹐幸得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蕭至忠(?－713)力保才得以脫罪。

“初﹐右台大夫治太子重俊之黨﹐囚有引相王者﹐密為之申理﹐上乃不問。自是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710)日夜謀譖相王使侍御史冉祖雍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請收付制獄。」上召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鞫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為皇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累日不食﹐此海內所知﹐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上素友愛遂寢其事。[122]

經過患難洗煉的感情是特別深刻的﹐就算太平在政府內無實際官職﹐朝臣奏事之時﹐睿宗仍每每徵求太平的意見。甚至後來儲君隆基已立﹐睿宗在潛意識上還是相信親妹多些。

“每宰相奏事﹐上輒問﹕「嘗與太平議否焉﹖」又問「與三郎議否﹖然後可之。」三郎﹐謂太子也”[123]。事實上，睿宗是否利用太平與隆基搞權力平衡﹐實在不得而知﹐但他對政務不感興趣卻是人所共知的公開秘密。

景龍四年(714)﹐公主府制度取消﹐唯獨太平公主未受影響﹐“至景龍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停公主府﹐依舊置邑司唐隆元年六月二十二日(阞)公主制府近有柺總停﹐其太平公主有崇保社稷功﹐其鎮國太平公主府即宜依舊。”

可見太平在君主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124]

太平公主輕視李隆基之謎

有研史者認為太平公主“起初輕視內姪李隆基年輕(他當太子時只有二十五周歲)﹐以為他成不了大氣候﹐沒把他放在眼裡…而她自己才高功大﹐又操實權﹐定能繼續帝位﹐但當她發現李隆基英武之後﹐她就把李隆基當作唯一的政敵了… 因此千方百計要除掉他。”[125]

事實上﹐這種猜測不無道理﹐對於一個熱中政治的人來說﹐看見自己辛苦掙來的權力將會無條件的落入別人之手﹐必會感到不是味兒﹐故久經歷練的太平公主採取各種偏激的手段去保障個人既得利益實在不足為奇。但矛盾的是﹐史藉上從無太平公主有欲染指帝位的記載﹐而她後來被指謀逆一事更是疑點重重。(詳見下文)

況且﹐早在李隆基仍是臨淄王之時﹐太平公主已經和他有過合作經驗。翻看剿滅韋武聯盟一段歷史﹐當年只有二十五歲的臨淄王李隆基便以李唐宗室子姪的身份舉起反韋武大旗﹐四出尋求李氏宗親支援﹐而當時太平公主對年少志高的李隆基是十分器重的﹐更派出自己的兒子協助討逆“(玄宗)乃與太平謀之﹐公主喜﹐以子崇簡從。”[126]﹐經此一役， 太平按理應該早已知道姪兒絕非一個不成氣候的二世祖那麼簡容易對付。

在李隆基一步一步當上儲君的路途上﹐太平公主亦似乎從未加以阻撓。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655－715)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 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丁未﹐立平王隆基復表讓成器﹐不許。”[127]

    事實是隆基在朝野內外早已是鋒芒畢露，太平對此又怎會一點也不知呢？

太平公主政變之問疑

　　　正史是這樣說的﹕

“先天二年(公元713)﹐(主)與尚書左僕射竇懷貞(?－713)､侍中岑羲 (?－713)､中書令蕭至忠､崔湜(670－712)､太子少保薛稷 (?－713)､雍州(今陝西甘肅二省及青海額濟納之地一帶)長史李晉､右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賈膺福(?－713)､鴻臚卿唐晙(?－713)及元楷(?－713)､慈(李慈﹐?－713) ､慧範(?－713) 等謀廢太子﹐使元楷､慈舉羽林兵入武德殿殺太子﹐懷貞､羲､ 至忠舉兵南衙為應。”[128]

後來幸得太平公主心腹之一魏知古(647－715)“棄暗投明”告密，玄宗才得以保存皇位﹕

 “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129]﹐太子李隆基才得知陰謀﹐並派手下親信先發制人﹐把公主黨羽一網打盡。“先天二年七月三日尚書左僕射竇懷貞､侍中岑羲､中書令蕭至忠崔湜(670－712)､雍州長史李晉､左羽林大將軍 常元楷､右羽林將軍李慈等與太平公主同謀﹐ 期以其月四日以羽林軍作亂[130]

依據這段史實﹐歷代史家幾乎已判定太平公主為謀朝不遂的野心家。但很可惜﹐這條重要史料卻有多處值得相榷的地方。首先﹐若魏知古之言沒錯﹐太平公主及其黨羽真的打算於先天二年七月四日起事的話﹐這意味著在七月三日才聚會商議造反事宜的公主黨人只有一天時間去準備整個關係重大的兵變計劃所需的物資。(當然﹐我們絕不應排除公主黨事先已把一切籌備妥當的可能性)但按常理推斷﹐若公主黨真有心在七月四日發動兵變﹐而事先已把所有軍需調度完成﹐他們又何需在起事前一天這敏感時候聚首﹐製造不必要的危險呢﹖誠然﹐我們不能透過一些質疑否定一切﹐亦不應單憑常理去解釋所有疑問﹐但這條史料另一個時間上的不吻合卻充分顯示出整件事並不如我們想像般簡單。

眾所周知﹐李隆基於先天元年(公元712)八月已登基即位﹐太平公主如一心阻撓玄宗繼位﹐為何待翌年(即先天二年秋七月)才發動兵變呢﹖其時玄宗的法定繼承地位亦得到確立﹐睿宗已成太上皇﹐太平明知這樣做無論成敗必犯弒君之大不諱﹐以她小心謹慎的性格﹐安會幹出如斯魯莽之事﹐此其一。與之同時﹐新君的實力隨施政日久而逐漸鞏固(雖然太上皇仍掌軍國大事﹐三品以上官員的奏摺仍由睿宗定奪)如太平有心搞事﹐以她在朝中的勢力﹐何需待上一年﹖“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太半附之”[131]如今她多用一年預備起事﹐反招滅門之禍﹐豈不奇哉﹖更有趣的是﹐在睿宗居太上皇的一年內﹐除了勸喻兄長勿提早放權外﹐太平似乎沒有什麼大動作。以太平的性格﹐加上當時正值權力之爭最白熱化的階段﹐她的行為實在不大合理。

更奇怪的是﹐為何正史會輕輕帶過太平謀逆之事呢﹖按照慣例﹐以下犯上﹐應被視作逆賊看待﹐其傳記亦會被編入賊臣傳之類。為何太平干犯了十惡不赦之罪仍獲厚待﹖於此我欲提一大膽假設﹐就是撰史者本身得知太平和隆基之爭不過是普通的皇位繼承問題﹐但因受正統觀念限制﹐他唯有用曲筆把姑姪爭權之事盡量淡化﹔而這個大膽假設﹐相信亦可幫助我們解釋此節正史為何仍以太子稱呼隆基這條難題。[132]

太平公主結黨營私

後世不少論史者都指斥太平公主結黨營私﹐侵吞公帑。“田園偏近甸﹐皆上腴…天下珍滋譎怪充于家﹐供帳聲伎與天子等。侍兒曳紈穀者數百﹐奴伯嫗監千人﹐隴右牧馬至萬匹。”[133]單看排場派頭﹐太平公主的收入與公職真的不大相稱﹐似乎頗有貪贓之嫌疑。後來公主抄家時被起出大量財物﹐更成指控其挪用國庫之有力罪證。

“藉其家﹐財貨山積﹐珍奇寶物﹐侔於御府﹐馬牧羊牧田園質庫﹐數年徵斂不盡。”[134]

“簿其田貲﹐瓖寶若山﹐督子貸﹐凡三年不能盡。”[135]

太平公主富可敵國確是個不爭的事實﹐但大家在批評她生活奢華﹐揮霍無道之時﹐曾否追究過她的財富來源呢﹖

六朝以來﹐社會瀰漫著一股豪奢之風﹐地方土豪士紳皆愛追求生活享受﹐南北朝時﹐“普通士大夫﹐大抵有屋數十間﹐且多附有園圃。豪貴之家的住宅和園地則極其宏麗…奢侈者常以琉璃為裝飾…此外尚有用香料塗壁的。”[136]一直過渡至隋唐二代﹐這股歪風依舊熾烈﹐而王族中人亦不能倖免養成揮霍的生活習慣。作為皇家掌上明珠﹐太平自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公主出嫁前生活﹐一切由宮廷供給﹐出嫁之後則賜以封戶/物充衣食之資﹐並附有各項賞賜。出嫁後之公主專設公主﹐下置令､丞､錄事各一人﹐“公主邑司官﹐各掌主家財貨出入田園征封之事﹐其制度皆隸宗正焉”[137]

特承武后恩寵

早在少女時代﹐太平公主已備受帝后寵愛﹐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吐蕃贊普(?－629; 619－629在位)開耀元年(681)遣派使者入唐要求迎娶太平公主時﹐武后立時為她在長安不惜工本趕修太平道觀﹐藉以推卻親事。“二十餘年﹐天下獨有太平一公主”[138] ﹐既然太平是武后唯一的女兒﹐她“特承恩寵”亦為自然不過之事了﹐而恩寵的最具體表達方法則為經濟上的供應。因此﹐當其他諸王食邑不過千戶﹐公主不過三百五十戶之時﹐“太平食邑獨累加至三千戶。”[139]﹐加上協作政事有功﹐致令帝后倍加痛愛﹐太平的財富亦由此而來。

武后對子女向來嚴勵﹐故太平雖得父母歡心﹐卻形成自我審查之心態﹐做事往往小心慬慎﹐猶恐惹怒善變的武后。薛紹事件之發生﹐把太平淡泊一生的希望粉碎﹔但共處多年﹐太平熟知武后之習性﹐知道只要自己表現出不滿的態度﹐必遭母后無情的報復﹐故她把亡夫之痛收歛﹐把內心的壓抑轉化成瘋狂的消費慾。“公主亦畏懼自儉﹐但崇飾邸第”[140]同時﹐她知悉母親旺盛的政治野心日趨表面化後﹐心中的恐懼日增﹐唯有不停興建居室﹐儘量避免參予朝政﹐以減少與武后的正面接觸和衝突。

兩番勤王的封賞

太平之私產﹐除了源自武后賞賜外﹐另一主要收入來源則是兩番勤王後所得的封賞。中宗和睿宗之復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太平支持的﹐因此兩位君主對她十分敬重﹐並不約而同以大量封地作為回報。中宗復辟後﹐太平公主因“預誅二張功﹐增號鎮國﹐與相王均封五千[141]”﹐又“睿宗即位﹐主權由此震天下﹐加實封至萬戶。”[142]

在兩次官廷政變中﹐太平公主一共獲得一萬五千戶封邑﹐其數目之鉅﹐史上僅見。由此可見﹐太平累積之財富主要還是從合法途徑得來的，而歷來史家的負面報導，在很大程度上是成王敗寇，污衊失敗者以確認成功者合理性的手段而已

小結

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提出玄宗剷除太平公主黨人旨在真正取得皇帝實權﹐也是憑仗軍事行動武力﹐確保順利登基之舉：

”玄宗既以有大功故得立為皇太子﹐而其皇位繼承權仍不固定﹐其後雖已監國﹐並受內禪﹐即皇帝位矣﹐而其皇之不安也如故﹐必至誅夷太平公主黨徒之後﹐睿宗迫不得己﹐放棄全部政權﹐退居百福殿﹐於是其皇位始能安定﹐此誠可注意者也”[143]

另外，從玄宗誅滅太平黨人當日黃昏，太上皇突然宣佈正式退位一事看來，整件政變事件相當複雜，恐怕當中另有別情，甚至有可能是由玄宗一手策劃的迫宮陰謀！

很可惜﹐我們無法從正史得知太平公主的實際政績如何﹐只能從有限的史料裡追查其已被醜化的生平事蹟。但無論如何，在處理太平公主參政的問題上，我們皆可輕易地覺察到史家對女政治家之不公！

總結

武后和其女太平公主的確十分相似﹐她們皆得到當朝皇帝的信任而投身政治。儘管她們成就不一﹐但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她們之從政行為﹐絕非女權高漲的徵狀﹐更不是她們權力慾望和個人野心可以全面解釋﹐我們必須仔細地研究她們從政的背景才可得到答案。事實上，武則天，太平公主與及其他唐代有參與政治紀錄女性之權力來源﹐俱來自李唐皇室。

弱主之重要性

不少史學者認定唐代女主參政的風氣大盛是由於社會開放的緣故，對於這個提法，相信無人會反對。而綜觀整段唐初歷史，我們必會發現，如高宗身體健康，或中､睿二宗能樹立權威，不論武后母女的政治野心如何大，亦根本苦無問政之機會。自古以來，皇帝昏庸無能﹐或體弱早亡以致太子沖齡即位才是孕育女政治家的溫床

而武后等的事蹟亦正可證明這一點。

雖然武后臨朝期間曾經破天荒地以皇后身份主持祭天儀式﹐打破了歷來祭禮由男性負責傳統﹐又批准婦女與朝廷百官同宴於宣政殿﹐封故鄉八十歲以上老嫗為郡君。

“三月丙午，皇后宴親族鄰里故舊於朝堂，命婦婦人入會於內殿，及皇室諸親賜帛各有差，及從行文武五品以上。制以皇后故鄉州長史、司馬各加勳級。又皇后親預會，每賜物一千段，期親五百段，大功已下及無服親、鄰里故舊有差。城內及諸婦女年八十已上，各版授郡君，仍賜物等。”[144]

又設女狀元女官﹐並推行父在為亡母服喪守孝三年的禮制。但就史冊所見﹐武后似乎沒有主動､自覺地提出什麼措施去改善婦女的從屬地位，太平更加不在話下。可見部分史家以女權之名冠以武后等人不過是一廂情願的講法而已。

“總之﹐女主現象的出現及其變化的原因﹐婚姻上的變化是前提﹐權力結構變化是內因﹐社會文化風習則提供了背景和土壤…儘管有大約四分之一的時期女主參與統治﹐但不能說封建社會婦女有了參政權。‘女主’不等於‘女權’﹐相反女主是男主的僕從﹐女主政治不過是整個男權政治系統操作運轉遇到故障時的緩沖器和調節器。”[145]

導致女禍真正的原因

對於初唐的外弛內張的政局，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的分析不失為巨眼﹕

“於是皇位繼承之無固定性及新舊君主接續之交﹐輒有政變發生﹐遂為唐代政治史之一大問題也。”

唐朝首任皇帝高祖本行立長舊制﹐但玄武門骨肉相殘後﹐原定的皇位承繼者太子建成被次子秦王世民所弒﹐唐初嫡長子繼承制度遂告瓦解。後來太宗雖然效法先帝立長子承乾為儲君﹐可惜太宗的“安唐策”卻因承乾與魏王泰（即濮王泰）之私鬥而失敗告終。

李樹桐《唐史研究》更稱唐前期六帝為非長子繼承時期：　

“前期六帝中，太宗為高祖的次子，高宗為太宗的第九子，中宗､睿宗為高宗的第七子第八子，玄宗為睿宗的第三子，肅宗為玄宗的第三子﹔全非長子，可稱為非長子繼承時期。”[146]

眼見太宗的成功示範﹐李氏子孫皆以為奪嫡是掌權的唯一出路。皇位繼承之問題一直困擾著李唐政府，而武后和太平公主之所以有機會分別成為皇室之最高決策者以及皇帝私人顧問，均間接直接與此有關。

探古求源，自秦漢以後﹐各朝皇室政權的最高權力核心皆為皇帝。政局之好壞興國運之盛衰皆掌握在帝王之手。在宰輔制度之中落後，國君一旦遇事或其本身有何問題時，唯有轉而要求宮中親信協助。這亦是我國歷史不停出現所謂“外戚”“太監”亂政之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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