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是能说不」 ──乔边、张藏藏、宋强
关于“不”的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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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一本书原旨是为国人所作，却引得国外传媒的广泛重视，在近年来当属罕见。一种纯系当代中国青年心态自然流露的政治咏叹，却引来许多学者专家及政治人物的郑重反馈(包括刻毒的曲解)，在近年来亦属新闻。但是，不管这种现象是否正常，不管《中国可以说不》的发行呈多么迅速地攀升状态，也不管这是否有“出口转内销”的嫌疑，在中国改革开放18年后，在那场已被彻底否定的“文化革命”已发生了30年后，能在这不寻常的年份出现这样不寻常的书引来这样不寻常的结果，总会有些不寻常的道理吧？
★生活中的不幸者在回眸一生时常常这样叹息：我的失败就在于不会说“不”。
生活中的幸运者在评判人生时总是如此总结：我的成功就在于随时敢于说“不”。
不，无疑是拒绝；但这种“不”所拒绝的并不是真理。因此，正确的、没有偏见的“不”本身就是真理，至少具有真理的成份，具有真理的轨迹。
★人类就要走完20世纪的百年之旅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以及其后的近一百多年里，中国人都无一例外地向当时的工业化国家学习过，并在相当一段时间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先生。尽管其中有那么几位最初是带着鸦片箱，挥舞着军刀，不请自来的。在求知若渴的中国人的“作业本”中，忠实地记录下日本的富国强兵之法，美国的民主科学之理，英国的商业法律之术，法国的文学艺术之论，德国的哲学军事之道，后来又有了俄国的工业发展之路，此外，还有比利时、奥地利、瑞典等小国的种种治世精髓。然而，这种求教的“学费”却是高昂的。最基本的学费也是最沉重的代价，那就是国家主权的沦丧，就是降为了世界上的末等民族。那时的中国，作为最后进入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大国，适逢西方的物质文明在全球扩张之际。所以，谁也不会顾及她的悠久的文化，谁也不会去关照中华民族这个古老民族的尴尬、窘迫、无奈和屈辱。然而，正是这种深重的屈辱，使得本世纪的中国人内心又有了一种不屈的自尊。这种反抗式的自尊如地火、如岩浆、如燧石，一旦喷发或撞击，就化成了灿烂的光芒！一种绝不排斥先进又绝不菲薄自己的神圣之光！
四十年代，当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造访延安后，曾经以女性的敏感惊讶地发现：在毛泽东和他这一代的红军领导人的内心有一道厚厚的门，这道门紧紧关闭着。这是一道用五千年的文明、长城、紫禁城护卫的门，也是一扇用过多的起义、变法油饰过的大门。
这道门打开之际，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于公元一九四九年成立的那一刻。那一刻，它轰然洞开；那一刻它传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占人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在某些西方人看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似乎改革开放，就意味着让西方的所有价值现在这里畅通无阻了。然而从严格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新中国历史的中断，更不是中国社会制度的改弦更张。从宏观上来看，它不过是工业化积累阶段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某种衔接；从精神上来说，这种历史的衔接就更加紧密。托住华夏落日，复燃神州光明，振兴中华文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人在心灵上并没有区别；如果有区别，也只是这种精神更加内在、更加务实，也更加强烈。是的，祖国的利益，永远是我们这个国度中每个公民作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永远是这个国度的决策者们确定自己行动的初衷和远谋。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才会说：“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在世界上站起来的呢？是1949年。将来，等到我们实现了现代化，中国人就不仅能站起来，而且要飞起来！”我们完全可以说，当年，在探索中国走向独立的道路时，中国人已经明白：中国解放的指挥部不在莫斯科，中国革命绝不是俄国革命的翻版。今天，我们仍可以说，在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时，中国人也终于明白：中国走向富强的设计院也不在华盛顿，中国的现代化也绝不是西方现代化的亚洲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邓小平与毛泽东息息相通，今天的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志士仁人也一脉相承！
★也有个别不能一脉相承的中国人、政治家和政治人物，例如袁世凯。袁世凯是本世纪初中国政坛上极有权谋的“明星”。他翻云覆雨的政治手腕、多变的政治面孔以及位极人臣、拥兵自重的实力，大有搅八方浊浪，倾上下天河之势。无论是外国列强、各路豪强、封建朝廷，还是流氓帮会、黑社会势力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以致于像孙中山那样正直正派的革命党人，也被压、被骗、被戏弄、被凌辱。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不可一势的庞然大物为什么会在一瞬间就崩塌得无影无踪了呢？原因之一是他要称帝；原因之二是他要卖国。由此，我们也就引出了两条适用于现代中国任何一位政治家的立国之规。无论你抱何种主义、何种学说，在这两条规矩面前绝不能触犯，绝不能逾越。那就是，一必须遵从民主(虽然对民主有不同的理解)，不能公开搞专制；二不能搞国家分裂(无论是领土分裂还是民族分裂)，必须坚持统一。这两条是钢铁定律或者说是烈火定律。谁敢以身试法，必然粉身碎骨，灰飞烟灭。从袁世凯到汪精卫到“四人帮”无一不是如此。相反，一个政治家即使犯了很大的错误，但只要坚持这两条，都最终会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善待。同样，这两条也是外国人了解当代中国的两把钥匙。
任何外国人、外国政府如果在这两个问题上试图拂逆中国的民意，那么无论是他、她或它，就等于立刻站到了中国和中国人的对立面，成为中国和中国人的敌人。1990年美国有关人士在与我谈到西方各国对华经济制裁时，我曾经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制裁，这是你们的自由；但是请你们注意，西方国家所有的制裁只会产生一个后果，那就是危害中国人民，也就势必在中国孕化出一大批民族英雄！如果说那个时候，他们根本听不进去，认为是危言耸听；那么今天，当《中国可以说不》问世之后，他们应该是能够清晰地听到这种被激怒的中国年轻一代的声音了。
★中国人都记得1993年9月23日，那是一个争办2000年奥运会的不眠之夜。结果是中国的努力失败了。当喧嚣变成了沉寂，当欢呼变成哑然，当中国人终于明白在2000年这个“龙年”到来的时候，“礼貌”的西方绅士绝不准备给中国龙祝贺“生日”的时候，与中国老百姓内心的沮丧同时掀起的是一阵狂飙、一股反思的热浪。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阶层经过对封闭与开放的比较，经过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经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糟粕部分的批判和西方各类优秀文明成果的苦心研究，加上各类传播媒介的传导，中国人对西方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经济管理已经有了一个较系统的了解，甚至对现代工业社会的价值体系和价值标准也有了一个总体的认同。中国人以他们的豁达向世界坦露着胸襟，也有点幼稚地希望那些产生过伟大的欧美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家的故乡人，也能像他们杰出的前辈那样，去善待中国。
然而，错了。这种愿望至少是部分地错了。冷战是结束了，但冷战的意识并没有消失。加上近些年来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西方国家出于自我的考虑和对下个世纪世界。自然资源继续加以控制的私利，它们并不准备放弃偏狭的政治观点，也不准备放弃对全球经济贸易和资源的垄断。于是，他们所谓的对贫困的忧虑，对贫困者的同情一下子就被遮盖在西方人独有的傲慢与偏见之中。与本世纪初、本世纪中的情况相似，当时是西方国家自己用刺刀和皮靴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之梦；今天，他们自己又在用对别国主权的粗暴干涉，对别国事务的指手划脚，对别国民族感情的践踏，打破着中国新一代人的西方梦。正像美国当代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已逝的费正清所云：“中国自有它自己的生命……不可想象，现代中国这一人类最大而又最古老的人群，可以纳入外国强国的轨道。”费先生的话明明白白，但说得最透彻的莫过于邓小平。他在会见尼克松时曾经这样讲：“没有民族的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半个世纪前，有一篇著名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半个世纪之后，美国是否又在迫使我们告别什么呢？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不会重新关上已经开放的大门；但是，中国人肯定会在傲慢者面前郑重地思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这个问题上又经历了一场新的“轮回”。
★新的“轮回”的未来结果会是什么呢？在目前尚难预料，不过有一点却可以肯定，那就是未来的中国在经济发展、社会消费、分配方式、福利保障、资源配置以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对外准则等各个方面都会遵循自己的原则，都会充分考虑自己的国情。同样，也都会考虑到怎样才算真正地、终极地有利于全体人类。今天美国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1/20，但它消耗的世界自然资源已近1/3；同样，整个西方国家人口，总和仅为世界的1/7，但它消耗的世界自然资源已达3/4。这就是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最终是以消耗、掠夺、独占及毁灭地球资源为前提的。如果中国，如果印度，如果下一个世纪可以达到上亿人口的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坦桑尼亚等十几个国家都按照美国挥舞的政治与经济指挥棒，相继模仿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那么这个世界就会走向失控，这个资源有限的地球就会被私欲膨胀的人类所彻底摧毁。因此，如果不能从现在起就终止这种发展模式，那么，终有一天，纸醉金迷的西方模式将把我们这些后现代化国家引向板结的土地、无水的河床。到那时，中国的每一个冬天，都会是瘟疫蔓延的暖冬；每一个夏天都面临狂傲无羁的洪峰，以及油污泼洒的江河湖海、成群结队“自杀”的鱼类和鸟群……
因此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拒绝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其实还带有关照全人类命运的世界主义的色彩。
★应该说，我们中国人在历史上并没有多少民族主义的遗传基因！如果一定要勉强说有，那也是几千年前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自秦统一之后，特别是到了强汉盛唐之后，中国所尊崇的就是“世界主义”。由于地域因素与当时认识水平的低下，华夏祖先还不足以认识到有一个比中国大得多的世界，因此也就自然地把统一的国家看作一统天下。古代中国人看待中国的发展，是作为一个世界来看待，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因而，历史上的中国从来就无须正式的国名，更没有国旗和国歌，而只有一个以坐江山的皇族为中心的政权。
至于说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出现，民族主义运动的崛起及其这种运动的领导人物颇具英雄色彩的活动，那是因为在奉行“强权”、“实力”原则的西方逼迫下，涌现出的一股救亡、自保、图存的运动与热潮。所以，我们可以很负责地说，中国近代以来所出现的民族主义是防御性的而不是扩张性的；是自身解放型的而不是压迫型的；是追求在世界的平等地位的合理，而不是要称王世界的无理。一句话，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原始根源，是西方民族主义观的传人以及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侵略。很显然，随着中国近百年救亡任务的完成，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我相信，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还将复位。复到何处？就是全球主义原则，就是“天下为公”。
★最后我不得不就东西方文化的优与劣谈谈看法。因为正是这种掩盖极深的文化视野上的歧见，才使美国人亨廷顿做出了未来的大文化将发生冲突的结论；也才使我们自己的某些同胞曾经大呼中国文化气数已尽，必以黄色文明去拥抱蓝色文明方能得救云云。
但是，不管是某些西方人的傲慢，还是少数国人的自贬，中国文化仍旧存在，而且在一天天光大弘扬。这是因为中国文化是中国土地的硕果，是长江黄河浇润的珍珠。我们经过洪荒的时代，就有了制伏洪水、疏通河道的大禹；我们有过专制的王冠，我们就有踏着蒺藜捣碎王冠的豪杰；我们误食过鸦片，就有烧尽鸦片的气壮山河的火焰；我们的家乡摆过吃人的筵席，就有了推翻筵席的斗士。历尽潇潇秋雨、漫漫风雪，经过千古兴亡多少事，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的文明消隐了，而古代中国文化至今仍得以保存。这一明显的事实不正说明它的顽强活力、不屈的再生能力吗？凡是不存偏见、眼界开阔、见解通达的人士，谁又能不对这种独特的文化发展现象刮目相视呢？即便是还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即便是在那个传统文化受到严重损坏、人均生活消费还处在极其匮乏的时候，西方一个地位十分显赫的大学者——汤因比仍明确指出：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管理经验将会造福全人类。这种说法与今天某种浅薄的来自“自由世界”的攻击，又何止是天壤之别？
说了这么多，其实只是要表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并不存在着优劣、文野之别，创造它们的先人都分别从不同的地域环境、不同人文历史的局限中，认识了自然界的一个侧面、一个部分。这就像人类的两条腿那样缺一不可。今天，对于生活在20世纪末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已深深懂得，很有必要在这两种文化之间架起一座互相理解的桥梁。这一点，对生活在高度信息化社会的美国人、日本人来说难道还会有什么困难吗？如果有，也是精神上的阻隔与偏执。
★一百多年前，英国驻印度总督寇松勋爵曾经说过，中国好似是一所大学，人们在这里永远拿不到学位。其实，寇松只说对了一半。对于那些愿意到东方文化的宝库中寻奇探宝的人，对于那些懂得中国必将强大也一定会强大的人，对于那些深知必须学会与中国人和平地生活在同一星球的人来说，中国将主动揭去自己的面纱，并以泱泱大国的礼仪授与他们崇高的“学位”。但是，对于那些在无知的基础上，叫嚷着“黄祸”并且不断向中国泼溅着脏水的人，中国这所大学，不但永远不会给予他们什么“学位”，而且还会大声地说“不”，与全世界所有被欺辱的发展中国家一道说——“不”！
这就是我的断想。这就是我这个中年人在年轻人勃发的精神感召下，依偎着长城、依偎着天安门、依偎着母亲河发出的断想。
一九九六年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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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丢掉幻想 准备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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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
首先我们得扪心自问——
我们是否因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种族主义而成为拒绝谈论人类合作的人？或者说我们是否提出了尊严的概念而一夜之间变成神经质的“民族主义斗士”？
是否因我们的愤怒、我们的爆发和我们受到的责难而使得我们刻意去树立许多异端，从而使我们和持不同立场的人“断没有朋友可做”？
是否因抱定我们的观点、咬住我们的结论而成为漠视人类规律，从而成为反对世界融合的人？
是否因呈现了那些无法弥合的鸿沟，令我们领略了人类斗争的冷酷，使我们的爆发点变得倾斜、我们的“矫枉过正”变得绝对？任形势把我们推向“泛中国主义”或者“泛亚洲主义”的侠士位置？
同时我们也会扪心自问——
是否会因为我们成为世界各国新闻工作者的关注对象，成为学者、政治家们议论的话题，我们就趁势改变掉我们的颜色，就像香港传讯电视台要求的那样——变得西装革履、满口名词、乔模乔样，从此精雕细琢，不再粗糙，被那些富有经验的策划人所包围，成为对一切问题有发言权的“神州新一代”的代言人和“政治理论家”？
是否会，当时势把我们推到了更大的场面，我们因此就变得羞羞答答，东删西改，急切地把《中国可以说不》同那些规范的学术“接轨”？
前段日子，一位我所尊敬和爱戴的老师(几年来他一直关心着我的进步)打电话告诫我说：“你呀，平时为人挺厚道的，这下成了漩涡中的人物，可千万别走火，弄得乐极生悲哟。”言外之意，这事可能会因为我的胡涂而走形。我承认：我得继续学习，努力进步。我们也敢说：我们充满着正义精神的发言从未在任何一个人面前丢人现眼过。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视之为纯个人之间的斗法斗智，而是视之为民族立场与异端力量的抗衡。这种抗衡，不仅发生在外交、体育、文化、经济等交往中，而且充满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民间交往。
为什么总有对抗？
因为总有鸿沟。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一听到“对抗”这个词就鸣喧?喊：
“不得了啦，又在逆世界潮流而动啦！”我将专门辟一个题目来讲“对抗也是人类交流的重要形式”来讲这个问题——真理是需要对抗来辩明的，谬误也需要对抗来显现。
近两个月的抗辩使作者们明了：对于美帝国主义和西方应声虫来说，他们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指责是不需要有什么对错的。我来自重庆，你来自贝尔法斯特；我的生活轨迹是饥肠辘辘的文科复习生、不可一世的大学生、成天唉声叹气的穷教师、满脸晦气的广告业务员和报纸、期刊的投稿人，年过二十八岁便过早地成为生活的奴隶，结婚生孩子，呕气吵架，喝点小酒，谈点大事。很想周游世界，但没有护照，只有床罩。而你从懂事那天接受洗礼，九岁时在大街上溜旱冰、在花园里跟邻居小女孩接吻，到海德公园搞政治抗议；作为绿党成员，你到千里之外的海域拯救鲸鱼，在拉瓦尔品第你为大街上的乞丐蹙眉，在安卡拉你为库尔德人的处境而忧虑；酒店里10点钟之后没有热水，你宽容地一笑，银行门口一群兑换外币者围注你，你无奈地叹息。这就是你和我每时每刻无所不在的差别和——分歧，那么我们干吗要费力地试图达成“一致”呢？我知道很多中国人想和你们“一致”的，做你们的公民，享受和你们一样的福利和保险，有体面的工作和优裕的收入——然后和你们一样，去关心孟加拉国水灾和卢旺达战火，然后再一起高唱“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而此时当我们的历史感有冲突时，我们怎么可能一致呢。
我们心里的中国——她潜伏于我们的体内和四肢。我在辽宁省的一个谷场上剥玉米，笑看孩子们在洒满阳光的山坡上偷山楂；我在重庆市的一个单位里办辞职，汇人大街人流中去看球赛。我们为特困企业捐款，我们向肉摊收税；我们和领导吵架，我们送爱人去特区。我们沉浸、沐浴、酣酩其中的中国和你们所谓的“中国”怎么可能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之间怎么可能“一致”得起来？
你们眼里的中国，是机票在涨价，高层有信号，运动员在服兴奋剂，刑讯室里发生拷打，知识分子受到“监视”；你们认同的是一个形态“奇迷”的中国，一个上层“内幕”不断、底层“自由”有限、边疆人民困苦、民族风俗野蛮的“童话”般的中国。
都到这份上了，我们又怎么可能“一致”呢？
那一天，我正在抨击着“你们”的新孤立主义，美联社的记者猛然抓住我挥舞的手，恳求道：“可以提一个要求吗？——请不要说‘你们’、‘你们’——是‘他们’。”我哑口失笑，“好吧，不光如此，他们的新孤立主义甚至对美国伟大历史也是排斥的……”我继续说下去。
不管采取什么样的人称，“你们”也好，“他们”也好，反正是属“们”字规模的，人数空前，直至斥亿。《说不》已经指出：反对中国不是一两个国会议员吃饱了撑出来的举动，它来自群众性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僧厌和指斥。苏晓康说：“反美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项时髦。”我们也在《洛杉矾时报》这样反问：“你怎么没有看到反华从1989年以来在美国社会中一直是一项时髦呢？”只要大选临近，国会中的某个政治新秀或者老鹰大义凛然地站出来斥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你肯定能听到举座欢呼和掌声雷动的反应。这就是现实，得了吧，我们还能指望什么“促进友谊，增进了解”？
我们曾经指出美国民意中普遍存在的孤陋寡闻和闭关锁国倾向。两个月后，《卫报》驻香港记者赫安雷在长途电话中对我说：
“其实美国国会和美国人对中国是不感兴趣的。”
不，他们是感兴趣的。尤其是当这样的消息传出——所谓“大规模地秘密屠杀婴儿”、“人体器官移植”、“向伊朗出售导弹”、某人被捕、赈灾款项“被贪污”这样的“新闻”被炮制出来后，中华人民共和园才能够荣幸地走上美国新闻的头版。美国的新闻版面随时都可以给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好消息”腾地方——最好是惨烈的天灾人祸，“省份自治”、政权分裂、“来自内战前线的报导”、血腥的民族仇杀、大规模的阶级社会报复，这样的消息，主编们完全可以大笔一挥在头版头条位置立马儿公布，时间嘛？一两个星期都行，再长点？晤，恐怕有点太那个了……公众的胃口已经快倒了，拳击手婚变的消息还等着发布呢。不要指望中国会有更好的待遇。
也不要指望中国社会经济的进步能够在哪怕第十二版能被刊载一个比较好的特写。
因为这个正是他们“不感兴趣”的。别一厢情愿，当心碰一鼻子灰。
当我们友善而认真地关注着西方的情绪时，他们又有什么时候关心过我们的情绪？
我有一个阔别多年的朋友，他比我晚分配一年，他在市区的一所高等学校工作。而我则不幸流落到深山里的一所厂矿学校教中学语文。我们在大学里一同下馆子，摘同学会，郊游，到女生宿舍串门，在共青广场上装狼嗥——总之是非常难忘、充满着温暖感受的回忆。我脸色苍白地度过我大学后的单调的工作时光，没有人给我写信，而我在心底追忆着他们，在凋败的环境和寒冷的冬天里追忆着大学时代和朋友们，追忆着那精神上的伊甸园时代。
那一年，正流行毛阿敏的一首歌曲：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
我的门响了。打开门，我熟悉的亲切的面容出现了。可以设想我当时的心情，我张罗着到厨房给他弄吃的，眼睛眨巴着差点溢出泪水。然而很快我发现——此“蝴蝶”已非彼“蝴蝶”也，他根本不关心我这一年多在干什么、想什么。他根本不要听。他只是絮絮叨叨地谈着他自己，他大四时的恋爱史和顿悟感，他的单位福利多么好，他在新单位如何被器重。当我懵然听他讲完这些后，他心满意足打着酒嗝走了。在收拾杯盘时我突然感到莫名的愤怒！这简直比不给我写信、不来看我还要伤我！——他无意中表明：他已经对我不感兴趣了。我们终于自此以后情断义绝。
所以唠唠叨叨地坦率表明中国是如何的无害、如何纯洁无理地追求同“他们”的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基本上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他们对中国所追求的一切不感兴趣。当我们在外交中几近于“掏心”式地解释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为什么那样做，我们有什么苦衷时，他们总是半闭眼睛似听非听。只有这个时候他们才会猛然挣开眼睛——
“喂？你们想进口这种轴承？不行不行！巴黎统筹有明文规定的……”
读者切莫以为我是处在一种受虐的臆想之中，也切莫以为中国仅因为是意识形态迥异才招致这样的不公平的。“不公平”？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你国力弱，你种族差异大，你喘出的“气儿”跟他们的不一样，总之只要你的形态跟西方有所不同的话，那么，他们压你，卡你，拽你，就是最大的公平。你的一切辩解和沟通的努力，在这种前提下更像一场早已拟定好判决的法庭辩论会，除了为你增加一层令人同情的色彩和一闪而过的恻隐之外，你只会看到法官茫然、空洞、急欲下班的眼神。
所以这就可以解释，百年以来，为什么当中国的书生们目睹一切异族的欺凌，总要痛问苍天——“中国何时才能强大？”所以我们每次都要跟那些美国记者们说同样的话：“你们不要以为制裁惩罚了中国政府，我们会感到高兴。任何一个有正常感情的人，绝不会容忍别的国家来毁灭我们的经济梦想，也绝不会容忍我们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文学情感被外来文化所吞噬！”
我们应当重估分歧。
不应使“求同存异”成为‘句空话、套话，或者成为掩盖对抗本质的遮羞布。
我读过许多散文小说中描述中国人所谓“不辱使命”、“发扬国威”的拙劣片断。那些寒酸的文人们，经常把外国人想象得跟他们一样寒酸。比如一个中国人用流利的外语引用他们的文化成果来装点知识，表现出东方式的俏皮，老外们就会“泛起一阵惊叹声，然后竖起大拇指：Good，Good，中国，了不起，了不起”。在这些文人笔下，中国人似乎总在取胜，随之而来的是社交上的成功：资本家的女儿迷他，显赫的职位等他，伟大的事业期待着他，但是，唉，苦难的祖国却在召唤他……我不是说这种廉价的道德公式基本着眼点有什么不对。但是为什么老是产生这种廉价的思想呢？——老是用这种梦幻般的公式来麻醉同胞，老是造成这种印象——海外的中国人总在理想人类精神照耀下前进，而辅佐他们、栽培他们的外国人总是纯纯的、憨憨的，可以随意被中国人所感染或驱使的。
好像只有在那里，人类合作才能毫无羁绊地实现。好像只要中国人争气一点，一条毫无痛苦的走向世界之路就展开在你的面前。如果都是这样，那怎么解释我们的同胞在那里受折磨的事实呢？
大约二十年前，成都的一个小礼堂为美国电影界人士放映了一部歌颂赤子之心、渴望中美友好的电影《第二次握手》。剧场里的美国人笑得前仰后合，不可开交。在那部令人羞愧的影片中，女科学家“丁洁琼”过着美国人都难以想象的超级生活，嘴里念着牛头不对马嘴的台词。中国小导演一厢情愿的大现形，中国人天真稚拙“美国梦”的无心流露，好像从那个时候已经显出一点意思来了。
一种说法广为流传，被报章引用了几十年，越引用越走形：五十年代美国一位将军说——愿意以十个师(一说五个师)换取一名毅然回到新中国的科学家。这种说法为什么被普遍地欣赏，也颇值得我们玩味。实质这就是一种别人哄起来的自大而已。人家就是那么一说(只是说出这么一个道理)，咱们就跟着起哄，认为中国人真的就那样精明到头了，以后中美打交道我们自然有大便宜可占。这种小国寡民式的自我麻醉天真到理论和现实不分的地步，实在应该让我们好好地低头思量一番的。
因为最严峻的事实是：尽管现代史上我国的杰出人物在别国得到了钦佩和赞扬，然而并未由此改变中国充满晦气的历史，也未改变大多数中国人在深夜里无奈叹息的命运。
如果说这一切首先怨我们的话，我认为我们的罪过是太相信西方列强。“把外星人想得太好”。
我们过高地估计了我们在“他们”眼里的位置。同样地，我们过早过滥地将美德推及于人，所以在民族心理上出现了“防”的衰变。
南京大学时殷弘教授在《西方对非西方：当今美国对华态度的根本原因》里这样写道：
“美国……不喜欢任何一个真正富强、不肯唯命是从的非西方大国。也就是说，这里除了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等原因外，还有文化心理和种族心理方面的原因。……除19世纪末到本世纪20年代西方曾接纳日本为列强之一、试图与之共掌世界权柄以外，西方世界可以说从未具备过真正容纳一个非西方强国的经历和经验。……西方对俄罗斯的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即使从亚洲人的角度看，俄国在宗教、文化和种族特质方面仍属西方。
“种族特质和文化心理的差异，加上国力的强弱，很容易被几百年来习惯西方优势的人们拿来当作区别敌友或确定异己的标准，哪怕这样做往往是潜意识的。”
应该说，通常是潜意识的，很大程度上是潜意识的。因为我们从未听过哪个西方国家的政府公报、党派宣言、领袖间可供发表的信件中这样提到，也不曾听说哪个“战略司令部”真有这样的计划。《说不》中的一些个冒险而真实的推理也被寄予了这样的“殷切期望”——拿例证来。这其实何尝不是个套子，逼着我们往“学究”堆里拱？逼我们楞装成大头鹰，什么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这样讲，谁谁谁又那样说。谁也别指望把我们拖出去，像阮小二那样把李逵骗入浔阳江。我们可精着?。
也许只有一百年之后，美国人愿变成中国人，中国人愿变成美国人，都不会招致任何闲话。也许只有那个时候，中美两国才能像“胞波”那样的亲善而无猜，两国人民走亲戚才能像中国边民到缅甸那样的稀松平常。在数百年形成的文明差异这样一个巨大前提下，任何一种不切实际的“天下主义”的企盼都是一种奢望。这不是煽动仇恨、怀疑和对立，而是基于对现实的尊重。巴基斯坦前总理布托回忆道：他幼小时在克什米尔山区玩耍，突然感到非常口渴，他欲向卖水人买一杯水喝。而卖水人则问他是什么教派，他如实回答了以后，卖水人把那杯清水泼到了地上。这个相当极端的例子使我们看到民族冲突中最黑暗的一幕。这种黑暗的现状能够将我们从阳光明媚的半空拉回大地。
毛泽东当年给了齐奥塞斯库一个面子，齐苦口婆心地劝：中苏不能再僵下去啦，希望能探讨一下重归于好的可能。毛回头问秘书：“我当时开列的时间表是好多年？”秘书答：“一千年。”毛遂告齐：“你既然大老远来了，我也宽宏大量些吧，九百年后再谈中苏友好的事情——你看，我一让就是一百年?！望大总统胡乱将就则个。”
其实毛泽东的话何尝不是出于无奈？
我讲这一些的意思，只是想告诉我们亲爱的同胞，感情不要太泛滥，热脸贴上去，只能导致人家避你避得更远。不是我们要做什么，而是他们懒得做什么，如果我们不想“食多吓跑了鸟”，就让美国这只大鸟呆在那儿吧，刻意去“求同”还不如无为而治的好。对美国人来说，中国的身份可疑，你去费力辩明什么呢？中国人有了越来越多的和老外打交道的机会，双方之间可能很随便，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拿来“开涮”。日出三竿，世界温暖，真幸福快乐哟。但我们不相信：假如说因为我们之间的信息畅通无阻，他们就可能视我们为他们中的一员。或者我们可以长期融洽，永远笑声不断，这个道理就像美国人把北京话说得再好，我们也绝不会当真视之为北京人一样。这就是一种无奈，我也相信人类学家也不会因这种无奈而忧心如焚。谁也不会急吼吼地去弥合鸿沟——人类有许多事要先做，中国事情会更多。中国的迫切心情就像越剧演员徐玉兰的著名念白——
“我来迟了——”
十年前我看《世界之窗》上刊载一个土耳其人在德国的遭遇：他在德国工作好些年，然则苦恼的是德国人不能认同他。有一天，在一次很融洽的气氛中，他买了啤酒请他的德国工友们饮用，大家都很高兴，这时，土耳其人认定“融合”的机会到了，他趁势坐在德国人旁边，德国人却说：
“走开，你这个土耳其人！你嘴里一股大蒜味！”
我亦读到过“孤岛时代”一位作家的小说，写的是一位欧洲人在上海同一户中国人做邻居的故事。中国太大见这欧洲青年挺可怜，便邀他来家里吃了几次小饭菜。中国家庭和这欧洲人相处甚洽——那欧洲人也自觉，每回都带些熟食来：可是渐渐的，欧洲人有点像蹭饭了，因为他穷——穷就是罪过，因此这家人开始烦他。他们找了一个方式对欧洲人说“不”，可是时机没选择好，他们正把饭菜藏掖起来的时候，欧洲人正巧端着一盘香肠进屋。他看到了这一幕，变得脸色苍白，他匆匆地将那盘香肠放到中国人的饭桌上，低着头出去了。
中国人很惭愧，那太太去敲他的门，小声问：“过来吃饭吧？”里面一个非常凄惨的声音回答：“我已经吃过了。”
这真是教我很难忘怀的辛酸场景。人穷就没有什么尊严可言，管你是哪国人。而对于眼下的中国来讲，她既是西方的异己分子，又雄心勃勃地在世界市场上争取更多的配额，人家不恨死你才怪呢。
不要说我把现实描写得“一团漆黑”，不要因为道出了人类差异及人类斗争的严酷本质就大惊小怪。中国究竟该不该有欲望？如何看待西方压制中国欲望的动机？我想：这应该是我们跟他们之间的最大分歧。
再论“费厄泼赖”就是应当缓行
平心而论：宋襄公应算是全世界“费厄泼赖”的最初执火炬者。他断然拒绝参谋官“半渡而击之”的建议，坚持俟敌军摆好阵形后才开始决战，这种做法，几近人类思想能够达到的最高道德境界。其实有时候智慧和聪明看起来几无差别，但我仍然坚持：如果采纳“半渡而击之”的战术并大获全胜，则是聪明的胜利——如若宋襄公的决定并不影响战争的胜利，并且能够帮助他巩固春秋霸主的地位，那么这场战争将成为智慧的胜利，并将深刻影响人类未来的思想。伟大和可笑只差了半步。
但是，现有的、按照西方程式编排的“国际秩序”，是否真正体现了人类竞争的最纯粹的“费厄泼赖”观念？
西方人历来认为最大的公平就是弱肉强食，有时我也情不自禁地苟同这一观点。尽管——当我剖析这一切时，我有一种作茧自缚的强烈感觉。因为，处于“半渡”状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除非对岸是宋襄公，否则永远是无法顺顺当当抵达彼岸摆好“费厄泼赖”战场的。于是这一切就值得探讨了：既然知道了对岸绝对不可能是宋襄公，那么为什么要求中国急急地进入别人设计好的“新秩序”之中呢？为什么中国不可以提出抗辩：我们还没有排好队形，你们就开始摇小旗，鸣鼓而攻？你们的一切所谓“新秩序”，都是掘好的为中国人准备的陷井——至少从客观意义上可以这么讲。总之，你们不愿意中国笑眯眯地站在世界大国之侧，而是希望中国在貌似公允的“费厄泼赖”之下丧失更多的发言权和检索权，以及利益的追溯权。
一个强大而民主的中国真的符合美国的利益吗？西方记者喜欢将这个问题颠倒了来问：“难道你们认为把中国搞乱了，搞垮了，对美国有利吗？那时对美国来说也是很麻烦的嘞！”如果我们犹豫片刻，表示出对这个问题可以有某种认同或可以再研究，那么他们会眉头一挑：“你看嘛，美国并不希望一个动乱的中国出现，所以我认为一个强大、繁荣、民主的中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如果都以非A即B、A假则B真的逻辑看待问题，那么中美关系中的一系列麻烦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美国对华政策是矛盾重重的，这种矛盾不仅是美国国内政治观念分歧的产物，而且可以不乐观地讲：当你看到全美国政治势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现出的同仇敌忾时，你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哪一种趋值会更大些。所以这种上升着的矛盾——让我们越发感到遏制之矛正在刺穿理性之盾。
是的，可能一个动乱、分裂、贫困的中国会给美国带来麻烦；但对他们来说，这种麻烦出了也就出了。“既来之，则安之嘛。”苏联解体、格鲁吉亚内战、阿布哈兹战火、车臣战乱，美国不是照样过来了吗？老美不畏乱，奈何以“乱”惧之？美国什么大世面没见过，苏联那么大个儿，都给收拾得服服贴贴，你中国算老几呀？
我们承认，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是出自痛苦的历史反思，用句流行的话说，也是在“检讨历史”——我们自己的动乱历史和我们的凌乱脚步。毛泽东三十多年前就预警过中国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当我们走向世界时，我们带着一种惭愧的心情，并且收敛了一切的夜郎自大，甚至不惜自轻自贱。我至今认为：柏杨的大批判对中国人来说是有百益的。中国人也要有“谢罪意识”——对那些在贫穷中呻吟的人们，对得不到很好照顾而发育不良的孩子们，那些本可以成为体育明星而如今却作为木讷的农村家长苟延残喘的人，那些本可以成为优秀的市长而现在却是不得不为“转正”而奔波的民办教师。你们看到的是一个惭愧的中国，一个收敛了攻击性而变得温柔的中国。但那种惭愧心不是对着别国人民的，我们对别国人民没有欠什么情。——六十年代在四川，一群疯狂的饥民不顾军人的鸣枪警告扒开了卡车上的粮包吞食生米，当他们看到粮包上写着发往越南的宇样时，便用悲号着的声音劝阻他们的亲人：这大米是给越南兄弟的，饿死也不能再吃。我们回去吧！——相信每一个中国人目睹这一场面都无法抑止住自己的感情。所以无法在满目疮痍的起步中侈谈中国对全人类的贡献。中国经历苦难之后需要开一开小灶，给自己添点营养品了，中国顾不上别人，要给自己的人民“吃米饭、住瓦房、穿绸缎、喝肉汤”了。中国应强调追求国家民族利益是自己对外战略的逻辑起点和根本任务。实际上，每个国家都在这么做的。我们开始了以自我为起点的算计，我们也尊重了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费厄泼赖”的事实，如我们的劳工付出了比美国工人、日本工人更艰辛的劳动，而只能从美国老板、日本老板或别的老板那里得到相当于他们在国内应付的二十分之一、十五分之一的工钱，从我们的政府到我们的劳工却对他们笑脸相迎，真心感激他们的赏光，我们振臂欢呼他们过来剥削，刘少奇四十年前在天津说：“剥削有理，剥削有功！”所有的亲爱的外国资本势力，来吧，开放的中国盼望你们剥削。要奋斗就必须有牺牲。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工厂等待开工。在我的家乡重庆，若干工人每月只能领取价值几十斤大米的救济，涌现出一些非常令人悲痛的事件和现象，几十年来在中国享受非常自尊地位的工人阶级，正在无情的市场法则前处于无所适从的境地，可谓“念兹断人肠”。可是为什么自1992年世界银行的报告一出来，西方的腔调全变了呢？一时间我们就是第三经济大国了，这回不行了，你不能混在他们一堆里要优惠条件了，你们得跟我们“费厄泼赖”。你是老三嘛，坐过来，你看，老三，这事咋办？老四和老五都说你做得不对呢……甭跟我搞“劝进”！你不是孙权，我也不是曹操！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第三经济大国”？一个工人辛苦一月所值只是两件中美合资的衬衫，一个普通工薪族一周的收入只够下一次饭馆，这算什么“实际购买能力”？
匆匆地，不加辨别和心悦诚服地加入他们的体系和思想是有害的，他们的体系中埋伏着杀机。我们知道：不可能一切都遂中国人的心愿。我们将以我们的重大牺牲为代价换取中国复兴的最后机会，但他们不能要求我们像西方七国那样摇摆着身子同他们“费厄泼赖”。战后日本的第一代著名女记者波多野美奈子从东京飞来北京，我问她：“您二十年没来中国了，您觉得中国的情形像哪个阶段的日本呢？”她笑吟吟地脱口而出：“六十年代。”这就是波多野美奈子才到中国几个小时的印象——在中国最漂亮、豪华的地段看到的印象：气势宏伟的首都机场高速公路、繁华的东单商业区、富丽堂皇的天伦王朝饭店，这里有巨大的穹隆、五彩缤纷的喷水池和欧洲的歌剧音乐。她还没有看到重庆解放碑附近陈旧的居民区和简陋的小吃摊子，没有看到长城脚下大汗淋漓的打柴人，她就脱口而出：“六十年代。”乖乖，我恨不得劝她别再去看其它地儿了。
而一旦中国不愿钻套，一旦中国脖子梗起来，有点不那么听他们摆布，他们就开始嚷嚷着要遏制中国。汤正宇拍着英国《经济学家》的封面质问：“这不是遏制又是什么呢？”——那位作者从伦敦飞来北京，在建国饭店里逐字逐页地解说他的本意，急得眼睛都鼓了出来——一时间我们笑了起来：挺可爱的一个老哥们嘛。但是否因为他解释过他写作的本意——“归根结底不是遏制，”我们就把所有的不愉快烟消云散了呢？那么大的一个封面，那么醒目的一个标题，怎么可能否定得了呢？况且遏制中国这种理念，也不是始作俑者出面否认就可以烟消云散的。这也不怪他，本来他表达的就是一种浓厚的思想——这种思想来自战略思想库、影子内阁和交易所。然而在这一切一切的背景下，“费厄泼赖”又算是哪家的“费厄泼赖”呢？
英国人阐述了一个非常荒谬的观点：鸦片战争对中国有积极的一面，因为中国不愿加入世界贸易，拒绝“改革开放”，于是乎免不了打，没什么公平不公平可言。香港的教科书把鸦片称为“特殊物资”——好像这么一改，大规模以武力倾销毒品的国家罪行就可以变成向中国倾销头痛药和镇静剂的贸易纠纷了。这一切，似乎都是为着故意去惹怒中国人。我认为我们首要的不应该是单纯地生气。看看眼下的世界，可生气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每件事都要生起气来，那会怎样一个“惨”字了得？——最近谢晋为香港回归正拍着一部《鸦片战争》，我觉得届时倒可以去看一看，看一看西方当年是怎样建立世界秩序的。
同样是侵略战争，西方没有像日本和德国那样受到惩罚，据说这样符合了一个道理：为强制建立一种新的人类秩序而犯下的罪行不可以当做“罪行”来对待的。就像英国早期原始积累的“羊吃人”和美国血腥的西进运动没有人要求惩办罪犯一样。这是历史的一种正常形态。历史好像也没有刻意去追究哪个特定的人或政府的责任。这种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冷峻历史观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呢？——世界从此两极分化。如果当时建立人类新秩序的原初意义是对的。那么，时过百年之后，世界的穷富格局基本上还是当初的那个样子。我们不禁要问：那些对中国要求更多补偿和更多照顾的指责难道是特别有道理的吗？我们对现代的这种国际秩序发出的深刻怀疑难道不值得西方老爷们扪心自问吗？西方难道不对第三世界的阶级搏杀、战乱动荡、离心势力的风起云涌负有最大的、最不可推卸的责任吗？
一言以蔽之，我们从历史沿革方面得出了反“费厄泼赖”结论，难道还是“不顾事实”吗？还需要多少事实、多少尸骨、多少饥饿疾病者的眼泪把那种血淋淋的教训重新演示一遍？
是的，百多年来，几乎所有的非西方国家都尝试过走西方之路，都被迫以牺牲为代价进入西方的规则之中。有什么办法呢？不进入只有被淘汰呀。可是一旦进入了以后就发现这是一个很欺负人的规则。于是开始懊悔但不能退出(退出就是倒退)。于是便发出修改规则的怒吼。即使在资本主义初期，它的血淋淋的积累也并不是没有产生过逆动——空想社会主义诞生于对非人道的原始资本主义的批判，它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影响人类生活的后果。一切修改规则的声音，体现在亚非拉人民民族独立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之中。这种战争和战斗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过程，因为它是以国土战火燃烧、资源严重浪费、专家大量流失、社会发展滞迟为代价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在国家独立、人民革命之后并未真正走向繁荣富强之路。因为我们丧失了与规则契合的可能，也因为我们为强调民族的自由尊严而不惜食野草为生，向西方帝国主义发出几近悲怆的抵抗——我们的反帝就是为了维护这种尊严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人类价值的终极意义上讲：这是不幸的；而这是民族元首、民族领袖们不得不为之的，是广大群众崇仰的信念并且极力维护的。一旦我们以勤劳和真诚再度进入规则时，我们发现这规则对我们的歧见因鸿沟的扩大而加深了。而且亚非拉知识分子、经济界人士和政治家最大的发现是：这种规则的狼性——即吞食弱小者的利益以壮大国际资本、维护少数国家的领先优势，已经不再是吞吞吐吐羞以道破的秘密了。
那么，这种规则下的“费厄泼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请回顾一下历史吧，40年代美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署的一系列合作条约，如《中美航海条约》、《中美通商条约》，条约的文本可谓无比“公平”，堪称富国同穷国合作的光辉典范，让崇尚自由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热泪盈眶。看看这些令人心驰神往的条文：中国人可以自由地到美国经商、开矿，美国人也自然享有中国境内的上述同样权利；中国的轮船可以自由地在密西西比河及美国的任何一条河流从事商业航行，同样很自然的，作为友好的交换，美国的舰船也可以在中国的河道上航行游七……然而我们只是看到美国的布匹、美国的奶粉在中国肆虐，美国的炮舰上至重庆下至吴凇口大模大样地游弋，这本是很简单的道理——中国人没法去美国开矿山，也没法把自己陈旧不堪的小火轮开到密西西比河。《一千零一夜》中一个爱搞恶作剧的富翁用空气招待他的客人，他在空中划拉一把，然后把手伸给他的客人：“你再尝尝这块糕饼，要快吃！不然蜜就要流掉了……”以上的条款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是更像恶作剧呢？快来吧，亲爱的中国盟邦，快来美利坚开矿；通航吧，不然蜜就要流掉了。眼馋吗？叹口气摇自己的小舟吧。可要小心点，美国大轮船过来了。
这一则故事表明了现代世界的“费厄泼赖”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性急的同胞动不动就主张“跟国际接轨”。一位长者对我说：“莫信那个东西！‘接轨？’接上去你才晓得撞了鬼。”
我们的某些同胞至今还对西方制定的“秩序”抱有幻想，他们也跟着西方厌弃中国。某种意义上，他们甚至比西方还要十倍地厌弃中国、他们觉得：中国的事已经够麻烦了，再说“不”怎么得了？“中国威胁论”已经使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很恶劣了，再说“不”，不是更要置中国于死地？我不认为这种维护西方价值的论调是高尚的行为，我也不怕得罪那些“正人君子”——我要说：这是一种“恋主”者的情结。
附文
从《中国可以说不》看中国新一代对美态度的改变
新加坡《联合早报》 符懋濂
中国五位年轻作家最近出版了《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反映了中国年轻一代对美国态度的改变。本文作者介绍了中国年轻一代对美国态度的改变，并分析了造成这种思潮日益普遍的背景。
《中国可以说不》是由五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作者共着的政论集子，其中张藏藏、宋强和乔边，年纪在三十岁左右，都是著名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生，属于中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
据报导，这部约35万言的新书在今年5月出版后(初印5万册)，曾掀起争购热潮，成为北京最畅销的书，并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广泛注意。除了报章的推介外，还有对作者的专访，以及即将在海外出版英文翻译本和繁体字本。
笔者认为，《中国可以说不》能够洛阳纸贵，吸引中国广大读者先睹为快，并非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心理的真实反映，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从这本新书中，我们可以窥视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态(政治意识形态)，尤其对于美国和日本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所作所为，表露了极其强烈的不满情绪，更可以“把它看成是广泛的民意的映射”。
由亲美转变为反美
他们首先追述自己的心路历程：在八十年代初即走进“亲美情结”，“绝大多数学生是以美国的价值观决定自己的价值观的”，他们当然也不能例外。美国的自由与民主，美国的，总统选举，美国的好莱坞影片，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无一不令他们羡慕与向往。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这种感情的根深蒂固是真实的，它不一定以十分狂烈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深沉的、持久的，甚至是温馨的状态，左右着我们认识现实的尺度，影响着我们的追求。”“要讲寻根的话，我们的根全在美国——看到美国影片真亲切！”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青年以好奇心理迎接西方文化，并且尝试接受其价值观，是很自然的事。然而，他们一旦了解真相，发现“美国并不美”，发现美国处处和自己的国家为难、敌对时，民族主义自然就取代了世界主义，“亲美情结”终于被抛到垃圾堆里了。宋强在1986年和巴勒斯坦学生代表的接触，带给自己极大的冲击。他自我批评道：“我突然发现我们平素的似乎‘上进’的东西，其实是很势利的，一个失去家园的民族，在为自己的基本权利战斗着，而在中国某大学的一个沙龙里，一群太平犬却在奢谈着‘以色列的英雄’和山姆大叔的‘世界责任’……”
日本不宜成为常任理事国
到了90年代(即后冷战时代)，宋强及其它四位作者既然看穿了美国扮演的警察角色的真正动机和各种霸权行径，反美、仇美的思想感情更是油然而生，日益炽烈。这是因为从西藏问题到台湾问题，从人权问题到武器出口，从人口政策到知识产权，从最惠国待遇到加入世贸组织，从争办奥运会到南沙群岛争端，身为当今唯一超强的美国都利用它们作为遏制中国的筹码。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指望中国青年继续怀有“亲美情怀”呢？去年一次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是中国青年最讨厌的国家，这与《说不》所表达的情绪不谋而合。如果美国不改弦易辙，不放弃遏制中国的政策，很可能进一步激发中国青年的反美情绪，再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这可能不是美国国会和白宫所喜闻乐见的，也不是美国在亚洲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所在吧？美国为什么，这是漠视历史教训，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呢？
在口诛笔伐美国对华政策的同时，他们也不放过对日本的批评。张藏藏首先指出，日本对于二次大战的战争责任，一直抱着“暖昧”态度：它既不愿承认自己战败与无条件投降，也不愿像德国一样自我反省与向受害国负荆请罪，更谈不上主动作出赔偿，所以和亚洲国家之问的鸿沟始终无法填平。
他们认为，“中国为了实现与日本邦交正常化，其胸怀的宽广是日本许多政治家所无法比拟的。”显然，所指的是中国当初放弃对日索取赔偿在战争中的惨重损失。这一做法不但没有博取日本的真诚友谊，反而换得“恩将仇报”。近几年来，“日本总是把背朝向中国”，经常参加美国的反华大合唱，如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为难中国的核试炸，暗中支持台湾的分离主义，到处散播“中国威胁论”等等。因此，这位作者觉得当年中国放弃战争赔偿，似乎是一种失策。“是否可以把这个问题先搁置起来、留待时机成熟再结算呢？”这是该作者对赔偿问题的质疑、或许也是中国人的普遍心态，民间索赔组织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个愿望和要求。
尤有甚者，日本国内有人篡改历史，把侵华战争写成“进入中国”，试图否定“南京大屠杀”，参拜靖国神社为法西斯招魂，已使日本的国家形象受损。而在国际事务中，日本向来唯美国马首是瞻，或充当美国的马前卒，完全不具备一个政治大国的条件。
基于以上几点理由，本书作者认为“日本应该韬光养晦”，“在某种意义上，日本的无所作为就是对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换言之，至今为止，日本并不适合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也不应赞同它的申请。
五位作者众口一词地肯定，美国正在利用台湾来牵制中国，企图阻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甚至炮制“中国威胁论”，挑拨离间中国和邻国的友好关系。而台湾当局又仗恃美国势力，并充当美国全球战略棋盘中的棋子，更令中国人民反感与痛心。
针对美国出售武器给台湾，允许李登辉访美，他们表示了高度强烈的不满情绪，并指责美国背信弃义、出尔反尔，违反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
在中国进行军事演习期问，美国国会中有人高唱“保卫台湾”，美国政府甚至下令将舰队开往台湾海峡，“监视”中国的军事演习。这更令作者们热血沸腾、义愤填膺，向世人喊出“台湾是中国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并且进一步誓言，为了国家主权的完整、领土的统一，为了民族的尊严和子孙后代的幸福，他们“要准备打仗”，因为“武力不仅是维护尊严的手段，有时候也是赢得和平的法宝”。华盛顿已有两道阵亡纪念墙，分别纪念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阵亡的美国大兵，但作者宋强认为还不足够，因为“将来若有那么一天，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逼迫我们再奉陪一次，我们郑重建议：在华盛顿建造一座更大更宽的阵亡军人纪念墙，预备刻上更多的美国青年的名字。我们深信，那座大墙将成为美国人心灵的墓地。”
如果说美国当年从法国手中接管南越，并直接介入越南战争是一种错误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目前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恐怕又犯了类似的错误，即忽视了民族主义所能发挥的巨大威力。以武力威胁中国，只能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迫使中国为了自卫而建立较强大的海军力量——包括建造航空母舰在内。
北京政府再三声明，为了阻止台湾独立，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看来的确具有广泛而坚实的民意基础，获得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即使不是全体)的全力支持，所以是言出必行的。
中国必须尽快富强起来
爱国主义与乐观主义洋溢在五位作者的字里行间，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充满着自信心与自豪感。作者乔边兴奋地描述着中国的发展宏图：“从1980年到1995年的15年中，中国完成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任务。……到200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可达1000美元……2025年达4000美元……2040年达12000美元。”接着他又强调：“历史给予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契机。不抓住这个契机迅速发展壮大，到头来还要受人家宰割。落后就要挨打，挨打之后就更落后。这是历史的经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为了彻底雪洗百余年来蒙受的奇耻大辱，更为了避免再受西方霸权主义者的欺凌与压迫，中国必须奋发图强，尽快把自己建成一个强大的、统一的现代化国家。这不仅是《说不》作者的共同心声，更是12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笔者坚信，在此时此刻，这个共同愿望主导一切，也压倒一切。凡是有助于实现这个愿望的方针、政策，都能获得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如果某些人认为：一党专政不会持久，中国即将分崩离析；“自由民主”将大行其道，中国即将“和平演变”，假人权之名行制裁之实，亦能引起中国人的赞赏与响应，那么，他们最好到中国大陆进行民意测验，切实了解中国民心的向背。
毫无疑问，在现阶段的中国，人权、民主、自由以及其它的西方政治价值观，绝对不会像“可口可乐”和“汉堡包”那样畅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牺牲小我的精神，或许已不及老一辈人；但是，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民族情愫、爱国节操始终居于重要位置，《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及其获得广大读者的热烈支持，就是一个很切实而有力的例证。
《说不》的优点和缺点
《说不》深受读者欢迎的另一原因，是其内容丰富，取材广泛，实例很多，可读性很强。看来作者们的确学识广博，就连脱衣舞星狄美·摩尔的收入和麦克菲在新加坡受鞭刑等花边新闻，都被本书引用，而且不忘称赞“新加坡人的骨头同样是硬的”。
本书五名作者都是自由撰稿人，所写的当然不是“官样文章”，而是个人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完全不依照官方口吻说话，不属于“遵命文章”，所以给读者带来了真实感与清新感。
本书和传统的学术论著不同，完全舍弃令人讨厌的注脚，取而代之是以多篇附文和附录，作为立论的依据，其中包括《为什么我们必须遏制中国》和《战后美国军事行动概览》，都很有参考价值。
五篇文章虽是一气呵成，但在书中出现不少妙语，例如：“美国谁也领导不了，美国只能领导自己。日本谁也领导不了，有时日本连自己都无法领导。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中国说不，不是寻求对抗，而是为了更平等的对话。”
本书作者似乎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所以书中警句妙语处处可见，如“西方新闻自由，已经渐渐地被猎奇的自由、想象的自由、偏见的自由及歹毒的仇华心理所充斥。中国首先是邪恶和残暴的——然后再设法证明这一点！……”针对美国当权者的对华心态，本书写道：“既怕中国强，又怕中国弱(弱必穷，弱则首先有利于日本)。既怕中国富，又伯中国穷(穷就买不起美国货)。既怕中国稳，又怕中国乱(稳必强、乱必弱，乱必穷)。美国对华政策矛盾、混乱，就来源于此。”
在大小标题的拟定上，本书以短句代替短语，其中有些颇具新意，如“苍天当死，黄天当立”、“西方不亮东方亮”、“不死的麦卡锡”、“一些人看到杯子是半空的，却看不到它也是半满的”如此等等。
以上都是《说不》的优点。至于弱点，以下五点最为明显：一是某些立论缺乏深思熟虑甚至过于草率、武断(如预测不出15年，西方经济必然要出大问题)。二是某些内容过于偏激，过于情绪化(如号召记住仇恨、抵制美国货以及“实行无情的人民执法”)。三是内容缺乏系统性，各章节之问，各段落之间，连贯性不强，有时甚至变得支离破碎。四是遣词用字不太讲究，有些文句不经修饰，显得粗枝大叶，结构不够严谨，甚至不够顺畅。五是错字别字屡次出现，如将“蔓延”写成“漫延”、“基本权利”写成“基本权力”、“心理”写成“心里”等等，也成为本书的瑕疵之一。
《中国可以说不》尽管存在一些缺点或瑕疵，它仍不失为一部值得细心阅读的好书。对于正在或将要和中国政府打交道的人士，包括克林顿总统、桥本首相和李登辉先生，都应读一读这本书——如果他们真正尊重中国大陆的人民与民意的话。
“恋主”者的哀愁
我老早就说过：中国人喜欢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饶舌，但面临重要事实时，他们的态度往往是简洁而深刻的。当越来越多的各类意见摆上我们的案头时，我们的态度是将所有的辞句、段落都认真拜读一番。我愿意告诉辱骂者：不要指望我们会像小公鸡似的扑腾起来，不跟你计较倒不是因为出于讲“风度”——因为我们有别的事要做；我愿意告诉那些站姿倾斜、视线扭曲的批评家，我不会天真地恳求你重新摆正位置再扑过来，我深知这种“倾斜”是一种技巧，是你赖以养家糊口的手段；我也愿以真诚的心告诉那些我们感觉到是“言之有物”的批评者——比如《亚洲周刊》社论的作者，我历来认为正当的批评比起那些无原则的溢美更有助于我们接近真理，即使这种批评者开列的条目我们认为是必须删除的。
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试图用“《日本可以说不》的学舌之作”来贬低《说不》的严肃意义。我们几天后就作了回答，我们模仿着香港念白冲着老李说：谁学谁的舌，你搞清楚噢！——这是不辩自明的。我同意这样的话：“中国政府历来是该对美国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我绝不同意这样的结论：“没有必要专门说‘不’。”什么叫“没必要”？难道你没听到茫茫人海里的“Yes”信号吗？难道你没觉出楞逼着我国说“Yes”的挤轧吗？我们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去搞《红楼梦》的续书？况且一个书名、一个标题、一个意识，受别的书名、标题、意识的激发，这也是写作的一个特点，这个最简单的道理还需要我专门举证吗？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太没意思，太没意思。
一个人最痛苦的是要去回答一系列没意思但好像挺有蛊惑性的观点。张藏藏对我说：“这个工作得做，并非每一项工作都是吸引入的，也许工作本身就是枯燥的。”我抬头看见了你们——亲爱的中国同胞，委屈你们了，让我们一起枯燥一番吧。
我长期认为美国人最有幽默感。我不知道是文化差异还是别的什么，为什么许多批评都集中在《说不》不太重要或者说是一些“消闲性”的段落和辞句里？这种情况，在我们同记者们打交道时尤为明显。有一次不知谁说：“你说我是义和团，那就叫我新义和团吧。”哇！我的妈呀，记者一溜小跑跑到中国动态版面上大呼小叫：“义和团又来啦……”——不过这个我们今后确实需要注意一下，差异会带来麻烦。据说王朔的小说在台湾也没有多少人能看懂。有一首咏王昭君讽汉元帝的诗这样写：“耳目之间尚如此，千瑞安能攘狄夷？”中国人之间都可能有误会，何况老外乎？——我不会急吼吼地去澄清什么“误会”，做得受得，况且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但是某些事情流传得太歪门了，你又不得不使劲去拧一下，你总得跟读者有个交代嘛。
比如乔边写四大发明的那一章，我觉得挺好的，愤懑的表达也挺到位的。他讲了一个关于调查四大发明“知识产权”是否在美国得到保护的笑话。是呀，“谁保护中国的版权？”“这个帐又怎么算？”这是一种见解，一种很有力量的反话。问一问怎么啦？拿那些趾高气扬的美国贸易代表们开一下涮又怎么啦？我就是看不惯你！——喔哟，不得了，你看你那鼓噪劲哟，你不嫌累吗？你可别吓着孩子！那位“何方生”兄(我真怀疑他究竟是“何方生”？)不厌其烦地论证“知识产权”是怎么一回事，他想象我们跟阿Q似的摇头晃脑：“我的祖先比你阔多了……”然后再幽他一默：凶叉叉地扑将过来向全体中国人索赔爱迪生的专利：电灯、留声机等等等等，以为写出了大手笔，我猜他这时肯定把老婆摇醒：“大令，听这一段，……这回他们肯定是欲哭无泪啦，哈———”
我的确欲哭无泪。我追思着一位古代的“才子”，他写出“远看城楼齿锯锯”的名句后陷入深切的悲痛之中：“看来像我这样有才气的人一定为上苍不容，没多少日子可活了，呜呜……”
“何方生”仁兄哟，今后的日子怎么办，多惦量一点吧。
我倒不是因“何方生”的薄力而欺负他，应该说：他是有代表性的，尽管他不是一个称职的代表——比他强的“称职”的代表有一大拨儿，如苏晓康、苏绍智等都是。我为啥把他提溜出来说？是因为他唤起了我熟知的记忆——那种充斥着“阶级仇恨”的年代极欲食其肉寝其皮的吞噬冲动，他使我想起了广播——那种人类力量极端对峙的年代的“敌台”，如十多年前我偷听过的“自由中国之声”和中越战争前后的河内“越南之声广播电台”。
我点起一根烟看着案头上那些触目惊心的辱骂文字，那些不把我们批得体无完肤誓不休的“宏言大义”。突然想象起那些人的面孔——我猜：那些在语言的硝烟中与我们凶恶地撕掳的中国人，不管他们的作风和意识多么叫我看不起，但今晚他们一定和我们一样忠实而友爱地生活着。他们在疾书诅咒另一群中国人的同时，玻璃板下也许夹着爱人的照片，儿子学校的电话号码。他们靠写文章获取收入——这收入也许就用作女儿的嫁妆、寺庙的布施和水灾难民的赈济。一想到这些，我心里甚至出现了温情的荡漾，所有的轻鄙和憎恶一?那不复存在了。
同样的，当我看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蓝天、国旗下行走，我总在想：他们中间有大职员和小老板，有军警和小偷，有为十块钱小利从东城区奔波到西城区的人，有为一次早茶而一掷千金者，有失业者和专业户。这样的中国人似乎是干差万别的，他们也可能正在相互利用，也可能展开着智力和体能的撕掳，也可能在温情中相安无事——但我并不认为这一切的差别会导致未来的分裂。即使他们中间出现人渣，我们也会治疗他们、饲食他们；即使他们因触犯刑律而被判处死刑，我们也会关怀他们，传递他们亲人的口信，给他们热水毛巾；当他们受死前爆发出恐惧，我们会给他烟抽，陪他聊天，细心地笔录下他的遗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中国人是无差别的。
但是，当那种中国人——他们和我一样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婿——把环境和现实中的愤懑扩充到整个中华民族及民族赖以营养的国土、文化和社会形态时，我们是否还天真地以为：“差别”是可以弥合或无伤大雅的呢？
中国是容易出奸逆的国家——汉奸是人所共知的词语。
时下的中国，有的是“恨不得换掉自己的血”的人。也许只有中国才有过这种时髦：一个中国人在沙龙里白眼邻座：“甭跟我扯！美国才是我的祖国……”会博得支持的笑声和语意双关的掌声，即使有人听不惯，也绝对不敢言语。只有中国才有这种乖戾的空气：不正常的被视为正常的，正常的倒长期被视作不正常的。当《河殇》的一位执笔人打电话破口大骂某报刊登石中先生《激情的阴影》(一篇非常客气连“商榷”都算不上的文章——这是中国报刊界第一次对《河殇》表示不敢完全苛同的文章)时，我们哪里还看得到什么“民族霸权主义”？全是“民族虚无霸权主义”！当那些亲美的思想把持新闻界、文化界时，又有谁肯支支吾吾地指出来：“如真正替中国国家利益着想，岂能如此轻率？……”让那些今天看到事情闹大了，貌似公允地出来劝“说‘不’对中国只有百害而无一益”、“民族主义已经失去现实根据”、“西方没有围堵中国”的人，去他的吧！
在北京的近两个月里，我听到的很多事情令我强烈感觉到：《说不》中指出的“弥漫全国的亲美空气”并非夸大其辞，而是相反。我的意识深处曾有一个误区：认为时下亲美的主流仅是一些缺乏教育的“小毛贼”以及世俗社会的陋习而已。我错了，我内心太温和了，当得知介绍《中国可以说不》稿件在某报被从照排间撤下来的真相时，我突然感到一种惶然：我们几位作者对美国说“不”，为什么会招致那些中国人的不满？我不会橡“大人物”似的置之一笑，相反，我会在乎这一切的。史沫莱特描写朱德将军面对报刊辱骂之为“赤匪”时的表情写道：他神情忧伤地垂下头来，呆滞、痛苦的表情宛如古代的悲剧人物。我们几位书生模样的作者照片刊在香港杂志上，舆论称是几个“相貌纯真”小毛头，可以想象当辱骂加身时我们的心情。我们是人类，不是神仙；我本人口讷，不善言辩，我虽正在学会用良好的心态面对一切讥嘲和贬斥，但我们仍然不能面对那种躲藏于深处的尖冷安之若素——那种尖冷和怨毒可能就来自我的同胞和同行，我为遭受他们的痛恨感到不安。
但是我认定：假如有那样一种中国人存在的话，他们也不会有更多更新颖的秘密的思想。他们秘密的思想的一部分——就是我曾经袒露过的我曾有过的思想，他们的其它的更高级的思想，就是“前精英”们正在畅所欲言的思想。
石中先生发表于上海《文汇读书周报》的《新的老调子已经唱够了，总得有人唱点别的》，其中有一段话被删去了，而我觉得这段话是最不应该被删的：“不允许批评美国，已经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正确性’(Politicalcorrectness)，谁违反了这个‘政治正确性’，便是大逆不道，道德败坏，大家群起而攻之，立即将你封杀。”——我觉得这回还好，没有被“封杀”。因为新闻是必须遵从规律和公意的。但面对前“精英”们和一些我长期敬仰的大知识分子，他们根深蒂固的以西方价值观俯瞰中国的做法，却不能不使我感到失望和郁闷。
他们说来说去无非想表达这样的意思：在一个全球走向开放和合作的年代里，“说不”声音的发出只能使中国走向封闭，并再回到对抗的老路。民族主义是落后的、狭隘的形态，容易演变为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而这注定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而他们看没看到？他们设想的这种反面结果又恰恰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外交竭力避免的。而又有谁曾经体谅过中国呢？面对一桩桩美国人公开欺负我们的事件，他们又何曾说过——“国际霸权主义不可取”呢？
应预料到这样的结果，当一些中国人发出对国际霸权抗议的信号时，会有另一些中国人跳出来帮腔——当然不是帮我们的腔，他们是如此迷恋“合作至上”而蔑视强调中国国家利益的说法，令我想起了半个世纪以前的一帮子中国人，他们也是以这种腔调来教训愤怒的中国人的——“依激动啥名堂？国际联盟自然晓得会来处理的。”我们忍不住喊了几嗓子，他们就说：“当心会给日渐缓和的中美关系带来不利后果。”活脱脱一个“友邦惊诧论”的现代翻版。
请回想一下，有多少年了？我们老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中——羞于坦明我们自己的国家立场，为我们认同国家立场而感到不自在甚至是……“耻辱”！当你活生生地在国旗之下呼吸、劳作、投资、盈利的时候，当你在中国的秩序下生殖、运动、旅游和阅读的时候，难道你不视中国的法律、中国的国旗、中国的海军、中国的体育队、中国的货币和中国的白皮书为你的一部分？难道你不视你伪饰的大家风范为一种矫情？个人和国家的剥离，难道不是一种虚幻的妄想？我们不会刻意呼唤哪个人去做民族英雄——民族英雄辈出的时候，正是中国土地上山河燃烧的时候。——而在和平时代里的我们支持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中国、不结盟和致力南南合作的中国、开发南海的中国、致力于国土和人民全面统一的中国，为什么要感到难为情呢？那些声音低沉、断定作者是“亲政府文人”的人，那些作为“大知识分子”和超级“精英”的人，他们有什么资格指责我们“亲”这个“不亲”那个？即使是按照他们的“政治正确性”和政治品德标准，《说不》的随便哪一个作者不比他们清白一百倍一千倍？他们有的人曾是左倾路线最狂热的执行者，有的是整人专家，有的靠溜须拍马以不公正手段取得学术地位著称，为同事所不齿。他们以往的既得利益从哪里得来？用什么手段得来的？恐怕他们比谁都清楚，他们比谁都聪明绝顶。当西方节节胜利，东方走向式微的时候，他们心里的那本《战国策》则已稔熟了，可以开始实践了，于是乎他们幡然一变，登高一呼，好家伙，一时间似乎“全国景从”。他们在大学学堂里吃香，在闲人们的周末聚会里吃香，在附庸风雅的企业家晚餐会上吃香，在海外出版物里吃香。那些因对政治形势看走了眼而呼喇喇失去权势和地盘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百无聊赖的落寞当中像屈原维护楚怀王那样维护着美国，更多的是出于一种需要而不是他们的政治节操。他们的痛苦已不能够引起尊敬，他们满怀恋主的哀愁，诅咒着经济增长、雄心初现的中国，跳着脚诵念着“天灵灵、地灵灵……”希望中国按照他们在研究室里描画出的轨道运行，然后像开黑店的掌柜那样，在中国出现眩晕的那一瞬间跳将出来拍手欢笑：“倒也！倒也！”只要北京开大会欢迎他们，他们是什么代价都愿意付的——当然这代价是以中国为抵押的，他们不藉以中国的休克或坍塌为抵押，这就是他们新版“战国策”的基本思想脉络。
可惜，这样的货色还有几人会目光驻留片刻？中国现在已不是政治冒险家的乐园，也不再是美国思想的理想推销地区了，听听“传讯”电视台的主持人怎么讲的——
“如今哪个大学教师胆敢在课堂上公然讲美国好，那他肯定要惹来一片嘘声。这几年的变化真是不可思议。”
真的不可思议吗？我觉得好理解得很。
美国人对这种变化负多大的责任？——说句不怕犯忌的话，我真可以凑到你耳边叽咕上那么一句：“本来你们可以赢得选票的，可是，瞧你们自己闹的……啧啧，这年头我的话还有谁听？”
长使“英雄”泪满襟?。
有道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丢掉幻想 准备抗争
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呢？
“西藏雪山王国”屹立在西部，它包括西藏、青海、新疆邻近藏北的地区、云南省的大部、四川西部原西康地区和成都市以及甘肃省的藏族居住区。
而“雪山王国”的北邻则是以原新疆及宁夏、甘肃大部为主体的“东士耳其斯坦国”。
内蒙古则纳入“大蒙古国”范围，它的疆界南抵居庸关。
曾被人民唾弃的“满洲国”在东北地区死灰复燃，这个“新满洲国”将视对日合作为“新国家”的基本国策。——这个国家可能还要把触角伸过大海，就像当年的东、西巴基斯坦那样，将山东半岛变成联邦国家的一部分。
台湾自然地，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还包括福建省和富庶的浙江省的一部分。
两广也宣布独立，成立以香港为首都的“主权共和国”。
且慢！这还没完。为防止将来有新的军事强人或政治强人重温统一之梦／在这些新的“共和国”与“中国”之间还会涌现出一些缓冲国和“自由市”，就像历史上刘豫的伪齐国那样的畸形“政治实体”。
那中国还剩下了什么呢？
未来的中国就正如我们在历史地图册上看到的公元前的国家版图，仅比商朝疆界稍稍大些。这样一个无声无息、无色无臭的“中国”安卧在被称为“前中国”地区的中央地带，楚楚可怜地朝着传统的世界大国们咧嘴傻笑。它的领导人会说：“敝邦将一如既往地为前中国地区以及东亚安全做出贡献……”
读者切莫以为我正在痴人说梦，这幅未来中国的图景也不是我描画的政治受虐幻想图，有人在描绘它。这幅充满着匪气的地图在西方的出版物中公然招摇，它激起了西方普通民众惊奇和有趣的反应；但是，决不能把它视作一种想人非非的童心游戏和一般意义上的恶意挑逗，用“不礼貌”或者“瞎胡闹”来一笑置之。我无意去用煽情的语言来制造“无谓的恐惧”或煽动仇恨。请看王晓东先生是怎么说的——
“中国人究竟有没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没有，并认为以这种方式思考的其它中国人狭隘、封闭、不道德。对于这一论调，笔者想让中国人听听西方人自己是怎么说的。曾有一个西方记者对笔者说：中国的发展无论如何是挤占了其它国家的地盘，因此其它国家出于对自己国家利益的维护，自然要考虑如何压制住中国的发展，比如，分裂中国。我正在和他讨论这个问题时，他的妻子，一个中国人，插进来说，你把问题想得太严重了，哪有谁想分裂中国呀(她没有听清是她丈夫的谈话)。我说，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你的丈夫说的。她毕竟血管中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她愤怒了，说：‘这也太过分了！’但她丈夫说：‘不，不，这里没有对与错，这是利益，没有对与错！’是的，这是利益，中国如果分裂，也许会像有些知识分子想的那样，中国人过得更好了，但也有可能干百万人头落地。而中国究竟是过好了，还是干百万人头落地，这并不关西方的事，他们考虑的是他们的利益。我在这里决不是指责那位西方记者，他是在讲述一个事实，一个他自己不见得就在道义上认同的事实。他是欧洲人，比美国人坦诚，美国人则更可能大讲特讲他们这样做的道义上的理由，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些蚊子，吸血前且得嗡嗡一番，说明它吸你的血是如何如何地正当。但在这里我们也用不着指责美国人缺少道德，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行事，这很自然，也很正当，只是我们中国人应该懂得这一点。”
是的，我们用不着为此去倾泻什么愤怒。不要老是质问他们：“你讲不讲理？”也不要大喊大叫：“好哇，这回可终于逮住你啦！”也不要热衷于找对方逻辑上的漏洞、自相矛盾和荒谬之处，假定我们满足于这个，是有害的，至少是于事无补的。我们不能寄希望他们按决斗的规则跟我们“费厄泼赖”。就好比吵架——吵架实则是一种双方都要努力分辨是非的过程，它还是有一种懵懂的求同幻觉在里面的。
那么是不是因为对方蔑视道义，我们则变得更加穷凶极恶呢？那也不对。
我真不明白“民族主义过头了，势必不借流血牺牲去追求本民族的利益”的批评从何说起？难道作为一名学者，他不明白中国的民族主义历来是“内敛”性质的吗？我们不惜流血牺牲来“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可不可以？
我们再来谈谈国家统一问题。我们是唯一的处在民族和国土分裂状态的世界大国(日本北方四岛情况还不一样)。你看，现在还没有解决，特别是台湾，情势还不明朗。香港的回归之路也并非是阳光普照的慈航，虽然我们国人已经在乐不可支地倒计时了，但看到没有？英国在香港的最后一届统治当局就像一个质量败坏的承包人一样，在香港内部一阵捣腾，令人想起路易十四的名言：“我死后，管他妈的洪水滔天。”《官场现形记》写了一个师爷，平时盘剥下属，临交差时把帐簿打开，当着下属的面说：“我把你的工资改了，给你们都加了一些，以后你们的日子就好过了，这也算我一点心意吧。”既落下个人情，又能使下属感激涕零，临行前还能多拿几份程仪。一百多年以后，英国当局匆匆忙忙地把“民主”赐给香港人民，令明眼人看了直摇头。这是英国人的一贯做派。翻历史看看吧，当年他们搞印巴分治时就是这么干的。可惜这一套做派在中国这儿行不通。对于香港，我们有许多事需要做的。台湾，也等待大中国的“次第春风到草庐”。我们还没有一手一脚地解决完，那幅“前中国”地图又冒出来了，哎呀呀，我们实在不可以掉以轻心呀。
应邀在“传讯”电视台“北京论坛”做节目时，张藏藏说：“台湾问题，统一是前提而不是议题。”我亦说道：“那些人天天鼓噪着要搞台独，我喊一嗓子‘不要忌言打仗’又怎么啦？”我引述了江泽民的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提出我的见解：“但是，假如说一部分台湾的中国人想通过冒险一夜之间变成外国人，我想：人们就不要指望这句话对前景有什么约束。”“不要忌言‘准备打仗”，这话已经很书生气了，我想不出我还能退到哪里去，退到“分裂比统一好”的高超学问中去？
其实即使我不去“纸上谈兵”，台湾问题的解决也只能有一种结果：统一；两种方式：和平或动武。我们只不过没有回避武力解决的严酷可能性而已。
王兆国说：坐下来谈，国号、国旗等都可以商量。我也赞成大前提不变的情况下什么都好商量，只是到时让我们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怕是行不通。
《解放军报》社论又说：“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有人责之为“一打一拉”。我们说：“一打一拉”怎么啦？这就是“阳谋”嘛。别玩小聪明，看透了又怎么样？必要时，“国家霸权主义”还是需要那么一点的。这话说出来是有点伤人，但总比到时候战火倾泻夺人性命好吧。台湾的某些中国同胞不要抱什么幻想。你又想坐视“台独”，甚至去投票支持“台独”，又不想招惹是非，世界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
打不打不是几个书生能够左右的，甚至也不一定是几个政治人物能够左右的，台湾前景的线路其实很明晰。《水浒》中祝家庄老者告诉石秀：遇到白杨树转弯都是活路。“统独”之争就是台湾居民的白杨树，就看你怎样决定方向，走哪条路。
这实在是一件没有法子的事情，假如到那一天，大陆人民的焦虑程度不会逊于台湾人民，他们的兄弟儿子女婿也会面临牺牲，他们家园里的稻田也会因无人插秧而耽搁好收成。他们在台湾——还有老家的亲人。
我们最近听到一种说法，很感动，这种说法是——“假如台独暂时得逞，打不打？还是不打的好，大陆、台湾好比亲兄弟，哥哥不该打弟弟的。”这话很有几分才气，也令人充满温馨。可是细想起来，这话还是有胡涂一面的。其一，这话不能感动台独分子，反而能添他们的骄气；其二，按照我老家的宗法观念，哥哥是可以打弟弟的。中国人的宗法观念是独特的，当弟弟顽劣不堪时，可以喝斥或小打几下。当弟弟凶悖昏暴时，那则是完全可以付诸法律大刑伺候。台湾假如“独立”，而且还要搬外国兵来打，那可就不仅仅是一个有悖人伦的事件了。那我们就得把一切的玩笑和比方收住，多关心一下宝岛如何不被打坏。我主张不要把精力放在“第三条道路”的构思和营造上。这个时候的和平主义情绪是有害的，自欺欺人的。
我们认为未来的问题不是统不统一，而是何时统一。快五十年了，应该定一下时间表了，当然希望这个时间表由台湾人民来拿，假如不行，那由大陆方面拿也可以，但不能再拖了，再人为制造障碍，势必让人怀疑——你到底想干什么？你究竟是想等谁？直白了说：你是不是想等到那一天：当那面未来政治地图从构想变为现实的那一天？或者更直白了说——你是不是要等着将来在“前中国”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包括充当促使中国分裂的排头兵，在后来的“新国家”中充当“前中国地区民族自由独立之父”的角色？
这是很值得怀疑的。
从汪精卫到李登辉们，他们共同的多愁善感的气质令人感到政治的不可捉摸性。一种“阴怨”的东西经常出现在政治领袖们的脸上和言辞里，将给他们的民众带来前程上的虚无。
“民之所欲，长在我心。”这种温暖的几乎带有神性的言辞，实在可以作为纯洁而典范的诗句照耀人类文学思想史。但是民之所何“欲”？奈何以战火屠城、家园燃烧为“民之所欲”？奈何以违背中华基本道德的分裂意识强奸“民欲”？
李氏在就职演说中玩世不恭地说他本人是一名农业专家，他可以为大陆农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可以联想到台湾当局在非洲小国帮助种植水稻来换“建交”的伎俩。他自以为像越王勾践似的以身“赎国”，他对大陆对他的严厉抨击作出面带苦笑的尖酸响应，他一身透发出狡黠而纤巧的女性气质。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够指望他在台湾问题上对台湾人民、对大陆人民爽爽利利地摊牌？
大陆“把李登辉扫进历史垃圾堆”的言论引起某些海内外人士的不快。我认为对这种言论的惋借是大可不必的。我们不懂政治，我们只会辨出君子、小人，李登辉实在算不上君子，为什么替他抱怨我们不以君子待他呢？这种行为作风的人，如果不常敲打着他甚至惯着他，那么毫不奇怪他就能变成石友三、殷汝耕那样的人，这个规律几乎无一例外。表面上看这是政治规律，仔细了看：这近乎于他个人的规律。
李登辉应当明白：以地区首领之尊，而玩弄连我这样的草民都看不上眼的伎俩，凌辱加身是正当的。不管是“特约评论员”也好，还是我们这样的小民也罢，都代表着一般中国人的心情。不要抱着你内心狭隘的“情结”不放，不要把你内心的秘密付诸政治实践，——秘密是你自己的，你可以在家里跪坐榻榻米，喝饮清酒，醉唱《姿三四郎》。但白天上班时你就要正正当当做一个中国的政治家。你可以不跟中国人交心，但你切不可以政治家之尊，丧心病狂地跟日本人交心，要注意影响呃。你的非理性教我们怀疑你将来的自制力，所以有人预先高呼要把你扫进“历史垃圾堆”，也并不十分委屈你。
因为最重要的在于，中国不会重演春秋战国。如果说一百个中国人中还有十个人对帝国主义的“温情”和“善良”抱有幻想的话，那么那幅座山雕式的秘密地图会把残存的阵营再瓦解一大半。我还要说——连西方人对这事也没抱多大希望，这也是王晓东先生提到的那位记者承认了的。
那既这样，为什么我们还要秫马厉兵呢？因为不抱希望并不是说不希望如此，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会帮着使劲的。所以善良的中国人切不可抱存幻想，也切不可大意。因为中国像李登辉这样的大有人在，从里头杀灭起来可是很厉害的。
所以要“丢掉幻想，准备抗争”。
附文
中国人赞同《中国可以说不》
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 凯瑟·陈
1989年，两位卓越的日本人写了一本引起争论的书《日本可以说不》，他们在该书里向美国在日本的特殊优越地位提出了质疑。
如今，中国也出现了同样的事。
五位年轻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和诗人合作写了一本书——《中国可以说不》。这本435页的书主张：中国应该对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扩张予以反击——与俄罗斯结盟，为中国的发明创造要求专利权使用费，甚至使用军事力量收复台湾。
31岁的新闻工作者宋强说：“美国企图破坏中国成为经济超级大国只是一个梦想。”《中国可以说不》是仿效日本民族主义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前董事长盛田昭夫所写抗击美国的书——《日本可以说不》而作的，宋强是这本书的主要策划人。与日本作者一样，宋强说：“我们想发出一个警告。”
如果这本书所写属实，美国正进行着一场异常重大的遏制中国的阴谋。让我们来看看书里是怎么写的：
O美国成立了一个“反中国俱乐部”，而且正在吸收其它国家为新成员，其中包括日本和越南。它们反对中国对台湾以及南中国海之南沙群岛的领土拥有主权。
O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开展了一场暗中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运动，他们传播教唆怎么做爱的小册子，怂恿中国青年一代进行性行为。
O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主持人康妮·陈与美国的反中国势力同流合污。她在报导中指控中国移民是北京政府的间谍，以此来展示她的“黄皮白心”。
O摩托罗拉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其它美国公司因向中国转让三流技术而繁荣，好莱坞则将宣扬暴力和个人主义的影片(如《真实的谎言》)输送到中国，进行“文化侵略”。
《中国可以说不》在描绘美国对中国的强硬态度的同时，提倡中国应采取更为强硬的反应：反遏制战略。此战略包括与俄罗斯结盟以及联合抵制美国小麦和其它产品。另外，与最近美国要求中国尊重美国版权和专利权针锋相对，该书提出要求美国应因使用中国的伟大发明(包括造纸术和火药等)对中国予以赔偿。
更惊人的是，该书认为如果必要的话，中国应该不害怕发动战争以收回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台湾。宋强说：“在某些情况下，中国的对外政策过于软弱。”
这些主张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反响。据发行商说，五月底零售书商在几周内将第一版发行的50
北京海淀人文书店的销售员盛雪玲(音)说：“人们喜欢这本书是因为它主张中国应该强硬起来。作为中国人没有人愿意看到中国被欺侮。”
尽管许多中国人可能对美国不满，但是他们似乎仍然推崇美国。到美国留学或获得美国国籍仍然是中国人普遍的梦想。中国人对麦当劳快餐店趋之若骛，热衷于观看美国影片，例如《廊桥遗梦》。甚至该书五位三十出头的作者，也承认他们穿牛仔裤，用美国AST公司制造的计算机，以及抽万宝路香烟。
尽管如此，该书还是拨动了许多中国人的心弦。以30岁的马某为例，他说他喜欢这本书，因为它描述了他和他的同胞在对美国感情方面的转变：由尊敬而愤怒、由友好而仇恨。他解释说：“这本书反映了中国的民族感情。”
中华利益至上
我记得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写道：元朝灭金后，将俘获的金国王公大臣们送至南宋首都临安，南宋的那些忍辱负重已久的大臣们终于找到了个非常安全的表达对君王忠诚的机会，他们慷慨激昂地诟骂着那些倒霉的亡国奴们，厉声叫道：“还我二帝！还我武穆王！”
但好像至今为止，没有人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你们隔着海痛骂美国、‘敲打’日本、讨伐台独，当然很安全啦。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胆量，跳起来对自己的政府说不呢？”
如果有人胆敢这样问，那么，他不是一个施虐变态者就是一个十足的混蛋。
但有一些中国人确实对我们认同了国家的立场、认同了政府的某些见解而感到不满。
难道说：我们同亿万和我们一样在经济界、学术界、司法界、新闻界、军队、警察机关过着正常生活的人，认同了合法政府的法律、规章和某些见解，我们就注定充满了奴隶性？难道说我们营造个人幸福、忠于国家职守，我们就是反对民主、进步、自由的人类异端？
难道我们非要无视这种在现行国家政治秩序下有安全保障的生活，非要去煽动社会仇恨以求得刺激和变化的快感，去以不负责任的“激情”来搞乱这个国家，从而让那些郁郁不得志者获利，我们才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人？
怎样的生活方式才是一种令人尊敬的生活方式，是疏远现实或者反对现实，还是关心现实并积极参与到为这现实更合理更美好的积极变革之中？
我赞成奥地利前总理克赖斯基对民主的见解，他认为民主就是逐渐地消灭特权的过程。我认为中国青年不仅需要无所不在的国家性的民主，他们更需要支持一种全球性的国家之间的民主。尤其在二十世纪末，人类竞争——在目前世界形势下以国家竞争为主要外在形式——已经临近冲刺阶段，这种国际民主已经是中国及第三世界国家呼之欲出的强烈愿望。
国际民主要求尊重每个民族独立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力，国际民主要求结束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训政”期，在我们眼里——发展中国家做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的小学生，正如毛泽东所说：先生总在欺负学生，而这老师身世并不清白，盘剥学生，凌辱学生，动辄还说：“我打你，是为了你好。”——这一切倒也罢了，主要是学生们懊恼地发现：这先生根本不打算让学生毕业！而且，对其中不肯按其教学大纲生吞活剥其价值体系的学生，露出狰狞杀手面目，轻则打板子，重则颠覆扼毙之。这可以说是百余年来国际斗争的基本特点。
国际政治的人情淡薄，是各民族国家抵抗意识增强、民族主义情感高涨的最大原因。
而这些先生却站出来宣称这一切是落后和愚昧的，他们要我们对西方特权不置一辞，而且必要时还为他们帮腔，甚至于充当他们的十字军，向我们赖以生存的国家秩序开战！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所谓“人民有权说不”。
人民到底有没有权利说“不”？我认为人民首先有权对一切割裂我们家园的企图说“不”。马丁·路德·金说：“即使我们的运动需要清除缺陷甚至罪过，那也不需要压迫者来教我们！”人民首先应对危害祖国及民族尊严的企图说不——这就是我们和部分中国人的根本分歧。
当我们深深地沉浸在祖国的秩序、祖国的方言、祖国的女人、祖国的菜系、祖国的欢乐、祖国的烦恼之中，当我们成为祖国经济的受益者、祖国证券的大赔家、祖国球市的博彩者、祖国国债的拥有者、祖国失业金的领取人——甚至当我们成为祖国的偷税人、祖国拘留所的羁押人和祖国现实的愤懑者，我们也从来不曾变成祖国的离心势力。
当我们同那些如今被我们所唾弃的“民主化”人士在同一个思想街垒中战斗的时候，我们也从未视自己为祖国利益的背叛者。正如你们所看到的——大多数和我们一样振起手臂对美国说“不”的人，正是当年曾经对祖国的秩序说“不”的人。
尽管作为人类终极价值探讨者和关注者的我们，同大多数淳朴的中国百姓存在着思想上的距离——我们承认：精神的发达和现实的孱弱产生的矛盾痛苦普遍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之中。但我们认为：对现实的不屈服绝不表明你将归隐市中、或表明你将成为对现实施放暗箭的侠客。今天的我们，不再以汇入社会洪流、服从国家利益、认同政府立场为耻辱，我们视中国的增长为我们的增长，视中国的痛苦为我们的痛苦。——即使我们对现状有所保留，即使我们对终极价值的热情不曾有过逊减，但我们必须归队。——纳尔逊·曼德拉获释当天深夜，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部以其名字冠名的故事片，影片的开头是黑人被赶进隔离区，广播里则说：“我们骄傲地宣称——我们所做的一切，体现了达尔文的观点。”而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曼德拉在法庭上的那段演说，他谈到他对英国议会制度的无比倾慕；但同时他又申明他必须作为一个民族解放战士而斗争。一个民族的革命斗士同一个英国议会制度的倾慕者似乎是矛盾的。但他必须尊重人民——有时候人民的迫切需要和少数知识分子的意趣是大相径庭的。同样的，一个政府也不能仅以少数知识分子的意趣来左右国家的方向。
人民有权利对冒险家们说“不”，对某些人盼望的政治动荡说“不”——同样人民当然有权利对中国现实中的惨淡一面说“不”，对西北的贫穷、西南的产业危机，对一切一切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的困境说“不”。
民主对中国人民来说目前应赋于这样生动具体而丰富的含义：每个农民都能不受任何困扰地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化肥和种子，他们的收获应有专项基金的保障；每个市民不再受到傲慢的低层官员的冷遇，他不会被政府办事员无礼喝斥：“一边去！没见我在忙着吗？”一个正直的会计不再会因她的责任心和正义感而被承包经理打击报复；人们再也不会看见醉醺醺的警察从餐馆走出来招摇过市；急症病人不会被抛弃在医院的走廊上，而值班医生却没完没了地对电话话筒絮叨情话；不会再有贿选副镇长的事情发生；居民区的臭气熏天的垃圾不会因市长的亲自关照才被搬走；不会再有任何折磨人的事情发生：排了四五个小时的队购买火车票的人临到售票口才听说：“下班了，明儿再来！”……
谁说中国人不需要民主？他们就像需要空气那样，随时随地需要呼吸着民主。
这样的民主才是中国现实大地上当前最需要浸润的民主。
相反的，他们绝不认同那种“私有化管理局”官员皮包里夹带的“民主”。
也绝不认同野史作家们披露《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传播谎言的“民主”。
“人民有权说‘不’”论者的实际声音是——那些曾经威风一时的时髦人物有权代言人民向中国政府说“不”。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说不)一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里，美国国会流传着这样一种批评，一些议员认为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还是嫌软弱了，他们喊出美国要坚决对中国说“不”的口号。
得知这一点后，我们很惭愧：看起来我们需要加强学习，不再学习如何得了？你看：什么事都比别人慢了半拍。
我想还应该向对美国抱有幻想的先生们提供这样一条信息：美国议员们声色俱厉地讨伐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使用的称谓并非“中共”或“中国政府”，而是“中华民族”。
美国人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他们毫无羞羞答答的作态，明确无误地告诉了世人他们反对的是什么。好，我们也将明确无误地表明：我们支持什么。
海外有评论说：“看来中共92年以来发起的爱国主义教育已经奏效了。”他们指责《说不》的作者为“中共第三代领导代言”，充当“中央霸权的最后一道防线”。
爱国主义在公民当中往往是以无意识的形态存在。只有当外国势力干涉我们的统一，毁坏我国人民的经济梦想，污蔑我国历史和民族英雄，对我国人民追求正当的国际上的利益横加指责。爱国主义者才会呈现鲜明的意识和坚决的行动。爱国主义在普通中国人那里，永远是他们面临国际事务错综复杂变化的“第一道防线”。
中国人有资格对中国事务发言，他们比那些通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通过北京某处传出的“高层内幕”，通过汉学家们了解中国的西方政治家更有资历。他们的资历决定了他们有权决定目前更应该对什么说不。
说“民族主义在大陆还有市场”的人的口气，就像说“封建迷信在农村还有市场”，“法西斯主义在部分德国青年那里还有市场”的口气一样。
即使民族主义思潮掀起的对抗意识以及后果给合作带来什么负值效应的活，那也不是民族主义的错。就像世界上许多民族处在人类竞争的落伍境地——并不是这些民族本身的罪过一样。
我们看到：当某些民族在远远落后的境地无暇也无权索取国际权利配额时，在这些民族身上占尽了便宜的西方往往开始卖乖——我们知道西方国家曾经援救戊戌六君子和支持中国近代的光绪皇帝；我们也知道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志士们曾经得到过日本政客的支持；我们也知道四十年代美国政府曾有一个计划，援救中国处境危险的民主人士和正直的大学教授，使他们免遭李公朴、闻一多那样的命运。
但是，当中国情况已经极大地好转，当我们已实现八五奔向九五——并且迫切需要美国更多更大的帮助时，正如我们看到的——那一系列的乔模怪样就接踵而来了。
就像做生意一样，如果我只是一个小老板，我会在你这里毫无关碍地得到批发和照顾，你时不时地关心我大太喜欢什么样的口红，我儿子爱吃哪种类型的巧克力，并每次都亲切地托我代你问他们好，并要介绍你的儿子跟我儿子做朋友。你绝无任何虚情假意，甚至你会真切地为我家里的丧事而悲苦。——但这一切正如你后来对我的咆哮一样真实，当我有了一些积蓄，准备承揽一部分批发业务扩大我的经营范围，你开始有点撑不住面子了，当我一如既往地向你开订单，并告诉你订单上已经有些变化时，你终于借机拍案而起了。
不仅如此，你开始对我的伙计们散布谣言，说我其实想毁掉生意，你开始雇人截住我的货车，对新闻界说我有非法经营行为，对我的客户散布我想阴险地吃掉他们的谣言；不肯结清你对我的欠帐，阻止我去收别家的帐。最恶毒的是、你对我家里人说：我的利益和他们的利益是不一致的。而我家里的人并不买你的帐，我家里的人反问：难道我的利益是跟你的利益绑在一起的吗？
我同意这样的见解，即使中国将来选择了西方民主政治道路，西方也永远不会跟我们建立纯洁无猜的伙伴关系。
那么，我们的那些还有浓厚西方民主思想的伙伴们，你不把你的利益和祖国、民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难道你会执着地认定：美国的利益才和你的切身利益绑在一起的吗？
所以我们应该归队——我们信奉中华利益至上。
中华利益至上，并不仅仅出于东方式的良好的效忠传统，而更多成分是出于对美国政治家眼中“中国卑下”的响应。
中华利益至上论者将视一切对中国的厌世者的“拒纳”为必要，这些厌世者们从未认同过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他们的利益。事实表明，他们比起一般的“政客”、“政商”们还要道德败坏，这一点连他们自己都并不讳言。一位斗士在海外笑着说：“流氓无赖们也可以建立一个好的制度。”而另一位访问学者听不下去了，回敬道：“一个好的制度可以容纳流氓无赖们的存在，但我不相信——流氓无赖们能够建立一个好的制度。”元曲里唱得好：做甚么换了个名字叫“汉高祖”？为了搞垮，搞乱中国，美国人的举贤标准和康生是一样的：“是乌龟王八蛋也要支持。”例如他们就在支持着中国的法西斯分子。还有，柴玲在那里说：她准备用很多人去流血，但她本人不想流血。——很快就有人在那些惊异的海外中国人面前为柴玲打圆场：唉，她只是一个小姑娘。问题的关键是：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小姑娘嘛，她是要搞政治的。搞政治的人有这样的心态，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葡萄牙人民当初没有选择库尼亚尔是正确的，一个在大牢中几十年，怨恨地等待未来的领导者，一个长期脱离了本国实际的人，他会给已经扑朔迷离的祖国带来怎样的不可捉摸的色彩？中华利益至上论者要求一切聒噪者安静，中华利益至上论者不压制个人欲望——相反他们认为非祖国的势力最终将压倒扑灭一切个人追求幸福的欲望。我们赞同国歌中告诫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种国家情绪的表露不纯是“居安思危”的遣词，而是植根于历史和现实的一个无比准确、感觉到位的判断。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一部充满晦气的历史。当中国出现现代化的晴空时，我们再不能容忍外界或本国的恶毒诅咒。“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的，我们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世界经济大国冲刺的关头尤为这样。
奢谈人类利益至上或者悬空的“人民权利至上”是无视现状的蛊惑。
是应该到了这样一个时候了：我们应停止嘻闹，告诉大家是与非、对与错。谁也别想跟我们皱紧抬头纹：“干吗？谁比谁傻多少”？谁也别再试图以厌烦的、不屑讨论的神色博得闲人们的喝彩以期成为公众明星。一切严肃的问题迟早将来临，一切严肃的空气将升腾，当戊戌变法百年纪念即将来临之际，回想起中国曾是一个最遭罪最无光彩的世界大国，我们应有一种直言不讳的态度。
像日本这样的开放时间比我们长、国力比我们凌锐的国家，都能够涌现出那样众多的民族主义殉难者和民族权益狂热的索取者(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日本人维护二战期间日本形象倔强得近于蛮横的态度，再反躬我们自己薄弱和麻木不仁的国家意识)，作为中国人，我们是否能学会得敏感一些？对权益变得计较一些？或者我们的感情色彩再浓一些？再多一点血色？
前几年看某报纸载登了一则新闻，印象很深刻，某地放映《屠城血证》，(质量一般，画面挺残酷，我对其中一个镜头很有意见，那个反映日寇将中国人塞入麻袋活活烧死的场面，导演用了一口猪或别的什么动物——肯定是动物——置入麻袋中浇煤油烧着了。不应该虐杀动物，西方这一点做得比我们强，他们有法律规定不许在镜头上虐杀活物以寻求真实效果，这一点上，我们的导演可谓是格调过于低下了，这是闲话，按下不表。)观看电影的几个高中生则在放映过程中呱呱呱大放厥词，当影片演到日本军人强奸中国女护士的场面时，他们又在叹息镜头太短、太不够味了。这时，一位中年人忍无可忍站起来扑向他们——看起来似乎是一场普通的殴斗的事件，中年人似乎也触犯了治安条例，但这桩事情透射出的严肃色彩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凡事就怕“认真”二字，这件事的内在动因就是认真——一种情绪的认同和严正的历史观，而这种认真又是我们长期以来所欠缺的。凡是有了这股认真劲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鲁迅就赞美过日本人，说日本人是一个很认真的民族。而我国的这种风习不知是从何时开始盛行的：在人们眼里，认真的往往是乡下人和循规蹈矩的老工人，而年轻人一夜之间都成了微服出行的贵族，当美国民众狂热而单纯地崇拜他们的战斗英雄和奥运冠军时，我们不妨想一想：怎么偏偏是生活在不发达国家的中国人有那么多玩世不恭的东西？怎么偏偏是我们有资格对一切都无所谓？什么事你跟他较起真，他会“嘻——”冲你一乐，弄得你不知如何是好。这是不是一种长期以来的时髦？——如果是的话，今天，它应该被斥之为“贱民”的时髦。
对规律、秩序的敬畏不仅是美德，而是一种智慧情怀。
今天的我们应多提倡“中华利益至上”。
对抗也是人类交流的重要形式
题目并非标新立异，也无意以语言的多重性和语言的潜力为作者的观点张目。
我认为题目所指出的是现存的不容回避的事实。
所有的西方记者和港台记者都以忧愁的神色询问我们这样的问题：“和平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全世界都在主张以对话代替对抗。你们却在这个时候表达出这样的观点和这样的情绪……”
意思是说我们在“逆世界潮流而动”。
他们特别指责了这样的语言：作者对那些传统的反美国家和著名的反美运动毫不掩饰的欣赏之情。
作者针对台湾问题告诫国人要有“准备打仗”的豪情的言论。
这样的语言片断——
“假如使和平成为不可能，那么，我号召人民记住仇恨。
“我还记得早年间的那句话：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等等。
张藏藏曾经反问过：“如果对话成为不可能，那么，你要我们怎么办？”
是啊，打了我的左脸，我还得把右脸伸过去，以求得对方的满足，这才算是符合了全世界“和平、对话”的潮流？
事实上，近现代史上的中国正是一次次这样做的，但换来的却是愈演愈烈的殖民化。
我们从未因“历史的教训”而变成以冷酷目光看待国际关系的偏执狂。就如我们同样看不起那种因在生意上受过骗而转过来以更疯狂的欺诈对待别人的人一样。
我们深深明白人类的犯罪大多由于不幸的原因，因此我们不因我们的不幸或被朋友欺骗，而对别国采取报复的态度——尽管人民有时出现了呼吁报复的声音。
这就是我对二十年来中外关系中中国形象的评价。
当一位权威人士告诉我：从未有一本中国书像《中国可以说不》这样激起西方如此强烈的震动时，我首先的感觉不是自我膨胀，而是真切地感到无比遗憾甚至——有些悲哀。
难道不去发出对抗的信号，中国的图书就不能在西方赢得一席之地？
难道只有会引起“黄祸”恐怖联想的中国小书才能换来西方的关切？
看来中国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是如此寂寞！
直到中国开始说“不”了，他们才匆匆忙忙地找来，开始表白自己没有围堵你的意思，没有漠视你的权益，希望说服我们，跟我们多一点沟通和探讨，或者至少对他们政策有一些印象。这种因说“不”才发生的围观和议论，难道是人类大家族之间交流的正常形态吗？
我又想起了赫安雷(他曾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那段不阴不阳的话：“你要知道，他们对你们中国是不感兴趣的……”
实际上我有一种被伤害的感觉，因为他这句话的意思好像是我寄希望他们感兴趣似的。我本可以说：“我对他们也不感兴趣！”但我不能自欺欺人，我们为什么对美国，对日本说“不”，而不提出对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对洪都拉斯和塞内加尔说“不”呢？
几位海外学者评论我们时都用了一个名词，一个被你为“羡憎交织心理”的名词，以此来解剖中国青年愤怒情绪的实质。这个名词勾起了我极欲去“拿来”并以此来观照我国青年情绪的冲动。
以我的生活经验，我觉得我们本国社会成员之间的“羡憎交织”是近乎一种变态的仇视心理的，一句活，就是俗你的“红眼病”。看不得你强，看不得你富，如若你爆出一两桩丑闻，那就请你看着吧——哼哼！你不失足我们尚且放不过你，何况你又有一两档子事攥在了我们手心里呢？
这样的“羡憎交织”实际是一边倒的，对人类部分成员的领先是仇视的。
我们不回避中国青年有对美利坚合众国的“羡憎交织”，但这绝非丧失了风度的。可以被取笑的情绪。
因为我们的爆发点从未有任何倾斜，相反地，这是对以往倾斜的矫正。有一次，我因故经过北京使馆区，从车窗玻璃看出去，街区幽静，绿树成荫，楼舍雅致，这是一个多么与世无争的、充满着交流意趣和温馨的地方！然而就在这个街区，曾上演了一幕幕让我们痛心疾首的小节目。七十年代未，一个疯子因“抗议中国入侵越南”而窜入某国使馆，被使馆人员摇着头劝了出来；八十年代，亦有为数不少的中国女孩子戴着亚麻色假发、描蓝了眼睛往里头混；九十年代，有更多的中国人冒着寒冽的晨风，从街道的这一头排到那一头——看来美国人也学会了中国和东欧式的以排队折磨人的大手法——排了若干小时队伍的你也许只能迎来这样的结果：十几秒后，所有的申请和数据被“啪”地丢还给你：拒签，无须任何说明。美国人的“国营风范”有时候做得比我们还彻底呢。
我也经历了不少的“交流”的不美妙处，比如美国驻华大使馆总机的接线员——从口音推测，她应该是中国人——她对同胞表现出的极端不耐和傲慢，使我联想到那些曾在电话中表现出惊惶、辛酸、抠嗦和蔫头蔫脑的众多中国人。
是的，“羡憎交织”容易流于卑琐的痛苦和无望的反抗，我们应检验我们的一切观点，是否流于意气用事？是否因正义的反抗而遮掩了对文明进步的渴望？
“羡憎交织”点明了我们的状态：如果我们沉湎于小国寡民的“无为而治”，我们就不会“羡憎交织”了。我们干吗要对美国说“不”？莫非我们一定要等到以火海血海为代价，把民族拖向凋零和灾难中，《中国可以说不》才能显示出尊严和价值？
“羡憎交织”表达了我们的原则一一“真理是我们的母亲”。“羡憎交织”表现了壮志——我们要追求适宜的地位的愿望。
从言辞上说：对抗与对话丝毫不矛盾，特别是“对抗性”的“对话”，或曰强硬的对话，如果这样澄明名词上的差别与共同点的话——我们的辩明就没有多大意思了，我会自责我在搞语言游戏。但是这样的澄明应该是有意义的：难道中国只肯说“Yes”或中国只肯说“嗨依”才叫“对话”，而中国出现说“不”的声音则是对抗吗？
我主张对抗也是人类交流的重要形式。
军事上称“停火”为“双方武装部队停止接触”。接触就是一种对抗，这是冷酷而又真实的结论，但可以用它形容中美关系中“尔虞我诈”——确切他讲，应是“我虞尔诈”的真实层面。
这种缺乏信任感的鸿沟一天不弥合，中美之间的麻烦就一天不能解决。坦率他讲，我们对前景是低调的。说出这一点来没有什么不好。
当年毛泽东无可奈何地对杜聿明说：“你们一定要打一打，就打一打好了，总而言之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互相打斗一下，会增进双方了解，也可能加快问题的解决，这个道理很简单。假如我们不肯说“不”，我们哪能够获得这么多的交流机会，长这么多的见识，哪能够对中国产生这么多的严肃认识？
听一听这样的足以让我们大开眼界的问题吧：
“我们可不可以批评中国？既然当时中国参予制裁南非都不认为是干涉内政，那么你们有什么理由指责西方批评你们的西藏问题是‘粗暴干涉内政’呢？”
“为什么要特别指责日本呢？日本怎么没有权力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日本是核武器的受害国，日本对中国核试验的制裁措施是有情可原的，凭什么就这一点说日本加入了反华大合唱呢？”
“中国人可以表达对美国年年审议中国贸易最惠国资格的厌烦情绪，那么日本人为什么不可以表达他们对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纠缠历史问题的反感呢？”
“为什么二千一百万台湾人民不能自主决定他们的命运？连北京中央政府都要协商，你们为什么要煽动以武力解决呢？”
“你们不了解情况，你们不知道美国袒护以色列轰炸黎巴嫩平民是为了照顾国内犹太人集团的情绪，它的外交政策当然要根据美国各阶层利益的声音来制定啦——”
等等，诸如此类。
这些问题大大有助于我们思考的上升。
是的，可以批评中国，欢迎批评中国。“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思维方式已经过时了。我们承认：有时即使出于恶意的目的所发生的批评，也并非不值得重视。当我在那里抨击着西方记者不负责的新闻方式时，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女电视记者夏赐珍问我：“难道我们不可以批评中国吗？”是啊，她问得没有错，她和她的西方同行们的新闻自由，我们有什么权力干涉？我们有什么资格要求他们把摄影机镜头对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场面？——但是我们要说了，批评(甚至谩骂)是一回事情，嘴长在人家那里嘛。你既做得，莫非还能挡住别人说？说得不对我们可以反批评。但制裁又是另一回事情，制裁一个国家有其国际法的依据，怎么可以把旧南非的种族歧视这样悍然的反人类罪行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问题相提并论呢？看来BBC电台这样的权威级新闻机构，它的记者也存在着欠缺知识及再培训的问题。狄德罗这样严厉地批判一位庸俗画家，他的原话大意是：那个画家甚至不具备煽动观者色情意念的技法——这评价可谓刻薄到底了。每当我们听到美国人陈腐的说教，我们的感觉就如受众对低劣的画作的感觉，——即使我们可能格调低下，易于受人诱惑，但我们仍未被诱惑。
即使是回避了真理，以言辞和逻辑上的互搏从事对抗，他们的语言也绝非我们语言的对手。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他们的语言究竟有多大的文学潜力同我们“对抗”。
我们不会因纯语言要素的偶然取胜而沾沾自喜，甚至回想起个别靠语言而摆脱了纠葛的例子，我们会感到十分惭愧。
所以我们更多地偏重于事实的交锋。
台湾问题就是这样的。
《经济学家》摘了我的话，说我说的“台湾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如北爱尔兰之于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并称英国舆论批评我的比方是错误的。我想，假如错了的活，可能是因为两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那就是我犯了个原则性的错误：也许英国人并不认为北爱尔兰是大不列颠的天然组成部分，英国政府同新芬党的谈判并无前提，容纳了北爱尔兰脱离英国自主决定政治前程的可能性。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是我太多情了，可以向北爱尔兰人民道歉。
第二种原因，英国人认为北爱尔兰在现实中归属英国，而台湾在“现实中”并不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英国人认为台湾可以“独立”而北爱尔兰不可以寻求别的归属或者独立。我不知道新芬党前身是否是“替天行道”士兵党，但应该说民族意识是很强的。我想假如是第二种原因的话，就不是我们买不买帐的问题了，而是爱尔兰政党买不买帐的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必要在道义上支持英国寻求同北爱尔兰的“永久一体化”，不干涉内政足矣。但英国可得记住：同中国的建交公报可是有先决条件的。
我记得我们之间谈论较多的是英阿“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战争”，本不应该这样比较的——这样做倒是把话题复杂化了。简洁地说：台湾已不是外国殖民地，它的问题来自内战后两派中国人各居一方武装对峙的历史，但仇视双方从来都是高举一个中国的大旗的。其次，平心而论，加尔铁里将军的军政府“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义举有些矫情——马岛上的英军不足一连，阿国内也有政治危机，明摆着是故意小题大作(但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要求原则上是对的)。台湾则同马岛不同，她的重要地位和她的离心趋向成正比，她一直是令中华民族火急火燎的心头痈症。她的经济发达——有最好的轻工制造业和第一流的电气化铁路，拥有最可观的外汇储备，但这外汇储备因两岸中国人的内耗而流向不该去的地方；她的人口茂盛——包括着中国最好的工商人才和农业专家、最好的研究所和出色的演艺界；她拥有装备精良的武装部队，未来的中国将拜托这支部队维护东、南海域的国家安全，而不希望她在内部战争中被剿灭和彻底解除武装。未来的中国不能没有台湾，不管哪一届的中央政府放弃对统一的谋求，都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如若按照《经济学家》的提问，似乎只有“台独”方向才是台湾人民自主决定的，这也是一种有色眼镜。摊开来说：没有哪一部分中国人有权决定“台独”，台湾居民没有权力，大陆人民也没有权力。这应该是一个永恒的法则，哪个时代的人民都无权背叛祖先的誓言。这种东方哲学的必然结果，当然是西方选民们无法理解的。
北爱尔兰要出去，让她出去好了。
魁北克要独立，让她独立好了。
但是别指望西方的政治模板会令中国人去效法。
每个民族的政治选择都有她自身的利益考虑。这一点，西方不能代中国说话，而中国嘛，“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
这一点，我倒是非常欣赏美国外交官柯修婉的坦率，她承认了美国有她迫不得已的利益——如犹太人阶层，如两院院外集团的影响。她诚恳地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待美国院外集团方面不能太消极——免得老是看见台湾政治势力的代言人在走廊上晃来晃去。
如果没有抗议，这些实话怎么掏得出来？
多了解真相是大有好处的。
记得当年宋子文飞往莫斯科索要权益，斯大林坦白地对这位公子说：你若自己有能力，就别来求我；现在是你们没有这个能力，来求我们帮助，就不要提那些废话——又不是我找你来的。
这话中透射的冷酷的“真理”让当时的四万万中国人惊心，什么“世界四大强国之一”，一对抗全戳破。
斯大林的教训对中国人并非没有好处。
然而今天当美国傲慢的政客们旧话再提，说什么要教训中华人民共和国，说什么要让中国人晓得：到了节骨眼儿上，美国不是吃素的，那么我们还是老话：愿意奉陪。
这个世界不再是负气的世界，到了节骨眼儿上谁都会心平气和下来的，不是中国人心存侥幸，而是中国人尊重规律。
历史注定不会再发生可笑的事件了。当年石勒本不欲灭掉“汉”帝国，但是“汉”帝国派骑兵追杀了石勒的和平使团，并向石勒下战书。石勒哑然失笑，道：“上苍要消灭一个人，那么注定谁也救不了他。”石勒拿起马鞭指着文武百官：“别再劝我，谁再劝我跟谁急！”文武百官齐呼：“万岁圣明，我们不劝！”
非理性会导致什么，这个故事表露得很明白。
冷战结束以来，从来都是美国在扮演撩拨中国龙须的角色，今天这里叮一下，明天那里惹一下。而中国就像睡狮赶苍蝇一样，抖一抖鬃毛，拂一拂爪子，急眼了顶多低吼一声：“一切严重后果概由美方负责……”
这已经是够温柔敦厚的了。
而美国方面却说：“不理睬就是对抗。”这种霸道语言，已经从外交辞典上消失了好些年头，而这一次用上了，乖乖，用得好，用得妙。
那么让中国睁眼吧！
《亚洲周刊》社论批评我的那段话——“下个世纪，中国的怒吼将成为多数，中国思想。中国经营能力的当量将深刻影响世界……并将成为领导人类思潮的唯一力量。”《亚洲周刊》说：“如此自夸的语言还是少说几句为好。”我知道这位仁兄是好心，大了说：是为中国好；小了说：是为年轻作者好。但这话得这么看，下个世纪还长?，还有整一百个端午节呢，风水轮流转，谁又能断定：下个世纪的风水宝地不是中国呢？况且，盛唐时代也不过三、四十个年头，所以这个意识不是能以“自夸”给喝住的。我虽不是刘伯温，但允我再自夸几句：熬年头，比资历，论道德，看纹路，也该轮到中国了。
附文
“但你没有我们的切肤之痛……”
——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记者JORGEN KREMB采访(摘录)
记者：据我们了解你们没有去过美国、日本、也没有去过台湾…
宋强：尽管这个问题所有的西方记者问过不下百遍了，但我还是愿意回答。我承认五位作者没有去过美国、日本，连国境线边儿上都没走过，但我们还是写了这样一本书。这不是一本批评美国国体、制度的书，也不是论证中国怎么怎么好，美国怎么怎么不如咱的书，如果是那样一种内容的话，未免也太可笑了，这是一本就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发表看法的书，首先得搞清楚这一点……
张藏藏：从您的问题中我看到了普遍存在的一个误区——这不是一本有关美国的留学回忆录或美国游记。这本书就是讲中美关系，我们每个人都置身于中美关系之中。所以请不要在资历上检视我们，况且我们也不害怕检视。
记者：你们在书中说西方想遏制中国，据我了解，其实西方是想帮助中国。
张藏藏：帮助？你是搞新闻的，应该比我更了解情况。想必你也常看《时代》周刊，上面曾刊登过克劳特哈默的一篇文章《我们为什么必须遏制中国》。类似的言论不胜枚举，就更别提实际的行动了。有这样的帮助吗？
记者：我认为美国。德国和西方同中国产生矛盾，是因为西方对你们的人权状况有担忧，想听听你们对中国人权的看法。
张藏藏：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你：我部分认同了中国政府的人权观：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和发展权。考虑到德国的人文理念。德国的哲学和德国的法西斯传统，你们自然会对“人权”有比较深邃的看法。
记者：尽管德国在二战中的所做所为，也犯下了像屠杀犹太人这样的罪行，但是我们做了很多赔偿，也有很多道歉。
张藏藏：“但是”，“但是”什么？按照道义原则，这“但是”不该由你们来说，应该由受害当事国来说。你们只能说：“做得还不够，还应该做得更好。”——尽管我们心里清楚：德国战后的所做所为比刚才提到的日本足以赢得我们十倍，百倍的尊敬。但无论如何，“但是”不能由你们来说。
记者：我的意思是德国深刻反省了二战时期的行为。那么同样地，你们是否同意中国政府也应该反省占领西藏的行为呢？
宋强：这未免太荒谬了！怎么可以把西藏问题同德国法西斯行为相提并论呢？
张藏藏：很明显，我们不能同意你在西藏问题上使用的措词。我知道德国最近在西藏问题上有一些动作。我也知道西方对达赖充满好感的原因。达赖这个人风度翩翩、英文水平高，又有学问、公关形象极佳。西方人总觉得这个人代表了一个曾经是多么美好的西藏。可是你们对西藏问题又了解多少呢？仅仅以达赖的个人形象来判定西藏问题的是与非。唉，唉，西方的公众为什么如此天真？
宋强：据我所知科尔总理曾经在西藏问题上有着同中国极其相近的看法，怎么现在全变了呢？什么时候变的？
张藏藏：我有很多西藏同学，(念出很多人的名字)宋强也有，他有一个最好的哥儿们也是藏族。
宋强：而且不属于什么“特权阶层”。
张藏藏：我想我们应当能对西藏的历史、政治、风情民俗有一种强烈的感知，我的西藏朋友、同学都非常自然地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个认知渠道应比你们的认知渠道有更充分的说服力
记者：可是我本人在德国曾经教授过《西藏史》，而且我在西藏有过较长时间的实地研究……
宋强、张藏藏：唔？
张藏藏：(笑)你教的是哪家的“西藏史”？
记者：你们说你们有许多西藏朋友，我也采访过许多当地西藏人，他们一提到中国在西藏的治理就摇头，认为没有中国人(汉人——编者注)的西藏会更好，他们非常怀念达赖和达赖时期的西藏。
宋强：(笑)他们蒙你老外呢！
张藏藏：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达赖统治的西藏是什么样子的，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用大量人的头盖骨做法事难道算开明社会吗？
记者：(困惑地)什……么？人的头盖骨？
宋强：岂止是人的头盖骨，人皮、人血、活人脑、人的内脏、人的骨殖，都被用来做宗教的法事。许多活人被抽筋、砍断手足——这些电影镜头可都是你们西方旅行家拍的。可以说(西藏)当时是一个地球上最残酷的社会，它跟后期凶残的印加帝国有一比。达赖凭什么要把民主改革前的西藏描绘得牧歌一般？
张藏藏：当然，那些酷刑和杀戳不怪十四世达赖，那时他还是个孩子嘛，责任不在他……
记者：但是你们的军队开进去以前，西藏基本上是一个独立国家了。
张藏藏：那怎么解释西藏领袖们接受中央册封的惯例？怎么解释建国初西藏精神领袖和世俗领袖们接受中央政权领导的签字协议？——我发现我们分歧很深，你有你的立场，我有我的民族和国家观，但我不明白，你们德国也有民族分治和统一的过程，为什么轮到中国就换了一种绝对的眼光呢？
记者：因为周边国家有担心，担心中国将来会入侵他们。
宋强：又是“中国威胁论”！这是一种很矫情的论调。我觉得中国人没有帝国主义基因，中国历史上也没有扩张传统。如说中国人像日本那样——有过让人记忆犹新的侵略史和扩张行径，“中国威胁论”还有情有可原的出处，而现在完全是空穴来风嘛！
张藏藏：你看，您在完全反着说。历史的基本事实是别人扩张咱们，那么多不平等条约，划出去那么多领土。而且已经无力回天了。——好了，好了，看来您对中国扩张问题有兴趣，咱们一处一处说吧。
记者：先说台湾吧。在我们看来，台湾和中国(原话如此——编者)的分离已经很长时间了，台湾人民对统一不感兴趣。就好比一对夫妻已经分居多年，婚姻关系已经死亡，那你们觉得硬扯到一起有什么意思呢？——我注意到《中国可以说不》在台湾问题上的激烈态度。
张藏藏：坦率他说，你的比喻很蹩脚。首先，大陆和台湾不是夫妻关系，它是一体的。你这个比方非常不恰当。其二，我们认为台湾问题，统一是前提而不是议题，不允许讨论。
记者：就算是一体的吧，假如一个人走路不小心，脚被汽车轧断了——我觉得台湾(对中国来说)就像一只被轧断的脚，那么断裂也是一种事实了，何必强求(统一)呢？
张藏藏：又是一个貌似有道理的比方！你要知道，医学的使命是要尽最大可能将断脚缝合的。
记者：有关台湾的知识，我可能要比你们丰富。
张藏藏：我可能不得不承认这点。因为你在台湾呆过不少时间。让我们再用一下你前面的那个比喻吧。如果说台湾对于中国来说是一只被撞断了的腿——你的台湾的知识比我丰富——但你有我这样的切肤之痛吗？
记者：你谈到痛，你们刚才谈到历史上日本人给中国人造成的极大痛苦。那么你们是不是觉得外国人杀中国人不可饶恕，而中国人自己杀几千几百万中国人是理所当然的吗？
张藏藏：谁说的？宋强你说过这话吗？
记者：我注意到有这样的危险，比如发射飞弹打台湾……
张藏藏：打了吗？
记者：在台湾附近海面打飞弹威胁台湾。
张藏藏：我倒是想先听听你对美国最近发射飞弹打伊拉克的看法。
记者：还是你先谈。
张藏藏：你先回答我。
记者：我希望你回答，我接着回答你的问题。
张藏藏：好吧，我认为对台湾离心主义势力的威慑是必要的，我支持这种国家手段。如果台独势力失控，将局面引上那个悲剧性的方向，即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后果，那将是非常悲痛而不得不为之的选择——这一点上我同鄢烈山这样的败类有根本分歧，他说饿死做中国鬼和苟活做亡国奴之间，他宁愿选择后者。我还愿意谈一谈台湾问题上我个人的见解，我个人觉得最严重的局面会是用军事力量封锁台湾，谁都在避免流血。
记者：亡国奴？台湾问题有这么严重吗？
宋强：一个没有台湾的中国就不能称其为中国，台湾一旦独立而中国政府束手无策，那么一系列恶性反应将接踵而来。
张藏藏：你现在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记者：我认为事件的起因是伊拉克人飞进了禁飞区。
张藏藏：在一个主权国家设禁飞区是有道理的吗？
记者：但是这个符合联合国决议……
宋强：那你就可以多想想关于台湾问题联合国的决议，还有波茨坦公报以来的国际条约、宣言对台湾地位是怎么看的。
记者：我的夫人在台湾，是当地人。
张藏藏：噢！是这样。但你还是德国人，所以你没有我的切肤之痛。
记者：你们说国外称你们是“义和团”是恶意的曲解？
张藏藏：“新义和团”之说是怎么出笼的？一个美国记者问：“你们算中国的义和团了？”我笑了，说：“你说是义和团，那就叫我们新义和团吧。”其实“新义和团”说法也没有关系，就像巴尔扎克时期的小说和法国新小说有截然的不同。我们是否排外，我们喜欢外国的成就，爱用外国的产品，你看我和宋强抽烟的牌子，但我明确告诉你：我，喜欢中国女性。
记者：(笑)，我也是。
宋强：一切都不矛盾。当初我们欢呼西方价值的进入，是为了未来，为了我们的国家好。那么同样，今天我们告诉国人应该说不，也是为着我们的国家利益。这一切不会导致闭关锁国，或导致中国再回到左倾路线上去。西方的疑虑是没有必要的。
记者：我遇到几位中国作家，他们对《中国可以说不》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说：这木书的语言很不好，使用的是一种，“文革”式的语言。
张藏藏：我不知道你说的“中国作家”是哪些人，我不知道他们有几分资格来攻击我们的语言——至少是我自己的语言。我最近出版了一部小说集《每天淹死一个儿童的河》，我怀疑说这话的“作家”的语言能超过我。
宋强：我想，他们说的“文革语言”可能是指的我那一部分，是的是的！用了一些过去的语言和用词。我是考虑到使风格能够活泼起来，别那么紧张兮兮的，一个通俗读物嘛。使用一些反讽的、俏皮的行文技法，这也是一种写法！外国人骂骂倒也罢了，某些中国人也跟着起哄，这是一种“杀灭”。
张藏藏：我承认现在出现了一些异样的反应，我刚才读到一位中国作家写的一篇文章，里面有一段话挺有意思的：“近年来，你言说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言说良知和苦难；你批评谁都可以，就是不能批评王朔和王蒙；你倡导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倡导理想、道德和人文精神。”其实王朔和王蒙还是有人批评的，我觉得这话可以改成：“就是不能批评美国”——所谓，‘政治正确性”就是这么回事。这种无原则亲善美国、西方的德性很让人厌烦。(宋强插话：“臭知识分子，一点没错，就是这方面臭。”)归根结蒂表现了圈子内的“不适应”状态，改革开放十几年了，该适应了吧？既然他们把刀捅你这儿了，那我也不妨给你介绍一下部分“专家”的心理，他们无非就是认为我们分享了他们的“权力话语”——本来这类书应由他们来写的，怎么你们来写了？这一来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后果，本来他们可能赞同“说不”的，但仅仅因为“权力话语”被分享了，就挑毛病、批判，然后表示不赞成或干脆“批倒批臭”。这种怪诞的思想延伸表明了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当然这个话题属于我和宋强私下讨论的事儿。打住，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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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丢掉幻想 准备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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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
首先我们得扪心自问——
我们是否因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种族主义而成为拒绝谈论人类合作的人？或者说我们是否提出了尊严的概念而一夜之间变成神经质的“民族主义斗士”？
是否因我们的愤怒、我们的爆发和我们受到的责难而使得我们刻意去树立许多异端，从而使我们和持不同立场的人“断没有朋友可做”？
是否因抱定我们的观点、咬住我们的结论而成为漠视人类规律，从而成为反对世界融合的人？
是否因呈现了那些无法弥合的鸿沟，令我们领略了人类斗争的冷酷，使我们的爆发点变得倾斜、我们的“矫枉过正”变得绝对？任形势把我们推向“泛中国主义”或者“泛亚洲主义”的侠士位置？
同时我们也会扪心自问——
是否会因为我们成为世界各国新闻工作者的关注对象，成为学者、政治家们议论的话题，我们就趁势改变掉我们的颜色，就像香港传讯电视台要求的那样——变得西装革履、满口名词、乔模乔样，从此精雕细琢，不再粗糙，被那些富有经验的策划人所包围，成为对一切问题有发言权的“神州新一代”的代言人和“政治理论家”？
是否会，当时势把我们推到了更大的场面，我们因此就变得羞羞答答，东删西改，急切地把《中国可以说不》同那些规范的学术“接轨”？
前段日子，一位我所尊敬和爱戴的老师(几年来他一直关心着我的进步)打电话告诫我说：“你呀，平时为人挺厚道的，这下成了漩涡中的人物，可千万别走火，弄得乐极生悲哟。”言外之意，这事可能会因为我的胡涂而走形。我承认：我得继续学习，努力进步。我们也敢说：我们充满着正义精神的发言从未在任何一个人面前丢人现眼过。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视之为纯个人之间的斗法斗智，而是视之为民族立场与异端力量的抗衡。这种抗衡，不仅发生在外交、体育、文化、经济等交往中，而且充满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民间交往。
为什么总有对抗？
因为总有鸿沟。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一听到“对抗”这个词就鸣喧?喊：
“不得了啦，又在逆世界潮流而动啦！”我将专门辟一个题目来讲“对抗也是人类交流的重要形式”来讲这个问题——真理是需要对抗来辩明的，谬误也需要对抗来显现。
近两个月的抗辩使作者们明了：对于美帝国主义和西方应声虫来说，他们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指责是不需要有什么对错的。我来自重庆，你来自贝尔法斯特；我的生活轨迹是饥肠辘辘的文科复习生、不可一世的大学生、成天唉声叹气的穷教师、满脸晦气的广告业务员和报纸、期刊的投稿人，年过二十八岁便过早地成为生活的奴隶，结婚生孩子，呕气吵架，喝点小酒，谈点大事。很想周游世界，但没有护照，只有床罩。而你从懂事那天接受洗礼，九岁时在大街上溜旱冰、在花园里跟邻居小女孩接吻，到海德公园搞政治抗议；作为绿党成员，你到千里之外的海域拯救鲸鱼，在拉瓦尔品第你为大街上的乞丐蹙眉，在安卡拉你为库尔德人的处境而忧虑；酒店里10点钟之后没有热水，你宽容地一笑，银行门口一群兑换外币者围注你，你无奈地叹息。这就是你和我每时每刻无所不在的差别和——分歧，那么我们干吗要费力地试图达成“一致”呢？我知道很多中国人想和你们“一致”的，做你们的公民，享受和你们一样的福利和保险，有体面的工作和优裕的收入——然后和你们一样，去关心孟加拉国水灾和卢旺达战火，然后再一起高唱“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而此时当我们的历史感有冲突时，我们怎么可能一致呢。
我们心里的中国——她潜伏于我们的体内和四肢。我在辽宁省的一个谷场上剥玉米，笑看孩子们在洒满阳光的山坡上偷山楂；我在重庆市的一个单位里办辞职，汇人大街人流中去看球赛。我们为特困企业捐款，我们向肉摊收税；我们和领导吵架，我们送爱人去特区。我们沉浸、沐浴、酣酩其中的中国和你们所谓的“中国”怎么可能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之间怎么可能“一致”得起来？
你们眼里的中国，是机票在涨价，高层有信号，运动员在服兴奋剂，刑讯室里发生拷打，知识分子受到“监视”；你们认同的是一个形态“奇迷”的中国，一个上层“内幕”不断、底层“自由”有限、边疆人民困苦、民族风俗野蛮的“童话”般的中国。
都到这份上了，我们又怎么可能“一致”呢？
那一天，我正在抨击着“你们”的新孤立主义，美联社的记者猛然抓住我挥舞的手，恳求道：“可以提一个要求吗？——请不要说‘你们’、‘你们’——是‘他们’。”我哑口失笑，“好吧，不光如此，他们的新孤立主义甚至对美国伟大历史也是排斥的……”我继续说下去。
不管采取什么样的人称，“你们”也好，“他们”也好，反正是属“们”字规模的，人数空前，直至斥亿。《说不》已经指出：反对中国不是一两个国会议员吃饱了撑出来的举动，它来自群众性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僧厌和指斥。苏晓康说：“反美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项时髦。”我们也在《洛杉矾时报》这样反问：“你怎么没有看到反华从1989年以来在美国社会中一直是一项时髦呢？”只要大选临近，国会中的某个政治新秀或者老鹰大义凛然地站出来斥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你肯定能听到举座欢呼和掌声雷动的反应。这就是现实，得了吧，我们还能指望什么“促进友谊，增进了解”？
我们曾经指出美国民意中普遍存在的孤陋寡闻和闭关锁国倾向。两个月后，《卫报》驻香港记者赫安雷在长途电话中对我说：
“其实美国国会和美国人对中国是不感兴趣的。”
不，他们是感兴趣的。尤其是当这样的消息传出——所谓“大规模地秘密屠杀婴儿”、“人体器官移植”、“向伊朗出售导弹”、某人被捕、赈灾款项“被贪污”这样的“新闻”被炮制出来后，中华人民共和园才能够荣幸地走上美国新闻的头版。美国的新闻版面随时都可以给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好消息”腾地方——最好是惨烈的天灾人祸，“省份自治”、政权分裂、“来自内战前线的报导”、血腥的民族仇杀、大规模的阶级社会报复，这样的消息，主编们完全可以大笔一挥在头版头条位置立马儿公布，时间嘛？一两个星期都行，再长点？晤，恐怕有点太那个了……公众的胃口已经快倒了，拳击手婚变的消息还等着发布呢。不要指望中国会有更好的待遇。
也不要指望中国社会经济的进步能够在哪怕第十二版能被刊载一个比较好的特写。
因为这个正是他们“不感兴趣”的。别一厢情愿，当心碰一鼻子灰。
当我们友善而认真地关注着西方的情绪时，他们又有什么时候关心过我们的情绪？
我有一个阔别多年的朋友，他比我晚分配一年，他在市区的一所高等学校工作。而我则不幸流落到深山里的一所厂矿学校教中学语文。我们在大学里一同下馆子，摘同学会，郊游，到女生宿舍串门，在共青广场上装狼嗥——总之是非常难忘、充满着温暖感受的回忆。我脸色苍白地度过我大学后的单调的工作时光，没有人给我写信，而我在心底追忆着他们，在凋败的环境和寒冷的冬天里追忆着大学时代和朋友们，追忆着那精神上的伊甸园时代。
那一年，正流行毛阿敏的一首歌曲：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
我的门响了。打开门，我熟悉的亲切的面容出现了。可以设想我当时的心情，我张罗着到厨房给他弄吃的，眼睛眨巴着差点溢出泪水。然而很快我发现——此“蝴蝶”已非彼“蝴蝶”也，他根本不关心我这一年多在干什么、想什么。他根本不要听。他只是絮絮叨叨地谈着他自己，他大四时的恋爱史和顿悟感，他的单位福利多么好，他在新单位如何被器重。当我懵然听他讲完这些后，他心满意足打着酒嗝走了。在收拾杯盘时我突然感到莫名的愤怒！这简直比不给我写信、不来看我还要伤我！——他无意中表明：他已经对我不感兴趣了。我们终于自此以后情断义绝。
所以唠唠叨叨地坦率表明中国是如何的无害、如何纯洁无理地追求同“他们”的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基本上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他们对中国所追求的一切不感兴趣。当我们在外交中几近于“掏心”式地解释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为什么那样做，我们有什么苦衷时，他们总是半闭眼睛似听非听。只有这个时候他们才会猛然挣开眼睛——
“喂？你们想进口这种轴承？不行不行！巴黎统筹有明文规定的……”
读者切莫以为我是处在一种受虐的臆想之中，也切莫以为中国仅因为是意识形态迥异才招致这样的不公平的。“不公平”？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你国力弱，你种族差异大，你喘出的“气儿”跟他们的不一样，总之只要你的形态跟西方有所不同的话，那么，他们压你，卡你，拽你，就是最大的公平。你的一切辩解和沟通的努力，在这种前提下更像一场早已拟定好判决的法庭辩论会，除了为你增加一层令人同情的色彩和一闪而过的恻隐之外，你只会看到法官茫然、空洞、急欲下班的眼神。
所以这就可以解释，百年以来，为什么当中国的书生们目睹一切异族的欺凌，总要痛问苍天——“中国何时才能强大？”所以我们每次都要跟那些美国记者们说同样的话：“你们不要以为制裁惩罚了中国政府，我们会感到高兴。任何一个有正常感情的人，绝不会容忍别的国家来毁灭我们的经济梦想，也绝不会容忍我们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文学情感被外来文化所吞噬！”
我们应当重估分歧。
不应使“求同存异”成为‘句空话、套话，或者成为掩盖对抗本质的遮羞布。
我读过许多散文小说中描述中国人所谓“不辱使命”、“发扬国威”的拙劣片断。那些寒酸的文人们，经常把外国人想象得跟他们一样寒酸。比如一个中国人用流利的外语引用他们的文化成果来装点知识，表现出东方式的俏皮，老外们就会“泛起一阵惊叹声，然后竖起大拇指：Good，Good，中国，了不起，了不起”。在这些文人笔下，中国人似乎总在取胜，随之而来的是社交上的成功：资本家的女儿迷他，显赫的职位等他，伟大的事业期待着他，但是，唉，苦难的祖国却在召唤他……我不是说这种廉价的道德公式基本着眼点有什么不对。但是为什么老是产生这种廉价的思想呢？——老是用这种梦幻般的公式来麻醉同胞，老是造成这种印象——海外的中国人总在理想人类精神照耀下前进，而辅佐他们、栽培他们的外国人总是纯纯的、憨憨的，可以随意被中国人所感染或驱使的。
好像只有在那里，人类合作才能毫无羁绊地实现。好像只要中国人争气一点，一条毫无痛苦的走向世界之路就展开在你的面前。如果都是这样，那怎么解释我们的同胞在那里受折磨的事实呢？
大约二十年前，成都的一个小礼堂为美国电影界人士放映了一部歌颂赤子之心、渴望中美友好的电影《第二次握手》。剧场里的美国人笑得前仰后合，不可开交。在那部令人羞愧的影片中，女科学家“丁洁琼”过着美国人都难以想象的超级生活，嘴里念着牛头不对马嘴的台词。中国小导演一厢情愿的大现形，中国人天真稚拙“美国梦”的无心流露，好像从那个时候已经显出一点意思来了。
一种说法广为流传，被报章引用了几十年，越引用越走形：五十年代美国一位将军说——愿意以十个师(一说五个师)换取一名毅然回到新中国的科学家。这种说法为什么被普遍地欣赏，也颇值得我们玩味。实质这就是一种别人哄起来的自大而已。人家就是那么一说(只是说出这么一个道理)，咱们就跟着起哄，认为中国人真的就那样精明到头了，以后中美打交道我们自然有大便宜可占。这种小国寡民式的自我麻醉天真到理论和现实不分的地步，实在应该让我们好好地低头思量一番的。
因为最严峻的事实是：尽管现代史上我国的杰出人物在别国得到了钦佩和赞扬，然而并未由此改变中国充满晦气的历史，也未改变大多数中国人在深夜里无奈叹息的命运。
如果说这一切首先怨我们的话，我认为我们的罪过是太相信西方列强。“把外星人想得太好”。
我们过高地估计了我们在“他们”眼里的位置。同样地，我们过早过滥地将美德推及于人，所以在民族心理上出现了“防”的衰变。
南京大学时殷弘教授在《西方对非西方：当今美国对华态度的根本原因》里这样写道：
“美国……不喜欢任何一个真正富强、不肯唯命是从的非西方大国。也就是说，这里除了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等原因外，还有文化心理和种族心理方面的原因。……除19世纪末到本世纪20年代西方曾接纳日本为列强之一、试图与之共掌世界权柄以外，西方世界可以说从未具备过真正容纳一个非西方强国的经历和经验。……西方对俄罗斯的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即使从亚洲人的角度看，俄国在宗教、文化和种族特质方面仍属西方。
“种族特质和文化心理的差异，加上国力的强弱，很容易被几百年来习惯西方优势的人们拿来当作区别敌友或确定异己的标准，哪怕这样做往往是潜意识的。”
应该说，通常是潜意识的，很大程度上是潜意识的。因为我们从未听过哪个西方国家的政府公报、党派宣言、领袖间可供发表的信件中这样提到，也不曾听说哪个“战略司令部”真有这样的计划。《说不》中的一些个冒险而真实的推理也被寄予了这样的“殷切期望”——拿例证来。这其实何尝不是个套子，逼着我们往“学究”堆里拱？逼我们楞装成大头鹰，什么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这样讲，谁谁谁又那样说。谁也别指望把我们拖出去，像阮小二那样把李逵骗入浔阳江。我们可精着?。
也许只有一百年之后，美国人愿变成中国人，中国人愿变成美国人，都不会招致任何闲话。也许只有那个时候，中美两国才能像“胞波”那样的亲善而无猜，两国人民走亲戚才能像中国边民到缅甸那样的稀松平常。在数百年形成的文明差异这样一个巨大前提下，任何一种不切实际的“天下主义”的企盼都是一种奢望。这不是煽动仇恨、怀疑和对立，而是基于对现实的尊重。巴基斯坦前总理布托回忆道：他幼小时在克什米尔山区玩耍，突然感到非常口渴，他欲向卖水人买一杯水喝。而卖水人则问他是什么教派，他如实回答了以后，卖水人把那杯清水泼到了地上。这个相当极端的例子使我们看到民族冲突中最黑暗的一幕。这种黑暗的现状能够将我们从阳光明媚的半空拉回大地。
毛泽东当年给了齐奥塞斯库一个面子，齐苦口婆心地劝：中苏不能再僵下去啦，希望能探讨一下重归于好的可能。毛回头问秘书：“我当时开列的时间表是好多年？”秘书答：“一千年。”毛遂告齐：“你既然大老远来了，我也宽宏大量些吧，九百年后再谈中苏友好的事情——你看，我一让就是一百年?！望大总统胡乱将就则个。”
其实毛泽东的话何尝不是出于无奈？
我讲这一些的意思，只是想告诉我们亲爱的同胞，感情不要太泛滥，热脸贴上去，只能导致人家避你避得更远。不是我们要做什么，而是他们懒得做什么，如果我们不想“食多吓跑了鸟”，就让美国这只大鸟呆在那儿吧，刻意去“求同”还不如无为而治的好。对美国人来说，中国的身份可疑，你去费力辩明什么呢？中国人有了越来越多的和老外打交道的机会，双方之间可能很随便，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拿来“开涮”。日出三竿，世界温暖，真幸福快乐哟。但我们不相信：假如说因为我们之间的信息畅通无阻，他们就可能视我们为他们中的一员。或者我们可以长期融洽，永远笑声不断，这个道理就像美国人把北京话说得再好，我们也绝不会当真视之为北京人一样。这就是一种无奈，我也相信人类学家也不会因这种无奈而忧心如焚。谁也不会急吼吼地去弥合鸿沟——人类有许多事要先做，中国事情会更多。中国的迫切心情就像越剧演员徐玉兰的著名念白——
“我来迟了——”
十年前我看《世界之窗》上刊载一个土耳其人在德国的遭遇：他在德国工作好些年，然则苦恼的是德国人不能认同他。有一天，在一次很融洽的气氛中，他买了啤酒请他的德国工友们饮用，大家都很高兴，这时，土耳其人认定“融合”的机会到了，他趁势坐在德国人旁边，德国人却说：
“走开，你这个土耳其人！你嘴里一股大蒜味！”
我亦读到过“孤岛时代”一位作家的小说，写的是一位欧洲人在上海同一户中国人做邻居的故事。中国太大见这欧洲青年挺可怜，便邀他来家里吃了几次小饭菜。中国家庭和这欧洲人相处甚洽——那欧洲人也自觉，每回都带些熟食来：可是渐渐的，欧洲人有点像蹭饭了，因为他穷——穷就是罪过，因此这家人开始烦他。他们找了一个方式对欧洲人说“不”，可是时机没选择好，他们正把饭菜藏掖起来的时候，欧洲人正巧端着一盘香肠进屋。他看到了这一幕，变得脸色苍白，他匆匆地将那盘香肠放到中国人的饭桌上，低着头出去了。
中国人很惭愧，那太太去敲他的门，小声问：“过来吃饭吧？”里面一个非常凄惨的声音回答：“我已经吃过了。”
这真是教我很难忘怀的辛酸场景。人穷就没有什么尊严可言，管你是哪国人。而对于眼下的中国来讲，她既是西方的异己分子，又雄心勃勃地在世界市场上争取更多的配额，人家不恨死你才怪呢。
不要说我把现实描写得“一团漆黑”，不要因为道出了人类差异及人类斗争的严酷本质就大惊小怪。中国究竟该不该有欲望？如何看待西方压制中国欲望的动机？我想：这应该是我们跟他们之间的最大分歧。
再论“费厄泼赖”就是应当缓行
平心而论：宋襄公应算是全世界“费厄泼赖”的最初执火炬者。他断然拒绝参谋官“半渡而击之”的建议，坚持俟敌军摆好阵形后才开始决战，这种做法，几近人类思想能够达到的最高道德境界。其实有时候智慧和聪明看起来几无差别，但我仍然坚持：如果采纳“半渡而击之”的战术并大获全胜，则是聪明的胜利——如若宋襄公的决定并不影响战争的胜利，并且能够帮助他巩固春秋霸主的地位，那么这场战争将成为智慧的胜利，并将深刻影响人类未来的思想。伟大和可笑只差了半步。
但是，现有的、按照西方程式编排的“国际秩序”，是否真正体现了人类竞争的最纯粹的“费厄泼赖”观念？
西方人历来认为最大的公平就是弱肉强食，有时我也情不自禁地苟同这一观点。尽管——当我剖析这一切时，我有一种作茧自缚的强烈感觉。因为，处于“半渡”状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除非对岸是宋襄公，否则永远是无法顺顺当当抵达彼岸摆好“费厄泼赖”战场的。于是这一切就值得探讨了：既然知道了对岸绝对不可能是宋襄公，那么为什么要求中国急急地进入别人设计好的“新秩序”之中呢？为什么中国不可以提出抗辩：我们还没有排好队形，你们就开始摇小旗，鸣鼓而攻？你们的一切所谓“新秩序”，都是掘好的为中国人准备的陷井——至少从客观意义上可以这么讲。总之，你们不愿意中国笑眯眯地站在世界大国之侧，而是希望中国在貌似公允的“费厄泼赖”之下丧失更多的发言权和检索权，以及利益的追溯权。
一个强大而民主的中国真的符合美国的利益吗？西方记者喜欢将这个问题颠倒了来问：“难道你们认为把中国搞乱了，搞垮了，对美国有利吗？那时对美国来说也是很麻烦的嘞！”如果我们犹豫片刻，表示出对这个问题可以有某种认同或可以再研究，那么他们会眉头一挑：“你看嘛，美国并不希望一个动乱的中国出现，所以我认为一个强大、繁荣、民主的中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如果都以非A即B、A假则B真的逻辑看待问题，那么中美关系中的一系列麻烦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美国对华政策是矛盾重重的，这种矛盾不仅是美国国内政治观念分歧的产物，而且可以不乐观地讲：当你看到全美国政治势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现出的同仇敌忾时，你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哪一种趋值会更大些。所以这种上升着的矛盾——让我们越发感到遏制之矛正在刺穿理性之盾。
是的，可能一个动乱、分裂、贫困的中国会给美国带来麻烦；但对他们来说，这种麻烦出了也就出了。“既来之，则安之嘛。”苏联解体、格鲁吉亚内战、阿布哈兹战火、车臣战乱，美国不是照样过来了吗？老美不畏乱，奈何以“乱”惧之？美国什么大世面没见过，苏联那么大个儿，都给收拾得服服贴贴，你中国算老几呀？
我们承认，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是出自痛苦的历史反思，用句流行的话说，也是在“检讨历史”——我们自己的动乱历史和我们的凌乱脚步。毛泽东三十多年前就预警过中国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当我们走向世界时，我们带着一种惭愧的心情，并且收敛了一切的夜郎自大，甚至不惜自轻自贱。我至今认为：柏杨的大批判对中国人来说是有百益的。中国人也要有“谢罪意识”——对那些在贫穷中呻吟的人们，对得不到很好照顾而发育不良的孩子们，那些本可以成为体育明星而如今却作为木讷的农村家长苟延残喘的人，那些本可以成为优秀的市长而现在却是不得不为“转正”而奔波的民办教师。你们看到的是一个惭愧的中国，一个收敛了攻击性而变得温柔的中国。但那种惭愧心不是对着别国人民的，我们对别国人民没有欠什么情。——六十年代在四川，一群疯狂的饥民不顾军人的鸣枪警告扒开了卡车上的粮包吞食生米，当他们看到粮包上写着发往越南的宇样时，便用悲号着的声音劝阻他们的亲人：这大米是给越南兄弟的，饿死也不能再吃。我们回去吧！——相信每一个中国人目睹这一场面都无法抑止住自己的感情。所以无法在满目疮痍的起步中侈谈中国对全人类的贡献。中国经历苦难之后需要开一开小灶，给自己添点营养品了，中国顾不上别人，要给自己的人民“吃米饭、住瓦房、穿绸缎、喝肉汤”了。中国应强调追求国家民族利益是自己对外战略的逻辑起点和根本任务。实际上，每个国家都在这么做的。我们开始了以自我为起点的算计，我们也尊重了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费厄泼赖”的事实，如我们的劳工付出了比美国工人、日本工人更艰辛的劳动，而只能从美国老板、日本老板或别的老板那里得到相当于他们在国内应付的二十分之一、十五分之一的工钱，从我们的政府到我们的劳工却对他们笑脸相迎，真心感激他们的赏光，我们振臂欢呼他们过来剥削，刘少奇四十年前在天津说：“剥削有理，剥削有功！”所有的亲爱的外国资本势力，来吧，开放的中国盼望你们剥削。要奋斗就必须有牺牲。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工厂等待开工。在我的家乡重庆，若干工人每月只能领取价值几十斤大米的救济，涌现出一些非常令人悲痛的事件和现象，几十年来在中国享受非常自尊地位的工人阶级，正在无情的市场法则前处于无所适从的境地，可谓“念兹断人肠”。可是为什么自1992年世界银行的报告一出来，西方的腔调全变了呢？一时间我们就是第三经济大国了，这回不行了，你不能混在他们一堆里要优惠条件了，你们得跟我们“费厄泼赖”。你是老三嘛，坐过来，你看，老三，这事咋办？老四和老五都说你做得不对呢……甭跟我搞“劝进”！你不是孙权，我也不是曹操！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第三经济大国”？一个工人辛苦一月所值只是两件中美合资的衬衫，一个普通工薪族一周的收入只够下一次饭馆，这算什么“实际购买能力”？
匆匆地，不加辨别和心悦诚服地加入他们的体系和思想是有害的，他们的体系中埋伏着杀机。我们知道：不可能一切都遂中国人的心愿。我们将以我们的重大牺牲为代价换取中国复兴的最后机会，但他们不能要求我们像西方七国那样摇摆着身子同他们“费厄泼赖”。战后日本的第一代著名女记者波多野美奈子从东京飞来北京，我问她：“您二十年没来中国了，您觉得中国的情形像哪个阶段的日本呢？”她笑吟吟地脱口而出：“六十年代。”这就是波多野美奈子才到中国几个小时的印象——在中国最漂亮、豪华的地段看到的印象：气势宏伟的首都机场高速公路、繁华的东单商业区、富丽堂皇的天伦王朝饭店，这里有巨大的穹隆、五彩缤纷的喷水池和欧洲的歌剧音乐。她还没有看到重庆解放碑附近陈旧的居民区和简陋的小吃摊子，没有看到长城脚下大汗淋漓的打柴人，她就脱口而出：“六十年代。”乖乖，我恨不得劝她别再去看其它地儿了。
而一旦中国不愿钻套，一旦中国脖子梗起来，有点不那么听他们摆布，他们就开始嚷嚷着要遏制中国。汤正宇拍着英国《经济学家》的封面质问：“这不是遏制又是什么呢？”——那位作者从伦敦飞来北京，在建国饭店里逐字逐页地解说他的本意，急得眼睛都鼓了出来——一时间我们笑了起来：挺可爱的一个老哥们嘛。但是否因为他解释过他写作的本意——“归根结底不是遏制，”我们就把所有的不愉快烟消云散了呢？那么大的一个封面，那么醒目的一个标题，怎么可能否定得了呢？况且遏制中国这种理念，也不是始作俑者出面否认就可以烟消云散的。这也不怪他，本来他表达的就是一种浓厚的思想——这种思想来自战略思想库、影子内阁和交易所。然而在这一切一切的背景下，“费厄泼赖”又算是哪家的“费厄泼赖”呢？
英国人阐述了一个非常荒谬的观点：鸦片战争对中国有积极的一面，因为中国不愿加入世界贸易，拒绝“改革开放”，于是乎免不了打，没什么公平不公平可言。香港的教科书把鸦片称为“特殊物资”——好像这么一改，大规模以武力倾销毒品的国家罪行就可以变成向中国倾销头痛药和镇静剂的贸易纠纷了。这一切，似乎都是为着故意去惹怒中国人。我认为我们首要的不应该是单纯地生气。看看眼下的世界，可生气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每件事都要生起气来，那会怎样一个“惨”字了得？——最近谢晋为香港回归正拍着一部《鸦片战争》，我觉得届时倒可以去看一看，看一看西方当年是怎样建立世界秩序的。
同样是侵略战争，西方没有像日本和德国那样受到惩罚，据说这样符合了一个道理：为强制建立一种新的人类秩序而犯下的罪行不可以当做“罪行”来对待的。就像英国早期原始积累的“羊吃人”和美国血腥的西进运动没有人要求惩办罪犯一样。这是历史的一种正常形态。历史好像也没有刻意去追究哪个特定的人或政府的责任。这种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冷峻历史观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呢？——世界从此两极分化。如果当时建立人类新秩序的原初意义是对的。那么，时过百年之后，世界的穷富格局基本上还是当初的那个样子。我们不禁要问：那些对中国要求更多补偿和更多照顾的指责难道是特别有道理的吗？我们对现代的这种国际秩序发出的深刻怀疑难道不值得西方老爷们扪心自问吗？西方难道不对第三世界的阶级搏杀、战乱动荡、离心势力的风起云涌负有最大的、最不可推卸的责任吗？
一言以蔽之，我们从历史沿革方面得出了反“费厄泼赖”结论，难道还是“不顾事实”吗？还需要多少事实、多少尸骨、多少饥饿疾病者的眼泪把那种血淋淋的教训重新演示一遍？
是的，百多年来，几乎所有的非西方国家都尝试过走西方之路，都被迫以牺牲为代价进入西方的规则之中。有什么办法呢？不进入只有被淘汰呀。可是一旦进入了以后就发现这是一个很欺负人的规则。于是开始懊悔但不能退出(退出就是倒退)。于是便发出修改规则的怒吼。即使在资本主义初期，它的血淋淋的积累也并不是没有产生过逆动——空想社会主义诞生于对非人道的原始资本主义的批判，它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影响人类生活的后果。一切修改规则的声音，体现在亚非拉人民民族独立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之中。这种战争和战斗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过程，因为它是以国土战火燃烧、资源严重浪费、专家大量流失、社会发展滞迟为代价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在国家独立、人民革命之后并未真正走向繁荣富强之路。因为我们丧失了与规则契合的可能，也因为我们为强调民族的自由尊严而不惜食野草为生，向西方帝国主义发出几近悲怆的抵抗——我们的反帝就是为了维护这种尊严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人类价值的终极意义上讲：这是不幸的；而这是民族元首、民族领袖们不得不为之的，是广大群众崇仰的信念并且极力维护的。一旦我们以勤劳和真诚再度进入规则时，我们发现这规则对我们的歧见因鸿沟的扩大而加深了。而且亚非拉知识分子、经济界人士和政治家最大的发现是：这种规则的狼性——即吞食弱小者的利益以壮大国际资本、维护少数国家的领先优势，已经不再是吞吞吐吐羞以道破的秘密了。
那么，这种规则下的“费厄泼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请回顾一下历史吧，40年代美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署的一系列合作条约，如《中美航海条约》、《中美通商条约》，条约的文本可谓无比“公平”，堪称富国同穷国合作的光辉典范，让崇尚自由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热泪盈眶。看看这些令人心驰神往的条文：中国人可以自由地到美国经商、开矿，美国人也自然享有中国境内的上述同样权利；中国的轮船可以自由地在密西西比河及美国的任何一条河流从事商业航行，同样很自然的，作为友好的交换，美国的舰船也可以在中国的河道上航行游七……然而我们只是看到美国的布匹、美国的奶粉在中国肆虐，美国的炮舰上至重庆下至吴凇口大模大样地游弋，这本是很简单的道理——中国人没法去美国开矿山，也没法把自己陈旧不堪的小火轮开到密西西比河。《一千零一夜》中一个爱搞恶作剧的富翁用空气招待他的客人，他在空中划拉一把，然后把手伸给他的客人：“你再尝尝这块糕饼，要快吃！不然蜜就要流掉了……”以上的条款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是更像恶作剧呢？快来吧，亲爱的中国盟邦，快来美利坚开矿；通航吧，不然蜜就要流掉了。眼馋吗？叹口气摇自己的小舟吧。可要小心点，美国大轮船过来了。
这一则故事表明了现代世界的“费厄泼赖”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性急的同胞动不动就主张“跟国际接轨”。一位长者对我说：“莫信那个东西！‘接轨？’接上去你才晓得撞了鬼。”
我们的某些同胞至今还对西方制定的“秩序”抱有幻想，他们也跟着西方厌弃中国。某种意义上，他们甚至比西方还要十倍地厌弃中国、他们觉得：中国的事已经够麻烦了，再说“不”怎么得了？“中国威胁论”已经使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很恶劣了，再说“不”，不是更要置中国于死地？我不认为这种维护西方价值的论调是高尚的行为，我也不怕得罪那些“正人君子”——我要说：这是一种“恋主”者的情结。
附文
从《中国可以说不》看中国新一代对美态度的改变
新加坡《联合早报》 符懋濂
中国五位年轻作家最近出版了《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反映了中国年轻一代对美国态度的改变。本文作者介绍了中国年轻一代对美国态度的改变，并分析了造成这种思潮日益普遍的背景。
《中国可以说不》是由五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作者共着的政论集子，其中张藏藏、宋强和乔边，年纪在三十岁左右，都是著名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生，属于中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
据报导，这部约35万言的新书在今年5月出版后(初印5万册)，曾掀起争购热潮，成为北京最畅销的书，并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广泛注意。除了报章的推介外，还有对作者的专访，以及即将在海外出版英文翻译本和繁体字本。
笔者认为，《中国可以说不》能够洛阳纸贵，吸引中国广大读者先睹为快，并非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心理的真实反映，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从这本新书中，我们可以窥视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态(政治意识形态)，尤其对于美国和日本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所作所为，表露了极其强烈的不满情绪，更可以“把它看成是广泛的民意的映射”。
由亲美转变为反美
他们首先追述自己的心路历程：在八十年代初即走进“亲美情结”，“绝大多数学生是以美国的价值观决定自己的价值观的”，他们当然也不能例外。美国的自由与民主，美国的，总统选举，美国的好莱坞影片，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无一不令他们羡慕与向往。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这种感情的根深蒂固是真实的，它不一定以十分狂烈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深沉的、持久的，甚至是温馨的状态，左右着我们认识现实的尺度，影响着我们的追求。”“要讲寻根的话，我们的根全在美国——看到美国影片真亲切！”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青年以好奇心理迎接西方文化，并且尝试接受其价值观，是很自然的事。然而，他们一旦了解真相，发现“美国并不美”，发现美国处处和自己的国家为难、敌对时，民族主义自然就取代了世界主义，“亲美情结”终于被抛到垃圾堆里了。宋强在1986年和巴勒斯坦学生代表的接触，带给自己极大的冲击。他自我批评道：“我突然发现我们平素的似乎‘上进’的东西，其实是很势利的，一个失去家园的民族，在为自己的基本权利战斗着，而在中国某大学的一个沙龙里，一群太平犬却在奢谈着‘以色列的英雄’和山姆大叔的‘世界责任’……”
日本不宜成为常任理事国
到了90年代(即后冷战时代)，宋强及其它四位作者既然看穿了美国扮演的警察角色的真正动机和各种霸权行径，反美、仇美的思想感情更是油然而生，日益炽烈。这是因为从西藏问题到台湾问题，从人权问题到武器出口，从人口政策到知识产权，从最惠国待遇到加入世贸组织，从争办奥运会到南沙群岛争端，身为当今唯一超强的美国都利用它们作为遏制中国的筹码。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指望中国青年继续怀有“亲美情怀”呢？去年一次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是中国青年最讨厌的国家，这与《说不》所表达的情绪不谋而合。如果美国不改弦易辙，不放弃遏制中国的政策，很可能进一步激发中国青年的反美情绪，再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这可能不是美国国会和白宫所喜闻乐见的，也不是美国在亚洲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所在吧？美国为什么，这是漠视历史教训，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呢？
在口诛笔伐美国对华政策的同时，他们也不放过对日本的批评。张藏藏首先指出，日本对于二次大战的战争责任，一直抱着“暖昧”态度：它既不愿承认自己战败与无条件投降，也不愿像德国一样自我反省与向受害国负荆请罪，更谈不上主动作出赔偿，所以和亚洲国家之问的鸿沟始终无法填平。
他们认为，“中国为了实现与日本邦交正常化，其胸怀的宽广是日本许多政治家所无法比拟的。”显然，所指的是中国当初放弃对日索取赔偿在战争中的惨重损失。这一做法不但没有博取日本的真诚友谊，反而换得“恩将仇报”。近几年来，“日本总是把背朝向中国”，经常参加美国的反华大合唱，如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为难中国的核试炸，暗中支持台湾的分离主义，到处散播“中国威胁论”等等。因此，这位作者觉得当年中国放弃战争赔偿，似乎是一种失策。“是否可以把这个问题先搁置起来、留待时机成熟再结算呢？”这是该作者对赔偿问题的质疑、或许也是中国人的普遍心态，民间索赔组织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个愿望和要求。
尤有甚者，日本国内有人篡改历史，把侵华战争写成“进入中国”，试图否定“南京大屠杀”，参拜靖国神社为法西斯招魂，已使日本的国家形象受损。而在国际事务中，日本向来唯美国马首是瞻，或充当美国的马前卒，完全不具备一个政治大国的条件。
基于以上几点理由，本书作者认为“日本应该韬光养晦”，“在某种意义上，日本的无所作为就是对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换言之，至今为止，日本并不适合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也不应赞同它的申请。
五位作者众口一词地肯定，美国正在利用台湾来牵制中国，企图阻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甚至炮制“中国威胁论”，挑拨离间中国和邻国的友好关系。而台湾当局又仗恃美国势力，并充当美国全球战略棋盘中的棋子，更令中国人民反感与痛心。
针对美国出售武器给台湾，允许李登辉访美，他们表示了高度强烈的不满情绪，并指责美国背信弃义、出尔反尔，违反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
在中国进行军事演习期问，美国国会中有人高唱“保卫台湾”，美国政府甚至下令将舰队开往台湾海峡，“监视”中国的军事演习。这更令作者们热血沸腾、义愤填膺，向世人喊出“台湾是中国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并且进一步誓言，为了国家主权的完整、领土的统一，为了民族的尊严和子孙后代的幸福，他们“要准备打仗”，因为“武力不仅是维护尊严的手段，有时候也是赢得和平的法宝”。华盛顿已有两道阵亡纪念墙，分别纪念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阵亡的美国大兵，但作者宋强认为还不足够，因为“将来若有那么一天，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逼迫我们再奉陪一次，我们郑重建议：在华盛顿建造一座更大更宽的阵亡军人纪念墙，预备刻上更多的美国青年的名字。我们深信，那座大墙将成为美国人心灵的墓地。”
如果说美国当年从法国手中接管南越，并直接介入越南战争是一种错误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目前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恐怕又犯了类似的错误，即忽视了民族主义所能发挥的巨大威力。以武力威胁中国，只能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迫使中国为了自卫而建立较强大的海军力量——包括建造航空母舰在内。
北京政府再三声明，为了阻止台湾独立，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看来的确具有广泛而坚实的民意基础，获得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即使不是全体)的全力支持，所以是言出必行的。
中国必须尽快富强起来
爱国主义与乐观主义洋溢在五位作者的字里行间，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充满着自信心与自豪感。作者乔边兴奋地描述着中国的发展宏图：“从1980年到1995年的15年中，中国完成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任务。……到200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可达1000美元……2025年达4000美元……2040年达12000美元。”接着他又强调：“历史给予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契机。不抓住这个契机迅速发展壮大，到头来还要受人家宰割。落后就要挨打，挨打之后就更落后。这是历史的经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为了彻底雪洗百余年来蒙受的奇耻大辱，更为了避免再受西方霸权主义者的欺凌与压迫，中国必须奋发图强，尽快把自己建成一个强大的、统一的现代化国家。这不仅是《说不》作者的共同心声，更是12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笔者坚信，在此时此刻，这个共同愿望主导一切，也压倒一切。凡是有助于实现这个愿望的方针、政策，都能获得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如果某些人认为：一党专政不会持久，中国即将分崩离析；“自由民主”将大行其道，中国即将“和平演变”，假人权之名行制裁之实，亦能引起中国人的赞赏与响应，那么，他们最好到中国大陆进行民意测验，切实了解中国民心的向背。
毫无疑问，在现阶段的中国，人权、民主、自由以及其它的西方政治价值观，绝对不会像“可口可乐”和“汉堡包”那样畅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牺牲小我的精神，或许已不及老一辈人；但是，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民族情愫、爱国节操始终居于重要位置，《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及其获得广大读者的热烈支持，就是一个很切实而有力的例证。
《说不》的优点和缺点
《说不》深受读者欢迎的另一原因，是其内容丰富，取材广泛，实例很多，可读性很强。看来作者们的确学识广博，就连脱衣舞星狄美·摩尔的收入和麦克菲在新加坡受鞭刑等花边新闻，都被本书引用，而且不忘称赞“新加坡人的骨头同样是硬的”。
本书五名作者都是自由撰稿人，所写的当然不是“官样文章”，而是个人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完全不依照官方口吻说话，不属于“遵命文章”，所以给读者带来了真实感与清新感。
本书和传统的学术论著不同，完全舍弃令人讨厌的注脚，取而代之是以多篇附文和附录，作为立论的依据，其中包括《为什么我们必须遏制中国》和《战后美国军事行动概览》，都很有参考价值。
五篇文章虽是一气呵成，但在书中出现不少妙语，例如：“美国谁也领导不了，美国只能领导自己。日本谁也领导不了，有时日本连自己都无法领导。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中国说不，不是寻求对抗，而是为了更平等的对话。”
本书作者似乎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所以书中警句妙语处处可见，如“西方新闻自由，已经渐渐地被猎奇的自由、想象的自由、偏见的自由及歹毒的仇华心理所充斥。中国首先是邪恶和残暴的——然后再设法证明这一点！……”针对美国当权者的对华心态，本书写道：“既怕中国强，又怕中国弱(弱必穷，弱则首先有利于日本)。既怕中国富，又伯中国穷(穷就买不起美国货)。既怕中国稳，又怕中国乱(稳必强、乱必弱，乱必穷)。美国对华政策矛盾、混乱，就来源于此。”
在大小标题的拟定上，本书以短句代替短语，其中有些颇具新意，如“苍天当死，黄天当立”、“西方不亮东方亮”、“不死的麦卡锡”、“一些人看到杯子是半空的，却看不到它也是半满的”如此等等。
以上都是《说不》的优点。至于弱点，以下五点最为明显：一是某些立论缺乏深思熟虑甚至过于草率、武断(如预测不出15年，西方经济必然要出大问题)。二是某些内容过于偏激，过于情绪化(如号召记住仇恨、抵制美国货以及“实行无情的人民执法”)。三是内容缺乏系统性，各章节之问，各段落之间，连贯性不强，有时甚至变得支离破碎。四是遣词用字不太讲究，有些文句不经修饰，显得粗枝大叶，结构不够严谨，甚至不够顺畅。五是错字别字屡次出现，如将“蔓延”写成“漫延”、“基本权利”写成“基本权力”、“心理”写成“心里”等等，也成为本书的瑕疵之一。
《中国可以说不》尽管存在一些缺点或瑕疵，它仍不失为一部值得细心阅读的好书。对于正在或将要和中国政府打交道的人士，包括克林顿总统、桥本首相和李登辉先生，都应读一读这本书——如果他们真正尊重中国大陆的人民与民意的话。
“恋主”者的哀愁
我老早就说过：中国人喜欢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饶舌，但面临重要事实时，他们的态度往往是简洁而深刻的。当越来越多的各类意见摆上我们的案头时，我们的态度是将所有的辞句、段落都认真拜读一番。我愿意告诉辱骂者：不要指望我们会像小公鸡似的扑腾起来，不跟你计较倒不是因为出于讲“风度”——因为我们有别的事要做；我愿意告诉那些站姿倾斜、视线扭曲的批评家，我不会天真地恳求你重新摆正位置再扑过来，我深知这种“倾斜”是一种技巧，是你赖以养家糊口的手段；我也愿以真诚的心告诉那些我们感觉到是“言之有物”的批评者——比如《亚洲周刊》社论的作者，我历来认为正当的批评比起那些无原则的溢美更有助于我们接近真理，即使这种批评者开列的条目我们认为是必须删除的。
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试图用“《日本可以说不》的学舌之作”来贬低《说不》的严肃意义。我们几天后就作了回答，我们模仿着香港念白冲着老李说：谁学谁的舌，你搞清楚噢！——这是不辩自明的。我同意这样的话：“中国政府历来是该对美国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我绝不同意这样的结论：“没有必要专门说‘不’。”什么叫“没必要”？难道你没听到茫茫人海里的“Yes”信号吗？难道你没觉出楞逼着我国说“Yes”的挤轧吗？我们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去搞《红楼梦》的续书？况且一个书名、一个标题、一个意识，受别的书名、标题、意识的激发，这也是写作的一个特点，这个最简单的道理还需要我专门举证吗？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太没意思，太没意思。
一个人最痛苦的是要去回答一系列没意思但好像挺有蛊惑性的观点。张藏藏对我说：“这个工作得做，并非每一项工作都是吸引入的，也许工作本身就是枯燥的。”我抬头看见了你们——亲爱的中国同胞，委屈你们了，让我们一起枯燥一番吧。
我长期认为美国人最有幽默感。我不知道是文化差异还是别的什么，为什么许多批评都集中在《说不》不太重要或者说是一些“消闲性”的段落和辞句里？这种情况，在我们同记者们打交道时尤为明显。有一次不知谁说：“你说我是义和团，那就叫我新义和团吧。”哇！我的妈呀，记者一溜小跑跑到中国动态版面上大呼小叫：“义和团又来啦……”——不过这个我们今后确实需要注意一下，差异会带来麻烦。据说王朔的小说在台湾也没有多少人能看懂。有一首咏王昭君讽汉元帝的诗这样写：“耳目之间尚如此，千瑞安能攘狄夷？”中国人之间都可能有误会，何况老外乎？——我不会急吼吼地去澄清什么“误会”，做得受得，况且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但是某些事情流传得太歪门了，你又不得不使劲去拧一下，你总得跟读者有个交代嘛。
比如乔边写四大发明的那一章，我觉得挺好的，愤懑的表达也挺到位的。他讲了一个关于调查四大发明“知识产权”是否在美国得到保护的笑话。是呀，“谁保护中国的版权？”“这个帐又怎么算？”这是一种见解，一种很有力量的反话。问一问怎么啦？拿那些趾高气扬的美国贸易代表们开一下涮又怎么啦？我就是看不惯你！——喔哟，不得了，你看你那鼓噪劲哟，你不嫌累吗？你可别吓着孩子！那位“何方生”兄(我真怀疑他究竟是“何方生”？)不厌其烦地论证“知识产权”是怎么一回事，他想象我们跟阿Q似的摇头晃脑：“我的祖先比你阔多了……”然后再幽他一默：凶叉叉地扑将过来向全体中国人索赔爱迪生的专利：电灯、留声机等等等等，以为写出了大手笔，我猜他这时肯定把老婆摇醒：“大令，听这一段，……这回他们肯定是欲哭无泪啦，哈———”
我的确欲哭无泪。我追思着一位古代的“才子”，他写出“远看城楼齿锯锯”的名句后陷入深切的悲痛之中：“看来像我这样有才气的人一定为上苍不容，没多少日子可活了，呜呜……”
“何方生”仁兄哟，今后的日子怎么办，多惦量一点吧。
我倒不是因“何方生”的薄力而欺负他，应该说：他是有代表性的，尽管他不是一个称职的代表——比他强的“称职”的代表有一大拨儿，如苏晓康、苏绍智等都是。我为啥把他提溜出来说？是因为他唤起了我熟知的记忆——那种充斥着“阶级仇恨”的年代极欲食其肉寝其皮的吞噬冲动，他使我想起了广播——那种人类力量极端对峙的年代的“敌台”，如十多年前我偷听过的“自由中国之声”和中越战争前后的河内“越南之声广播电台”。
我点起一根烟看着案头上那些触目惊心的辱骂文字，那些不把我们批得体无完肤誓不休的“宏言大义”。突然想象起那些人的面孔——我猜：那些在语言的硝烟中与我们凶恶地撕掳的中国人，不管他们的作风和意识多么叫我看不起，但今晚他们一定和我们一样忠实而友爱地生活着。他们在疾书诅咒另一群中国人的同时，玻璃板下也许夹着爱人的照片，儿子学校的电话号码。他们靠写文章获取收入——这收入也许就用作女儿的嫁妆、寺庙的布施和水灾难民的赈济。一想到这些，我心里甚至出现了温情的荡漾，所有的轻鄙和憎恶一?那不复存在了。
同样的，当我看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蓝天、国旗下行走，我总在想：他们中间有大职员和小老板，有军警和小偷，有为十块钱小利从东城区奔波到西城区的人，有为一次早茶而一掷千金者，有失业者和专业户。这样的中国人似乎是干差万别的，他们也可能正在相互利用，也可能展开着智力和体能的撕掳，也可能在温情中相安无事——但我并不认为这一切的差别会导致未来的分裂。即使他们中间出现人渣，我们也会治疗他们、饲食他们；即使他们因触犯刑律而被判处死刑，我们也会关怀他们，传递他们亲人的口信，给他们热水毛巾；当他们受死前爆发出恐惧，我们会给他烟抽，陪他聊天，细心地笔录下他的遗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中国人是无差别的。
但是，当那种中国人——他们和我一样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婿——把环境和现实中的愤懑扩充到整个中华民族及民族赖以营养的国土、文化和社会形态时，我们是否还天真地以为：“差别”是可以弥合或无伤大雅的呢？
中国是容易出奸逆的国家——汉奸是人所共知的词语。
时下的中国，有的是“恨不得换掉自己的血”的人。也许只有中国才有过这种时髦：一个中国人在沙龙里白眼邻座：“甭跟我扯！美国才是我的祖国……”会博得支持的笑声和语意双关的掌声，即使有人听不惯，也绝对不敢言语。只有中国才有这种乖戾的空气：不正常的被视为正常的，正常的倒长期被视作不正常的。当《河殇》的一位执笔人打电话破口大骂某报刊登石中先生《激情的阴影》(一篇非常客气连“商榷”都算不上的文章——这是中国报刊界第一次对《河殇》表示不敢完全苛同的文章)时，我们哪里还看得到什么“民族霸权主义”？全是“民族虚无霸权主义”！当那些亲美的思想把持新闻界、文化界时，又有谁肯支支吾吾地指出来：“如真正替中国国家利益着想，岂能如此轻率？……”让那些今天看到事情闹大了，貌似公允地出来劝“说‘不’对中国只有百害而无一益”、“民族主义已经失去现实根据”、“西方没有围堵中国”的人，去他的吧！
在北京的近两个月里，我听到的很多事情令我强烈感觉到：《说不》中指出的“弥漫全国的亲美空气”并非夸大其辞，而是相反。我的意识深处曾有一个误区：认为时下亲美的主流仅是一些缺乏教育的“小毛贼”以及世俗社会的陋习而已。我错了，我内心太温和了，当得知介绍《中国可以说不》稿件在某报被从照排间撤下来的真相时，我突然感到一种惶然：我们几位作者对美国说“不”，为什么会招致那些中国人的不满？我不会橡“大人物”似的置之一笑，相反，我会在乎这一切的。史沫莱特描写朱德将军面对报刊辱骂之为“赤匪”时的表情写道：他神情忧伤地垂下头来，呆滞、痛苦的表情宛如古代的悲剧人物。我们几位书生模样的作者照片刊在香港杂志上，舆论称是几个“相貌纯真”小毛头，可以想象当辱骂加身时我们的心情。我们是人类，不是神仙；我本人口讷，不善言辩，我虽正在学会用良好的心态面对一切讥嘲和贬斥，但我们仍然不能面对那种躲藏于深处的尖冷安之若素——那种尖冷和怨毒可能就来自我的同胞和同行，我为遭受他们的痛恨感到不安。
但是我认定：假如有那样一种中国人存在的话，他们也不会有更多更新颖的秘密的思想。他们秘密的思想的一部分——就是我曾经袒露过的我曾有过的思想，他们的其它的更高级的思想，就是“前精英”们正在畅所欲言的思想。
石中先生发表于上海《文汇读书周报》的《新的老调子已经唱够了，总得有人唱点别的》，其中有一段话被删去了，而我觉得这段话是最不应该被删的：“不允许批评美国，已经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正确性’(Politicalcorrectness)，谁违反了这个‘政治正确性’，便是大逆不道，道德败坏，大家群起而攻之，立即将你封杀。”——我觉得这回还好，没有被“封杀”。因为新闻是必须遵从规律和公意的。但面对前“精英”们和一些我长期敬仰的大知识分子，他们根深蒂固的以西方价值观俯瞰中国的做法，却不能不使我感到失望和郁闷。
他们说来说去无非想表达这样的意思：在一个全球走向开放和合作的年代里，“说不”声音的发出只能使中国走向封闭，并再回到对抗的老路。民族主义是落后的、狭隘的形态，容易演变为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而这注定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而他们看没看到？他们设想的这种反面结果又恰恰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外交竭力避免的。而又有谁曾经体谅过中国呢？面对一桩桩美国人公开欺负我们的事件，他们又何曾说过——“国际霸权主义不可取”呢？
应预料到这样的结果，当一些中国人发出对国际霸权抗议的信号时，会有另一些中国人跳出来帮腔——当然不是帮我们的腔，他们是如此迷恋“合作至上”而蔑视强调中国国家利益的说法，令我想起了半个世纪以前的一帮子中国人，他们也是以这种腔调来教训愤怒的中国人的——“依激动啥名堂？国际联盟自然晓得会来处理的。”我们忍不住喊了几嗓子，他们就说：“当心会给日渐缓和的中美关系带来不利后果。”活脱脱一个“友邦惊诧论”的现代翻版。
请回想一下，有多少年了？我们老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中——羞于坦明我们自己的国家立场，为我们认同国家立场而感到不自在甚至是……“耻辱”！当你活生生地在国旗之下呼吸、劳作、投资、盈利的时候，当你在中国的秩序下生殖、运动、旅游和阅读的时候，难道你不视中国的法律、中国的国旗、中国的海军、中国的体育队、中国的货币和中国的白皮书为你的一部分？难道你不视你伪饰的大家风范为一种矫情？个人和国家的剥离，难道不是一种虚幻的妄想？我们不会刻意呼唤哪个人去做民族英雄——民族英雄辈出的时候，正是中国土地上山河燃烧的时候。——而在和平时代里的我们支持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中国、不结盟和致力南南合作的中国、开发南海的中国、致力于国土和人民全面统一的中国，为什么要感到难为情呢？那些声音低沉、断定作者是“亲政府文人”的人，那些作为“大知识分子”和超级“精英”的人，他们有什么资格指责我们“亲”这个“不亲”那个？即使是按照他们的“政治正确性”和政治品德标准，《说不》的随便哪一个作者不比他们清白一百倍一千倍？他们有的人曾是左倾路线最狂热的执行者，有的是整人专家，有的靠溜须拍马以不公正手段取得学术地位著称，为同事所不齿。他们以往的既得利益从哪里得来？用什么手段得来的？恐怕他们比谁都清楚，他们比谁都聪明绝顶。当西方节节胜利，东方走向式微的时候，他们心里的那本《战国策》则已稔熟了，可以开始实践了，于是乎他们幡然一变，登高一呼，好家伙，一时间似乎“全国景从”。他们在大学学堂里吃香，在闲人们的周末聚会里吃香，在附庸风雅的企业家晚餐会上吃香，在海外出版物里吃香。那些因对政治形势看走了眼而呼喇喇失去权势和地盘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百无聊赖的落寞当中像屈原维护楚怀王那样维护着美国，更多的是出于一种需要而不是他们的政治节操。他们的痛苦已不能够引起尊敬，他们满怀恋主的哀愁，诅咒着经济增长、雄心初现的中国，跳着脚诵念着“天灵灵、地灵灵……”希望中国按照他们在研究室里描画出的轨道运行，然后像开黑店的掌柜那样，在中国出现眩晕的那一瞬间跳将出来拍手欢笑：“倒也！倒也！”只要北京开大会欢迎他们，他们是什么代价都愿意付的——当然这代价是以中国为抵押的，他们不藉以中国的休克或坍塌为抵押，这就是他们新版“战国策”的基本思想脉络。
可惜，这样的货色还有几人会目光驻留片刻？中国现在已不是政治冒险家的乐园，也不再是美国思想的理想推销地区了，听听“传讯”电视台的主持人怎么讲的——
“如今哪个大学教师胆敢在课堂上公然讲美国好，那他肯定要惹来一片嘘声。这几年的变化真是不可思议。”
真的不可思议吗？我觉得好理解得很。
美国人对这种变化负多大的责任？——说句不怕犯忌的话，我真可以凑到你耳边叽咕上那么一句：“本来你们可以赢得选票的，可是，瞧你们自己闹的……啧啧，这年头我的话还有谁听？”
长使“英雄”泪满襟?。
有道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丢掉幻想 准备抗争
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呢？
“西藏雪山王国”屹立在西部，它包括西藏、青海、新疆邻近藏北的地区、云南省的大部、四川西部原西康地区和成都市以及甘肃省的藏族居住区。
而“雪山王国”的北邻则是以原新疆及宁夏、甘肃大部为主体的“东士耳其斯坦国”。
内蒙古则纳入“大蒙古国”范围，它的疆界南抵居庸关。
曾被人民唾弃的“满洲国”在东北地区死灰复燃，这个“新满洲国”将视对日合作为“新国家”的基本国策。——这个国家可能还要把触角伸过大海，就像当年的东、西巴基斯坦那样，将山东半岛变成联邦国家的一部分。
台湾自然地，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还包括福建省和富庶的浙江省的一部分。
两广也宣布独立，成立以香港为首都的“主权共和国”。
且慢！这还没完。为防止将来有新的军事强人或政治强人重温统一之梦／在这些新的“共和国”与“中国”之间还会涌现出一些缓冲国和“自由市”，就像历史上刘豫的伪齐国那样的畸形“政治实体”。
那中国还剩下了什么呢？
未来的中国就正如我们在历史地图册上看到的公元前的国家版图，仅比商朝疆界稍稍大些。这样一个无声无息、无色无臭的“中国”安卧在被称为“前中国”地区的中央地带，楚楚可怜地朝着传统的世界大国们咧嘴傻笑。它的领导人会说：“敝邦将一如既往地为前中国地区以及东亚安全做出贡献……”
读者切莫以为我正在痴人说梦，这幅未来中国的图景也不是我描画的政治受虐幻想图，有人在描绘它。这幅充满着匪气的地图在西方的出版物中公然招摇，它激起了西方普通民众惊奇和有趣的反应；但是，决不能把它视作一种想人非非的童心游戏和一般意义上的恶意挑逗，用“不礼貌”或者“瞎胡闹”来一笑置之。我无意去用煽情的语言来制造“无谓的恐惧”或煽动仇恨。请看王晓东先生是怎么说的——
“中国人究竟有没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没有，并认为以这种方式思考的其它中国人狭隘、封闭、不道德。对于这一论调，笔者想让中国人听听西方人自己是怎么说的。曾有一个西方记者对笔者说：中国的发展无论如何是挤占了其它国家的地盘，因此其它国家出于对自己国家利益的维护，自然要考虑如何压制住中国的发展，比如，分裂中国。我正在和他讨论这个问题时，他的妻子，一个中国人，插进来说，你把问题想得太严重了，哪有谁想分裂中国呀(她没有听清是她丈夫的谈话)。我说，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你的丈夫说的。她毕竟血管中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她愤怒了，说：‘这也太过分了！’但她丈夫说：‘不，不，这里没有对与错，这是利益，没有对与错！’是的，这是利益，中国如果分裂，也许会像有些知识分子想的那样，中国人过得更好了，但也有可能干百万人头落地。而中国究竟是过好了，还是干百万人头落地，这并不关西方的事，他们考虑的是他们的利益。我在这里决不是指责那位西方记者，他是在讲述一个事实，一个他自己不见得就在道义上认同的事实。他是欧洲人，比美国人坦诚，美国人则更可能大讲特讲他们这样做的道义上的理由，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些蚊子，吸血前且得嗡嗡一番，说明它吸你的血是如何如何地正当。但在这里我们也用不着指责美国人缺少道德，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行事，这很自然，也很正当，只是我们中国人应该懂得这一点。”
是的，我们用不着为此去倾泻什么愤怒。不要老是质问他们：“你讲不讲理？”也不要大喊大叫：“好哇，这回可终于逮住你啦！”也不要热衷于找对方逻辑上的漏洞、自相矛盾和荒谬之处，假定我们满足于这个，是有害的，至少是于事无补的。我们不能寄希望他们按决斗的规则跟我们“费厄泼赖”。就好比吵架——吵架实则是一种双方都要努力分辨是非的过程，它还是有一种懵懂的求同幻觉在里面的。
那么是不是因为对方蔑视道义，我们则变得更加穷凶极恶呢？那也不对。
我真不明白“民族主义过头了，势必不借流血牺牲去追求本民族的利益”的批评从何说起？难道作为一名学者，他不明白中国的民族主义历来是“内敛”性质的吗？我们不惜流血牺牲来“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可不可以？
我们再来谈谈国家统一问题。我们是唯一的处在民族和国土分裂状态的世界大国(日本北方四岛情况还不一样)。你看，现在还没有解决，特别是台湾，情势还不明朗。香港的回归之路也并非是阳光普照的慈航，虽然我们国人已经在乐不可支地倒计时了，但看到没有？英国在香港的最后一届统治当局就像一个质量败坏的承包人一样，在香港内部一阵捣腾，令人想起路易十四的名言：“我死后，管他妈的洪水滔天。”《官场现形记》写了一个师爷，平时盘剥下属，临交差时把帐簿打开，当着下属的面说：“我把你的工资改了，给你们都加了一些，以后你们的日子就好过了，这也算我一点心意吧。”既落下个人情，又能使下属感激涕零，临行前还能多拿几份程仪。一百多年以后，英国当局匆匆忙忙地把“民主”赐给香港人民，令明眼人看了直摇头。这是英国人的一贯做派。翻历史看看吧，当年他们搞印巴分治时就是这么干的。可惜这一套做派在中国这儿行不通。对于香港，我们有许多事需要做的。台湾，也等待大中国的“次第春风到草庐”。我们还没有一手一脚地解决完，那幅“前中国”地图又冒出来了，哎呀呀，我们实在不可以掉以轻心呀。
应邀在“传讯”电视台“北京论坛”做节目时，张藏藏说：“台湾问题，统一是前提而不是议题。”我亦说道：“那些人天天鼓噪着要搞台独，我喊一嗓子‘不要忌言打仗’又怎么啦？”我引述了江泽民的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提出我的见解：“但是，假如说一部分台湾的中国人想通过冒险一夜之间变成外国人，我想：人们就不要指望这句话对前景有什么约束。”“不要忌言‘准备打仗”，这话已经很书生气了，我想不出我还能退到哪里去，退到“分裂比统一好”的高超学问中去？
其实即使我不去“纸上谈兵”，台湾问题的解决也只能有一种结果：统一；两种方式：和平或动武。我们只不过没有回避武力解决的严酷可能性而已。
王兆国说：坐下来谈，国号、国旗等都可以商量。我也赞成大前提不变的情况下什么都好商量，只是到时让我们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怕是行不通。
《解放军报》社论又说：“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有人责之为“一打一拉”。我们说：“一打一拉”怎么啦？这就是“阳谋”嘛。别玩小聪明，看透了又怎么样？必要时，“国家霸权主义”还是需要那么一点的。这话说出来是有点伤人，但总比到时候战火倾泻夺人性命好吧。台湾的某些中国同胞不要抱什么幻想。你又想坐视“台独”，甚至去投票支持“台独”，又不想招惹是非，世界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
打不打不是几个书生能够左右的，甚至也不一定是几个政治人物能够左右的，台湾前景的线路其实很明晰。《水浒》中祝家庄老者告诉石秀：遇到白杨树转弯都是活路。“统独”之争就是台湾居民的白杨树，就看你怎样决定方向，走哪条路。
这实在是一件没有法子的事情，假如到那一天，大陆人民的焦虑程度不会逊于台湾人民，他们的兄弟儿子女婿也会面临牺牲，他们家园里的稻田也会因无人插秧而耽搁好收成。他们在台湾——还有老家的亲人。
我们最近听到一种说法，很感动，这种说法是——“假如台独暂时得逞，打不打？还是不打的好，大陆、台湾好比亲兄弟，哥哥不该打弟弟的。”这话很有几分才气，也令人充满温馨。可是细想起来，这话还是有胡涂一面的。其一，这话不能感动台独分子，反而能添他们的骄气；其二，按照我老家的宗法观念，哥哥是可以打弟弟的。中国人的宗法观念是独特的，当弟弟顽劣不堪时，可以喝斥或小打几下。当弟弟凶悖昏暴时，那则是完全可以付诸法律大刑伺候。台湾假如“独立”，而且还要搬外国兵来打，那可就不仅仅是一个有悖人伦的事件了。那我们就得把一切的玩笑和比方收住，多关心一下宝岛如何不被打坏。我主张不要把精力放在“第三条道路”的构思和营造上。这个时候的和平主义情绪是有害的，自欺欺人的。
我们认为未来的问题不是统不统一，而是何时统一。快五十年了，应该定一下时间表了，当然希望这个时间表由台湾人民来拿，假如不行，那由大陆方面拿也可以，但不能再拖了，再人为制造障碍，势必让人怀疑——你到底想干什么？你究竟是想等谁？直白了说：你是不是想等到那一天：当那面未来政治地图从构想变为现实的那一天？或者更直白了说——你是不是要等着将来在“前中国”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包括充当促使中国分裂的排头兵，在后来的“新国家”中充当“前中国地区民族自由独立之父”的角色？
这是很值得怀疑的。
从汪精卫到李登辉们，他们共同的多愁善感的气质令人感到政治的不可捉摸性。一种“阴怨”的东西经常出现在政治领袖们的脸上和言辞里，将给他们的民众带来前程上的虚无。
“民之所欲，长在我心。”这种温暖的几乎带有神性的言辞，实在可以作为纯洁而典范的诗句照耀人类文学思想史。但是民之所何“欲”？奈何以战火屠城、家园燃烧为“民之所欲”？奈何以违背中华基本道德的分裂意识强奸“民欲”？
李氏在就职演说中玩世不恭地说他本人是一名农业专家，他可以为大陆农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可以联想到台湾当局在非洲小国帮助种植水稻来换“建交”的伎俩。他自以为像越王勾践似的以身“赎国”，他对大陆对他的严厉抨击作出面带苦笑的尖酸响应，他一身透发出狡黠而纤巧的女性气质。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够指望他在台湾问题上对台湾人民、对大陆人民爽爽利利地摊牌？
大陆“把李登辉扫进历史垃圾堆”的言论引起某些海内外人士的不快。我认为对这种言论的惋借是大可不必的。我们不懂政治，我们只会辨出君子、小人，李登辉实在算不上君子，为什么替他抱怨我们不以君子待他呢？这种行为作风的人，如果不常敲打着他甚至惯着他，那么毫不奇怪他就能变成石友三、殷汝耕那样的人，这个规律几乎无一例外。表面上看这是政治规律，仔细了看：这近乎于他个人的规律。
李登辉应当明白：以地区首领之尊，而玩弄连我这样的草民都看不上眼的伎俩，凌辱加身是正当的。不管是“特约评论员”也好，还是我们这样的小民也罢，都代表着一般中国人的心情。不要抱着你内心狭隘的“情结”不放，不要把你内心的秘密付诸政治实践，——秘密是你自己的，你可以在家里跪坐榻榻米，喝饮清酒，醉唱《姿三四郎》。但白天上班时你就要正正当当做一个中国的政治家。你可以不跟中国人交心，但你切不可以政治家之尊，丧心病狂地跟日本人交心，要注意影响呃。你的非理性教我们怀疑你将来的自制力，所以有人预先高呼要把你扫进“历史垃圾堆”，也并不十分委屈你。
因为最重要的在于，中国不会重演春秋战国。如果说一百个中国人中还有十个人对帝国主义的“温情”和“善良”抱有幻想的话，那么那幅座山雕式的秘密地图会把残存的阵营再瓦解一大半。我还要说——连西方人对这事也没抱多大希望，这也是王晓东先生提到的那位记者承认了的。
那既这样，为什么我们还要秫马厉兵呢？因为不抱希望并不是说不希望如此，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会帮着使劲的。所以善良的中国人切不可抱存幻想，也切不可大意。因为中国像李登辉这样的大有人在，从里头杀灭起来可是很厉害的。
所以要“丢掉幻想，准备抗争”。
附文
中国人赞同《中国可以说不》
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 凯瑟·陈
1989年，两位卓越的日本人写了一本引起争论的书《日本可以说不》，他们在该书里向美国在日本的特殊优越地位提出了质疑。
如今，中国也出现了同样的事。
五位年轻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和诗人合作写了一本书——《中国可以说不》。这本435页的书主张：中国应该对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扩张予以反击——与俄罗斯结盟，为中国的发明创造要求专利权使用费，甚至使用军事力量收复台湾。
31岁的新闻工作者宋强说：“美国企图破坏中国成为经济超级大国只是一个梦想。”《中国可以说不》是仿效日本民族主义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前董事长盛田昭夫所写抗击美国的书——《日本可以说不》而作的，宋强是这本书的主要策划人。与日本作者一样，宋强说：“我们想发出一个警告。”
如果这本书所写属实，美国正进行着一场异常重大的遏制中国的阴谋。让我们来看看书里是怎么写的：
O美国成立了一个“反中国俱乐部”，而且正在吸收其它国家为新成员，其中包括日本和越南。它们反对中国对台湾以及南中国海之南沙群岛的领土拥有主权。
O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开展了一场暗中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运动，他们传播教唆怎么做爱的小册子，怂恿中国青年一代进行性行为。
O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主持人康妮·陈与美国的反中国势力同流合污。她在报导中指控中国移民是北京政府的间谍，以此来展示她的“黄皮白心”。
O摩托罗拉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其它美国公司因向中国转让三流技术而繁荣，好莱坞则将宣扬暴力和个人主义的影片(如《真实的谎言》)输送到中国，进行“文化侵略”。
《中国可以说不》在描绘美国对中国的强硬态度的同时，提倡中国应采取更为强硬的反应：反遏制战略。此战略包括与俄罗斯结盟以及联合抵制美国小麦和其它产品。另外，与最近美国要求中国尊重美国版权和专利权针锋相对，该书提出要求美国应因使用中国的伟大发明(包括造纸术和火药等)对中国予以赔偿。
更惊人的是，该书认为如果必要的话，中国应该不害怕发动战争以收回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台湾。宋强说：“在某些情况下，中国的对外政策过于软弱。”
这些主张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反响。据发行商说，五月底零售书商在几周内将第一版发行的50
北京海淀人文书店的销售员盛雪玲(音)说：“人们喜欢这本书是因为它主张中国应该强硬起来。作为中国人没有人愿意看到中国被欺侮。”
尽管许多中国人可能对美国不满，但是他们似乎仍然推崇美国。到美国留学或获得美国国籍仍然是中国人普遍的梦想。中国人对麦当劳快餐店趋之若骛，热衷于观看美国影片，例如《廊桥遗梦》。甚至该书五位三十出头的作者，也承认他们穿牛仔裤，用美国AST公司制造的计算机，以及抽万宝路香烟。
尽管如此，该书还是拨动了许多中国人的心弦。以30岁的马某为例，他说他喜欢这本书，因为它描述了他和他的同胞在对美国感情方面的转变：由尊敬而愤怒、由友好而仇恨。他解释说：“这本书反映了中国的民族感情。”
中华利益至上
我记得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写道：元朝灭金后，将俘获的金国王公大臣们送至南宋首都临安，南宋的那些忍辱负重已久的大臣们终于找到了个非常安全的表达对君王忠诚的机会，他们慷慨激昂地诟骂着那些倒霉的亡国奴们，厉声叫道：“还我二帝！还我武穆王！”
但好像至今为止，没有人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你们隔着海痛骂美国、‘敲打’日本、讨伐台独，当然很安全啦。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胆量，跳起来对自己的政府说不呢？”
如果有人胆敢这样问，那么，他不是一个施虐变态者就是一个十足的混蛋。
但有一些中国人确实对我们认同了国家的立场、认同了政府的某些见解而感到不满。
难道说：我们同亿万和我们一样在经济界、学术界、司法界、新闻界、军队、警察机关过着正常生活的人，认同了合法政府的法律、规章和某些见解，我们就注定充满了奴隶性？难道说我们营造个人幸福、忠于国家职守，我们就是反对民主、进步、自由的人类异端？
难道我们非要无视这种在现行国家政治秩序下有安全保障的生活，非要去煽动社会仇恨以求得刺激和变化的快感，去以不负责任的“激情”来搞乱这个国家，从而让那些郁郁不得志者获利，我们才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人？
怎样的生活方式才是一种令人尊敬的生活方式，是疏远现实或者反对现实，还是关心现实并积极参与到为这现实更合理更美好的积极变革之中？
我赞成奥地利前总理克赖斯基对民主的见解，他认为民主就是逐渐地消灭特权的过程。我认为中国青年不仅需要无所不在的国家性的民主，他们更需要支持一种全球性的国家之间的民主。尤其在二十世纪末，人类竞争——在目前世界形势下以国家竞争为主要外在形式——已经临近冲刺阶段，这种国际民主已经是中国及第三世界国家呼之欲出的强烈愿望。
国际民主要求尊重每个民族独立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力，国际民主要求结束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训政”期，在我们眼里——发展中国家做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的小学生，正如毛泽东所说：先生总在欺负学生，而这老师身世并不清白，盘剥学生，凌辱学生，动辄还说：“我打你，是为了你好。”——这一切倒也罢了，主要是学生们懊恼地发现：这先生根本不打算让学生毕业！而且，对其中不肯按其教学大纲生吞活剥其价值体系的学生，露出狰狞杀手面目，轻则打板子，重则颠覆扼毙之。这可以说是百余年来国际斗争的基本特点。
国际政治的人情淡薄，是各民族国家抵抗意识增强、民族主义情感高涨的最大原因。
而这些先生却站出来宣称这一切是落后和愚昧的，他们要我们对西方特权不置一辞，而且必要时还为他们帮腔，甚至于充当他们的十字军，向我们赖以生存的国家秩序开战！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所谓“人民有权说不”。
人民到底有没有权利说“不”？我认为人民首先有权对一切割裂我们家园的企图说“不”。马丁·路德·金说：“即使我们的运动需要清除缺陷甚至罪过，那也不需要压迫者来教我们！”人民首先应对危害祖国及民族尊严的企图说不——这就是我们和部分中国人的根本分歧。
当我们深深地沉浸在祖国的秩序、祖国的方言、祖国的女人、祖国的菜系、祖国的欢乐、祖国的烦恼之中，当我们成为祖国经济的受益者、祖国证券的大赔家、祖国球市的博彩者、祖国国债的拥有者、祖国失业金的领取人——甚至当我们成为祖国的偷税人、祖国拘留所的羁押人和祖国现实的愤懑者，我们也从来不曾变成祖国的离心势力。
当我们同那些如今被我们所唾弃的“民主化”人士在同一个思想街垒中战斗的时候，我们也从未视自己为祖国利益的背叛者。正如你们所看到的——大多数和我们一样振起手臂对美国说“不”的人，正是当年曾经对祖国的秩序说“不”的人。
尽管作为人类终极价值探讨者和关注者的我们，同大多数淳朴的中国百姓存在着思想上的距离——我们承认：精神的发达和现实的孱弱产生的矛盾痛苦普遍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之中。但我们认为：对现实的不屈服绝不表明你将归隐市中、或表明你将成为对现实施放暗箭的侠客。今天的我们，不再以汇入社会洪流、服从国家利益、认同政府立场为耻辱，我们视中国的增长为我们的增长，视中国的痛苦为我们的痛苦。——即使我们对现状有所保留，即使我们对终极价值的热情不曾有过逊减，但我们必须归队。——纳尔逊·曼德拉获释当天深夜，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部以其名字冠名的故事片，影片的开头是黑人被赶进隔离区，广播里则说：“我们骄傲地宣称——我们所做的一切，体现了达尔文的观点。”而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曼德拉在法庭上的那段演说，他谈到他对英国议会制度的无比倾慕；但同时他又申明他必须作为一个民族解放战士而斗争。一个民族的革命斗士同一个英国议会制度的倾慕者似乎是矛盾的。但他必须尊重人民——有时候人民的迫切需要和少数知识分子的意趣是大相径庭的。同样的，一个政府也不能仅以少数知识分子的意趣来左右国家的方向。
人民有权利对冒险家们说“不”，对某些人盼望的政治动荡说“不”——同样人民当然有权利对中国现实中的惨淡一面说“不”，对西北的贫穷、西南的产业危机，对一切一切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的困境说“不”。
民主对中国人民来说目前应赋于这样生动具体而丰富的含义：每个农民都能不受任何困扰地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化肥和种子，他们的收获应有专项基金的保障；每个市民不再受到傲慢的低层官员的冷遇，他不会被政府办事员无礼喝斥：“一边去！没见我在忙着吗？”一个正直的会计不再会因她的责任心和正义感而被承包经理打击报复；人们再也不会看见醉醺醺的警察从餐馆走出来招摇过市；急症病人不会被抛弃在医院的走廊上，而值班医生却没完没了地对电话话筒絮叨情话；不会再有贿选副镇长的事情发生；居民区的臭气熏天的垃圾不会因市长的亲自关照才被搬走；不会再有任何折磨人的事情发生：排了四五个小时的队购买火车票的人临到售票口才听说：“下班了，明儿再来！”……
谁说中国人不需要民主？他们就像需要空气那样，随时随地需要呼吸着民主。
这样的民主才是中国现实大地上当前最需要浸润的民主。
相反的，他们绝不认同那种“私有化管理局”官员皮包里夹带的“民主”。
也绝不认同野史作家们披露《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传播谎言的“民主”。
“人民有权说‘不’”论者的实际声音是——那些曾经威风一时的时髦人物有权代言人民向中国政府说“不”。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说不)一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里，美国国会流传着这样一种批评，一些议员认为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还是嫌软弱了，他们喊出美国要坚决对中国说“不”的口号。
得知这一点后，我们很惭愧：看起来我们需要加强学习，不再学习如何得了？你看：什么事都比别人慢了半拍。
我想还应该向对美国抱有幻想的先生们提供这样一条信息：美国议员们声色俱厉地讨伐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使用的称谓并非“中共”或“中国政府”，而是“中华民族”。
美国人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他们毫无羞羞答答的作态，明确无误地告诉了世人他们反对的是什么。好，我们也将明确无误地表明：我们支持什么。
海外有评论说：“看来中共92年以来发起的爱国主义教育已经奏效了。”他们指责《说不》的作者为“中共第三代领导代言”，充当“中央霸权的最后一道防线”。
爱国主义在公民当中往往是以无意识的形态存在。只有当外国势力干涉我们的统一，毁坏我国人民的经济梦想，污蔑我国历史和民族英雄，对我国人民追求正当的国际上的利益横加指责。爱国主义者才会呈现鲜明的意识和坚决的行动。爱国主义在普通中国人那里，永远是他们面临国际事务错综复杂变化的“第一道防线”。
中国人有资格对中国事务发言，他们比那些通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通过北京某处传出的“高层内幕”，通过汉学家们了解中国的西方政治家更有资历。他们的资历决定了他们有权决定目前更应该对什么说不。
说“民族主义在大陆还有市场”的人的口气，就像说“封建迷信在农村还有市场”，“法西斯主义在部分德国青年那里还有市场”的口气一样。
即使民族主义思潮掀起的对抗意识以及后果给合作带来什么负值效应的活，那也不是民族主义的错。就像世界上许多民族处在人类竞争的落伍境地——并不是这些民族本身的罪过一样。
我们看到：当某些民族在远远落后的境地无暇也无权索取国际权利配额时，在这些民族身上占尽了便宜的西方往往开始卖乖——我们知道西方国家曾经援救戊戌六君子和支持中国近代的光绪皇帝；我们也知道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志士们曾经得到过日本政客的支持；我们也知道四十年代美国政府曾有一个计划，援救中国处境危险的民主人士和正直的大学教授，使他们免遭李公朴、闻一多那样的命运。
但是，当中国情况已经极大地好转，当我们已实现八五奔向九五——并且迫切需要美国更多更大的帮助时，正如我们看到的——那一系列的乔模怪样就接踵而来了。
就像做生意一样，如果我只是一个小老板，我会在你这里毫无关碍地得到批发和照顾，你时不时地关心我大太喜欢什么样的口红，我儿子爱吃哪种类型的巧克力，并每次都亲切地托我代你问他们好，并要介绍你的儿子跟我儿子做朋友。你绝无任何虚情假意，甚至你会真切地为我家里的丧事而悲苦。——但这一切正如你后来对我的咆哮一样真实，当我有了一些积蓄，准备承揽一部分批发业务扩大我的经营范围，你开始有点撑不住面子了，当我一如既往地向你开订单，并告诉你订单上已经有些变化时，你终于借机拍案而起了。
不仅如此，你开始对我的伙计们散布谣言，说我其实想毁掉生意，你开始雇人截住我的货车，对新闻界说我有非法经营行为，对我的客户散布我想阴险地吃掉他们的谣言；不肯结清你对我的欠帐，阻止我去收别家的帐。最恶毒的是、你对我家里人说：我的利益和他们的利益是不一致的。而我家里的人并不买你的帐，我家里的人反问：难道我的利益是跟你的利益绑在一起的吗？
我同意这样的见解，即使中国将来选择了西方民主政治道路，西方也永远不会跟我们建立纯洁无猜的伙伴关系。
那么，我们的那些还有浓厚西方民主思想的伙伴们，你不把你的利益和祖国、民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难道你会执着地认定：美国的利益才和你的切身利益绑在一起的吗？
所以我们应该归队——我们信奉中华利益至上。
中华利益至上，并不仅仅出于东方式的良好的效忠传统，而更多成分是出于对美国政治家眼中“中国卑下”的响应。
中华利益至上论者将视一切对中国的厌世者的“拒纳”为必要，这些厌世者们从未认同过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他们的利益。事实表明，他们比起一般的“政客”、“政商”们还要道德败坏，这一点连他们自己都并不讳言。一位斗士在海外笑着说：“流氓无赖们也可以建立一个好的制度。”而另一位访问学者听不下去了，回敬道：“一个好的制度可以容纳流氓无赖们的存在，但我不相信——流氓无赖们能够建立一个好的制度。”元曲里唱得好：做甚么换了个名字叫“汉高祖”？为了搞垮，搞乱中国，美国人的举贤标准和康生是一样的：“是乌龟王八蛋也要支持。”例如他们就在支持着中国的法西斯分子。还有，柴玲在那里说：她准备用很多人去流血，但她本人不想流血。——很快就有人在那些惊异的海外中国人面前为柴玲打圆场：唉，她只是一个小姑娘。问题的关键是：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小姑娘嘛，她是要搞政治的。搞政治的人有这样的心态，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葡萄牙人民当初没有选择库尼亚尔是正确的，一个在大牢中几十年，怨恨地等待未来的领导者，一个长期脱离了本国实际的人，他会给已经扑朔迷离的祖国带来怎样的不可捉摸的色彩？中华利益至上论者要求一切聒噪者安静，中华利益至上论者不压制个人欲望——相反他们认为非祖国的势力最终将压倒扑灭一切个人追求幸福的欲望。我们赞同国歌中告诫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种国家情绪的表露不纯是“居安思危”的遣词，而是植根于历史和现实的一个无比准确、感觉到位的判断。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一部充满晦气的历史。当中国出现现代化的晴空时，我们再不能容忍外界或本国的恶毒诅咒。“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的，我们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世界经济大国冲刺的关头尤为这样。
奢谈人类利益至上或者悬空的“人民权利至上”是无视现状的蛊惑。
是应该到了这样一个时候了：我们应停止嘻闹，告诉大家是与非、对与错。谁也别想跟我们皱紧抬头纹：“干吗？谁比谁傻多少”？谁也别再试图以厌烦的、不屑讨论的神色博得闲人们的喝彩以期成为公众明星。一切严肃的问题迟早将来临，一切严肃的空气将升腾，当戊戌变法百年纪念即将来临之际，回想起中国曾是一个最遭罪最无光彩的世界大国，我们应有一种直言不讳的态度。
像日本这样的开放时间比我们长、国力比我们凌锐的国家，都能够涌现出那样众多的民族主义殉难者和民族权益狂热的索取者(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日本人维护二战期间日本形象倔强得近于蛮横的态度，再反躬我们自己薄弱和麻木不仁的国家意识)，作为中国人，我们是否能学会得敏感一些？对权益变得计较一些？或者我们的感情色彩再浓一些？再多一点血色？
前几年看某报纸载登了一则新闻，印象很深刻，某地放映《屠城血证》，(质量一般，画面挺残酷，我对其中一个镜头很有意见，那个反映日寇将中国人塞入麻袋活活烧死的场面，导演用了一口猪或别的什么动物——肯定是动物——置入麻袋中浇煤油烧着了。不应该虐杀动物，西方这一点做得比我们强，他们有法律规定不许在镜头上虐杀活物以寻求真实效果，这一点上，我们的导演可谓是格调过于低下了，这是闲话，按下不表。)观看电影的几个高中生则在放映过程中呱呱呱大放厥词，当影片演到日本军人强奸中国女护士的场面时，他们又在叹息镜头太短、太不够味了。这时，一位中年人忍无可忍站起来扑向他们——看起来似乎是一场普通的殴斗的事件，中年人似乎也触犯了治安条例，但这桩事情透射出的严肃色彩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凡事就怕“认真”二字，这件事的内在动因就是认真——一种情绪的认同和严正的历史观，而这种认真又是我们长期以来所欠缺的。凡是有了这股认真劲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鲁迅就赞美过日本人，说日本人是一个很认真的民族。而我国的这种风习不知是从何时开始盛行的：在人们眼里，认真的往往是乡下人和循规蹈矩的老工人，而年轻人一夜之间都成了微服出行的贵族，当美国民众狂热而单纯地崇拜他们的战斗英雄和奥运冠军时，我们不妨想一想：怎么偏偏是生活在不发达国家的中国人有那么多玩世不恭的东西？怎么偏偏是我们有资格对一切都无所谓？什么事你跟他较起真，他会“嘻——”冲你一乐，弄得你不知如何是好。这是不是一种长期以来的时髦？——如果是的话，今天，它应该被斥之为“贱民”的时髦。
对规律、秩序的敬畏不仅是美德，而是一种智慧情怀。
今天的我们应多提倡“中华利益至上”。
对抗也是人类交流的重要形式
题目并非标新立异，也无意以语言的多重性和语言的潜力为作者的观点张目。
我认为题目所指出的是现存的不容回避的事实。
所有的西方记者和港台记者都以忧愁的神色询问我们这样的问题：“和平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全世界都在主张以对话代替对抗。你们却在这个时候表达出这样的观点和这样的情绪……”
意思是说我们在“逆世界潮流而动”。
他们特别指责了这样的语言：作者对那些传统的反美国家和著名的反美运动毫不掩饰的欣赏之情。
作者针对台湾问题告诫国人要有“准备打仗”的豪情的言论。
这样的语言片断——
“假如使和平成为不可能，那么，我号召人民记住仇恨。
“我还记得早年间的那句话：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等等。
张藏藏曾经反问过：“如果对话成为不可能，那么，你要我们怎么办？”
是啊，打了我的左脸，我还得把右脸伸过去，以求得对方的满足，这才算是符合了全世界“和平、对话”的潮流？
事实上，近现代史上的中国正是一次次这样做的，但换来的却是愈演愈烈的殖民化。
我们从未因“历史的教训”而变成以冷酷目光看待国际关系的偏执狂。就如我们同样看不起那种因在生意上受过骗而转过来以更疯狂的欺诈对待别人的人一样。
我们深深明白人类的犯罪大多由于不幸的原因，因此我们不因我们的不幸或被朋友欺骗，而对别国采取报复的态度——尽管人民有时出现了呼吁报复的声音。
这就是我对二十年来中外关系中中国形象的评价。
当一位权威人士告诉我：从未有一本中国书像《中国可以说不》这样激起西方如此强烈的震动时，我首先的感觉不是自我膨胀，而是真切地感到无比遗憾甚至——有些悲哀。
难道不去发出对抗的信号，中国的图书就不能在西方赢得一席之地？
难道只有会引起“黄祸”恐怖联想的中国小书才能换来西方的关切？
看来中国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是如此寂寞！
直到中国开始说“不”了，他们才匆匆忙忙地找来，开始表白自己没有围堵你的意思，没有漠视你的权益，希望说服我们，跟我们多一点沟通和探讨，或者至少对他们政策有一些印象。这种因说“不”才发生的围观和议论，难道是人类大家族之间交流的正常形态吗？
我又想起了赫安雷(他曾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那段不阴不阳的话：“你要知道，他们对你们中国是不感兴趣的……”
实际上我有一种被伤害的感觉，因为他这句话的意思好像是我寄希望他们感兴趣似的。我本可以说：“我对他们也不感兴趣！”但我不能自欺欺人，我们为什么对美国，对日本说“不”，而不提出对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对洪都拉斯和塞内加尔说“不”呢？
几位海外学者评论我们时都用了一个名词，一个被你为“羡憎交织心理”的名词，以此来解剖中国青年愤怒情绪的实质。这个名词勾起了我极欲去“拿来”并以此来观照我国青年情绪的冲动。
以我的生活经验，我觉得我们本国社会成员之间的“羡憎交织”是近乎一种变态的仇视心理的，一句活，就是俗你的“红眼病”。看不得你强，看不得你富，如若你爆出一两桩丑闻，那就请你看着吧——哼哼！你不失足我们尚且放不过你，何况你又有一两档子事攥在了我们手心里呢？
这样的“羡憎交织”实际是一边倒的，对人类部分成员的领先是仇视的。
我们不回避中国青年有对美利坚合众国的“羡憎交织”，但这绝非丧失了风度的。可以被取笑的情绪。
因为我们的爆发点从未有任何倾斜，相反地，这是对以往倾斜的矫正。有一次，我因故经过北京使馆区，从车窗玻璃看出去，街区幽静，绿树成荫，楼舍雅致，这是一个多么与世无争的、充满着交流意趣和温馨的地方！然而就在这个街区，曾上演了一幕幕让我们痛心疾首的小节目。七十年代未，一个疯子因“抗议中国入侵越南”而窜入某国使馆，被使馆人员摇着头劝了出来；八十年代，亦有为数不少的中国女孩子戴着亚麻色假发、描蓝了眼睛往里头混；九十年代，有更多的中国人冒着寒冽的晨风，从街道的这一头排到那一头——看来美国人也学会了中国和东欧式的以排队折磨人的大手法——排了若干小时队伍的你也许只能迎来这样的结果：十几秒后，所有的申请和数据被“啪”地丢还给你：拒签，无须任何说明。美国人的“国营风范”有时候做得比我们还彻底呢。
我也经历了不少的“交流”的不美妙处，比如美国驻华大使馆总机的接线员——从口音推测，她应该是中国人——她对同胞表现出的极端不耐和傲慢，使我联想到那些曾在电话中表现出惊惶、辛酸、抠嗦和蔫头蔫脑的众多中国人。
是的，“羡憎交织”容易流于卑琐的痛苦和无望的反抗，我们应检验我们的一切观点，是否流于意气用事？是否因正义的反抗而遮掩了对文明进步的渴望？
“羡憎交织”点明了我们的状态：如果我们沉湎于小国寡民的“无为而治”，我们就不会“羡憎交织”了。我们干吗要对美国说“不”？莫非我们一定要等到以火海血海为代价，把民族拖向凋零和灾难中，《中国可以说不》才能显示出尊严和价值？
“羡憎交织”表达了我们的原则一一“真理是我们的母亲”。“羡憎交织”表现了壮志——我们要追求适宜的地位的愿望。
从言辞上说：对抗与对话丝毫不矛盾，特别是“对抗性”的“对话”，或曰强硬的对话，如果这样澄明名词上的差别与共同点的话——我们的辩明就没有多大意思了，我会自责我在搞语言游戏。但是这样的澄明应该是有意义的：难道中国只肯说“Yes”或中国只肯说“嗨依”才叫“对话”，而中国出现说“不”的声音则是对抗吗？
我主张对抗也是人类交流的重要形式。
军事上称“停火”为“双方武装部队停止接触”。接触就是一种对抗，这是冷酷而又真实的结论，但可以用它形容中美关系中“尔虞我诈”——确切他讲，应是“我虞尔诈”的真实层面。
这种缺乏信任感的鸿沟一天不弥合，中美之间的麻烦就一天不能解决。坦率他讲，我们对前景是低调的。说出这一点来没有什么不好。
当年毛泽东无可奈何地对杜聿明说：“你们一定要打一打，就打一打好了，总而言之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互相打斗一下，会增进双方了解，也可能加快问题的解决，这个道理很简单。假如我们不肯说“不”，我们哪能够获得这么多的交流机会，长这么多的见识，哪能够对中国产生这么多的严肃认识？
听一听这样的足以让我们大开眼界的问题吧：
“我们可不可以批评中国？既然当时中国参予制裁南非都不认为是干涉内政，那么你们有什么理由指责西方批评你们的西藏问题是‘粗暴干涉内政’呢？”
“为什么要特别指责日本呢？日本怎么没有权力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日本是核武器的受害国，日本对中国核试验的制裁措施是有情可原的，凭什么就这一点说日本加入了反华大合唱呢？”
“中国人可以表达对美国年年审议中国贸易最惠国资格的厌烦情绪，那么日本人为什么不可以表达他们对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纠缠历史问题的反感呢？”
“为什么二千一百万台湾人民不能自主决定他们的命运？连北京中央政府都要协商，你们为什么要煽动以武力解决呢？”
“你们不了解情况，你们不知道美国袒护以色列轰炸黎巴嫩平民是为了照顾国内犹太人集团的情绪，它的外交政策当然要根据美国各阶层利益的声音来制定啦——”
等等，诸如此类。
这些问题大大有助于我们思考的上升。
是的，可以批评中国，欢迎批评中国。“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思维方式已经过时了。我们承认：有时即使出于恶意的目的所发生的批评，也并非不值得重视。当我在那里抨击着西方记者不负责的新闻方式时，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女电视记者夏赐珍问我：“难道我们不可以批评中国吗？”是啊，她问得没有错，她和她的西方同行们的新闻自由，我们有什么权力干涉？我们有什么资格要求他们把摄影机镜头对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场面？——但是我们要说了，批评(甚至谩骂)是一回事情，嘴长在人家那里嘛。你既做得，莫非还能挡住别人说？说得不对我们可以反批评。但制裁又是另一回事情，制裁一个国家有其国际法的依据，怎么可以把旧南非的种族歧视这样悍然的反人类罪行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问题相提并论呢？看来BBC电台这样的权威级新闻机构，它的记者也存在着欠缺知识及再培训的问题。狄德罗这样严厉地批判一位庸俗画家，他的原话大意是：那个画家甚至不具备煽动观者色情意念的技法——这评价可谓刻薄到底了。每当我们听到美国人陈腐的说教，我们的感觉就如受众对低劣的画作的感觉，——即使我们可能格调低下，易于受人诱惑，但我们仍未被诱惑。
即使是回避了真理，以言辞和逻辑上的互搏从事对抗，他们的语言也绝非我们语言的对手。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他们的语言究竟有多大的文学潜力同我们“对抗”。
我们不会因纯语言要素的偶然取胜而沾沾自喜，甚至回想起个别靠语言而摆脱了纠葛的例子，我们会感到十分惭愧。
所以我们更多地偏重于事实的交锋。
台湾问题就是这样的。
《经济学家》摘了我的话，说我说的“台湾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如北爱尔兰之于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并称英国舆论批评我的比方是错误的。我想，假如错了的活，可能是因为两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那就是我犯了个原则性的错误：也许英国人并不认为北爱尔兰是大不列颠的天然组成部分，英国政府同新芬党的谈判并无前提，容纳了北爱尔兰脱离英国自主决定政治前程的可能性。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是我太多情了，可以向北爱尔兰人民道歉。
第二种原因，英国人认为北爱尔兰在现实中归属英国，而台湾在“现实中”并不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英国人认为台湾可以“独立”而北爱尔兰不可以寻求别的归属或者独立。我不知道新芬党前身是否是“替天行道”士兵党，但应该说民族意识是很强的。我想假如是第二种原因的话，就不是我们买不买帐的问题了，而是爱尔兰政党买不买帐的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必要在道义上支持英国寻求同北爱尔兰的“永久一体化”，不干涉内政足矣。但英国可得记住：同中国的建交公报可是有先决条件的。
我记得我们之间谈论较多的是英阿“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战争”，本不应该这样比较的——这样做倒是把话题复杂化了。简洁地说：台湾已不是外国殖民地，它的问题来自内战后两派中国人各居一方武装对峙的历史，但仇视双方从来都是高举一个中国的大旗的。其次，平心而论，加尔铁里将军的军政府“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义举有些矫情——马岛上的英军不足一连，阿国内也有政治危机，明摆着是故意小题大作(但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要求原则上是对的)。台湾则同马岛不同，她的重要地位和她的离心趋向成正比，她一直是令中华民族火急火燎的心头痈症。她的经济发达——有最好的轻工制造业和第一流的电气化铁路，拥有最可观的外汇储备，但这外汇储备因两岸中国人的内耗而流向不该去的地方；她的人口茂盛——包括着中国最好的工商人才和农业专家、最好的研究所和出色的演艺界；她拥有装备精良的武装部队，未来的中国将拜托这支部队维护东、南海域的国家安全，而不希望她在内部战争中被剿灭和彻底解除武装。未来的中国不能没有台湾，不管哪一届的中央政府放弃对统一的谋求，都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如若按照《经济学家》的提问，似乎只有“台独”方向才是台湾人民自主决定的，这也是一种有色眼镜。摊开来说：没有哪一部分中国人有权决定“台独”，台湾居民没有权力，大陆人民也没有权力。这应该是一个永恒的法则，哪个时代的人民都无权背叛祖先的誓言。这种东方哲学的必然结果，当然是西方选民们无法理解的。
北爱尔兰要出去，让她出去好了。
魁北克要独立，让她独立好了。
但是别指望西方的政治模板会令中国人去效法。
每个民族的政治选择都有她自身的利益考虑。这一点，西方不能代中国说话，而中国嘛，“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
这一点，我倒是非常欣赏美国外交官柯修婉的坦率，她承认了美国有她迫不得已的利益——如犹太人阶层，如两院院外集团的影响。她诚恳地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待美国院外集团方面不能太消极——免得老是看见台湾政治势力的代言人在走廊上晃来晃去。
如果没有抗议，这些实话怎么掏得出来？
多了解真相是大有好处的。
记得当年宋子文飞往莫斯科索要权益，斯大林坦白地对这位公子说：你若自己有能力，就别来求我；现在是你们没有这个能力，来求我们帮助，就不要提那些废话——又不是我找你来的。
这话中透射的冷酷的“真理”让当时的四万万中国人惊心，什么“世界四大强国之一”，一对抗全戳破。
斯大林的教训对中国人并非没有好处。
然而今天当美国傲慢的政客们旧话再提，说什么要教训中华人民共和国，说什么要让中国人晓得：到了节骨眼儿上，美国不是吃素的，那么我们还是老话：愿意奉陪。
这个世界不再是负气的世界，到了节骨眼儿上谁都会心平气和下来的，不是中国人心存侥幸，而是中国人尊重规律。
历史注定不会再发生可笑的事件了。当年石勒本不欲灭掉“汉”帝国，但是“汉”帝国派骑兵追杀了石勒的和平使团，并向石勒下战书。石勒哑然失笑，道：“上苍要消灭一个人，那么注定谁也救不了他。”石勒拿起马鞭指着文武百官：“别再劝我，谁再劝我跟谁急！”文武百官齐呼：“万岁圣明，我们不劝！”
非理性会导致什么，这个故事表露得很明白。
冷战结束以来，从来都是美国在扮演撩拨中国龙须的角色，今天这里叮一下，明天那里惹一下。而中国就像睡狮赶苍蝇一样，抖一抖鬃毛，拂一拂爪子，急眼了顶多低吼一声：“一切严重后果概由美方负责……”
这已经是够温柔敦厚的了。
而美国方面却说：“不理睬就是对抗。”这种霸道语言，已经从外交辞典上消失了好些年头，而这一次用上了，乖乖，用得好，用得妙。
那么让中国睁眼吧！
《亚洲周刊》社论批评我的那段话——“下个世纪，中国的怒吼将成为多数，中国思想。中国经营能力的当量将深刻影响世界……并将成为领导人类思潮的唯一力量。”《亚洲周刊》说：“如此自夸的语言还是少说几句为好。”我知道这位仁兄是好心，大了说：是为中国好；小了说：是为年轻作者好。但这话得这么看，下个世纪还长?，还有整一百个端午节呢，风水轮流转，谁又能断定：下个世纪的风水宝地不是中国呢？况且，盛唐时代也不过三、四十个年头，所以这个意识不是能以“自夸”给喝住的。我虽不是刘伯温，但允我再自夸几句：熬年头，比资历，论道德，看纹路，也该轮到中国了。
附文
“但你没有我们的切肤之痛……”
——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记者JORGEN KREMB采访(摘录)
记者：据我们了解你们没有去过美国、日本、也没有去过台湾…
宋强：尽管这个问题所有的西方记者问过不下百遍了，但我还是愿意回答。我承认五位作者没有去过美国、日本，连国境线边儿上都没走过，但我们还是写了这样一本书。这不是一本批评美国国体、制度的书，也不是论证中国怎么怎么好，美国怎么怎么不如咱的书，如果是那样一种内容的话，未免也太可笑了，这是一本就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发表看法的书，首先得搞清楚这一点……
张藏藏：从您的问题中我看到了普遍存在的一个误区——这不是一本有关美国的留学回忆录或美国游记。这本书就是讲中美关系，我们每个人都置身于中美关系之中。所以请不要在资历上检视我们，况且我们也不害怕检视。
记者：你们在书中说西方想遏制中国，据我了解，其实西方是想帮助中国。
张藏藏：帮助？你是搞新闻的，应该比我更了解情况。想必你也常看《时代》周刊，上面曾刊登过克劳特哈默的一篇文章《我们为什么必须遏制中国》。类似的言论不胜枚举，就更别提实际的行动了。有这样的帮助吗？
记者：我认为美国。德国和西方同中国产生矛盾，是因为西方对你们的人权状况有担忧，想听听你们对中国人权的看法。
张藏藏：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你：我部分认同了中国政府的人权观：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和发展权。考虑到德国的人文理念。德国的哲学和德国的法西斯传统，你们自然会对“人权”有比较深邃的看法。
记者：尽管德国在二战中的所做所为，也犯下了像屠杀犹太人这样的罪行，但是我们做了很多赔偿，也有很多道歉。
张藏藏：“但是”，“但是”什么？按照道义原则，这“但是”不该由你们来说，应该由受害当事国来说。你们只能说：“做得还不够，还应该做得更好。”——尽管我们心里清楚：德国战后的所做所为比刚才提到的日本足以赢得我们十倍，百倍的尊敬。但无论如何，“但是”不能由你们来说。
记者：我的意思是德国深刻反省了二战时期的行为。那么同样地，你们是否同意中国政府也应该反省占领西藏的行为呢？
宋强：这未免太荒谬了！怎么可以把西藏问题同德国法西斯行为相提并论呢？
张藏藏：很明显，我们不能同意你在西藏问题上使用的措词。我知道德国最近在西藏问题上有一些动作。我也知道西方对达赖充满好感的原因。达赖这个人风度翩翩、英文水平高，又有学问、公关形象极佳。西方人总觉得这个人代表了一个曾经是多么美好的西藏。可是你们对西藏问题又了解多少呢？仅仅以达赖的个人形象来判定西藏问题的是与非。唉，唉，西方的公众为什么如此天真？
宋强：据我所知科尔总理曾经在西藏问题上有着同中国极其相近的看法，怎么现在全变了呢？什么时候变的？
张藏藏：我有很多西藏同学，(念出很多人的名字)宋强也有，他有一个最好的哥儿们也是藏族。
宋强：而且不属于什么“特权阶层”。
张藏藏：我想我们应当能对西藏的历史、政治、风情民俗有一种强烈的感知，我的西藏朋友、同学都非常自然地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个认知渠道应比你们的认知渠道有更充分的说服力
记者：可是我本人在德国曾经教授过《西藏史》，而且我在西藏有过较长时间的实地研究……
宋强、张藏藏：唔？
张藏藏：(笑)你教的是哪家的“西藏史”？
记者：你们说你们有许多西藏朋友，我也采访过许多当地西藏人，他们一提到中国在西藏的治理就摇头，认为没有中国人(汉人——编者注)的西藏会更好，他们非常怀念达赖和达赖时期的西藏。
宋强：(笑)他们蒙你老外呢！
张藏藏：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达赖统治的西藏是什么样子的，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用大量人的头盖骨做法事难道算开明社会吗？
记者：(困惑地)什……么？人的头盖骨？
宋强：岂止是人的头盖骨，人皮、人血、活人脑、人的内脏、人的骨殖，都被用来做宗教的法事。许多活人被抽筋、砍断手足——这些电影镜头可都是你们西方旅行家拍的。可以说(西藏)当时是一个地球上最残酷的社会，它跟后期凶残的印加帝国有一比。达赖凭什么要把民主改革前的西藏描绘得牧歌一般？
张藏藏：当然，那些酷刑和杀戳不怪十四世达赖，那时他还是个孩子嘛，责任不在他……
记者：但是你们的军队开进去以前，西藏基本上是一个独立国家了。
张藏藏：那怎么解释西藏领袖们接受中央册封的惯例？怎么解释建国初西藏精神领袖和世俗领袖们接受中央政权领导的签字协议？——我发现我们分歧很深，你有你的立场，我有我的民族和国家观，但我不明白，你们德国也有民族分治和统一的过程，为什么轮到中国就换了一种绝对的眼光呢？
记者：因为周边国家有担心，担心中国将来会入侵他们。
宋强：又是“中国威胁论”！这是一种很矫情的论调。我觉得中国人没有帝国主义基因，中国历史上也没有扩张传统。如说中国人像日本那样——有过让人记忆犹新的侵略史和扩张行径，“中国威胁论”还有情有可原的出处，而现在完全是空穴来风嘛！
张藏藏：你看，您在完全反着说。历史的基本事实是别人扩张咱们，那么多不平等条约，划出去那么多领土。而且已经无力回天了。——好了，好了，看来您对中国扩张问题有兴趣，咱们一处一处说吧。
记者：先说台湾吧。在我们看来，台湾和中国(原话如此——编者)的分离已经很长时间了，台湾人民对统一不感兴趣。就好比一对夫妻已经分居多年，婚姻关系已经死亡，那你们觉得硬扯到一起有什么意思呢？——我注意到《中国可以说不》在台湾问题上的激烈态度。
张藏藏：坦率他说，你的比喻很蹩脚。首先，大陆和台湾不是夫妻关系，它是一体的。你这个比方非常不恰当。其二，我们认为台湾问题，统一是前提而不是议题，不允许讨论。
记者：就算是一体的吧，假如一个人走路不小心，脚被汽车轧断了——我觉得台湾(对中国来说)就像一只被轧断的脚，那么断裂也是一种事实了，何必强求(统一)呢？
张藏藏：又是一个貌似有道理的比方！你要知道，医学的使命是要尽最大可能将断脚缝合的。
记者：有关台湾的知识，我可能要比你们丰富。
张藏藏：我可能不得不承认这点。因为你在台湾呆过不少时间。让我们再用一下你前面的那个比喻吧。如果说台湾对于中国来说是一只被撞断了的腿——你的台湾的知识比我丰富——但你有我这样的切肤之痛吗？
记者：你谈到痛，你们刚才谈到历史上日本人给中国人造成的极大痛苦。那么你们是不是觉得外国人杀中国人不可饶恕，而中国人自己杀几千几百万中国人是理所当然的吗？
张藏藏：谁说的？宋强你说过这话吗？
记者：我注意到有这样的危险，比如发射飞弹打台湾……
张藏藏：打了吗？
记者：在台湾附近海面打飞弹威胁台湾。
张藏藏：我倒是想先听听你对美国最近发射飞弹打伊拉克的看法。
记者：还是你先谈。
张藏藏：你先回答我。
记者：我希望你回答，我接着回答你的问题。
张藏藏：好吧，我认为对台湾离心主义势力的威慑是必要的，我支持这种国家手段。如果台独势力失控，将局面引上那个悲剧性的方向，即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后果，那将是非常悲痛而不得不为之的选择——这一点上我同鄢烈山这样的败类有根本分歧，他说饿死做中国鬼和苟活做亡国奴之间，他宁愿选择后者。我还愿意谈一谈台湾问题上我个人的见解，我个人觉得最严重的局面会是用军事力量封锁台湾，谁都在避免流血。
记者：亡国奴？台湾问题有这么严重吗？
宋强：一个没有台湾的中国就不能称其为中国，台湾一旦独立而中国政府束手无策，那么一系列恶性反应将接踵而来。
张藏藏：你现在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记者：我认为事件的起因是伊拉克人飞进了禁飞区。
张藏藏：在一个主权国家设禁飞区是有道理的吗？
记者：但是这个符合联合国决议……
宋强：那你就可以多想想关于台湾问题联合国的决议，还有波茨坦公报以来的国际条约、宣言对台湾地位是怎么看的。
记者：我的夫人在台湾，是当地人。
张藏藏：噢！是这样。但你还是德国人，所以你没有我的切肤之痛。
记者：你们说国外称你们是“义和团”是恶意的曲解？
张藏藏：“新义和团”之说是怎么出笼的？一个美国记者问：“你们算中国的义和团了？”我笑了，说：“你说是义和团，那就叫我们新义和团吧。”其实“新义和团”说法也没有关系，就像巴尔扎克时期的小说和法国新小说有截然的不同。我们是否排外，我们喜欢外国的成就，爱用外国的产品，你看我和宋强抽烟的牌子，但我明确告诉你：我，喜欢中国女性。
记者：(笑)，我也是。
宋强：一切都不矛盾。当初我们欢呼西方价值的进入，是为了未来，为了我们的国家好。那么同样，今天我们告诉国人应该说不，也是为着我们的国家利益。这一切不会导致闭关锁国，或导致中国再回到左倾路线上去。西方的疑虑是没有必要的。
记者：我遇到几位中国作家，他们对《中国可以说不》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说：这木书的语言很不好，使用的是一种，“文革”式的语言。
张藏藏：我不知道你说的“中国作家”是哪些人，我不知道他们有几分资格来攻击我们的语言——至少是我自己的语言。我最近出版了一部小说集《每天淹死一个儿童的河》，我怀疑说这话的“作家”的语言能超过我。
宋强：我想，他们说的“文革语言”可能是指的我那一部分，是的是的！用了一些过去的语言和用词。我是考虑到使风格能够活泼起来，别那么紧张兮兮的，一个通俗读物嘛。使用一些反讽的、俏皮的行文技法，这也是一种写法！外国人骂骂倒也罢了，某些中国人也跟着起哄，这是一种“杀灭”。
张藏藏：我承认现在出现了一些异样的反应，我刚才读到一位中国作家写的一篇文章，里面有一段话挺有意思的：“近年来，你言说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言说良知和苦难；你批评谁都可以，就是不能批评王朔和王蒙；你倡导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倡导理想、道德和人文精神。”其实王朔和王蒙还是有人批评的，我觉得这话可以改成：“就是不能批评美国”——所谓，‘政治正确性”就是这么回事。这种无原则亲善美国、西方的德性很让人厌烦。(宋强插话：“臭知识分子，一点没错，就是这方面臭。”)归根结蒂表现了圈子内的“不适应”状态，改革开放十几年了，该适应了吧？既然他们把刀捅你这儿了，那我也不妨给你介绍一下部分“专家”的心理，他们无非就是认为我们分享了他们的“权力话语”——本来这类书应由他们来写的，怎么你们来写了？这一来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后果，本来他们可能赞同“说不”的，但仅仅因为“权力话语”被分享了，就挑毛病、批判，然后表示不赞成或干脆“批倒批臭”。这种怪诞的思想延伸表明了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当然这个话题属于我和宋强私下讨论的事儿。打住，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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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天朝与弹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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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日本
“遏制中国”这一短语的策源地据说是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有些长期呆在国外的朋友告诉我，该杂志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有很多谋划，而这些谋划总会被拿到美国去进行现实操作。看来，英国人一边在哀叹自己每况愈下，但也认为自己的脑子还行。
也无须太过指责西方的这种举动。他们的反应确实神经质，但也不能说怎么虚伪——让我们回想一下当年美国是如何挣脱英国的桎梏而崛起的吧，英国那时候内心的屈辱和痛苦也是可想而知的。面临着要把自己在海外的最后一块殖民地——香港——归还给中国这样一个不可逆转的现实时，撒切尔夫人步出人民大会堂时不也一个踉跄、猝然倒地吗？
有很多书籍都在谈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会在哪一个时间段内成为世界第一。虽然很多夸饰之词可能出于某种战略意图，但它们毕竟描绘了一种可能的前景。面对如此可能，西方国家痛苦、怨愤、甚至产生“遏制”念头都是自然的。问题在于，这种遏制会有效吗？如果这种遏制使中国民众同仇敌忾，并且在某些领域反过来遏制对方(也许会付出某种代价，但必要的付出我们将在所不惜)，那样的后果有多少人能准确、深刻地估计到呢？
比如，从地缘政治的意义看，日本出于自己的长远战略意图，在日美安保体制重新定义之后，已经急不可耐地要把中国作为其在本地区最大的潜在敌人予以关注和遏制，并且借中国大陆与台湾目前的分离现实这一机会，以某种“民间行为”(当然是有军舰护航的)在钓鱼岛上又是竖灯塔又是插国旗——以此来试水温。日本的此等行为既有象征意义又有现实意义，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在上一本书里(按：《中国可以说不》)，我提醒日本应该“韬光养晦”，但在不少日本人(特别是那些右翼政客)心中肯定会生发这样的愤怒：韬光养晦，韬光养晦，我们韬光养晦的时间够长的了。难道还不让我们坐上主宾席？
《星期日泰晤士报》曾这样讥讽我们，说《中国可以说不》从书名看是对《日本能够说不》一书的知识产权的侵犯。这种攻讦实在没有打中我们的穴位，貌似辛辣实则显示了该记者那种婴儿般可笑的思维。日本可以说不？中国为什么不能？中国也可以说不——“中国可以说不”里面就包含了对“日本说不”的某些观点“说不”。这是一个智慧的、技巧的、具有反讽意味的命名。所以毫不自夸地说，《中国可以说不》这个书名好，比《日本能够说不》更好。这叫借力打力。别弄得什么都是侵犯知识产权——如此下去，假使将来中国出现了疯牛病，你英国是不是也要控告我们侵犯了你的知识产权？而且，我现在又要剽窃了——你们不是一直在鼓吹“遏制中国”吗？我在这里也毫不含糊地提出，中国(包括亚洲其它国家)应首先遏制日本。
一、日本不是一只益鸟
“中国威胁论”是一种虚拟的、有深刻的种族主义烙印的理论。它的出笼既蓄谋已久又很突兀，其目的是为“遏制中国”乃至分裂中国提供依据。而日本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则有案可稽。中国有些学者指出，自十九世纪以来，日本从来就没有从根本上放弃其早巳确立的世界性战略目标——先建立自己在亚洲的霸主地位，进而取代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谋求霸权。二战期间，作为轴心国的德国和日本都抱有同样的野心。我曾对朋友笑谈，如果当时是德国和日本取得了二战的胜利；那么紧接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又要开始了，那就是德国对日本。
国土、资源、人口等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日本，并令其自卑自怨、自怜自艾(我们都还记得一部名叫《日本沉没》的影片，典型反映了日本民族心理上的孤独和焦虑)，但它的技术优势及资金优势又使其具有了足可傲世的资本——这种矛盾的解决可能有多种方法。但对日本来说，由于该民族心理上的结构性缺陷，它极可能会选择最便捷的也就是武化的手段去达到目的。在我的小学时代，老师经常告诉我们日本学校是如何对他们的孩子进行“征服支那”的教育的：老师在黑板上画一只苹果，然后’向孩子提问：“这是什么？”下面齐声回答：“苹——果。”“你们知道最大、最好吃的苹果在哪里吗？不知道吧。我来告诉你们，在支那。如果你们想吃最好吃的苹果，将来就到支那去。”
日本的教育应该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既不空洞又不枯燥，真正的因材施教。小孩都馋嘴，从苹果入手才能使军国主义毒素事半功倍地注人他们的心灵。
时至今日，日本并没有完全放弃其恢复军国主义政体的努力。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日本国右翼势力对二次世界大战就一直持迥异于世人的“独到”观点。首先，他们认为，胜者王侯败者寇，什么正义战争非正义战争之说全是扯蛋；第二，既然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那么，再去反省什么战争罪行就是一种“自虐”行为了。石原号召日本国民，必须涤清自己心灵上的战败意识。在《日本就是敢说“不”》一书中，此公狂言：“假定盟国方面没有美国，那么，日本或许早就是战胜国了。”然后，他更是厚颜无耻地大谈“中途岛海战”的所谓军事学意义。虽然中途岛战役以日本惨败告终，石原还是既不无怨忿又沾沾自喜地回忆道：“海军的机动部队如此大规模地进行决战，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只有日本和美国打过。”一副活脱脱的战争贩子的嘴脸。
由此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中国可以说不》出版后，很多外国媒体在尚未了解该书所有内容的前提下，炒来炒去，甚至断章取义地拼凑什么《说不》作者“狂言录”，并对该书所表露出的“主战及赞美恐怖活动”的言论感到震惊。中国读者能看出，我们第一不是主战派，第二我们也不是无原则的和平主义者。我们只不过赞同了在台湾问题上“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主张。《不要忌言“准备打仗”》这样的题目使得《经济学家》及《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们以一种似乎看见了食人生番的目光盯着我们，实在矫情得可以。美国的军费开支是中国的十倍，日本的军费开支也已经占据了世界第二的位置——他们难道不是在准备打仗吗？难怪马来西亚战略研究所所长诺尔丁·索比在一篇题为《中国威胁论——不公正的状词》的文章里这样诘问：为什么对中国的告发来自那些本应对率先发难持谨慎态度的人们和政治家，来自许多应该明辨是非的新兴国家呢？为什么有的国家自己做着历史上最残忍的事情却又不断对别人指手划脚呢？为什么中国经常站在被告席上呢？原告一方把不但不适合本国标准，就连朋友、盟国以及伙伴之间都不适合的标准拿来要求中国，其用意何在？中国被排斥于人类文明之外，远离文明中心，有时还被国际社会弃之不顾又是为哪般呢？
问得好！可惜在国际舆论中，这样公正严明的质问实在太少。我们有时确会发出太多的疑惑：全副武装的美军是世界和平的需要，而现代化程度、军费开支远远落后于美日等国的中国军队却成了对现行世界秩序的威胁，这不是非常滑稽的逻辑吗？中国的本质到底哪一点是邪恶的呢？其它国家不谈，和中国的近邻日本相比，到底谁更应该被谴责呢？
《芬兰画报》社驻中国记者林达对我们如是说：“我在中国已经十年，其间也去过美国。我承认美国媒体所刊登的有关中国的报导绝大部分是负面的——这会使美国人对中国产生偏见。但你们也不要仇美——这样恨来恨去实在不好……”
我理解林达小姐的担忧。但是，对林达小姐所说的在美国民众中的仇华情绪‘难道不需要有一种说“不”的声音来抗衡一下吗？’
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台所做的一档叫《日本别干蠢事》的专题节目中，我们发现北京听众对日本战后种种举动的激愤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的确如此，由于美国在日本投降后采取的新绥靖主义政策，使得日本对自己所犯下的战争罪行从来就没有能以“割尾巴”的态度认真反省过。他们的那种不痛不痒的“道歉”就像是踩了路人脚说的一声“对不起”一样。再看一下、日本有多少像奥野诚亮那样的阁僚扮演了先胡说八道再道歉再辞职的角色？前仆后继，很有点神风特攻队的精神。究其原因，首先是要想在国民中使军国主义火种再现燎原之势；其二，想使其它国家对日本的翻案言行造成视觉上的疲倦。用心委实良苦，却又无比险恶。
1996年8月15日是日本投降五十一周年纪念日。但是，《日本经济新闻》在当日社论中担忧道：“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的青年之多令人吃惊。”不过，这种局面应该是日本的右翼政客非常希望看到的。曾出任过日本遗族会会长的桥本龙太郎在当上首相后，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獗程度已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
我们可以看一看在自民党党内成立的“历史研究会”所编纂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中的主要观点：否定东京审判、把日中的侵略行为说成是“自卫战争”、“解放亚洲的战争”。在《日本就是敢说“不”》一书中，渡边升一将“南京大屠杀”一笔抹消，认定在南京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屠杀行为，而且推算南京顶多死亡四千人，这四千人中还包括阵亡军人及遭到枪杀的暴动俘虏。渡边总结道：“在一个大国的首都因战争而陷落时，出现那么一点牺牲者，不是很平常的事情吗？”全国姑且不论，不知南京人听到这样的宏论，眼中是否会流出血来？所以才有了日本的一位中学生在作文中这样写道：“日本军挽救了亚洲，他们是英雄。”
二、中国也应该“反省历史”
日本的极右势力——他们死不悔改的调门已越来越高——如今终于恼羞成怒地高叫起来：“再纠缠历史，休想得到日元贷款。”石原慎太郎在攻击《中国可以说不》时，更是将他与已故的那些亚非政治家交往的事拿出来摆谱，并无所顾忌地坦露心声：“如果把过去的战争包括在内考虑日本实施现代化的历史给整个世界造成的影响，那么日本在来自中国单方面的谴责面前，就决不应该在世界史范围内被追究道义责任。”他还居心叵测地警告自己的同胞：“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自支那的这种外压说不定将拯救日本免遭本质上的堕落和衰微。”在石原看来，桥本龙太郎参拜靖国神社、文部省再次叫嚣修改教科书等举动仍不足以挽救日本军国主义本质上的堕落。按其逻辑，日本真的需要“反省历史”——不过他想从以下的角度来“反省”：日本干吗总要谢罪？干吗不从为使日本“免遭成为殖民地”这一层面来看本国发动的战争？干吗不在尖阁群岛(按：指中国的钓鱼岛及周围岛礁)采取更强硬的行动？等等。
日本右翼势力的扑腾劲以及在钓鱼岛上的冒险，倒真的可以让我们中国人从和平主义的温情中惊醒过来了。
当石原慎太郎指责中国人常挂在嘴上的“同文同种”、“一衣带水”之类的形容中日睦邻关系的词句就是“文化霸权主义”时，我自己确实有一种热脸贴在冷屁股上的悲哀。
中国人应当反省历史。这不是指责中国当年的人道和慈悲有何不对。但中国人的古道热肠得到了什么回报呢？前伪满总务厅厅长古海忠之在抚顺战犯所何等信誓旦旦地痛悔罪行，待特赦回国后，他又是何等矢志不渝地投身到法西斯军人团体的煽风点火中去了。对于这种“说话巴巴、尿炕哗哗”的忘恩负义之徒，我们的感化工作是否过于敦厚、过于靠“感”而“化”了呢？
中国这个民族很特别，在敌国受到惩戒和报应后，它对宿敌的关切和抚慰甚至显得有点迫不及待——中国人的天下主义和寻求人类大同的理想精神的误区盖在于此。
日本报纸在担忧有很多日本青年已经不知道8月15日是什么日子时，我也斗胆地问一句：在中国，又有多少青年知道8月15日“今夕何夕”呢？
二战期间，有一批中国劳工被日军押送到日本北部一个名叫花冈的地方做苦力，由于不堪忍受非人的生活，奋起反抗，却造成四百余人被杀。时隔五十多年，花冈事件的幸存者及遗属前往日本起诉要求获得赔偿，迄今虽四次开庭，仍看不到一丝希望。对这样的“中日友好”，我们又要它何用？
是的，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的第一次讲话就呼吁要对战败者施以仁政。当时的政府成功地阻止了人民寻求报复的努力。与日本暖昧的五十年进程形成鲜明对应的，则是中国一直不懈地、几乎纯真地寻求中日友好。
然而，日本的部分政客是否会对中国的苦心孤诣有所体察呢？当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照顾日本的情绪时，日本的右翼政客又何曾照顾到半点中国国民的情绪？
当全世界都对日本的二战暴行留有深刻的印象时，日本的文人武士们又准备重演历史了。李光耀曾经对比了日本和德国各自对待二战的态度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想日本将会再次成为不被人爱的国家。”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更是言之凿凿地说：“我们所会见的所有亚洲国家领导人，都不认为日本是朋友。”
不久前，我曾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报导，说德国有几位交通警察因行纳粹军礼而被剥夺公职。但在日本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实在算不了什么。在8月15日那天，靖国神社里冠盖云集，大街上有很多着“皇军”服装的遗老遗少在狂吼乱叫——整个国家都笼罩一种“重新再来”的疯狂之中，这难道不令人毛骨悚然吗？
几年以前，我们曾致力于构造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日关系，而且还为此成立了一个高级别的委员会，我们浸染在“中日不再战”的好梦中，真有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静和舒适。但是，有多少国际问题专家去探讨过：“中日不再战”的理论基石何在？当日本没有从根本上放弃自己关乎世界战略的千秋大梦时，“中日不再战”是不是只能造成中国民众的麻痹和幻象呢？
当以色列在世界范围内仍在追捕昔日纳粹分子时，日本那些脱下军装换上西装的、过去在中国作过恶的老皇军们，却能堂而皇之地再次“进入”中国故地重游，美其名曰：过去曾在中国犯下了罪行，现在要致力于日中友好。如果中国也反省一下历史，对这种人，我们哪怕不予缉捕，至少不能让其再跨进中国领土一步。
我们欣慰地看到花冈事件的幸存者以及死难者遗属表达了迟到五十年的索赔的权力．我们也欣慰地看到——东三省民间正在发出索赔的怒吼。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肆无忌惮，面对日本中生代政客的叵测居心，中国民众应当有一种直言不讳的态度——这不仅是对作恶果者冥顽不化的自然反应，也是施以我们过去几十年感情泛滥的一记耳光。这个耳光不应由日本人来打。应由我们自己拿来催醒自己。
石原慎太郎先生教会了我们如何“反省历史”。
石原太君说：“(中国人)在国际调查团来到之前，预先将中国古钱币和碎瓷片撤到南沙海底，俟调查团打捞上来后便大喊大叫这是中国领海。这种做法也太无视别人的存在了。”石原真不傀是一位超级畅销书作家，学识也实在渊博如海。他能够做到只言词组之间把严肃的问题弄得无比荒谬。请教石原，什么叫“沧海一粟”？中国有多少古董、古钱撤进大海，才能得到国际上的领海承认？
这种手段其实只有日本才能想得出来。比如在芦沟桥事变的前夜，他们就制造了一名士兵失踪事件为发动战争确立依据。
反省历史我们才能看得更清楚：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正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晰。因为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思潮又开始汹涌——这是其一；其二，让我们再引述一段石原慎太郎的话：“上次的海湾战争中日本实际发挥的作用之大，可能连日本的政治家本身也不了然；不言而喻，支那人更是不知晓。然而五角大楼的官方文件写道：美国在中曾根康弘总理作出日本独自向美国提供战略尖端技术决策的极大鼓舞下，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胜利。这种决策比日本提供的资金更重要……日本尖端技术的功绩远远超过了派遣8万军队与美国共同作战的英国所建树的功绩……”另外，从日本的防卫大纲看，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的第一假想敌。换言之，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上都已经现出端倪。
还有其三：
日本《世界》月刊登载了一篇《与暖昧的50年诀别》的文章，作者梶村太一郎在评论日本的现实时写道：“……(日本)剩下的只是一伙脱下昔日军装、以篡改历史为己任的国贼集团和披着社会民主主义外衣却没有骨头的行尸走肉了。承担国家责任的主体不见了，负责组建这一主体的国会也堕落到只会讨论税金问题的程度。”
梶村继续写道：“只有在我们能把那无数死者正确地埋葬时，我们才能成为人。”
日本到底有多少昔日的军国主义信徒成为“人”了呢？
和日本的良心作家呼吁“我们如何成为人”一样，中国人也应该躬身自问，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只有行尸走肉而没有成为人的东西？一位叫鄢烈山的“人”在93年的《四川文学》上公然宣称：面对是做一个饿死的中国鬼，还是做一个不饿死的亡国奴的迷失，我宁愿选择后者。这种典型的汉奸论调有没有引起中国人的普遍警醒？反省历史，当我们历数汪精卫、周佛海、周作人等汉奸前辈时，可千万别忘了检视现实，要注意他们也有一群“失节事小，饿死事大”的后代们，当这种人从内部应和日中的威胁，就更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因为必须看到，这种汉奸论调所披的“个人价值”、“生命价值”探索的外衣，很容易让人消弭在道义上和情感上的厌恶。做中国人就一定饿死吗？当亡国奴就一定会苟活下来？我决没有偷换概念的意思。但这个观点透射出的“做中国鬼”的阴暗和诅咒的意昧使我们品到了百年屈辱史的“陈酿”。中国一天不驱除这种堕落的哲学，中国人晦气重重的精神面貌就很难改观。和平时期就以悠然神态大谈“亡国奴”哲学，非常时期如何了得？鄢烈山宣扬的是毒化后代的罪恶论调。“不饿死的亡国奴”透射出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无耻操行，是以别人的饿死、别人的消亡为代价的。因为你认定了你的生命幸福至上，所以你势必不藉以国家和大众的生命幸福为代价。严峻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事实。
中国人应该反省历史，反省中国人种群中过去为什么总有大大小小的汉奸的原因。
三、我们应该怎样遏制日本
在《中国可以说不》中，我曾提到，中国不应同意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写道：……针对日本国内对二战的认识远未得到澄清的现实；而且，诸多事实表明、日本并没有真正确立一个有保障的和平体制，现在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不合时宜。
有朋友在看了这一章后，言辞激烈地对我说，如果对二战的认识得到澄清了日本就能成为常任理事国吗？道歉？道歉也晚了。我十分同意他的看法。默认日本国家地位的提高。在道义上是有罪的：一个不认罪的国家，一个把罪恶当做荣耀的国家，如果坐视它在世界事务和亚洲事务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就是对人类正义秩序追求的蔑视。考虑到中国未来的生存策略，中国就是不能同意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其一，正如我以前分析到的，日本一直是东亚价值体系和经济体系的“异己分子”，一旦它成为常任理事国，必然使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在共同利益合作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趋同成为不可能。利用日本作为跳板，美国势力的卷土重来将使这个地区的问题复杂化，而且日本本身的离心作用将使东亚合作的前景变得渺茫起来。其二，日本一旦成为常任理事国，它的“脱欧入亚”反而会给正常的亚洲合作带来负面效应，很可能导致亚洲的“世界化”，这样，一切本属于全球范围内的价值分歧将变成亚洲范围内的分歧，敌视中国的无形战线将推进到中国的友邻和以往的和平关系伙伴。这是中国和广大亚洲国家不愿意看到的——而且日本政治能量的增强，势必带动它未来的亚洲小伙伴最终“背朝亚洲”。
遏制日本，首先应将亚洲合作放置中国未来国际战略的第一位。必要的时候，应该审视中国在亚洲合作方面还存在哪些隐患。如领土、领海争执上，对待其它亚洲国家，应采取与对待日本有所不同的“双重标准”。对日“断无商量”，对亚洲其它国家则灵活处置；对日“寸土不让”、对其他国家则多探求共同利益和共同开发的可能性；对日坚决抗衡，对亚洲则怀柔大于强硬，这样，才能走活在亚洲范围内遏制日本的这盘“棋”。当然，最终的目的是领土完整，寸土不让。
必须随时敲打日本在世界事务中欲图“有所作为”的探头探脑。如，以充分的智慧调动一切亚洲力量和世界力量，使日本的“维和”试探不能得逞，放任日本在“维和”问题上舒开手脚(哪怕是象征意义上的)，就是一种“万事大吉”的麻痹。以日本的侵略历史和日本的国家道德，它是没有资格参加国际维和行动的。这个问题上，中国应坚决而积极地表态，决不能模棱两可。一个对自己侵略历史没有正确认识的日本出面“维和”，不是对世界和平的极大讽刺吗？
有人认为：在中日关系上遏制日本，贸易和对华贷款始终是中国的“软肋”，这是一个误区。俗话说：“吃别人的嘴软。”这是一种单向的、孤立的认识方法。中国应该做到“越吃嘴越硬”——这绝不是出于一厢情愿的斗智斗勇。非常简单：日本在华利益不亚于中国对日的利益谋求，应该明白无误地搞清这一点——维护尊严和维护自身正当利益不会妨害中国的上升，这是《说不》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根本分野。应对日本企业有更严厉的约束——前段时间对日本违法广告处理的柔软不应该成为恶劣的先例；应更多的揭露日企在华的不道德行为——如窃取工艺专利和商业欺诈，这是爱国的新闻工作者一项严肃的任务；应敲打日企，使其强化自律——至少它们在中国所做的应该同在日本国所做的一样好；应严格检视和鉴别日本的进口产品——石原慎太郎犹在抵赖“一流产品输欧美，二流产品自己用，三流产品给中国”的事实，而北京人都知道，在北京满大街跑的绿色马自达出租车那可怕的轰鸣声和极差的隔音效果是怎么回事，驰骋在神户街头和纽约公路上的马自达又是什么样的质量。台湾的陈历莉女士告诉我，在台湾，几乎看不到日本的电器，日本汽车也很少。台湾、韩国人用的几乎都是本地产品。这确实应该给大多数中国人以启发。日本出口企业假如不改变这种恶劣作风，那么中国人应该考虑以民粹的方式抵制日货。我认为，王小波之流批评《中国可以说不》的言论：“人家外国的市场准你进入，你的市场不准人进入，这生意是没法做的。”貌似洒脱，以为可以博得会意一笑，实则这话是非常幼稚的，你中国有多少产品可以进日本？而日本货又在中国市场上猖獗泛滥到什么程度，在中日两国工业基础极不相衡的现实状态下，剖清一下约束一下又有什么不可以？遏制日本对中贸易中一些不“贸易”的做法，让日本人老老实实做生意，这不是一项激愤的宣泄，而是理性的选择。
遏制日本，中国还要做到对自己的资源生命线绝不能拱手相让，这一点，比起同西方的合作，对日本应该有更严厉的限制，这一点有待专家分析。总的目的，不能让中国在未来增强依赖日本的因素。
要开动一切媒体机器和利用一切政治讲坛，让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认清日本在道义上的深刻缺陷，以及日本作为“伙伴”的不可知和不可信。使全亚洲和全世界对日本有正确的认识。必要时要将中国人民强大的信息带给日本国内，前段时间一个中国记者发起的“你恨日本人吗”的调查，得出了非常宝贵的具有思考性和启发性的结论——中国人的“仇日”未必是坏事，这个信号应广泛输入日本国内，以唤起日本的良心。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有所收敛，这是在为我们子子孙孙的安宁和幸福着想。
遏制日本使得中国建立更强大的国防理由更加充分，要使亚洲人民明白，中国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国防有着明确的战略意向——为了亚洲的安全而遏制日本——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通过军备的扩充抬头。中国不搞军备竞赛——但对日本例外，如果日本不惜军备竞赛的话，那么中国应该在国防上投入更大的开支比例。同时，中国和亚洲应连手明确军事上遏制日本的意图，并施以日本政界这样的压力：扩充自卫队只能给日本带来麻烦，日本应继续韬光养晦——为明天不再暖昧的日本、和平的日本、民主富裕的日本韬光养晦，而这一目标的前提是：日本宪法中关乎日本军事构架与性质的部分至少一百年不能变。
台湾的早日回归是遏制日本的最为紧要的一步棋。一旦我们顺利实现统一，日本的“南进”意图将会受到重创；而中国对台湾海峡的实际控制，在某种程度上可算扼住了日本的脖子。当然，平时也没人想去扼它。
应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让美国人明白：日本有着螳螂般的昆虫习性，它往往在交媾之后吞食情侣。美国不应视庇护日本为福祉，美国应吸取本世纪四十年代“养患”的教训。
而对现今的广大中国人来说，遏制日本的使命已经开始，西太平洋的决战——保钓，已经迫在眉睫。遏制日本，首要任务就是要保钓。
四、保钓！保钧！！保钧！！！
保卫钓鱼岛不应只是一句口号，这个问题应是两岸中国人有无决心压制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的试金石。
钓鱼岛的归属，本应不存在问题，如果没有十九世纪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那么，有关琉球群岛的现实归属也会是另一种结局。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甲午战争后对台湾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钓鱼岛也不会固美国的战后托管和不负责任的僭越行为而埋下中日领土纷争的种子。
1971年，美国无视中国主权，把钓鱼岛“归还日本”，日本遂派出军队赴岛巡逻，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抗议，全球华人世界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迫于压力，美国宣布：只向日本移交行政管辖权，与主权无关，主权问题，由各方面谈判解决。而日本佐滕政府则拒绝谈判。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确定了“搁置争议”的原则。——然而中国政府明智而善意的“搁置争议”，并不意味着在主权问题上有所让步。我非常明白地记得：在80年代中日友好空气极其浓郁的时期，中国政府就日本政府在钓鱼岛修建直升飞机场事件曾提出严正的抗议。虽然这抗议载于报纸不甚显眼的位置上，但这种克制不表明中国的立场会有所犹疑。当时，台湾的蒋经国当局也以令人尊敬的态度就日本的挑衅发出严肃交涉。
今年，日本法西斯“青年社”在岛上建立灯塔，再度引发保钓风潮。
钓鱼岛首先是针锋相对的领土、领海之争，保钓是真理、主权和尊严的决斗；尤其是当饱尝日本帝国主义戕害的中国面临宿敌的再次挑衅，从历史和现实的高度看，全体中国人应赋予“保钓”最鲜明的含义——为三千万中国的牺牲者保钓，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钓。
钓鱼岛对前进的中国来说，有着重大的海疆和资源意义。
如果中国坐视日本强占钓鱼岛成为既定和“合理”的事实，如果钓鱼岛主权丧失，那么根据《国际海洋法》，大陆架延伸部分之海域，都是大陆架主权国家的海域的规定，日本就因拥有钓鱼岛主权，而以其陆基为基准，与中国“平分”大陆架，进而占据中国东海之海域。因此，它不仅关系到中日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更关系到中国东海油气田的开发问题。
日本各界比对海洋权益问题缺乏敏感的中国人更明晰地认识到钓鱼岛的战略意义。
前不久，日本还确立7月20日为公民假期——“海之日”，旨在所谓“感谢海洋给日本的恩赐”。同时日本宣布，实施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域的法令，日本传统的12海里领海，改为200海里的排他性经济水域。一夜之间，日本的海洋面积增大了451万平方公里，成为世界第六大海洋大国。——这一决定把韩国的独岛、中国的钓鱼岛包括其中。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日本正在为军国主义的复活和亚洲霸权的重新确立作理论和行动上的准备。
一切信号表明了这一点：今年，日本出版的一系列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的书籍，如《东条英机夫人回忆录》、《卢沟桥事变：真实与谎言》，为战犯“正名”和重塑日本侵略者“悲壮”和“道义”色彩的势头，在民间甚嚣尘上。桥本和日本阁僚参拜靖国神社，为血债累累的日本战犯行大祭之礼；右翼作家石原慎太郎借与中国作家论战之机，大肆贩卖军国主义理论。——如果说这一切正在为军国主义的复活作舆论上的造势，那么，钓鱼岛事件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力量“南进”行动的号召。
日本在海洋权益上扩大生存空间，同日本右翼势力达成了利益上的媾合，日本国因此进入危险的走势：“国权”问题的右翼化。经济利益的扩张化，军事行动的强硬化。在这种危险而确切的走势面前，“共同开发”的寻求对中国来说已经不可能。伟人所希望的“下一代中国人以足够的智慧解决(钓鱼岛纷争)”这一目标，对当今的中国人来讲，不再是从容不迫的了。
我无意将日本右翼青年进驻钓鱼岛同希特勒当年驻兵鲁尔区等量齐观，但是，两者都在试探——将来可能有日本人撰写《日本帝国复兴史》时，会这样写道：“青年社的志士们在尖阁列岛竖起的灯塔，照亮了日本帝国的复兴之路。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她使支那人认识到了日本国的不可侮。日本万岁！”——少数麻木的中国人会尝到苦果的。
我无意暗指海峡两岸在钓鱼岛事件会重蹈“绥靖”之路。但是，当日本政府公然叫嚣要以“实力”保障日本在钓鱼岛的权益时，我们应反省：是否太拘泥于道义上的抗辩了呢？对中国民众的正当反应，是不予鼓励还是因势利导？是冷漠、喝斥，还是积极地认同并且配合以有效的行动？——外交不应仅仅是一种专家行为，外交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权益。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外交应注人人民性的因素，尤其在钓鱼岛这样的非常事件上，群众性的运动应被视作一种正常的、应以实力保障的“人民外交”。
应把“保钓”视作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它可能是一次宝贵的两岸消除分歧的机会，历史会感激这次引发两岸反思中国未来命运的机会。应该鼓励群众性的保钓和平进军，两岸的青年组织，劳工组织和其它团体应积极运作这一伟大运动。必要时，钓鱼岛会出现更高更大更壮美的中国灯塔，她的光芒将驱散中国百年黑暗历史，照亮绚丽多姿的中国海洋。中国的舰艇会在祖国最东方游弋，太平洋将涌起欢唱。
“正人君子”会为此蹙眉，并发出“当心恶化中日关系”的叹息。尊严的选择、未来的选择同目前经贸利益的选择，在非常时期何者为先？这是我们同鄢烈山们的根本分歧。这一点分歧，可以把中国人分为两个阵营：前者是纯正的中国人，后者是随时可做汉奸的中国人。
保钓进军不应被视作悲壮的进军，她有民主的依据和国际声援作后盾，日本很难找到同盟军。最重要的是，中国民众将为亚洲和平做出有力的贡献——在日本军国主义妄为的初始将其永远封杀，让一个和平主导的日本沿着理智、健康的轨道前进。
这应是保钓运动的终极意义。
也是“遏制日本”的前哨战！
附文
与暖昧的50年诀别(节选)
日本《世界》月刊 梶村太一郎
败战的完成
去年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50周年，也是迎接第二次败战的开始。如果说1945年的失败是战争的失败，那么1995年则是要在精神上摆脱战败的尝试的又一次失败。
掘田善卫先生曾经说过，日中关系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不能忘记过去，尽管这种记忆对日本人来说是很痛苦的。他曾在文章中表露过日中建交之后，双方关系还可能出现危机的预感，认为“(危机的出现)将与我们(日本人)的伦理、道德问题相关”。
可以说，去年发生的一些事件验证了这位作家的预言。
去年6月28日，花冈事件受害者及其家属向东京地方法院控告鹿岛建设公司。这是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的第一场官司，可以说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如今的日本社会简直如同战时限制报导的体制一样，人们几乎不知道中国社会对这类事件的反应。因此这场官司向日本社会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民众的眼里，战后的日本对自己曾犯下的战争罪行是如何麻木不仁，如何不负责任。然而，日本各大报以及各种新闻媒体却如同冷战后丢失了有色眼镜，对此事视而不见或至少未予应有的重视。尽管如此，中国民众还是通过这场官司让日本社会认识到：8月15日终战日的出现不是产生于美国的军事力量而是靠中国人民在抗战中流的血；中国的亿万民众要用如今日本当局连花冈的一滴血债(416名死者)都不愿偿还的现实，来唤醒日本人的历史责任感。
再看另一件事：以参议院议员板垣正为首的一些人，面对一位曾为日本军队作了8年性奴隶的韩国老妇人反复发问：“难道你没拿到钱吗？”老妇人最后抗议道：“30多年前你们污辱我的肉体，今天你们还要污辱我的灵魂吗？”
板垣正等人的行为表明，在结束了败战历史的日本社会，如今又公然开始对战争的受害者实施第二次迫害了。对一些人而言，完成败战意味着重新犯罪的开始。
精神废墟
去年6月4曰、前法务大臣奥野诚亮等126名自民党国会议员成立了所谓“光明的日本”国会议员联盟。奥野在成立大会上说，“慰安妇是商业行为，并非强制”。由此可见板垣等人的行为是以如此众多的国会议员的意志为背景的。
当然，这些议员不是在把日本引向光明，而是要把日本变成“可耻的国家”的一伙国贼。但是应该看到，这个集团并非偶然组成而是有其历史背景的。1993年8月，当时的细川首相在施政方针演说中表示，要对我国的侵略行为进行深刻反省。日本遗族会(当时由桥本龙太郎任会长)马上站出来说：“对细川的讲话难以忍受。我们要重建被东京审判歪曲了历史观。”于是自民党内成立了“历史研究委员会”，并由19名“讲师”进行了20回关于历史问题的讲演。去年8月15日出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便是其讲演的集大成之产物。
此书的主要观点是，否定东京审判、鼓吹那场战争是“自卫战争”、“解放亚洲的战争”。这个“历史研究委员会”的成员和讲师们经过一番“理论武装”后，同1994年12月成立的“终战50周年议员联盟”同流。他们与去年3月成立的“终战50周年国民委员会”遥相呼应，在国会内外掀起一股股恶浪，并成功地实现了在内容上架空国会《不战决议》的目的。这就是日本的实情。亚洲各国理所当然地不会接受这个在终战50周年之际宣布的毫无内容的决议。
在他们散发的传单中，竞明目张胆地歪曲历史说：“德国并未对国际社会作任何谢罪，也没有战争赔款。”一位中学三年级的学生受其影响而在历史课的感想文中写道：“日本军挽救了亚洲，他们是英雄。”由此可见，这种为美化日本而篡改历史的行为的确是一种犯罪。一位外国朋友说：“这种欺骗青年人的行为将会使日本今后出现重蹈覆辙的危险。”
51年前的8月，一些日本人脱下军装换上了西服，日本的废墟逐渐变成了繁荣。但是这仅仅是外表上的变化。如今，在喧闹的日本社会的后面，政治缺乏向心力，人心颓废。人们盲目建造的有可能是一片精神废墟。
培育和平之树
20年前日高六郎在《战后史的思考》一书中曾预言：“日本将缓慢地走向第二个8·15。保守势力和革新势力均将逐渐走向自我崩溃。这种危机感将使双方在谁都不对国家负责任的相互撕杀中走向衰退。”如今日本的现实不正是如此吗？剩下的只是一伙脱下昔日军装、以篡改历史为己任的国贼集团和披着社会民主主义外衣却没有骨头的行尸走肉了。承担国家责任的主体不见了，负责组建这一主体的国会也堕落到了只会讨论税金问题的程度。
日本战后的历史，是一部在冷战结构中，在美国强硬、亚洲各国软弱的条件下发展政治、经济的历史。因此日本得以在这个岛国上创造振兴经济的条件，并专心致力于发展经济。然而，正是这一点使日本在与亚洲各国及各民族的交流中，长期无视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的各种暴行。日本与德国在战后史上的区别正在于此。西德支付赔款总金额约合7万亿日元。日本人必须清楚，德国之所以支付如此庞大的赔款数额，并不是因为德意志人天生具有战争责任感。应该说，这是德国要回归国际社会就必须接受的条件。以向犹大人提供个人赔偿一事为例，它是美国政府以提供“马歇尔计划”为条件，迫使德国政府实施的。也就是说，这种战争赔偿是在外压的情况下实施的。
在履行赔偿义务的过程中，现实教育了德国战后的一代人，使他们树立了对待战争的正确的历史观。“战争犯罪与国家、个人的战争责任”问题一直是德国社会的主要议题。如今这个国家的年轻一代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和平是由无数人的死亡换来的，如果忘记了这段历史和这个道理，那么和平之树就将枯萎。
冷战结束后，日本终于开始与被害国的公民进行正式交流了。在这种交流过程中，我们常常要面对黑暗的历史。只有在我们能把那无数的死者正确地埋葬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人。
天朝与弹丸
世界上确实有那么一个民族，一个被鲁迅赞赏为“很认真”的民族，认真到了连制造谎言都一丝不苟的地步。
它的文学家之一石原慎太郎先生属高产作家，他喜欢在摆满了自己著作的书橱前会见客人，但好像有人说——那些后来的书籍大多是他事务所的雇员们代笔的。假如是这样的话，不知象诬蔑中国人将古钱币撤入大海，以证明是中国的领土这样的段落，石原先生有没有圈阅过？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无赖，既想下饭馆又苦于囊中羞涩，于是想出这么一个法子，手里攥了个死苍蝇落座，好吃好喝排价上来，尽情享用一番，临到末了，疾手将苍蝇丢人汤中、然后大叫——“掌柜的，你过来看看吧！”事情的结果自然是掌柜的自认倒霉，酒席奉送不算，还要赔上几吊银钱替无赖“压惊”。
连我都要和石原们一样的愤怒万分——拜读了石原太君写作班子的这一段妙论，我不禁为中国居然有这样的昏蛋而大光其火：古钱币、古瓷器可不像苍蝇，不可以随随便便乱抛乱洒的，何况茫茫南海，几件古物投入其中岂不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沧海一粟”，让国际调查团哪里捞针去？即便凑巧捞起来了，又能说明什么问题？人家完全可以说：“不排除郑和的水手乱抛什物的可能性……”
胡涂煞人也么哥。
退一万步说了：即便没有金银岛、甘泉岛上发掘来的永乐通宝，中国急眼了要动手抢，谁又能拿中国奈何？
石原在这桩事情上的想象力倒是真可以让我们称羡不已的。这不禁令我们联想到日本人的历史创意能力，这种思维特点倒正是日本史学家古而有之的传统。电影《罗生门》就给我们输入了一个强烈的意识：即使刚才发生的事件，即使是冤魂悲痛的倾诉，也没有达到真理的可能。这世界多么不可信！
连日本上古天皇的世系表，都明显地打上了穿凿的印记。所有上古天皇的名号，从中国古史书列帝的溢号中套搬、蜕化过来。这个倒也罢了，和我们无关。但仅过去几十年的事情，他们何苦颠倒成另外一个样子？
日本确实有着独特的历史学派。’
请看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这样的立论——
“论宣传和粉饰，中国是天才。一个不懂战场心理和未体验过军队生活的年轻记者，单单凭同日军打过仗，从身受其害的中国人那里搜集一些残酷传说、悲惨故事，就声扬这儿发生过屠杀，那儿出现过惨案……无助于日中两国的‘真正友好’，反而于之有害。”
这篇洋洋洒洒数万宇的题为《“大屠杀派”的无稽之谈》的长文，开列了有关“大屠杀”之说的七条“致命缺陷”，希望以此驳倒《朝日新闻》本多胜一先生良知的声音。
“一、对中国方面发表的看法及东京审判中检察方面让人提供的证词，百分之百地坚信不疑，囫囵吞下。
“二、对作战人员和非作战人员不加区分。他指出在战场上杀伤非战人员应是‘战果’，而并非‘屠杀’。‘他们’把作战得到的成果当成了屠杀。
“三、对战场心理毫不理解。尤其不考虑日军受到的莫大损失和牺牲，也不考虑到事情是发生在生死攸关的战场上。
“四、对在战争中中国违反战时国际法而采用便衣队战术而应负的责任，不予提及。这种便衣队越发使日军加重了猜疑心和仇恨心。
“五、把中国溃逃部队的抢劫、强奸、放火行为都当成日军所为而加以揭发。
“六、这一事件，是在东京审判这种‘胜者惩罚败者’的法庭上，戏剧性地导演出来的。法庭的审判极其片面、别有用心地‘证明’日军的惨无人道。
“七、这一审判没设伪证罪，鼓励了对战败者‘缺点’的夸大。”
我认为逐一驳倒上述七条是在浪费情感。这七条完整地介绍给中国人民，希望以此引进一种崭新的“历史观”，让读者领略世界学术之“丰富”。
可惜我们无法开列出新奇的证据丰富读者的视听，“田中七点”仍然是从理论到理论，令欲知历史丰富性的人失望透顶。
反对“大屠杀论派”者的核心理由是法庭偏听偏信。但他恰恰忘了，当年大屠杀的执行者曾经就日军入城后的残暴行为向“还都”后的汪精卫伪政府道歉。——这又让人们听哪一方，信哪一方呢？
原中统大特务郑蕴侠回忆道：
“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众所周知，证据确凿，铁证如山，不容抵赖。但是，当今还有个别日本要人企图否认，令人难以理解。
“制造南京大屠杀血案的首恶——日军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谷寿夫在日本投降后被捕获，南京特别军事法庭于1947年2月开庭公审此凶，其过程颇值得一记。
“谷寿夫被法警押到法庭，站到被告席后，特别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问了他姓名、籍贯、年龄、捕前供职单位等一般情况，验明犯人身份后，检查官(姓名忘记)宣读起诉书。起诉书读完，审讯开始。
“对于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南京后屠城的滔天罪行，谷寿夫矢口否认，只承认率部攻占南京，是奉命而为的正常的军事行动，至于屠城，杀害非军事人员，则是没有的事。
“法庭传证人出庭作证。一些屠城的幸存者，当年埋尸队的人纷纷控诉日军暴行，他们的亲人都死在日军屠刀之下，自己也险些丧命，有人还撩开衣服，露出被日军殴打的伤痕。在此情况下，谷寿夫仍然予以否认，仍然说是正常的战争行动，既然是战争，双方都难免死人，日军也死了不少人等等。谷寿夫的态度激起了听众的愤慨。因为是公开审判，旁听席上座无虚席。庭长一再要求肃静。
“庭长宣布陈示证物。法警们拾出若干麻袋，将里面的东西倒在法庭的证物案上。一时全场震动：那是一颗颗人头颅骨，大大小小堆满了证物案。这些头颅骨是从南京中华门外万人坑取来的。法医讲解，根据骨质、齿质、大小分析，这些遇害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而且颈部痕迹平整，可以断定都是被利刃砍切下来的。全场听众无不切齿痛恨，谷寿夫也惊呆了，但当法官问他在物证面前是否认罪时，他却依然顽抗，说不知道因何造成，还假假惺惺的表示悲痛。
“接着，屠城目击者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白烈、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杜廷到证人席作证。他们当年都常驻南京，亲见屠城惨状。田白烈后来写了一本书《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现在他当众朗读了书中部分章节；杜廷也朗读了他当时所写的新闻报导。
“谷寿夫对此仍然抵赖推卸罪责，宣称不知道。
“最后，庭长宣布放映电影。法庭拉上窗幔，熄灯，放映开始。
“银幕上出现了日军把刺刀刺进老百姓身躯，日军向老百姓开枪，日军追杀者百姓，中国老百姓喊叫、躲避、哭泣、倒地、流血……一幕又一幕的惨状。这是一位法国神父当时在南京新街口悄悄偷拍下来的现场实录。接着，又一位听众临时上庭作证，他就是新街口屠杀的幸存者，他揭露了当年日军伪称发食盐，集中了数千人用机枪扫射的暴行。”
“在铁的事实面前，谷寿夫再也无法抵赖，只得低头认罪了。”
批评“大屠杀派”论者“先定性后求证”的办法的田中太君，不知是否意识到自己先犯了“先定性后求证”的毛病？不知是否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司法制度中的无罪推定也罢、有罪推定也罢，最终都无法阻止真理的接近和显示。
无法令人信服便开始恼怒：再纠缠历史，别想得到日元贷款！
这就是日本政界的史学观和“政治正确性”，这就是“自以为是的霸权主义”的充分暴露。
连天皇世系都可以伪造的民族，对历史认识有这般死硬的顽冥态度那也不足为奇的了。
不少中国人对《说不》有意见，而且是很激烈的意见，他们说：“你们干吗对日本那么客气，你们干吗提日本就那么一小段？难道你们没看到日本比美国更坏吗？”
他们认为，至今为止，中国对日本太温和、太迁就了；包括香港人在内，很长时问内对周总理宣布放弃对日索赔有看法。1986年，胡耀邦总书记手一挥，邀请三千日本青年来中国，我所在的寝室第一反应就是“炸了窝”，宁夏来的老张道：“一请就是三千！他们啥时候这么大方地请过我们！”——百姓的朴素心理是正人君子们无权取笑的，国家交往的利益原则同小老百姓的利益原则并无差别，只不过前者表述得更文雅更……不太锱铢必较罢了。
不管怎样，国家之间和国民之间的交往，实际上是互为折射的。
中国人有没有外族歧视？坦率地说：还是有那么一点的。如讲到日本，前头总免不了冠一个“小”字，电视剧《赵尚志》主题歌唱道：
“抬起头哇，挺起胸，
遍地小日本，遍地小日本——”
这个“小”字的出处，可能源自于孙中山“中日是兄弟，中国为兄，日本为弟”。可借这个“弟弟”，倚小卖小，欺凌老实厚道的兄长，甚至不把兄长当人。如果汪精卫的亲日情结有什么其它血缘的话，可能同国父对日本真诚的亲善有关——但国父的善良得到了什么回报呢？日本军攻入浙江，将孙中山的铜像拿来任意侮辱。对伟人尚且如此，何况小民乎？日本人宵小式的刻毒在中日战争中无所不在。林语堂说：日本人的阴且毒，体现在他们甚至不给顺服的中国人最起码的安全感。我出生在大连，日本朋友听我是大连人便眉开眼笑——他们对大连是有感情的，对整个“满洲”国也是有感情的，他们问我是否读过《槐树荫下的大连》，我道：我倒是读过另一本《啊，满洲》。
对于这样一个追念“满洲国时代”的怀旧的日本，中国人不抱什么好感，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父亲在“满洲国”时代读过私垫，私垫中的必修语言是日语。他对我只说了一句：小日本不把中国人当人。
三千日本青年来华了，他们对中日战争有几分了解呢？他们最多知道日本曾“进入”过中国，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麻烦”，他们何尝带着一种弥合一代人创伤的心情认真地跟中国人打交道呢？他们就只知道中国的东西好吃，中国人很大方，中国的工艺技术情报好搞，中国人的专利意识很差——如折迭剪刀，中国人是不晓得这个简单玩艺是可以申请专利的。于是他们弄了几把回去，向国际专利局申请，得，中国人再生产折迭剪刀，反倒要向日本人交纳专利费了。这不是自作自受吗？
稀里胡涂的“三千志士”奔突着、欢喜着来到中国。酒喝一喝，饭吃一吃，像片拍一拍，江南民歌学一学，然后抹着眼泪招着手回去了，至于“世世代代友好”的事儿，连水漂都不打—个。
我们这又是何苦呢？
王朔有一段描述中日友好交流的闲笔，读一读倒是挺有意思的———
“(歌舞)团里来了一帮日本人，……每人送了我们一把折扇，抱着一大堆东西哭着走了。
“我们回来嘟嘟囔囔：
‘小日本真抠。’”
那些投中国人所好，排练出一组“反省历史”，为“面向二十一世纪”做铺垫的日本演艺界人士们，他们有几个真的在乎“历史”呢？他们可能把那首《满洲国国歌》唱得溜熟，把李香兰的悲愤矛盾心情表演得出神入化，把日本姑娘纯真的反战意识用舞蹈表现得令人肝肠欲断。但他们真正对历史又有多大兴趣？
当中央电视台采访日本舞蹈团的那位主要演员时，她吃吃地笑着说什么都不知道。
这也不能过多地责怪她，否则会让别人觉着我们太过于得理不让人了。
但关键是人家不承认我们“得理”！
好比两户邻居，东院的人家曾在五十年前闯入西院的门户，烧了西院的房子，杀了西院的家长，奸淫了西院的女人，毁坏了西院的家具和生产工具，奴役西院幸存者达数年之久。终于有一天，公理胜利了，东院的家长被戳于刑律，东院服服贴贴了一段时间，他们的后代又开始如平常人那样同西院打交道了。但西院发现，东院从不因沮上的暴行而道歉。反而说：“东院也有一定的理由……”甚至于为那些当年的凶手们专门辟了一个神厨大摇大摆地祭祀，并散布谣言说：“西院说的那一些都是编的……”这还不算，东院人还吵嚷着当年的约法三章不算数，添刀添枪，还修炮楼，说是要“强化护院”。那么，受害者的后代们怀疑东院的居心，难道是没有道理的吗？
是谁在“纠缠历史”？纠缠历史又怎么样？因为你们时不时要修改历史、甚至否认历史！
历史并非是有些人所想的那样的不重要。历史学范畴已越来越多地加入到政治学范畴。
像我们所看到的一样，历史学家们扮演了苏联剧烈变革的重要角色。
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列宁有过精辟的论述。
而日本人又恰恰是提到历史就头疼不已的。
这是不是说日本人就一定排斥历史呢？
不不，极右翼的势力对北方四岛的态度证明了他们照样是“纠缠历史”的。一旦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他们比谁都会“纠缠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核试验后，日本朝野发出“冻结对华贷款”的怒吼。据日方声称，作为原子弹唯一受害国，因此日本对中国核试验的反应是正当的。李鹏总理也以一种超乎了政治范畴的温和口气说：对于民间的受害记忆引起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
看来日本人对战争的创伤记忆照样是敏感的。
但是不光是政府，人民同样也要检讨战争。
记得前一段时间，报纸上有一篇文章，题目叫《我们为什么被屠杀》。指出中国的群众在侵略者屠刀前的麻木、顺从和缺乏警醒，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沉痛教训。机敏地逃脱了大屠杀的人，比那些在无所作为中死去的人更令人尊敬。亚洲杰出领袖之一的李光耀就是一位当年从开往刑场的卡车上跳下来的青年人。我们为什么被屠杀？因为我们民族的整体素质缺乏面对好战又凶残的民族应有的应变机制。当日本人让我们集合，令我们跪坐的时候，我们虽然心存愤恨，但直至开枪前一瞬，我们仍对奴役者抱有幻想。甚至——当我们明知将要受死，但直至走上刑场，我们也不愿相信会遭受这般灭了天理的惨酷的屠杀。
这就是中日之间最令人颤栗的心灵拥抱！
同样日本民族也需要反省：我知道生活在富裕之中的日本青年对军旅生活是不甚感兴趣的，他们的和平主义使他们一度稍逊着祖上的武士精神。日本防卫厅招募自卫队队员，曾一度出现防卫厅干部向待业青年鞠躬恳求其加入自卫队的情形。但是，日本人想过没有？究竟是谁将原子弹的灾难加诸日本民族？日本人民是否有过反省，为什么会遭受这般的人类厄运？那一天，我对《每日新闻》社上村先生说：“二战中的一切表明：日本人民同日本军国主义一样，也是有罪的，因为日本人民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基础……”也许我这样表述有些过于偏狭了，但这是大多数亚洲人民所认同的。我曾看到这样的影片，当武汉会战日军大获全胜时，日本列岛的人民提着纸糊灯笼欣喜狂欢地游行庆贸。我也看到这样的镜头：中途岛大海战，日本军舰驶向太平洋，衣衫槛楼的渔民向他们骄傲的海军狂呼着“万岁！”。当日本人民以豪迈的、微醺的心拥护着他们的子弟兵吞并“满洲”，席卷“支那”、长驱“南洋”、威慑印度时，他们又何尝对未来的宿命法则有过些许的畏惧？——好了，好了，恶人被惩罚了，平民也安息了。一小撮顽固派要为恶人、恶势力招魂，那就由他去吧。但是，不要指望得到我们的信任。不敢在誓言上签字的人，不敢在无辜亡灵前忏悔并赎罪的人，“天必厌之！天必厌之！”
真的怀疑：当年一心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固”的日本是否真正懂得亚洲。
他们无时无处不想重新出来代表亚洲。
一个日本商人曾经找到张德培，希望这位网球巨星今后能以“亚洲人”的身份打球，而张德培回答：“我若做代表的话，可以代表中国，因为我的血统是中国人。”
日本人的心理有时怪怪的。他在历史问题上，在人类合作问题上老是跟中国人、朝鲜人、韩国人以及东南亚国家人民作对，生怕别人吃上他的，要上他的。然而下意识中又不时地把自己扮作亚洲的代言人。
然而就像张藏藏所说：一个庞大的经济巨人却长了一副豌豆大的脑子。日本在与亚洲国家打交道时呈现出的寒酸和宵小式的狡辩，令人怀疑他能否历练出世界性大国那种能登台面的雍容华贵？“日本连自己都不能领导”。这话说得透底。石原慎太郎为此在那里带着哭腔跺脚：“日本竟遭此奚落！”
我们看日本小说和日本电视剧，觉得日本人很好笑，一个曾出现过川端康成的民族，语言居然是如此鄙陋不堪——
“我错了……”
“认错了就完了吗？想通过认错就蒙混过关，未免也太过分了吧？”
“请原谅……”
“住口！你这卑鄙自私的家伙，你想让大家和你一起受连累，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这一系列诸如此类的语言绝不是翻译上的问题，因为据说日本文字语言的文学潜力不过如此而已。——每当我听到这些对话，我便纳闷：日常生活中的日本人认错认得那么勤，“痛打落水狗”的紧迫不舍劲儿又那儿足。为什么到了国际事务中，就变得那样蛮横无礼，对历史问题两眼翻白，死不认帐呢？是不是也伯别的亚洲国家也像他们的同胞那样，继续对他们施加虐待、穷追不舍呢？
这当然只是最善意的猜测而已。
奉劝日本：切莫因小失大。
我初中时十分喜欢读《少年文艺》。有一篇小说大意是这样写的——
日军占领的山东省的某小学，老师正在教生物课。突然门被撞开了，神气活现的日本督导官走进来检查教学内容。他查看一番后，走上了讲台。大讲了一番他的“生物观”：
“中国人常吃猪肉，所以中国人很懒；回教徒吃牛羊肉，所以他们骁勇好斗；而大和民族喜欢吃鱼，所以我们大和民族有一往无前的英勇精神！”
日本督导大放厥词后心满意足地走了。而教书先生则气得脸色惨白，他摇着头重新走上讲台。先生说出了粗话：
“净放狗屁！他可以把大和民族比作黄花鱼，但他别忘了这一点——鱼类总是顾头不顾腚的！”
所以告诫还是“弹丸”意识的少数日本政客，别“顾头不顾腚”，净钻牛角尖，当心遭报应。
附文
热门话题《中国可以说不》
日本《每日新闻》 上村幸治
现在，北京出售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成了国际性话题。因为，不怎么对外吐露心里话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正面批评了美国和日本。在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受《敢说不的日本》一书影响的年轻人喷发出了平素的不满。
年轻人执笔也许是“崇拜美国”的反作用
《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包括散文、论文和资料，一共435页，今年5月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6月25日，新华社播发了介绍该书的报导，可以说是本得到政府支持的书。
这本书的作者都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不是国际问题的专家。他们解释说，我们本来向往美国，但在美国使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落空之后，开始转向抨击美国。
这本书的感情成分较大，论证也相当粗糙。也许应该注意这本书得以出版和目前中国大多数人喜欢这类书的气氛有关。
关于这本书，中国政府说：“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政府的见解。”一位政府有关人士分析说：“中国从前一直是对美国该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必要进一步说不。中国一度出现了极端的美国崇拜热，甚至有人说美国的月亮圆。这大概是反作用。”
读者强烈支持抨击日本
作者张藏藏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问：请谈一下出版的经过。
张答：读了日本出版的《敢说不的日本》的译本后，受到刺激，一个月时间就写戍了此书。舆论调查的结果是，中国人最讨厌的国家是美国，最向往的国家也是美国。我思考这是为什么。这也是写作本书的动机，
问：为什么过去没有出版这类书？
答：抨击美国和日本的言论有过一些，但没有这样系统的东西。
问：周围的反应如何？
答：第一版印了5万册，立即销售一空。接到了读者700封来信。香港的报纸说：“这也许是接近政府的人写的。”我们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听说有一位领导建议政府人士阅读。
我们想与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也许有的地方不一致，政府还没有说什么。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与我们联系，说想马上见一面。聊聊。
问：读者反应最强烈的是哪部分？
答：抨击日本，说日本厂家向中国出售三流产品的部分。在放弃对日索赔问题上，表示同意我们观点的意见十分突出。
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是经济增长产生的自信
在中国，掀起了禁止餐厅和商店起洋名的运动。这一运动始于去年夏天，有人称之为反殖民地文化运动。《光明日报》今年6月重新发起这场运动，使之波及到全国。高呼“应该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感到自豪”的文论引人注目。出现了呼吁用国产产品，批评崇拜外国产品的动向。以保护消费者的名义，日本的一些著名产品被当作了靶子。
民族主义高涨，是因为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抨击美国和日本。今年3月台湾举行总统选举之际，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威吓性军事演习；美国派出了航空母舰。中国抨击说：“这是阻碍祖国统一。”
美国使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落空和阻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本来就对美国表示强烈不满，台湾问题成了反美情绪激化的契机。
日本抨击中国进行核试验，冻结了一部分无偿援助。然而，中国方面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的援助是与战争赔偿相抵销。冻结援助刺激了反日情绪。
近几年，中国继续保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各国试图向中国推销本国产品，中国也采取了对策。充满自信的国民开始认为，应该反击美国和日本。
可耻的、而且无力地抽搐的石原历史观
——致石原慎太郎公开信
石原太君：
拜读了您针对《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发表的大论。作为该书作者，首先还是要感谢您在年高体弱之际，以一种介乎于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与动画米老鼠之间的声音跟我们“叫板”。在拙作的前言里，我们已经谦逊地指出，无论在资历、声望及学识上我们都是难以与您比肩的。但是显然，历史观的正确与否和资历、声望及学识之类的东西并无内在、必然的联系。
诚如您所言，我们的观点确实还比较稚嫩，还需要假以时日才会丰盈和成熟；但您那种倚老卖老、自以为自己是历史源头的作派却使我们顿生厌烦和恶心。悄悄告诉您一个本人的历史观吧：老年人反对年轻人是一桩很危险的事情——有时甚至是自掘坟墓的举动。请允许我打一个坦率的比方——以鄙人和您老为例，在我们自身的性问题上，不消说得，您肯定比我经验丰富、技巧娴熟；但同样毋庸置疑，我肯定比您更具有激情、冲击性、探索性、生命力和美，所以说，幼稚不应该是受到嘲笑的理由，而是应该被鼓励、被宽容和被敬畏的。反而，我倒是应该宽厚地对您予以慰藉。诗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引伸到如何对待《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某些观点，道理都是一样的。
在国与国的关系问题上您信奉“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野生动物的生存法则，我们倒不能全盘否定这个法则的现实意义。不管是西方诸强还是日本，都曾经一度自甘背离人类文明的进程，而且日本的表现尤为甚之。说得不客气一点，如果八国联军那时候在中国的有些举动如同禽兽，那么日本军人们在二战中对中国人的作为则禽兽不如。从您的文章看，历史观其实是无所谓正确不正确的：在两个角力的摔跤手中，站着的那个就是正确的，躺下的那个就是不正确的。不错，不错，我该为您击掌欢呼——但这种欢呼必须具有一个前提——我必须站在非洲原始森林的边缘向您欢呼：您追逐一头狮子，纵身一跃将它扑倒；您咔嚓一声咬断了狮子的喉管……我欢呼起来：好样的，石原！好样的，石原！
您说，在东京审判中，法官没有说日本是侵略而是“进出”。那么，这种事实的认定与判处东条英机等人的绞刑显然便存在着法理上的漏洞。既然如此，您为何不代表那些“冤魂”上诉国际法庭，要求平反昭雪，恢复他们的功名，并封给他们谥号？——顺便提一句，桥本龙太郎此次又斗胆以公职身份入靖国神社凭吊，这一举动显然受到了先生您的“正确的”历史观的鼓励。
把西藏、台湾问题与日本二战期间的侵略行径混为一谈，而且中国对台湾回归的种种设想被您认定为是对“一个民族差异极大、而且拥有自己独立文化”的台湾进行“吞并”，而日本的行为则是“进出”，则是使“东南亚各国独立”，您真不愧是一位为日本撰写史诗的、同时自己也将会垂名青史的伟大作家啊！而伟大的作家再进一步便会进入“疯狂”(如尼采、荷尔德林、三岛由纪夫)，但您的“伟大”远甚于其它人了，因为您已经彻底疯狂了，您试图用疯狂来改写日本的历史，但您越描越黑，适得其反。不错，我们与台湾的民族差异是越来越大了，不过这完全得益于贵国对台湾的几十年统治。您说得还不够胆大的，既然李登辉私下里都说自己更认同日本人，您干脆再弄出一套理论来，论证台湾更应该“回归”日本——不过，如果您的理论遵从了普遍有效性的原则，贵国又凭什么吵吵嚷嚷着去向俄罗斯要求收复北方四岛呢？
李光耀缺乏历史感，而张藏藏、宋强等娃娃们的历史观又是错误的。那么，让我们试想一下在我们认同了石原先生的历史观后会出现什么可能的后果吧：
既然您认为日本那时候“进入”中国是一种正确的、必须的、旨在消除西方威胁而且从内心深处是为了东亚共荣的慈善举动——不要老是盯着日本士兵那些杀人放火、强奸老幼妇女的细节不放，战争又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做文章，没有那么多温良恭俭让嘛——如果日本在不久的将来被中国认定构成了对中国的威胁，抑或有外国势力在压迫日本并试图借日本这块跳板进攻中国，中国军队是否也可以大规模地“进出”日本？是否也可以让我们那些神经紧张、劳苦功高的士兵们在日本女性的身体上放松放松？——五十年前，贵国的士兵在我国就是这么干的。哎哟，再设想下去就太恐怖了：如果那些日本女性中恰巧有一位就是阁下您的宝贵孙女呢(您必须在场，不准闭上眼睛——日本士兵在中国也这么干过)？如果您秉持自己的一贯的历史观(而不是一种种族主义历史观)，您应该淡然一笑，悠然而道：“历史就是这样的……”
石原先生，请别怪罪我的恶毒，因为您恶毒在先。而且贵国已经恶毒过了。而我们的“恶毒”仅仅是一种假设，旨在使您的历史观在多种情形下都能经受住考验。但我能断定：它经受不了那种考验。如果真有那种残酷的情形出现，您怎么能谈然一笑悠然而道呢？您肯定会刺瞎双目、吐血而死呀——这一死不打紧，您的历史观也就完蛋去逑了。
我弄不清在日本国内附合您这种历史观的民众有多少——不过有时候我会这么想，十年前我们邀请三千日本青年来中国搞中日青年大联欢，那些日本青年里面将来可能会有至少一半变成军国主义分子哩。哎啊啊，大事不好，我们的地形全给他们侦察清楚了。
您说中国常提“一衣带水，同文同种”也是霸权主义的表现，这其实是给中国人自己一个教训，中国这边在套近乎，在念着“中日不再战”，却没想到日本会有石原这样的解构主义大师，其功力远胜于罗兰·巴特和福柯，在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中总是能嗅出邪恶和危险——这一点上，我们将继续向您讨教、学习。
好吧，“暴露出霸权主义的‘自以为是’”这顶帽子我暂且收下吧——不管它合适不合适。但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送石原先生一顶桂冠吧，您的历史观是“可耻的而且无力地抽搐的历史观”：精虫甚少，一多半还是死的。顶顶乐观的估计是，即使您播下的龙种，收获的也只能是跳蚤了。
附一
暴露出霸权主义的“自以为是”
石原慎太郎
这种幼稚而又何等无礼的文章的基础；看来乃是在支那这一封闭社会中担任多半是被选定的公职的某些人的自以为是，以及尽快形成民族主义的意图。这种意图，就是要把这些文章，作为对国民由经济自由化路线所带来的国内明显的经济差距自然产生的不满与不安加以抑制和强行整饬的有效工具。
这本书的作者现在恐怕是属于当今支那特殊阶层的一类人，但他们撰写的文章却是何等地适合时下当权人物的口味，令人作呕的部分又何其多。然而，唯独他们就今日日本政治的本质所选行的分析，却不能断言本质上是错误的。
与其说这些文章的论点有着根本性的谬误，莫如说作者的局限在于他们的历史观在世界史这一大潮流中缺乏相对的认识。如果只以两国间双边的观点来捕捉日中过去的关系，那么不管中国政府的正统性是否从国民党政府转移到共产党，居住在同一国土上的支那人所持的日本观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加害者同受害者的关系。但是，如果把过去的战争包括在内考虑日本实施现代化的历史给整个世界造成的影响，那么日本在来自中国单方面的谴责面前，就决不应该在世界史范围内被追究道义责任。
所谓来自日本的贷款带有强烈的赔偿性质这种说词，是无视旨在正式结束战争的媾和条约是什么这一国际法原理。当时并不在场而后来诞生的政权根本没有权利让时间倒转，重新要求赔偿。因此，如果呼吁日本对那场战争应负道义的责任的话，那么你们自己不妨重新考虑一下现在的所作所为。对于这一点，下面我还将指出。
这本书的作者公开声称是共产主义者。但他们的鼻祖列宁只是论述说，欧洲现代主义繁荣毕竟在于对殖民地丰富资源的掠夺和对廉价劳动力的奴役。这是任何人都没有异议的历史真理。
日本的现代化也就是日本国民要把这个国家变成强大的产业军事国家的努力的发端，是建立在下述国民愿望基础之上的，即我们自己企图回避包括邻邦支那，当时的清朝在内的亚洲几乎所有国家的全部或大部已被变成西欧列强的殖民地的状况。顺便提一下，促进日本人这种意愿的因素之一，还有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当时的清朝，以他们自己的霸权主义向日本派遣了当时世界最大级的战舰“定远号”和“镇远号”，对我国进行了恫吓。
而且，我们要千方百计地使这种努力获得成功，包括支那在内的几乎所有其它国家，都在国家或民族力所不及的情况下遭到失败，被迫隶属于西方。这始终是当代谴责日本为加害者的这些国家的历史应负的责任。对于被日本合并的朝鲜，道理也一样。就是说，在当时是否被变成殖民地或者是否被吃掉这种相克，曾是近代历史留给整个人类必定要解决的历史课题。
如今，我们也不能无谓地盛气凌人，认为只有日本才达到了合格的标准。免遭殖民地化的日本却事与愿违，结果适得其反地竞致力于造成自己的殖民地，这是事实。虽然是为了对已共产化的俄罗斯建立战略前线，但无止境地进入支那大陆的做法并不是什么战略上的明智选择。然而，在连支那也作为战胜国参加的东京军事法庭审判上，审判日本的所有国家都决没有把日本的殖民地政策称为侵略，就像这些文章的作者所谴责的那样，记述的是进出。就是说，因为审判的一方清楚地了解这一历史公理，倘若唾天便会殃及自己。
然而，我想强调指出的历史事实是，由于日本引发的太平洋战争，已沦为殖民地的亚洲和中东许多国家才奋起，为争取独立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回来企图作为统治者主宰它们的西方列强进行斗争，从而赢得了胜利。我本人会晤过的当时的埃及前总统纳赛尔、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和马来西亚现在卓越的领导人马哈蒂尔，都同样谈论过日本在战后这种世界史的结构中存在的意义。
我常常听到有人谴责说日本对那场战争的反省程度与同属战败国的德国不同。德国在战后拼命而又真诚进行反省的，决不是什么对那场继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又被打败的战争的反省。那始终是对犹太人和波兰等国的人们进行过疯狂大屠杀的谢罪，只是一种坚决阻止进行那种大屠杀的纳粹主义复活的誓约。任何地方都不会有这样的历史公理：发动战争的坏蛋尽是战败者。
如果说专注于过去那场战争中的受害情况而要追究日本国家的道义责任的话，那么像驱逐达赖喇嘛，以武力镇压藏民对他的仰慕，悍然吞并在文化和民族上迥然不同的西藏那样一种以支那的军事实力为后盾，而且现在愈演愈烈的霸权主义，已经引起世人的嫌弃。而且把在民族上有相当差异、一直拥有独自文化的台湾硬说成是本国领土的一部分，这种寸步不让的姿态只能暴露出霸权主义的面目。后来许多人都反躬自省地指出，当初联合国作出的决定台湾归属支那的决议是何等地疏忽大意。
这种以武力威胁牵制台湾并谋求吞并台湾的做法，同纳粹希特勒单方面吞并同文同种的奥地利是毫无二致的。顺便提一下，这也是这些作者常常写道的，由支那方面开始说起的所谓日本同支那的关系是“一衣带水”啦，“同文同种”啦，这些说法在文化论上也是错误的，只能是文化上的霸权主义。我们确实在使用汉字，但正因为我们民族只用汉字无法表达感情，我们才独自地创造出了两种假名。
附二
片面的言行是历史的错误
石原慎太郎
说什么过去在支那坏事做绝的日本今天有资格指责眼下在支那发生的侵犯人权状况吗？这也是不打自招的。纵然自己的人权过去由于战争而遭到了践踏，其对方国家在过了半个世纪的今天作为同样的人对当今在支那发生的侵犯人权状况感到痛心，作为在当代生活的人对这种政治感到忧虑，岂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说日本背离亚洲，这种论点尤其奇妙而又感情用事，听来仿佛是弱者的一种偏见。说什么丰田汽车工业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向欧洲出口的汽车与向支那出口的汽车在质量上显然有优劣之别，这也是令人喷饭的口实。大凡日本人谁都知道同属丰田汽车公司生产的皇冠和佳美哪一种品牌更高级。
这本书的作者对日本特别是在亚洲的主导行动担心得甚至有些神经过敏。新加坡的李光耀就捡起了担心日本再度向东南亚行使军事力量的盾牌。然而，没有比原是旅外华侨的李光耀的这种发言实际上更能够使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合法化了。李光耀的观点扎根于充满支那劣等而又极不相宜的对日本在那场太平洋战争的立场的不理解，对宏观的历史全然没有把握。
日本同东南亚许多国家进行了经济合作，在资本和技术方面形成了共同系列。它究竟还有什么必要在这个地区发动战争呢？
这些作者竭力鼓吹日本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代表性，因而没有资格出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在上次的海湾战争中日本实际发挥的作用之大，实际上连日本的政治家本身也不清楚地了解，不言而喻，支那人更是不知晓。然而五角大楼的官方档写道，我们在这场战争中证实了石原在那本书中所写的内容是正确的。文件写道：美国在中曾根康弘总理作出日本独自向美国提供战略尖端技术决策的极大鼓舞下，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胜利。这种决策比日本提供的资金更重要。日本提供尖端技术的功绩远远超过了派遣8万军队与美国共同战斗的英国所建树的功绩。而且驻伊拉克的军事顾问团详尽地看到这种情景回国后，为了保护在同美国的扩军竞赛中显然败北的本国军队，率先表示支持改革。这正是为柏林墙瓦解、冷战结构崩溃提供了机遇。历史是以人的肉眼难以看到的巨大车轮滚滚向前发展的。
日本在同美国的这种关系中将能够得到极为重要的代表性，并且已经拥有和行使了这种代表性。无法看到这种代表性的人的徒劳轻侮，从本质上讲只能是无的放矢，对他们本身来说不久将会引起重大的危险。
尽管如此，今天支那的那种厚颜无耻的霸权主义言行，只能说是历史性的错误，而不是什么别的。过去，那种依靠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的政治，一直一意孤行地把有很大差异的民族、文化和宗教拧在一起的所谓“帝国”的政治形态，最后促使处于民族漩涡中的苏联土崩瓦解。其后，各个民族为了寻求同一性正在发生新的争端。然而，唯独支那对时代作出错误的理解，依靠来自日本的贷款不遗余力地发展核武器，对吞并西藏和染指台湾仍不作任何反省，进而还把霸权之手伸向根据美国正式签署的协议已归还日本的尖阁群岛以及西沙和南沙群岛这样一些岛屿。难道说支那人妄图在当代来重温与他祖先成吉思汗一样的旧梦吗？晚年头脑失常的毛泽东曾对当时的法国总统蓬皮杜说什么，支那由于人口众多，即使在核战争中死掉2000万支那人也没什么了不起。这番话使蓬皮杜总统大吃一惊。难道他们今天还想把毛泽东的这种遗言继承下来吗？
在正式调查之前把于本土发掘的土器碎片和古钱币散撒到海里，随后而来的调查团再把它们打捞起来，由此便可以证明支那的文明过去曾遍及这一地区。因此就可胡说这是我国的领土，这种伎俩也太无视别人的存在了吧？
对此，日本政府向来不提出强烈的抗议。譬如说，不久前支那显然侵犯日本的领海线，对尖阁群岛周围的海底油田进行为期1个多月的勘探，终于发现了原油矿脉，甚至还拍下了挥发气燃烧的照片返回支那。对于这样的对手，本来在这个地区拥有开采权的日本企业要求政府采取扎实可靠的对策，但任何省厅都不予理会。仅就这一点而言，这些作者们奚落的“日本谁也领导不了，有时日本连自己都无法领导”这句话是对的。
日本这样的大国在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技术的邻国威胁下，如果像一部分卖国的日本外交官宣称的那样决定同支那联合开发在本国领土上蕴藏的天然资源，那么，有西沙和南沙问题的东南亚国家则将发生很大的摇摆，支那在亚洲的霸权由此将会一举得到加强。印度和越南等国的强烈反对也是不难设想的。而且在这种时候，美国也将斟酌自己的经济利益到什么地方，也得考虑采取何种程度的行动。其结果必将给日本同美国的关系带来新的局面。
支那推行的这种霸权主义宛如儿戏，这蓄意让日本同美国互相敌视，并且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是一种陈腐却又厚颜无耻、我行我素的霸权主义行径。当支那这个国家为了掩饰其本质上的不成熟和软弱性而竭力推行这种霸权主义的时候，世界将被卷入一场新的混乱，但是对于制裁支那恐怕也不会犹豫不决。到那时，日本即便期盼更深地受到美国庇护，美国反而不会承认这样的日本是对等的伙伴。在支那带来这种冲击之后，这个日本究竟能不能清楚地认识到“天助自助者”这一历史公理，而开始通过自己的手来铸成平等伙伴的资格呢？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自支那的这种外压说不定将拯救日本免遭本质上的坠落和衰微。
日本应当敲打自已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一条狗跑到河边，水面上自然映出它的身影，但它羡慕水中狗嘴里叼着的骨头，而狂吠起来，这一吠不打紧，却使自己口中的骨头滑落水中。
狗的憨态使人倍觉可笑。可如果现实中，尤其是一个实力很强的国家，也要发生这样的迷惑，并且准备也那么“狂吠”几下，便着实令人笑不起来了。
对于亚洲而言，日本是个不道义的邻居。日本的不道义，在全球尤其是亚洲，已是众所周知的、众口皆伐的事实了。过去的不道义，现在的不道义；政治上的不道义，经济上的不道义，凡此种种。它已成为日本形象及其现行的对亚洲的方针所无法割裂的一部分了。
近年来，随着右翼势力逐渐掌握了日本的政治大权，日本不仅没有对过去战争罪行进行深刻反省，反而反其道而行之，以大肆歪曲战争历史。推行“民粹主义”的方式加入国际政治新格局的角逐。等待日本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以客观公正的姿态步入国际社会的幻想在现阶段实属不智，但同为近邻的事实，却又不得不使人提起笔来，提醒日本：着着实实应该敲打一下自己了。
一、否定历史终将被历史否定
《说不》出版之后，更是引动日本某些右翼极端分子的仇视和诋毁，他们在继续为战争罪行进行狡辩的同时，又加紧了对中国的攻击。那些看似睿智其实狡诈的言词在另一个向度上道出了那个国度所弥漫在心理、道德上失去道义的根由。
日本右翼势力出于蔑视中华民族的心理和制造“中国威胁论”的需要，将中华民族日益展现出来的凝聚力，诬蔑为“民族主义小伎俩”和“民族霸权主义”。但当他们歪曲事实、进行“狂吠”的时候，却忘记了这样两个史实：
一、正是民族霸权主义野心，促使日本发动了太平洋侵略战争；
二、正是民族主义“小伎俩”，构筑了大和民族凝聚力，加速了战后日本的复兴。
或许是对中国的无知，或许是为了掩盖这股来自中国民间的强烈的?喊所带来的恐惧，他们认定我们是所谓的“特权阶层”。他们根本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我正在写作的这一张写字台，是放在北京一栋楼房的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里面摆满我的全部家当。自以为是他们将我们划入所指定的“特权阶层”，却在另一个角度上把他们“降”到了与我们同样“幼稚”的地位——他们才是与大众疏离的、来自阶层利益集团的“特殊声音”。不幸的是，我们的声音偏偏来自最底层的大众。
不过凭这些人的渊博学识，洞悉毫微的能力，恐怕早已知道全貌，只是不说罢了。因为依据他们惯常表现出的狡诈和歪曲事实的能力，不利于自己的事实是必须视而不见或予以诋毁的。他们用大开大阖的手法裹挟着惯有的权威姿态所合成的跌宕纵横、旁证博引的随意性，试图掩盖刻意寻找并加以生生割裂的事实的企图，也实在令人不能恭维。
在否认战争罪行时，他们指责亚洲各国对日本的抗议是用“残缺的历史观而不是用通行的世界史来看待问题”，这不得不使人们怀有这样的疑虑：世界最终将走向大同，但妨碍世界大同的一个最大障碍，可能就来自不太清醒的日本。令人可笑的是，日本人在否认战争罪行时，惯常的说法是“害人反害己”，并说“免遭被沦为殖民地的日本与初衷相反，开始致力于使别国沦为自己的殖民地”。一场到别的国家去“害人”的战争，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争？除了可称为“侵略战争”外，难道还有别的？比如“驯化的战争”、“文明的战争”——这些别扭的字眼儿都是找寻他们的本义千思百想杜撰出来的，供这些人以后使用。也可能他们早就想过了，只是它幼稚得不可思议，只好忍痛不用罢了——可以体现其本质的吗？所指的“日本开始致力于使别国沦为自己的殖民地”的战争“进入”，使别国沦为自己殖民地的战争又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争？不用历史学家来回答如此“幼稚”的问题，全球十岁以上小童(可能日本的一部分右翼分子除外)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侵略！”“隔壁阿三不曾偷。”——你否认得了吗？
日本否认战争的另一个理由是，这场战争导致了亚洲“进行民族独立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先不论此观点正确与否，就此观点所表达出的历史观，恰恰是残缺的、是被生生割裂的。一场自觉的民族解放斗争，是民族觉醒的结果。民族的觉醒，是对列强侵略的反动。拿相悖的结果，掩盖战争的本义，犹如用毒品在医学上的用途来否定毒品在现实中的危害。用这些人的观点来论证，难道他们还支持本国国民吸毒不成？因为吸毒好啊，可以治牙痛！
亚洲各国人民抗议日本的不道义，难道不是世界大潮流的一部分？否认侵略本义，难道不是残缺？
由于中国国民习惯于缄默，日本右翼分子狡猾地将来自中国政府的抗议归于政治斗争的策略。他们说：“但同为中国人的两党对日本的态度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受害者。”这种故意的诱引显然忽略了民众一般具有的思考能力，两党为什么在此不谋而合？两党代表的是不是中国人？日本的自民党以及其它什么党代表们难道不是日本的民众？中国所有党派对日本不进行真诚的战争反省的一致谴责，代表的恰恰正是海峡两岸中国全体民众的声音，这种声音在亚洲乃至世界上的普遍性是对战争最有说服力的描述和回答。
令人惊奇的是，与共产主义理论相左的日本右翼分子，也用马列主义理论来为其战争罪行进行辩护。他们用列宁关于欧洲资本主义的繁荣“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其对殖民地资源的掠夺和对其廉价劳动力的奴隶性的使用上”这一历史公理来证明历史的残酷，进而证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残酷正确性。弱肉强食，这想必是日本人奉若圣明的观点。因此想见，日本人对残疾人肯定另有一番看法，对大街上发生的一起抢劫以及其它罪恶，也肯定是冷眼相观的。而且在另一个向度上，这些人与同样信奉弱肉强食的强盗实现了同构和迭合。
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质来证明日本发动战争的正确性只能告诉我们：一个明知罪恶的人去犯罪，比一个因无知而犯罪的人更可怕。欧洲原始资本的掠夺是自发性质的，而到了日本，却原来是自觉性质的。后者原来比前者更纯粹，它不仅是不道义的，干脆是无道义的。它拿着比欧洲开始掠夺世界时先进得多的机关枪、大炮、飞机、坦克进行着掠夺。既然认同掠夺，那么跑到别人国土上去掠夺是什么？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侵略”更可怕。
事实上，一场战争过去了，除了汲取教训外，无论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都不愿再提及它，只愿能在真诚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可是日本无法使人认同它的诚意。这样的结果，不仅不能因为拒绝承认战争罪责而减轻国民的罪恶感，反而更加重了国民的心理重负，使他们不能正视现实，在国际交往中失去了勇气。长此以往。日本将失去准确判断事物的标准。
其表现之一，就是在右翼势力过分歪曲历史的同时，使日本失去了汲取历史教训的机会，从而导致未来某一天“民族主义”过分膨胀使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亚洲将再次面对来自日本的威胁。
二、四面皆水并非左右逢源
忽视历史，就会导致在现实中搞不清自己的位置。
有一句话叫“日中关系就是美中关系”。好像石原先生也曾发表过类似的看法。就问题的表像而言，这句话似乎不错，但细细琢磨一下却不尽然。
从美国人开始关注并进入世界之时起，美国就没把日本放在眼里，或者说，只是放在其次。美国大规模进入亚洲的第一步，就是跑到他们认为的东方文明的中心中国。当时，欧洲列强的入侵颇令清政府头痛，清政府对美国的介入怀有一丝与众不同的期望，希望美国能对列强的侵略起到抑制平衡的作用。但美国取得了较其它列强更为特殊的地位后，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侵夺，使清政府懊恼不已，双方摩擦不断。但同是大国的事实还是使双方关系中有那么一点相互尊敬的味道。
但日本就不同了，在瓜分中国的列强中，它显然充当了趁机分一杯羹的角色。西方列强还动不动侵扰日本一下。由于列强拥有中国这块大堡垒，日本也只有忍气吞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才彻底结束。
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日本因为自己的野心导致了在亚洲的孤立。美国最后投向日本的那两颗原子弹，从另一个层面上也说明美国人对日本的蔑视。紧接着，麦克阿瑟便叼着烟斗进入了日本，与吉田茂共同构筑了日本的基本宪法和发展框架。麦克阿瑟能这样做，一方面他认为建立一种制度比武力弹压更能打动日本人；另一方面也确实因为一个现实：日本岛国面积不大，而且是个战败国，较容易控制。而此时，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则处于历史上较紧密的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桥头堡地位更加显现，成为西方阻挡共产主义苏联扩张的最重要的屏障。美国人对日本的态度也是父亲对儿子，打骂由己。
尼克松访华，将中国作为冷战格局中抑制苏联扩张的平衡力量，扩大对苏防线的同时，又实质上增加了日本在亚洲的孤立色彩，也说明了在中美关系上日本的踏板地位。日本也紧跟着诚惶诚恐地与中国恢复了邦交。冷战就这样将日本置于一种不尴不尬的境地。
冷战的结束，中国的崛起，日本跟美国大唱“中国威胁论”，一方面说明美国希望将世界格局导入既定化和明晰化，以利于自己的霸主地位的维护；另一方面却也道出了日本对美国的依赖惯性。但这种惯性和盲从，使日本加入亚洲新格局的行动走向偏差，孤立中国的错误方式不仅没有体现日本参与亚洲及世界政治的良性作用，反而与亚洲发展对中国的实际需要和用积极的态度消除隐患、走向繁荣的总体趋势相背离，加重了亚洲各国由来已久的怀疑。
从这可以看出，就日本而论，日中关系是从属于中美关系的。急于加入世界权力竞争的日本，如果把握不好这一点，弄不好会很尴尬。万一中美关系正常起来，并且完全导入一个新的格局，日本以前的所做所为，不能说对自己不利，但至少不好收场。
中美关系的转变，最近似乎有了些迹象，但也只是迹象而已。中国人并不抱乐观态度，更不指望美国带来什么与众不同的好处，只希望基于两国的现实，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虽然困难重重，但实际工作又在做。所以，日本最好做好跟美国兜圈子的准备。而作为国家之间交往的原则，相互尊重、平等对待也是我们对中日关系的希望，你不是想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吗，那么，在中日关系上，你就应该显示出这样的魄力，而不要跟在别人屁股后面人云亦云。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以及中美之间经济依存度的加强，将迫使美国最终放弃对华政策中的歧视性。日本无论出于历史的考虑，还是未来的分析，都应加强对华政策的主动性和善意，重新客观地认识中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增强在亚洲和平与繁荣中的积极作用和不可或缺的地位，而不要大唱“中国威胁论”，更不要围堵中国。这是一个善意的、诚恳的提醒，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正在讥笑这种善意，但所谓的中国“民族主义”青年强压了自己头脑中对日本深深的厌恶之后，仍要给予一句善良的忠告。日本是个四面皆水的岛国，与国际间的交往是日本生存的桥梁。应该保持清醒和谦逊，而不要被岛国意识所左右，因经济的强大而渴望军事、政治力量的强大，再次被膨胀的野心所驱使走向扩张，这只能是自断桥梁、自绝生路。
三、日本应当这样敲打自已
而实现与中国乃至亚洲各国的正常交往，日本必须对下列问题予以诚恳的清算和原则确立：
第一、历史遗留问题。这将决定亚洲各国对日本的态度以及日本战后出生的占人口70％的国民在未来的明确责任。战争反省的不诚实，只会使历史仇恨更加强烈，对现实发生作用。应正视过去战争罪行，与亚洲各国取得共识与理解后实现历史的逐步淡化，而不要愚蠢的对抗。否则，日本与亚洲将会处于长期的不合谐甚至震荡状态，日本加入亚洲事务的步伐将困难重重，并最终从现有的疏离导致与亚洲的隔绝，或者各种潜在矛盾的激化。
第二、台湾问题。确立并始终如一地贯彻“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个原则。而不要学美国把它作为外交政策依附于非正当利益之上。不要将台湾问题与对华政策及日元贷款混在一起，否则只能伤害中国人的感情和自尊，损害国际交往的基本原则。中国人没有在北方四岛问题上说三道四，也希望日本不要在性质完全不同的台湾问题上吆五喝六。不要成为分裂中国的罪人，因为日本已经狠狠地伤害过中国一次了，中国人不欠日本什么，也不希望日本再欠中国一次。
第三、核禁试问题。五个核大国虽然已停止了核试验，但并未表明核威胁就此消失。作为曾经受到核弹巨大伤害的国家，日本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在核禁试条约实施以前只指责中国的不公正行为，并从中汲取教训，确立以下三点不仅有益于日本，而且更有利于人类和平的基本原则：一、应该明确不成为有核国家的承诺，彻底消除其它国家对日本的怀疑，并以此在有拥有核武器欲望的国家中做出表率，抑制核武器的潜在增加；二、对美国在未来在冲绳基地部署核武器的可能性早早予以抑制和消除，确立本土不部署核武器的原则，将亚洲和平导入更为明晰的方向；三、发挥经济强国优势，积极倡导建立在全球范围内销毁核武器的人类和平原则，为人类和平做出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第四、与中国的实际交往。将中国孤立对日本没有一点好处，应该同中国一道成为国际社会的参与者和维持和平的主要力量，而不是隔断。所谓“不管将世界导入怎样的纷乱，都将对中国进行制裁”的言论是疯狂的，不负责任的，不要用它来装点日本的民主橱窗，它只会使民主显得浮浅、花哨而不实效，甚至背离大众。正视中国在亚洲的现实，积极地与中国合作，应该是日本加入亚洲事务最明智的举动。在与中国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往中，应该明白的一个道理是：投资于这些国家的未来就是投资于日本的未来。而不要像推销半导体那样“只顾攫取，不思回报”。摒弃经济投资上的短视，应该与被投资国一起形成这样的共识：日本的投资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并且是长期的。减少对抗，增加合作。
第五、日元贷款的原则。纯洁日元贷款的目的性，将它真正赋予支持其它国家建设，有利于日本的国际良好形象的树立的使命，而不是引诱和收买。应该使大家明确地看到，日本愿意投资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亚洲，而不要试图营造“势力范围”和换取别人本不愿意的某种利益的支持。东盟国家对日本的微词已然显露，日元贷款并不能收买人心，用日元贷款在一些问题上讨价还价实质上得不到别国的尊重。
第六、在以上原则没有确定之前，日本不能加入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竞争。日本在这些问题上的图谋只会使人产生反感，而不会赢得支持。最好的主意是做些实际的、有益的工作给世界看看，并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一个政治大国应该具备的素质，这才是最重要。
日本右翼势力在对战争进行辩解时说：前去召唤别人而自己一去不回了。日本既然这么容易陷入迷失，那么，这句话是否也可以这样说：设法孤立别人而自己却陷入了孤立。
这是日本民众应当清醒并要时刻预防的。
日本注定再次失败
波多野美奈子，瘦小而真诚的一位日本妇女。说话中肯、热情，与惯常接触的商人气息甚浓的日本人，以及诸如石原之类的日本人相比，她将大和民族应有的礼貌、聪明、大度和细腻的体察表现了出来，使我们看到了日本的良心。
在一次谈话中，她说：“从你们身上看出，中日之间，尤其是青年人之间的交流太少了。”我问美奈子：“不知日本政府里，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像您这样清醒的多不多？”
她笑了笑，“怎么说呢，在日本政府内，有许多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形成的时间已经很久。现在的政府官员，大多是靠他们的父亲打开的天下，我们称之为政商……”
政商！这个词好，我欣然点头，佩服日本人民的语言智能。从政而为商，政治上的残酷与商人的狡猾绝妙的结合。怪不得自中曾根开始日本再也没出过一个可称为政治家的人了。中曾根也只能算半个。中曾根之后频繁出入日本政坛的领袖人物，也许由于时间的仓促来不及展示他们的政治魅力；但这更说明他们还是不具备伟大政治家的气质和素养的。因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首先应该具备的能力，就是能延长自己领导人民的时间和空间，并因此贯彻自己的意图，将国家建设导入一个长期、宏远的目标，而不是短期的局部利益的获取。
虽然日本的体制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领导层更替对日本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的影响，但实际上它的影响仍是巨大的，往往表现出突然而至的特点，并因此波及了全球经济的发展。
一、桥本把日本引向歧途
桥本龙太郎本人显然是不喜欢被称为政商的，年轻成熟的绅士外表，使他比村山更富魅力。当然他的年轻也意味着野心和蠢蠢欲动。
桥本动了，他想做超级政治家。
不动则已，一动惊人。
他去参拜靖国神社。自中曾根之后，他是第一个。做这个第一，不仅冒着违反日本基于对战争的反省而确定的宪法和平原则的风险，而且冒着触犯亚洲各国人民的风险。前一种风险，问题倒不算很大，顶多引来些许争议。这种争议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对自己有利，既可以将问题的焦点从战争上引开，又可以为自己在越来越强大的右翼势力中赢得支持；而后面—种，则有些麻烦了。
桥本说，“我心中的靖国者并不是什么甲级战犯。甲级战犯同我无关。亚洲的反应风牛马不相及。”“关于宗教法人的所作所为，希望你们询问靖国神社。我无可奉告。”
桥本的辩解明白而且犀利，还有点责难加身的恼怒之气。但用供不供甲级战犯灵位是靖国神社的事来推卸责任，多少有些理亏和自欺欺人的味道。在战争问题上，靖国神社早已成为象征性的雷区，这在日本和亚洲都是普遍的认知。而且在去之前你也是仔细考虑过的，但你还是去了，明知而故犯。
揭开二战伤疤的，仍是日本人。你就无法抱怨别的国家抓着历史旧帐不放了。由此可见，一直对这场战争耿耿于怀的，正是日本人自己。
桥本龙太郎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参拜靖国神社，与日本想从一个经济强国转变为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力的政治、军事强国有极大关系，这个思想可以清晰地从日本变得越来越强硬的举动中勾勒出来。
1993年日美贸易差额的谈判桌上，日本人强硬地拒绝了美国的进口指标要求。1995年，桥本固担任通产大臣时在日美汽车贸易谈判中的强硬立场，迫使美国作出了令人意外的妥协而受到拥戴。现在，桥本领导的政府仍在半导体和胶卷市场准入问题上跟美国对着干。
在安全和防务问题上，日本更是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积极。在日本人眼里，冷战的突然结束，仿佛打开了不安的大门。伴随冷战时代的渐渐远去，是越来越浓的对舒适的冷战模式的怀念。九十年代以前，日本对外政策是件很简单的事儿，甚至可以说基本上不存在。美国的政治和安全保护，使日本的政商们全心全意地发展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而不必被防务所拖累。美国人也乐于营造一个富裕的民主国家，一则作为样板，二则作为堡垒，可从心理上和军事上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蔓延。
而现在，自身的防务必要性问题日渐成为日本政治中最大的一个难题。美国一方面希望这个盟友能在军事上略显成熟，以减轻美国的防务压力；一方面又不愿意彻底放开，给别人制造美国应退出亚洲的借口。除却对美国的依赖性而外，日本既想摆脱美国，迅速成为亚洲的军事、政治强国，为自己领导亚洲创造条件，又怕激起亚洲各国对过去的帝国主义历史不愉快的回忆。
反对党党魁小泽便以强硬姿态向立足政坛的桥本发难，桥本的反应是更加强硬起来。此时，很早以前就提出了实现正式参拜的神社和日本遗属会等均要求桥本首相恢复参拜。桥本身为自民党的强有力的支持团体——日本遗族会和自民党的“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会长，自然体味到不久之后的众议院改选选举中，这些“票田”的厉害。更何况，参拜神社在另一方面或许会打消众人眼里他与前几任没有实质性分别的看法。
于是，桥本在“二礼二击掌再一礼”的神道教大礼中，再一次把世界各国的目光引向了自己。
但在登记簿上署名“内阁总理大臣”，这个称呼并没有体现他的私家身份，哪有私人的内阁大臣？没付“香火钱”，也不能代表没有参拜。这种掩掩藏藏的做法反倒令人怀疑他在政治上的诚实，必然招致亚洲国家的谴责。
桥本的这一不明智的举动，实质上为日本走上国际政治舞台制造了更大的困难，使其在亚洲的孤立姿态更加明显。刚刚勉勉强强渡过二战五十周年纪念所赢得的一点安宁被打破了，在与印度争当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竞争中陷于不利。
桥本的这一举动，归根到底，是日本右翼势力近年主掌大权后，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因素使然。
看看桥本本人对战争的描述，就可以体味出一二来。他回忆道：“战败的两天前，一艘运输船在我眼前沉没。有人溺死，也有人遭机枪扫射。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些在海滨沙滩上的人所亲眼看到的情景。这些人的牌位都供奉在那里。这是我们的记忆。所谓战争，不过如此而已。”
在桥本和大多数日本人眼里，战争只是给日本人带来的创痛，这种创痛所造成的冷漠使其对日本对别国的伤害视而不见。“因为我们也付出了代价嘛！”这种类似犯罪时摔断了胳膊就不追究罪犯责任的理论，不知有没有指导日本的法律实践。如果有，那么日本该反省的就不仅仅是战争了。
桥本这样做，除伤害了与亚洲各国的正常交往外，更助长了以复辟军国主义为己任的极端右翼势力的嚣张气焰，将他们在民众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有可能误导了自己的民众，尤其是下一代，使他们走向与亚洲的对抗。
二、未来的噩梦
问去过日本的朋友，日本普通国民是怎么看待二战的。朋友告诉我，他们的记忆首先而且最重要的便是“东京大空袭”。
作为一个民族被教训的记忆，这是无可非议的。但令人担忧的是，普通国民是否对遭受原子弹的袭击的原因进行深究，进而得知，正是因为日本的侵略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才把灾害引向自身。
日本国民有没有感觉到，这种惩罚多少有些天谴的味道？为什么那么凑巧，美国先于希待勒德国成功地研制了原子弹？当时与德军同为轴心国的事实，是否会将石原诸人的思考引向这个方向：假如希特勒先成功地制出了核炸弹，历史也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儿了，东条英机就会成为我们可以正大光明地敬仰的领袖，说不定我石原还能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名监督官，叫几个韩国的慰安妇，到中国的洱海里洗洗澡呢。
石原肯定有这样的遗憾。
那么我告诉你，即便当时原子弹掌握在轴心国手里，你也休想安安稳稳地在洱海里洗澡。说不定那几个慰安妇中，就有一个准备行刺的安重根呢。
对历史的反动，总是使日本怀有侥幸心理。这种侥幸心理的表现之一就是：期待随着时光的流逝以及日本的强大，不动声色地把那段历史悄悄地扔到马里亚纳海沟里。
让历史真正成为历史，是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的基本愿望，但这必须基于彻底汲取历史教训，并使历史不再重演这样一个前提之下的。日本不仅不汲取教训，而且以篡改历史的方法蒙蔽国民，现在居然又到了揭开亚洲伤疤，在自己曾经留给别人的痛处再捅一捅的地步，怕是强大的经济力量又膨胀了某种野心使然吧。
我们已经看到日本的国粹主义者在蒙蔽了国民之后，又进一步歪曲亚洲各国的谴责是所谓的干涉和对日本的仇视，制造恐惧心理和危机感(这种危机感的表征之一就是“中国威胁论”，但这个论调最终除了使日本在亚洲走向孤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实质性结果)来进一步误导国民，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那么，我诚恳地提醒善良的日本国民，在你们自认知道历史真相这个问题上，多打如下几个基本的问号是十分有益的：
为什么中国、韩国、朝鲜及其它亚洲国家会越来越激烈地谴责贵国政府掩盖历史的错误行为？这种谴责为什么激起当事国广大民众的共鸣？
然后你们再回头看看身边可爱的孩子们所做的一件事：东京附近春日部市庄河高中的几位学生，花了10个月的时间，将侵华日军731部队利用白鼠搞细菌实验的惨绝人寰的历史调查整理了出来，搞了个《731部队展》，展出了当年731部队研制的“宇治式细菌炸弹模型”以及中国人死于鼠疫的图片和文字数据。
春日部市所在的琦玉县，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白鼠产地。侵华日军曾用这里农户饲养的白鼠培养带有鼠疫杆菌的跳蚤，并用这些跳蚤制成细菌武器。
学生在得知这段历史后，便决定将其挖掘出来。“越调查我们就越感到触目惊心，那场战争的确是罪恶的。”一位学生说。据了解，1940年前后，日军开始征购白鼠从事细菌战研究。1943年以后，日军对白鼠的需求不断增加，曾提出了一个“增产白鼠300万只”的计划，并把春日部市一带作为白鼠增产基地。此后，大批白鼠从这里被运往中国的东北地区。
1949年夏，731部队从哈尔滨平房地区撤退时放出的带有鼠疫杆菌的白鼠使邻近村庄发生鼠疫，造成130余人死亡。
童心无欺。为什么小孩子都可以做一做而他们的父母却无动于衷呢？这些孩子从1994年10月到1995年7月，走访了1000多家农房，了解了大量有关白鼠的饲养情况，那些曾饲养过白鼠的农户几乎都不知道这些白鼠曾被731部队用于研制细菌武器，这使他们感到更有责任把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告知更多的人。一位原日军毒气部队的士兵把当年部队的组织情况及毒气的种类告诉了他们，鼓励他们将这次有益于社会的活动搞下去。
但令人吃惊的是，右翼分子居然向这些年幼的孩子发出了恐吓信。
连小孩子都能收集到这样的数据，那么大人应该可以了解到更为详细的情况，你们为什么不把它揭示出来？难道你们比孩子还脆弱？
你们害怕了？也难怪。右翼分子发给孩子的是一封恐吓信，送给大人的可能就是炸弹了。
三、普遍的迷失
对战争罪行不能客观地认识，势必造成国民不是在事实基础上的对外界指责的反感。这不利于日本人民跟亚洲各国人民的正常交流。对历史真相的欺骗性教育——或者说得温和点——隐瞒性教育，已经造成日本青年中的历史缺损和道德观的错误。年初的一次聚会上，留学中国的日本青年竹谷正良在笑谈中就打趣地说：“你们中国人太烦，不就一次战争吗？”我说：“是啊，不就一次战争吗？”他笑了笑，紧接着楞了一下，看着我沉默的脸，体味出反问的味道。“你在中国读书，应该有机会详细了解那场战争的真实情况。”‘对不起，我没有。”他冷静地说，“在日本的时候还不明显，但一踏人中国，就陡生一种对历史的恐惧，而且学的又不是历史专业，便不想去了解。我也问过同来的人，还有去韩国的朋友，大家都有与我一样的感觉。”
一个不能正视历史的民族是一个悲哀而又危险的民族。一块滋生过法西斯军国主义这个巨大的灾难瘟疫的土壤，将因此无法有效地进行反军国主义教育。企盼民众自觉地抑制军国主义岂不是一场空想？现在日本人对亚洲各国翻历史旧帐的反感，正说明了这个危险的存在。日本人因此呼吁国家政治强大的朴素愿望一定程度上被极端右翼势力所利用，弄不好会演变成一场新军国主义抬头的趋势。明治维新中尝到了好处的日本，五十年前，就是在迅速摆脱了西方列强的压制后，由一批激进少壮派军官将战争机器开向亚洲的。
现今的日本与六十年前何其相似。拓展生存空间与谋求世界政治地位、军国主义与民众激进情绪中的“新军国主义”，如此等等。受过日本危害的亚洲各国，能不警惕吗？
对“侵略”二字十分谨慎的日本人对历史的反动，还把“侵略”二字随意使用于别国的历史。在谈及中日近代战争时，就有人说什么，中国清朝的定远号、威远号就曾试图“侵略”日本，并将此作为营造现今“中国威胁论”的一个左证。这种无视事实的妄加指责，只能误导日本人民。那场在黄海上的海战没有一发炮弹落在日本本土上，相反的倒是日本想借朝鲜的内部争斗吞并朝鲜，作为当时宗主国的清朝被朝鲜政府邀请保护朝鲜半岛。那场战争双方打得半斤八两，死伤人数不及日军侵华所杀害的中国人人数的几百万分之一。不知日本教科书上类似的“侵略”辞藻有多少。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只能造成日本国民对别国的仇视心理，无益于日本人与亚洲的交流和友好往来。
这就是弥漫于日本民众的历史观。历史的歪曲造成了历史的缺损和对历史的不负责任，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不自信。
这样子下去实在是太危险了。
这种危险的表现之一是：日本的孩子拿着与世界所有孩子完全相反的教科书，他们的成长历程中不得不经过历史的彻底否定和再认识阶段，而这将导致他们对本民族的不信任和不自信。
四、不要再当“摩擦专家”
战争问题撇开不论，日本在其它方面的表现更是让人不能接受。比如跟在欧美屁股后面起哄，处处为难中国。拿海湾战争来说，事后的炫耀首先就让人不能接受，只能说明日本值得自豪的事太少；由一场对别人的、而且是跟在欧美屁股后面参与的战争来寻求自豪，多少也有些底气不足的空落感。
增强国民的自信，消除他们的罪恶感，不是把“侵略”改成“进入”就能达到的；想在国际社会中起更大的作用，就不要为眼前的几张选票，显示自己与众不同，去做那样短视的事情。更不要想用军国主义的亡灵败魂来武装自己。否则，只能给国民蒙上一层自以为是的眼罩，以与亚洲对立的方式步人亚洲乃至世界，后果将不堪设想。
周恩来曾说过：“中日之间应该取大同存小异。”
这条原则同样适用于日本和亚洲各国的交往。对于战争的认识，已经不属于“小异”范畴了。如果日本一意孤行，不仅不进行战争反省，反而被极端右翼势力所左右，将旧有的军国主义理念作为构筑“大和魂”的核心精神的话，这个“大异”将成为破坏中日关系的因素。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首先是基于加害者这个原因的，这样的教训应该足以让日本几代人汲取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回避它、篡改它。
日本在抱怨中国、韩国及亚洲其它国家进行日本侵略战争历史教育时，应该懂得这样一个朴素而又深刻的道理：唯有不忘历史的错误，才可能阻止错误的重演。
正如“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最终昭示中国人民的那样：“我们中日两国人民经受了眼前所看到的不幸历史，但以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为转机，我们两国间已发誓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但因加害过别人的恐惧而又怕授人以柄的浅薄心态，多少使日本宪法第九条的和平承诺处于根基不稳的飘摇之中。
不知日中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是否将这样朴素的醒世之语带给日本：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
不牢记这一点，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还没有汲取教训的日本，将面临历史无情的打击和抛弃，注定其再次失败。
附文
中国还不愿说不
香港《大公报》(日本)何时
六月二十五日，中国新华社在电讯稿中，不同寻常的介绍了不久前北京出版的一本名叫《中国可以说不》的新书。第二天，全世界主要报刊都刊登了这条消息，有意思的是，该书不仅在华人圈引起广泛注意，更在美国和日本引起广泛兴趣。美国的《亚洲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书评，日本的有关评论更将此书与八十年代中期由日本著名鹰派政客石原慎太郎为中心写成的《可以说不的日本》一书作比较，认为这是一本反美的宣言。两本书虽然相隔十多年出版，而且又出自于两个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国家，但从思想内容看，无疑有异曲同工之妙。
该书的作者是五位年龄在三十多岁的年轻知识分子，其中有记者和大学教师。该书的基本观点是：美国已组成“反华俱乐部”，联合日本和越南，对中国实行包围政策；美国中央情报局利用各种手段，有预谋地破坏中国社会稳定，并在中国的年轻人中培养“代理人”，进行各种和平演变的活动；美国利用“荷里活”(即好莱坞——音译)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摩托罗拉公司利用在华投资，将夕阳工业转移到中国。对这些现象，此书的作者慷慨陈词，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要将这些“糟粕”拒之于门外，并要大声地说“不”。
应该说，这些年轻知识分子爱国热情可嘉，但从更广阔的视野看，该书的立论无疑失之偏颇。
第一，他们认为，只要中国敢对美国说“不”，中国就不会被“包围”，文化就不会被侵略，中国社会就会太平无事，但事实并不这样简单。改革开放的中国，是要设法与国际社会接轨，是要利用国际的和平环境，进行经济建设。目前的中国应该设法融入国际社会，如果简单地说“不”，无疑会隔绝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对中国而言，有百害而无一益。
第二，中国人实在没有必要模仿日本人说什么“不”。这些年轻作者可能不知道石原慎太郎举着反美的旗帜，其目的是要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帐。石原根本不承认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否定南京大屠杀；另外，石原主张修改《日本和平宪法》，取消《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石原认为，《和平宪法》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是战胜国的美国强加在战败国的日本头上的两个紧箍咒。日本要成为真正独立的国家，要设法摆脱这两个紧箍咒。不管从何角度看，中国和日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尤其在现代，两个国家的命运根本不一样，四十多年来，中国的落后是因为闭关自守所造成。中国没有历史包袱，也没有外国的军事基地，十七年来，中国的对外交往完全是依照自己国情的需要，所以，根本没有这个需要，也没有这个必要对某一个特定的国家说“不”。
第三，不能否认，在苏联解体之后，中、美、苏的铁三角关系随之瓦解，中美两国由战略伙伴关系，变成平行的对抗非对抗的关系，这可以从美国阻挠中国申办二OOO年奥运会，阻挠中国加入WTO国际组织，并有意挑起台海危机窥见一二，但是，要解决中美之问的问题，并不能简单地说“不”。六月中旬，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之所以达成协议，不是靠中国单方面说“不”。从中国在关键时刻做出的让步看，中国领导人显然并不接受《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观点。在该协议中，中国保证美国的电影及唱片业可更大程度进入中国市场，并获准可在华共同制作电影及电视节目。如果以《中国可以说不》的观点看，中国非但没有说“不”，反而对荷里活的“文化侵略”持“欢迎”态度。两者显然格格不入，但不能否认的是，前者较之于后者的视野来得广阔。
决不能重蹈绥靖之路
韩国慰安妇自缚双手，对着摄像机肝胆俱裂般痛苦的?喊，仅仅是一个被凌辱过的民族对过去噩梦般的回忆吗？难道我们没有从她五十一年后的今天都无法消除的惨痛记忆当中看出这样一种未来可能存在的情景：二十年后，随着慰安妇的去世，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一代日本人，有可能连慰安妇在历史上的存在都加以否认。
因为日本已经在否认侵略了。
因为日本已在否认“南京大屠杀”了。
何以仅仅是否认，简直是在攻击！攻击中国捏造“南京大屠杀”。仅仅侵略过、凌辱过一个民族还不够，还要从道德上、历史上歪曲一个民族呼唤正义的声音。日本的历史道德已经堕落到了使人无法用对待一个正常国家应有的态度去对待“它”了。
很想找到一个恰当的名词，可翻遍了心理学书籍都找不到日本得的是什么病。想来想去，只有这样一个冗长的描述才能基本表现它的症状：因施加别人的残酷迫害之巨大导致的自虐妄想狂。
这种妄想狂是以试图否认战争罪行而虐待亚洲人民和达到对本民族的实质性虐待的。
一、投降之日是再次绥靖之始
日本道义上不及德国，是已公认的事实了，是基于日本和德国战后的表现。但人们似乎没有深究其因。二者战后的不同表现，实质在于：德军的战败，不是德国人的失败。而日本的战败，则被日本人视为失败，其间民族国家军队一体的程度，与德国具有本质的区别。
希特勒濒临灭亡之时，纳粹主义已遭到德国人民的普遍反对，反战情绪高涨，甚至某些将军预见了纳粹主义的不得人心和必然失败，正企图暗中与盟军议和，但均遭到希特勒的压制。盟军之所以能迅速瓦解希特勒最后的抵抗，与德国民众的觉醒是分不开的。
意大利更是如此，民众处死墨索里尼就说明了人民的觉醒。
在那两颗使二十万人死于倾刻的原子弹落下之前，整个的日本，还根本没有投降的念头。虽然亚洲太平洋战场上，日军正节节溃退，但日军的实力还没有完全受挫，因为中国东北，还有一百万关东军呢。从天皇到军部、内阁到日本国民，哪怕把最坏的局面想透，也是如何“体面”地收场，或是作好打游击的准备，而不是投降。军国主义的土壤没有改变。人们只是厌战，但绝不反战。
当日本在原子弹的威胁下选择投降时，整个国家却只是简单地接受了“投降”这个概念，而没有与意大利、德国“从法西斯统治下解脱出来”的意识。
这正是日本整体不清醒的原因。正因为这种整体的茫然和集体的不屈服感，军国主义才没有被彻底消除，军国主义思想开始暂时蛰伏于民众意识的底层，才为现在越来越公然地否认战争罪行提供了基础，为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留下了隐患。
二、右翼再塑邪恶图腾
日本战败投降，美国出于冷战需要，处心积虑地竭力扶植日本右翼势力执政。对战争犯罪没有进行过清理，军国主义思想没有受到实质性的触动，不少被整肃的战犯甚至无需掩饰就跻身政坛，为军国主义复活埋下了种子。战后曾出任通产省大臣的烟俊六，就是臭名昭著的乙级战犯。
随着日本国力增强，日本政坛右翼化日益明显。极端民族主义治头，开始了大肆否认战争罪行，美化侵略行为，强化军国主义等一系列行动。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军费每年高达约500亿美元，排在美国之后，随时可以制造出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各种尖端武器；向海外派兵的禁忌被打破；日美安保条约怂恿日本寻找借口把手伸向近邻、海外等。
这一系列的征兆与日本右翼势力鼓吹“日本政治国际化”、“为国际化做出贡献”紧紧联系在一起，不能不使人产生怀疑：以军国主义复辟为实质的右翼势力，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在国际格局中展现日本的力量？
近年来，右翼已公然要求修改“不保持海空军和其它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这一宪法条例，放弃“专守防卫”的重要性质。只能使人怀疑其“建立亚洲新秩序”是当年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翻版，没有剔除军国主义因子的蠢蠢欲动的表现。
三、道德危机：优越与恐惧
日本是个“优越感”很强的民族，其“优越感”的获得，看来应当“感谢”中国人；同样，竭力保持日本国民这一“优越感”的“精英”们，也把这一“优越感”可能失去的原因，归于中国。京都大学教授竹内实曾撰文说，现今“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近似于日本与清朝的关系”，不过，不同的是，“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的一般心理状态，已把以往对中国文明的崇拜颠倒了过来”，由“对一个大国的恐惧”转为“洋溢于日本民族中的优越感”。由此想到，日本侵华战争中所表现出的暴戾，就不足为奇了，一个自认“优等”的民族肯定不会善待一个“劣等”民族的；日本之所以不承认战争罪行，想必也是为了保持这种“优越感”。但正如竹内实所不好意思却又扭扭捏捏表达出来的忧患所显示的“恐惧”那样，“过去是恐惧在先，今后是恐惧在后……假若发生了(战争)，有可能颠倒过去的岁月”。日本人因为作孽而害怕报复的心理，同样导致了他对亚洲各国的错误判断。
国际化的趋势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经济挂帅，政治观念将逐步退居其次。在国际间交往中，更依赖于一个国家的道德力量。
但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日本人通过与别的民族的争斗而获得的“优越感”，将他们自尊的基点仍旧放在与别的民族的斗争之上，使他们始终都处于与周围环境的摩擦之中。他们长期否认战争罪行的事实，无疑将把自身的道德判断标准导入混乱甚至与人类共有的道德标准背道而驰。
这种深厚的道德危机可以从邪教的盛行中窥见一二。像奥姆真理教这样的教会，据说在日本有两万多个，而且每个教派的信徒，多则上万，少则近千，由此看来，传统的佛教、神道教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混乱的信仰需求，这在整体了反映了道德准则的混乱甚至丧失。
右翼分子否认战争的行动和言论，同样在另一个向度上拷问了日本国民：如果那场战争是正义的，那么投降只能说明日本是个轻易放弃了正义的、苟且偷生的民族，这样的民族是自己都无法敬重的，何况是别人。
欺骗性的教育，为战争失去理智的狂妄辩解，受伤害的只能是自己的国民。拥有不正确的道德标准的日本，将为国际社会带来的危险实难预料。
四、中国对日应确立政治优先原则
随着泡沫经济的衰退，未来日本经济的国内闲置，将继续增长。为防止经济崩溃，日本只有走拓展海外生存空间的老路。这种因素弄不好就会被军国主义分子所利用，导致发生针对亚洲的另一场灾难。
基于历史的共难，中国应以此积极联系环日本的亚洲各国，丢掉期待日本自身变革为亚洲友邻的幻想，对日本在政治、军事上的举动予以密切的关注。防止日本的经济收买和利益钳制，在对日经济合作问题上，确立政治优先原则，迫使日本走向国际政治的步伐放缓，使其在导入亚洲格局中的作用处于无害位置。这就要从日本“脱欧入亚”这一政治战略着手。
所谓的“脱欧入亚”，井非是日本整体文化意识向亚洲的回归，而只是其政治战略的选择之一，其目的就是在亚洲称霸。日本面积狭小，资源贫乏，无法承受强大经济力量所需的良好资源基础带来的压力，在海外拓展生存空间是其最终的、唯一的选择。历史上，日本有两条路：一条是陆路，通过朝鲜半岛和中国南海附近的国家，对亚洲大陆渗透；另一条路是海路，是日本战后利用冷战对峙局面南下西进，开辟的主要生存之道。但对于美国的过分依赖，最终招致了利益上的巨大冲突，美日贸易磨擦不断且有随时升级的可能，美欧随时都可以封锁日本经济赖以生存的海洋通道，日本对此十分恐惧。美国威胁了一下，日本就加入了海湾战争，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且海湾战争也进一步加重了日本对欧美的不信任。这就迫使日本走所谓的“脱欧入亚”的路线，以重新在亚洲陆路上开拓生存空间。
既然日本选择了孤立，那么我们成全它吧，就给它以孤立，并将这种局面延续得越长越好。不要惧怕它的经济威胁，日本的对外援助，是其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不存在它给不给亚洲的问题，而只是如何给的问题，这是双方双向的，而不是单方面的。因此，对于其附加在经济条件上的不正当政治胁迫和利诱，应明确地予以抵制；对于对日经济开放、日本在亚洲和我国的经济合作，要主动提出政治条件，使其不能迫我就范；同时，较大规模地开展与西欧的合作，积极吸引来自日本以外的投资，将经济增长的新鲜力量吸纳进来，填补日本经济在亚洲的真空并造成西欧与日美的竞争，营建符合自身利益的利益集团。
与亚洲其它国家一起，对日本经济在亚洲的扩张予以遏制，从而在政治、军事问题上掌握主动，而不要坐视其恶性膨胀，逐步消除日本的威胁因素，将亚洲导入和平的生存空间中，应是中国较为长期的战略之一。
附文
中国威胁论 不公正的状词(节选)
日本《读卖新闻》(马来西亚)诺尔丁·索比
超越常规
西方人推销中国威胁论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对中国抨击也正逐渐超越常规。攻击中国的意图是很明确的。就是说中国是不文明的，不能期待中国遵守国际性协议，指望中国严守国际通行的行动准则是困难的。
中国领导只是希望处罚和羞辱那些过去曾对中国进行处罚并给中国带来耻辱的外国势力。有的人甚至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只有一个，那就是等待报复的机会，在亚洲建立中国的优势(50年来中国反霸权主义主张的本质莫过于此)。
现在，是全部停止攻击中国的时候了。为什么必须停止对中国进行龌龊而危险的攻击呢？这里有三个极其充足的理由。
第一、中国非常焦躁不安。中国人民已经感到非常不满和不公平，中国领导在各个方面都疑虑重重和冥思苦想。
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们怀疑外部势力采取广泛的联合行动可能是为了不让中国东山再起。他们坚信存在企图欺侮中国的阴谋。这种疑虑和想法绝不是无的放矢。在中国人日益加强的愤怒还未达到极点的时候，必须停止对中国的攻击。
第二、中国正逐渐成为极其强大的国家。惹怒老鼠和惹怒大象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必须在象的身边生活，如果这头大象不准备悄然离去，我们就不得不特别慎重行事。
第三、批评中国的人必须注意，批评中国时一定要光明正大。对违法行为发出警告，亦或中国存在残暴行为，指责这些都无可厚非，如果中国已改变了自己的做法，那我们就应该高兴地接受。
为什么中国经常站在被告席上呢？原告一方把不但不适合本国标准，就连朋友、同盟国以及伙伴之间都不适合的标准拿来要求中国，其用意何在？中国被排斥于人类文明核心之外、远离文明中心，有时还被国际社会弃之不顾又是为了哪般呢？
美国的军费开支是中国的10倍
为什么对中国的告发来自那些应对率先发难持谨慎态度的人们和政治家？来自许多应该明辨是非的新兴国家呢？为什么有的国家自己做着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事情却又不断对别人指手划脚呢？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输出国，它向阿拉伯国家出售了大量武器。可是，一旦与美国比起来不过是武器出口小国的中国向伊斯兰国家出售武器，正如萨塔尔·汉辛顿教授所说，就会招来与基督教的西欧地区相对抗的儒教和伊斯兰教结成同盟的问题。
几乎所有的西方统计都认为美国(与邻国国家没有领土纠纷，也没有受到来自别国的威胁)的军费开支是中国的10倍。实际上，美国国会批准了甚至令克林顿政权棘手万分的军费开支。全副武装的美国是世界和平的需要。好像这样做就是天经地义似的。
中国军事实力在许多方面，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大大落后于其周围国家。但中国这些屈指可数的军事开支竟成了威胁，竟对近邻国家构成了危险。还是把俄罗斯的核武器与中国的核武器比较一下的好。还是把韩国、台湾、日本的现代化军队与中国落后于时代的军事实力比较一下的好。
贸易处境不利
即使在人权问题上，也是以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实现的一系列标准来要求中国的。好像谁也没看到过人权观察组织所提出的声色俱厉批评中国的那些国家迫害人权的报告书似的。也许有一天，中国要取消那些拒不改悔，在报告书上强烈谴责中国的国家的最惠国待遇。
由于出口会创造就业机会，进口就会使一部分人失去工作，美国必须最大限度地出口，最小限度地进口。如果美国商务部长坎特(前美国贸易代表)这样主张，这就被认为是常识。美国进而蛮横地强迫他国购买其产品，也可以。可是，如果中国(偶尔日本也一样)最大限度地扩大出口，把进口限制在最小范围内，那么它就将成为唯利是图的“重商主义”。
中国在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却被告之不能自由选择加入条件。实际上，自关税及贸易，总协议创立以来，包括北美各国、日本、西欧各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在自由的条件下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议和世界贸易组织的。
短短几年间，美国便以中国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导弹相关技术出口规定、版权等为借口不断要对中国加以制裁，或者实际上对中国采取了制裁措施。华盛顿正在阻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虽然大多数评论家都认为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明显违背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但假如中国表示要对美国进行制裁或实际上进行了制裁，那么华盛顿该作何反应呢？
如果将来中国向一个从美国独立出来并要求加入联合国的“造反”州提供武器的话，美国又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我预料美国的反应不会是善意的。
如果中国海军某一天怀疑在公海上的美国船只装有违禁的军需品而强行搜查的话，美国又将如何对应呢？美国会拿起武器战斗吗？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公然表示要为阻止美国对古巴的愚蠢行径而派两艘航空母舰在佛罗里达海域游戈，美国人及其领导人又会作何反应呢？
为什么在美国国内被判刑的黑人要比白人多。如果中国方面天天不停地向国际社会传播这种评论，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现在中国人天天都处在被责难和恶意中伤的狂风暴雨中，如果美国人也天天处在这种风暴中，他们又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呢？
如果中国方面也天天利用所有级别的接触劝说美国的邻近国家注意“美国的威胁”，那么美国的普通群众会作何感想呢？
该肯定的就予以肯定
据我记忆，在强大的国家内部，领导层自不待言，下到普通群众人人都如此义愤填膺的事例，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也发生过。这个国家就是德国。从日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来看，我认为完全能够理解中国国内日益强烈的达到极限的不公平感。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受犯罪可以不受制裁的思想的影响，对中国杀了人也予以饶恕，无论中国做什么我们也可以熟视无睹。那是大错而特错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是因为必须设定良好的国内政治的基准，必须明确制订亚洲良好地区市民的行为准则。
中国与所有的国家都一样。既像美国也像日本。中国既不好也不坏。中国过去做过如此令人可怕的事情，中国现在也完全有这样的能力。
可是，该肯定的地方就该肯定。如果指责是正确的就应该指责。最重要的是对一个国家一定要公正。如果这样，我们便可以期待这个国家在它繁荣昌盛起来的时候不会忘记公正的必要性。
拒绝单恋
在谈到日本暖昧的心态时，我们是否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对两国关系中同样有些暖昧的东西进行一番梳理。
怎么说呢？“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果能如此，我当然愿意举双手赞成，然则如果仔细品味这句话的微言大义，我总觉得这当中或多或少有些一厢情愿式的意昧。
我们中国人总是喜欢从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一衣带水”的提法上获得极大的快感，言语间洋溢着“同在一片蓝天下”的豪情和温暖，同属儒家文化圈的认同使我们的思维形成了一种可怕的定势，并为此暗自洋洋自得。在这种自认文化源头的麻醉状态中，我们于是变得很宽宏大量，变得很有些唐·吉诃德式的一厢情愿，一切都变得“好说，好说”起来。
回想抗战烽火初起的时候，蒋介石那句著名的“非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其实就是典型的唐·吉诃德式的幻想：同文同种么，如同兄弟动手，哪会真个大打起来呢？一切都好商量嘛。
时至今日，我们仍欣赏此提法并大唱《醉太平》。
在一次纯学术性研讨会上，一位白发苍苍的中国老者曾经征发言中大谈中日文化如何同文同种，以至走在东京街头都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云云。孰料话音刚落，一位日本代表马上起座发言，其内容大意为：日本文化是一个独特的文化，跟中国文化其实并无干系。会场的气氛于是变得有些不尴不尬起来。
不论日本文字从汉语中转借了多少汉字是多么众所周知的事实，当日本人一屁股坐在欧美文化的凳子上时，我们不厌其烦地接在口头上的“同文同种”就具备了一厢情愿的意味。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在对日外交中一厢情愿式的幻想实在是太多了呵！
我们“风物长宜放眼量”地放弃了对日战争索赔，他们给予我们的回报却是冻结对华日元贷款；
我们念叨着“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他们却在偷偷修改教科书，把“侵略”说成是“进入”；
我们强调要“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日友好关系”，桥本龙太郎们却神情自若地踱进靖国神社，祭拜甲级战犯亡灵。
确切地说，日本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国家，而我们中国似乎对日本的这一禀赋欠缺警觉。
比如我们总爱大度地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只是极少数，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大多数日本人民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他们是好的嘛。
统一战线工作当然是要做的，团结大多数，看人要看主流，此话无甚错。然则且慢，请问这一个指头到底是大拇指还是小拇指呢？像桥本龙太郎和他的内阁成员们，究竟应当算成大拇指还是小拇指呢？
田中角荣、太平正芳、中曾根康弘、海部俊树、村山富市，他们都来中国访问了，行程再匆忙，也该有时间对政府的立场做个交代！
应该首先对我们自己有所警惕，中国人的思维已日益满足于对精巧事物的把玩。时至今日，我仍然对沉浸在如烟往事叙说的江南写作深恶痛绝，这种满足于华丽词藻和精巧句式的阴性文学孕育不出一个伟大的民族。
精神上的日益萎缩，使我们听任孩子们对来自败坏人类美术趣味的罪恶策源地——日本的卡通如痴如醉；听任我们认同日本的产品、日本的小调、甚至认同日本的军歌。我们对日本资本的崇拜超出了我们对日本技术革命精神的崇拜。
我们沉溺于一厢情愿式心态，归根结底我们对哲学的全部思考是中庸式的。不偏不倚、一分为二当然是很理想的哲学境界，但是拘泥于此也不免会使外人对我们的勇气和决心大打折扣，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的对日外交就不可避免地具备了某种悲哀的意昧。
我们为什么总是喜欢像小脚女人似的怕这怕那？什么要注意国际影响啦，这些统战模式的词句在桥本龙太郎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面前都注定要显得苍白无力。
桥本龙太郎和内阁阁员参拜靖国神社时，可曾有一丝一毫注意国际影响的念头？
日本人骨碌碌转动着小眼珠子，狡辩说他们是“进入”中国时，可曾顾忌过甚么国际影响？
我完全能够理解专家学者们的深思熟虑和睿智：中国目前最紧要的问题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而不能在初级阶段触发外交争端。这种考虑无疑是非常明智和正确的，我本人也赞成拥护这种主张。
但从日本国防预算突破国民生产总值1％大关到桥本龙太郎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的狐狸尾巴其实已经露了出来，我以为我们是到了对这种有些一厢情愿的对日外交来一次再认识的时候了。
首先应当力戒或取消“同文同种，一衣带水”的说法，我们如果那样地容易被美丽的词藻所迷惑，那就有可能演绎成历史的悲剧。’
坚决赞成“在必要时用力敲打日本”——尤其是在国土问题上。桥本龙太郎及其阁僚参拜靖国神社，其用意无非就是再次放出试探气球——看看中国人到底能忍耐到何种程度。数年前我们沉下脸降低与荷兰的外交关系级别，命令法国关闭其广州领事馆，今天我们能否有同样的豪情和勇气，同样毫不犹豫地把中日外交关系的级别降下来？
我们的人民，对桥本龙太郎们参拜靖国神社之举愤懑的言辞，能否进发出一股行动的道德勇气，内心思付一下自个儿家里的日本电器产品是否太多了，下一次在购买电器时能否更多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国货？至少，多学学韩国人和台湾台居民的做法？我们的人民，是否能改变一下往昔“沉默的大多数”形象，用自发的行动来作一番抗争？
揭开日本的盖子
一、对日本的暧昧，是姑息养奸
很多年前，我听一位老八路忆苦思甜，他用一口湖北大冶腔告诉我们，他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被日本鬼子抓到铁山去做劳工。每天的劳动很累，到晚上吃完一点高梁饭后，监工要劳工们拿着鞭子互相抽打，借此取乐。如果谁打得不出力，就让狼狗来咬谁。每一次，老八路都叫别人狠狠打他，让同伴免遭鬼子的狼狗撕咬。但是日本投降以后，劳工们却连一鞭子都没有抽过日本鬼子，就把他们送回日本国去了。
他告诉我们，日本人是野兽，可是我们不是，我们不跟他们一样。
这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
但是，从此以后，我开始怀疑我们是不是错了？我们常常被老师教导，日本军国主义者是坏蛋，但日本人民是好的，他们也是受害者。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可是我想，如果日本民众中没有那种狂热的武士道精神，他们不被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想所左右，或者他们虽然加入了侵略者的队伍，但在中国哪怕只将枪口对着军队，而不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那么，我们充满仇恨和耻辱的心里多少也许会有一点宽慰。
我们是否从一开始对日本人就暖昧？我们对待日本人真是太宽容了。有一个传说，认为日本人跟我们同文同种，是秦始皇派徐福带二千童男童女去日本岛采长生不老药留下的后代。但是，我认为日本人不可能是中国人之后。他们虽然也使用汉字，也保留着中国文化的一些东西，可是从人性上分析，日本人没有中国人的宽厚、善良、谦逊，流的是不一样的血。
但就因为这个传说，中国人老有母不食子的心理，不论他们有多么的恶，结果始终是宽容，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姑息养奸？
我们如果将日本战犯扣押，让他们对自己的罪行进行深刻的反省，并写出自己的罪恶事实，发表在公开的报刊上，那样他们也不至于有机会在日本重新登上政坛，公然篡改历史，否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犯罪事实以及参拜靖国神社了。
我们可能错了，可能错得不可挽回。对于人，才可以实行人道，对于野兽，只能实行兽道。
1987年夏天，我去南京旅游。记得有一次在南京长江大桥，当我刚要转身离去的时候，忽然开来一辆日野大轿车，从车上下来一群日本儿童。他们穿着统一的制服，在帽子上，绣着我们熟悉的日本国徽。他们的手中，各执着一面太阳旗。在几位日本成人及一位中国导游的带领下，他们大声说笑着登上了桥头。忽然，一个日本儿童抽出一把玩具短刀，一手叉腰，一手高高把刀举起来，学着日本兵的样子站在桥头上，嘴里大喊：“雅个利”！而另外几个日本成人，见他的样子仰身大笑，并且率领其它日本儿童使劲为他鼓掌。
我震惊了，这个日本儿童，他是多么肆无忌惮(是大人教的？)，他仿佛成了征服者，仿佛山本五十六再世。这景象给了我心头狠狠一击，好像是一个极大的挑衅，对我，对南京。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几乎承受不了这样的事。也许是我的心胸过于狭隘，小小的儿童，想得并没有那么深。
在武汉大学了解到一件事，也令我心闷。当时武汉大学开设了一个作家班，招收一些小有成就的作家入读。我常到这些朋友处去玩，顺便去看樱花。武汉大学校园里的樱花非常有名，每年开放时节，武汉三镇都有不少人来观赏。据说，武汉大学图书馆的藏书，至今排在全国大学的首位，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武汉大学校园非常美丽，被日本侵华司令长官看中，准备作为总司令部，才没有遭受日本鬼子飞机的轰炸。
一天晚上，我的朋友愤愤地拿着一本留学生通讯簿，对我说，这些外国狗杂种太猖狂了！
我说，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又污辱了我们的女同学？
他说，不是，你看这个。
原来，这本留学生通讯簿上，不仅有他们自己的姓名国籍专业等等，还有宠物一栏。一个日本留学生养了一公一母两只猫，他在宠物栏里面竟然如此写着：猫，一岁，男，未婚，爱称：毛泽东；猫，一岁，女，未婚，爱称：周恩来。而另一位德国留学生养了一只狗，他给狗取的名字是：斯大林。后面还有一些，有取名拿破仑、唐·吉诃德、里根什么的。但前面的让我大受刺激。
看着这本印刷颇为精制的留学生通讯簿，整个宿舍震怒了。我问我的朋友，这事情在校规和法律上能否治治他们？我的朋友伤感地说，不能，我咨询过。就现在，人家还找我们要人权呢。
从武汉大学回去的路上，我的心情非常压抑，我们已经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但是，我们真的胜利了吗？周恩来总理曾经宽怨过日本人，可是，他的英名却被一个日本留学生安在一只母猫的头上，总理的在天之灵能够安息吗？对于像日本这样的国家，不对他们清算历史，就是对后代子孙的犯罪。
对于日本，我们总是说，小部分军国主义抬头了，我们抗议，表示遗憾，我们相信大多数日本人会记住历史事实。可是，就是这小部分人，主宰了日本政坛，他们运用手中的权力篡改历史教科书，他们不断地发表歪曲事实的讲话，他们还会教唆后一代，把军国主义一代代传下去。眼前发生的一切就极有说服力。
对日本暖昧，就是姑息养奸，今天是钓鱼岛，明天是什么岛？我们应该敲响警钟了，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
二、龙冈索赔案，漫漫50年，花岗岩般的日本
花冈事件是一件真象大白于天下的事件。1944年8月10日，日本侵略军从中国大陆抓去1000名俘虏到日本花冈为日本鹿岛公司做劳工，他们中有国共两党的官兵，还有部分农民。这些中国劳工，年长者近六旬，小的十二、三岁，每日在日本监工督视下工作长达16小时之久，吃一点橡子面，苹果渣。到1945年6月30日，不满一年时间，200名中国劳工惨遭折磨致死。受尽惨无人道折磨的中国劳工眼看活下去无望，于是在1945年6月30日这天晚上含着血泪奋起反抗，遭到日本人的残酷镇压，416名中国劳工血染花冈，死不瞑目。
花冈事件的幸存者之一，中国劳工耿淳从1946年5月开始控诉，到1996年7月8日，漫漫50年，他仅听到日本方面的一声“对不起”，花冈索赔案被日本方面一拖再拖，到现在仍是漫漫无期。但是，耿淳为中国受害者做出了榜样，只要生命不息，就要向日本讨回公道，勇敢而坚强地走下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花冈案只不过是日本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的千百万分之一。
中国民间应该成立一个向日本索赔的专门组织，设立一个中国民间讨还血债基金会，大家互相联络，互相支持，互相声援，聘请律师，抱成团来，集体的力量会比个人的力量更加强大。甚至不妨与其它亚洲国家的受害者携起手来，结成一个声讨联盟，这个联盟可以为亚洲深受日军残害的人民讨回公道做出努力。
我们做好打一场索赔的持久战，就此让日本民众知道，日本侵略军都做了些什么，这比在国内声讨更有实际意义。
这是我们的基本人权，日本政府应该懂得尊重我们的人权，否则，他们就是对人权的极端蔑视。
鲁迅先生的现身说法至今还有现实意义。当年他留学日本，在日本看到电影纪录片中，日本侵略军举着军刀屠杀中国人，而站在一旁的中国人脸上，却表情麻木。这件事刺激了他，他才决心弃医从文，以改造国民精神为己任。
耿淳在日本讨回公道的遭遇，连日本一些有良知的人都为他打抱不平。由日本学者组成的“绑架中国劳工反思会”事务局局长福田昭典说：“日本人说‘对不起’是口头掸，鹿岛公司绝不是谢罪，谢罪要有诚意和实际行动。”是的，“对不起”，这好像在街头踩了脚或者碰了手说的一句话，很文雅但是轻如鸿毛。
那么反观我们自己呢？我们似乎很平静地注视事态发展，好像这并不关我们的事，是“花冈事件”受害者及其遗属的事情。但应该明白，这是关系到我们民族感情和尊严的大事，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都应该筑起一座“花冈纪念碑”。
花岗岩也会风化啊。可是日本在认罪的态度上，50年没有改变。日本天皇访华也没有向中国人民谢罪。然而，我们等了50年，我们还要等多久？敦厚也许是我们民族的美德，然而，敦厚在某些方面，却也是我们人性中的弱点。我们拥有敦厚也应该学会如何放下敦厚。听听吧，耿淳在东京地方法庭含泪说下的话：“50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为花冈受难和死难同胞所遭惨状积愤于胸、不能释怀，鹿岛建设公司，必须承认罪责，作出补偿。如仍怙恶不悛，足以证明鹿岛公司当年凶恶成性，实属人间败类，我们受难生存者和死者遗属，不能甘心罢休。”这，就是人间寻求正义的声音。
另一方“片面的言行是历史的错误”
石原先生好像没来过中国”
这是打了无数次电话，翻阅了无数报刊后印证的结果。
可能慑于自己为军国主义侵略行为标新立异、偏颇有加的辩护，以及由此日渐取得的地位又迫使他有过之而无不及地继续维护这—错误而说了大多的、可怕的话，心太虚的原因吧。
其实大可不必。我算是中国人中间民族主义色彩较浓而又脾气暴躁的一类，但我心中还是希望石原之类的人能抱着真诚交往的心态前来，我会尽我所有，供最好的香茗、最好的浓酒来接待他们，并就许多问题进行请教、商榷。当然，可能还有最激烈的言辞。不过，这对于经历无数次口诛笔伐的狡辩者来说，当是小菜一碟。几个概念，诸如“民族霸权主义”之类的，就把我压趴下了。
因为不来，隔着那么一洼水进行讨教，怎么都有一种隔着军靴给人家搔痒的感觉。
但他们分明又是来过中国的，否则怎么咬牙切齿、赌咒发誓地说根本没有“南京大屠杀”？想必定是常在梦中，追随日军的铁蹄踏入了中国(不知在梦中，你们的军刀是否在日本还没到达过的中国西北、西南地区闪耀？)。那么，当时该提醒一下大日本皇军第六师团谷寿夫部，作好更加严密的屠杀计划，以免后来的国际法庭经过两年半的漫长审讯，开庭八百一十八次，记录四万八千余页，又用了八天的时间，宣读了长达一千二百一十八页的判决书上写明：“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以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毁了的尸体，以及投入长江或以其它方法处死的人们计算在内。”那么，想必你们也必然到过了731部队的活人实验室，那减压之后活生生胀破的躯体和扭曲的面部、痛苦的目光所透射而出的，难道是对一次“文明”的“进入”的证明？
按日本人惯常的表现，如果没有亚洲各国的抗议，他们恐怕是连“进入”别国都予以否定的了。如果万一真有这样的机会，如同用“进入”代替“侵略”一样，将用什么来代替“战争”呢？想来想去，也只有“大东亚共荣圈”这个词组最合日本人口味了。
将“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等同于“战争蹂躏”时的人权状况，更是无视事实的信口雌黄。这种违背道德的污蔑是对全体中国人人格的诋毁！中国人把日本侵略者赶走的那一天，人权状况就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具有解放性质的改变。无视事实的乱加污辱，难道是想再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战争“进入”，“临幸”我们的人权？一个国格如此不完善的国家是无权对别国说三道四的。
国格、人格的缺损，使某些日本人对于自己在现实中的错误视而不见不说，反而嘲笑别人。比如他们说：“好像是出于弱者的偏见，有人说日本向欧洲出口的丰田汽车与日本向中国出口的汽车的质量有明显差别，这真是令人喷饭的口实。”
对日本向中国出口车辆采取质量档次渐进的方法的无知，同样“令人喷饭”。
中国的确是个经济还不发达的弱国，这个“弱者的偏见”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日本先拿已经在欧美、日本淘汰的车型卖给没见过世面的中国。当中国人付完钱后，日本人说，他还有一个比这个档次更高的车。中国人又买了，日本人再拿出来另一个更更高档次的车，如此这般，商人的嘴脸与“弱者的偏见”便同时被表现了出来。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录音机、音响设备、录像机、电视机等等商品交易中。而同时日本敢向“见过世面”的欧美输出同样档次的车吗？
所幸的是中国人民已经醒悟了过来。
所幸的是，正当日本人沾沾自喜，沉浸在自己的欺诈战术中的时候，韩国以及西欧采取了更为高明的作法：韩国将本国生产的最先进的车打人中国，虽然它与日本高级轿车存在着差距，但比同时打人中国市场的日本低档车高级，自然受到中国人的欢迎。
德国“大众”是怎么进入中国市场的，还不是日本人认为，当时“中国连零部件的生产能力都没有”，导致日本错误地拒绝了中国要求合作的建议的结果。上海大众经过十来年的努力，终于成为中国汽车生产的佼佼者。日本惋惜还来不及呢！还在那儿为自己在汽车市场上的短视进行辩护。
那么我告诉你，一个“弱者的偏见”是这样的：我宁可乘韩国的低档车，也不乘日本的档次更高的车；韩国所表达出来的真诚已经在中国人面前弥补了他们技术上的不足，日本所表现的狡诈和诱骗也同样抵消了它在汽车工业的优势。
请回头问问日本的汽车大商们：对鄙人“弱者的偏见”是否有同样的切肤感受？
“日本同许多东南亚国家进行了经济合作，在资本和技术方面形成了共同系列，还有在这个区域进行战争的必要吗？”
发出这样的问题的，恰恰是东南亚国家而不应该是日本人。以此也并不能打消亚洲国家同样的怀疑。相反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必要，而是：你敢？！
海湾战争中日本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姑且不论，因为海湾战争本身的作用尚待历史证明和显现。事实上，美国试图在这场战争的阴影中抽身而出。就在最近，美国轰炸伊拉克很有可能使海湾战争的最终意义走向反面，日本又能有何作为？
用海湾战争来作为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理由太过勉强，而且日本参加海湾战争的目的，也并非出自什么让人敬佩的道义责任，而完完全全是出于对石油资源的需要，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
因技术的优势，而夸大它的作用，歪曲事实也是让人无法敬佩的一个因素。将柏林墙的推倒、苏联军事顾问从伊拉克的撤出，都归于日本高技术威慑的结果，更说明了日本人在看待历史问题时的片面。持这一论点的人，想必肯定认为自己完全可以拿着这个高技术摔倒相扑横纲选手贵花田的。
用毛泽东当年所说的，一旦核战争爆发中国死二千万人也没什么这句话，来说明中国的威胁，更是无稽之谈，强辞夺理。正如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时中国人风起云涌地抗击侵略者一样，假如外强凌辱，我们将继承毛泽东这句话中所表现出来的无畏勇气。这种勇气在世界各民族中具有普遍性。或许日本人除外，不敢承认战争罪行正说明他们已丧失了勇气和正义。
谁威胁了日本岛上的天然资源？中国有句话，叫“最怕被人偷的是贼”，不幸又一次印证了。中国的天然资源比本来就比缺乏资源的日本多得多，自己开发都来不及，还因此威胁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恰恰相反，历史上是谁在亚洲跑到别国去掠夺资源的？
中国无意领导亚洲，制造中国想领导亚洲的论调，只能说明日本想领导亚洲。但一个不幸的事实是：亚洲国家均认为，日本不具领袖的大度气质，不能让日本领导亚洲。日本在亚洲的不诚实和有石原之类的“军国主义遗留分子”作祟，日本对亚洲的威胁反而存在，这种看法是日本现实中的表现所致。在日本没有真正反省战争罪行之前，在军国主义没有被剔除之前，亚洲人民先请日本原谅：我们不得不存有这样的疑虑。
我无意掩饰我们的不成熟和弱小。相反，正是在承认这一现实的基础上，我们对自身的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表示了忧患。我们想最终成熟和强大起来，而这是一些日本人所不愿看到的。我们遗憾地看到了这样的煽动性言语：“即使世界由此被卷入了纷乱之中，也不会对中国的制裁有丝毫犹豫。”你跟中国有什么过不去？不就是中国人在历史上没有让你们的“进入”得逞吗？你反倒因此耿耿于怀、徒生报复之心了。想将世界卷入怎样的纷乱？不良的居心意图何在？这样不惜代价的煽动性言词，才是真正的“民族霸权主义”的表现。西方列强蜂涌而至的“制裁”，只能使我们回想起一个多世纪以前，日本混迹在列强当中，趁机对中国施行的掠夺。从明代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到“中日甲午战争”的耻辱，到日本侵华战争施加于我们民族的苦难，中国人的鲜血“滋润”了你们的侵略本性，难道到今天都没有丝毫的改变？那么，戚继光、邓世昌这样的名字，将是我们的唯一信仰，如同历史所昭示的那样，中国人的鲜血将最终凝固、淹没施加这个国土的所有残害。
所幸的是，人类(不包括石原类)已从历史中汲取了教训，西方纷纷从制裁中国的阵营中退出，并进而发出不一致的声音，也正是对这种痴言妄语的有力掌掴。
“天助自助者”，只能说明战后日本人民的勤奋得到了回报，而不能说明日本拥有正义和公理。正如李光耀先生所说的：“日本认定它有一个新发现——一个在战争中干了那么多坏事之后不配得到的发现。它喜出望外，决定不参加所有争夺实力的竞争，只去作一个富裕幸福的国家，现在它已经成为这样的国家了。”
与李先生所言稍稍不同的是：最近这个国家出现了石原所言的“实质性堕落和衰败”的迹象；同时，它也开始了“争夺实力的竞争”并试图取得一些实质性进展。
亚洲各国当警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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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龙子龙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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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特兰大——穿过时空的颤栗
大约是六年前的样子，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这么一幕场景：希腊的男女青年们站在克里特岛雄伟的海岸上倾听广播中传来的现场消息。那时候的我对奥运会主办城市的申办竞争和最后决定方法一无所知，我只听见新闻解说员在介绍背景：第二十五届奥运会两个申办城市——雅典和亚特兰大的最后角力结果将在广播消息中宣布。而那些满怀热情身穿T恤的希腊青年们据说已经非常自信：在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100周年之际，奥林匹克的始祖希腊、骄傲的雅典将当之无愧地接过奥运会的火炬。
然而广播里那个微弱的声音出来的时候，我看到希腊女郎脸上的笑容凝固了，我很难描写出她表情的变化——她肯定是毫无精神准备，因为她听到了“亚特兰大”那个词时，她仍保持着笑嘻嘻的表情，也许她精神松弛的状态尚未调整过来，也许她本能地觉得应做出镇定的反应，也许她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她觉得大脑一片空白。但是！一切都不能阻止她汹涌于心的无法抑制的悲痛！我不忍再描写下去，我觉得再写下去就有些像施虐快感的表现了……
我们没有料到若干年以后我们也会面临同样的处境和遭遇。
我忒烦那种人：只要看到别人爆发出感情就在一旁讥嘲不已。什么事都是这样，什么问题他都能高出别人半截。人一旦出现感情自然免不了出现一种不能概全的有点傻傻的心性，不管孩童和老人都会如此，如果说人类的这种特点都居然可以去蔑视，那么我倒要问问他们又是怎样的一类人？
刘心武在报告文学《“5.19”：倾斜之夜》这样质问评论界的“正人君子”们——他们破口大骂闹事球迷们“有损国格”。假如中国队输了球，全体中国看客都礼貌地站起来，一边喊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一面斯斯文文地退场。那么，别人会怎样去看待我们这样的一个民族？
而数年以后，一部似乎是更深邃更雄辩的《河殇》讥讽中国人赢了球就狂欢、就笑，输了球就哭、就骂娘。并且就此得出中国人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结论，希望给中国人刚形成的这种趣味一记响亮的耳光。有人当时就反问：怎么啦怎么啦，这又是什么样的“新观念”？难道帮外国球队使劲为外国球队痛哭才是正常心态吗？这种正常的人文现象对中国现代化又有什么阻碍？
搞不懂，真的搞不懂。
现代体育已经演变到这样一种程度：它不仅仅是人类精神的一种象征或者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有时候它几乎涵盖人类活动的全部内容。我们可以认定奥林匹克运动是人类大会，人类最丰富的最繁荣的盛典，人类青春常在的最大源泉。
那些对我们关注奥林匹克运动的举动持嗤之以鼻态度的“正人君子”们，我们不知道：他们能够给我们介绍一种什么样的更高级、意义更深邃的人类运动。
《我爱我家》里有一个噱头：居委会老太太急得歪歪斜斜地冲进老头儿的家的客厅，嚷道：“太不象话了，这节骨眼上，她居然躺倒不干了！”老头儿抬起头来，挪开报纸，慢慢悠悠地问：“躺倒不干了？——她没躺倒的时候又干了些什么呢？”
这段闲话可以奉送给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们：甭跟我们装，甭想让我们轻信，你没“躺倒”的时候能干出什么更令人赏心悦目的事情来。
我们为什么对奥林匹克运动有这般的沸腾热血，是因为我们对现代体育有了这样一种信念：它不再仅仅是象征，在一个特定的时候里它几乎代表了一切。
对中国青年来说，奥克匹克运动代表了我们的愿望，假如任何一个凡夫俗子能够有唯一的脱俗机会的话，那么这个机会则正是：奥林匹克。
这是一种纯洁的、不容伤害的愿望。
所以当北京宣布申办时，英国外交大臣和美国国会的反对举动令我们有一种惶惑、忧愁和愤怒的反应。顺带说一句，如果说西方认为“危险”的中国民族主义已经萌发成一种事态，那么——这种事态的发生应归功于西方欺人太甚。本来是没事的，没有教民的飞扬跋扈也就不会有义和团。——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外国政府、政治力量的反对信号，我们还是以一种极其关切的心情注视着奥运申办进程。“开放的中国盼奥运”，开放的我们同样热盼奥运。我想即使我们中间的激进分子也不会在这时候发表这种言沦：“我们应该反对申办奥运。我们该一起吆喝：‘北京没戏！’”也不会有人提议：“怎么样，哥们，预备——齐！‘北京……’”我肯定，若他敢叫唤，所有的入准会冲上去揍扁了他。
谁敢指责这样的万众一心是一种偏执的、可怕的症结？
于是乎我们申办。
在申办最后结果出来的前一天晚上，我们电台的一些同事聚在一起议论此事，为哪个城市最终获胜争执不已。有人提议打赌，赌注是现金，我非常有印象的是一位认为悉尼将取胜的播音员——名叫高峰，他平时酷爱赌博，然而这时他退缩了。他说：“何苦呢！万一悉尼胜利，我赢了钱也不会高兴呀。”赌局没有搞成，我们纷纷四散回家看电视，香港同胞和我们一起载歌载舞迎接那个历史性的时刻。
其实我已经有点事情不太好的预感。我倒没有把英国人、美国人的吵吵嚷嚷当回事，我觉得他们不过是做出了一种姿态而已。只是觉得我们前段日子的申办“热”得太过了，比起悉尼冷静而克制的申办行动，已经败了一着棋。如果从纯竞争因素上讲，我觉得这样来申办有点“傻”，败在这上面有点不值得。
那天晚上我专心看了北京提供给国际奥委会执委们的专题片，坦率地说：很担心。我尊敬老年运动，但为什么要把那些老年迪斯科充作影片的主旋律呢？奥林匹克固然是全人类的运动，但奥林匹克的美感在于她的年轻、充沛和力量。还有那些大杂院、黑板报，那些东西上得了台面么？要知道这可是广告公关！——这一切当然是缺憾，缺憾好像总在伴随着中国。不提这些了，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了，我看见北京市的领导满面通红汗流挟面地站在那里，他们似乎是尽力在憋住磅薄欲喷的泪水(也许这是场内灯光造成的效果)。我们所崇仰的萨马兰奇表情复杂地走上讲台。
妻抓住了我的手。
我不懂得英语，当萨马兰奇吐出“BeiJing”那个音节我便急欲跳起来——但被猛拉了一把。次日我看到美联社的一则报导，那陷入一秒钟的空欢喜的中国人何止我一个，天安门广场就燃起了几支烟花，看起来真像讽刺。
萨马兰奇深吸了一口气，张口念出成功者的名字——非常奇怪的感觉，许多中国人事后都提到有同样的感觉：在萨马兰奇吐字的前一瞬间我们已经知道了北京的命运！
“悉尼！”
六年后，当澳大利亚广播电视网采访作者时，我突然回忆起了那天凌晨的全部细节，我说，“悉尼”这个音节对中国人来说是太容易被记住了，好像这个音节有不可思议的回音，嗡嗡回荡了若干年。
穿过时空，我想起了希腊的海岸。
尽管我们尊重最后结果。但我们无法抑制泪水。当妻听到事后介绍的每轮投票的变化数字时，干脆抱着肩膀放声大哭。
谁敢取笑这种纯洁而高贵的悲伤？谁敢指责这种悲伤是“狭隘的、脆弱的、没出息的土里土气”的表现？
我无法安睡。拨通了悉尼的“押注”者高峰的电话，高峰喝得醉醺醺的，道：“别提了！看得老子痛哭流涕的……”
我意犹末尽，熬到早新闻时间。新闻报导了北京站候车大厅万目聚集，观看申办结果的情形，一位警察已经无法接受采访，泪水从他脸上滑落，他哽咽无声。
次日在重庆经济台的黄金时段里，异乎寻常地首播了一首《长城》，没有评论。
但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表现出了克制，尽管他们猜到了“无记名”投票的数字嬗变透射出的真实心理和反对力量。
这同样可以解释乔边的著名观点会传递到世界各地的原因。乔边说：“本来我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但是自看到北京申办奥运过程中美国和那些英联邦国家的表现，深感刺激，以后就慢慢地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了。”早期的一首流行歌曲唱道：“那天晚上，有美丽的月光……”——而那天凌晨，西方的幻像却消失了。
我们当然明白，绝不可以迁怒于悉尼。虽然我们也觉得悉尼代表的最后陈述：“我们申办了好几次了，若这次还不行，以后再也没心情了……”不免有撤娇的嫌疑。但悉尼的确是个不错的城市，我们祝愿悉尼举办成功。
但当我们目睹历史上最不成功的、贪婪和种族主义盛行、暴露出管理者无能和昏庸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后，我们不禁要把北京和雅典的失败联系起来看一看。我们请那些当年投票支持亚特兰大的国际奥委会成员面对希腊青年们，回答我们的问题——既然知道亚特兰大是美国最著名的不安全城市之一，为什么还要顽固地支持这座城市？
老实说：我们的疑点很多。
我们也难以理解：那本揭露国际奥委会阴暗面的书籍为什么不可以在中国出版。
同样的，难以理解那封留美学生揭露奥运会期间NBC种族主义语言和新闻暴力的致友人公开信，为什么不可以在中国报刊上公开发表。据说，理由是，其一，奥运会已经结束了，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啦……其二，私人信件发表在报纸上“不合适”。
这真是两项奇怪的理由。难怪知识界有人指斥这是新闻界某些人亲美心理在作怪。
中国代表团走人体育场，NBC主持人说：“听说中国体育界已经开始镇压服用兴奋剂行为，哈！这样他们怕是拿不到几块金牌啦……”
当莫惠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立即出现了低沉悲伤的音乐，主持人用一种凝重的调子说:“她的母亲一定想念着她、可怜的孩子……”
中国运动员在这里吃不好、喝不上、居住环境恶劣，作为东道主的美国人何曾表示过半点歉疚。所有上升的国旗都是星条旗，所有的旋律都是《星条旗永不落》，我们在屏幕上只看到美国人扣球、美国三流选手被欢呼。那些其它民族创造的辉煌功绩被隐去了，成为可怜的陪衬物。
这不是种族霸权主义又是什么呢？
当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煞费苦心地把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散布给所有的看客时，他们可曾想到：一场最广泛最肆无忌惮的种族主义系列剧即将在这里开演？
一个大国在国际盛会上如此丢乖露丑，令我们怀疑它还是不是一个“大国”？我们直截了当地引用一句艾伦·金斯堡的名句：
“美国是一个可耻的小国，
长满了狗××。”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本届奥运会在北京或中国的其它地方举行，又将是一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的电视播音员会不会说：“美国代表团出场了，他们代表团官员的那副轻狂儿，可实在不敢恭维……”我们会不会把他们的运动员赶到十二人一间的大房子里，说：“没有套间了！”我们会不会拒绝转播美国运动员站在冠军台上的情形，或把雄壮激昂的美国音乐换成《十面埋伏》？
相反，照顾外国人、格外照顾外国人倒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
包括贫弱小国的来华人员，他们历来得到我国政府的照顾。我记得越南战争期间，大量在华的越南侨民享有跟我国公民一样的权利，那个时候实行配给制，越南侨民的生活待遇甚至高于中国公民的生活待遇。
这是中国政府的一贯做法，中国老百姓从来不曾有过什么议论。
这哪里又是“不惜牺牲别的民族的利益来追求本民族的利益”？相反的，我们看到的却是“不惜牺牲本民族的利益来照顾别的民族的利益”！这种中国式的古道热肠有时候甚至到了几近于巴结别人的地步！
北京亚运会之前、重庆的天府可乐集团在市政府的支持下欲竞标亚运会广告权，全市为“天府可乐”筹集了约二千七百万人民币，当时一个城市拿出这笔钱来，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呀。然而结果怎么样呢？百事可乐区区数百万美元就将重庆市打个落花流水！这又叫人到哪儿讲理去？
我们照顾外国的利益还不算多么？
其实我们应该反思一下，当我们力主同“国际接轨”，为全人类的利益欢呼，而对本民族的欲望表现出克制时，我们应该好好看一看别人是怎么做的。一位长者对我说：“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值得我们学习。”“美国利益至上”在美国人那里、倒是没有人指责同人类现代化精神相悖。
一位体育栏目编辑说得好：“美国人只宣传自己而对他人的成绩不屑一顾，是所谓的‘大国沙文主义’，说起来也都挺狭隘的，但中国人与西方人彼此彼此，再多的怨言都能在同一血脉的贲张中化解，这是每个民族的根，也是每个人的根，爱国就是爱自己。”
难以想象：一个连自己都不爱、连国家都不爱的人，他会是一个纯粹的“天下主义”者？他会去爱“全人类”？
我们接触的英国人比我们还民族主义。
我们看到的美国人，那样狂热地、狭隘地、非常排外地爱恋他们的宠儿，无原则地爱他们的国家。应该惭愧于我们的共容风范，“爱全人类”的角色由我们扮演，是不是有点太自不量力？
所以还是多谈谈“中华利益至上”，少帮别人操心。
附文 令人作呕的奥运转播
【编者按】这是一位名叫克里斯蒂的英国小姑娘写给她在英格兰的朋友海伦的一封信。她对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情绪也体现了我们关于美国对奥运会的态度的看法。
海伦：
刚才我们还在忍受美国的亚特兰大奥运会新闻报导。真的，这决不是开玩笑，除了极端的偏见外，他们的实况报导简直糟透了。无聊，讨厌，令人作呕。而爱克萨尔(疑为美国广播员——译者注)居然试图做到政治上的公正，而且自称是在文化上不敏感的！我们观看了整场游泳比赛，仅仅知道了托德(美国队员！)是在第五泳道，而他的妻子正因癌症而病危。甚至使我们认为要参加奥运会，你必须符合下面这些条件：第一，你有一位近亲死于乳腺癌；第二，你的妻子或丈夫正在昏迷之中；第三，你在这几年里曾生了一个孩子，或者你刚重返体坛(因为两星期前你退役了)。
当比赛中没有美国人或是只有中国体操运动员在表演时，他们就播放了一些关于运动员的简短影片。如果讲的是美国运动员，那么你将听到她们是如何富有献身精神地辛勤工作；她们有一只玩具熊，起名叫“毛毛”(她们也只是很普通的美国女孩罢了)；她们的妈妈，或是祖母，甚至是邻居的大叔正因为长到肉里的脚趾甲的手术而受着并发症的折磨。她们的金牌是为这些可怜的病人赢得的。
但是，如果讲的是关于中国运动员，你就会听到，还是在她七岁的时候，政府就发现了她的天才，而她的母亲则为了国家利益奉献了她。“她的母亲牺牲了女儿”(他们就是这样评论的)，把她送到千里之外。接着我们就会听到一连串的问题：“她知道女儿有个朋友叫魏蜜旺(谑称)吗？”“她知道女儿是谁吗？”“她知道女儿害怕什么吗？”“她知道女儿在新学校里有200个小姐妹吗？”他们拖长声调说个不完，好像是在唱葬礼的挽歌，而背景音乐就是丁丁当当地响着的抑郁的钢琴曲。
与此同时，当你真的看到中国队员时，一群女孩中没有一个看起来是健康、快乐的。而相反的是，美国女孩一个个食欲过盛，精神好得简直需要一剂镇静药。你能看到那些中国女孩脸上写着的压力，看到她们的父母，让你觉得她们是生活在疯狂的父母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想中。而她的母亲正在忙着收割稻子。尽管她会夸耀女儿的成绩，但她可能根本就不关心女儿是体操运动员或别的什么。即使女儿受了伤或者可能再也爬不起来，她依然是那样爱着她。
美国的报导总是把别人最坏的方面给我们看。而你和朋友一起诅咒他们在奥运会上出丑。恨不得让他们在水里淹死，在场上绊倒，折断他们的脖子，让那该死的软球塞住他们的喉咙噎死他们！
现在讨厌的“梦之队”正在同安哥拉队比赛(毫无疑问，我们又将听到有关每位安哥拉队员的悲惨的征战故事)。本来我们正在观看体操比赛的，而一些美国人可能认为他们无法在这个项目上获得奖牌，于是把画面切向了他们肯定会赢的篮球比赛。而我们可能再也不会听到关于男子体操的消息了。
再说说发奖仪式，或许我该说说发奖仪式才对。本来观看奥运比赛的乐趣之一就在于能够看到不同国家的奖牌得主站到颁奖台上，看到他们在国歌奏响时的自豪和激动的热泪等等。而观在，好嘛，我们除了该死的星条旗之外什么也别想看到。只要不是美国运动员获得金牌，他们就不转播颁奖仪式、而我们不得不揪着心听“Ohsaycanyousee”(美国国歌开首句)。甚至他们得了银牌或铜牌的时候也不报导。噢！别想听到别国的国歌奏响！
看看他们的开幕式吧：
非洲国家入场了——“这又是一个没有希望获得奖牌的非洲小国。”(他们难道从未想过他们的600个人和这么多派来的运动员绝大多数根本没有希望获得奖牌？)
古巴入场了——“不知道他们中有多少人是打算回到哈瓦那的。”
伊拉克入场了——“这就是我们在海湾战争中所打的那个国家，他们可是有使用化学武器的嫌疑的。”
中国入场了——“不知道他们今年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他们正对违禁药品严厉制裁呢。”
接下来是开幕式上奇形怪状的服装：
“这些是彼得·明赛尔为当地的游艺团设计的，他住在一个名叫垂尼达德的小岛上。”
末了，当一些纸鸽子被带进场上时：
“这些鸽子是由屏幕上的女士制作的，她来自加利福尼亚州。这是完全由她亲自设计的，用了整整八个星期！”
然后就是关于她的全部履历，她从哪儿获得灵感等等。
八个星期？明赛尔甚至从去年就开始制作他的服装了。他花了一年的时问！所有的服装都是在垂尼达德岛上制作的，主要的舞蹈者和表演者也是从垂尼达德岛上来的，而我们所听得更多的竟是关于那些临时拼凑的镀铬小车的评论！
海伦，我还可以说得更多。你看，所有的罗马尼亚人都被描绘成饥饿的无家可归者。而美国的体操运动员则全是漂亮、活泼的精彩表演者。
中国运动员肩负着国家荣誉的重任，而美国人则只是为了“去年去世的母亲”或“差点在去年死去的妻子”。
“从我七岁的时候，我就梦想着夺得奥运会金牌！”胡说八道！看在老天的份上，没有人会在七岁时有这种梦想。七岁的时候，你所梦到的是冰淇淋或是第二天与小朋友玩耍。那根本就是他们父母的梦想！
这些人除了金牌外，对奥运会一无所知。他们以为在播放那些小影片和讲述那些愚蠢的故事时，他们是报导了运动员的人性的方面，而这是如此强迫！我们只要求转播比赛或其它的任何东西。只要求告诉我们体操运动员在做什么，他的动作名称是什么，他的动作难度与别人相比怎么样，不要告诉我们他有一个双胞胎兄弟，他每天晚上都和他聊天。当运动员在场地中进行比赛时，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无聊的信息。在有比赛的时候，我们想知道所有赛道的情况，我们想要的只是体育报导而不是神话传说。该发生的故事总会发生的。给我们展示各种不同的比赛，让我们看到不同的国家获胜。忘了你们那残酷的奖牌榜吧！它让我们离奥运精神越来越远。
我能为BBC(英国广播公司)做些什么呢？不错，他们也是有倾向性的(你确实看到了过多的马术赛事)，但那是他们不得不满足本国人的兴趣。我并不能因为NBC把这种倾向发挥到极点而责怪他们，但是比较起来，BBC会给你恰当的体育报导，一如他们报导别的集会。我的意思是当观看赛马时，你希望听到关于比赛的评论(比如他们已接近了五弗隆[英国长度单位，等于1/8英里]线，红瑞姆冲在最前面，纳瓦讷紧随其后等等)，而不是听他们介绍那匹该死的马简直像匹小雌马，它早餐吃什么，它喜欢什么颜色。
BBC会报导几乎每一个发奖仪式，会在结束时采访每一位获奖者，即使他们不是英国人；他们会向你介绍每个赛道上都是谁，即使只是预赛；最棒的是——没有广告！
你的克里斯蒂
(注：此信由美国友人转来时，就没有标明写作日期——编者)
龙子龙孙的选择
中国史在知识阶层看来，是一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于是有一种蛊惑人心的论调悄然滋长起来，这论调就是“分裂比统一好”。至今为止，我没有看到“分裂比统一好”思想的全貌，但我能够从零星的思想碎片里揣度出它的大致意思。
有人说：中国分裂的时代，往往是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的“黄金时代”——由此他开始向往着未来的岁月，向往着那个在分裂的废墟上诞生的“思想繁荣”时代。
问题是，未见得中国分裂期就是思想的繁荣期，我们可以举出“五胡十国闹中华”及五代时期的黑暗例子来。
而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从这个论断中看到了文人的趣味同芸芸大众国家观的悖论。文人的飞扬跋扈，文人们对民众朴实的忠诚观的蔑视，令我们感到作为文人的羞耻。
是统一好，还是分裂好？这一点根本不用煽情于民意。对于知识界来说，民粹的思想还是应该要一点的。
不管中国历史上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何运作，统一的趋势永远在压倒分裂的运动，任何统治者和他的臣民、军队都是在不懈地追求着国家大一统的目标，至少在道义上是这样宣称着的。项羽为什么失败？正因为他逆秦朝以来形成的中国统一大势而动，故他的失败不值得同情。
龙子龙孙的选择，首要的前提是保障中国的统一。当西方欢呼苏联的解体、谋求欧盟的联合时，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多么需要明辨“统”、“分”之争的是与非。
一个分裂的中国将比分崩离析的苏联更具有灾难性，分裂的中国人民会遭受更惨烈的战祸。
龙子龙孙们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着一个独立、统一、亟待完整的中国。现今的中国人民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台湾及钓鱼岛、南沙诸岛问题，——这些问题绝不是议题，而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及发展的前提。
为什么我们要指斥那些学理深奥的“分裂”论者为中国的国贼和罪犯？这不仅是一个纯洁的荣誉和道义问题。我们应从历史以及国际政治的冷峻现实中加以辨明。
首先，中国的分裂是否能够促进中国人蕴藏的精神的启动？答案是否定的。有言之凿凿者说尽管中国历经了苦难深重的近现代史，但不断涌现的英雄人物仍然从整体上“提高了中华民族的生存质量”。这是屁话，少数英雄人物虽令西方刮目相看，但并未改变中国晦气重重的命运。当外族凌辱不断，神州战火连天，任何远离富国强兵轨道的悲怆抗争绝无“质量”可言。如果说今天仍抱定这种观念，来认定中华民族的动荡和离析可以实现历史的进化和民族的更生，那注定会导致中华民族会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再落后一百年，这种落后会使中华民族成为永久性的落伍者和货真价实的劣等民族。为什么要如此苛责中华民族？为什么要在中华民族进入世界体系良好循环的伊始，以神秘而恶毒的诅咒打击中国人的信心？在他们眼里，中国人不可饶恕，中国人民即使再勤勉，也不能避免再次临受深重痛苦的命运。这种危言耸听的理论，实际上表达了少数中国人对现行权益分配的不满，于是乎借“痛苦的复兴”之名，来掩盖其欲壑难填之实。如果对这种出自沙龙的罪恶论调不加以剿灭，将来的某一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因哄炒这一理论成为世界诸民族中最可耻的知识阶层。
其二，即使“分裂”理论可以被视作一种有着反思和审视价值的理论——我们注意到一位意大利著名参议员以中国地域经济差异来探索中国分裂对经济发展的某些“好处”，我们猜测：这可能是“分裂”论者最重要的论点之一——但是观照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它的冒险性和危害性也会将中国人民带入灾难的深渊。中国和苏联不一样，一个家家户户拥有《普希金全集》的苏联，她的人民会因自由理念而选择各加盟共和国独立的道路。她会尽力使这种分裂之路变得安全和不伤元气。而一个全民族教育水平亟待提高的中国，会在分裂之路上面临什么样的灾难呢？首先，道德水平低下、弹冠相庆的新权贵们会将其精力放置于权力斗争之中，而置人民的辗转呼号于不顾。中国因其派系之争回复到军阀混战的老路上去，会涌现人数更多的立场迥异、各为其主的常备军，会在昔日和平的地区开辟更多的战场。本着“战争是高消费”的铁律，未来“前中国地区”的军队会无比贪婪地盘剥各地区财政、勒索各工商集团，人民将避兵如避匪——中国人民之间的仇恨将无法用岁月来消解。中国的财富将在一夜间化为乌有并成为国际商贷信誉的重灾区，世界各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将告诉他们的观众：“什么是二十世纪？为什么说二十世纪是人类仇恨最为深重的世纪？请看来自前中国地区的画面，它会生动地告诉你——什么是二十世纪。”可能某一个中国惨重命运的承受者和见证人会依此写下史诗，并藉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能某一个无力回天的政客会因其绝望的、令人心碎的努力获诺贝尔和平奖——如果说希望藉此机会以中国的痛苦来照耀人类思想的话，那么龙子龙孙们会唾弃这种可耻的“选择”。
龙子龙孙们正在意识到什么才是他们真正的选择。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二个世纪——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国现代化的肇始世纪。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列强的炮舰和舶来品双重轰击下缓慢启动的，而本世纪上半叶，中国不幸成为世界发展性危机的受害者，这个时期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抗击倒退和抗击民族灭亡的历史——与发展无关。这个时期中国“现代化”的进步成果几乎全部为战争机器耗尽，我们看不出5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乡镇与十九世纪末的农村乡镇相比，有什么令人可以觉察的进步。除了上海市变得更像一座城市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五十—年中国几乎没有可以做为广告标签的“进步”——可能知识分子的痛苦感和使命感有所上升，人民因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变得纪律严明和精神振奋，但中国的经济形态是停滞的，除了因战争锻炼出一个有纪律有理想的干部队伍外，中国的这五十年发展在人类的经济史、法制史、科技史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了本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现代化以崭新姿态重新启动，进行了一次结构性大调整，“赶英超日”口号激起了中国人的希望。中国并非封闭地发展，那个时候对苏联是全面开放的，在经济、政治、司法、教育等部门都推行苏联规章制度，“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现代化被大多数中国人理解为“苏化”。这种发展模式上的依赖使我们在中苏决裂后蒙受了痛苦的代价，直至反修防修掀起了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国民经济再度濒临崩溃的边缘。
七十年代末中国在停滞和危机后改弦更张，再次进行大调整，走上了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经济呈现出令人振奋的增长势头——这时候几方面担心出现了：一方面是对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担心，对片面追求高速度而对隐蔽的长期性负面后果视而不见的担心；另一方面是对“中国威胁论”的担心；还有一方面，是对“全盘西化”的担心。
如果说以上的种种担心是出于对中国命运的忧虑，那么，每个龙子龙孙应善待这种忧虑，并应同样为着中国的选择而殚尽精力。但龙子龙孙们坚决反对一切企图：一切以“针砭弊端”之名抹煞中国进步成果的企图，一切以“中国威胁”之名围堵中国、封杀中国的企图，一切以“国将不国”之名让中国重新回到封关锁国、左倾路线猖獗老路上去的企图——想搞倒退的人同外国利益代理人一样，都应被斥之为中国的国贼。
龙子龙孙们应成为中国上升的臂膀，为个人财富和国家财富而辛勤劳作。同时他们应寻求一种尊严，这种尊严不因经济的依赖而视为负面因素。龙子龙孙们明确现阶段的使命，独立、尊严、有成效的发展，应抛弃“尊严和财富二者不可兼得”的悖论。国家的尊严和国家的财富增长并非水火不兼容，正如改革开放与国家独立并非水火不兼容一样。
从世界意义上看，西方以征服和道德代价为基轴的文明形态已经发展到极致，而东方文明的集体意识、天人关系和道德伦理正在倍受关注；东亚的全面繁荣证明了东亚诸民族的民族声望正在上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应对自己在未来世界中的位置有一个充分的估计。
中国应在不消失民族特性的前提上构建自己良好的多民族国家形态，应鼓励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学潜力的创造，使所有的兄弟民族在文化质量上长足发展，再现盛唐民族伟大融合之梦。经济上对民族地区因势利导，必要时应授予更多的优先权。次南亚经济合作区域和中亚经济合作区将促进西南、西北民族地区的国际经济融合。东北地区也是如此。内蒙古的发展应以更多的工业投入使之成为发展规模可与内地沿海等量齐观的发展地区。西藏应继续得到以中央实力为后盾的优先照顾，西藏的文明应在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中起更大的作用。——这一切将保障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强大。
中国人的选择将立足于对国际关系的清醒认识。毫无疑义地，中国将与一切邻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由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人类合作思想，将绽放出永恒的生命光辉。中国将根据她的人民的愿望确立外交合作的亲疏急缓。中国应为未来的公正合作奠定基础，中国人的视野将放诸孙中山所说的“以平等待我”的国家或国家联盟，合纵连横的外交艺术将光大中华的文明智慧。
龙子龙孙将选择光明的中华大道。
中国威胁还是威胁中国
康德曾经这样昭示过世界：“武器的进步将使战争变得不可能。”毁灭别人，同时也会使自己毁灭，更会使人类毁灭的核武器出现后，康德的这一预言似乎在一百二十年后的今天，得以验证。但理性的康德似乎忽略了另一类危险：理性并非时时刻刻都在战胜着非理性，大规模的战争总由不惜毁灭自己的狂人发动这一点就是一个明证，当理想之光还没来得及威慑疯狂的时候，被膨胀的帝国野心驱使的国度，依然有可能使战争变为现实。
中国再一次选择了“隐忍”——需求一个安定、和平的国际环境的意愿太强烈了，以至于她表现得不如去年的法国，甚至不如今年的印度、巴基斯坦。她不愿意将世界的纷争引向自身，更不愿意提供一个别人所需的“破坏人类和平”的借口。面对有丰富的核试验经验的美国以“人类和平”这一堂而皇之的理由的胁迫，中国改变了自己防卫战略的重要一步。
随着中国宣布暂时停止核试验，并就此与美国达成协议，表明美、俄、英、法、中五个有核国家都已同意支持核禁试条约草案。最近联合国已通过了有关的决议，人们都长舒了一口气，因为核威胁似乎越来越远。
但未来的天空并不如所幻想的那样明媚，越来越有迹象表明，美国正借助核大棒来达到自己的霸权目的。这个霸权行径的重要一步，可能就是利用“中国威胁论”在亚洲布置核武器。
一、美国热衷核禁试仅仅是为了束缚别人
美苏核竞赛因冷战的结束而烟消云散。但在这场竞赛中拼命开发研制核技术并获得了巨大成功的美国，并不因此就放松了它的核威慑。出于霸权主义需要和因为在核技术上领先别国的优势，为了确保自己的优势长时期地保存下去，美国转而支持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这并非仅仅表明美国愿意在核武器方面保持现有的优势，相反，在核禁试条约全面签署之后，它将有可能在条约限定的试验对象之外，继续进行核试验。
核禁试条约的宗旨之一，就是阻止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开发新型核武器。但正如日内瓦裁军会议上，不结盟国家代表要求在条约申明确写上有核国家要承担放弃开发新式核武器义务，所显露出来的不信任和担忧的那样，美国正推行一项叫做“管理工作计划”的方案，试图在将来可能使用计算机来进行新式核武器的开发和试验。
这项计划预计在今后10年内将投入400亿美元，用于建设从事核武器开发的高技术装置。
美国政府对外的正式声明中声称，把这些装置进行的模拟试验同过去核试验的数据加以综合，再通过电子计算机进行模拟试验，以“确认现有核弹头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但显然这是一种掩饰之辞。其真实意图是在不进行核试验的情况下确定设立新式核武器的能力。把核武器爆炸分成各种因素，通过各个试验装置，力争实现在规模和精密程度上进行前所未有的模拟试验。
当这种模拟实验技术成熟后，美国一方面利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防止核扩散条约来束缚其它国家开发核武器；一方面自己可以利用已经掌握的大量核试验数据悄悄地研制新式核武器。
正如以前的裁军条约反而使美国的军备更加强大一样，美国继续在核禁试方面推行看似平等而实则不平等的、旨在限制别国的规则。除非它对彻底销毁核武器进行明确表态，否则，真正的核威胁就不会消失，世界和平的前景仍将笼罩一层核愁云。
二、美国所谓的“对抗扩散构想”，是为准备使用核武器寻找理由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已经将核武器作为未来打击力量的主要部分进行了计划制定。
根据1993年克林顿政府确定的“对抗扩散构想”这一战略，最近美国已数次表示，对于那些企图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国家，美国有可能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先发制人的攻击。
1996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宣布利比亚存在“地下化学武器工厂”，美国国防部紧接着宣布有可能对利比亚实行攻击。助理部长贝肯说：“有可能动用核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会使用B61核炸弹。”
与此同时，美国继续为其有可能使用核武器进行舆论造势。克林顿4月份访问日本，在“独立”号航空母舰上继续强调来自“无赖国家的威胁”。
最近，美国国防部长佩里在谈及“对抗扩散构想”时再次声明：“作为遏制力量，美国的常规战斗力和核武器战斗力不仅必须强大，而且必须明确无误地告诉对方：美国准备使用这些战斗力。”
另一个迹象更说明美国有可能为在以后的军事打击中使用核武器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原定的在二十一世纪初叶拥有核武器的指标，已由5000枚增到10000枚。在增加的部分当中有大量是供应紧急派遣部队使用的核武器。
所谓的“对抗扩散构想”，与美国“准备同时进行两场地区性常规战役的计划”一样，只是美国扩充军备的又一个无中生有的想象式的借口。所谓的“对抗”的实质，是美国自己寻找的对抗；同样，所谓“扩散”，也只是对美国霸权扩散的“对抗扩散”。它是美国逐步统治世界的一个进攻性构想，而并非是其表面上呈现的防御态势。
所谓的“无赖国家”，也不确定。从克林顿的语气中，我们可以猜度出目前美国称的“无赖国家”，大概包括利比亚、伊朗、伊拉克等国。随着时势的变化，这个“无赖”可以随时增加，必要时还可将中国、欧盟囊括进去。因为不是“无赖”的国家在美国看来，只有“美国”一个。
一国元首，公然用“无赖”这个字眼描述别国，在当今世界，实属罕见，在外交场合上，很少这样称呼对方。即便是某个国家的确“无赖”，那也是针对美国无赖的无赖；时易势移，不知美国将来与这些国家握手时，又将自己置于何种地位，或许美国为了保证自己的清白，不会与“无赖”握手，但这又透出了另一种阴险：美国将逼迫这些国家永远去当“无赖”，直到这个“无赖”分崩离析为止。
三、中国等有核国家和众多无核国家应积极制定反核战略
美国在核试验上抑制别国，发展自己，以及公开承认有可能使用核武器的策略，只能将核威胁的因素弄得更为复杂。如果说冷战期间的核威慑来自对立的阵营，尚因目标明确、不易妄动而能给人以些许安慰的话，现今却处于随时有可能到来的危险之中。目标的不确定性及使用的随意性同时威胁着人类的和平。
美国以全副武装的美国是“人类和平的需要”为由，以强于中国军费开支10倍以上的财力继续扩充自身的军备，现在又在核武器上大耍花招，再加上“中国威胁论”的制造和日美安保体系的建立，不能不使人有这样的担忧：未来有可能在西太平洋美军基地，诸如关岛、冲绳，布置近距离杀伤性核武器，对所谓中国的“威胁”施行“反威胁”，来维护美国在亚洲的霸权地位。
对此，在亚洲，中国唯有团结亚洲各国对日本进行施压，对事态的每一步进展进行前瞻性的密切关注，制定各类中长期的防御措施，比如迫使日本达成不建造核武器，不在本土布置核武器等承诺，以积极的方式来维护亚洲自身的和平；针对美国，应联合亚洲各国，与美国进行坚决的、不容置疑的对话，要求其承诺不在亚洲布置核武器，遏制美国在亚洲的霸权行径和扩张行为，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等五个有核国家以及众多的无核国家，应努力要求美国承诺不使用核武器，以及为逐步实现全球范围内最终彻底销毁核武器达成协议，否则，核大棒的阴影将继续笼罩人类的头顶。或许它最终不会发生，但美国以此要挟别国服从其霸权，则是肯定的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康德的话倒是得到了验证，不过这是一种悲哀的验证：武器的先进使战争变得不可能，而使不通过战争的霸权变为可能。
西方的“恐惧”
有理由认为，以“美国之音”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和某些权威机构，将《中国可以说不》说成是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民族霸权主义”甚至是“恐怖主义”，并非出于本能的震惊和解读上的误解，而是有意的歪曲，是继“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之后西方又一次人为地制造来自中国的“恐惧”的卑劣行径。
一系列民意调查结果和《说不》在神州的风行，使得西方不得不悲哀地检视：他们对中国青年一代几十年的苦心经营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他们可能觉得有些委屈——“孩子们，你们还年轻，我要纠正你们的思想。”当年的伏罗希洛夫就是这样大喊大叫的，然而与会者嘘道：“安静些，纠正谁的思想需要中央委员会来决定。”一旦他们意识到这种愤怒不是一项“时髦”时，他们便开始“反思”了。
但正如制造“中国威胁论”所昭示的西方不可告人的动机一样，他们的“检讨”和“反思”——如反思为什么“没有采取一种柔性的外交政策”所隐含的“狡诈”信号一样——并非真的希望美国外交出现革命性的转变，而依然是为了实现其目的而寄希望于技巧性的转变。
西方的恐惧其实也暴露了他们的真实意图。
“恐惧”之一：西方文明中心地位的动摇
如果说“二十一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她将以中国的崛起和强盛为代表”，这一言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那么《说不》无疑是中国青年为使中国未来的发展与这一历史机遇相契合而发出的?喊，这?喊之一就是：中国的崛起必须以中华文明的复兴为基础。
但正如强大孕育着危机，压迫孕育着反抗，西方文明一百五十年来对中华民族的凌辱，也使西方产生了一种害伯中国百年国耻后仇恨大爆发的集体恐惧意识。这种恐惧在西方文明侵略性实质显露之时就已产生，“别惊醒了那只东方睡狮”这一句拿破仑名言，就包含了这种恐惧心理。
在西方看来，永远消除这一恐惧的办法，唯有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来一次彻底地倾覆。但不管西方怎样极尽倾覆之能事，暴戾如“火烧圆明园”，阴险如“鸦片和梅毒”，百多年来的交锋虽使中华文明遭到了空前的破坏，但并末达到最终征服的目的。相反，以儒教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以其顽强的忍耐延续着生命的同时，又以其特有的兼容并蓄的风格吸纳着西方文明。虽然这一吸纳过程极其缓慢甚至时而发生几近覆没的灾难，但中华文明终于在二十世纪的末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展现了复兴的曙光。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展现不是以单个中国的崛起，而是以整个东亚地区东方文明整体复兴来体现的。
东方文明的复兴是以不拒绝吸纳和共容来对待人类社会所有价值的，许多东亚学者都有这样的共识。然而西方文明表现得恰恰相反，以血腥掠夺为前提而发达起来的西方，以推行“西方文明中心论”，否定其它文化价值的方式来维护其权威。就连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被西方作为一次倾覆机会来予以利用，“和平演变”就可以体现这一点。长期游离于“世界现代文明”之外的中国，近年来以不隶属于西方文明的的方式获得了巨大进展的事实，无疑是对自我感觉良好的西方的一次打击。
中华文明的再度崛起和她的必然选择，正在冲破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神话，也就产生了西方对现有地位即将失去的“恐惧”；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引入，也同样动摇了“全盘西化”理论的根基，它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富有与贫困非此即被的现有意识形态格局中，以非此非彼的第三种选择向西方文明体系发出了质疑和挑战，进而动摇了发达国家赖以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固有观念。出于维护其优势的需要，西方必须在中华文明最终崛起之前，用事实“证明”这种与众不同的崛起是“错误”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任意夸大中华文明落后的一面，而将中华文明继续排斥在世界文明之外，拒绝她与其它文明的交流和共生机会，为在现实中遏制中国的成长制造思想基础。正如查尔斯·克劳特哈默在《为什么我们必须遏制中国》一文中所说：“这场斗争没有意识形态成分。”
为了能够更好地压制这种觉醒，消除“恐惧”，西方将东方文明的复兴定性为对西方文明的“侵害”，以此加大西方民众的“恐惧”，其用心的确良苦。奈斯比特的《亚洲大趋势》，与其说是对东方复兴的关注，毋宁说是对西方衰落的警告。正如马哈蒂尔所指出的，将所谓亚洲的崛起看成是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倾覆，是一个“别有用心的阴谋”。
最近有一种言论，说未来世界可能将由“儒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共同主宰”，这其实也是一种耸人听闻的论调，言外之意就是基督教文明将被压制。这种将西方文明固有的侵略性推及于人，利用世界大势制造“恐惧”的做法，唯一的目的就是，通过混淆是非，制造敌意，来强化西方文明的中心地位。
“恐惧”之二：西方既得利益格局的错动
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中国以“中国特色”的道路取得的成就，在第三世界赢得了尊重并产生了积极影响，她用事实对西方文明道路的质疑，使西方发达国家制造别国贫困以维护其利益的战略受挫。同时，强盛意味着更多利益的获取，中国的崛起又恰恰发生在冷战结束，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重组的时期，西方会担心引发西方控制下的现有资源分配及政治经济格局的超常错动。
这当然是西方所不愿看到的，同时，这也与美国欲独霸世界的帝国战略相抵触。
美国最终的目标，并非其所标谤的那样，在“全世界实现民主自由人权的梦想”(布什语)，而是最终在全球建立以美国为核心和担任政治领导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帝国体系。事实上，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早在罗斯福时代，美国就确立了这一目标。罗斯福的顾问斯皮尔曼就曾明确指出：“我们早晚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废除各个国家的独立主权……这是为了美国的最高利益。”而美国的这个“最高利益”，在现实中，是以其不断扩大的战略性经济利益的获取来体现的。美国的战略体系无不以经济利益的最终实现为目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也是它在冷战中取得胜利的根本法宝。而苏联恰恰是因为忽略了战略体系中经济利益的获取，最终被军备竞赛拖跨而导致了失败。冷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强大，只有更加扩大其战略性经济利益所需的战略范围。由于东欧阵营的解体，西欧“近水楼台先得月”，确立了自己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和利益格局；而中东和平进程的显现，使该地区冲突逐渐减弱，在利益分配格局既定的情况下，美日联盟自然将目光盯向亚太地区；而确立在亚大地区的霸权地位，焦点就集中在东亚，特别是中国身上，如何更成功地制伏中国，就成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目标。
西方“恐惧”的目的：遏制中国
西方的这种“恐惧”，在其所炮制的“中国威胁论”及其类似的论调中，得以淋漓尽致的展露。
“中国威胁论”之所以在西方拥有很大的认同市场，其基本原因在于：一则，就思想意识而言，它只不过是西方长期精心炮制的“黄祸论”的翻版及其在战略上的延伸，具有所谓的“民意基础”；二则，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在现实利益上，中国的崛起所引动的世界利益格局的重新整合和分配，“威胁”了西方国家通过长期的海外掠夺和资本累积所赢得和创造的利益格局。
美国及西方“遏制中国”的战略，大致可分为“文攻”、“武斗”两种。
所谓“文攻”，即如我们所揭露的，利用意识形态及种族文化差异，误导民众，在世界范围内制造“恐惧”，孤立中国；用西方价值论的标准对中国采取“攻心战”，诱引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软化中国国家主权意识，分化其民族凝聚力，为分裂中国作意识渗透。
攻击中国人口政策及炮制“中国粮食威胁论”的用意即在于此。这两个论调的相互矛盾也正好反映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特别是美日联盟欲置中国于死地的丑恶心态。一方面，正如《说不》所揭示的，他们打着所谓“人道主义”大旗，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大肆攻击，给中国贴上“强权专制”、“非人道”的标签；一方面又不打自招地以“粮食威胁论”来制造恐惧。所谓“粮食威胁论”，意即中国未来宠大的人口将消耗掉本应属于他国人民生存的物质条件，这种故意“忽略”了技术进步及其它因素可以解决粮食增产问题的论调，其用意就在于制造世界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恐惧和仇视，为遏制中国制造“凝聚力”。但这一论调的荒谬之处还在于：即便如他们所愿地，将中国分裂，中国总体人数仍然是那么多，他们将怎么办？看来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依赖科技进步，增加粮食的同时用强权手段抑制中国人的消费；二是利用恐惧和仇视，采取人口淘汰计划，即实质上的种族灭绝，将这一所谓的“威胁”彻底消灭，不给中国人以壮大的机会，他们也就从此彻底摆脱了“恐惧”。因此警告中国人：不能对西方报有任何天真的幻想，否则中国人将失去发展自己的机会。
所谓“武斗”：即加强日美安保协作的同时，让日本跳出来，牵制中国；在东南亚各国中挑拨离间，加大军备竞赛力度；武装台湾，制造台独及西藏独立，激化中国民族内部矛盾，使其内耗增大，迫使中国走上原苏联扩充军备的道路，将中国发展经济的精力和资本引开，将中国拖垮。
对于日本来说，“遏制中国”是它在亚洲取得霸权的重要一步，所以它首先积极地参与炮制“中国威胁论”，以引起亚太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矛盾，孤立中国。
近年来，东亚地区如朝鲜半岛、中南半岛、中国南海、南亚大陆各种潜在矛盾被有意激发出来，就是美日联盟决定用地区冲突，遏制中国的表现之一。
总而言之，任意歪曲《说不》的影响，制造中国威胁已现端倪的口实，其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孤立中国。
近日来，“遏制中国”的战略不再那么响亮，但这并非说明没有这个战略或者这个战略已被取消。
中国需要一柄双刃剑
针对美日制造的“恐惧”心理及由此而来的“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的战略，中国必须保持高度的清醒和警惕。为保障中国经济持续的发展，中国必须祭出自己的“双刃剑”。在展开积极的外交攻势，利用政治、经济手段稳定周边国家的同时(中国政府已然在这么做)，必须利用美日联盟和美日欧联盟的内部矛盾，机智灵活地进行斡旋，这也是“反遏制战略”的宗旨所在。如利用美日贸易摩擦，根据时势不同，在进口产品上采取抑日扬美或抑美扬日的方式，用市场份额转化矛盾的爆发，使日美联盟进一步产生松动，使其“遏制中国”的凝聚力减弱，最终为其实质性解散制造动力；利用美、日与西欧的矛盾，大力开展与欧洲联盟的合作，积极引入其规模资本投入，加大欧盟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强度，迫使美日“遏制中国”的战略遭到中国之外的强力抵制，使其最终导向失败。这可以从《赫—伯顿法案》及《达马托法案》引发的西方之间的矛盾中看出端倪。
除此之外，军事力量的加强当属首要任务。但这必须提防陷入前苏联被美国牵着鼻子大搞军备竞赛的圈套。国防力量的制订应依据以下三条：中国必须首先保证不出现内乱的需要，保证足以震慑“台独”势力的力量，使其不敢轻举妄动，中国进行现代化的前提才不被改变。一旦“台独”、“藏独”得以实现，必然引发民族分裂的惨剧，而这是美国“遏制战略”的目标之一；二则是为了防止在美日挑拨下，东南亚国家针对中国领土、领海主权进行的挑衅；三是能够在稳定亚太地区中起主要作用，抑制、震慑各种潜在矛盾，在不使其激化的情况下，为和平解决这些矛盾，提供力量支持。
在朝鲜半岛、中南半岛、印巴问题上，应主动参与斡旋，将各种矛盾消化在中国之外，不使其变得对中国不利。对于日本力量的增长，特别是政治、军事力量，予以遏制。
同时，积极发展经济，仍将解决中国人吃饭的问题放在首位，加大中国西部开发力度，消除地区差异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注重国民素质提高，召唤民族凝聚力，使整个中国纳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道路，以经济的增长、国力的强盛以及民族的凝聚来对抗“遏制中国”的战略。
西方的“恐惧”，既是对其自身衰落的恐惧，也是对中国觉醒的“恐惧”，更是对中国崛起的“恐惧”。而中国的觉醒，正如《说不》体现的情感抉择所昭示的那样：是西方制造“恐惧”而对中国进行围堵的结果；同样，中国最终的强大，也会使西方最终认识到：正是他们制造的“恐惧”所引来的压迫，加快了中华民族的超常凝聚，而这，正是中国崛起并强大的唯一动力。
中央情报局：颠覆中国
有理由相信最近美国对华政策出现所谓的转机只是一种表像，中央情报局近日来的举动、显现了美国对华政策所谓的“保持接触”的实质和目标：继续“和平演变”，也就是颠覆，最终将中国搞乱，扶植亲美傀儡政权，进而控制亚洲，为其世界帝国的建立扫平道路。
人们应该记得六十年代，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被中央情报局公布后，在东欧引起了巨大动荡和骚乱这一史实。引发匈牙利暴乱及苏联出兵匈牙利的始作俑者，就是中央情报局控制之下的“自由欧洲电台”。它通过长期的煽动性广播，以“民主、自由”为旗帜，诱骗东欧阵营的知识分子和人民，通过近四十年的努力终于搞垮了东欧，将其变成美国控制下的西方经济的倾销市场和二流国家。
“自由亚洲电台”的建立、就是中央情报局这一成功模式的翻版。不过，它将比“自由欧洲电台”具有更大的煽动性，在利用广播这一媒体的同时，还将通过卫星输送所炮制的各种电视节目以及利用其它媒体，对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进行“攻心”战。
这一举措的落实，多少带有点恼羞成怒的意味，因为中央情报局针对中国所搞的一系列活动，一直都不很成功。大的事件比如：策动“金三角”李弥部队进攻大陆的失败；训练并输送国民党特务搞游击以致于自己的特工人员被抓；朝鲜战争错误估计中国不会出兵；训练西藏反政府武装进攻西藏的失败；精心培植的台湾“黑猫中队”的失败；越南战争没有能够切断胡志明与中共的联系和来自中国的援助；利用“文革”后期反红卫兵情绪搞乱中国的阴谋的流产；插手“天安门事件”反而暴露自己等等。
小的就更不胜枚举了。招募海外流亡分子，利用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特工以及曾在中国驻非洲、亚洲和南美洲各国的使馆内招募特工人员等行动也都不是很成功的。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前驻中国大使李洁明就一直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他因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成为中央情报局东亚处的新星。在布什任中国大使期间，李就作为中央情报局驻中国站站长来中国开展情报活动。到1989年，他已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了25年。正是他派中央情报局特工与天安门前的“敢死队”秘密联系，一手策划了营救所谓“民运人士”的“黄雀行动”，为这些人在大陆躲避追踪提供了扰频电话、夜视镜、红外线信号装置、快艇和海岸逃亡使用的各种武器。正是他告诉布什：这场学生运动不会达到美国所期盼的立即颠覆中国的目的。当他的过分举动受到美国人的攻击，要求撤销他驻华大使的职位时，布什曾为他辩解说：“他是我们在中国最后的监听站。”据可靠消息说，李在离开中国时，还发展了两名“民主人士”作为其最主要的特工，长期潜伏大陆。
相对于这些高风险、易授人以柄的举动而言，电台、电视这样的媒体无疑更具随意性、煽动性和摧毁力，更符合中央情报局长期以来奉行“心理宣传战”的原则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演进。
那么，“自由亚洲电台”将在今后的活动中采取哪些针对中国的方针呢？根据中央情报局及美国的惯常行为，不外乎以下几项举措：
一、鼓吹西方价值论，诱导个性膨胀，软化中国及亚洲各国文化的防御性能，摧毁其公共伦理道德和民族觉醒意识；以世界主义为掩盖，为其大国沙文主义的盛行营造舆论基础。
二、诱骗中国知识分子及人民策动政权分化；针对中国及亚洲国家现阶段为发展经济所必须采取的强调集中、强调整体的特征，攻击并摧毁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功能，鼓吹政治改革，将中国及亚洲经济引向混乱。
三、激化民族矛盾，制造中国等亚洲各国的内部民族斗争。增加其内耗，延缓并遏制其整体民族凝聚力的增长，使其发展失去内在动力。
四、鼓吹西方经济体制，以其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价格理论、高消费理论、私有制理论来瓦解社会主义经济自我保护机制，遏制其经济增长，在中国向市场经济借鉴过程中，以催生方式制造混乱，达到其控制中国经济，获取殖民利益的目的。
五、以贸易优惠政策为诱饵，在转让技术、资金投入政策方面攻击中国及亚洲各国的经济政策和应变措施、为制造其内部经济紊乱进行煽动。
六、分化中国与亚洲各国的紧密联系。在各国之间制造是非，挑拨离间，鼓吹来自中国的威胁，为孤立中国制造舆论。
七、紧密观察该地区各种动向，随时调整舆论方向，对中国及亚洲各国内部出现的各种暂时性紊乱进行舆论攻击，将每一个可能的动乱因子引向扩大化。
中央情报局的这一举动，比派遣数百名特工或几支别动队更具威力。“自由亚洲电台”的电波无疑是一张巨大无比的斗蓬、裹挟着各种精心制造的诱饵和无数大小不一的匕首抛向中国及亚洲各地。少不得会有那些过去的“民阵”、“民盟”的前精英们纷纷粉墨登场，针对中国人民进行煽动蛊惑，针对我们的学生、青少年展开诱引，以便营造美国在中国的未来基础。
中央情报局这一明目张胆的举动，凸现了美国在亚洲的野心，进一步暴露了其装扮在“道义”外衣下的推展世界霸权的心态。我们不难看到：在中央情报局的资金和威逼利诱下，亚洲地区的新闻“自由”将被美国的新闻霸权所笼罩。
当然它派出的记者也不仅仅满足于此，少不得继续发掘这一地区的民族败类为其服务。从蛛丝马迹中窃取经济、工业、政治、军事、文化、技术情报；资助这一地区所谓的“民主人士”为其?喊助威；继续炮制各类“吴弘达事件”，煽些阴风，点些鬼火，进行无孔不入的渗透；它也从此不必煞费心机地操纵别的媒体，制造一些小道消息，就像诋毁《中国可以说不》那样——有个人找到了张藏藏，声称中央情报局要告《说不》作者，然后台湾某报发布了这样的消息：《说不》的作者害怕中央情报局的控告——来间接进行舆论活动了。
同时，正如当年“自由欧洲电台”教导东欧民众如何偷越国境，然后将其训练为特工返回东欧，以及收买一些知识分子为其效力一样。我们也看到了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的令人悲哀的境地：呼唤、迎接并扑入美国怀抱里的结局，只是可悲地成为中央情报局颠覆中国的工具。
“自由欧洲电台”曾教导东欧民众如何使用武器，如何与政府进行抵抗，如何进行性爱游戏，不知“自由亚洲电台”还能搞出些什么名堂。不过凭中央情报局五十多年来形成的超凡能力，一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它会将这个媒体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为美国政府完成那些无法通过公开手段实施的任务。
另一个”颠覆中国”的计划，是美国自70年代起就制定好了的制造台湾独立计划。1971年中央情报局提出的一个报告中，建议美国推行一种循序渐进的支持台独措施，即逐步通过台湾政权台湾化的途径，建立由台湾人控制的代议制政府，将台湾问题国际化，然后，美国设法就台湾的地位问题与中国进行对话，最终确立台湾的独立地位。中央情报局已将希望寄托在民进党身上。台湾一旦独立，颠覆中国的目标无疑又放在了华南、华东沿海地区了。
但正如“苏加诺性丑闻”没有搞垮苏加诺，颠覆伊朗政权却使伊朗政权更长久地存在一样，首先将自己置于阴暗角落的最终结果，只能是被失败的阴影所笼罩；期望于阴谋诡计，也更说明美国在远离道义之后，美国文化智慧的衰变和影响力的日渐孱弱。
附文
中国人助长他们对外国人的恐惧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 迈克尔·谢里登
五位年轻的作者因为写了一部书名为《中国可以说不》的435页尖刻的、辩论性的书而名声大噪。它是敌视外国的偏见和新民族主义的混合物，跟30年代日本的言论一模一样。这本书通过了无处不在的中国政府的审查，而且在过去一个月里卖出10万多部，这是一个明确无误的迹象，表明它得到了官方的赞同。
与此同时，因首都天气炎热和尘土飞扬而呆在家里的电视观众被第五次播放的一部肥皂剧《洋妞在北京》所吸引。从剧名本身看，就不言自明了。传达的信息是明确无误的：外国人是令人讨厌的人。
这本书和这部肥皂剧都是中国畏惧和憎恨外国人的情绪在政府鼓励下不断高涨的迹象。
甚至据认为是一种国际亲善场合的奥运会也提供了一个指责美国和其它国家的讲坛，中国指责它们对中国运动员抱有所谓的偏见，而实际上中国运动员的表现不及一些人曾经期望的那么好。
亚洲国家的外交官和部长们感到忧虑的是，这样一些迎合民众的露骨表现，是走向更加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趋势的外部征兆。这可能导致在南中国海发生冲突，并使中国走上朝着愤愤不平的孤立主义前进的道路。
亚洲地区国家的一位外交部长问道：“它将在一项领土要求中炫耀其实力吗？我不知道。可是，我们不得不让中国人知道比赛的规则。”
写《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的年轻人会对上述的种种说法嗤之以鼻。他们喜欢把自己说成是“新义和团”。义和团是本世纪初在中国皇室支持下兴起的暴力反抗西方影响的运动。
这本书的书名用的是80年代日本的一本畅销书的书名，这是一种剽窃知识的行为。《日本能够说不》是由一位民族主义的政治家和索尼公司前董事长合写的，为了使西方知道日本能够在贸易和经济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
然而，《中国可以说不》主要是一种偏执狂的言论，而不是一种对贸易制度的讲道理的批评。它一开始就提这样的论点，即中国必须抵制美国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和文化上的“帝国主义”，以此对美国进行“反击”。作者们声称，美国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国际阴谋来阻止中国上升到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
他们还声称，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大力开展活动，如通过诸如向中国青年散发性指导传单来破坏中国的社会稳定。前美国电视新闻记者康尼·锺(音)被指责背叛自己的根，为损害中国的利益效力。她的罪过是写了一篇关于曾为北京当问谍的中国移民的调查性报导。
该书的一些章节中包含了世界其它地方的人们都熟悉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言论；它对来自好莱坞的一场“文化侵略”和美国的多国公司的剥削性投资政策的抱怨，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可是，该书的其它部分散发出一种真正的沙文主义调子，同时显示出对于历史的一知半解和对中国境外情况的无知。
例如，在提到19世纪的鸦片贸易时，书中把英国讥讽为“世界上最早的也是最大的毒品贩子”。关于美国人，作者们说，“美国人的举止是蛮横无礼、令人讨厌，而且是寡廉鲜耻的”。
无论是西方，还是日本，还是东南亚国家都没有想出对于中国几乎是对南中国海的全部水域提出的领土要求应该怎么办。这涉及到的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海上航道和可能存在的大量的自然资源。
亚洲的一位高级外交官说：“(局势)还没有开始沸腾。可是我不认为现状会持续下去。”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全世界将发现可以说不的中国意味着什么。
不负责任的文化贩卖
文化这个词所应有的高尚、深远、悠久和文明内涵至少在现今的美国已经很难体味到了。从人们既定的认知经验上看，每个民族(或者种族)所提供的文化内涵，应当代表着这个民族最高尚的理念和道德追求，以及他们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思考和贡献。但是今天，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悲哀地看到了对文化的另一个全新的解读方式：美国电影。这个解读的唯一表达形式就是：亵渎文化。
一、好菜坞：焚烧世界
多元文化这个词组什么时候蹦出来的，本人无法考究。但1986年我在上海上大学，整天迷醉于欧美文学及文化理沦的时候，还很难在有关美国的典籍中发现这个词。但近几年它被频繁地使用、论证，的确在表像上展现出美国文化的繁荣和平景象。你可以设想一下这样的美妙景象：五颜六色的图案由各个拒绝同化的部分构成，它们在民主和自由的旗帜下保持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和生命形成。
但我认为，自五十年代以来用于描述美国文化的另一个形象的词组“大熔炉”，无疑更贴近美国文化的本质。美国主流文化熔化、改铸、阉割各种弱势的异质文化的事实，使“文化多元”仅仅成为一种表像特征和美好的企盼。
我常常想，二百多年的历史会形成一个怎样的文化，它是否已具有深厚的根基？我不能妄加回答。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它们呈现的多元还是保留了很大程度的混乱和无序。二百多年的历史实际上无法将各种文化完全融合，它所铸就或提炼出的，是一种质地不纯，容易分化的混合物。
而这个混合物，最先融合到一起的，就是各种文化的娱乐功能，并且每种文化在扭斗的过程中所坚守的深远根基又反过来强化了娱乐功能的融合。
这种娱乐功能所具有的文化普遍性在好莱坞的电影中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和使用，又使其在推展过程中被各种不同的文化较为容易的吸纳。
这就是好莱坞电影得以传播的最基本的因素。
娱乐本无可厚非，但文化根基的差异与娱乐功能吸纳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又迫使娱乐功能进一步走向表像，这个表像在电影中表现为对视觉及听觉的刺激。商业利益的引入迫使好莱坞在这个向度上走向专业。于是，我们便看到好莱坞绚丽多彩的银幕世界。
这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令人悲哀的是好莱坞越来越陷入商业利益的漩涡，而将作为目的性的文化娱乐功能变成了攫取暴利的手段。于是，我们便看到了好莱坞以远离文化底蕴的方式“焚毁”着人类文明。
二、“不道德的交易”
现在这个手段开始侵害我们了。
在与美联社一位朋友交谈中，我们谈到了这个问题。我说：美国太不负责任了。他说：这不能抱怨美国政府。美国是个商业社会，为了商业利益，一切都是对的。美国政府没法管，也不能管，只能支持。我说：这难道不是不负责任吗？他无奈地一笑：是没这个责任。
没这个责任。
换了中国、法国，能这样做吗？拍个色情镜头，加上点暴力，随便给予别国。轻率地没有这个责任的地步。
因为大家需要。美国朋友又说。
我没话可说了。有需要，哪国需要，责任便在那儿，不在我美国。你们自己的人贱，你们的教育有问题，你们的国民素质太差，是你们自己的事，我管不着。
事实上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好莱坞发现大家爱看暴力、色情影片，便制作了一批。一个人来了，问：上回××片，暴力的，好看，还有类似的吗？有有有，比那部更烈，人头分家了……这部，最新制作，数码音响效果极强，F—16上阵，活剥人皮，大卸一百零八块，地铁大爆炸，外星人打白宫……
下一步该是强奸外星人或被外星人强奸了。
真不敢说美国人是不道德的，但可以肯定地说，美国人已不再维护道德。它的限制制度只限于国内，而对外不仅不限制，还夹杂在外交政策中强行推销，欧盟的抵抗就在于此。这种道德丧失将给全球带来怎样的危害，美国人是不是知道不得而知，但显然它是不理会这些了，他唯一愿意干的是蹲在家里数钞票。
甚至就连美国公众对来自好莱坞的精神污染也忧虑重重。《纽约时报》为此作了一个民意调查，发现美国父母最不放心的媒体是电视、电影和流行歌曲。84％的父母曾限制子女收看某些节目；64％的家长曾限制孩子观看近期的电影；52％的人认为影视中的色情内容导致青少年放纵；56％的人认为，影视中的暴力内容是青少年趋向暴力的主要原因。
《阿甘正传》是好莱坞送给人类的所谓“优秀精神礼品”，但这样的“礼品”有几部呢？甚至就连这样的精品中都含有道德丧失的影子，送给人类一个悲哀的信号：只有一个弱智者才拥有美好，而这个弱智者对美好善良的诉说无疑被正常人视为谎言谵语。
而尤其悲哀的是，《阿甘正传》又为好莱坞吸引了多少目光，好莱坞借此又推出了多少糟粕。
而更为悲哀的是，中国的电影院以及家庭里，正越来越多地上映这些糟粕。我们的孩子将因此越来越背离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与我们优秀善良的本质告别。
三、我们应“远离拉斯韦加斯”
当我们的电影公司打着“振兴电影市场，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旗号，将好莱坞影片占绝大多数的“十大影片”引进过来的时候，他们应该听听那位奥斯卡影帝达斯汀·霍夫曼在戛纳电影节上的慷慨陈词：“好莱坞出于商业利益制作的暴力影片是对电影艺术的亵渎……我以后决不拍任何带有暴力镜头的影片。”他们也应该想想那些劳作了一天的父母，深夜穿行于街道巷口寻找那些被好莱坞电影所吸引、沉缅于大小录像厅彻夜不归的孩子的焦虑。
我们为什么不引入那些对电影制作较为严谨、负责的国家所制作的艺术内涵深厚，探寻生命本义的电影呢？它对于我们这个电影工业相对落后的国家，仍是一个相当巨大的真空。
我们是否太关注于影院短期的商业利益，而忽略了我们未来的内心畸变？我们是否因为过于重视好莱坞，而为父母在教导孩子时，增添了来自世俗社会的阻力？同样，我们是否已在还不能分辨是非好歹的孩子面前，过早地替某些东西制造了某种社会趋向和社会认同感？
当欧洲联盟以及肯尼亚、新加坡、阿根廷这些国家纷纷禁止带有暴力、色情等不健康内容的好莱坞影片入境时，我们是否稍稍审视一下“十部大片”的引进，世界电影那么丰富，难道非得让好莱坞出尽风头？
我们是否再斟酌一下“十部大片”这个提法？它过高地“抬举”了那些影片的地位，相反地将国产影片的差距人为地拉得更大，让我们忙碌的民众只去等待它们的来临，怀着一份真诚的仰慕体味一场激烈后的空虚；而在没有观看国产影片之前，就将我们编导的辛苦归之嗤鼻，进而影响我们正常生活中赖以生存的自信？
我无言以对，相向的不负责的文化贩卖将我们归于无奈，在没有一个明确的措施和清醒来临之前，我只好这样无力地发出被视为“杞人忧天”的号召：
中国的父母们，为孩子负点责，并教他们以责任吧。
附文
反美作家们说：“让我们焚烧好菜坞！”
香港《南华早报》
不久以前，张藏藏还是一个学生激进派。他尽其所能阅读一切关于美国的书籍，整日倘佯在西方的意识形态领域中。他支持主张民主改革的学生运动，而且对于美国的一切都抱不批判的态度，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国崇拜者。
今天，已彻底改变了看法，他对他所认为的美国欺侮中国的行径以及美国文化无处不在的毒害越来越痛恨。
他抱怨说：“美国人不尊重任何人。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离上帝最近的国度。上帝私下里轻声告诉美国人，让他们告诉世界该做什么。”
于是他和一帮义愤填膺的年轻人组织起来写了一本书表明他们的反美观点。
题为《中国可以说不》的这本书，第一版印了五万册，数周内就卖光了，现已计划印第二版。
这本书鼓动中国用武力收回台湾，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冒对美国开战的危险。书中有一章题为“焚烧好莱坞”，提到要阻止美国文化的消极影响。最重要的是，此书极力主张中国应勇敢地对抗美国，而且对于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的任何一种行径都要说“不”。
此书的另一位作者宋强解释道：“我们想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事实：他们有许多选择，包括战争。”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变得心软了。我们担心中国人的想象力会被美国的文化侵略所毒害。”
这本书的观点似与当前中美关系缓和的局势不相融。
作者们强调他们的书没有得到官方的操纵。但在中国，未被禁止至少意味着当局不反对。
此书鲜明的反美论调是否真正反映了广泛的群众意见，则难以断定。
这本书由五位近三十岁左右年轻的作家和诗人写成。他们都没去过美国，而且只有一人会说英语。
这本书的题目与1989年出版的题为《日本可以说不》一书相呼应。《日》一书是在日美贸易局势最紧张时由民族主义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和前索尼公司总裁盛田昭夫写成的。
以民族坚韧和智性对抗美国霸权
克林顿在唐人街兴致勃勃地尝吃中国月饼的情景多少有些暖昧，他冲着摄像机的微笑中或许真有几分难得的发自内心的轻松与欢愉。但一个事实是，当他进入一家韩国咸菜店尝吃咸菜时，那股突然而至的咸味会造成他面部肌肉的微妙变化，但他的身份令他继续保持这种微笑。
笑得熟悉、神秘、矜持而又职业。
犹如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神秘得还只是迹象而已。
但无论是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还是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的暗示，还是高层官员访华的举动，都只不过是大选临近时的策略而已。美中关系是否就此开始走向正常化，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但只要仔细考察一下以往美中关系的痕迹，它所透射出的根本性分歧，就使人无法对短时间内实现正常化抱有乐观态度。相反地，实现正常化必然引发的巨大扭动和遭受的阻力反而透出一种悲观景象。冷战后至今，美中关系不规则甚至混乱错动的现象，我认为是由于美国出于意识形态的歧见惯性和故意保持这种歧见，同中国越来越显示出的不容置疑的强大二者之间冲撞、引动的结果。这里，我们暂时抛开美国对华政策的实际效应和目的，是将中国导人分裂和动荡这个问题的探讨，先来看看美中关系正常化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而实现正常化的唯一道路，只有在美国消除意识形态歧见、正视中国崛起的现实条件下才能实现。为此，美国应该在如下问题上重新审定现今对华政策的方方面面。
一、真实与谎言
美国应从冷战中吸收的一个经验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并非铜墙铁壁、堡垒森严的。尼克松访华，将中国作为平衡抑制苏联扩张的重要力量的历史，说明人为的意识形态对立因素在现实基础上可以降低甚至改变。前苏联斯大林主义的扩张与美国的反扩张，其实并非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而是共产主义被异化被利用和资本主义利益的扩张矛盾所致。出于冷战需要而设立的意识形态对立本身就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将此继续运用到对中国的政策中，是一种末加分析的惯性使然。
苏联的解体使美国的地位突兀而孤立地显示出来。美国被快感和失落同时包围，追求美国优势和控制世界的心理因没有了比照对象走向茫然甚或是病态，使其无法正视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和要求平等对话的声音。
美国前期对华政策中的歧视性，正是这种病态心理的使然，如果不加以改变和消除，就为美中关系实现正常化带来本质上的障碍。中国作为独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对市场经济的借鉴和切入，以及一个非西方国家的崛起的现实，实质上给美国和西方提供了一个总结冷战教训，尽快摆脱冷战心理所带来的孤立主义情绪及经济衰退的重大机遇。如果死抱冷战心理、意识形态歧见不放，被耽误的将不仅仅是中国。
二、傲慢与偏见
美国政治体制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民众基础对政策走向的影响很大。这是美国长期标榜民主的一个例证。但问题是：这个民众基础是否是制定政策的绝对的、唯一的依靠。
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都认为是基本可靠的，因为美国的信息十分发达，民众每天所获取的信息足以使他们在认识问题上走向全面。
但实质上却不尽然，比如在新闻获取方面，张藏藏在描述西方新闻自由时，用了一个很形象的字眼“新闻暴力”，道出了西方新闻自由被庸俗新闻观所充斥的实质。
冷战观念的延续，使美国一些新闻媒体不能正视中国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忽视了中国社会经济体制、内外政策方面的开明化方向改革的现实，对中国的敌意性报导反而加大。中国的进步几乎极少被提及，而被认为是消极、或不好的事却被大肆渲染、丑化甚至捏造。这样的事屡见不鲜，已成为对中国报导的主流，在美国及国际社会上给中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涉及到中国内外政策的解释，更是信口开河，荒谬不已。从政治到体育，从生活到改革，从人口到环境，诋毁性的言论甚嚣尘上，鲜少肯定、理解和称赞。
相反，一些肯定中国的言论却被视为异己和怪诞的，迫使那些对中国看法较为公允的学者缄默其口，不能畅所欲言。
政治上更是如此，一些蔑视、诋毁中国的言论往往引得一片片的掌声，而客观评述中国的言行弄不好就会使自己失却支持。
其它的信息渠道比新闻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同一言论的数次贩卖，使反华、仇华心理得以根深蒂固地培植、孕育、成长。就连好莱坞电影里都处处充满了蔑视性言论，坏事总是“让那个中国人去办”，中国大陆去的不是特务就是黑帮，往往跟在黑手党后面干第一件坏事，而且像无足轻重的傻瓜一样的死去。
这种持久的错误的舆论导向，必然在民众中制造出极端不正确的仇视心理。冷战已在美国民众心里造成了西方与非西方的严重对立，使其不能客观地看待其它意识形态、异质文化的崛起，而将其简单地、先入为主地认同为一种反潮流的畸变，从而拒绝接受、吸纳和共容。新孤立主义的崛起正是这种心理背景长期存在并弥漫的结果。
另外，由于历史上的殖民因素造成的种族歧视，也因冷战心理的蔓延和长期浸透，而呈现越来越严重的态势。原来对本国的有色人种的歧视，被针对现在的来自非西方落后国家的有色人种和拉美裔人种的歧视所代替，美国及西方民众因此不能理性地看待非西方国家现实。
在这样的民众基础上所建立的对外政策，其公允程度可想而知。不仅影响了与非西方国家的正常交往，反过来导致美国无法正确地把握自己的走向。作为民众自大心理的体现，不顾别人利益的霸权主义就是极有力的说明。
从这一点上来说，美国的当务之急应该是从公正的、道德的新闻观上着手、纠正民众意识的偏航，引导民众善意的、正确认识中国及其它国家所发生的经济革命，以及由此引动的国家及民族地位的上升，客观地、正确地认识美国的地位和美国的危机，杜绝孤立主义的蔓延。
三、让中国走自已的路
其实，美国只要稍加体察，就能理解中国及其它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在加入世界性贸易组织和地区性贸易组织时的苦衷。
这样的体察无需审视别国，从自己身上就可以找到类似的情况。
美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中，坚持保留对农产品的进出口限制等问题的心态。虽然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心态不尽相同，但至少是可以比照的。我们不能妄下断言地断定，美国是使用了强权还是确有可以这样做的现实依据。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理由，比美国保留农产品进出口限制的权利更为充分。
以己之所为，度人之所求，应该能有个公正的心态。否则，只能被看成是无理取闹，或者根本没有合作的诚意。
在亚太经合组织等问题上，也是如此。理智地，用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应有的风范去处理这些事情，坚定不移地遵守并奉行双边和多边贸易政策，在共有利益的基础上获取美国利益，应该是美国最基本的方针。而不应该按西方一贯所坚持的范式来要求中国，一则那样的路和轨道的确不适合中国的发展，这已被中国的过去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所证明的了；二则大家也逐渐明白了，中国如按西方的要求走下去，也没什么好果子吃，西方也并非什么“仁义之士”，也不是为中国人好。几年交锋下来，中国也长了几份见识，知道美国、日本肚子里尽是些蛔虫，没有多少好货色。倒也有一个收获：美国等再端来什么“好东西”，中国的老百姓都会仔细掂量掂量，或者干脆剥开来看一看，不再轻易上当就范了。
但正如前面所说的，美国一时还无法就这些问题摆正自己的位置。因为这个国家的“民意基础”已经在长期的冷战中产生了偏转，期待美国民众的醒悟无异于白日做梦。
有心要进一步提醒的是，我们必须在以下三者之间做出我们不得不进行的选择：
1．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实际作用下，走向衰弱、动荡甚至分裂，将我们起码的骄傲和自尊丧失殆尽，放弃我们民族的发展机会；
2．在倍受挫折之后，以增强了的国力向美国及西方挑战。
3．积极寻求多种对话渠道，在拒绝无理要求的同时，涤清我们思想的迷惑和天真；寻找国际社会与中国之间互相协调、容纳的机会；以双边和多边贸易为主导逐步进入区域经济合作领域，营造较为宽松的经济氛围。
我想，大多数人都愿意选择第三条，但这无疑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建设之路，它不仅需要我们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更需要我们对本民族崛起的耐性和运用我们古老文化所孕育的深厚智性来达到这一目的。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现今的中国无疑十分需要这样的清醒和豪情来指导和鼓励自己。
同样，“让中国人定自己的路”，正是在这种豪情和清醒之下，将中国现实与世界进一步契合之后，必然选择的谦逊姿态和交流宗旨，这会使我们赢得更为广泛的支持和尊敬，在举步维坚的国际环境中走好自己的崛起之路。
重申一句：理想和道路需要坚韧和智性来完成。
与美国练“太极”
在谈及中美关系时，有许多人有这样一个疑问：美国前总统布什说：“美国原则上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统一、稳定和繁荣的中国。”但另一个迹象表明，美国的战略在于：遏制中国，最终搞乱中国。那么，美国对中国何以产生目前这种混乱？美国把中国搞乱了对美国又有什么好处？
这个问题的确很难回答。
因为克林顿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模糊和混乱，恐怕连克林顿自己都无法清晰地加以描述。
“原则上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这句话本身就充满了矛盾和不确定性。什么叫原则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如果这个原则存在，一系列明显的举措又分明与这个所谓的“原则”所希望的相悖，那么是否可以说明美国现在的对华政策是非原则的。那就太可怕了。非原则另一说法是非理性，是感性的、随意的、甚至是轻率的和脚踩西瓜皮式的。这倒多少透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了。
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来说，不是时候。偏偏赶在冷战刚刚结束，世界新格局尚未凸现的时刻。这个12亿人口的大国迅速地展现并且要求强大起来，西方的一些人士开始担忧，中国的强大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会在相应的能源与利益方面，对西方既得利益构成“威胁”。于是，我们便看到对华政策中实质性的压制及遏制中国的举动。
促使美国及西方一些国家在对华政策方面出现所谓“原则性”思考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价值问题。冷战结束，中国作为对付苏联的政治势力的平衡手段，已经没有了使用价值与意义。相反地，由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惯性使然，中国成为热衷冷战者的“眼中钉”，一天不拔掉这个钉子，他们就一天不舒服。但中国改革开放引来的思想巨变，市场经济的有效吸纳，无疑又将这种陈旧的意识形态之争，实质上演变成了文化的角斗，简单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理念之争已无法说明这场斗争的深刻与壮烈，从另一个向度上，迫使西方压抑中国的政策变得无力而且矛盾。
喻权域教授就曾在《中国可以说不》的后记中，深刻地揭示了美国及西方的这种矛盾的根由及其表现形式。
将这些矛盾的政策进行整合之后进行辨析，就不难看出，所有政策背后隐藏的不能平等对待中国的实质。它的出发点都只是基于控制、操纵中国，然后从中国获取最大利益的目的。
这种矛盾的根源还在于，对未来走向的不可知。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发展态势至今仍不明朗，它在下个世纪会成为怎样的国家，连俄罗斯人都觉得迷惘，西方的分析家们就更是众说纷纭了。但无论其结局如何，美国都将面临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如下的假定分析中看出一些端倪：
一，俄罗斯走出困境，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强大国家。
美国人却并不能因此夸耀自己的冷战终归还是有意义的，毕竟出现了一个“富裕民主的大国”嘛。相反，历史的澄清会导致人们对冷战意义的怀疑，四五十年苦心经营的这个格局有没有意义？而且俄罗斯的强盛会重新将分裂出去的各国，乃至东欧紧密地联系起来，到时说不定又是一个麻烦。俄罗斯的强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仍是美国的一个威胁，而且这个威胁要比原苏联大得多。原苏联的精力不仅被冷战所消耗，更被控制内部巨大的离心状态所消耗。分裂反而造成了凝聚的每个单个国家，他们可以较为安心地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部分之和大于整体。基于历史的缘故，未来走出困境的俄罗斯与原苏联其它共和国以及东欧，弄不好会在最大限度地总结历史教训之后，结成一个比现在任何条约都紧密的同盟，在世界格局中重新确定自己的地位。美国人说不定叫苦都来不及的频繁地坐在谈判桌前。
二，俄罗斯成为美国及西方控制下的二流国家这一想法越来越不现实。
美元在俄罗斯的发展中，会起十分重要的作用，俄国人因此也会暂时放弃一些利益。但俄罗斯不是日本，它甚至比中国还强硬。这种强硬已经引起了西方的忧虑，在一定程度上消极地对待俄罗斯的发展，对这个走向不明的国度的发展早早予以预防。所谓“西方放弃了俄罗斯”的论调的出现就是基于这个原因。美国曾一度在对俄贷款上犹豫不决，并进而搞了针对性极强的北约东扩，将原有的俄罗斯与西方若即若离的状态进一步导向了疏离。刚刚结束的俄罗斯大选，叶利钦的勉强获胜并没有使西方吃下定心丸。一则叶利钦本来也并不怎么听西方的话；二则，久加诺夫及其它候选人的当选后果对西方来说都是爆炸性的。俄罗斯未来的走向更加无法预测，想控制它，比颠覆前苏联艰难得多。
那么，看似失去了平衡作用的中国在未来的价值就很难断定了。如果将中国搞乱，但强盛起来的俄罗斯势必也要伸手进来，美国和西方在全球的利益格局将被打破，因为对付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俄罗斯要比对付中国艰巨而危险得多。
西方这种矛盾在短时间无法清除的同时，西方阵营内部又爆发了诸种不和，甚至出现了对立。法国空中客车的欢呼与波音777的失落，《赫—伯特法案》、《达马托法案》与欧盟的反报复威胁等等利益之争接连上演，使人们看到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冷战结束后的利益分配上不和谐的端倪。
其实，只要稍加分辨，隐藏在西方对华政策背后的利益因素便显现了出来。西方对华政策的不连贯及矛盾，正说明了矛盾的核心在于：如何从中国获得利益？应获取哪些利益？多大的利益？怎样既不让中国太强大，而又要保住中国这块市场，还要为未来可能出现的不测留有回旋余地？
而这又透出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歧视性：它根本没有把平等放在第一位，或者说它根本就没有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并做明智的选择；它完全是从资本的掠夺性角度出发来考虑间题的，至于中国人的“利益”，那也是为了确保这个市场的存在需要所必须配置的基本部分。
这种歧视性的、实质不平等的政策下，中国无疑成为一头奶牛。留些基本的饲料，汲取鲜美的牛奶；如果有一天这头牛不让挤了，死活靠不近身，或者干脆不产奶了。牛的命运也就只有一条死路了。
而最终愿不愿意做奶牛，则要看中国人自己的了；在这个奉行“弱肉强食”这个强盗逻辑的时代，我们必须清楚：无论美国对华政策怎样混乱，但它唯一明晰的目的，将是如果把中国变成一块肉，一枚手里随意运用的棋子。无论美国怎样的威胁加利诱，我们都应报定发展自己的决心，不被吓倒和诱骗，与她练一场“太极推手”。
“亚美利加，你何时才不辜负千百万托洛茨基信徒对你的信仰？”
当爱伦·金斯堡在五十年代满怀激情、感伤甚至那么一点酸涩的暖昧发出这样的吟唱时，绝对没有想到，四十年后它已完全变成了绝望的呼喊了。越来越明显的对人类文化价值的背离和钮曲，使这个曾经以精神和物质引发人类梦想的国度，愈发呈现出荒漠的末日景象。
五十年代所造就的文化辉煌使之在六十年代就萌生了人们的怀旧情绪。冷战格局的出现、使一切变得清晰、有目的，对共产主义的猛烈讨伐启动了这个国度对价值意识形态的狂热探求。虽然核战争的阴影笼罩着人们的头顶，但二战的胜利和世界阵营界线分明的对立却反而造成了蓬勃向上的欢乐氛围。州际公路将农村与城市连接了起来，新技术的突飞猛进和传统观念潜移默化的改变，使人们对每天的新奇赞叹不已。虽然政治上的保守仍占主流，但美国是否需要变革的激烈争吵响彻校园，为美国孕育了政治触觉十分敏锐的一代。
浸礼教政治无处不在，使每个现实问题都被转换为抽象的道德思考。对全人类处境的由衷关怀，使人们高高仰起的头颅在思想的深处久久徘徊，对个人命运的关注甚至变得无足轻重。人们被情感和观点所陶醉，探索世界的兴趣激扬了整整一代人。
但狂热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对“异己”人类力量的恐惧同时为六十年代乃至以后的美国埋下了不安的因子：黑名单、工会清洗、恐怖、恫吓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后来的幽灵麦卡锡主义。“当今的时代是随大流和消沉的时代。”梅勒并非主流的声音道出他的忧患。“一股恐惧的臭气从美国生活的每一个毛孔中冒出来，我们患了集体崩溃症。”这样的描述不幸已成为九十年代的美国现实。
五十年代的美国人肯定无法认同现今的美国。尤其是在道德上。今天的美国官员，可以在新闻发布会上大谈特谈对第三世界的援助中美国获得的利益：“对于我们来说，投入的每一分钱都收到数倍的回报。”没有一点羞涩的作态。要是五十年代，这会马上招致骂声，他会在一阵阵震聋发聩的“卑鄙”声中灰溜溜的滚下台。而现在，为美国人民赢得了看得见利益的光荣使他无比陶醉，不再思考道德与否的民众也会马上将选票投向他的腰包。
美国已完全从一个曾经拥有正义的国家，变成一个完全被利益驱使的政治奴隶。即使偶尔表现出的一丝“正义”，也不过是利益的巧妙隐藏。
自由主义的弥漫引发了人们的迷惘和信仰危机，越战的沉重代价使人们对冷战的意义发生怀疑，而尼克松的政治欺骗玷污了民众对政治领袖的信任。美国社会变化的轨道清晰而又复杂。里根遏制甚至颠覆共产主义的目标从某种程度上吸引了人们对自身命运和社会命运的关怀。但冷战的结束又使人们失去了目标，布什还可以打一仗，而克林顿将以什么来聚合人们的注意力呢？
于是仍旧把美国利益搬了出来。
冷战的结束、信仰的严重危机、经济衰退、种族危机同时集结在克林顿的案头。克林顿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没有主要矛盾，但各种矛盾随时都会引发危机的最麻烦的总统。
过分沉溺于世界大事的美国人开始关注自己，而这种关注的表现方式即是从世界获取利益。因为长期的“国际宪兵”形象已使它重负累累，觉得世界欠它的太多。美国的所有的政策也就实质性地转变为获取利益的工具。
从美国对华政策和态度上，就能看出美国的这种转变。
抛开尼克松的道德污点，尼克松无疑是个极具深邃目光和远大魄力的政治家。他与中国握手的非凡勇气和智慧，将冷战历史导引到一个新的格局，不仅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铺设了道路，更为不同意识形态的共存铺开了现实之路。“美帝”第一次变得亲切起来，渐次来到的信息累积了中国人的向往，以致于八十年代我们读到金斯堡的《美国》时，为他发出的疑问而疑惑不解，美国不是早巳成为“托洛茨基分子”的理想之地了吗？“托洛茨基分子”追寻的难道不是美国精神之梦？虽然间或两国也有些争吵，但友善、道义、真正致力于人类精神解放的美国在我们年幼的心灵里，还是拥有一个光辉的形象的。
整个八十年代，我们都处于思想的激烈交锋当中。大学里的老师言必称美国，各种著述里所嘉许、赞扬的是美国。虽然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正在以一种阴谋的方式改变中国，但我们却认同了，甚至有点喜欢这个阴谋。对阴谋的厌恶被其战略的宏大湮没了，了不起的美国！我们狂热的头颅企盼着这场临幸，以致于不能去静下心来仔细想想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利益。相反，现实不如意的一面却像阳光下耀眼的冰一样，使我们感到刺目和寒冷。
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危险：狂奔的热情只能导致对美国的盲从，将使我们因彻底否定自己而走向崩溃。我们的灵魂将不是欢呼而是陷于迷失，在黑暗中四处乱窜寻找它的皈依之地。
一个民族特有的思想根基在关键时刻发生了作用。设计这个战略的美国，在战略上对中华民族独有的思想特质的忽视和否定，以及对自身意识形态的自我感觉过分良好，使我们在躁动之后迅速走向沉寂。
“一场暴雨过后，中国还是中国。”
从某种意义上讲，与其说是我们对自身思想的涤清，倒不如说是历史对一场精神灾难的抛弃。
西方的制裁使我们看到了它另一个向度上的不负责任。这种裹挟着贸易大棒前来的围攻，受苦的只能是中国人民。幸亏我们没有导入那个噩梦，否则，百多前年我们因落后而遭受苦难的命运将再次倾泻我们的头顶。中国半殖民地的命运将在中断了数十年后再一次被迫延续。事实上那时不是就已经有人轻言薄义地大声呼唤“殖民”的再次临幸吗？“中国殖民地时间太短了而不是太长了。”这句人格丧失殆尽的话居然因它“独立思考”的假像而使我们忘却了它隐含的险恶。
我们陷入了沉思。
人权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接踵而来。如果说以前美国人还把道义的外表披负身上的话，到将来它会连这一层遮羞布也脱去了，直接的利益需求赫然而来，赤裸裸旁若无人地向中国伸出讨价还价的利益之手。
美国人的聪明在人权外交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改善人权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需和必然。美国人先入为主地强调这个问题，一则可以拥有掌声；二则可以将中国人权改善的每一点小小的成绩归于自己；三则可以用此换取利益。
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比我们更有心计，因为这个言论“特别自由”的国家正在走上信义和道德的堕落。并非善意帮助别国改善现实状况的纯粹利益行为，也在另一个方向上迫使被攻击的民族走向团结。在这一点上，我们倒是应该“感谢”美国“加快”了我们民族凝聚力的实现和民族觉醒。反过来使我们更加清醒地看到了利益驱动怎样使一个国家更变本加厉地违背原则和道德：严重忽略中国现实，将中国割裂开来，甚至不择手段的制造各种事件，违背国际公约阴谋将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国际化等等。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结果，也正说明正义丧失的美国越来越远离了它曾创造的人类梦想。美国所创造的高度物质文明的社会生活环境成为中国青年的最大向往；而它越来越堕落的对华战略又使中国青年所不齿。美国人将走向何处？这个问题上我们与美国人一样矛盾，一样不知所终，一样无望；甚至新世纪的迫近将这个问题挤压成了一种笼罩我们心头的巨大阴影。这或许是本世纪遗留下的最大问题。因为强大的美国的命运将关系着世界的命运。我们分明从百年奥运的人类巨大盛典中嗅出了恐惧的气息，美国梦想行将破灭之际，难道它还要戕害人类共有的基本梦想？民众对美国梦想曾经的辉煌的追忆，蜕变为用寻找赛场上非正当的胜利的方式来找到精神的皈依。我们分明看到它可爱的女垒队员为一次“误判”而得到的一分欣喜若狂，也许她们越来越乞求“意外”带来的胜利，那狂喜跌扑在一起的形’象使亿万观众以摇头叹息的方式来看待美国的胜利。
五十多年行走世界的过程，使强大的美国越来越输不起了。美国永远而且必须是胜利的，它的人民这样坚信。即使美国“不幸”失败，他们也要对别的胜利者进行质疑。
美国实在是太好强了，以致于都可以不用跟盟友商量，以制裁方式胁迫盟友跟它一起进行“反恐怖行动”。可美国人似乎忘记了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恐怖活动为什么就针对你美国？它以人所痛恨的方式报复着什么？当你无端地去威逼、胁迫、围攻一个弱小的民族，迫使这个民族的一部分以极端的、令人反感的方式进行反击时，难道你没有想想自己同样令人厌恶的霸道行径？为什么美国的肌体内部正滋生着越来越多的恐怖分子？
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或许根本不屑发出这样的吟唱，但同在一个地球的现实又不能不使我们予以关注，现在的“亚美利加”，已不单是封杀别人理想的问题了，因为“美国梦”本身也变得越来越虚幻。
美国，尊重中国人权吗？
一、一个民主的中园地方官员是如何被美国新闻“谋杀”的
1991年，我写报告文学时，采访到这样一件事，一位民主、清廉、正直的中国地方官员因为美国的新闻歪曲而含恨辞职了。
这位有责任感的官员新到一个贫困地区任职，他决心改变这里的贫困状况。一到任，他就扫除文山会海的陋习，深入山区了解民情，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他对当时不良的官僚和腐败风气非常痛恨，多次在会议上指出，当官别老想着盖房子，捞钞票，要为老百姓做实事，改变地区贫困状况。一次，他对经常追踪他的电视新闻记者说，不要拍我，我有什么好拍的？你们组织一个采访团，到我们最贫困的地方去拍一部纪实片，不要有顾忌，是什么状况就拍什么，让我们那些官老爷们看看，贫困地区的老百姓是多么的艰难。
他不知道，不久以后他将为这个决定付出惨痛的代价。
电视台的记者到该地区最落后的村落摄一部系列纪实片。那地方贫穷落后的状况，可谓中国之最。纪实片在电视台连续播出后，在当地引起巨大震动！不用说，这种揭短似的报导，在当时当地许多官员只说好不说坏的情况下，确属开天辟地头一回。
然而悲剧发生了。
美国新闻界不知如何得到了这部新闻纪实片，理所当然地引起某些仇视中国的人士的快感，他们不是把一份同情给予这些生活在贫困在线的人，而是用此来达到丑化中国的目的。他们篡改了解说词，然后极尽歪曲、渲染之能事，误导美国民众说全中国人民都是这样生活的！这就是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一位非常开明的、廉洁的、关心民众疾苦的、极有责任感和同情心的中国地方官员，他的心灵因此遭受了巨大的创伤。他的本意是要教育大家，但是，他的善良和正直被人歪曲和玷污了，他无法排除内心的阴影，一想到可能全世界都看到这部被歪曲的片子，他的内心就无限的痛苦。怎么会这样啊？那个高度发达的国家，自称领世界文明之首的国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对于中国人的道德观来说，这是灾难性的打击。他因此终日心情抑郁，无法正常生活和工作。
他辞职了。
这部片子，是如何被美国新闻界弄到手的，在当地老百姓中议论纷纷，有人说是美国的情报卫星收去的，也有的说，是美国间谍弄去的。但无论哪个老百姓谈及此事，都对美国新闻界充满义愤，这不仅因为美国新闻歪曲了事实，重要的是，美国新闻“谋杀”了他们心目中的清官。他们说：那是一些毫无善意和良知的人。
说到这里，我不禁心里想，美国关心中国的人权，会有多少是这样关心的呢？如果是这样的关心，那么，我们只有横眉冷对，坚决唾弃。
二、现实的制裁与心灵的反制裁
这里我要提的，是1989年后的那段日子。
当时正值美国要挟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的时期。美国的理由，就是所谓的要为中国老百姓争取人权。一次，我因公干去一个经济刚刚起步的县。这个县过去很贫困，但资源丰富。改革开放以后，该县的人士发现，这里的一些自然资源在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非常短缺，比如，一种奇异的硅石、降血脂的绞股兰茶等。于是，他们倾其所有，引进加工技术，投资兴建起一批产品直接出口的企业。地方经济很快得到了发展，老百姓的生活迅速提高。由此，他们确定了生产出口产品的长期发展目标。按当地的说法，日子从穿草鞋到穿解放鞋(注：一种黄色的橡胶鞋，类似解放军鞋，故名)，到穿皮鞋。他们就是这么介绍的。中国老百姓说话十分实际，并喜欢拿实物做例子。
然而，不幸的是，美国带头的制裁使这个县遭了太难。由于地方经济的定位是出口型产业，产品的设计开发均使用西方标准，没有考察国内市场，也无国内客户。外国一下子撤走了定单，小型企业又没有雄厚的资本支持，一批企业立即垮掉了。
有一个私营的硅石加工厂，他们的产品一直畅销美国，在美国实施制裁之前，还投入了数百万元，进一步将生产规模扩大。制裁之后，这家小私营厂顿时断了销路，负债累累。它的老板，曾经在企业景气时出访过欧洲和美国，回来时，开始实施美国的‘管理方式，对美国非常有好感，言必谈美国。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美国对他并不友好、而且让他破了产。他无法在当地呆下去，银行要他还贷，股东要他还本，他只有怀着一颗破碎得滴血的心远走他乡。走时，他望着家乡流着泪骂了一句：美国，他妈个×！
比他更惨的是那些工人。他们断绝了经济来源，望着在风雨中飘摇的厂房，他们找不到出路，只有依靠政府的有限救济金度日。
我去该地采访时，正是他们最艰难的时期。那是个冬日，下着小雨，刮着北风，天寒地冻。在县城的车站一下车，就有许多三轮车夫围拢过来，争着拉我坐。我选择了一位老者，他裹着一条灰色的围巾，满头白发，戴着一副旧式的眼镜。在那些车夫当中，他最文雅，不争不抢，只用一双满含人生沧桑的眼睛默默地看了我一眼。
在路上，我们开始了谈话。我说：“真不好意思，我这么年轻，您年纪这么大，却要您拉我。”
他说：“不，您是看到我这把年纪了，才有意坐我的车，您坐我的车。就是对我最好的尊重。”
我问他，“您以前是干什么的？”
他说：“我是一位教师，早退了休，全家人都失了业，靠我一点退休金和救济金过日子。小儿子因为失业没有收入来源，脑子发热，去抢了一家商店，判了八年。我怕别的孩子也这么干，没有办法，只好办了个执照，买辆三轮车拉客。这位小先生，您是从大地方来的，您说说。那些美国人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一点理都不讲，你要给我人权，可以，但你得先让我活着啊！我们是相信他们才办外向型企业的啊。”
他说得我心里酸酸的，我在车上怎么也坐不住了。我说：“老先生，您别骑了，您让我下来走吧。我照给您钱，但是，我不能让您拉我，这样，我心里愧疚得慌。”
老先生摇了摇头：“坐，您无论如何都得坐，如果我不拉您，还收您的钱，那我心里就有愧，我教了一辈子孩子，教育他们要靠诚实和劳动生活，我怎么可以违背呢？”
终于到了目的地，老先生收了钱，我给他五元，他说只要三元，坚持数了二元钱塞在我手里，然后，转身骑着三轮车走了。这是多么诚实和善良的老人啊，可是，命运却使他到这样的年龄了，还要靠出卖体力维持生存。我想，假使没有美国的制裁，他肯定不会这样，他完全应该在这样的天气里，围着红泥小炭炉给小孙子讲故事。
那次远行，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使我开始厌恶国家之间的某种政治游戏，对美国这个反复无常的国家留下极其不好的印象。现在的中国，至少还有七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贫困的，先让他们过上温饱和有尊严的日子才是要紧的。假使美国总统和那些国会议员们真的关心中国的老百姓，就不要有意捣乱。中国乱了，经济崩溃，政局动荡，将会有千百万的人民受冻受饿，民不聊生。假若真的那么关心中国人民，你就该坐下来讨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比如在贸易上不给中国设置障碍，让老百姓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不是导致老百姓失业。又比如，贷点款给江南水灾区，在那里搞点水利建设，而不是整天在那里挑唆老百姓造反。
然而，美国太遥远，这话说了他们听不到，就是听到又怎么样呢？他们明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想吧，善于说大话的美国，他们在冷战时，向苏联的民众承诺了多少？现在，兑现了吗？布什在苏联解体时访问俄罗斯、怎么对俄罗斯青年说的？你们不要指望别人，自己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自己解决。布什说了句真话。
对于美国，不要听信他们的承诺，特别是大选年的承诺，更不要对他们寄托什么幻想。他们有的是美元，但不会给你，充其量美国也只给几个小卫星国打点一下，因为那样花费并不多，在亚洲，他们为什么不扶印度一把？
相信美国，结果是最终饿毙街头，还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俗语道：“被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一回事情，我想。
三、黑夜航船
他叫王键键，从南方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分配到某市政府工作。这对于现在的大学生来说，非常不错了。邻居亲戚们都说，这个孩子将来有出息，甚至有好些人主动给他提亲。因为他不仅学业好，工作不错，人长得也十分英俊。
然而，谁都不知道他已经得上了“恋美症”。
王键键还是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用半导体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天天如此。他可以不看电视，也可以不听中国广播，但是，如果有一天不听“美国之音”，他的心里就像缺少了点什么似的。有一次半导体收音机出了故障，他没听成，非常生气，修好收音机以后，他又专门买回了一只备用。
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他是听着“美国之音”长大的。他还给“美国之音”的主持人写信。在他的脑子里，逐步装满了美国的价值观，对中国现状也愈来愈不满。读大学的时候，他对班主席看不上眼，虽然班主席是他们民主选举产生的，但他觉得班主席有奴性，对老师唯命是从，没有一点反抗精神。班主席的家在农村，花钱也很小气，很不潇洒，只认真学习。王键键认为，中国，还可能是这种人的天下，这是可悲的事情。
王键键喜欢一个人去麦当劳，或者去吃肯德基家乡鸡。百无聊赖的时候，他喜欢双手插在西裤口袋里，吹着口哨，任风把他的长发高高地扬起。他就这样在美国领事馆前散步，也不进去，也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就仿佛身在美国，在大洋彼岸，抑郁的心情就得到了排遣。
他在一则日记上这样写道：
今天，我看了美国电影《第一滴血》，这是一部旧
片，但非常精彩。兰博是一位真正的、最伟大的英
雄，我要做这样的英雄。
他还为此写了一首诗：
致兰博
有一种热流淌入我的脉管，并且沸腾，
有一种力量注入我的拳头，我握紧它，
我为什么不能，告别妈妈，走出故园，
到海上去，到丛林去，到阿拉斯加去，
时问飞奔，光阴接再，河流远逝，远逝，
我怎么听不到纽约港，那永远迷人的汽笛？
王键键的美国梦越做越深。有一次班会演讲，他的演讲题目就是：《美丽的星条旗》。他在演讲的尾声里，曾这样讲：当我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最好有一面星条旗，让它裹着我蔚蓝色的梦进入天国。
他也像许多中国学生一样，喜欢流行音乐。但是，他只听美国的流行音乐，对美国流行音乐的排行榜更是无比熟稔。他从来就看不上港台歌星，大陆歌星更是不放在眼里。
王键键开始只和几位亲美国的同学往来，他们在一块谈论海明威、马丁·路德·金、泰森、乔丹、林肯、布什，谈论战斧导弹、好莱坞巨星、夏威夷或者旧金山。他们甚至只吸美国产的香烟。
他为美国和人打了一架。有一次，一位同学说，克林顿总统批准同性恋者可以入伍，将来的美军，可能都会成为同性恋者，到那时，美国就要采取无性繁殖的措施了。
他非常勇猛，泰森式地给了这位同学一个右勾拳！这一拳太凶猛了，打得同学鼻子流血。为此，他不仅打掉了一个月的奖学金，还赔了五百元医药费。
但他并没有因为只想美国而荒废了学业，他的成绩非常出众。他渴望有一天，能去美国留学，进入硅谷或者华尔街。
然而，他却在中国的一个市政府工作，并且可能马上还要与一位中国姑娘结婚。对此，他终日心情郁闷。
他决心申请去美国留学。
现在是决定一生命运的时候了。
他开始跑美国领事馆，但是，他没能拿到签证。他有耐心：幸福之所以幸福，令人渴望和向往，是因为它来之不易。他再跑，一年，两年，三年，他跑到第28次的时候，仍没有给他签证。他觉得有些不对，谁也没有我热爱美国啊，为什么不让我去？美国是我的精神家园，我不能不去寻找我的家园。
于是，他写下一首二百行的长诗：《我是这样热爱美国的》。他把这首长诗与申请表一起恭恭敬敬交给美国领事馆负责签证的人，但是，他仅仅得到一个白眼。王键键的精神快要崩溃了。美国，心中的美国，并不接纳他。
这时候，一个蛇头找到他，问他肯不肯偷渡去美国？
偷渡？这可是王键键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他怔了一下，但他马上想起兰博，对，偷渡，美国这个国家，只承认英雄，不喜欢奴才。偷渡是一种别致的与众不同的，而且是勇敢者的游戏，这比平平稳稳坐飞机去美国刺激，而且有浪漫情调，这多么好。美国，我决不是孬种！
他给了蛇头三万元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随着一批梦想到美国淘金的同胞登上一艘陈旧的货轮。
他踏上了太平洋的波涛，一个年轻的生命，未及看见纽约港，便身染重疾，撤手人间。在与世界告别时，他从身上拿出一只小玻璃瓶子，他委托他的一位同道，如果有一天回到大陆。无论如何请把这个瓶子交给他的妈妈，这个瓶子里面，装着太平洋东边海域的水。
他没有别的东西，也没别的留言，同道给他清理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他写在香烟盒上的一首诗：
旧金山的老爷车
我或者要开着一辆旧金山的老爷车，
身旁坐着一位美国金发姑娘，
在环美公路上，我是一个中国小子，
却用美利坚的歌喉歌唱：
自由，哦，自由，我们是一对快乐的小鸟。
老爷车它经常抛锚，抛锚，
这时候美国姑娘和我一样着急，
是因为警察大叔，他拿着可怕的大棒，
但是我对他笑笑，我说，我来寻找天堂。
哦，我心爱的旧金山的老爷车，
我们追着太阳奔跑，姑娘长发飘飞，
她那天蓝色的眸子，万里无云，我真是想，
那里，那里是我永远的温柔之乡。
(我的旧金山老爷车哟，请你不要抛锚，或者，抛锚)
听到这位青年的身世、读到他的日记和诗之后，我伤感得流泪了。不知为何，我并不恨那位蛇头，我只想给那些再在我耳旁兜售“美国趣味”的人，狠狠地一记右勾拳！
附文
中国人已预先被告知与美国摊牌一事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 史蒂芬
一本富有争议的新书正在中国畅销。这本书以一种强烈的批判眼光看待中美关系。
《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有如下一些章节：“焚烧好菜坞”、“我决不乘坐波音777”等。此书的作者们说他们反映了中国人日益增长的反美情绪。
作者们认为在已确立的大国和在形成的超级大国之问的摊牌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切反映在部分章节中，如“不要忌言‘准备打仗’”、“对美国说‘不’的中国铁娘子——外经贸部部长吴仪”以及“组建反华俱乐部，既不光彩也不会成功”等。
这本书认为在与华盛顿(此书声称华盛顿领导着一个西方国家的反华阴谋集团)的交往中，北京应该表现得比现在更加自信坚定。
此书的一位作者张藏藏对《先驱报》说：“过去，我们说‘是’说得太多了。西方正致力于牵制我们中国进步的计划。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一直在扮演罪恶新帝国的角色。”
这本书表现了极端的爱国情绪，似乎得到了官方的认同，恰好在中国为陷入困境的双边关系而沉思反省这个特定时期出版了。
这本书的观点与中国新闻媒介反美的基调是一致的。但它更尖锐地对美国文化进行了谴责，而且对中美长期友好关系的前景抱悲观态度。
自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被压制之后，中美两国政府关系冷若冰霜。尽管如此，中国民众继续盲目崇拜美国。但此书的作者们却说中国人现在对只有有限生命力的文化(渐渐)失去兴趣。
这本书的另一位作者宋强说：“我们一直试图与美国建立较好的关系而浪费了许多时问与精力。但他们的回报不过是给我们带来麻烦罢了。我们不应再浪费时问了。我们应与有更光明合作前景的其它国家像俄罗斯、德国这样的国家建立关系。”
这本书由中国五位二三十岁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写成。第一版发行后数周内就卖出了五万册。这本书不太严格地以题为《日本人可以说不》一书的版式为参考依据。《日》一书于1989年出版，作者是日本民族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和前索尼总裁盛田昭夫。
宋(强)说：“我们并不是不再需要美国了，我们只是不希望美国人孤立我们，使得我们依靠他们。”
去年克林顿政府同意台湾总统李登辉私人访问美国的决定引起中美双方发生冲突。中国称台湾是自己的领土，并谴责美国此举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在侵犯版权、人权、武器禁运、贸易以及中国进口美国垃圾等方面的争执使已经很紧张的中美关系更加恶化。
三月份，在台湾，总统大选的前夕，美国又一次激怒了中国。美国继中国进行导弹军事演习以影响大选投票的行动之后，派军舰进入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问的台湾海峡。
最近情况有些好转，版权争执解决了，美国又决定再延长一年中国的贸易最惠园地位。本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菜克和中国高级领导人进行会晤之后，双方都表示双边关系回到正轨上来。莱克先生说，最近双边关系的发展很可能带来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和中国领导人江泽民的国事互访。
然而，在北京的许多西方外交家都说这只是一种暂时现象。这反映了克林顿政府不想让中国问题在总统大选中成为一个引起讨论的问题。
双边会晤在人权和对台湾的分歧没有解决方案等问题上没有取得进展的迹象(没有迹象表明取得进展)，而且贸易问题，包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将很有可能在未来的几个月中继续带来麻烦。
是世界大同还是唯美独尊？
“你们还说什么不？人类发展到今天，世界大同已是大势所趋，你们却拒绝顺应。真是不可思议。”一位北大美国留学生直言不讳地对我说。
“就是嘛，你呀，没事多挣点钱比什么都强。”坐在美国人旁边极鲜活的、漂亮的中国女学生喝了口酸柠檬附和道。因为有些外文数据需要找人翻译，而我又付不起翻译公司的费用，一位朋友介绍我认识了这位女孩。她是除了读书外就闲着没事，甚至连书都不好好读，整天价想着出国的那种。我也不必付她稿酬，有事没事请她搓一顿就成。今天是第二顿。
说实话我有些坐不住了。倒不是美国青年盛气凌人的口气，也不是中国女孩像白种人一样把自己的面部表情弄得极其丰富，所造成的瞬间陌生和隔阂，而完完全全来自一种似曾相识的恐惧。这种恐惧是什么，当时我没搞清楚，直到我匆忙告别回到家中以后，才从桌上自己头天摘录下的卡片中找到了原因。
卡片上是英国上世纪的经济学家杰文斯的一段话：
“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国家是我们的木材林；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群；秘鲁送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东印度群岛是我们的咖啡、糖和香料种植园，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而我们的棉田呢，它老早就占据着美国南方，现在已扩展到地球各个温暖地区了。”
杰文斯笔下展露的，无疑是大不列颠帝国鼎盛时代在全世界殖民地的大场景。而当时作为自由竞争经济学家的杰文斯等人，正是以提倡淡化国家边界，实现世界大同来为英国殖民主义大唱赞歌的。那么，英国的殖民实质对今天的世界大同有什么警醒呢？要知道，当时的世界大同可是给中国送来鸦片、掠走了白银，是对印度的掠夺和对非洲和美洲的奴役；当地的民族生存环境及文化遭到了巨大破坏，以致于今天许多地方还在苦苦挣扎。
简单的比拟当然不足以道出事物的本质，甚至还有人说是对事物的歪曲，但其中相似的情景不能不令人忧怀。
比如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霸权行为；比如美国对石油的超常关注；比如近日纷纷出台的治外权法案，对伊朗、利比亚的威胁；比如中国人熟悉的已经非常厌烦的人权攻击、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等。
西方国家凭借上个世纪或更早的殖民掠夺基础，造就了本世纪的辉煌；现在又凭借他们的经济及军事力量，继续进行着所谓的在全世界的“利益实现”。带有掠夺性质的制裁行为处处可见。这种“惊人相似”的历史是一种偶然应和呢，还是一种承接？
我看是后者。
我们并不拒绝顺应世界潮流。恰恰相反，人类的共性使我们期待这样的潮流快快到来。但现在我们分明又看见，地区不平衡不是缩小，而是加大，贫富差异更是日益悬殊，这样的基础是世界走向大同的基础吗？
正如那个女孩黄色扁平的脸上故意挤弄出来的极端接近白人表情，而最终无法准确表达自身情感的“大同”一样，现在的世界大同完全是西方价值中心论的另一个翻版。
西方价值本身没有什么不好。它形成之初所具有的生命力和人道主义精神，一度几乎成为人类梦想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和指导，并在导引西方走向民主、自由、发达的社会实践中逐渐成熟。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掠夺实质，和后天发达所造成的自我中心论，使它以否定其它价值观的霸道姿态得以推广，弥漫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崇西方的心态就是它的结果。
在此基础上的世界大同。无疑不是真正的世界大同。否定、排斥、压制其它价值观的特性，与各种文化价值观的融合意义上的世界大同，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正如我们看到的中国姑娘表情上的做作一样，这样的世界大同是一种畸形的构成，并非一种思想价值对另一种思想价值的导引，而完全是遗弃、否定和压制。它最终必然遭到被否定的价值观的重新思考和扬弃。
因为我又分明在另一个场合发现，当没有那位美国青年的时候，那位女学生平静、热情的中国式表情。
这也是《说不》试图唤起的价值思考之一。在没有符合我们发展的价值形成之前，在没有各种价值平等融合的世界大同潮流出现之前，对于现在以西方价值论为核心的“世界大同”，我们仍然需要说：
不！
同样，顺应世界潮流的，恰恰应该是西方价值论自身的重新思考和寻求。
美国：牌局的背后
一、保护知识产权：牌的两面
近几年来，美国一再指控中国严重侵犯了美国的知识产权，甚至夸张到一年使其损失上十亿美元的地步。在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的谈判中，美国拿不出什么好证据，竟派出谍报人员到中国大陆工厂调查，结果，据说有所收获。
但我以为，美国之所以如此热衷于这件事，并在其中故意反复设障，不惜将问题扩大化的根本原因有三：一个即所谓保护知识产权；二则是乘机为相关产品打开中国市场；三则是为美国商品作宣传，是一种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的广告行为。经过美国政府连续几年的叫嚷，现在中国老百姓虽然都未曾见到，但没有不知道美国视盘和软件的，在公平的、自由的贸易原则表像下，此举是一种无比狡猾的竞争手段。
纵观美国在全球各地的贸易战，惯用的伎俩就是采取这种先放政治气球的手法。对于美国来说，一次政府行为，大可为商家省下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广告费。只是这种行为，因美国过于霸道、苛刻的表现，反而容易使中国民众产生逆反心理，对美国商品抱抵触情绪。
那么，中国是否存在大规模的盗版问题呢？中国到底有多少人使用盗版的美国视盘和软件呢？有，但是不多。美国某计算机公司负责中国市场业务的一位人士，就曾跟我谈起这个问题。他所提供的情况，他对中国市场状况熟悉的程度，让我这个中国人都吃惊。他说，与日本、阿根廷这些国家比较起来，中国这种行为不算严重，不存在大规模盗版的现象。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没有使中国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对软件产生依赖，各类软件的使用范围十分有限。美国在这方面施压，与其说是保护，不如说是预防。他认为：
第一，中国大陆个人计算机用户普遍使用的文字处理软件，是金山WPS及中文之星。习惯使然，他们并不爱用美国软件，同时硬件条件也不具备(注：中国个人计算机用户虽然每年以80万台的数量递增，但规格多为386和486，还有相当部分是286，内存多在四兆以内，这些计算机占中国个人计算机用户八成以上，根本无法运转光盘及像“九五窗口”这类软件，即便免费奉送，这些计算机用户也会束之高阁)。而且中国计算机用户普遍没有开发计算机的能力，只是当打字机使用而已。这种情况在白领、文秘、作家、记者等阶层中较为突出。
第二，中国人接触计算机的时间较短，他们自身对计算机病毒抱有恐惧心理、可谓谈毒色变。如果不是误购，他们绝对不肯选择盗版软件，因为有一种普遍的担心，即盗版软件内含病毒。中国计算机用户甚至没有交换软件使用的习惯，选出去的软盘。也决不再收回，联网还没有普及，多数人洁身自好。
驻华的美国商人都十分清楚这一点。这是他提供给我的另一个信息。
不过，他认为影视作品的盗版情况却很严重。我笑着告诉他，看来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同样的，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素质很低，绝大多数是港台录像片的忠实观众，好莱坞的东西，由于语言及文化障碍尚未赢得中国大众的认同。每年接触的好莱坞影片，绝大多数是通过正常渠道引进过来，并已翻译了的作品。中国这方面的行业人士对盗版外国影视作品的行为深恶痛绝，因为此举会搅乱他们的市场，枪夺他们的市场份额。
我不得不佩服美国政府的智慧，一波又一波的制裁，反制裁，既保护了美国的现有利益，又预防了以后可能造成的损失，又将美国商品弄得全球皆知。让云里雾里的老百姓以为美国又弄出什么好东西，吊起胃口，挑拨起好奇心，方法巧妙，但同时也令人十分憎恶。
二、环保问题与克林顿的餐巾纸
美国政府阻止进出口银行向中国三峡工程贷款，这是一件很值得品味的事情。美国人至今还认为三峡工程存在着环保问题，但具体情况美国又拿不出象样的说法。也许有环保问题吧，我们暂且这么认为。
但就在这期间，150吨重的美国垃圾远涉重洋，从美国口岸抵达中国青岛港，情况更为严重的是，其中有一部分竟被运到首都北京的市郊，臭气熏天。
这批美国垃圾货单上写着是废纸，但实际上大部分是不能作再生纸原料使用的美国生活垃圾及废塑料。中国有关部门对此案进行了联合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方面有无法推卸的责任。
我不禁要请教一下克林顿先生：难道美国就是这样保护本国的环境的吗？同时，也是这样帮助他国进行环保的吗？
美国此举，不论它的前因后果，都已经严重地违反和践踏了《巴塞尔限制出口有害废弃物条约》。根据这个条约，美国应该进行道歉和予以相应的赔偿。
美国垃圾进入中国并非就此一件，此次所以令中国人大为震惊，是因为美国的垃圾竟然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北京的地界。
据有关媒体报导，美国在垃圾处理上，不止向中国一家倾倒，别的发展中国家也收到了美国如此的馈赠。多么文质彬彬又多么关心他人的环境哟，这让我们看到了美国人真正的私处，它脏污得可以。
回过头来再谈三峡贷款。据说，克林顿总统打听到了美国的环保主义者对中国的三峡工程有所看法，而环保主义者手中又有决定谁当总统的一票，如果批准此项贷款，势必遭到环保主义者的反对，因此，只好将此款冻结。
在这里、我倒要建议克林顿先生，为了踏踏实实地把这些选票搞到手，美国不妨再制定一个《全美垃圾转移法》，可以规定：谁不接受美国垃圾，谁就有环保问题，立即给予经济制裁，并不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附文
“狼的规则”
上海《文汇读书周报》 慕霄子
《中国可以说不》在正义精神之下，也传达着一种悲怆的信号。它针对历史形成的全球性的不公正后果发出了挑战，《说不》的声音其实也是现代历史上，亚非拉世界要求“修改规则”的声音的一部分。
美国之音评论道：《说不》出版的实质就是企图“利用民族主义感情缓解中国政权合法性面临的挑战。”它还说：中国人之所以对西方霸权爆发反对的声音，这种冲突缘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系列“规范、制度、意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距太远”。意思是说因为我们力所不逮，所以我们才会与“文明世界”有冲突。美国之音还试图通过前驻华大使李洁明的话来冰销《说不》的严肃意义，这位前大使说：该书不过是《日本可以说不》的“学舌之作。”——对此，应该正告前大使先生：谁学谁的舌，你搞清楚噢！
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我们必须遵循西方的“游戏规则”？西方真的希望我们老老实实地通过它们制定的规则同他们结为无猜的伙伴关系吗？这个规则产生和普及的历史就是：当西方通过血腥的掠夺而成为世界最先进的景观时，沉浸在暗夜之中的不发达国家在压力之下极不情愿地跟了进去(不进入只有被淘汰)。而当后者发现这规则的歧视性和欺骗性时，它们又发出了要求修改规则的吼声。全世界民族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欲图修改规则的历史，同样，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也属此范畴。
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把战败后的德国分解成十数个农业小国的计划。
同样，当意识形态同西方迥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雄心勃勃地缩短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异时，那些“规则”的既得利益者开始不是那么沉得住气了。一位西方资深记者曾坦率地说：什么人权也好，民主也好，都是假的，对美国人来说：美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实际上，只有一个分裂成若干个小国的“前中国”才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对于部分美国人来说，这种前景才是美国永远是赢家的“安全保证”。
直白了说：这种规则只许美国一次次压迫、围堵、侮辱中国(“我打了你、是为了你好”)，而不许中国对美国有任何的冒犯和抗辩。甚至不理睬也不行，因为“不理睬也是对抗”。——某思想家说：这种唯我独尊的、排斥一切非美非西方势力的规则，实则就是一种“狼的规则”。
请记住李光耀的话：“一看到亚洲人学会了如何运用白人的规则参予竞争并取得胜利，白人们就改变了这些规则。”
我们认同《说不》封面上的“不是为了对抗”，我们也认同：该书的硝烟弥漫表明着悲怆对抗的过程：历史上——亚非拉的对抗总是以国家前进的滞迟为代价，这种人类不幸图景的罪孽根源就在于“狼的规则”。
如果说书中透现了苏绍智先生指责的“民族霸权主义”，那么回答是：这也是充分领教了“狼的规则”后的“一报还一报”的产物。——既然英国人可以说：“不列颠的利益高于一切”，美国人也可以说：“美利坚的利益高于一切”，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说：“中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呢？
这不是结论，结论是“要更平等的对话”。
也谈知识产权：
中国人才流失的实质
即使是聪明如费正清的美国汉学家，他们自始至终喜欢念叨不已的，也不外乎形容中美关系是一种“特殊关系”。是一种“又恨又爱”的模式，是美国对华政策因此成为“善行”和“保护中国”的同义语，是中国的“恩人”，因而满有理由对中国诅咒甚至动手。
美国人的一厢情愿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们狼狈不堪而又气喘咻咻地大声责问：是谁让我们失去了中国？“失去中国”的话语其实是包含着“得到过中国”这样一个前提。男女之间的“得到”是以从肉体到心灵的全面占有为标志的，然而即便是像日本这样至今仍有美国大兵驻扎的“暖昧的国家”，也时不时甩给美国人几个清亮的小嘴巴，美国其实又何尝真正占据过我们的心灵和肉体？
一位名叫伦纳德的美国人曾愤愤不平地对我说：“美国人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给了中国人大量的美元和武器，中国人反过来却在朝鲜战场上和美国人成为对手，这太不公平了嘛，中国人喜欢忘恩负义。”我说：“伦纳德，你首先要弄清楚，你们美国人的武器援助虽然对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是一个极大的支持，但是也请你不要忘了，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在战场上冲杀，其客观效果也是为了美国利益。一个付出的是血肉之躯，一个付出的是绿色钞票，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在潜意识里是否存在着美国人的生命要比中国人值钱这样一种真实的想法呢？美国人施加给中国的，向来是基于自己国家利益之上的这种恩惠，我们凭什么要对这种可鄙的恩惠顶礼膜拜，望阙谢恩？”
现在让我们再看一看，改革开放以后，美国人对于中国青年学生的一项“恩惠”。记得八十年代初期，当我第一次听到美国大学为外国留学生提供奖学金的消息时，我本能的反应就是：这怎么可能？如此慷慨大度地为中国人提供上大学的费用，这该是一种什么样的主义和精神呀？白求恩大夫当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八路军战士动手术，不就正是凭着这股子精神嘛。事情得到证实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我为此惊叹和感动不已。
美国人如此大投入地裁培中国学子，究竟是白求思大夫国际主义精神的发扬光大，还是在藉此收买中国的人才？1942年9月23日，当时担任美国驻华使馆官员的费正清先生，曾经在发给华盛顿的报告中，为美国影响力的下降而惶惶不安：“……英国人在中国的表现比美国人积极得多，派驻人员多一倍，有完善的出版计划和藏书丰富的图书室，已派来一位牛津的教授……”在对华盛顿缺乏想象力的政策发了一通牢骚之后，费正清继续写道：“这些曾在美国受到训练的知识分子，无论思考、言谈、执教都和我们一致，他们是美国在中国实实在在的一部分利益，他们在这场斗争中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因素……”
美国的费正清们一直深信，由美国培养出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是美国在中国的一项投资和资产，这些人一旦成为政府的决策者，其思维模式将不可避免地带有美式教育的印迹。由此看来，不惜血本培育中国学生，是美国人对中国思想界一种隐秘的传教方式。
是谁说过的：没有什么比改变一国人民的思维更能有效地控制他们了。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渗透。
中国青年学生大批被美国大学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收编”过去，对于教育经费仍很拮据，哺育一位大学生极其艰难的中国来说，可以不可以视作另一种形式的知识产权被侵犯的行为？
你们——西方基督教伪善文明的捍卫者，也许会急白了脸地争辩说，这些学生滞留不归或取得绿卡，都是纯粹意义上的个人行为，但是你们有没有道德上的勇气面对这样一种观点，即这种现象客观上造成了中国知识产权被侵犯的后果？
这种现象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而且在其它的发展中国家里，也是极为残酷的现实。
我们——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是否已经意识到：相对于昔日手持烧火棍式的榨取，西方世界的这种“新状态劳作”对我们实际上是一种温柔的剥削？
然而不等西方世界卫道士们搬出他们的逻辑体系，我们自己就有人站出来为此不懈地辩白了：我们的人才可以暂时储存在美国嘛。
但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是：美国人正在剥削中国人。“请剥削我吧！”——我常常担心，我们清贫而又有才华的留学生们在敲开一家家餐馆大门，艰难地与雇主们磋商工价时，他们的内心深处会不会泛起这样的词句？我不知道，我们应当对此感到欣慰还是悲哀？
从大学寝室里快活、热烈地讨论出国事宜，到雨后春笋般的“托福”班，年轻而又疲惫的脸上刻画着的是内心的这样一种渴求：“请剥削我吧！”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现在该到了重新估价我们祖先遗产和我们头脑价值的时候了。
明年，若是美国贸易代表依旧提出纠缠已久的话题，我愿意提出个人的建议：知识产权谈判应当由我们的外经贸部长、文化部长和国家教委主任共同参加，既然一定要谈知识产权，我们就不妨好好谈一谈……
将霸权主义桂冠掷给始作俑者
我一直对民族霸权主义这个提法存有疑虑。
它的涵义好像是：某个民族将自己的利益强行扩展和延伸，甚至不惜威胁别的民族或国家的生存形态。相对应的，美国的霸权主义被称为世界性的霸权主义，但二者有什么不同，绕来想去，还是想不通。
当今世界，霸权主义行径最猖獗的，莫过于美国，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
回头找找民族霸权主义实施的例子，怪了，没有。翻翻史料，也不见用此称呼前苏联。真正有点像民族霸权主义的，只有成吉思汗，但拿这个现代概念来套这个古老英雄，有些不伦不类。
再看看民族霸权主义冠在哪些人头上，在西方眼里：霍梅尼勉强算一个，伊拉克的萨达姆也算一个，日里诺夫斯基就比较典型了，还有就是有人用此指责《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们。
原来都是关在自家门里叫嚷几句的主儿。除了伊朗和伊拉克打过仗外，其它的连枪也可能没摸过，更不消说跑到别家的门口喊着分地的可能了。
从这一点上来说，民族霸权主义在事实上比美国的霸权主义危害要小得多。因为除了干扰别人的视听外，没夺走别人什么。而且民族霸权主义面临的喊打声太多，以致于一出来就有被吞掉的架势，因为人所不齿，生命力也就短促得多。而世界性霸权主义就不同了，有枪、有航空母舰、有F-16、有飞弹、有钱、有帮手，厉害着呢，所以人们不敢说。
你没见那个民族霸权主义者萨达姆，不就被世界霸权主义打得一蹶不振吗？
这个世界霸权主义比民族霸权主义内涵也丰富得多，如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而民族霸权主义似乎总是在贫瘠的土壤里滋生，只有妄想，无法实现。这也难怪人们喊打了，一打就倒，过了嘴瘾，泄了鸟气。
这气打哪儿来的？
细而究之，竟来自世界霸权主义的现实伤害。人们因有感于对世界霸权主义的无奈痛恨，而对霸权主义怀有恐惧，决定不让它再滋生出来，将来为祸人间。
但人们错了。因为霸权主义因为美国的存在而不可能消灭。美国这一行径无所不在，只能为霸权主义的滋生和成长提供土壤，任何善良的内心企盼都将于事无补。
美国领导世界的野心，也因此愈加以一种直率的态度展现了出来。他们的总统也由抚摸《圣经》的圣洁宣誓渐渐演变成上帝代言人的姿态。议事日程也由西部的开拓替换成了中国的人权状况、亚洲的防务情况、古巴的粮食运输、联合国的决议等等。
最近就更不同了，先前是对第三世界国家横加干涉，现在连带把欧盟也弄了一下。《赫—伯顿法案》和《达马托法案》是单方面对世界贸易组织原则的违背，根本没有把过去盟友的利益放在眼里。
一直纵容美国的欧洲盟友们，也尝到了世界霸权主义的苦头。弄得他们也急急忙忙地说不。
奇怪！欧洲说不，实质后果比中国说不厉害多了，怎么没有人站出来说要谨防“民族霸权主义”？
是欧洲也尽多发达国家，富国不会滋生民族霸权主义的原因呢，还是某些投靠了西方的人，怕断了别人给予的“施舍”而不敢放言呢？。
美国的霸权主义，究竟代表的是谁的利益，以前美国人说是全球利益，欧盟现在不藉以反报复手法相要挟的抗争表现，以及世界范围内的说不声音，已经对这一说法予以否定，只能说明它代表的是美国利益。
一个把自己国家的利益以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做后盾向别处肆意扩张的世界性霸权主义、在内在形态上又和民族霸权主义同构。
是谁将霸权主义分为所谓“民族”的和“世界”的？不得而知。但人类只对民族霸权主义进行集体讨伐而对世界霸权主义忍气吞声，使我们不得不对人类的理想和现实产生忧患。
我们越来越认同现实中的罪恶了，以致于只对罪恶的影子进行讨伐。
我们越来越认同现实中的不幸了，以致于对梦中的不幸心有余悸。
我们越来越屈服于现实中的威胁，以致于提起它便不由得深恶痛绝。
这是人类的悲哀。我们因此返回了先人的时代，把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对泥塑的诅咒之上。
但现实不允许我们只讨伐梦境，因为迫近的危险已危及到我们的生存。现实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契机，这个机会已经过了漫长的等待。我们能够继续无声无息地进入下个世纪吗？
有人说，看来厄运是注定无法摆脱的了。
我与友人常常谈及这件事情。一位朋友笑语：这是本世纪给下世纪的一个无法改变的遗传，基因已经这样了，再好的手术也没有办法改变二十一世纪的先天性缺损。我说，我们不是还在二十世纪吗？友人说，确切地说是二十一世纪的前夜。悲哀的语气无以复加。
但美国真的值得我们产生命运上的敬畏吗？应该看到它恰恰是逆潮流而动的。长期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在失去了创造世界的自豪之后，变异成的骄横，已迫使这个国家的民众走向了孤立的极端。顶峰的无限风光，缭绕的烟云使它不知不觉地向深渊靠近。“指点江山，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已变成了一种虚妄，它的浑身充满了破绽和致命的痼疾。
假如海明威没有自杀，我们不知道他还能写些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将无法超越他已创造的文学奇迹，甚至可能将会进行对文学的反动。无法战胜缠身病魔的海明威也同时战胜不了自己。人们或许能从那一声震惊世界的双筒猎枪的击爆中，嗅出一个精神崩溃者最后给这个世界的最清醒的暗示。
但这个时代的美国在精神上已无法与海明威的时代相比了。
等待美国在最后一刻的清醒只能把自己置于一个无法探知危险什么时候来到的险境。既然只有一个地球供我们生存，那么唯有与之相斗才能维护我们的生存之地，唯有共同的?喊才能迫使其清醒，唯有共同的反霸权行动才能使霸权主义失去土壤。
请重新审视那些曾被批判为“民族霸权主义”的声音，它在另一个角度上是对世界霸权主义的有力反弹，批驳它只能为霸权主义寻找借口，压制它只能将世人的目光引向不实。几个世纪的战争蹂躏已使民众对战争深恶痛绝，所谓的“民族霸权主义”其实没有土壤，那些异样的逆耳的声音只是为了民族觉醒。
警醒的、批判的甚至对抗的，应该是现实，而不是无中生有的，因旧有的恐惧蒙蔽了内心而生发出的对觉醒者的言辞讨伐。
何况这些声音有许多并非是“民族霸权主义的”。
何况现实中真正成功地实施“民族霸权主义”的只有一个。
就是不能“识”此“始举”
麻烦不断的中美关系，其实说白了分歧就在于两个字：利益。
从1986年开始的中国复关谈判，迄今已有差不多10个年头，这样漫长而又反复不断的谈判在关税及贸易总协议组织暨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历史上极为罕见。
在美国人以“强暴天下为己任”的直观思维主宰下，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价值体系，他们的政治理念，他们的经济思想，，无一不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从在联合国内部“挑动群众斗群众”，力图“解雇”不那么唯唯诺诺的加利秘书长，到“世界贸易组织”迟迟不肯接纳中国为会员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大家长思想的兴风作浪。
联合国就是一个很明显而又实在的例证。过去的联合国对于美国来说，差不多就是美国国会在全球的放大版本。略微上点岁数的中国人也许都还能记得，美国人曾经愉快而又傲慢地在联合国大会上颐指气使。很长时间以来，美国人对于自己大家长的角色基本是愉快胜任的，无论是出动“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还是成功地将中国排除在联合国大门外达二十多年之久，美国人总把联合国当作自家后花园，可以肆意妄为。毫不客气地说，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联合国几乎在实质上等于是美国国务院的延伸或扩展。世易时移，美国人渐渐意识到自己曾参予创建并一度取得绝对权威的机构不再象从前那样操纵起来得心应手。美国人开始对联合国横挑鼻子竖挑眼了，拖欠会费和鼓动撤换联合国秘书长，威胁着要拒绝他们不喜欢的人参加联合国大会。这是欲望得不到满足时的撤赖把戏。大大小小的美国官员们提到联合国时总是一脸的愠怒和不满，这与二十年前美国人对联合国“无微不至”的“关怀呵护”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比啊！
当一只五彩斑澜的鹦鹉变得不再是那么温顺听话时，马上就一口咬定它是一只恶形恶状的乌鸦，这一切再明确不过地暴露出以实用主义为内涵、急功近利为其表征的美国哲学的全部底蕴。
我们如果愿意对自己的思维模式作一点小小的修正，就将会极为惊讶地发现，美国资本占多数的世界银行，美国人拥有广泛发言权的世界贸易组织，这些形形色色的以“世界”自居的国际机构，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根本就是美国政治经济霸权在全球的滥觞。
很长时间以来，全世界似乎都在有意与无意之间赞同或认可了美国政治经济霸权在海外的表演，当中国人心急如焚地高喊着要与国际惯例接轨时，其实面对的却往往是西方世界所一手规定的“秩序”。中国人在艰难地走向下一个世纪，首先面临的其实并不是自身愿不愿意融人世界体系的问题，而恰恰在于这种体系的公平合理程度应当受到质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抛开我们思维中合理的怀疑成分而去妄谈与国际惯例接轨，这本身就是一种对自身利益不加维护的盲从行为。
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认识和诠释从来都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一方面对于中国的贫穷落后津津乐道，一方面在中国申请重返关贸总协议组织时又言之凿凿地声称，中国业已成为人均年收入达4000多美元的国家，因此必须以发达国家身份重返关贸总协议组织。事情过去很久以后，我至今都还清晰地回忆起当年采访生涯中难捱的一幕场景：一位头发灰白的北京市民听到这则美式广告后一脸的气愤：“好家伙，咱一觉醒来成了年收入4000美元的人啦！”
中国人均收入4000余美元的新提法，来自于世界银行刚采用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方法，这其实是西方世界欲图修改自己“规则”的又一鲜活例证。
要说美国人对中国的贫穷状况一无所知，这肯定不是事实，强迫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洋跃进”的原因只有一个：中国的人口和市场太庞大了，因此很有必要尽一切可能在接纳中国之前，为目前所能攫取和今后准备攫取的利益作好铺垫。
围绕着中国是否为发达国家的争执和纠缠其实不是问题的症结，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人清楚地看到，每年就最惠国待遇问题进行审议已更多地带有做秀的味道，美国人手中的牌已经越来越少，在这种苍白的心境下，如何更直截了当地大规模占领中国市场，才是萦绕在他们心头的现实利益问题。
自由贸易当是目前人类经济活动中最为理想的境界，普天之下有谁能不为自由贸易“鼓与呼”呢？美国人扛起的自由贸易大旗固然在空中猎猎作响，然而这种“高举”的吃力姿态总让人不那么放心。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可以说是吃透了林彪哲学思想的精髓：高举着“自由贸易”这杆大旗，而行压迫贸易自由之实。美国人在心里说：我作为“旗手”就是自由贸易的捍卫者和领导者，我就是对自由贸易精神最权威的解释人，哪个国家敢于不听号令，就是自由贸易法则的破坏者。
中国市场的进口关税毋庸讳言是比较高的，如果一定要说这是贸易保护主义的行为，那么我们也不打算否认这一点。不计后果的无条件地紧跟“自由贸易”的大旗，事实上只能造成对中国民族工业的极大伤害，其后果毫无疑问地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劳工的利益受损为代价。
在这一点上，我们应保持清醒的认识。
中国领导人在将订货合同交给法国空中客车飞机公司时，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被排除在世界贸易组织之外，并不影响中国与法国人乃至与世界各国做生意。
如果美国人继续以不平等贸易待我，那么，我们应考虑在适当时候做出选择，比如继续把大宗货物订单交给美国以外的国家——或者更为明确地说，给那些支持而不是阻挠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
今年10月份，中国谈判小组将赴日内瓦，参加新一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我们应当在心理上作好充分的准备，预防美国人层层加码式的谈判要价。
学会自我保护，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将最好的飞机与最正确的选择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乘坐“空军一号”越洋而来。他的“空军一号”就是波音707。这使一直使用国产和苏制飞机的中国航空界大开眼界。为使与美国合作有一个良好的开头，中国当年订下10架波音707。
也就是从那个时代起，美国的广告开始进入中国，中国人了解到美国的发达，认为美国的东西就是好，连美国的月亮也是最圆的。
从1972年起，波音飞机逐步升级，从波音707到777，24年中，中国从美国西雅图波音公司采购回252架波音飞机。美国人自豪地称，在中国每小时就有100架次波音飞机起落。
这其实是一个惯性。中国的传统中，有爱与老客户做生意的习惯，并非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波音一家公司可以打交道。以波音公司的胃口，他当然希望在中国的天空上，所有的飞机都来自西雅图，也就是说，希望中国航空市场每年20亿美元的采购单都交给波音公司。
正如美国的月亮不是最圆一样，美国的飞机也不是最好的。我在这里不再提波音777的隐患，即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考虑，我们的空中市场也不能完全让美国垄断。这涉及的面非常广，培训、维护、售后服务、零配件支持等只是一方面。但可怕的是，如果哪一天我们的天空中所有的飞机都来自一个对中国始终抱有敌意的国家，中国又对本国航空业越来越依赖美国技术的做法不加检视，这种垄断只会令人不安。
飞机的贸易只是一个比较外在化的现象，也许我们开始并没有考虑把空中市场交给美国，但随着购进的波音飞机一架一架地增加，无意中就让美国垄断了中国的空中市场。我认为，作为发展中的中国，在引进先进技术上，必须放眼未来，将各种可能的因素考虑进去，在某一个领域的设备和技术，切忌被一个国家垄断，尤其是对中国抱有敌意或者成见的国家，我们必须小心谨慎。用中国的老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阿英两国的马岛之战中阿根廷败于臭火的弹药，海湾之战伊拉克引进的防空预警系统被美国窃装了病毒芯片，这都是令人痛心的例子。
我们提倡和平，但是，假如我们受到无理挑衅，而不得不进行战斗的话，遇上上述这种情况，时间就太晚了吧？
但我看到了一个好的迹象，“空中客车”的引进，以及达成的一份多国合作、在中国联合制造100座“空中客车”的协议，无疑可以视为美国在中国空中市场垄断的时代宣告结束。此举既是对美国政府打贸易战的一个回敬，也是反垄断的一大成果。这样，在中国不仅有波音的飞机，有麦道公司的生产技术合作，还有欧洲“空中客车”的技术合作，对于提高中国民航及飞机制造能力，都极为有利。
附文
反美作家访谈录(节选)
香港《南华早报》 白克尔
在沉闷的中国出版界，《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如同在其间投入炸弹一般，引起了巨大震撼。
直言不讳的、带着嘲讽味的、具有爱国主义色彩的论证反映出中国天安门事件后的年轻人的强烈感情。自它出版发行以来，一个月内就销售了十万册，这也使该书作者迅速成名。随意的、时而睿智、时而尖锐的指责，体现出富有反叛精神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学生们内心对政府在对美国政策方面的不满、愤慨与失望，以及对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的日渐增强的自豪感。
这本书由张藏藏、宋强、乔边和另两位未署名的共五位作者在三个星期内完成的。《南华早报》采访了其中的两名作者。
现年32岁的这两位作者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同班同学、两人中无一人是共产党员。尽管宋曾经当过共青团员，现在他自称是一名佛教徒，宋是他家乡重庆一个地方广播电台的节目制作人，中国文学专业毕业。
张辞去了中国某文联的工作，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该公司现在正着手翻译一系列现代法国文学作品。张是一位说话速度很快的、好辩的诗人，已经出版过诗歌与小说集，他最近的一部小说集叫《每天淹死一个儿童的河》。《说不》这本书由中华工商联合工商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价为人民币19．80元。
问：你们的书是怎样得以出版的呢？
张：写这本书是由我提议的。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竭力推行其19世纪、20世纪初的那一套方式威吓中国，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将共产主义视为鬼魅的西方人士自然仇视中国，然而中国既非南斯拉夫，也非苏联。
问：你认为西方国家抨击中国人权状况对吗？
张：事实上，我们自己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也不甚满意，然而我们不能对中国的客观条件视而不见。我们只有这么一块土地和这样一个不够发达的经济，因此国家不得不优先考虑生存和发展，人权必须以这一现状为出发点。我认为美英对这一问题的论点是空洞无物的，中国西北、东北和西南地区有许多人依然吃不饱，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不优先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例如我们不得不采取计划生育这一应急性措施。如果约翰·梅杰是中国领导人，他敢允许每个人想生多少孩子就生多少孩子吗？
西方对我们有偏见，我们应当知道他们不是我们的救世主。中国必须自力更生。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人权状况必然会引起改善，这就是我们所想的，也正是这本书能获得成功的原因。
问：你为什么对美国那么不满？
张：我认为美国文化是一种世界末日文化。我常说比尔·盖茨，他在计算机方面是惊人的天才，但在其它方面相当弱智，他可以在下个世纪当上美国总统，我的意思是那时美国文化中再也不会有什么高深的东西。
问：比尔·盖茨和微软公司怎么了？
张：我相信计算机比核武器更危险，它限制了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这会危及我们的民族利益。美国能通过计算机网络把它的观点与价值论强加给我们，这是一种网络侵略，所以你喜欢的话，可以称我们为“新义和团”。
问：在书中，你说“让我们焚烧好莱坞”，为什么你那么憎恨好莱坞呢？
张：好莱坞影片比法国影片差得多，我想是对它说“不”。我偏爱法国和意大利电影，我认为新的浪潮在法国。很长时间内，我们是西方文化的大力支持者，我们仍然在尽力向西方学习，我在大学里只读西方诗歌。
问：你认为外国政府在对中国施加压力使之与国际行为准则保持一致方面错了吗？
张：我觉得对伊拉克的制裁的受害者只是伊拉克人民。另外，美国在文化、新闻、经济和军事诸领域动用暴力。你肯定已经注意到了，西方认为我们应当按他们的规则来游戏，而一旦我们干得很好了，他们又会改变他们的规则。这公平吗？不。
宋：是的，当黄种人掌握了西方的规则并且表现出色时，白种人就改变这些规则，就像他们在乒乓球比赛中所干的那样。西方人是真正的胆小鬼。
问：西方压制的结果是什么？
宋：西方只想控制中国，为什么不让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试验地而存在呢？不要认为你们制裁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会高兴。我极为痛恨目前的这种趋势，即一名学者只有亲美才被认为是持有正确的政治观点的。我写这本书是为了唤醒中国人民内在的某些东西。
问：哪些东西呢？
张：以人权为例，我想问西方人士一些问题。英国曾向中国出售鸦片．并挑起对中国的鸦片战争，这是对中国人权的极大侵略，但我从未听说过任何来自贵国的道歉。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大规模残酷地侵略中国人权，然而至今，它依然在竭力为它的罪行辩护，不作出足够的歉意，他们无权谈论人权。据说在香港，课本在提及鸦片时只将它解释为“特殊的材料”。
问：你认为英国正试图在香港问题上欺负中国吗？
张：我想看到香港有更多的民主并且我知道那儿正在进行一个直接选举。但我想问你，如果你想给香港民主为什么不在过去的150年里给它？为什么偏偏在你要离开的时候给？
根本问题在于你们认为大不列颠的利益高于一切，而我们关注的是中国的利益。如果你把这称作极端民族主义，那我只有接受。麦克米兰说过：“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我的一个英国朋友对我说英国确实认为中国分裂对其有利。他们确实想看到一个不是那么强壮有力的中国。他们认为台湾、西藏甚至内蒙古、新疆都应该从中国分离出去。很多日本人也持这种观点。
问：你认为美国在剥削中国吗？
张：不，我不觉得美国在剥削中国。我们钦佩美国的商业。我们渴望美国的商业，我认为中国在中美贸易中也是一个受益者，因为我们向美国也大量出口。但我宁愿不要最惠国待遇，因为我觉得美国采取的很多行动：如银河号事件(美国拦下并搜查了一艘涉嫌向伊朗非法运送武器的轮船)和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一事，这些都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
问：你怎么看待现在正在举行的这场奥运会的进行情况？
张：从现在正在举行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始至今，所有北京的老百姓都认为美国人真是操蛋。多年以来，亚特兰大就因治安不好而臭名昭著，那为什么还选它来主办奥运会？既已当选为主办者，为什么不把工作干好点？为什么像炸弹爆炸、交通阻塞都会发生。
答案就是美国人已经暴露出无能的一面。看看美国电视转播的奥运会你就会明白我说的美国“新闻暴力”是什么了。当报导美国对中国及美国对古巴的排球赛时，电视只显示出美国球手是急样扣下球又是怎样令人难以置信地救起险球，与此同时观众席上传来大声喝彩；而当对方得分时，情况是如何的古怪凑巧。但结果是美国队两次都被打败了。
媒界想操纵观众情绪。这表明美国缺乏大国的风范。奥运会暴露了美国人的贪婪，也粉碎了美国无所不胜的神话。
问：你们不是在掀起民族主义的情绪吗？
宋：不，我们对此并不害怕。我们不是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我们想要吸收更多的成熟文化而不是自我封闭起来。经过十来年的思想解放，我们应该在中国建立起自己的文化。我不认为民族主义是个威胁，相反，长期地否认我们的民族传统倒是(威胁)。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民族主义还不够强，我们有的倒是民族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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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的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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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回归
这个题目是为着那些游走于中国之外的同胞们而写的——不管他们是身体还是心灵游走于外。这两者的性质可能截然不同，也可能互为交融，也可能本身就互为游走——如海外的中国人常常比本土的中国人更爱着恋着中国，又如本土的某些中国人比异族人更为切齿痛恨着中国。
一天我给重庆的王老师打电话，他告诉我，原单位收到了一封寄给作者们的署名“××市一群青年”的信，大骂我们是“小丑”、“法西斯”，并公布了他们对我们的判决——“处死”。我跟王老师笑骂了一阵“小毛贼”；他们的律动和不安分就跟藏藏与我当年在校园里的活跃一样。——“都是我们玩剩下的”。不过这回他们甭想，甭想我们在出版物中跟他们较劲，他们甭指望我们会推荐发表这封信，借此增加惊险色彩从而满足他们的某种欲望。对，对，对！因为我们“害怕真理”。我因此又想起了另一些人。我在北京的日子里，心情是忽晴忽阴的。我经常凝神那些红云底下的屋顶，想着那些屋顶下的中国人——也许在他们的学成之年，他们就开始愤懑着中国，他们的年龄越高，孩子越大，他们的愤懑就越固执越强烈。他们的愤懑情结不可能因笔谈和辩论而化解——就像一种信念下可能在酷刑下瓦解—样，他们以厌烦的神色打量着走进屋里的我，赖哩巴叽地摇头。用一种宁静得几乎要飞升的超然玩着电子游戏机，我不禁寒战着从他们身边游开。但有时天气极好、朋友的消息极频的时候，我又猜想那些屋顶下的中国人，他们也许跟我一样普普通通，毫无姿色，也许平时也有愤懑，看到一件事情便骂：“中国的事情没办法……”但每逢严峻的答案必须填写“是”与“否”，他们又像全约好的一样填写同样的答项。——其实我们对中国人的奢望莫大于此了。就橡一株平时全是骨朵的花树，即使一年只开一次，一次一个钟头，我们也认定它是花而不是覃子—样。不要太苛求中国人，再苛求一分便不免招致嫌疑了。——我吃饱了撑的，去招惹人骂？
但一位旅美学者突然破口大骂一个中国女孩子是“精神娼妓”，我已觉得这已不是什么“苛求”或有失风度了。
这位女孩子在“美国之音”里缠绵而浓情地抒情：“每当我坐在草坪之上，看着湖水和嬉戏的小鸭，心里就怀念起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
旅美学者声音平静地点头说：“兔崽子，兔崽子，对吗？”我只得连连点头。是啊，能怨别人骂她？“难道中国没有草坪？难道中国没有湖水？难道中国没有小鸭？”旅美学者问。我也笑着叹—口气，为我这位山东老乡感到羞愧不已。很快我发现我自作多情了，就跟她的自作多情一样——悲我们头顶上的天，悯我们这群没有草坪、湖水、鸭子可玩赏，同时又在“受苦受难”的愚昧小民。
她这毛病也真是难改呢。
我们不能因那些人由于不认同祖国政府而跑到国外而称之为“汉奸”、“卖国贼”，即使他们摆出了同祖国情断义绝的姿态。不能否认，有时候中国人对他们很严厉，我们很容易把那些具有叛国嫌疑的举动笼统地概称为“汉奸”、“卖国贼”。如某人跑到了外国大使馆，马上有人写信到电视台：“一定要抓住他，可别让这个卖国贼跑了……”，仅单纯凭着跑到外国大使馆或以非法手段跑到境外来判定一个人是不是汉奸、卖国贼，是粗暴且不准确的。这个概念比较复杂，可以进一步研究。有关的话题还是让别人去说吧。——但是，不能回避，结果可能是悲剧性的，在未来的中华民族与异族的利益冲突中，某些人士的处境将是无比尴尬的。也许在未来的冲突中，没有必要特别提起他们，没有必要为他们内心的立场而将国家之间的斗争迁怒于他们。许多中国人关心着他们，甚至他们还有这样的魅力：一旦他们发言，我们会在百忙之中聚了神带着感兴趣的心情去聆听。那么，作为他们的亲友、同学、学生、遥感者的中国人，实在是有必要对他倾注一下专门的关心的。
但如果都像那位女士一样，摆出一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神气，徒招骂名也只能是活该。四川话说：做得受得，届时谁能为你挡驾？如果说真的是那样，不管你的“政治正确性”动机是多么的纯洁，或你言辞上的转圜余地有多么大，不管你的理论结构是多么繁复——可以最终上升到一个“善”的结果。但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民就不管那么多了，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就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尺度。当心成为“非常尺度”的牺牲品，战时被处死的间谍嫌疑犯，很少听说有法院为他们翻案。民族抗衡时期的非祖国论者，也难指望岁月会为他们平反。
即便按你们的“政治正确性”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请允许我对前景做危险的估计，如中华民族同异族处于战争状态之中。——我们可以多想一想历史的教训。法国殖民者所扶植的墨西哥皇帝马克米西雷大公，他仁孝纯厚，全身心地爱着他的新祖国墨西哥，并尽可能地施仁政，然而墨西哥合众国主权政府仍毫不犹豫地将其处死了——那场面是令所有的人道主义者悲痛的。但历史定了性：甘为异族马前卒，颠覆主权政府，下场只能如此。也许有人拿一战时期的左派社会民主党对“保卫祖国”口号的严厉批判来做为左证，但这有不同，而且是大大的不同，左派社会民主党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也就是说：它是作为一种国际力量来反对所有交战国政府的。中国也有同样的例子，张学良将军发动中东路事件，同苏联军队发生冲突，而中国共产党内的王明们却鼓动中国工农“武装保卫苏联”，这种无视民族感情的举动自然遭到中国各界人民的反对。
逆人伦天理而动的冒险家，自然被人民视为汉奸卖国贼，这就是人民的历史观，人民的最朴实的政治正确性。
两种“政治正确性”，哪一种该让位？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乔边曾说：极端民族主义不可取，民族主义还是应该要一点的。当越来越多的盘问和追究加诸我们的时候，我们禁不住变了一种腔调——一种起初我们听起来也有点陌生的腔调。“我们不伯别人说我们是极端民族主义，”我们说，“因为我们长期所看到的，是极端的民族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的全国性大合唱——当初也有我们的声音在内。这个我们要在《我们的回忆》里提到。当然我们不可能低级趣味到那种地步：就像“五四”后回国的吴宓等人给热情支持“德先生”“赛先生”的学生们泼冷水一样，他们的做法是，我们从西方刚回来，我们什么不知道，告诉你我们的发现——不如咱！假如我们以同样的腔调说：“我们在那个阵营里呆过，我什么不知道？告诉你：会不是那么回事！”——那么我们这种庸俗透底的作风，用不着别人来嘘，我们自己都要先啐自己一口。
一旦民族主义或者类民族主义的情绪在中国出现，就会招致那么多警觉和不安的反应。这更加坚定了我们的树立直言不讳的民族主义态度的决心。
我们应该从那种模糊的、需要澄清的、类民族主义的状态中发展我们的民族主义。我认同西方的冠以我们“新民族主义”的称谓，应该认同“新”，应该推举一位有着良好学问的人给这种新民族主义的一种界定。
新民族主义会是什么样子的“主义”？
我感觉到它应该从这几个方面来探究界定的可能。
其一，它不应是那种对本民族成员绝对无条件认同的“原始民族主义”。如河西族的人同河东族的人骂街，围观而至的一群河西族的人看到了，不深究此事起因，也不管本族的人有理没理，全体一声吆喝：“打丫头养的！”石块砖头棍棒齐上，再对奄奄一息的河东族倒霉蛋踏上几脚。簇拥着他们的同胞英雄：“没吃亏吧？走走喝酒去……”这种“原始民族主义”非常类似于中国汉族的“省际歧视主义”。因此说：这样的义无反顾的“民族主义”是有害的，甚至是会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
其二，顺理成章地，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状况，应将历史、民族文化以及民族的一切因素考虑在内，尤其是需要将国家主义的因素考虑在内。国家因素的介入会使新民族主义的内涵变得开拓和有理性色彩。
其三，这新民族主义应作为知识界的思想意识加以剖清的，必要时，它应求教于宗教界、新闻界、经济界、文学艺术界，它将来应传达于一切有关的领域，并做为一种意识和流派而长期存在下去。一旦外国的一切方面的威胁成为严峻的事实，新民族主义应有这样的潜力，即它能够成为一种有序的运动。
其四，新民族主义应强调它不是知识分子集团或某种社会利益阶层的使卒，避免走三十年代民族主义文学运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为黑暗势力帮忙的老路，它应呈现它的民主追求和对国家繁荣富强的进取心。因此，坚决抵制因民族主义而衍发的盲目的排外、闭关锁国，防止造成中国回到左倾路线的老路子的后果。我想，这应当是当代的、世纪之交的中国新民族主义的最大、最鲜明的特点，这一点应是新民族主义的灵魂。
总的前提应该是回归，我称之为“中国人的回归”。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包括“后海外华人”)已经认识到：只有灵魂不再游走于中国体外，作为个人才有全面发展的希望。有一个老作家、老记者，作为一个著名熔{实主义者，他已经认识到了游离中国体外的痛苦。他有一个著名的比方：他说他认为过去他只说出“百分之五十的话”，而这“百分之五十”却有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听；而现在他可以说出“百分之百”的话了，然而会有百分之几的中国人听？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作家的悲哀。
一个跑到海外的人在“美国之音”中谈到他每当经过中国领事馆的心情。他讲到：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心中涌动着的话是——“那面五星红旗还是我的五星红旗……”
这就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失语了。
同样的，这也不能简单地看作出走的浪人“看到了野菊花”时的思乡之情。思乡是另外一回事。
相信这句话勾起了许多海外或境内的中国人复杂的感受。
这话出自一个通缉在身、从理念和情感上憎恨现行中国的人物之口，应该是有很大说服力的。
曾经有一个中国少年合唱团访问奥地利共和国，演出地点是前奥匈帝国皇室的故宫。这一天，来了一群中国人——他们都是“六·四”那一年跑出去的。他们找到领队，要求为合唱团的孩子们做一点事情。他们同孩子们一起联欢，并为他们预备了饭菜。——细心的孩子们发现：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吃的是合唱团吃剩下的东西！临别时大哥哥、大姐姐们无法按捺自己，泪水滂沱地和少年合唱团的孩子们拥抱在一起了。
难道他们的哭泣是因为孩子们又要回到“苦难深重”的祖国吗？历史上曾有许多政治斗士出走他国，但自近代史以来、从未有任何的去国者像今天的“斗士”们这般，精神上如此寂寞困苦。
我绝不是仅仅从一个人道主义者的角度同情他们的处境和困顿的。
应该这样来界定当今中国建设所需的“精英”(如果“精英”一词尚未成为禁区的话)：他们不再仅仅是叱咤风云的“启蒙”分子，他们应该由更多更广泛的有建设价值的人才组成，他们有企业家、国防专家和军事领导人、有法学家、能源专家、大坝建设者和贸易谈判专家，这个“精英”阶层将更广泛更有真才实学，他们将为中国的稳定、中国的繁荣、中国的强大做出切切实实的贡献，并因此成为人民的楷模、人民的英雄。这个“精英”阶层必须摒弃那种类型的人——那种以骂街擅长、沉湎于自己都明知无法楔入现实的理论家的思想。信奉伯恩斯坦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的煽动家，他们可能比敬畏命运的人更潇洒，更能吸引那些不安于平凡生活的中国人的心。但他们没戏，就像张藏藏带话给那些“亡国奴”论者的，“你们若有希望，我就是王八蛋”。
应该回归中国，从中国的人文、中国的欲望、中国的勃勃上升中找到路轨，这才是中国人的价值所在。
陈立夫先生曾经提出：两岸应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实现统—。
这个观点应给所有回到中国立场上的同胞们以启示。
我不想再含糊掉“中国立场”的基本内容，中国的立场——应是坚决反对国家分裂的立场，不管这种“分裂比统一好”的见解有多么高超深邃。柴科夫斯基说：“我愿做俄罗斯的乡巴佬。”我也愿振臂表态：我愿做死心塌地的支持大一统的“中国乡巴佬”；中国的立场——还应是坚持反对中国“大乱求大治”的立场，即使是从激进主义的角度看，戊戌变法百年之后中国的再次大乱，将使中国永远丧失成为超级大国的机遇。
这应是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最低纲领”。
八月，我们到底承受了什么
七月底，我告别张藏藏、宋强和乔边，从北京独自回到南方。这个季节天气闷热，旅途格外疲惫，车过河南，便见到沿途遭受水灾的景况。在河南与湖北交界处，铁路曾被冲毁，有的路段仍在维修，列车到此，车行缓慢。最令人惊骇的是武汉市郊五里湖一带，那儿仍是一片汪洋，大水之上，只见大树的尖梢，房屋的红瓦。在鄂州一带，也见到农民冒着酷暑在洪水退却之后的水稻田里收割残余的庄稼。农民们背部晒得乌黑油亮，他们穿着短裤，戴着草帽，艰难地，一穗一穗地把洪水留下的稻子收割起来，这景况令人敬佩又感动。
越往南走，灾情越见严重。心情也跟着沉重起来。在北京，也曾看到关于南方水灾的报导，但怎么也不如眼见这样触及心灵。
我在北京做自由撰稿人已经两年了，生命中经历了许多，此番回乡。是想着好好总结一下这两年来生命历程中的一些东西，并与出版社有约，写作一部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流浪京都》。返回故乡去写作，一是躲避都市的喧嚣，再则也能逃脱记者没完没了的干扰。
又见到青山绿水，又尝到家乡的风味，又听到亲切的乡音。山中小镇上，天空明净，月儿又大又圆，白亮亮的，充满南国的诗情画意。我安排好写作计划，并准备抽空去天台山打猎，再到九桥水库钓鱼，尔后会会过去的文朋诗友，叙叙别离之情。我相信在家乡这样的世外桃源里，既可以按计划写作，又能够养憩一下流浪生活给我的创伤。
打开笔记本计算机，一个字一个字地敲起来。然而，旅途所见的灾情却无法排遣，脑海里老是闪出一片大水。地方上，大家也在谈论灾情，电视、广播、报纸也连续不断地报导抢险救灾的消息。这些消息挤迫着人的心情。一些朋友也到抗洪前线采访，我们这儿离长江只有56公里，离大冶湖只有20公里，虽然未曾遭受水患，但很多人已经开始准备抗灾工作。矿山工人黄昏时聚在门口纳凉，也议论著这场罕见的水灾。我有时也加入他们的议论，我发现矿工们对时事非常了解，他们关注身边的灾情，也了解湖南、安徽、江西、贵州、广西等地的灾情，他们甚至还谈到政府就水灾申请国际援助一事。
这天黄昏电视新闻联播过后，矿工们照例聚在门口纳凉，他们光着膀子，摇着蒲扇，不时挥赶着嘤嘤嗡嗡的山蚊子，大声地议论著什么。声音之大，给我的感觉好像他们是在吵架。我走过去，却原来是在谴责桥本。一个矿工说：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国家比日本险恶、卑鄙和无耻了！你看看，那个桥本首相去靖国神社参拜的神态，跟一个匪徒差不多。另一个矿工说：日本人是狗改不了吃屎，我们对他们那么宽容，又是友好邻邦，又是一衣带水，怎么就是打动不了这帮强盗的心，杂种，老子有机会跟他们干仗，非跟他们拼了不可。矿工们越说越气愤，全然忘却了三十几度的气温和肆虐的山蚊子。
东条英机是桥本龙太郎的先人么，操，他是要继承东条英机的遗志啊！又一个矿工用蒲扇啪地拍死腿上的一只蚊子，愤愤地说。
我们应该向日本索赔，以民间的名义！矿工们越说越火，日本人没法让人宽恕。这天我恰好没有看电视，我惊异他们怎么忽然在一起异口同声地谴责起日本人来。我问：桥本龙太郎怎么了？一矿工：说：唉呀，作家，你没有看电视？桥本又去参拜靖国神社，为他的老祖宗招魂了。
我一时无言以对。对于日本这个国家，中国人的态度我曾经有过一种浅薄的见解：仇恨日本人，富欢日本东西。但随着深入认真地思考，我发现中国人的心中有更复杂的层面，在日本人侵中国犯下滔天罪行这—面，中国人对日本是仇深似海，永远刻骨铭心；在长崎、广岛民众遭受到原子弹打击这一面，中国人又对他们充满同情，民众毕竟是无辜的。就连中国老百姓看了日本电影《望乡》，也曾洒过泪水。而去年东京地铁奥姆真理教徒施放沙林毒气，中国老百姓也为那些无辜者捏一把汗。有时候我想，中国人的宽容和善良，在对日本这个国家的态度上表现得最完全，最彻底！
中国人的宽容和善良是否错了？也许是。
我记起了读书时老师的一句话。当时我们除了在《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这些电影中知道日本鬼子杀人如麻以外，对日本国是一无所知。我们老师评价日本时说：日本是一条咬了人又遭人痛打的恶狗，他们咬了人，决不肯承认咬了，然而挨打的痛，却牢记着，不时要吠几声，以表示委屈。现在想来，老师的话千真万确，我再出找不出比这个比喻更形象更贴切的形容了。
要说明的是，黄石大冶这个地区，是日军侵略的重灾区。日军在这里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因为大冶矿产资源丰富，开采至今已有三千年历史，现在也有数万矿工。日本在侵略战争中，需要大量的钢铁，所以在这个地区，他们为掠夺资源而残酷镇压老百姓达到疯狂的程度。我不用复述那段历史，因为在日军侵华时期，在任何被日军占领的地方，他们都有过相同的兽行。我仅举一个例子，日军在大冶铁矿周边，对老百姓采取连坐制，即中国军队袭击了日军，发生地靠近哪个村庄、就把哪个村庄推平，将整个村庄的人杀绝。
夏天的燥热随着夜色降临渐渐退去，山风徐徐吹来，但矿工们的气愤不消。他们中有一位八路军烈士的后代，他对我真诚地说：古清生，我读过你一些作品，不怕惹你生气的话，你写的很多东西尽是关于你个人的小痛苦，小感情，你能否写一部控诉日本人的书？我是不会写，如果我会，我要写出《辞海》那么厚—本。
这位矿工的情绪感染了我，我想告诉他，我与朋友已经合作写了一部书。已经上市了。但是，话到嘴边，我又忍住了。我想起在我路过武汉时，有位朋友对我说：你们那本《中国可以说不》还应该再深刻一些。我认真思索一下：朋友的话确实不错，我们没有必要有所保留。
一连数日，我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了，写作无法进入。那位八路军烈士后代的话总在我的耳边响起。是应该写一部有关抗日的书。想到这里，我蓦然心中一惊！像抗战、八路军、新四军这些词，除了在纪念抗战50周年时提过，平日里谁还想起它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似乎只记得款爷、老板、市利和发财这些词，我们不记得抗战，反倒是日本政界的那些人，时时不忘他们那些犯下侵略罪行的先人。我不知道日本那些人在怎样教育后代，但是，我害怕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及我们的后代会忘却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忘却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在大冶掠夺的罪行。
但是，值得欣慰的是，这些普通的矿工们。他们却没有忘记。他们不是国家公务员，不是知识分子，他们太平常了，平常得像矿山上随处可见的铜草花，他们却记住了民族大义。虽然他们的愤怒只能在如此的纳凉聚会中宣泄，然而，这又是多么质朴和真实的感情呢？于是在心中忽然说出一句：桥本，你也太恶劣了一点吧？你连我们这些普通矿工的和平心情也搅乱了，他们刚刚还在为江南水灾忧心忡忡，却又被你桥本的恶举气得怒火难消。
这些矿工，中国的产业大军，他们的心境是如此明白，沉重的劳动并没有使他们的心灵麻木，比较起来我有些惭愧不已，也有些欣慰。
也许这个八月注定我们不能过上好日子，水灾、桥本参拜，这两个不搭界的事物令我们伤了财物和感情。紧接着，是亚特兰大传来的消息。中国运动员在美国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及遭受美国广播公司的恶意攻击、污辱又令我们气愤难平。
百年奥运盛会，中国运动员盼望已久，中国人民也盼望已久，我们希望在奥林匹克精神下，公平友好竞争，赛出成绩，赛出风貌，赛出世界人民的团结。但是，美国人的不友好令我们惊愕了，那些天我的电话不断，一位投身商海的朋友打电话对我说：怎么会这样？那么多错判显然是故意的，这个奥运会看了叫我心堵，我把预备庆祝奥运会胜利闭幕的两瓶大冶劲酒从窗口扔出去了。
血同一宗，情同一脉。我何曾不是这样想的？我还记得在奥运会期间，去抗洪区寻找一位朋友，看见受灾地区的老百姓，他们在临时搭起的居所门前摆起电视，一边是滔滔洪水，一边是淹没的家园，可是他们仍不忘奥运会。他们并不一定都热爱体育，但他们喜欢看奥运会这是铁的事实。无须讳言，他们最关注的，当然是中国体育健儿的表现。他们希望看到中国健儿取得好成绩，希望看到五星红旗在亚特兰大升起。这种感情，全球皆同，不会有一个国家的人民例外。他们看得很感动，也看得很愤怒。
亚特兰大奥运会，美国人给公平打了折。
无理。无知。无情。老百姓无法理解，我的朋友无法理解，我也无法理解。百年奥运不和谐的音符，除了给美国人留下一笔不光彩的写照，给奥运史涂上一记污点，给中国老百姓一把怒火，还会有什么？亚特兰大，马丁·路德·金的故乡，你的子孙有辱你一世的英名。
八月，我的桃花源生活之梦被搅乱了，在青山绿水的家乡、我仍无法安静，也无法进行写作，更没有心情进行打猎和钓鱼，我离开北京，却仍找不到安静的地方。水患是上天的安排，这无法抗拒。但是，日本和美国那些人为的、有意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恶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则无处不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桃花源，在这样的山中小镇，也不例外。
台湾的走向关乎中华民族的存亡
听许多友人讲，台湾一些与我们一样大的青年，在读了《说不》中有关台湾的言论后，有些受不了。认为自己没招谁惹谁，打从出生后就面临着隔离的现实。大陆不承诺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和《说不》“不惜流血”都要制止分裂的言论，使这一代没有经过战争的年轻人感到极度委屈和惊恐，他们认为现实在迫使他们承担“不该承担”的责任。
持这样的观点的人还有一部分认为，当年共产党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现在还要“威胁”着打他们，搞军事演习，实在有些承受不了。
随着《说不》引发的大陆、港、台、澳及全球性探讨的深入，这个问题越来越凸现出来，成为大陆和台湾青年都在广泛思索的一个问题。
说起台湾，就不得不追溯历史，因为任何把历史割裂开来的想法都是极不负责任和不现实的，也就更无足于解决这一个问题。
也正是基于历史的教训，台湾的独立与否，才成为中华民族存亡兴衰的关键问题。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李鸿章赴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该条约“割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补兵饷二万万两及通商苏、杭，任机器洋货流行内地，免其厘税等款”，被视为亡国先兆。引动康有为“公交车上书”之举，近而引发全国保台狂潮。
台湾虽小，但割地辱国所带来的危害之大，却不是一言所能概述的。正如康有为所言：“窃以为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现在读来，仍铿锵在耳，隐痛于胸。
“何以谓弃台民即散天下也？天下以为吾戴朝廷，而朝廷可弃台民，即可弃我，一旦有事，次第割弃，终难保大清国之民矣。民心失离，将有土崩瓦解之患。《春秋》书梁亡者，梁未亡也，谓自弃其民，同于亡也。故谓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日本之于台湾，未加一矢、大言恫喝，全岛已割。诸夷以中国之易欺也，法人将问滇、桂，英人将问藏、粤，俄人将问新疆，德、意、日、葡、荷皆狡焉思启。有一不与，皆日本也，都能必惊。若皆应所求，则自啖其肉，手足腹心，应时尽矣，仅存元首，岂能生存？且行省已尽，何以为都畿也？故谓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此理至浅，童愚可知。而以议臣老成，乃谓割地以保都畿，此敢于欺皇上，愚天下也。此中国所痛哭，日本所阴喜。而诸夷所窃笑者也。”
康有为的慨慷陈词，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所带来的危害分析得透彻入骨。而事实也正是：日本占据台湾五十年，中华民族分崩离析了五十年；台湾被凌辱了五十年，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了五十年。台湾的兴衰是中华民族兴衰的缩影，它的存亡也是中华民族存亡的关键。
孙中山领导的民族革命之路将中国导向了排除内忧外患的道路。但由于这场革命的领导人的“精英”特质，注定了它关注而又远离大众的实质。从海外寻求真理的革命者没能将他们的理念与中国民众的现实理想成功地契合，最终导致了国民党越来越与民众相脱离甚至背离的现实。这种两个极心的相互排斥、逃逸，被毛泽东等一代起自民间、深深体味到历经战争和剥削苦难的劳苦大众朴素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所体察，并将其与共产主义理想进行了很好的结合。就民众基础而言，共产党是注定要胜利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基础，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全面内战中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胜利，实质上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也正是因为这个基础，国民党退守台湾是它本身当时背离民众的结果。因此“共产党把国民党赶到台湾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实质上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如此“先知先觉”，在战略拟定上就把国民党“规定”在台湾。因为中国共产党既然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她完全可以做到先取得台湾。事实上国民党的全面溃败，或者说崩溃，快得连中国共产党都觉得有些意外。过江战役计划之详细、缜密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而此时，最清醒的可能反而是蒋介石，迅速的溃败和军队的倒戈或者不堪一击(要知道，国民党军队的装备可比共产党先进得多，开始打内战时的人数也比共产党的多)，使他看到自己和所领导的党派是多么严重的脱离了大众，一方面放出划江而治的风，一方面早就做好退守台湾的准备。
退守台湾后，与其说国民党在做着反攻大陆的准备，倒不如说是为了防止大陆的进攻。蒋介石开始了国民党从未有过的内部整肃和教训总结，营建民众基础可以说是国民党吸取的最大教训，台湾青年与大陆青年完全不同的历史视角可以说是这个教训吸取的负面结果。
朝鲜战争可以说是帮了蒋介石的忙。国民党甚至在这段时间积极地投入了反攻大陆的战前准备，而此时，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谋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方法。
尼克松访华的成功，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梦想基本破灭了。国民党开始了全面发展经济的道路。这是国民党顺应了台湾民意的结果。
但不管是尼克松前还是尼克松之后，台湾作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第二个战略堡垒的作用，都没有失去，只是随时势的不同而显现和隐匿罢了。台湾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她在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性，对美、日在战略上牵制中国，扩张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目的十分重要，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在中美联合公报拟定时，美国坚持向台湾出售防御武器，就是为了实质性地武装这个基地。这次出动太平洋第七舰队对中国在海峡搞的演习进行所谓的“监视”，并非出自什么维护地区和平的目的，而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利益的需要，借势为炮制“中国威胁论”寻找由头，以增加与中国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的。
这里我们来一个假定，探究一下台湾独立后，它的去向相对中国人的伤害。
康有为所分析的散台民而散天下的结局是必然存在的了。这是西方发达国家表面上都不太愿意看到，实际上在他们的战略中最后一个“下下策”方案所早已考虑过的了。美国和日本会趁机以盟国的身份将再一次“临幸”台湾，而大陆必须占据附近的岛屿，台湾海峡的正常航运就可能因此难以为继，反而造成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不稳定。民族的难兄难弟在因外夷的“临幸”所造成的煎熬中被迫处于对立状态，台湾和中国的经济梦想将被迫破灭，由此引发的种种苦难将因此再次“临幸”中华民族的头顶。而这一局面，就是那些引导台独的人造成的。
从这个假定来看，台湾的“独立”，实质上是一场有害于中华民族的独立；是投入别人怀抱的，将受到别人歧视性待遇的“独立”；是以为别人手中的工具和军事基地为代价的。时局的动荡将使台湾想做二战后的日本的资格都没有，更别提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开始的对中华民族的又一次凌辱了。
那时台湾青年的“受不了”，将比现在听几句大陆青年发自内心的言论更为现实和残酷，也根本不是“受不了”所能够表达的心灵上的迷失和苦难。台湾青年将因自己错误的选择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说不》所言的“不惜流血”，与其看成是一种豪情宣言，还不如看成是对未来可能导致的悲哀的悲愤警醒。一个曾经倍受凌辱的民族，在今天还要被迫发出这样的吼声，对此实在是应该深深思考一下的了。
《说不》所言的，相对于中华民族，台湾的从属地位的问题，同样值得再细细交待一下。
现实中的独立表现，有一个是被台独分子经常引用来证明台湾由民众表决决定走向独立的合法性的，这就是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独立表决。表像上看，两者很相似，都是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决定是不是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但分析一下，二者却又是有截然不同的性质。
魁北克是个法裔居多的省份。由于殖民的原因，加拿大许多省都是有这种各自的独立的特性。加拿大的国家利益因此与其它国家的国家利益都不同。比如法国的国家利益，是法兰西民族利益的政治体现，而法兰西民族利益是不允许它的某一个省脱离它的。再拿日本来说，九洲岛的脱离将牵动整个大和民族的利益，它因整个大和民族的否决而不能走向独立，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大和民族、法兰西民族、中华民族都是在历史中逐渐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它的每一部分就像身体的躯干、四肢一样，是自然生成，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而加拿大就不具有这个特性，它每个移民过来的民族相对地集中于某个地区的现实，决定了它的国家构成，是北美大陆摆脱殖民控制，由每个地区在协商后的表像拼凑，历史融合的时间很短，因而它某个地区的独立与否，与其它地区没有民族和历史的渊源。假如加拿大早建国一百年，它或许会因为形成了一个主流文化特质和信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较为统一的国家利益，而否定这种行为的。
一个是解构，一个是割裂，本质上具有很大的不同。
另外，魁北克最终没有独立，也正说明加拿大经过二百多年的融合，已形成了统一文化雏形和内在的联系。这种内在联系已经在民众内心构成了一个整体，迫使他们导向了相互依存的选择。
世界走向大同的基础是民族的合和，一个民族的分裂是对世界潮流的反动，是对民族自决这一概念的歧意性引用，民族自决是一个整体的民族自决而非局部的策动。正如把身体的某一部分割裂一样，台湾的独立只能造成一个民族的残疾而不能实现民族整体的健康发展，因为一个残疾民族是无法列入强国行列的，更是无法为世界大同做出贡献的。独立后的台湾，将来还得面临一次民族局部回归和民族整合的过程。走这样的弯路，被耽误的不光是中华民族，而是整个世界。
回到现实中，还可以有另外一个思考提供给我们，假如中国大陆听任了美国及西方的无理要求和安排，按西方指定的道路走，还有台湾问题吗？我想，是不会有的了。但这又是另外一个关于中华民族存亡的问题了。
附文
当中国悲情遇上台湾悲情
台湾中央社 记者 宋秉忠
三月共军(原文如此——编者)演习引来了美国航空母舰，中共便策动尘封已久的民族主义来自卫。同时，共军演习也使更多的台湾民众认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只是中共的统战口号，更有一部分人愤而图以台湾民族主义对抗中国民族主义。
但是，当中国悲情遇上台湾悲情时，结果又如何？
《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宋强宣称，对于台湾人民这种“迷航”，需要用“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意志来导拨一下”，而当美国军舰逼近“中国台湾省”时，大陆人民应该“不要忌言‘准备打仗’”。
而在台湾，国家政策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员指出，台湾对抗中国的地理(指台湾海峡)和物质条件远远优于芬兰对抗前苏联的条件，但为什么台湾人总感觉到难以抗拒来自中国大陆的威胁，主要的原因就是“台湾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北京一名台湾研究学者发现，三月共军演习后，台湾民间的确出现“以中国民族主义对抗中国民族主义”和“以台湾民族主义对抗中国民族主义”的两种完全对立的舆论。他特别指出，台湾部分领导人最近频繁指责大陆有过激民族主义，同时强调台湾本土教育的举动，令大陆方面怀疑台湾领导人正在暗助“以台湾民族主义对抗中国民族主义”的舆论。
无独有偶的，八月九日的北京《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切不断的血脉》文章批评说，李总统在淡水国小发表“台湾以往过度强调大中华的教育观念，让我们的学生受害甚深”、“狭隘的民族意识观要重新调整”．等言论，是“企图从教育入手，切断台湾与中华文化的血脉联系，让台湾地域文化完全西化……以便为其分裂祖国打下思想、社会、文化基础。”
然而，就像台湾民众不易体认百年来饱受列强欺凌而产生的中国悲情一样，大陆年轻一代过去并不关心台湾，更不了解台湾，只是当美国军舰驶近台湾海峡时，直觉地认为“台湾要作为美国的不沉航舰来围堵中国”，因此得用“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集体民意来否决一下”。
对于这两种悲情一旦冲突所可能造成的悲剧，必将摧毁“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世纪”的梦想，乃至如毛泽东所说“中国被开除球籍”，北京方面已多少有些察觉。例如一名早在五十年前就加入中共的大陆台籍人士，前年回台湾探亲后返大陆，曾提出感言指出，台湾年轻一代因为两岸长期分隔，事实上早就不存在什么“中国统一”的想法，根据中共的标准，早就符合“隐性台独”的条件，对此，中共必须设法争取，而不是威胁恫吓。这位人士更不苟同《中国可以说不》书中的偏激观点。
可见部分大陆人士对于台湾悲情产生的历史背景，也有相当理性的认知。或许就需靠这种理性的认知，来根除类似三月间“中国人威胁中国人”的不当行径，进而实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承诺，最终达到“中国人帮中国人”的境界。
李登辉：回头是岸
一、李登辉，李比尔？李太郎？
“总统”阁下宣誓当选“总统”以后，大约是考虑到职位到手，有美国的庇护，自己便大可以不必考虑祖国统一问题了。
所谓的台湾独立，稍有头脑的人便可以看到，如果独立，也只能是由美国炮舰守护下的一块殖民地。假设这样，台湾也不是独立的台湾，而是美国的第51个州，台湾当局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然而，即便有美国做后台老板，台湾也不可能变成巴基斯坦、新加坡。美国能够永远支撑起台湾岛吗？也许现在台湾当局有这个信心，然而，我建议李登辉回忆一下，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台湾时，是如何的不可一世？英帝国占领香港的时候，又是如何不可一世？在当年谁能够会想到，他们都有拱手交回中国领土的这一天？
事实胜于雄辩，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侵占他国领土的帝国可以不败。
美国现在支持台湾，出售武器，开出炮舰，号称保卫台湾，阻挠中国统一进程，这举动表明了什么呢？台湾当局对美国的依赖又表明了什么呢？我们只能够这样分析，台湾在客观上已经沦为美国的殖民地。没有美国在军事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台湾当局恐伯没有今天的固执。
李登辉在接受日本《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信誓旦旦地说，我在选举时告诉大家说，不要慌，是空包弹，不必担心。言语中，似乎充满着自信。然而，这种自信是可悲的。是看准了是一场演习，还是觉得有美国在后面支持呢？大约都有。那么，就这两种情况而言，是不值得如此自信的。如果真的朝着台独的路上走下去，或许有一天，落下的将不是什么“空包弹”。
接着下面的谈话，便显露出李登辉的愿望了。李登辉说，我不认为台湾人民应该是“民国的公民”或者“国家的公民”，而应该是“国际的公民”才对。要成为“国际公民”，台湾要有不同形式的生活内容，不同的思考方式，不同的行为态度。只有这样，台湾人才能以“国际公民”的资格受到普遍的尊敬。
这段话显示出李登辉要走台独的野心。
其实，李登辉不论想做什么公民，都不可能走出一条新路，无非是在美国的庇护下讨生活。这个所谓“国际公民”，实质上就是美国公民。但是，是等外的，这未必能够真的受到“普遍尊敬”，如此这般迂回曲折，不如明白地说，要让台湾集体加入美国，成为美国公民。美国公民或许比“民国的公民”更受到普遍尊敬，但想必李登辉也清楚，这是一种妄想吧？因为李“总统”在谈到与美国的关系时，直言不讳地说，美国与日本之间是有安全保障条约的，而我们完全没有这种条约的保障。出言之际，不免透出了几分哀伤。
回想起去年，“总统”登辉先生以私人的名义去了趟美国，那时是何等的荣幸！的确，这趟差得来不容易，对美国也几可感激涕零了。但“总统”先生心里也有几分数，知道美国这不过是想从大陆这边争点儿让步玩的一个小花招，也不是真对“总统”有了“普遍的尊敬”。
不要对美国抱有太多的幻想了，世界局势在变，这种变化并非对“台独”有利。对于美国的霸道。连最密切的欧盟国家都感到不满。反美浪潮已经波及全球，这将会使美国对自己进行认真的检讨，重新考虑它在国际间的作为，连自己将来的行动都拿不准，何以能够作为坚实的依靠？莱克在最近访问北京时重申，美国不支持“台独”，也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立场。此言是假是真，无法考证。但这种话李“总统”阁下也不妨听听，单听到有利于己的许诺，恐怕也是个“空包弹”，未必“见响”。但无论如何，将中国的事情，引入外人来参与，总不是令中华民族光彩的一件事。
统一是必然之路，唯有这条路台湾可以走得通。如果李登辉不予理会这一点，则是对台湾真正的不负责任。“总统”也别老念着美国航空母舰的庇护，也不要考证自己是否有日本血统，台湾也并非你一己所有，它是中华民族的，如不想做民族的千古罪人，就朝着祖国统一的路上走，实行一国两制，既保护了台湾民众的利益，也完成了统一大业。
二、不要“以官逼民”、“以政逼商”
李登辉出尔反尔，在8月14日的国民大会会议上宣称，“我们必须重新检讨以大陆为腹地建立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的主张”，并开始限制台湾企业向大陆投资。此举既显示出李登辉作为政治家的狡诈，在骗取台湾民众的信任之后，忽然180度的大转弯，把说出去的话又收回来，也看得出李登辉在增进两岸经济发展建设上的承诺是虚幌了一枪，玩了个花招。
李登辉的这个讲话之后，立即导致台湾股市竟相抛股，使股市锐跌89个点。这充分表明，李登辉的倒退已经使台湾民众大面积的不安，并产生对当局的不信任心理。
李登辉何以忽然在对大陆投资问题做起文章呢？外界评论，李登辉此举是想把这当作与大陆进行谈判时的一种武器。我们当然可以这样认为，这是李登辉在情急之下，乱抓一着，拿出限制投资来要挟大陆一把。但这个要挟是无效的，仿效克林顿的经济制裁于今天来说，在谈判桌上根本不能成其为武器。
但是，它伤害两岸经济利益是实实在在的。举观今日世界，对中国投资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世界各国均在中国大陆争夺市场，无论美国、日本、欧洲，还是东南亚国家，均看好大陆的投资市场，台湾的众多企业，也在向大陆投资中获得成效，在这样的关口，关闭台湾向大陆投资的渠道，确实是不借牺牲众人利益来抬高自己身价的行为。
台湾企业投资大陆，从1980年起，至今已达三万家，资金达200亿美元。这些企业在投资大陆时，均获得各种免税及其它优惠待遇，从而确保了投资的高回报率。对于缺少资源及劳动力的台湾来说，这是台湾企业获取发展的良好机遇；对于资金需求量与日俱增的大陆来说，也是一件相当好的事情。起码，这种投资是双方的需求，并非只得益一方。李登辉此举，是不顾及民族的利益，拿经济建设当游戏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然而，李登辉有限制，台湾众企业必定有反限制。台湾BZW证券有限公司的部门经理本杰明·陈针对李登辉的新政策说，要是政府不批准新的项目，台湾当地公司可能要通过海外公司对大陆投资。汇丰银行在台湾的一家公司的负责入托马斯·钱指出：政府可以推迟台湾企业对大陆投资进程，但无法阻止他们在大陆投资。这些话也许是李登辉不愿听到的，但是，它确确实实反映出了台湾企业界的心声。贻误商机，大约李登辉不心疼，但是企业并没有为某个政治家殉葬的义务。
在这里必须要敬告一下李登辉，在当今这个全球经济竞争愈趋激烈的世界，不妨在大中华这个名义下，实现两岸经济合作。大陆、台湾、港澳一道携手发展，建立一个大中华经济体系，这足以使中华民族繁荣富强，实现孙中山先生未竟的遗志，让中华民族屹立世界民族强林。
关死强盗的来路
不容置疑的是，中国必须加强海军力量，以保证祖国海疆不受侵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国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专属经济区，到下一个世纪，我们应该以海洋大国来定位。
在近现代史上，我国所遭受的侵犯，除沙俄帝国外，其余均隔海而来。冷战结束后，我们所面临的敌视和危险，也仍在海上。不必讳言，我们在很长时间里过多地考虑保卫陆上国土，轻视了海上的威胁。以致于我们的海疆不断遭到侵犯，这与我们这样一个独立的大国地位是不相称的。
我们的海军力量应该有多大？我认为，应该保持能够在南海、东海和渤海同时打三场中大规模海战的力量。同时，应该建立一支快速海上反应部队和一支超级巡洋舰队，海军要逐步从沿岸海军走向海洋海军。否则，在未来遭受敌国的海上威胁时，我们会处于被动，甚至海疆不保。即使是在现在，我们在海上已经受到多方面的挑战。日本右翼势力公然藐视我对钓鱼岛的主权，入侵钓鱼岛非法安设灯塔等设施，这种挑衅已经向我们发出了信号，他们在窥视中国的领土和领海。越南、菲律宾诸国，不仅冒犯我领海主权，入侵南沙群岛进行石油开采等侵略活动，并破坏我海上领土主权的标记。对此，中国政府应该正告那些侵犯南沙群岛的国家以及打着与某国合作开发幌子的第三国公司：尽快放弃行动，中国人的忍让是有限度的，不要铤而走险，见利忘义！
在加强海军建设过程中，中国海军必须建立一支至少拥有三至五艘航空母舰以及相应支持的舰队。这是极为迫切的任务，宁可再裁减50万陆地部队，也要拥有自己的航空母舰。目前，周边国家中，俄罗斯、印度、泰国已拥有航空母舰，日本和韩国也正加紧装备自己的航空母舰，中国对此绝对不能等闲视之。最起码应该在1999年以前解决这一问题，结束中国在二十世纪没有航空母舰的历史。
优先海军，加强空军，维持陆军军事力量，国防建设应该有如此考虑。在未来，中国的防务重点必须偏移海洋，不能仅仅满足于被动的海岸防卫。目前，美国军事力量已经从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大陆形成一个隔海的半月形包围圈，一旦美国穷兵黩武，势必从海上对中国大陆实施攻击。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无法保证祖国不受侵犯。而我们的东邻日本，近年来军国主义复活抬头，未来的日本何去何从，不可预料。但从甲午战争以来，日本犯我的狼子野心不死，我们不能不对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严加防范。所以，我们必须有一支足以封锁日本通往阿拉伯半岛的海上航道的军事力量，在日本犯我时切断日本的石油输送线。与此同时，我们要遏制日本本岛的海军力量的增长。二次大战表明，日本并非仅仅陆军强大，他们更是依靠海上力量打响了太平洋战争，并使强大的美国海军在珍珠港及菲律宾海域受到了重创。
另一个不无担忧的问题是，日本有过与德意联盟的历史，战败五十年，仍然尊欧崇美，背对亚洲国家，其情其景，与历史何等相似！今天的日美防务条约，其间隐含了世人所不知的东西有多少？如果时局变迁，一旦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完全左右日本政局，而美国鹰派执政，是否会演出历史的另一章？
我们承诺不侵犯别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在未来动荡的国际局势中，我们防范海盗的弹药应该充分备足，满清和民国的历史悲剧，是决不能再度重演的了。
中国的知识产权也应该得到保护
1996年6月16日。当中外记者云集北京外经贸部大门外，夜以继日地跟踪中美知识产权磋商的每一个细节时，我的思绪越过黑压压的人群，几乎是在一种极偶然的状态中突然撞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也有必要跟不依不侥的美国人乃至西方世界谈谈我们的知识产权问题？
1995年6月北方某市一家外资企业与当地一家名牌国有企业下属单位签订一份合资协议规定：一、中方企业立即及永久停止制造及出售与外商投资企业所制造类似或以任何方式相竞争的产品；二、中方企业立即及永久停止制造、促销、交易或出售带有“金鸡”商标或装璜的任何产品，同时中方企业应正式及不可撤销地把自己的“金鸡”牌商标转让给外资企业，且中方企业自己无权再把该商标许可他人使用，即使许可也不能收到任何费用……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个不平等条约，然而该外商控制的企业却以中方企业违反合同为由日前诉至法院，要求法院主持“公道”。同时中方企业还以颜色，以不平等条约及侵犯知识产权为由向外方提起反诉。
这是一个典型以合资为名侵犯中国知识产权的案例。
近来，中国内地关于利用外资与中国名牌保护的争论非常热烈，其中一个焦点就是中国名牌商标价值，在合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被严重低估或漏估。如华北某市一个很有实力的名牌产品合资时只估价500万元，而该产品成名之前光花在广告方面的推销费就达一亿多元。中国洗涤行业的名牌商标现几乎全被外商吞食，而其中许多是以低价或无偿形式被夺走的。
中国知识产权被涉外侵权的另一种表现是中国的出口产品或著名商标在境外被侵权。中国的一些老字号驰名商标常常遭外国商人抢注。如天津市非常驰名的“狗不理”商标及店名在日本被大肆仿冒。
许多出口商品尤其是名牌商品商标在进口国被仿冒或抢注现象严重，主要集中在玩具或纺织品及一些农副产品上。上海一家名牌电池在美国不仅被冒仿侵权，且最终还被仿冒者赶出了美国市场。中国的一些专利技术被侵权更为严重。由此中国的一些企业或政府不得不每年要花费大量的人力或物力，进行产品的更新换代，以免失去传统的出口市场。
他们就是这样“保护”中国的知识产权的。当美国人在谈判桌前颐指气使，大肆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的部门领导和企业经营者难道就没有从中感悟到自己的意识差距？为什么不从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的行为中摆脱出来，联合起来去对簿公堂？为什么不派出代表参加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向政府积极地提出建议？
或许有人在期待建立起一套保护名牌商标的知识产权法律。但在它还没有建立之前，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我们那些受到侵害的企业是否有必要联合起来，向美国提出控告？
我看是绝对有必要的。
这官司不仅该打，而且要打得沸沸扬扬，打得在保护知识产权的行动中掌握主动，才能真正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
“羡憎交织心理”是西方中心论的翻版
苏晓康的声音通过美国之音传了过来。已没了当年充沛的激情。论述问题时也尽引用些别人的观点，说明他在思考。也许在国外这几年，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太大，以致于极富思辩色彩的他也有些无法把握的感觉。不知这一阵有没有思索出什么来？
与许多妄加评议者相同、苏晓康亦属没有看到《说不》就加以评论的一位。也许是语言及环境上的差异，在国外颇有些不适。美国之音一找，便急惶惶地逮着这次机会，对风传在大陆爆发的“民族主义狂潮”评论几句。
他引用某教授的观点说，现在大陆的民族主义“已经从防御性转为进攻性了”。说某教授最近用了好几篇很有分量的文章来论证了这一观点。尽管中国的民族主义实质是防御性的，但历史上的民族主义没有哪个是纯防御性的。上个世纪以来的闭关锁国洽洽是没有民族忧患的结果使然。本世纪上半叶乃至中叶全世界的民族主义解放运动，都具有“进攻性”外征，不进攻何以解放？怎么现在才变成了“进攻性”的？你去问问孙中山先生，先生不用几句“奴隶道德”、“软骨头”骂你才怪，或许不屑骂，冷笑几句赶走了事。
回头再问一句：中国的解放何以实现？何况也不是“最近”的事儿了。
苏晓康这样说，只不过是“民族霸权主义”的另一个骂法儿，是“中国威胁论”的另一个腔调。被别人所利用，可悲得紧！我们的祖宗从诞生的那一天起，没欺负过谁，也没对不起别人过。所有的“进攻”也只是针对那些妄图或者实际加害我们的行为进行的。这种貌似理性的论调，其实严重“忽视”甚至背离了正义。正是正义之剑曾导引我们以最终的不屈换取了民族的解放，并在今天就许多诋毁我们人格、国格的行为予以反击。告诉你，我等小民的“进攻性民族主义”攻的就是这些找不见自己魂魄的人。中国的强大对你在外面呆着也是有好处的，是为了不让别人拿下眼皮瞧你。也许你正是怕中国真的强大了，否定了你自认的“唯其如此，中国才能强大”的理想之路？个人理想与国家现实，孰重孰轻、孰对孰错，先分清了再说。中国人已经等不及你探究明白，就已经决定走向强盛之路。还是赶紧与现实契合一下，再寻找一下自己的理想之路吧！
骂我们是“民族霸权主义”者，最近成了风尚，多少有点儿那些“娼妓嫖客，杀人放火骗钱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乘有余暇，摇头叹息“人心日下”的感觉，让人哭笑不得。本来，就学术问题探究一下本是极其正常的事，可是一些入以自认是中国未来走向的唯一明晰者而自居，当他们发现中国国民的觉醒与他们认定的觉醒背道而驰时，一种断了根基的慌恐感使他们不知所措。在没有认真体察的情况就轻率地放言加以否定，行文论语姿态与当年大唱“全盘西化”并无二致，盖是离开母语，加上渐入年事，思维已然固化所致。
苏先生说：中国大陆这股民族主义思潮中，有一种叫做“羡憎交织心理”在作怪。再翻一下资料，这个观点又出自法国社会学家格林菲德之口。大意是：一方面企羡先进，想效法它；另一方面又恨先进，想打倒它。
我们是很羡慕先进，而且羡慕得不得了。我们所羡慕的先进，包括先进的技术、先进的思想、先进的生活方式，我们恨不能一下子就先进起来。可我们痛恨的不是这些先进，而是附着在先进之上的干涉别国内政、歧视性政策以及由先进所引发的道德上的堕落和腐朽文化对我们的浸淫。正如我们说不，是为了更好地步入先进；我们说不，更是为了抵御、反对那些先进所伴生的腐朽的、堕落的衍生物。
简单的就跟我们使用计算机，但必须消灭计算机病毒及黄色危害一样。另外，我们实现的必须是中国文化基础之上的先进；保守一点说，在实现先进的同时，必须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使二者很好的契合起来，而不是不加选择地将来自于“先进”的一切东西统统接纳。总不能因为要先进，就必须吃西餐、用刀叉、跟儿子争夺同一个情人吧。
因为历史的原因，西方先行掌握了所谓的先进。现在我们必须诚恳地向他们学习，但也不能因此认为先进是西方人的专利。它是人类科学文化所创造的共有结果，是共性而非个性。苏晓康，确切地说应该是格林菲德的这个描述，并非反映了事物的本质，而是西方价值中心论的另一个翻版。我们对西方价值以强势姿态否定其它文化的霸权实质的否定，招致了某些西方价值中心论的拥护者的反感，用一个“先进”的表像迭合来偷换实质，混淆视听，其目的除了推销西方价值外，再无别的新意。
署名阮籍的文章也用这个“心理”来分析《说不》。他说：“(《说不》)作者自述对西方从崇拜到否定的心理，正是这种‘羡憎交织心理’的反映。对于民族平等主义者来说，无论对发展上先进的民族或发展上落后的民族，均采取平等态度，该是者是，该不者不，无须像希特勒对待日耳曼和犹太民族那样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
又一个貌似公允者。文章写到这种地步，实在是该感叹一句“一代不如一代”了，就算这个“羡憎交织心理”存在，它本身的“矛盾”也不是否定或肯定一切的嘛。我们说不，正是为了寻求平等的对话，怎么一听到点儿不同的声音，你就喊着不对了，甚至拿希特勒来耸人听闻。这样的论述反例证明了我们的警醒是对的：中华民族是个易出败类的民族，这些败类跟在为富不仁者屁股后面，狐假虎威，对不甘于忍受为富不仁者霸道行径的同类予以谩骂和鞭挞，然后跑回主子那儿报告、讨赏。
以这个“羡憎交织心理”为依据，有人进而指出“中国现在不准别人说不”。是的，对于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莫须有的论调以及无视中国现实的不合理要求和指责，你说中国人该怎么办！难道中国非得点头称“是”才对？我们的“不准”还只是抗议，西方的“不准”便夹带着贸易、军事、人权大棒纷纷而来，其间尊重与霸道的分别，想必大家都很清楚。
民族的崛起，必然引发对别的民族强权胁迫的抵御。中国人愿意在各种场合与其它民族平等对话，增进了解，而不愿被围堵，被不实的攻击所伤害。中国人说不，也是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寻求我们应有的说话的权利。你们不是大唱言论自由嘛，那么为什么要诋毁这种声音，用一些扭捏作态的造势将我们的声音进行变形、割裂甚至诬蔑？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渴望交流，因为对中国进行不实攻击的人一点儿都不了解中国，比我们了解美国的程度都不如；我们更希望的是民族平等的世界潮流，消除种族间的歧视与不公。投射到我们的文章中，我们不愿意用各种理论各种心理来妄加猜度，貌似公允。因为我们所叙说的是我们自身情感的抉择，将这讥为“自怨自艾”也正是不尊重别人的民族情感的有力映证。
不尊重也没什么，诋毁一些也无妨。只是奉送阮籍等人一句：你们不实的批驳在本来就有排华习惯的西方或许会煽动进一步的歧视，你们的黑头发、黄皮肤、扁平的脸同样会被“视”为华人，更何况你们无法改变的华人实质。
或许你们会“大义凛然”地说：为中华民族受一下冷落，接一块砖头是早就做好了准备的。
或许，正是你们“认识”到所谓的“民族劣根性是受歧视的必然”，怕我们的?喊陡然造成排华的西方人在你们身上的聚焦，你们才回头抱怨、喝斥我们一声，然后戴个发套，扑点白粉混入纽约的大街？
因为我分明听到了，他以一种西方人超然物外、公允有加的口气说道：“没有人反对中国可以说不，但中国也要学会能听别人说不，中国不但要听超级大国的超级大员说些什么，也要听听世界普遍人民，本国普通同胞在说什么。不要听不入耳就以‘颠覆言论’治之以罪拒之门外。”
相对应的，你的每句话我都有一句送给你：我们早就学会了听别人说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那天起，还可以更早些，我们听出了那些隐藏在表像批评中不可告人的动机。超级大国的超级大员说欢迎你来大陆走走，多说几句“不”。只是到时候我怕你承受不了对自身的否定。用鲁迅笔下那个“迫害妄想狂”的一句话就是：“以前的三十年，全是发昏。”
另外，中国大陆长期的治狗措施很有效，兄当不必担心“赵家的狗”，它是一只可爱的舶来哈叭狗，也是软骨头的一类。
附文
美国之音八月十九日评论
康本等
(美国之音19／821:00)《中国论坛》：我们今天来谈谈《中国可以说不》这一本书。参加讨论的有两位客人，第一位是目前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主席苏绍智先生，另一位是美国克莱蒙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评论主任康本(音)先生。
记者：这本书大家都已经看过了。作者说，在一些中国人当中有亲美情结，还有奴隶心理，呼吁要抵制殖民文化的侵略，同时还指责美国对中国有阴谋；试图组建反中国的俱乐部。苏先生，在您看来，这本书是以事实为根据，还是某种形式的宣泄呢？
苏：这本书看来比较复杂，题目就叫“情感的结合”(估计是“情感的选择”——编者注)，所以我认为这本书主要是这些作者发泄情绪。一位法国社会学家曾经有一种观点，叫“爱憎交织”。就是说有些人对于先进的东西表示羡慕和喜爱，但是做不到，于是就产生了憎恶的情绪。我看这本书的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是表现了这种情绪的。就主要的作者宋强先生来说，他说他从前是亲美的，而且亲到很深的程度，有美国情结，甚至认为美国是他的根。我过去在大陆教过大学生，也教过研究生。我还没有碰到一个学生有这么深的亲美情绪。这倒使我觉得，他在过去中共这种教育制度下并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反而有了逆反心理。我看这本书有很多是片面的事实，他从片面的事实就得出一个相反的论点，就认为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敌人，甚至说美国要阻碍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记者：康本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康：我同意苏教授的意见。这本书整个反映了一种感情的意向，实际上确实反映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80年代中期对美国的崇拜，对美国的生活方式全盘接受，到现在的一种抵触的情绪，我觉得反映了这一代青年人中相当一部分人由于各种各样的政治事件给他带来的精神上的刺激和感情上的一些反应。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本书也有相当多的信息量提供给我们。就是说它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对美中政策的研究提供了相当多可以借鉴的地方，也就是说，在1989年之前，整个中国的民意心态可以说是追求西方的民主化，追求西方的自由平等，特别是1989年以后这种情绪反应得更强烈。可以说，整个这一代青年是拥抱整个西方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那么到了今天，滋生了一些反西方主义的倾向，民族主义的倾向。这种意向和情绪的产生，我觉得是不利于美中关系顺利和友好地发展。它的因素很多，刚才苏教授谈到，由于过去我们信息的狭隘，由于宣传舆论的控制。使得青年产生逆反心理，你越不让我知道的，我越要知道，越要追求知道。那么现在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美国的信息在中国是可以轻易地得到，可以说是整个世界的大门是大敞大开的。根据我们的观察，这些青年得到的美国各方面的信息是很充分的，因为这样他才能够了解美国阴暗面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由于在一些政策决策中，我们有些人缺乏对中国民意发展的准确把握，没有把握这种民意的倾向，因此在我们对一些有关政治、经济问题处理的时候。我们没有采取一种柔性的外交政策，不断来加强和促进这一代青年人对现代化的追求，对民主自由的信仰，而相反，某些政策上的失误使他们的情绪转向另一个极端。所以我个人觉得这里面除了青年人本身的思想心理发展过程之外，也要对美国有关行政部门和决策机构在决策中的某些失误做一些必要的检讨。
记者：中国的官方媒介好几次提到了这本书，说它是中国民意的映射。请问苏先生，这到底是反映了哪些人的意向呢？
苏：我看到香港《九十年代》就这一问题问了作者，作者说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代表90％的中国人民。我想这恐怕不是事实。因为从这本书所反映的内容来看，拥护它的人我想就是一般的比较年轻的、对于世界情况知道得比较少、缺乏分析能力的年轻的知识分子。据我了解，像学术界、理论界、新闻界，很多人对这本书并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那么这本书在海外为什么炒得很热呢？我认为，在这本书出版以后一直到7月上旬，中共的官方新华社和中新社介绍了这本书，而且还传闻说某些领导看到这本书认为不错，很有理论水平，请大家多看看。于是，外国特别是美国就感觉到这本书是不是反映了中共官方的观点并用这本书来制定政策的呢？因此很重视这本书。
记者：请康先生谈谈这本书到底反映了多少人的民意，能不能代表大部分中国人的民意呢？
康：我觉得这本书的出现本身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现象。从民意角度来讲，现在在中国做民意测验已经有了不少的数字，《中国青年报》曾经有过一次民意测验，说现在中国的青年人厌恶美国的情绪越来越上升。那么我认为这只是一时的情绪，并不认为这是代表长久的或者很长时间的中国人对美国人的看法。
记者：这种一时的情绪是不是也代表了大部分人或一小部分人的情绪呢？
康：我个人的估计和分析，不能说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情绪，但至少应该说比七、八年前有这种情绪的人有所增加。原固有多方面的，但是从总体来讲，不应该代表整个理性的中国人民的思考，和对美中关系是整个世界格局中最重要的关系，以及美中关系的友好发展有利于美中两国人民的利益这样一些基本的思考。
记者：您认为中国政府会不会用这本书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呢？
康：我觉得他们会充分众掌握这样一种民意，并用这种民意向外部世界表明，即由于对各种各样的问题的不同看法已经在中国内部产生了一些民众的反映。从外交政策上来说，我想对美国的基本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因为整个政策的形成不是一年两年，改变也不是一年两年，那么年轻人情绪的宣泄对它有所帮助，给美国的舆论界以及各界一个信号，那就是民问已经产生了这样一种意向。
灵魂与虚无的对话
我们满怀真诚地以为自己端给众人的，是一小碟芥末，它未曾精心加工的纯正而浓烈的气味，会给不清醒的国人和自以为是的那些外国人冲冲脑、呛呛鼻、开开窍、明明目；给那些与我们有同感的同胞们顺顺气，开开胃、提提神。
但在有些人眼里，它成了炸弹。不负责任地说我们支持恐怖活动，说我们是幼稚的、非理性的，倡导民族霸权主义的。幸亏没人说，我们是非理性的倡导民族霸权的恐怖主义者。大概这顶帽子太大，过分得不可思议，反对者便忍痛搁在自己的抽屉里，等待时机再给我们或者别的刺耳的声音如上。
帽子总得有人戴嘛。
但要看你扣得对不对。
面对一个民族沉默许久之后发出的、与西方国家的期待截然相反的声音，国外表现出了比我们对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忧患更强烈的议论。或者惊慌，或者愤然。这使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坐在桌前，对认同者和反对者的心态予以勾勒和反思，也许因此，它将成为一个长期的工作。
时间首先检验了那些哗众取宠的、由割裂的舆论造势所煽动的指责。一些媒体惯用的只取其一、不及其余的剪接方法有意造成的误解，随着人们细心的阅读、体察而逐渐剔除。只剩下了那些貌似公允，隐藏手法更深的不实指责还在时间的旋涡里挣扎。
恐怖，不见了。
非理性，也没了声气。
只剩下那个最险毒的，想将我们导入孤立的，并想就此为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制造依据的无理指责：民族霸权主义，还在那儿招摇过市。
石原勉勉强强强地以我们说“一衣带水，同文同种”为依据，指责我们也就罢了。可怜、可恼的是一些曾经在中国生、中国长，现在却想成为外国人的中国人，也急急忙忙地加入了这个恶毒讨伐的行列。
行列前面站立的，赫然是我曾在学运中瞩目过的苏绍智。
苏绍智先生发表于《信报》的《民族霸权主义不可取》一文，对《说不》挥戟而上，大肆攻讦。但纵观苏文，除了提出一个“新命名”外，一切都了无新意，更谈不上有理论基础。令人不敢苟同的是，苏文三分之二的篇幅，几乎是海外(特别是香港)某些报纸“小道消息”的再版和总汇。
几乎所有西方媒介都在猜测本书是否有“官方背景”，苏绍智为了显示自己的智力卓绝，独家发现在该书出版之际，七月四日的《解放军报》与七月十一日的《人民日报》都发表长文抨击美国霸权，于是认定，所有这些都是政府在背后操纵。那么我问苏绍智，前些日子，美国国家安全助理莱克访问北京，中美关系显示缓和、积极的景象，《说不》此刻出版，是不是显得不合时宜？可以告诉苏绍智们：《说不》的主要观点在两年前的《海外工商》杂志上已然披露过了，且题目就叫《中国可以说不》。
苏依旧以当年俯视民众(因而在自己的内心中与民众割裂)的姿态，“全面而公允”地说：“民族主义往往没有被人们正确理解，包括《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们。”
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内涵十分广泛，以至于每个关心本民族及人类发展命运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带点这个色彩。色彩的浓淡与否，关键在于该民族乃至这个人当时所处的生存环境的恶劣与否。我们的观点自有我们切肤的体会。对于这样一个内涵广泛的概念，难道非以“苏氏民族主义理论”为准？而且据我所知，苏绍智先生也不是专门研究民族主义的专家和权威，在这个概念上的博学程度不见得比我们高多少。说我们没有正确理解，只是为能够推导出我们本不存在的“民族霸权主义”提供铺垫。
民族主义的出现，首先是作为一种生存原则而不是政治原则。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只是一种表现，在中国现阶段，是以爱国主义进行表征的。事实上，我们正是在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才表现出这种原则的。它是果而不是因，是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被西方的经济霸权、文化霸权、军事霸权所威胁压迫的结果。
苏绍智因此指责我们说：“民族主义可能走向极端，即为了追求本民族的利益，要求牺牲其它民族的利益或者忽视其它价值观，如避免流血、尊重‘国际法’、尊重双边的或多边的国际合作协议等等。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可以表现为狭隘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民族霸权主义。”
好大的三顶帽子！
如果这就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涵义，苏绍智先生去国多年，是否对西方世界以自己价值观去俯瞰万事万物的做法有所体察？《说不》一书出发点就在于反对种族霸权主义，如果这种反抗举动也被苏绍智冠之为“霸权主义”，那么我就有理由这样断定，苏兄就是那种“极想变成洋奴，且变成后很欣喜”的人物。
我们所呼吁的是平等的对话，并就其它国家强加于我们的无理要求说不。二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没有牺牲过别的什么民族的利益，反而是自己被迫失去了许多利益。就是今天，中国人在许多问题上还不得不迁就、服从别人，何谈去牺牲别人的利益。
价值观问题更是如此，浓厚的崇西方情结是我们这一代人曾经普遍具有的。我现在案头上摆着的文学、艺术、理论著作，很少有中国的。从八十年代至今，我们研读的，百分之九十八的是西方著作。被我们忽视的，恰恰是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观。随着对现实的进一步切入，我们体察到自身的危机，包括价值危机。涤清自身弥漫的西方价值观对我们的伤害，是价值危机所引发的自觉扬弃。我们否定的是自己。另外，西方价值观中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虚无主义是不是该批判？这些不利于我们的民族发展的毒素是不是应该警惕？它失去了对人类终极价值的探寻动力是不是不利于人类的发展？接受西方价值就是对的，对它进行扬弃就是反改革，这种论断太轻率了吧！以此来证明我们是民族霸权主义，这顶帽子扣得太玄了，就是偷换许多概念也不一定能扣到我们的头上。
避免流血。这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善良意愿。比如两个人打架，我也绝对会去劝和，与人为善是基本的道义。但我们说流血，是指别人凌迫我们的时候不得不为之的流血。
在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当中，由于西方价值论长期的淫辱，一些人对西方怀有莫名其妙的好感和媚崇。在他们的脑子里，形成了一种被称之为“西方政治正确性”的崇从意识，凡是西方的，都是正确的；凡是美国的，都是道德的。一听到骂美国，就浑身鸡皮疙瘩乱跳，急匆匆地出来为美国辩护，以为美国给的真是什么面包和牛奶。即便明白了美国给的是混乱和饥饿，他们也认定我们是应该被饿一回，乱一次的，浑然忘了自己的祖宗是谁，并将这种忘却引以为荣。这种否定自身的洋奴意识，连“汉奸”都不如！“汉奸”还知道用“曲线救国”为自己辩护一下子哩。
失去了民族立场的、跟在美国后面指责中国违反国际法及国际合作协议的言论，也是这些洋奴心态的使然。把中国正在加入国际协议和国与国之间的一些还没有达成协议的谈判行为诬为违反国际协议，更说明这种心态的极端荒谬，同时他们也忘了：美国将军舰开到台湾海峡，为台独势力撑腰打气，难道是按《国际法》行事？美国的《赫—伯顿法案》及《达马托法案》难道尊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
话说回来，中国经济建设成就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尊重双边的与多边的国际合作协议才取得的。最惠国待遇受益的是双方，中国暂时从中得到的多一些，但这正是最惠国待遇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知识产权问题上，中国是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这要从中国的现实来看问题，中国打开国门还不到20年，而西方建立产权保护体系用了100年，这中间存在的差距太大了。我们并不想走西方的渐进道路，但它的改变确实需要时间、理解及帮助，而不是威胁、傲视甚或羞辱。
这好比按一个标准运动员的成绩去要求苏先生跑完马拉松一样，只会损坏你的贵体甚至使你死亡，而不会有其它目的。
把它投射到现今的一些国际条约中也是一样。那些早已形成的国际合作条款只是发达国家之间为了保护彼此利益而形成的，许多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所呼吁的就是实质上的平等，这无可非议，更谈不上不尊重。中国人因此必须明白的一个现实是：接轨并不一定就是好事，得看是什么样的轨道和规则。这个规则必须首先有利于我们的发展，否则将适得其反。
由指责我们缺乏理论基础，而将我们对对外政策的看法归人“民族霸权主义”，同样也犯了“理论基础”上的错误。
怎么说呢，一种真实情感的流露难道非得需要一种或数种理论来论证或陪衬吗？我们是生活在情感中还是理论中？难道我们非得以某些理论来论证我们的情感的真实和它存在的合理吗？
事实上，我们首先是基于自己的情感流露而非基于苏先生嘴里的“民族主义”理论，是基于事实的分析而非某种主义的解说，“民族主义”是一种自然反弹而非我们的理论基石。
正确的描述应该是：这本书真实情感的流露和对事实的解说表现出了民族主义的色彩。
激情过去，步人中年的苏绍智先生在治学上犯了一个错误：用理论来寻找事实，阐述理论。因此冒险得可怕。不知苏先生是否还在探寻人类的终极价值。可能已经不了，否则应该因为人类终极价值的无法企及而放弃生存的。
“在访谈中公然声称‘我们需要自己的日里诺夫斯基’。”也是苏指责我们是民族霸权主义的一个理由。
不错，我们是这样提到过，而且不止一次提到过——提出这个口号基于如下想法：如果出现了苏绍智，为什么不能出现日里诺夫斯基？中国应该有多种声音，难道苏绍智不赞成这点？把日里诺夫斯基称为“希特勒第二”，那是西方的诬蔑。苏绍智没必要总是从蓝眼睛或灰眼睛里看世界，还是静下心来读点日里诺天斯基的书然后再发言，
如果苏绍智认为《说不》的出版使自己在西方倍受刺激和屈辱，好么您就认认真真写一本观点迥异的大书吧，题目可以叫《中国只能说“yes”》或《中国必须说“嗨依”》。
中国的母乳与美国的牛奶
时下的中国人，只有一点可以自信地用国产货，这就是“国产带鱼”。除此而外，便看不到还有什么其它的东西可以有此“殊荣”了。前一阵子，无意间看到这样一篇文章，题目首先就使人不舒服，叫《在国外怀孕的日子》。说的是一位女性，为了改变孩子的肤色，整天价忙着吃什么“澳洲芒果”啦、“美国苹果”啦、“法国葡萄”啦之类的故事。整篇一股令人作呕的阿谀酸臭之气。真不知她是夸耀孩子未出生之前就已十分“幸福”了呢，还是为了让人们知道她吃过那么多的外国水果，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
真不知道她在中国的老爹做何感想，崇洋媚外到这份儿上，真是悲哀到了极点。
有人说，这种人毕竟是少数，谁有那个条件呢？言外依然是一股仰慕之气。我无心与他争辩，因为在连卖瓜的小贩都吆喝着“美国188”的现实里，你就不得不谨慎些，别拿别人的胃口来说事。
但我还是忍不住要问一句：你怎么就知道这是“美国188”呢？何况“美国188”的种籽是洒在中国的土里，用中国的水，加上中国的化肥和农家肥长出来的，它为什么就比“京欣”好？或者它为什么不可能就是“京欣”呢？
答案只有四个宇：甘心被骗。
没想到这崇洋媚外也给小贩带过了好处：就地涨价、愿打愿挨，人家要的就是两个字——美国。不服气，那你就甭想吃瓜了，这一夜之间，全变成“美国”的了。
气哼哼地回家，妻子端上菜，刚要开始唠叨，便被我阻止了：好歹先让我吃一顿再说，别冷不丁再蹦出个“美国菠菜”之类的，梗了我的喉咙。
连吃饭都不清静。
这还不够。一回跟朋友吃饭，菜单上赫然写着“基围虾”，很是纳闷，便偷偷问服务员，这个东西是怎样的虾？小姐抿嘴半天，还是忍不住笑了，告诉我：其实就是“鸡尾虾”。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本来很形象的一个名词，这么一变，便有了外国昧，吃起来便香了许多？不得不佩服经营者洞悉毫微的能力，同时也不得不对人们心态发生的异变进行些质询了：不吃外国东西就不进步吗？这外国的东西吃了之后就比中国的更益于强身健体？
我看未必。
《伊索寓言》里讲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只乌鸦，见着天鹅羽毛洁白可爱，陡生羡慕之心。它以为天鹅之所以洁白，是因为终日游水的原因。于是它也昼夜在水里折腾，不肯上岸。不久，也就一命归阴了。
追求表像的中国人，该是从乌鸦的命运里悟出点什么了。
表像的追求，必然引致文化的堕落。一个连吃饭都要吃美国大米的人，他怎么会客观看待文化交流呢？在他的内心，他首先肯定的是外来的，而将固有的视为糟粕。
西方文化的侵略性，我们不是没有沉痛体味过的。八国联军为什么会烧圆明园？中国人再坏，中国文化再不好，也不会教导自己的子孙不尊重别国的文化。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融合逐渐形成的。即使是现在，许多民族都保持着他们固有的文化特色，而没有被汉族文化所“侵吞”，这说明中国文化的非侵略性的共容内涵。而西方文化就不同了，非洲、美洲都是例子，殖民侵略的后果，使那儿的文化几近无存，民族崛起的时代遥遥无期。
我们渴望交流，但更渴望平等的交流，而不是以否定一方为代价的彻底改变。文化消亡必然带来民族、国家的灭亡，这是历史所印证了的。
我并非反对吃外国水果，我反对的是吃外国水果时的那种媚态，仿佛他轻轻碰触的、嘴唇轻轻吸吮的是什么千年的甘霖，是美国对他的一次轻吻；我反对的是吃外国水果时的那种骄傲，仿佛那汁水足以使他高人一头，慢慢滋补着他的血液，涤除了血液里黄色的劣质，天长日久之后，某一天他赫然已是金发碧眼的人物，连自己的亲娘都可以不认。
有时来自民间的否定或许更加辛辣。
正当满大街的人纷纷把自己的头发染成金黄的时候，我在宁夏听到了这样的评语，当地人的质朴对这一现象还不能认同(在中国大多数地方，大多数人都不认同)，他们说：“在宁夏，只有鸡(指妓女)才把头发弄成这样。”我问一位当地的警察，他笑了笑说：“也不尽然，不过抓到的卖淫的，多是头发染黄的。”
表像的模仿，总是伴随着肤浅。而最让人担心的是，这种肤浅正在我们的孩子身上蔓延。
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这样一则消息，不知是否同样震动了国人。记者在上海展开的一项调查中，被调查的小孩随口罗列出十几种外国卡通书的名字，而被问及是否知道中国的卡通画时，大多数孩子均在摇头。
呼吁适合中国儿童的中国卡通画力作的出现，已有多年，但始终未见动静。年初中央电视台放过新版的《西游记》，画面虽有浓重的模仿痕迹，用意还是好的。但《西游记》已被各种媒介抄作得有些烂了，古典文学再好，也经不住这样的折腾，势必影响孩子的收看情绪。《西游记》也并非代表了我们民族的想象极值，常向它讨教，只会钳制我们的思维，孙悟空本领再大，也只有七十二种变化，哪抵得上元始天尊无变无化来得地道而又深刻。《西游记》里妖魔鬼怪都是为了吃唐僧的肉，也不及《封神演义》里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姻缘机变。我并非是建议拍《封神榜》的儿童卡通片。而只是想说明，我们民族文化的想象力原本不是这样的贫乏，完全可以创作出更为丰富的东西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这许多年，我们对儿童的研究显然滞后，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在想什么。随意地把西方的一些东西引入过来，文化的差异只能使孩子走向肤浅的认同。某些动画片里，中国人总是被描绘成劣等的、弱智的，这不会使我们的孩子学会“谦虚”，只有导致他们的自卑。这也就怪不着我们的孩子喜欢穿有米老鼠的衣服，吃唐老鸭的泡泡糖了，在他们幼小的、不设防的内心中，过早地浸入了因羡慕而诱发的奴性。
这将是我们切切实实的悲哀和来自根基的异变。
有时，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一点点错误，将对孩子有多大的影响。
比如带着孩子上街，孩子问你：“这‘天皇酒店’的‘天皇’是不是日本人的那个天皇？”你说是的。“日本人不是欺负过我们吗？”你说，是的，不过现在和好了。天皇酒店的富丽堂皇和进进出出的上流人物无疑将一种敬仰同时注入了孩子的内心，那场战争模糊的边缘再度模糊，历史在教孩子记住耻辱，而现实却抵消了孩子对“耻辱”的感悟。渐渐的，来自“天皇国度”的一切都将被他敬仰，哪伯是一点指责，他都会首先是否定了自己肯定了对方。思想的偏倚使他对自己的国度及民族产生了怀疑，他会将一切的不适都归结于自己的不幸。他会认定了一种不可抗逆的强大，在下一场危险临近时，他首先认同的便是妥协、屈辱而不是反抗了。
我赞同政府取缔一些公司以及机构用不健康名称或用语的举措。它是对我们文化中已被不健康因素侵害的一部分的涤清。一段时期内，“大东亚商场”、“帝国酒楼”、“总统饮料”等等充满殖民色彩的名称公然出现在大街小巷。其影响已经从文化领域扩散到对国家尊严、民族自信的伤害。
一个忘却了历史耻辱的民族，将因忘却了教训而导致更大的耻辱。
在孩子的口中，“娘”向“妈咪”的过渡中，我们分明听到那来自大地的、亲切而质朴的、包含了着深厚的爱的呼唤，演变成了被物质所包围的、前呼后哈所造就的、娇滴滴的、彻底依赖的、无助的呻吟。我们从中体昧到的决不是孩子的深爱，而是来自母亲附加于孩子的爱之上的某种价值观的满足。同样一声“妈咪”，若来自下个金发碧眼的孩子，基于他的人文环境，如同我们呼唤“娘”一样自然；而人文环境的改变，只能使我们的孩子显得那么做作。
同样，我们的一声惊叹，也正渐渐由“天哪！”演变成“我的上帝”或“Mygod！”，平添了几分做作扭捏的感觉。它正慢侵地侵蚀我们的听觉，磨钝我们的感官，进而磨钝了我们的心灵。直至某下天，当危险迫近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在一片“妈咪”“我的上帝呀”的惊呼声中屈服于，甚至是热爱于别人给我们的改变，对别人对我们的奴役点头哈腰，等待着那个承受极限的来临。而它则肯定是伴随着一声怆天恸地的长叹“天哪”开始拨开我们心头的迷障的。
羡慕而不臣服；求教而不跪拜；引进而不阉割。这是进步起码的原则。
在我们将自己无原则地向一个看似明确的目标游移过去的时候，我们却忘了这个目标的现有状态。它并非饱食终日无忧无虑地弥漫着我们理想的各神情感。“世纪末的景象”并非出自中国“保守派”的杜撰，它已更深地迷惘着我们所仰慕的国度的每一个人。
在我们一些人整日里沉浸于自己的游移的时候，当某种机缘提供给这些人足够的时间和条件以供其游移的时候，我们身边还发生着另外的震痛。
一位四十余岁的妇女，徘徊于菜市场。她徘徊的次数太多以致于大多数小贩都注意了她。她在一个肉铺前站定了。犹豫了许久，卖肉的用奇怪的眼睛打量着她。突然，她以极快的速度抢过来一块肉就走。卖肉的以及许多小贩还是抓住了她。
骚乱的人群渐渐静了下来。人们摇头叹息。厂子里半年没发工资，这位妇女的孩子就半年没见着一星点儿肉。眼看着孩子一天天瘦了下去，而高考又迫近了，视盗窃为不齿的母亲实在没有法子，才出此下策。
这是一位一辈子都不会吃“澳洲芒果”的母亲，同样，这个孩子也无幸去领略外国卡通画。或许他会偶尔看一眼同学们手里的各式新玩意，但他更渴望一顿有鱼有肉的饱食。
我们并不指望一位或若干位已经暴富的人去救济他们，更不指望拥有游移的时间和金钱的那帮人去可怜他们，这种想法是消极而且迂腐的。
我们是否应该把目光多少向他们游移过去一点，将我们崇洋媚外的心态去比照一下这位母亲的痛苦和孩子的需求，这或许会告诉我们：什么叫浅薄。
我们也无意于指望暴富者和崇洋媚外者去爱这位母亲和孩子。因为前者刻守保持的与大众的距离已使他们的爱变得极其稀释和不纯。我反对“慈善”这个词的高高在上，它顶多是某些人未加体察的小小的怜悯，有时甚至是一种手段。或许也有一丝爱心在里面，但那完全是有选择的。他们根本不如菜市场那些小贩的爱来得猛烈、高尚、亲切而且质朴。
当卖肉的跟着那位母亲去家里看过回来，告诉众人这一切都是真的以后(民众之间的爱也有些蜕变了，世故的复杂使他们前去印证)，所有卖肉的都捡最好的肉割下一大块，送到孩子的家里去，并扔下一句话：孩子吃的肉，市场里的肉铺分担了，让孩子吃好了身体，好好学习。
这就是我们质朴的大众的爱。它至少会使那个孩子在成为强者的道路上迈出深深的一步。
而正是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化道德，才能使我们展现和感悟这种爱。
我不敢说吃外国水果的母亲爱得不够深，但她的爱中也多少有了些虚浮的矫情。这种矫情将使她的孩子无缘领略和继承质朴而博大的情感。将来他(她)的爱不能说是缺损的，但至少也是不够深厚的。
而这都是因为他(她)的母亲远离自身根基之后的盲从和飘动所造成的。轻率的抛弃和接纳注定了她只能在事物的表像上走动，她暖昧的文字、暖昧的崇拜、暖昧的母爱只会使她成为一个肤浅的母亲。她或许甚至会不愿意用自己的乳汁去培育她的爱物(而不是孩子)，对于她的认知来说，或许美国奶牛的鲜奶更适合她的孩子。
此剑桥非彼剑桥：洋奴的样板
直言不讳地说，有一种崇洋心理在我们中间悄然地生长，这种心理正在腐蚀中国的一代人，我们有必要对这种心理作一次揭露，以消除我们骨子里的可卑奴性，来一次充分的补钙。
崇洋心理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但最初的崇洋，可以认作为对工业的崇尚，此后因战争及其它因素，一些人骨子里的钙质逐渐减少，到了八十年代，甚至有人提出中国需要殖民三百年的口号。这还不如直说，中国是一个劣等民族，无法自己管好国家，干脆加入英联邦或美利坚合众国好了。
一个对本民族没有自信心的民族，如何发展和强大？
实事求是地说，崇洋心理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种是对先进的科学和文化的向往，有着这种心理的人，孜孜不倦地追求和探索，吸纳那些人类的先进的共同成果，始终致力洋为中用及中外科技文化交流，为人类共同的进步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另一种则是盲目的和奴性的，也是可卑的。他们往往将崇洋心理外在化，满足于在自己身上贴上洋标签，以此提高在自己的同胞面前的身价。
崇洋心理的外化表现，最彻底的莫过于商业的运作。它进入大众日常生活。一些所谓的机智的商人，大规模地将国店、国货取洋店名，注册洋商标。甚至恶劣到连自产自销的产品，也把说明书整个地印上洋文。这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它把公众的视觉和思维引向异端。为何要如此呢？缺乏自信罢了。
洋店名我不喜欢。诚如我进入昆仑饭店，我的情绪很好，但踏进诸如恺撤大帝酒店、公爵大酒店，我会产生进入异教徒的教堂的感觉和情绪上的压抑。不能开颜。如果我走进一条中国的街道，两边林立着拿破仑王朝、亚力山大乐园、维多利亚俱乐部、罗马大帝游乐厅、山本餐厅等等标牌，我不仅丝毫得不到美感，我会情绪沮丧，心烦意乱。并不是我的神经脆弱，而是我会感觉到那些异国亡灵在这条街上盘旋，阴郁而窒闷。
这不是空穴来风，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取类似洋名的商业机构。多达四万余家！绝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
崇洋的，充满奴性和媚态的笑话，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说不胜枚举。早在中国的七十年代，就有农民百姓嘲笑那些崇洋的队干部。那时候，我国尚未进入完全的改革开放。但是，日本产尿素已经进入我国农村，当时的农村队干部兴起用日本化肥袋做裤子穿的风气。这种化肥袋当然是日本料子，经染色后做成裤子穿起来很飘，与涤纶涤卡有了区别，因此队干部们很神气地在大路上走。但可悲的是，那染色却不能完全盖住布料上的宇，日本尿素的字佯仍是隐约可见。于是，农民百姓编了一首民谣，藉以讽刺这种崇洋心态。
这首民谣是这样的：
队干部，
穿的日本料子裤，
前面是日本，
屁股是尿素，
胯裆标着百分之六十五！
以后崇洋之风迅猛在城市刮起。说话开始用洋腔，将头发染成金黄色。据说，有厂家在试制有色隐形眼镜片，以解决眼睛不是蓝色的难题。后现代小说也开始泛滥，汉语中夹杂英语的小说据说很时髦，汉语被任意颠覆。官员以坐进口车为时尚，以至有些部门的警卫以车取人，到了对国产车进出多加盘查，而让进口车畅通无阻的地步。一个民族可以长此下去么？我的一个朋友，他想把上幼儿园的孩子送到一个不讲汉语，只讲英语的环境中去学习，他向我咨询，在国内好不好找这样的地方？我说，那只有去国外。他竟然把我这话当真，要将孩子送到国外亲戚那儿去，他说，要让孩子从小讲英语，长大了学习起来比较困难。可是，他的孩子连母语还没有学会啊。还有一个朋友，他成为一个洋货迷，走进他的家中，果然看不见一件国货，从电器到家惧、食品、饮料，甚至拖鞋都是舶来品。当时，他站在客厅，环视四周后对我说：你看，我家还有什么不是进口的？我说：有，有一件东西不是进口的。他问：什么东西？我说：你呀，只有你本人还是国货。
这一点，他无法改变。
普通的市民，包括一些官员，他们崇洋，我觉得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尚是可以原谅，或者说，可以给予适度批评。我惊讶的是，我曾经敬佩的一些作家和学者也未能免俗。一位很知名的作家，其实他也用不着在著作的前言里加上简介，因为他的知名度已经够大，甚而连一些隐私都成为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可是我发现，他却总不忘记在著作的前言里注明成果被“收入剑桥名人传记中心”。
这个所谓的“剑桥名人传记中心”，很是迷惑过一些中国人，以为它是剑桥大学的一个什么机构，实则非也。它只不过是那个叫做剑桥的地方一个赢利机构，大致有点类似于国内一些三流文人为赚钱而编的《文艺家大辞典》，不仅毫无权威可言，几近于胡闹。但是，就是这样的名家，竟是如此器重那个所谓的“剑桥名人传记中心”，或者什么“国际名人录”，闹出天大的笑话。
为什么不注明你的作品获过全国大奖？为什么不注明你的作品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根子在于，那个剑桥在海外，很有名。有洋味儿。嗅一嗅，仿佛有英伦的防狐臭香水在弥漫。
许多名声遐迩的学者，也都傍上了这个“剑桥名人传记中心”，他们很认真地对记者公布：已经收到“剑桥名人传记中心”邀请加入的国际信函。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清不清楚这么一个中心，仅从那种自豪的心态看，好像已经成为世界名家了。我以为，他们不及那些农民百姓嘲笑的队干部，毕竟，队干部们的崇洋作派还有保暖和遮羞的功能，而这些知识分子，却是想浪一世的虚名。
可怜见的，真是一批洋奴的样板。
我们的回忆
老是有人对我们为何能拥有“敏锐而迅捷”的信息提出怀疑。对我们话语中透出的信息，美国环球电视网记者大惑不解：“这些事情连我们新闻界都不太清楚，你们是从何渠道得来的？”
其实我也在同时怀疑着他们：不只一个西方记者不知我提到的马丁·路德·金是何人。他们也不知道“讨厌的美国”、“可鄙的美国”、“徒劳的美国”就是美国人自己说的。
这种固执的怀疑导致了石原慎太郎称张藏藏是“中国特权阶层”的一员，我有时想：悲哉张藏藏，可怜他的级别连大参考都捞不着看。我在重庆经济台上班时也写过“内参”，但“内参”是什么样的、装帧上有何特点，我至今都不晓得。
在《“沉默的大多数”就要发言》一章里曾经表述过这样的思想：通过所谓“高层内幕”或核心人物的只言词组了解真相并把握历史进程的想法是庸俗的。一切普通的、人所共知的事件蕴含了最有生命力最真实的信息。希特勒曾指示他的特工总部绑架一名英国的“超级情报家”，这位“情报家”在报纸上公布了德国统帅部最绝密的核心情报——兵力部署、各军团、师、团等军事首长的个人资料、升迁情况。情报家被带到柏林后，吐露他独特的搜集情报方法，即通过德国公开报刊的文章，从新闻到婚礼启事中搜罗一切可资利用的材料，并加以分析、推理和求证，以精密的、无可挑剔的逻辑手段得出结论。德国情报部门对此无话可说。——这个故事当然不能简单地模拟于本书作者们的情形。作者们不是战略家，更不想遮遮掩掩故作神秘。我们不认为我们有超乎于一般知识阶层的特殊信息渠道，“大众媒介所传播的一切是真实而有分量的，国家的进步、社会思潮的演变——尽在你认为是很普通的消息之中”。这是一种民粹的思想，但它较之于那些华而不实的“后学术派”更有生命力和说服力。
《中国可以说不》掀起的狂飙不正说明了它动人的、民粹式的魅力吗？
这种民粹式的质朴而闪光的思想已经开始冲击国民中浑浑噩噩的麻木状态，而这种民意源泉的疏浚和民族精神的再造是不需要某种神秘的势力来“操纵”的。
一切的“秘密”都在纸面，一切的思想都不需要遮掩。
我们继续对少数报导者的窥探做派说“不”。
继续对一切以“黑幕曝光”手法抹煞真理的手段说“不”。
我们呼出的气息、涌动的鲜血同其它的中国青年毫无二致。情势将我们推向了这样一个位置——一个甚至让我们感到有些扭捏的位置上，我们流露出的惊讶、不适、羞涩、沈郁、兴奋、欢喜，也和普通的中国青年并无二致。我们的履历，是非常纯粹的职业青年或社会人士的履历。可能有人稍微出色一点，有人稍微一般一点，有的悄然从这个圈子里不辞而别，有的则新近加入到谈话者的行列。
有人这样形容我们这一代人，说我们是世纪末中国最重要的、最非凡时代的见证人。
我们想说就是这个。
《中国可以说不》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凡时代的“证词”。
他们反复地盘问我们，“读到你们的自白录。我的感觉就好像是一场病好了似的。你们是否会为过去忏悔？”
我们也在反思：那些传达出来的一切真得像是一场“忏悔”吗？
如果我们轻言“忏悔”，那我们将置于百万与我们有同样心路历程的中国青年于何地？现代历史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两次巨大的冲击。第一次冲击是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穿透力甚至使那些后来的十分顽强的革命的反对者为之向往，连徐志摩都说：“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来到了……”第二次应该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西方先进思想的冲击——我至今认为：它的积极意义不亚于世纪之初的俄国十月革命。最近一位留美博士生在北京谈到：“其实美国梦就是人类梦的一部分，至少在目前阶段，美国梦的许多方面代表了人类梦。”
无原则地、不加鉴别地吸纳美国以及西方的价值，这种状态部分代表了我们当下的历史。我们曾经是校园秩序的破坏者，我们每个人都关心世界事务和本国政治，尽管我们显得眼高手低。关心政治——是中国青年的一大特点。我们曾经目睹过韩国民主进程的全过程，当我们看到那些身穿厚重滑雪衫的韩国大学生们用石块袭击那些军警的时候，我们激动的心里只有一个声音在?喊：
“这才是真正的生活！”
国际政治的演变和聚合成为我们了解未来、走向世界的渠道，使我们更加关心政治。我们认为：政治有一种结构上的美。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多么丰富的世界啊。
韩国自战争以后的历史几乎代表了东亚发展的典型道路，征示了民主与发展的痛苦和矛盾。以朴正熙为首的一批具有鲜明的业务主义特点的年轻军官走向政治舞台时，谁也不曾想到，新诞生的拒绝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军人集团能够开创韩国历史上最振奋人心的工业化时代。土耳其的历史也是这样，七十年代，当土耳其的议会民主制已经非常接近于欧洲议会政治的特点时，制度的腐败也暴露无遗：贪污受贿、效率低下，市政设施长期失修，安卡拉的外交公寓区暖气供应不足，外国人纷纷被迫撤离；在国家困难重重之际，以埃夫伦为首的军队力量毅然接管了国家政权，埃夫伦的义举、埃夫伦的才干甚至连西方人都无话可说。《少年文艺》曾经讲述了一个中国小女孩同“埃夫伦总统爷爷”信函交往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温馨和动人，令我至今难以忘怀。再看看非洲吧。那些西方新闻中描绘的可怖的非洲，他们渲染的统治者的非理性——一段时间也影响着我们对非洲的认识，八十年代曾经出现中国学生用大字报辱骂非洲留学生的事件，这种错误很大程度上源自于西方媒介对我们的误导。非洲的不安定、非洲的落后以及我们对非洲的偏见，一时间使我们忘掉了非洲为什么长期黯淡的根本原因。当代非洲不乏伟大的领导人，南有开创了南非新时代、代表了人类和解进步的纳尔逊·曼德拉以及德克勒克，北有像穆巴拉克这样的与埃及伟大文明历史相匹配的领袖。即使许多西方所不喜欢的专制领导人，他们也是有才干并且爱着他们的人民的；人民支持他们，同他们载歌载舞，在狂欢会上，总统会审问他的部长们：“你们在家里打老婆吗？”部长们顺从地回答：“没有打，不信你问她！”——西方也会认为这样也是专制独裁，不符合西方的规范，但干吗要看不惯呢？人民喜欢这样的领导者，他们希望他再干六年、再干十二年或者终身干下去，这就是他们的特点。西方有什么权利说三道四呢？毛里塔尼亚1983年才开始废除奴隶制。对非洲的进步要有耐心，要宽容，但不能因它出现了几个乖戾、凶残的领导人——就像中国南北朝时代的暴君一样——而取笑非洲大陆、取笑非洲人民。其实，有些传说是离了谱的，因为这些数据对了以猎奇为目的的西方媒体的胃口。非理性的方面是不是被夸大了呢？存不存在少数本地知识分子作茧自缚的情况呢？我认为不是没有的。拉丁美洲也是这样，为什么加西亚·马尔克斯老是热衷于把拉美统治者们描绘成精神不健全者呢？你可以谴责独裁者，也可以谴责政治家的个人质量，但你为什么热衷于把那些国家领袖们描写成疯子集团呢？你将置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感情于何地？是不是只有这样，魔幻主义才能在美国市场上吃香？作者本人才能在西方畅销？我认为马尔克斯是虚荣的。他乐于把他写信给卡斯特罗“请教开枪方法”的事儿在文学界张扬(这事本身就有些矫情)，无非就在焰耀他是如何吃得开，他如何在各种价值之间游刃有余。这种“新权贵意识”导致了他把拉丁美洲人民放置于他个人的鼻息之下，他的“文坛怪杰”的脾气如若不加约束，会使他的追求变得“走形”。
中国人长期以沉着和宽厚的心情看待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但我们新一代受西方媒体的深刻影响，在精英人士的指引之下向着所谓世界之路迈进，我们一度陷入严重的走形。如果说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有一种基于拉丁美洲历史的深遥情感的话，那么我们则是长期的唯西方好恶为好恶，西方说是什么就是什么，西方的委屈就是我们的委屈，西方的胜利则是我们的胜利；视否定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言行和举动为勇毅，甚至把这种对祖国的愤懑扩大到整个第三世界的政治领导人和人民。这种情绪直到今天，还留存在许许多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头脑中。比如他们(如《告诉你一个真美国》作者陈燕妮)观看新闻时会不自觉地说出这样的话来：“哟，真主党人又在找死了！”，“哟，那个阿拉法特又开始惹是生非了吗？”甚至到了这种地步：只要是听到有关国家的名称，只要听到事件的有关当事者名字，立马会出现这第一个框框，它早就框死了一切。美国陆战队必是对的，解放组织、人民阵线和圣战者们必是错的。这是美国人长期嘲讽东方国家的说教，说教之下，必产生大批的盲从者和受害者。然而美国和西方的新闻霸权和新闻暴力又何尝不是一种愚民和说教呢？近了看，远了看，结果都是如此。不过我得承认，后者的说教的确要艺术得多，有看头有听头得多。
长期以来的事实是：一个年轻有知识的人，不去认同美国和西方，那才叫怪事。那些作古正经的人，那些对秩序和现状表现出某种畏服的人，他们才是八十年代校园生活中最罕见的动物，就像庞德的一首诗所写的，“一个沉闷而惧内的人”。一个或因童年不幸而充满抑郁忧愁气质的人，他可能不会和着大家的节奏去拥抱和奔向西方，但是也可能——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屡见不鲜——因为他总对环境闷闷不乐，也丧失了公关的潜力和利用现实环境获取财富和地位的机会，突然一夜之间他告别了为数不多的朋友去了他国。——据说希特勒本来是不仇视犹太人的，在《我的奋斗》中他有一段专讲看到奥匈帝国报刊反犹言论时的不快和厌恶心情。他甚至说出这样的话：反犹是文明的耻辱。但希魔说道，正因为他有一位犹太同学，似乎老是有不可告人的思想，这激起了多疑的希特勒怨毒的心，于是人类最恐怖的一幕在二十年后发生了——请允许我将这个例子反过来说。对学生来讲，开朗的、率直的生活态度和理论作风是必要的，当初的崇美心情是一种正当的表现，就像十月革命对知识分子的冲击也是一种正当的表现一样。直到今天，我们也不会为那种纯洁的追求而忏悔。事实上，那种欢呼和感情的泛起，小而言之，是树立个人的美好信念，为着自己变得更有出息；大而言之，也是为着国家和民族。因为我们的心灵历史无法用“追求——失望——怨恨——忏悔——抛弃——攻击”这样一个公式来框定。所以我们必须对这种心灵历史有一个自白，权且叫《我们的回忆》，它与其是一个人的、或小圈子私人生活和感知历程的回忆，还不如说是对有着相同相近历程的青年中国人心路的一次模拟。
米兰·昆德拉描述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大规模的群众庆典活动时，不无厌憎地写道：人类居然还有这种赤裸裸地表现忠诚的空前愚蠢的蹦跳。我们当年表演《教育革命起东风》拙劣、生硬的舞蹈时，反感的心情同米兰·昆德拉何其相仿！我怀疑：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跟他们自己国内令人大败胃口的说教宣传是否有关？东方式的说教宣传偏离了人类审美规律，甚至有时连领导人都深感头疼。有一次，斯大林在观看诗剧《乌克兰人民歌唱斯大林》时突然发作了，他在包厢里咒骂道：“看看那些土佬，大嘴咧得像个傻子！”——当思想解放伊始，大量古典的、经典的影片被解禁，大量的人道主义色彩的文学、艺术和新闻成为我们精神生活中的“意外之财”，我们何尝不感激我们生活在了一个幸运的时代？于是我们所有的渴求被打开了，这世界多么明媚！
开放必然带来民主和心灵解放的意识，开放的我们欢呼着那些被我们长期视作人类颓废力量的美国和西方。那个时候的我们几乎都是一张自纸，以我们的聪明和我们对人类文明的渴望，可以说几乎很早以前我们整一代人对江青的文艺政策是反感的，这种思想绝对不敢对大人表露，表露的后果肯定因我的“反革命情绪”而惨遭一顿暴打。也绝对不敢对班干部和神色可疑的同学表露，到处都是告密者和马屁精，到处都是“布哈林”式的叛徒。但我本人何尝没扮过告密者的角色？——我有个同学跟我闲聊，说他父亲在抗美援朝期间，村里的仇人给他家定了个地主成分。我一听这小子原来是“小地主”，这还了得，回头便向班干部汇报，免不了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想起那个年月，多么可笑可叹又带来那么多惊奇变化的岁月！我对一个英国记者说：“我直到13岁才知道中国是一个穷国。”他们感到非常有趣。我曾经在我供职的报纸上开过一个栏目，名叫《七十年代》，栏目中写了一行字：“感谢七十年代，那个年代虽然欺骗过我们，但我从来没被耽误过。”唉，封闭而贫穷的岁月实际上耽误了多少经不起耽误的人！这《七十年代》的用意本是想同老三届的喧嚣叫叫板的，所谓动物凶猛、人性卑微，从那个岁月中走来的我们会怎样认识中国及未来？至今为止，我们不轻言“忏悔”，我们曾经有过的浓郁的亲美情结，我认为即使今天同我们一起振臂说“不”的人，和我们当时振臂齐吼“Yes”的心情一样，都同样处在一种律动的、活跃的思想状态之中，就像一首学生歌曲所唱的那样，我们要做社会先锋。八十年代朱大可在一次先锋诗歌讨论会上笑嘻嘻地说：“你们声称你们是第三代，那我就是第四代。”你看，没得商量。这表明了一种进取的思想，即使那时我们亲美，都呈现出一种精力充沛的、立意进取的锐劲。“美国梦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类梦”嘛，即使我们那阵说了大量的让长辈深感刺激的话，那也仅仅是因为代沟的缘故罢了。不可能指望老人们对现代幽默有感知和认同。即使我们说了一些自以为“表达到位”的不符合民族立场的话，那也只是对长期的全社会的“作古正经”的风气的反抗和反弹。令人感到有意思的是倒是有一些来华作客的美籍、法籍教师看不惯我们的吊儿郎当，苦口婆心地劝说我们应尊重传统的秩序。
我知道的最早的鼓吹破坏校园秩序和一种比较开放的恋爱方式的言论是在我大学入学前一年即1982年。1983年我在华东师大的大礼堂里听到学生处一位官员用上海口音极重的普通话抨击头一学期风靡学校的巡回演讲者，这位演讲者长期留寓美国，他受学校邀请前来举办一次讲座，他鼓吹学生不要上课，并奉劝学生们恋爱观“开放一点”。他说：“美国这个地方是很自由的啦，比如今天某女孩子跟你如火如荼，也许明天你会看见她挽着邻系的另一个男孩在校园里走，她还会友好地跟你打招呼。如果你们仍然像在中国那样想不开的话，这美国可没有黄埔江，而只有密西西比河供你跳了。”尽管这位官员声色俱厉地批判着这些腐朽的观点和没落的情调，但他大段大段的引述的“反面材料”仍然激起了受众们完全相反的反应。方鸿渐的母校当年请错了这位克莱登大学的高徒来演讲，相信上海各大学也懊悔不已，请了一个“天魔星”来扰乱宁静的学府。
我们索要经费办刊物，出版油印诗歌集。蔑视唐诗宋词，引艾伦·金斯堡和美国自白派为神圣。我们窜入图书馆，将那些被报章批判的小说、论文挖补下来收藏。我们邀请时髦人物来校演讲，每当他们发出同正统派对着干的声音，全场便爆发出狂热的呼喊和掌声。
我们认为人类当代史上最伟大而悲壮的两次事件：一次是挑战者号的陨落，另一次是为非洲灾民的全球歌星大义演。《天下一家》所传达的思想令我们精神上升，我们的精神如纯金般闪光，在传统和秩序前飞扬跋扈——“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
在春风沈醉般的校园生活中，不可避免地有一种未来的选择——常常使我们变得郁郁寡欢。随着年级的增高，毕业生越来越多的返校交流。我们渐渐地不再觉得未来是富有惊险性和挑战性的，而是越来越平实，离我们这个社会的体系越来越近——干脆说就是一体。所谓“未来”，它的粘滞气质令我们觉得：回到中国的现实是一件多么叫人忧愁的事情！我今天听到那首《同桌的你》，它的传统风格和它透射出的令人心碎的撒娇令我抨然心动，莎士比亚?喊：“我一定是久久地丧失了知觉！”是的，我一定是久久地丧失了记忆。我只记得我们意识深处曾有一种情结：这样一种未来才能使我们——永驻青春；这种“未来”连结了我们的校园和中国的现实。我们臆想着，一种危险的局势使我们像韩国大学生那样进入校园抗议甚至是街垒战斗之中，就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我们可能被捕，在我们中间诞生了最著名的牺牲者。我们宁愿接受这样一种结果，也不在撒娇的哭泣中被推出校园，在脸色苍白之中走向那些既定单位，如××烈士陵园管理处，××省计划生育学校；不愿就这样毫无挣扎地坠落大地，成为不再受学生身份保护的普通中国职业男性或职业妇女。
依我看来，张藏藏倒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摆脱秩序束缚的青年人楷模，由于好心长者的帮助，他没有按照他的专业(教育学)去分配，而是根据他的专长分配至一个城市的文学艺术联合会。文联？一个令中文系学生多么称羡不已的地方！可是眩目的名称下展现的是多么贫寒不堪的现实啊，可以想象一下张藏藏会面临怎样的不适：走下火车，穿行在一座曾被康熙皇帝咒骂为“穷山恶水”的城市里，走进一幢过道里弥漫着尿臭的楼内，一位领导看了看他开列的履历，道：“年轻人，要谦虚！我们这里省、地作协成员比比皆是哩！”张睁了眼还嘴：“那有什么？”他在一种暂时胜利后的微醺中提着行李箱走到单位给他安排的住处：一座小旅馆，有三张床，他只能使用其中的一张，其它两张归南南北北的投宿者，他每天同陌生人面对面洗脚、寒喧。毕业后的第一个冬天，他的生日到了，谁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他蹓跶进一间生意冷落的餐馆里，一瓶白酒一盘花生豆盘桓了几个钟头，为母亲和他的儿子祈祷，同上海的女朋友遥相举杯——他多么眷恋那座宿舍里明亮的灯光，热乎乎的毛巾、疏落而整洁的杯盘、令人赏心悦目的笑脸和温暖的关怀呀。
于是他辞职(尽管单位不承认他的“辞职”)，浪迹于江南各省，以卖稿为生。一度他曾经厌恶动荡不定的生活，在上海《现代人报》充当一名上班族的角色，若干年后他躺在我租来的小屋里，老泪纵横地追念上班时光：“骑着自行车，汇在上班的人群里，太阳把黄埔江染得通红，老子的心激动哇——”说毕，作昏厥状。当然，我们几位朋友只是含笑听着他的追悔，并不去抢救他。
86年是中国校园史的一个非凡年代，那一年我逃学去了镇江，已经辞职的张藏藏神色冷峻地审视着形容狼狈的我：“又没有饭菜票了？你大概是逃票来的吧！”数落归数落，他还是从马季(不是说相声的那个)那里借了二百元钱，陪我度过一段酒足饭饱的时光(每逢他清点债务，他都以怨恨的目光斜睥着我说：“都是为了你！都是为了你！”——其实我很不服气的，他自己何尝停止过非常贵族的生活方式)。我们在扬州打秋风，我们在高邮泡澡堂，在大运河堤上和一帮写诗的人狼嗥着张行的歌曲踉跄前进。终于，钱散尽了，我们俩合计：张藏藏应邀参加北大艺术节的一笔路费该汇到上海了，而我也捱到了家里汇款的时光。于是张一拍大腿：“走！”
回到上海时，已经深夜，我们翻墙进入师大校园。我潜行于校园之中，准备到同学那里借几支香烟捱过深夜。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我擦亮火柴浏览，心中窃喜：这回可没有人追究我逃学的事啦。
紧接着，张藏藏去了北大——一个非凡时代的漩涡地带，接受第一届北大艺术节给他颁发的“新潮文学探索奖”。学生是热情而有生命力的，他们敢于蔑视一切权威评价机构所认同的“大师”，而把他们心目中的艺术桂冠赐予极负探索精神的同龄人。
某人在报上指责我们的“文革”情结，耸人听闻地宣布他解读《中国可以说不》话语之后的“发现”：“中国若再发动一场‘文革’，并不是没有拥护者和参加者的。”我决不能把学生运动同“文革”相提并论，我愿意正告那些“正人君子”们——“文革”是哪一代人搞的，恐伯你们比我们更清楚。究竟是该由谁来反省文革？若干年前一位思想家这样激愤地谈到“文革”，他说中国人总是那样善于逃循责任——“文革”搞得比谁都热乎，粉碎“四人帮”后又全变得义正辞严，仿佛一夜之间全变成“文革”的受害者了。“去你妈的吧！文革的时候你于什么了？”——这话可以奉送给拿“文革”来教训年轻人的人们(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警告注意青年人的动向和危险苗头)，我们承认：在一段时间里，中国民间确实有一种时尚，就像当初苏联青年搞“纳粹审美”那样，出现了一种类似于“文革审美”的潮流。这种趣味是人之常情，中国不会倒退到“文革”——就像中国人民厌恶腐败、追思毛泽东时代的清廉，绝不意味着人民当真要求回到“毛泽东时代”一样。怎么可以学着西方的样儿(西方舆论轻车熟路地由《中国可以说不》联想到“黄祸”的威胁)，由这本小书引起的一惊一乍的“文革”恐怖联想呢？——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它勾起了我十年前的回忆，十年前我跟张藏藏的趣味是远离政治的，同样，把政治趣味强加于诗歌自然会引起我们的本能反感。当时有一件事，《诗刊》上面有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用不负责任的溢美之辞颂扬青年诗人高伐林那首呼吁建立“文革国耻纪念馆”的诗歌，希望能以此将所有具有反叛精神的诗界青年“召唤”起来，这种试图自然受到了我们的嗤笑。张藏藏告诉我：“由尚仲敏开始的讨论应该进行下去。”讨论的目的应该是诗歌应该走什么方向的问题。我们躲在一间租来的小屋里回应尚仲敏对《诗刊》的鞭挞，在此之余，我们也没忘记给《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的“中国第三代诗歌大展”泼冷水，比如我们撰写公开信，批判徐敬亚，说他想借此机会来充当中国青年诗人的“教父”和“导师”，这是万万不能得逞的，等等。
回想起那个非凡的年代和我们不安分的作态，回想起我们的乖戾、无状。至今都是那样充满温馨。即使那时我们粗鲁、偏狭，我们都认定那具有一种生命力的美。这就是我们历来对老年人反对年轻人持强烈反感的态度的原因。
我承认，在八六年学潮汹涌之际，藏藏和我做着一系列与学潮完全是两个向度的事情。张藏藏开始了关于北大艺术节之行的巡回演讲，而我也是“附属演讲者”之一。我非常怀念那个时代，那个热烈欢迎诗歌品味的时代。即使我们如今过着一种更为现实的生活，我们也不觉得现今的我们比那个时候更超然，不认为我们更有资格批评那个时代。我欣慰地看到我们的内心并不因为我们曾受到过折磨而迷失当初的纯粹。张藏藏小说集《每天淹死一个儿童的河》的出版，使我看到了岁月的证明。
《中国可以说不》的炒作和争鸣使我有时觉得：它似乎是十年以前某些法制报刊炒作和争鸣的“轮回”。准确地说：是九年以前的盛夏，我万万没想到智力水平很高的藏藏会因一件小事受到处理。在我心目中，兄长式的权威感和安全感被一纸书面通知粉碎了，张藏藏被处理时，桌上还留了一部小说稿，题目叫《我的左眼是怎样瞎掉的》，小说的开头描写了预审室里的情形。
我记得我在教书时给他写的那封信，在信中，我猜测他的心境是：“长夜漫漫而无法安眠的心情”。
但我最近印象尤深的是有过这段独特经历的张藏藏，在会见外国记者时明确表态：“我不讳言部分认同政府的立场，比如在人权方面，人权首先是……，”这应该是有说服力的，一个曾有着若干年悲痛回忆的人，能够有如此勇毅的妥协和如此高贵的襟怀，实在是可以让那些矫情而狭隘的厌世者和愤懑者感到汗颜的。”
同样的态度也表现在他对朋友的宽宏大量。当一位自称“同张藏藏有十余年私交”的人向境外电台透露张藏藏神秘背景的“独家材料”时，张藏藏顶多摇摇头，他叹息这么一个有过显赫思想和名气的人怎么堕落到靠搞“花边”来赚取稿酬的地步！
将来若有更充裕的机会。我们会非常坦然地呈明《我们的回忆》，她不需要遮掩和变形，风格是路易—阿拉贡式的，她将出现与夏雨诗社最闪光最动荡时代息息相关的许多人物和事件，她冷酷而直堕人的内心。最为重要的是，她和我们目前最朴实的民族立场呈两个向度——但绝不意味着矛盾。
我们动荡的心灵历程，铸就了我们今天面对世界舞台的勇气，我们毫不掩饰我们在那些施放冷箭者面前呈现出的自豪感。我们蔑视一切不自量力阻挡“青年中国之怒”的徒劳挣扎，蔑视一切貌似尖酸而实则乏力的中国某些知识分子的讥诮。涌动的生命冲击或许带来授人以柄的粗糙，也可能令某些人产生被“后生小子”僭越的忌恨，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见证人们将一如既往地发出我们的声音——这声音不是神学士们阴冷的检视和摇头晃脑可以阻止的。
我们的、激情与坍塌并存的回忆，是亿万中国“知识青年”心灵历程的一部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激情可以得到广泛的响应，我们的情感信号为什么引起广泛的共鸣。
我们承认，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与中国社会主流找到了交汇点。中国的进军不再是无力的召唤，而是回荡在我们身边的真实的怒吼。
中国的进军
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会引起某些周边国家的特别“担心”。
这种议论就好像中国曾经对他们做过什么孽似的，似乎中国曾经有过邪恶的帝国主义历史似的。
其实这也是一种矫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这种情形——一个人不小心被汽车蹭倒，或仅仅被疾驶而过的汽车惊了一下，他会顺势倒下，围观者会帮着起哄，“别起来，别起来！”——车之于人的关系就好比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小国的指责总会引起旁观者的特别同情，这也很正常。做大国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当这个大国正在各方面崛起，并明确了在本地区确定应有的地位的雄心，那么，周边国家的猜疑和议论应该是正常的。
但事情的关键是——这样猜测怀疑或把中国当做现实威胁，对中国来说是不公正的。
我们认为如此“控诉”都是矫情的言论。
我们不需要从种族特质上阐述中国人不具备帝国主义基因的道理。我们也认为：从历史事实来解说中国人民没有扩张传统对于某些人来说也是无济于事的。
法拉奇曾问邓小平：“听说林彪曾搞了一个扩张计划，这个扩张范围南至印度尼西亚，对吗？”
邓小平回答：“怎么我不知道哇？”
法拉奇问到的“扩张计划南至印度尼西亚”的说法，会不会是缘源于60年代那次著名的改变印度尼西亚历史的事件？那次事件造成了中国同印度尼西亚断交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不幸后果。那是一场众说纷坛的政治风暴。但是，两国仍然以一种令人尊敬的态度面对了“断交”，难能可贵的是：印度尼西亚并未因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断交而同台湾当局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
至今为止，在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展览馆里，每逢来自中国的代表团参观，友好的印度尼西亚主人会小心翼翼地避开有关那段敏感历史记载的展厅。
当我们无比欣慰地看到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建立起了面向未来的友好合作关系时，再提到历史当然不尽适宜。但是，我们仍然要说——关于中国插手了印度尼西亚的内乱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这不是因为谁“纠缠了历史”，也不是中国唠叨着要表明清白。关于中国插手印度尼西亚事务的说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挑拨。
中国是一个很容易被人传言出耸人听闻的故事的国家。中国几近于内向的国家特点给了职业杜撰者们一个充裕的想象空间。
你不可能编造出有关美国“全球扩张”计划的神话，美国已经扩张过了，以至于他自己对扩张已经腻味了，也不可能刺激公众的胃口。
你不可能编造日本在亚洲扩张的惊人消息，因为这个消息已经不可能“惊人”，对于受众来说，“日本威胁论”已经了无新意。
但只有“中国威胁论”，可以在公众中赢得一个广阔的市场。因为中国好久以来没有威胁过别人了，中国的骨架倒被别人挤兑得凹进去一大块儿。中国的复兴理所当然地引起人们称羡、惊奇、猜疑等等心态复杂的反应。——总而言之，“中国威胁论”是有市场的。
看一看中国威胁别人的历史，无非就是铁木真大军横扫欧亚大陆，这“光荣”导致了几百年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寂寞地咏唱道——
“亚细亚的勇士张开了血盆的口……”
连这样的帐都算到现今的中国人头上。
检讨起来，中国确实曾经有过“民族霸权主义”，比如川军杨森部队的一首军歌唱道：“缅甸与安南，原是我臣藩……”不过唱着这首战歌的战士，充其量就是从万县打到达县而己，连“省际影响”都没有，更谈不上什么“国际影响”了。
扳起指头数数，所谓“中国帝国主义侵略外族”的史实，连聊天都没有几分谈资。
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人，想没想过这个玩笑是开不得的？别找不自在，当心渲染得太过分了，给中国的“民族主义青年”们提了个醒——“一不做二不休，不吃羊肉都惹了一身臊，干脆臊到底吧！”于是“同去同去”。
如果中国真的威胁了别人，那敢情是输入其它民族的“异质”的结果。日里诺夫斯基说：弱小的民族势必受欺负，他只听说过小民族挨打，而不曾听说有人敢打中国。我认为他说错了，撇开较远的历史不说。近几十年来，不是也有过小国家招惹中国的事发生吗？迟钝而内向的中国，有时候就是这样——连小国都敢于试着撩拨两下的。这不是说中国真的好欺负，至少看上去，她的内敛和内向特色，是有那么一点文绉绉的味道的。
礼仪之邦嘛。
然而为什么偏偏是中国招致了这么多“瓜田李下”的嫌疑？真的是中国历史上不清白吗？真的是因为——中国派驻了海外驻军、输出了恐怖活动、轰炸了别国的城市、颠覆了别国的政府、窃取了别国的情报吗？
不错，中国表现了鲜明的主权意识——包括在中国南海建立国防前哨，在台湾海峡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但中国人民认为这一切是正当的——早就该这样做了。
这一切同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关系，甚至当中国经济相当落后的时候。对于主权这样大是大非的基本问题，中国中央政府也从未含混过自己的立场。
那么，对中国的一切怀疑由何而来？是不是因为中国没有孽债，因此推测中华人民共和国像王熙风那样盘算：“从今儿起，我也要学做几件刻薄事了……”？
我记得《水浒》中的李逵大闹赌场，众人叫道：李大哥，你平时赌风最好，今天怎么使这般性子？李大哥冷笑道：“正因俺平时爽直惯了，今天权就不爽直一回！”
据说美国人正在劝说中国：如今的年头，主权观念已经过时了，什么地盘海疆的，让一让就让一让吧。“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是啵？——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站着说话不腰疼”，既然美国人的主权意识如此开通，那么在美墨边界构筑那么多的铁丝网做甚？
历史上的中国曾经丧失了很多的主权，诸多的不平等条约已经造成了“无力回天”的严重后果。不提盛唐，我们再看一看康熙年间的中国版图，也比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体面得多。
当然这一切无法再去追索。
但是我们保留了追思的权利。因为我们需要更加珍视我们今天仅有的一切。
假如海参崴仍在我们手中，我们将拥有最北方的良港，对日本、朝鲜和韩国的海上贸易的贯通将极大地促进东北地区的繁荣。黑龙江省将不再作为一个比较黯淡的内陆边疆省而面临许多开发的困境，外兴安岭地区的木材开发将给东北人民带来更多的财富，黑龙江上的大桥建设将不会因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磨合”而无限推迟，诚实而勤劳的中国人口将散布在东北亚最辽阔、最值得开发的地区，东北亚“角落”的繁荣也将给俄罗斯人民带来福音。
假如西北方向的那些著名湖泊和巨大水系不曾被割裂出去，那么另一个边疆大区新疆可以在未来实现“北水南调”的人类雄心，干旱的新疆将获得充足的水源和丰美的草地。也许中国的英雄彭加木和余纯顺会因此避免倒毙罗布泊的命运。
看来上苍永远要给人类留下这一类的缺憾，一些看起来非常均衡而合理的人类布局，却因历史的原因而被有意地阻碍了。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化受害国和帝国主义瓜分图谋受害国，也许这可以解释成周边国家的少数民众为什么对中国威胁有着特别的担心。复仇主义意识在其它民族那里屡见不鲜，因此他们也担心：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会在羽翼渐丰之际走向复仇主义的老路。这种意识的出现，即便不是因为政治歧见，也是出于不了解中国。
佛教哲学令中国思想具备了浓郁的温柔的功德观，中国人的缺乏野心并非是长期受列强惩戒的结果，而是出自于对苦难民族共有的悲悯。中国人的苦难历程使之对全世界弱国贫国有一种天然的仁厚精神。对于外交和国际事务的认识，几乎全体的中国人都是周恩来的弟子，周恩来独特的将中国人格化的外交精神，将世世代代在中国人心中传下去。
这种功德观甚至表现在中国对战败的作恶者施以仁政的“唯恐不及”，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的第一次全国演说的中心思想就是对战败者施以仁爱。老舍名著《四世同堂》描述北平光复的第一笔就是主人公如何保护被愤怒者包围的日本老太太。相反，看看斯大林对德国俘虏是怎么做的：二十余万计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德国战俘在饥谨、寒冻和虐待之中跳蚤般的死了。即使这样，日里诺夫斯基还在那里喃喃的骂：不该那么早放他们回国，太便宜了他们。
转战太行山之际，林彪的部队曾捉住过一名日本士兵。那士兵的蛮横令八路军产生了要处死他的冲动，然而八路军没有这样做，那日本俘虏不吃粗粮咸菜，八路军则给他送去了大米饭和鸡汤。有一天，林彪走进了关押俘虏的小屋，道：“听说你又打了我们的卫生员？你太不知好歹了，我们吃小米、黑豆，给你送米饭和鸡汤；我们也有很多伤员，却派专人给你治伤。——我警告你：不要认为我们会一味忍耐，假如你再敢打我们的人，我们就用鞭子抽你！”
那“鞭子”终究没有抽成。最大的警告不过是“抽你”。相信中国人读到这段外国记者的描述都会感慨不已的。
这种最大的克己几乎是一种自然本能的反应，压根没有指望未来岁月的报答。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前夕，因日本方面的抠抠索索和不知好歹，引起了中国外交使团的不快。中国代表团指出：其它的附议以后再说，先将中日友好之事定下来要紧！’
如按某些人所说：这也算霸权主义的话，那就算是“人类友好合作霸权主义！”——那同日本当初强加给中国的“亲善、共存、共荣”是截然不同的。我记得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在签订“友好条约”之后访问东京，日本新闻界感叹道：
“这位当年的抗日少年先锋队战士，在东京听到《义勇军进行曲》，不知会作何心情？”
又能作何心情？“相见一笑泯恩仇”的心情，因同宿敌实现亲善而倍感悲喜交加的心情。
这应是典型的中国人的心理。
中国人的仁爱，有时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对侵略者的宽宥、慷慨，对他们悔罪后的器重甚至超过了应施于同胞和传统盟友的器重。这实际是一种急切的寻求人类大同的表现，体现出了中国人的理想主义和天下主义。
这一切的进取对人类是无侵害的。
所以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人们要当心：不要破坏了中国的好心情，也不要让中国的良好胃口遭受其它异质调味品的刺激。
纯洁的中国不容玷污。
其实许多西方观察家已经真切地感觉到了中国人的心情，他们从上一代中国人的所做所为，这一代中国人的血质和和平愿望感知到中国不可能萌发帝国主义。可是，他们欠身离座时总是意犹未尽地问：“那么五十年之后呢？”
吕雉追问刘邦：“那么曹参之后呢？”
刘邦无可奈何地闭眼侧身背对吕雉：“那就是非你我能够操心的事情啦。”
就好比一个人若干年来形成了一种思想，尽管这种思想在事实与诚恳的明辩面前显得那么不堪一击，但版权人无法接受这么快就收场的尴尬局面，因此，他们临末了还是发出了一个微弱的声音：“那么五十年后呢？”
这也说明了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始作俑者，他们至今认为那种邪恶的人类思想是永恒的，所以他们希望探讨一下五十年后谁将是帝国主义的问题。
我们认为应明确五十年以后是怎么回事，比如提这样的议题：若干年后，中国第一。
也该轮到中国了。
但这绝不意昧着谁第一，谁就是霸主，谁就会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中国儒道的大同思想，将能够给人类一个理想的未来的范式。中国以痛苦的饱经残害的经历，将告知世人一个明确的思想，不是说将来的拥有更重要席位者，将来的权威者就一定重蹈霸权和扩张的老路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世界也未免太乏味了，人类对和平、幸福的追求，干百年来涌现出那样多的言论家和思想流派，经历过那么多的痛苦和牺牲，也该有一个是与非，对与错的说法的时候了。人类历史上，老是狡诈者、贪婪者大占便宜的黑暗现实对人类未来抉择的负面效应，也应该有一个被彻底清算的时候了。
五十年后(或者时间更快一些)中国第一，应该被当回事儿好好议一议。国家领袖们当然不会像当年的赫鲁晓夫们那样发出理想和现实不分的政治预言，藉以煽情于自己的人民。但学术界人士、教育界人士、商界领导人、企业家和青年军官们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比五年、十年规划更远、更大的目标作出一个比较形象的估计。
“中国的进军”应该成为一个议题。
因为伟大中国目标的实现不再是一个遮遮掩掩、羞于道破的事。
首先，“中国的进军”应照顾到其它邻国的情绪。应该承认这一点，中国文化的复杂、细腻而导致的神秘色彩，引起了这样的后果：即友邻国家的耽心。七十年代，周恩来对泰国，总理说：“中国永远不入侵泰国。”泰国总理则在感激之余掏出纸笔来：“希望阁下能将刚才说的话写下来，好让我国人民世世代代铭记。”周总理摇头说：“我手颤，怕是写不了啦。”
——这一笔应由我们及我们的子孙来填写。
我个人极其欣赏这个故事，我欣赏这个伟人对国际政治微妙之处的深刻体察。但周恩来的坦率和对“立字据”所持的谨慎态度，绝不应视作国际政治阴暗面的一种折射。我认为中国不会进攻缅甸、印度，今后也不会主动进攻越南和所有相邻的国家。不必担心周恩来的表态是对某个国家的特殊照顾，不必担心中国拒绝侵略的诺言不具备广泛效力。
但是，即使一切表白不起作用，一切担心不可能阻止中国朝着既定目标迈进的努力，就好比一个村落有几十户家庭，传统的富户修门楼挂彩匾，村里人会觉得很正常。但是，只要哪一户新起来的人家也开始修门楼挂彩匾，那么一定会有人说：“瞧瞧，看见了吗？啧啧，此间大有深意?……”他们可能会去串门，拐弯抹角地劝戒这新门楼的主人：“不说又不行，说了又怕您急，我们实在挺耽心的……”。
可怜见中国连座门楼都没有，就已经招来了这么多闲话。
例如，中国还没有航母，但当别人影影绰绰地听到有一个建造航母的计划时，全部的毛孔一?那被激灵起来了，又是卫星拍照又是战略分析。他们无非就想说出这样的意思：中国怎么可以有航母？而我们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意见：印度怎么可以有航母？——我们不应鼓吹扩充军备，但长期以来，中国的个儿很大，但性情又似乎太温顺，一有人规劝便红着脸把手脚收敛，好像真的祖上缺过什么大德，让后代必须跟着背心理包袱似的。中国欠缺的何止是航母？中国应当理直气壮地添置家当，从航母开始，该添的就添。毛泽东说：“要让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我们也说，要让别人服气，首先我们自己要对自己服气。我们已经忍受得太久了，本来应该是那些帝国背的恶名我们自己拣来背上，要恭顺忍让，由那些孽债累累的大国们去忍让好了。你没由来的去照顾什么情绪？中国人经常对无辜者说：“走走走，那些议论不关咱们的事。”今天中国人也要对自己说：“走走走，不关中国的事。”
有一种说法是：“说‘不’要靠实力来达到。”中国人可以这么回答他：“到了你所想象的那种实力，中国也就‘不说’了。那个时候该于啥就干啥。”
“说不要靠实力”，这是一种帝国主义思想，到了一定的实力，他就要跳出来收拾人了。他的真理就是军阀的真理，有兵有地盘有钱粮，可以什么都干，什么都是“真理”，岂止是说“不”。
“说不要靠实力”，这更是一种奴隶思想，因为他无限崇尚“弱肉强食”的法则用来推人推己，实力稍不如人，就做出一付被人打怕了的样子，夹起了尾巴，匍伏在地，还要按住那些梗着脖子的后生：“别较劲儿，太君不会把我们怎么样……”
罗素曾说过这样的话：中华文明体系的唯一缺陷就是它缺少应付外来民族攻击的防御机制(大意如此)。如果我们今天对那种岁月历练出来的霸权主义的骄横和耀武扬威不敢言“不”，那么我们的忍辱负重，会换来穿过阴霾之后的一线阳光么？真的去希望：以己为祭牲去感动上帝，让他把我们的捆缚再放松一些，让我们在一个遥远的将来发出一声尊严的虎啸么？说一句近似于饶舌的、但又逼近了人类竞争“人情淡薄”的本相的话——现在不说“不”，将来恐怕永远没有机会说不。现在说了“不”，兴许会避免将来捂着火辣辣的脸带着哭腔说“不……”我们深知人类竞争的人情淡薄，已远远地背离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文明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倒是可以彻底地迷失本性，赤条条地进入他们设计好的规则之中的。
正巧英国《经济学家》又传来了新的召唤：缚住中国这只虎。确切的观点没看到，但似已感觉到那声“嗡嗡嗡”了。曹操对吕布说：缚虎不得不紧点啊。得，《经济学家》，算你狠！你看吧，我们老是落下了别人半拍。
一位古巴朋友模仿着毛泽东的口吻对我们说：不要着急，慢慢来。
古巴已被折腾了近四十年。《赫尔姆斯—伯顿法》的拙劣愚蠢，兴许能给古巴带来希望。如果这回还不行，古巴还能等待下一个回合。
让中国睁开眼吧！
如果苍天故意设置的人类悖论是在故意考验我们的道德观，那么这次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考验应在中国复兴的最后关头公布谜底。如果苍天有意识撒手不管，那也一定是让中国的进军变得毫无羁绊，中国的奔突之路变得更加自由、广阔。上苍将微笑着说：“这是最大的公平、最后的赐予和全球最美的福音。”
中国应明确她进军的目标——与第一人口大国相匹和痛苦代价相称的经济超级大国地位；与中华深厚文明背景相称的文化超级大国地位；中国的进军应同人类理智呼唤相适应。她应消除人类最大的恐怖——极大地耗费自然资源、掠夺自然之美、田园之美和人性之美来追逐帝国主义地位——而以新的姿态走上普照四海的文明征程。
一个拥有台湾、香港、澳门、南沙群岛和钓鱼岛的伟大中国是未来进军的基本保障。
因此，在力避军备竞赛(对日本除外)的前提下，中国应发展其强大的国防。她应当不掩饰这一目标：拥有亚洲最强大的海军和航母编队，拥有东亚地区最强大的空军和足以威慑不友善国家的二炮部队。在其它大国并末停止扩充军备的前提下，中国应完善和壮大一个现代化国防所需要的一切新的军种。在日本这样的邻国急欲在海外派兵方面有所作为时，中国军事力量也应在国际维和事务方面当仁不让。
中国需要更多更强大的制造业，中国勤劳的人民，丰富的人口和年轻一代对知识的渴求将为未来的、升腾着的中国带来丰富的智慧、众多的名牌和素质一流的劳动大军。
中国将出现更多更伟大的基础设施，民族地区的基础建设投资应得到更多的照顾，需要更多的铁路、机场和气势宏伟的运河，发达的交通纽带将把西藏同广大中国腹地紧密相连。
中国的农业在经过野性勃勃的工业化渗透后，将理智地遵循东亚的传统模式，她将吸纳韩国和台湾省的先进模式，回复到良好的生态农业之路，中国的农业产品应在国际市场上得到丰厚的回报。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乡村建设将在一代代知识分子热情试验的失败之后，在下个世纪成为一种可能，忠孝、仁爱的美好道德深刻影响中国人的子孙。这也许是下世纪中国农业革命意义最为深远的变化——它将影响全世界对农业的认识，一个国家的农业成分、农业地位不再是判定国家现代化程度的标准，历史将被中国人改写。
中国的国际地位应进一步提高，德国——俄罗斯——中国——东盟这样一种“大陆——海洋模式”将创造未来国际合作最光辉灿烂的典范，并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无限广阔的国际舞台。
二十一世纪，“一即为多”的哲理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世界活动舞台上变为现实。中国的怒吼将成为多数，中国思想、中国经营能力的当量将深刻影响世界，并将成为领导未来人类思潮的唯一动力。
忠于自己忠于子孙
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史可法、林则徐是民族英雄，英雄的行为是值得敬仰和仿效的。而做汉奸是可耻的，汉奸在道义和情感上都令人厌恶和痛恨。
当我们渐次长大、成熟，我们开始检视所有过去形成的观点，据说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这个使命决定了我们必须检视过去形成的知识。
也许是我们缺乏想象力的缘故吧，尽管我们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中国历史，我们仍尊重了民族英雄的行为。我们认为“民族英雄——汉奸＝美——丑”的等式是亘古不变的。这是一个神圣原则和民族立场问题，就像风流雅谑的公子哥儿们不会拿母亲开玩笑一样。
但当我们眼下看到中国历史学的某种“突破”，实在可以“惭愧”于我们本质上的保守了。
某些文人开始专注于历史的再批判，并率然否定民族英雄的价值，这种“当代投降兴趣”的新颖和流行，几乎动摇了我们最基本的中国历史观。
如：有人评论史可法的偏狭和冷酷，说他不藉以士卒百姓的尸骨来完成自己“人生的壮美”，他的激烈反抗酿成了扬州屠城的民族惨祸；一句话，明末清初中国的灾难是因为像史可法这样的人太多了，
又如，《天朝的崩溃》指出鸦片战争林则徐们的抵抗实在是不可取的，假如中国不去炮轰英国舰队，早早搞门户开放，那么，最早实现维新目标的可能是中国而不是日本。
中国的知识阶层确实拥有雍容华贵的学理，当代学理的自由式态，竟然使中国人的神圣原则和正义原则变得风雨飘零，这究竟是知识界的幸事，还是悲哀？我们可以再反过来咂摩早年间那句“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恶意诅咒，看一看知识的增长是否使人的质量变得怪诞和无状。我突然想起了《庄子》里的大树，难道学理已经成了多余的东西？——或者这么说，学理已经拥有了这样的特权：可以压迫芸芸众生并置他们的感情于不顾……
《天朝的崩溃》带来的反思，使我们想起英国广播公司(BBC)对中国人的斥责：“鸦片战争说白了，就是因为中国人不肯做生意，英国人才用大炮让你们加入世界贸易秩序！”而与此同时，中国有些评论家同外国政治观点的“里应外合”，做得是如此默契。可以联想到最近围绕着《中国可以说不》发生的一些事情，《星期日泰晤士报》称作者们是“新义和团”，国内有个叫李泽的也大喊大叫，这是中国出版界的“恶性事件”，还有那个看上去似乎老是跟太阳光无缘的鄢烈山也在那里危言耸听：“中国若要再发动一场文革，不是没有参加者和拥护者的。”好，好，骂得结实。应该庆幸“文坛”上总有这样的货色，不然，“学理”的丑恶何以暴露？“打鬼”又从何打起？
如果重编一部《汉奸列传》的话，这样的货色只配做堑脚布。不过我主张对鄢烈山可以勉强网开一面，因为他发表的“中国鬼和亡国奴”的谬论，使大家认清了：汉奸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并非白垩纪动物。
于是才有人说，抗日战争之所以要耗八年时间，是因为汉奸太多了。其实对那些有着浓厚投降兴趣的书生们来说，汉李陵比史可法们有着更强的说服力。他在为国尽忠后被汉武帝灭了族，有关他的悲剧在《史记》中占了很大篇幅。李陵事件作为人类悲剧之一，它的启发性只能如此了，封建制度害人也害国家。然而有一点不容否认：李陵毕竟做了汉奸。我们不能因汉朝对不住李陵，而把李陵的投降主义和李陵最终做汉奸的事实给否定掉了。《河殇》在批判中国封建专制黑暗的同时，提倡的是欧洲中心主义。《河殇》失败了，当然，失败有其它原因。但如果《河殇》及其信徒们胜利了，我敢说：那是投降主义的胜利。不过届时再发议论也没有什么用，因为到那时整部中国历史都将重作“决议”。
尽管这样的“历史决议”没有成为现实，“投降兴趣”和“新汉奸哲学”的调子已经是越来越高了。周作人重新热闹了好些年，除了世俗心理外，有没有文人相怜的因素在里面兴风作浪？我看是有的。周作人受审时的辩解词整个是一部“维持会理论”，这个“理论”在当今文人中很吃香。鄢烈山不是也说西方压制我们是很“自然”的事，而我们来表达愤怒和豪情就是“令人讨厌”的吗？他那种食其肉、寝其皮的仇恨缘何而来？我们哪里踩住了鄢烈山的尾巴？仅仅是出于对“小子”们“僭越”的不适和愤怒吗？恐怕事情没那么简单；文人们对忠诚的蔑视，对本土中国关注热情的讥笑，发展到愤懑于中华民族和整个价值体系，但嘴上又不能这样明说，于是“投降兴趣”、“维持会理论”应运而生了，这个宵小式的鄢烈山仅是里面的一个丑角而已。
关于个人权益与民族权益的严肃选择，萨特戏剧《死无葬身之地》指出了可能发生的某种荒谬，——但这种荒谬不能阻止法西斯被最终消灭。因为邪恶的根源不在于被压迫者和抵抗战士，而在于罪恶的法西斯势力。萨特对此是有着迷悯的，但他仍然不失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相比之下，鄢烈山之辈只算得上臭哄哄的实用主义者。
这类有害于中国的言论为什么得以频频发表？究其根源来说也很简单，也了无新意，它得以流行无外乎有以下几种原因：
它首先混杂于文艺解放以来对个体价值和生命意识的探索思潮中悄然流行。这种思潮的最终意义是如何弘扬个体精神，探讨怎样赐予个体在集体中更积极的作用。而“苟活做亡国奴”论者则不然，它在强调个体价值的表像之下，实现着对中国人价值和中国人权利的杀灭。在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华战争和屠杀罪证的叫嚣声中，中国人中也出现了投降选择和亡国奴选择的可耻论调，它的恶毒和卑贱无疑是对中国人民独立自由斗争史的否定。是的，鄢烈山之流的汉奸论调是对三千万中国抗战牺牲者和三十万南京大屠杀殉难者的第二次屠杀。
这种堕落哲学悄然流行的另一个社会原因，是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物欲主义的泛滥。因而不借牺牲民族利益以成全个人幸福的“亡国奴选择”得到鼓吹和激赏。文人们的“当代投降兴趣”使这种“选择”缜密化和理论化了，它的伪善外表更使人误以为它也在探讨民族利益，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叫王小波的对《说不》买办腔十足的指责——是的，中国正在进入了“别人的”市场，但中国人必须在无情的市场搏击中捍卫自己的利益。林则徐这么做了，当今的中国人更有理由在现代国际公正贸易原则下维护自己的权利。你西方人不是最讲“公正”的吗？好，中国人愿意“公正”下去，到末了看看谁“不讲道理”(王小波语)？看一看到底是谁在恃强凌弱？并且很有兴趣看一看——到底是哪些中国人为西方不正当权益帮腔？
必须认识到在当今的中国，买办思想、亡国奴思想和当代投降主义的危害性。中国的某些书生——他们似乎不是用中国的乡土教材哺育长大的，他们的一言一行洋溢着教会学校的气息，不然他们为什么合法而合理地攻击一百年前那场勇敢而悲怆的民粹运动“义和团”呢？你看、他们如此老练地用“义和团”来辱骂抗议西方的中国人，哟哟，多么有教养的一群“文人”哪(李泽就是一个，没人请他，他就大摇大摆地步人“文人”行列，并对《说不》的出版表达出“文人的羞耻的愤怒”)。少数中国书生从基础理论到民族观，已经远离了中国人的特征。为什么会如此？难道几千年封建专制史、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奴役史和十年文革，受虐的只是中国书生吗？我认为很多人事实上都是这么认定的——他们觉得他们比平民百姓更有资格索还被中国耽误的一切，他们对民族价值和民族利益的鄙夷和嘲讽可以不加约束。我记得当文革受难遗族们无原则地弹冠相庆时，一位四川的年青诗人激愤地质问：“中华民族曾遭受过比俄罗斯民族更深重的苦难，但为什么文人们没有表现出俄罗斯作家们那样可贵的人类精神？”这话点到为止。文人们的自私自利导致他们言论的轻佻和不惜玩火，发展到他们开始滥用言论特权——这种特权就是他们可以率先从精神上逃离中国和抛弃中国。我们一如既往地支持知识探索和价值关怀的自由，但是，一旦这种“自由”到了要去摧毁中国人利益的程度，作为中国人的我们，不得不作出忠于自己、忠于子孙的选择。
忠于自己、忠于子孙，意昧着我们在中华民族正当利益同异族利益发生冲突时，应遵循我们一贯的中华利益至上的原则。目前最明显、最迫切的利益冲突是钓鱼岛之争，中国人应拥有一种不容分辩的尺度——保卫钓鱼岛。面向二十—世纪，钓鱼岛之争可能会在短暂时期内被解决，或者会成为诸多中外利益纠纷事件之一。在符合法理(当然不是那种《赫—伯顿法案》的法理)的前提下，一切阶段性的、局部性的利益冲突将由中国人制定的永恒法则——忠诚原则和中华利益至上原则加以框定，这个忠诚原则将是中国安全和中国进军的基础保证。
这个忠诚原则同鄢烈山式的忠诚原则是截然不同的，后者只忠于他自己的私利和欲望。而我们的忠诚原则，首先捍卫的是作为中国人最基本的认同感和道义原则，并且毫无保留地支持中国的独立、尊严、富强和民主。为我们及子孙驱逐一切轻贱的沙龙论调，这是每一个不愿成为离心势力的中国同胞的使命。
一九九六年夏天的神话
《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在国内的出版、畅销以及在西方引起的猜测、敌视和争议，可以说构成了一个“神话”。
这个“神话”的出现，与西方媒体滚雪球似的传播分不开。他们首先认定《说不》的作者有“政府背景”；“扑空”之后，接着断言是“商业炒作”。他们唯独没有认真地对待书本身的意义，只是把目光停留在“刺眼”的标题上。“可以说”，恰恰是西方媒体自身的“政府背景”歪曲了《说不》的主题；与此同时，西方媒体为其自身利益进行着“商业炒作”。假如西方媒体把采访“内幕新闻”的热情用于客观、公正地报导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用于分析西方(以美国为首)阻止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阻挠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的政治后果，用于描述美国、日本与台湾“明送炮舰”、“暗送秋波”的伎俩，用于记录中国的老百姓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于涉内政的正义呼声，那么，也许有助于正处心积虑准备连任总统的克林顿先生，以及唯恐抓不住选票从国会山上摔下来的某些议员先生对中国事务的理解。
《说不》一书遭到包括日本军国主义者、右翼作家石原慎太郎在内的反华势力的攻击。这一点也不让人觉得奇怪。他们说：《中国可以说不》这个书名是从《日本可以说不》“抄袭”而来。就算是吧，不过，我喜爱的诗人艾略特曾经说过，“不成熟的诗人模仿，成熟的诗人抄袭。”这位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对“抄袭”的看法显然有过人之处。我已经建议《中国可以说不》的策划人张藏藏通过正常渠道，把“版权”使用费(尽管是三、五个字的)交还给对方，免得人家告发咱们“侵犯”知识产权。至于人家把汉字“照搬”过去的事就别提了。还是人家的“照搬”的方法比较“高级”，你设法子说“不”。军国主义气味十足的石原慎太郎，至今仍在文章中贬称中国为支那，但咱们可千万别把日本叫成“小日本”。军国主义和仇视亚洲的卑劣言行正在汇入右翼势力自大狂式的恶梦之中，可不要小看日本。任何低估日本所作所为的人，也就是低估了自己对日本这样一个有侵略历史、又死不忏悔的国家进行批判的能力。在“细节”上重视日本，并把“细节”刻画出来，求得一幅日本本来的面目，这才是现实主义的。
“打水漂”作为童年游戏固然好看，倘若作为思考方式当然是浅薄的、沉痛的，总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误解和诅咒，不管来自海外还是其它什么地方，至少证明了一点，《中国可以说不》并非热血来潮之书，实乃痛心疾首之书。台湾那个叫做吕秀莲的女人居然叫嚣“马关条约救了台湾”。这种在目前的国际背景下出现的新汉奸比起当年的周作人一路更危险，也更可耻。还有一两个“葡萄文人”“翻了翻”《说不》一书，就找到了全书仅有的几处校对上的疏忽(功夫不浅啊)，于是连夜操刀，唯恐赶不上第二天发排。拿来一看，无非是“花边文学”、“告密文学”的老调子，“春秋笔法，翻案文章”，我们见得多了。
从《说不》一书出版后读者反应的热烈程度来看，从西方记者不同寻常的“传播”来看，《说不》恰逢其时，意义也在于此。美国强权政治四处横行，民族虚无主义暗流滚滚。当此之际，有一本洋溢着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墨香的书被读者喜爱，这又有什么不妥吗？！连美国的导弹都被命名为“爱国者”，那么，为什么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在爱国主义精神照耀下写出的“情感抉择”就被西方传媒视为洪水呢？我看《说不》给李登辉、桥本、克林顿等几位先生带去了中国民间话语的信息。对李登辉而言，他出卖祖国利益、分裂祖国的言行是在玩火。《说不》给李登辉的一意孤行敲敲警钟，总比到头来敲丧钟更具人情味。只要李登辉继续串通美日，“台独”之心不死，那么他留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罪名就越深。李登辉先生的“面子”越丢越小，倘若不在夜深人静之时多多思量身前身后之事，“面子”一旦丢尽就不好办了。李登辉抱住克林顿的大腿，实在有辱中华民族的儒雅之风。不仅克林顿“不方便”，李登辉本人也低人三尺。作孽啊。最近，李登辉先生又弄了一条船的人马，游说联合国去了，而且还带着一张票额不小的支票。据说，被联大一口回绝：台湾加入联合国的事又泡了汤，“送礼”也没有送出去。也真是够可悲的。大诗人歌德曾说：最痛苦的不是你要别人的东西人家不给，而是你给人家的东西别人根本不要。李登辉先生同时要享用两种“痛苦”，何苦来呢！“支票外交”、“过境外交”、“交”来“交”去让自家不可开“交”，图得什么呢？！
对克林顿先生而言，《中国可以说不》能适当地校正一下他的“美国价值观”的“隐形眼镜”。不过，期望值不要太高。就连许多美国人也没有“发现”他们的总统的“隐形”眼镜。高科技就是地道。在“高科技”后面，我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一旦头脑本身出了毛病，尤其是这毛病本身又与“高科技”有关，再来“观察”世界与中国偏差可就大了，如果克林顿先生头脑与视力是正常的，怎么会把航空母舰的航向弄“错”，直逼台湾海峡呢？我们的“银河号”在公海上被美国人翻了个底朝天，我们在自己的领海上演习一场，美国总统又来了个“半夜鸡叫”的把戏，让人觉得好笑，却一点也不“幽默”。“遏制中国”，并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无非是挑唆“亚洲斗亚洲”，以便美国腾出一手，坐享渔利。国会山上的某些以反华捞选票的议员先生，如果真心为“美国的利益”着想，而不是存心为自己的选票做梦，那就应当在议会上更多地讨论一下美国国内的暴力、失业、种族歧视等问题，少忙乎些插手别国内政、干涉别国事务的法案。无视中国人民(有十二亿之众)的正义呼声，只顾为一小撮民族败类如李登辉之流撑腰打气，不利于构成中美之间平等对话的良好氛围。美国不要以为阻止了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也就能阻止大陆与台湾的统一进程。中国人民迈向更富强、更繁荣、更稳定、更开放的现代化道路的脚步是谁也遏制不了的。
冷战时代已经过去。
美国也该换换脑筋了。
早在1949年4月，诗人毛泽东写过一首七律，我喜爱这首七律。其中有两句是：“虎踞龙盘今胜昔”，“人间正道是苍桑”。战胜过去，才能面对将来，面对“人间正道”。
美国物理学家惠勒教授在80年代初曾来中国大陆访问讲学。在干陵(武则天墓)参观时，当他得知干陵残留的六十一尊石像代表着国外使节曾参加武则天葬仪时不禁惊叹：“当时美国在什么地方啊！？”惠勒教授不愧是伟大的物理学家，他具有深远的哲学眼光，能够理解中国的文化，正如玻尔能领悟中国的太极图的意义一样。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蕴藏着无穷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当然，我们的民族也有着沉重的历史负担，沉痛的历史教训。闭关锁国的苦头我们吃够了。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从而使我们中华民族更快更好地发展下去。那种认为“美国的月亮更圆”的洋奴腔调还没有消失。尽管自己不争气、自己瞧不起自己的人是少数，也不妨“棒喝”一声。与海外反华势力的鼓噪与叫嚣相比，《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中的某些所谓过激之词，本不该引起西方媒体的过敏反应。
西方记者对“幕后新闻”的兴趣，显然超过了对《说不》一书本身的兴趣。真正的“幕后新闻”在美国就可以采访到，只要放弃他们自身价值观的有色眼镜，公正看待中国的事情。让一个被揪住耳朵的人俯首称“是”，这种事在美国不好找，同样在中国大陆也不容易找到。让世界听一听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一声“不！”，把这种别样的声音传达给那些梦想“遏制中国”、“分裂中国”的反华势力，是我们应有的责任。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华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
《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出版与畅销给西方媒体一个惊讶，这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力。随着《说不》一书的多种外文译本的出版，全世界都可以有机会看到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情感的真实状况。《说不》一书尽管有某些不成熟之处(这一点用不着掩饰)，但毕竟不是钻在书堆里苦思冥想出来的东西。它首先是给中国人读的，西方读者也可以从中了解到，中国民间话语依旧是活跃的。认真思考世界和中国自己的事情，并有机会表达出来，哪怕这种表达还不够深刻、不够完美。我们也欢迎批评，只要这种批评是严肃的、公正的。
一九九六年的夏天过去了，《中国可以说不》的“神话”还没有过去。《中国可以说不》只是一本书，不是特洛伊木马。书中充满作者的心声，而且不加掩饰。它能够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也说明读者的心声和作者息息相连。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毛泽东诗人之咏，让我们信心十足。小小环球，再有几个苍蝇碰壁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历尽苍桑，百折不挠。让我们为她美好的明天而祝福。
祖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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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神州新一代反美情绪发酵(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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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亚洲周刊》
一、神州新一代反美情绪发酵
北京新书《中国可以说不》洛阳纸贵，反映在中美明争暗斗中，一些年轻知识分子对亲美思潮的反思，但也引起海内外的忧虑。
七月的北京正值盛暑，一部三十五万字的《中国可以说不》正在京城畅销，掀起热潮。在市中心王府井和沙滩一带的书摊、书亭，此书早已脱销。“李记”书摊摊主说：“这书一个月前开始上市，我进了几百本货，卖得特快。”
这本全称《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嵼犮N的政治与情感抉择》的政治评论著作，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首版发行五万册，只用了二十多天就赶印出版。中国大陆各地纷纷向出版社和第二渠道发行网络要书，希望书赶快增订再版，四川重庆等地报刊正联系连载。此书也已惊动境外，特别是西方媒体派记者去大陆多方寻觅作者采访。英国、加拿大等国出版商正洽谈出版英文版。中文繁体字直排版也将在香港出版。北京《中国图书商报》和《工人日报》等都对此书作推介，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七月三日对此书作者作了采访。
此书走俏已引起中国国务院和外交部的关注，有关部门不久前就买了一批。中国外交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中央对这本书很重视，特别是外交、外贸系统，都鼓励拿来看看。“据说中央有领导看了后，认为这本书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特别是针对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种种阻挠、指责和压制，从理论上提出了中国可以说不的根据。”所以这本书出版时，官方的新华社、中新社都发稿介绍，这在中国大陆并不常见。
这本书受到关注，主要原因是它发出了中美关系解冻二十多年来罕见的反美音符。几位年轻作者叙述自己如何从亲美走向反美，对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口诛笔伐，论题触及美国的内外政策和价值观，并批判中国国内的崇美、亲美思潮。指美国谁也领导不了
自从去年台湾李登辉获准访问美国以来，中国大陆老百姓中的反美情绪逐渐高涨。特别是今年三月台湾总统选举前解放军举行军事演习，美国派遣航空母舰对北京施加压力，更使这种反美情绪进一步升温。《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正折射了这种情绪。该书《前言》就称：“美国谁也领导不了，它只能领导它自己；日本谁也领导不了，它有时连自己都无法领导；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该书的五位作者都是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主要策划人张藏藏，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是上海城市诗派的代表人物。宋强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在四川省重庆经济广播电台当记者。乔边，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八六级毕业生，曾分配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作，现在北京谋职。另两位作者都在北京，古清生是自由撰稿人，汤正宇任职北京中华工商时报。
《前言》作者何蓓琳是张藏藏的太太。她说，这五位作者跟《日本能够说不》的作者盛田昭夫、石原慎太郎以及《可以说不的亚洲》的作者马哈蒂尔无论在资历、身份和地位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写作此书，是出自一种情感选择——因为他们也不是国际问题专家。“但唯其如此，该书才具有了更广泛坚实的民意基础。”作者们从自己的经历出发，说了各人从崇美到反美的思想转变和心路历程。宋强在书中披露了他八十年代在上海读大学时的崇美心态。宋生于六四年，在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时期开始关注世界。
他说：“很难想象许多和我一样有着自由思想特征的中国青年，不会对美国产生浓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上的根深蒂固是真实的，它不一定以十分狂热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深沉、持久甚至温馨的状态，左右着我们认识现实的尺度，影响着我们的追求。”宋毕业后，对美国梦渐生怀疑，终于彻底幻灭。乔边自称原是个“国际主义者”，看到美英等国在中国申办奥林匹克运动会问题上的表现，深受刺激，以后慢慢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
这几位作者抨击美国的对外政策尤为激烈。乔边说：“美国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大约有两条：凡是与美国的价值标准不符的国家，美国就要干涉，美其名曰：保护美国利益，此其一；凡是美国说话不算数的地方，美国就要遏制，美其名曰：维护地区平衡，此其二。”他说：“这两条如果是强盗的逻辑，也就不难理解了，假如美国拿自己的一套逻辑在美国的范围内玩把戏练魔术，也就由它去吧，要是在中国人民面前表演起来，而且是攥着霸权主义、人权外交、强权政治、经济制裁一类道具，并且还想达到遏制中国的舞台效果，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张藏藏说，日本对世界和平的最好贡献就是它应该无所作为，美国试图让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反动。因为联合国本身就是在世界各国打败德意日法西斯以后，为防止法西斯复活而成立的。在日本还没有检讨其侵略罪行的今天，中国及亚洲国家应该坚决地站出来说不。张认为，日本是一个恩将仇报的国家，在中国没有提出战争索赔的前提下，它居然学着美国的腔调要对华实行经济制裁。
主张批中国威胁论
古清生认为，美国是一个制造事端而又自充调停人的奇怪角色，不死的麦卡锡幽灵仍徘徊在美国国会。中国应该揭露美国的“中国威胁论”是玩弄冷战政治游戏的卑鄙手段。汤正宇则认为，美国是一个信仰丧失得最彻底的国度，抵制它的侵略，是当今必须做的一项工作。
一本书的畅销总是和社会思潮有关。人们普遍认为，此书反映了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知识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间的蓬勃兴起。此书成为热门话题，特别在北京乃至沿海城市走红，正是中国大陆知识界反西化思潮的又一表现。早在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曾有过一场“新五四启蒙运动”的文化热，宣扬西方文化，批判传统文化，以促进中国早日现代化。不过进入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界风气有变，反西化思潮不仅仅是一种情绪，而是打出了鲜明的旗帜。
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大陆传媒时常刊登一些民间抨击美国的时事述评，反映强烈的民意。今年五月的《中国青年》就刊登湖南读者展声一篇短文《“保卫夏威夷”？》就颇有代表性。文章说“三月份，我们在自己的家门口打了几颗导弹，不想却招来了‘世界警察’的两艘航母(航空母舰)，进而地球那边的国会山上又喊出一句本该是中国人喊出的口号‘保卫台湾’。仿佛我们的宝岛成了他们旗上的一颗星星。可如果现在地球上冒出一帮人，天天嚷嚷着‘保卫夏威夷’、‘保卫阿拉斯加’，‘山姆大叔’又作如何感想呢？动不动就插手人家‘家务事’的人，是这个世界上最讨厌的。“
北京长城社会调查所前不久在中国大陆几个主要城市作过一次“中国知识界对前南斯拉夫战争的一般反应”的调查，百分之八十五的受访知识分子具有较强烈和深厚的东方情结，同情塞尔维亚族，普遍有抗美情绪。调查者分析调查结果后认为，这和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抗美情绪和官方的引导有关。宣传上的控制，加深了人们对美国一系列“阴谋”的反感。
中国大陆七千万知识分子大部分尚未进人中产阶级行列，他们往往是社会不稳定而又动荡的“造反群”，他们的情绪找不到发泄点是危险的。长城社会调查所所长王山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可以说正是中国知识界人士抗美情绪的一种宣泄。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许纪霖认为，九十年代反西化思潮先锋的知识背景和治学方向并非国学，而是地地道道的西学。许多人多年留学欧美，对西方文化有着相当深刻的感性和知性层面的双重了解。而且，他们在八十年代文化热时期，几乎无一例外地是激烈主张西化的斗士。《中国可以说不》的五位作者的心路历程也“异曲同工”，即从崇尚西化到激烈反西化，从“国际主义”到“民族主义”。
被批评不符官方口径
不过，在北京也有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认为，这本书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亲政府文人的一次成功“炒作”，从根本上说是为中共第三代领导代言，以“黑箱操作的内幕语言”说出了官方只能在“客厅里说的话”。北京、天津、上海一些知识分子对书中表达的“狭隘民族主义”不以为然。还有学者认为，此书在半年前还有社会意义，而今北京在中美关系上一再强调“减少对抗，减少麻烦”的策略，此书透露的情绪已与官方的战略不完全符合了。
六月三十日《北京法制报》第一版头条位置刊发了一篇长文《对话比对抗好》，文章引用了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话：“对于(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的分歧，中国历来主张以建设性的态度，通过平等协商加以解决。……对话比对抗好，互利合作比制裁好。”文章强调，中美两国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但这些分歧不应该成为发展双边互惠往来的障碍。人类社会有着许许多多不同种类的语言，但从不因为语言的障碍停止过对话，尽管中美两国处在地球的两个几乎相对的区域，但终将随着地球的自转，共同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到来。
尽管《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再三强调：“中国说不，不是寻求对抗，而是为了更平等的对话。”但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抗美情结”还是十分明显的。正如此书所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里那些怀念冷战时代、热衷于制定‘对抗’和‘遏制’政策的政客们应该明白，他们已经使中国人特别是中青年厌烦、反感到了极点。”
谈到这本书时，外交部一位官员说，近年中国在人权、贸易，例如美国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中国复关和后来争取加人世界贸易组织，还有西藏等问题上，不断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指责，还有最近中美就保护知识产权的谈判等等。中国国内，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巳形成一种欺人太甚的印象。在中美签订保护知识产权协议后，女强人吴仪就受到国内不少人的非议，认为她虽然表面上强硬。但却出卖了“民族工业”。
出版社坚持低调处理
他说，不过中央还是支持吴仪的。认为她做事很有分寸。“因为要在既不与美国闹翻，又不令国家利益受损之间取得平衡，做到合情合理、不卑不亢，可以说是一门很高的艺术，吴仪可说是其中的佼佼者。所以中央希望同‘外’字工作沾上边的工作人员都能看看这本《中国可以说不》。当然不是说这本书是金科玉律，但最少可以提高一下理论水平。”
这位官员还说，北京一些人曾担心这本书深入民间后，人民可能会指责政府的某些做法，就像指责吴仪那样。事实上，有些人一直指责政府不让人民向日本追讨战争赔偿。“但这样，反而可以让人民了解中国在同西方打交道的也有我们自己的筹码，有助于减少民间的崇洋成分。”
北京外交部近日宣布，自今年九月起，定期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将不设英语翻译，会上全部用中文问答，预料可节省一半时间。今后外国记者提问，必须用普通话(中国国语、华语)，这引起一些外国记者不满，认为是中国闭塞的表现。但一些中国大陆新闻界人士却认为，美国白宫记者会也不会用中文翻译。为什么中国官方要说英文，更何况中文早已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
相对于知识界的“热”，《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者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显得十分冷静。该社高层再三向有关编辑人员强调，要学会不事张扬，小心翼翼，低调处理。“一本书令人意外地走红，总潜伏着许多险机，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今日红得发紫，明日往往紫得发黑。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规模不大，经不起折腾。”
二、《中国可以说不》发出警号
像《中国可以说不》(简称《说不》)这样的书能在中国大陆各地走红，是向美国、向日本、向整个国际社会以至向北京当局，都发出了一声别具含义的警号。“将来若有那么一天，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逼迫我们再奉陪一次，我们郑重建议：华盛顿建造一座更大更宽的阵亡军人墙，预备刻上更多的美国青年的名字。我们深信，那座大墙将成为美国人心灵的墓地。”美国总统克林顿读到这样一段话时，难道不会打个冷战？
早先，日本人写《日本能够说不》，因为日本是战败国，一直受美国保护；大马首相马哈蒂尔同日本政客石原慎太郎合着《可以说不的亚洲》，则要强调“亚洲价值观”的崛起。至于中国，毛泽东建国未满周岁就敢同美国在朝鲜半岛上恶战三年，哪里还有什么为难之处？但今天要向美国大声说“不”的，不是那一代同美国大兵干过仗的中共老人，而是以该书作者为代表的那群新一代中国人。他们在改革开放之初曾以满腔热情拥抱美国的全部价值体系，如今他们却要对美国喊出：“走着瞧，不要太张狂了——将来我们会向你们的阴谋战略实行无情的人民执法。”几位作者看来没有浓厚官方背景，但像《说不》那样公开对当局的外交政策说三道四的，在中国大陆似乎还是第一例。更令人惊愕的是，书中几乎每一页都带着浓厚的情绪化色彩，诸如“敲打日本，在必要时用力敲打日本是重要的”；“台湾问题就是中国的‘私处”；“应在民众中号召抵制美国货，不看美国电影，不吃美国的小麦和大米”……
问题不在于这些观点是否理智，理论上是否站得住脚。如果书中强烈的反美情绪就像前言所说的，确实代表了当前大陆民众、特别是青年人一种普遍的“情感选择”，具有“更广泛坚实的民意基础”，那就不能因其“信口雌黄”而不屑理睬。相反，恰恰是这种非理性的“民粹式”思维，最容易在草根阶层中蔓延，一旦变成社会思潮就会产生巨大破坏力。
不妨设想一下数年数月之后台海局势再度告急，美国又把庞大的海军力量集合到台湾附近的海域，这时，数以万计手持《说不》的中国青年在北京突然包围中南海，逼迫当局对台用兵、对美开战，结果将会如何？不要以为这是政治幻想小说中的场面，请看书中第四十一页的那段话：“至少我们的青年应拥有这种自豪感：‘我们要准备打仗’。——不要忌言‘准备打仗’，不要伯这种自豪感会刺激什么人。全世界的危险势力每时每刻都在引导台湾的偏航，我们为什么要怕这怕那？我们还记得早年间的那句话：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也许不是所有的中国青年都那么极端，但去年不止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中国青年认为美国对待中国的态度是“霸权”的，认为是最不友好的国家。所以，“把《说不》视为‘广泛的民意的映射’”，并非没有道理。克林顿和其它决定美国对北京政策的华盛顿朝野人士很应该看一下这本书。“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时时表现出一种既专横霸道又用心险恶、不具备责任能力的可憎面目”，作者的这番话大致不错。美国对国际社会的指责或已习以为常，但起码应该花点功夫了解和思考一下，究竟是如何“得罪”了中国青年一代，毕竟他们很可能成为下一世纪美国人的主要对手。
九三年北京在争办公元二千年奥运会的竞争中仅以一票之差输给悉尼。美国若知道这样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会把中国青年的“美国情结”击得粉碎，当初会不会改变投票方向？《说不》最后一节就以此事为例证：“中国人，中国更年轻的一代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对西方民主曾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被猛地推了一下肩膀。”再经过这几年中美关系重重风波，特别是去年李登辉访美和“中国威胁论”在西方登场，以及今年的台海危机时美舰赶来凑兴，更令他们相信“一场针对中国的新冷战正由美国发动起来”，“一个来自‘自由世界’的针对中国的大阴谋开始酝酿发酵……”
九五年李登辉访美，是中国大陆重新思考同美国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北京高层对发表了一篇大有来头的评论，题为《我们如何认识和面对世界》，一口气提出了十多个问题：
为什么他们在私下里讲实在话时说中国根本构不成威胁，而又公开地、大张旗鼓地、不实在地宣传“中国威胁论”，以此来挑拨中国同其它国家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触角伸到中国身边？为什么在中国周边国家有种种可疑的动作？为什么有些人均收入超过中国的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中享受着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而美国要拼命坚持中国必须以发达国家的身份恢复其缔约国地位？为什么要在东亚保留十万驻军并且加强日美安全合作？为什么在南沙问题上推波助澜实际上鼓动一些国家向中国提出主权要求？为什么对华那么严格地控制所谓军民两用技术的转让？为什么不时向台湾出售进攻性武器而且允许李登辉访问并发表分裂中国的言论？为什么总统要“顺便”见一见一直在从事分裂中国活动的达赖？中国已经人满为患，为什么他们还在那里大肆攻击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为什么他们总是在人权问题上大作文章而唯恐天下不乱？难道这些不是实实在在的、全面的遏制(围堵)？
民间反美言论与官方评论暗合
《瞭望》一文的作者还认为：“接触和遏制，表面看来是对立的，实质上是一致的，‘接触’这个词，美国人的概念是参与进去，使其按自己的意图发展。弄明白这点很重要，就不会一听到’接触’就通体舒泰，而一听到‘遏制’就火冒三丈瞭望》这篇评论同《说不》对照来看，就可以发现两者虽有文野之分，但着眼点几乎完全一样，结论也相近：美国正处心积虑地要“遏制”中国。既然如此，北京的对美政策也不可避免地要转到“反遏制”的轨道上来。激烈之词可陷入绝对化困境然而，这种判断是否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中美关系的现实状况？这样的决策是否符合中国本身的长远利益？是否有利于亚太地区的长期和平与繁荣？《说不》的作者并不负有治国重任，可以而且有权利说出他们的想法。但北京最高决策者就千万不能陷入这种情绪化的思维方式，以致作出错误的判断。今天的中国需要脚踏实地的发展，而不是狂妄野心和自我膨胀。“下个世纪……中国的怒吼将成为多数，中国思想、中国经营能力的当量将深刻影响世界，并将成为领导未来人类思想的唯一动力。”——诸如此类的自夸之词少说几句，或许对中国更加有利。《说不》的作者故作激烈之词，或许正是该书畅销的一个原因，却可能把自己和读者导入绝对化的困境。特别是当今后的现实并不照书中显示的方向变化时，强烈的失落感就很可能变成极端行为的温床，潜伏未来政治动荡的危机。从书中可以看出，这群作者并非闭目塞听之辈，而是具备相当充足而灵敏的信息，就连狄美·摩亚(DemiMoore)演(脱衣舞)收入多少的花边新闻，也已成为他们立论的依据。然而，他们看到的却是一个行将崩溃的美国，一个“残缺的个人制造了一种由暴力、性犯罪、同性恋、吸毒与政治、摇滚乐、环境问题、金钱至上、功利原则同构的美国社会”。这显然是把现实作了高度的扭曲。
身任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的喻权域在《说不》的“后记”中更预言，不出十年，最多十五年，美国和整个西方国家的经济必然会出大问题，“世界局势会出现有利于我国的大变化。”这样的断言令人印象深刻。但其立论的粗糙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例如，他在美国大城市看不到建筑工地，就认定经济停滞不前，对美国信息科技近两年突飞猛进则视若无睹。
熟悉不等于了解，写下的事实也不等于报导真相。曾任《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的纪恩道(NicholasKristof)在《中国·惊蛰》一书中写道，如果一个中国大陆记者到美国专门采访吸毒、贫民窟、强暴、凶杀，即使全是正确的，却会让中国读者以为美国是一个暴力猖撅、危险的野蛮社会。纪思道又反躬自问，他在中国大陆扮演的是否也是那样一个角色？“是否我太专注于人权问题，忽略了中国其它的层面？是否自欺欺人呢？”《纽约时报》记者有能力反省的问题，《说不》的作者是否也可以自问一下呢？
中美缩小价值鸿沟或扩大差异
这几年中美之间出现大大小小的风波，除了现实利益的冲突外，彼此的误解和偏见至少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要真正了解一个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价值观、不同文化体系的异国，是极不容易的事情，误解本是难免的。问题是彼此要设法缩小鸿沟，还是刻意用偏见来扩大差异。中国和美国很可能都是下一世纪最重要的世界强国，而中美关系如今却处在十字路口，今日的误解和错觉很可能以两国下一代青年人的鲜血作为代价。《说不》的作者慷慨陈词“牺牲的热血，我们也会有”，但对认真思考明天的人来说，听到的则是凶险的警号。
三、对亲西方思想的反思
《中国可以说不》的要义，是棒喝弥漫全国的亲西方空气。
七月一日夜，《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三位作者张藏藏、宋强、乔边接受了亚洲周刊的独家专访。以下是他们的书面答问摘要：
Q：《中国可以说不》何时酝酿，有无官方背景？
A：虽然从定位到出版仅用了二十多天，但一年半前就酝酿了，中国早就该有这类书。此书反响那么大，出乎预料。它完全是我们几个人合写的，民间早就有这种声音了。我们也考虑到维护政府形象，尽可能写得温和些，当然也力成写成类似政府的白皮书。听说美国方面认为我们写中央情报局的内容失实，要求政府澄清，他们以为此书是政府策划的，这反映了他们的阴暗心理。
Q：有西方媒体认为，你们几个年轻人，抽着“万宝路”、穿着牛仔裤，却骂美国、对美国说“不”，你们是否预见到美国人对此书会作出什么反应？
A：首先，请记住书中说的：“对西方说‘不’，首先要对自己说‘不’。”本书的要义是棒喝弥漫全国的亲西方空气。与其说这是对西方人示威，不如说首先是对国内一些人的思想的反思。
我们再三对西方媒体说，请把这本书介绍给美国政治家和美国人民看看。美国已经很少听世界其它地方的声音了。西方媒体说我们抽着“万宝路”、穿着牛仔裤，却对美国说“不”，讥嘲之意一望便知，但这种观点未免太狭隘。难道我们必须穿对襟棉袄、捧着水烟壶才有资格说“不”？说不并非拒绝外来的一切东西，面是要在更高层面上与世界进行平等对话。
Q：北京有人认为，此书出版标志着“后殖民主义情结”的终结，你们认为如何？
A：希望能是这样。任何思潮都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我们坚信我们的理念有代表性。我们中间有记者、诗人、自由撰稿人，都是有自由思想的年轻人，一度还是国际主义者。但正如书中一位作者讲的，看到美国和那些英联邦国家在北京申办奥运会一事上的表现，深受刺激，从此就成为民族主义者了。
从鲁迅到柏杨都批判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使我们以为中国没希望，“灿烂悠久文明”对中国走向现代化无助。近一个时期我们经常讨论，难道民族主义就是劣根的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这些年各种思潮兴起，奇谈怪论泛滥，正常的反被视为不正常。爱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应该是最正常的东西，现在却到了要用一本小书重新?喊的地步。
Q：《日本可以说不》这本书对你们的写作有何启示？
A：石原等人写的那本书是战略思想的产物，而我们的《中国可以说不》是青年论坛式的谈话录。若说两者相似，前者的实质在于涤荡战败意识，要日本人摆脱美国大佬的监护，而后者是涤清我们的后殖民主义情结，召唤中华民族精神的回归。
Q：你们曾说，中国需要日里诺夫斯基那样的人物，是吗？
A：我们不怕别人说我们“极端民族主义”，因为长久以来，我们正是极端的“反民族主义”。日里诺夫斯基恢复了俄罗斯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荣誉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需要自己的“日里诺夫斯基”。
Q：在《打开智能的窗口》、《不要忌言“准备打仗”)等章节里，你们认为台湾人民必须服从“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意志。你们是否觉得解决台湾问题“动武”的可能性增大了？大陆青年支持动武吗？
A：如果台湾照着某些人精心设计的路子走，“打”肯定有极大可能，这是危险的。但既然那一部分台湾人沉浸在虚幻的“独立”梦之中，不怕战火烧身，那么敲打一下何必大惊小怪。
Q：你们是否曾对西方媒体说台湾只需两星期就能解决问题。
A：我们接受采访时真该配备录音机。要强调的是，本书不是国策战略大纲，至于打不打，何时打，打多久，不是本书的事。
隔海骂战挑起了家国情仇(节选)
香港《亚洲周刊》
反美也反日的著作《中国可以说不》，引起日本右翼作家石原慎太郎强烈反击，讥讽中国是自以为是的霸权主义，并斥责北京对台湾、西藏及钓鱼岛的立场。中国作者张藏藏则用刻薄尖锐的语言反驳。
中国大陆最新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宋强、张藏藏等并不讳言，他们那本书同日本石原慎太郎与新力公司老板盛田昭夫九零年合着的《日本能够说不》有着某种“姻缘”，只是两书作者“无论在资历、身份和地位上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这样的“恭维”并没有令石原有欣喜之感，反而对《不》极为抵触，迅即着文驳斥，用辞刻薄。而张藏藏亦不示弱，又发表致石原的公开信，对石原为当年日本侵华战争的辩解作了同样刻薄的反击。于是，中日“说不”的作者隔海展开一场骂战，挑起埋在人民心中的家国情仇。
刊登石原慎太郎文章的是日本《产经新闻》。《不》引起国际间的重视，但日本主要报章一般只作简短报导，《每日新闻》虽用了三干字篇幅，也仅介绍书中大致内容，并无详论。唯《产经新闻》特别重视，自七月十六日开始连续六天译载书中有关日本的论述，第一天更占用了头版的位置，并写了前言，强调中国官方新华社对此书大加赞赏“显得异乎寻常”。接着，二十三、二十四两日，发表了石原的文章。研究中日关系的东京华人作家莫邦富相信，销量一百八十万份的《产经新闻》“是要让日本人认识到中国有—批仇视日本的人”。
石原其人其事
石原慎太郎生于一九三二年，一桥大学法学部毕业。二十三岁时，发表小说《太阳的季节》，获当年度文学新人奖及芥川奖，从此踏入文坛。
石原一九六七年加入日本自民党，六八年以三百万张选票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创下最高纪录。七二年以来当过九次国会议员。他曾担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运输大臣、环境厅长官等职，一度是极右组织青岚会骨干。石原经常批判政坛上的贪污腐败行为，在民间有一定知名度。他的政治观点常被形容为沉缅军国主义幻想、诡辩、骄傲及学究气。他抵制国际间日本须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犯罪行进行深刻反省的告诫，甚至对于日本成为战败国的事实也深为反感，不时在自己的著作中发表惊人言论进行论战。石原的观点并不孤立，这是一种“文人武士”阶层共有的认识，这个阶层在日本相当有势力和影响。被有些评论家称为国民之“魂”、因“忧国忧民”而剖腹自杀的作家三岛由纪夫，就是这个阶层的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一九九零年与新力公司老板盛田昭夫合写了《日本能够说不》一书，对美国进行猛烈抨击，表示日本不是美国的附属国，在美国和日本引起反应。他也曾与大马首相马哈蒂尔合写《亚洲能够说不》。
中日书战双方词锋凌厉
石原则表示，这种来自中国的“外在压力”反倒会拯救“正在堕落和衰微的日本”。石原的文章上篇题为《暴露出霸权主义的“自以为是”》，下篇题为《片面的言行是历史的错误》，指斥《不》为“幼稚得令人气愤的文章”，是北京当局为了压制国内不满和不安而运用“小伎俩”来加强民族主义。
石原是日本政坛上知名度颇高的右翼政客，始终认为日本当年对邻国的侵略战争是为了使亚洲摆脱白种人统治，至今还坚持用“支那”一词来称中国。他在驳斥《不》的文章中，把日本侵华战争称为“对中国大陆进行大规模的进出”，并认为受日本侵略的邻国应对自己历史上的失败负责，日本对此绝对没有承担世界性道义的责任。他还把北京对西藏、台湾问题的政策，等同为当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霸权主义表现”，甚至比日本侵略邻国更加不如。
张藏藏在公开信中把石原的见解称为“可耻的而且无力地抽搐的历史观”，并用刻薄语言和性无能的譬喻来反驳石原对侵华战争的辩解。张说：“石原先生，请别怪罪我的恶毒，因为您恶毒在先，而且贵国已经恶毒过了。”张藏藏告诉《亚洲周刊》，他还将发表另外两封公开信回击石原。《不》主要锋芒对着美国，也有不少篇幅抨击日本。最令石原恼火的，是那几位中国青年的嘲讽：“日本谁也领导不了，它有时连自己都无法领导。”书中诸如“有必要时用力敲打日本是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放弃战争索赔，那么，今天在日本对华贷款二事上就变得简单多了”以及“日本的无所作为就是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等观点，也足使石原一类“文人武士”两眼冒火，本能地“应战”。
日知识分子反应强烈
《产经新闻》总编辑住田良能对《亚洲周刊》说：“中国与日本是近邻，中国十二亿人口的想法都应让日本人了解。这种尖税的、有代表性的文章，更应让日本人了解。”由于涉及版权及篇幅问题，只能摘登书中最激烈的反日、反美内容，“这是尖锐反映中国人反日情绪的文章”。《不》摘要刊出后，日本读者中主要是知识分子反应强烈。《产经新闻》于是向石原慎太郎约稿。住田说：“非常巧合，石原先生在九零年写过同样的文章，也是个有尖锐思想的人，两种尖锐思想摆在一起供大家评论。中国方面也没有理由讲石原先生就是一位无缘无故刻骨仇恨中国的人吧。”
住田强调：“中日关系现在仅仅是表面友好，真正深层的矛盾还没有表达出来，也就是没有渠道表达内心深处的种种看法。中日友好不能强求一致，各持己见是必要的。搞经济合作、大家一起赚钱这很容易，但怎样认识历史，怎么认识各种事物，双方制度又不同，这是非常复杂的。”
总的来说，日本舆论对《不》的反应是低调的。知识界中不少人认为“对这种事不要再多去评论，更不必翻译介绍，以免抬高那本书的身价”。但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对石原的“应战”表示赞同。他们认为，《不》是一本水平很低、粗制滥造的哗众取宠之作，是出于商业目的故意宣泄，没有内容深度，没有历史感和道德感。
日本《每日新闻》驻北京支局长上村幸治则对《亚洲周刊》表示，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谈到外交、政治问题一般都很小心，但这本书的作者在接受采访时却表现得很自由、随便和坦率，使他“觉得很新鲜”。可能是因为中国大陆经济蓬勃，人们自信心强了，而且现在中国强调爱国主义，有关民族主义的报导也放松了。上村认为，石原是日本的保守派，很多人不会同意他的观点，但他们也未必同意《不》的观点。
旅日华人作家莫邦富建议日本权威出版社出版《不》，并得到“认真考虑”的响应。莫认为：“这本书固然有不成熟以至偏激之处，但最可贵的是向海外，尤其向美日传达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讯号。对于美国的自以为是和日本的战争史观，中国青年人第一次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说明中国民众开始要议论过去不容置疑的外交问题了。”
石原和张藏藏等隔海彼此说“不”，也是当前中日关系的折射。最近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公开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到钓鱼台群岛(日本称尖阁岛诸岛)竖起灯塔，都令中日间的“新仇旧恨”重新浮到台面上。更深一层的背景，则是“中国威胁论”在日本成为热门话题，为日本把中国大陆作为新的潜在对手，并同美国加强军事结盟提供舆论基础。今年三月中国大陆在台湾海峡显示军事实力，日本政府首次向北京表示严重关切，在最近发表的“国防白皮书”又突显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日本政府并以减少无偿贷款援助来抗议北京核子试爆，都表明日本已开始向北京说“不”。
除了日本，《不》也引起世界其它国家传媒的注意。美国《洛杉矾时报》指作者“毫不掩饰对(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者)日里诺夫斯基的欣赏之意”；澳洲《悉尼先驱时代报》的评论指该书“认为在已建立的霸权和正在形成的力量之间摊牌不可避免”；英国广播公司相信，书中“赞美恐怖活动和对台湾‘主战’的言论令西方读者惊疑”。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称书中的语调是“既自怜自艾又好战”，并警告北京“必须谨慎处理民族主义情绪”，若过分加以煽动“后果或难预料”。
在北京，不少外国大公司办事处的员工都奉总部之命去买一本《不》，当然，最关心的还是美国大使馆的官员。大使馆二等秘书柯修婉曾约宋强、张藏藏等三位作者会面，作了两个多小时“诚恳的沟通”(张藏藏语)，柯还邀他们赴美国考察今年的总统大选。
向美国大使馆说“不”
此后不久，使馆另一位二等秘书梅建华又约作者到北京昆仑饭店吃饭，五位作者一齐赴约。张藏藏对亚洲周刊说：“我们好不容易聚在一起正说明我们的诚意。但那位先生似乎没看过此书，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作者，有点尴尬。我就说不吃饭了，喝咖啡吧。”
这次会见最后以说“不”收场。据张藏藏说，美国使馆二秘梅建华半躺半倚，第一句就问：“你们写此书究竟出于什么目的？”张说梅“坐势傲慢，开口又不那么友善，难以再坐下去，便起身告辞，那四位朋友也跟着告辞了。”翌日，美国使馆一位姓潘的女秘书致电张藏藏道歉，说那天梅只带了五百元人民币(折合五十二美元)，无法请五位作者吃饭。潘还约他们再次见面，张则表示“确实太忙，没时间”。关于这次会面，梅建华不愿接受采访。
驻北京的美国新闻处处长乔治·比斯利则表示，他手中也有《不》，只是尚未过目。他向看过此书的大使馆同僚征询过意见后，对《亚洲周刊》说：“这本书没有什么特别深入的见解，对中美双边关系的分析流于肤浅，无益于促进彼此了解。”但他指出，美国方面“对所有歪曲美国对华政策及被视为反美性质的东西”都会关心。
近月来，香港各种传媒不断发表有关《不》的报导和评论。这本书的繁体字版已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印制出版，同时授权台湾人间出版社推出台湾版。台湾持“统派”立场的《海峡评论》赞扬《不》反映“民间自动自发、自立自强的爱国精神”。但《新闻》周刊的文章认为《不》“假民族主义煽动中国内部仇外情绪”，是一种“自卑与自大的隔代遗传”。
《中国时报》资深记者徐宗懋看了《不》后，对“通篇是反美仇日的文句”深感不安。他认为：“这本书不是严肃的学术作品，却是生动的心灵刻画……如果反映了一般中国青年胸中之怒，那么亚洲和世界的前景将是可怖的。对任何国家来说，成为正在新兴壮大的十二亿人仇恨的对象，对彼此都不会是一件好事。”
今年三月至五月底台海危机最紧张时，旅美历史学者余英时连续发表长文指责北京煽动盲目的民族主义来压制台湾，是“转向希特勒式的纳粹强权”。余的观点立即被李登辉接过去，也引起一些“统派”学者及美国华人学者的批驳。中国官方《瞭望》周刊指斥余英时“充当反华仇华势力的急先锋”。台湾《自由时报》的评论则认为《不》从“遣词用字到引证史实，都恰好证明余英时教授的忧心”。
销路急升至十五万
国际及台湾对《不》的关注，出乎作者意料之外。因为他们本意是写给中国大陆读者看的，故作惊人之语也是为打破大陆知识界中“西方政治都是对的”这样一种观念。他们也没想到《不》居然会成为畅销书；销量如今已急升到十五万册，仍然到处脱售，令他们“名利双收”。北京近日的气氛也有助与《不》的畅销。闷热的夏天聚在电视机前观看亚特兰大奥运比赛的民众，为中国运动员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大感不满，民族荣辱感积累成无处发泄的义愤，恰好得到共鸣。
随着《不》的传播，中国大陆知识界中也出现很不相同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盛洪博士认为，《不》的畅销“作为文化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作者矛头针对西方“文化种族主义”和“种族霸权主义”。他对本刊说：“在西方有人天天骂中国人，从来没有表示奇怪，某些美国议员更以骂中国来拉选票。为什么我们现在有点不同的声音，就值得大惊小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崔之元认为，这本书批评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国内的事情，“是发泄对中国政府对美、对日政策的不满情绪”。现在美国杜克大学任教的政治学教授史天健说：“我们不能把《纽约时报》的文章看成是美国政府的政策，美日也不应把《不》看成是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
也有为数不少的大陆学者激烈批评《不》的观点。现在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上海美国问题专家章嘉琳担心，中美民间互存敌意会使两国关系难以稳定。他认为，《不》的作者虽声明代表民意，但从它“命题不当，对美国了解之肤浅及语言的极端情绪化来看，恐怕只能代表一小群对美国有失落感的年轻人的‘民意’。如果按照这样的‘民意’来修改中国的对美政策和整个外交政策，只能带来一场灾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院的扬帆博士表示不能接受书中观点，“我从来就不认为美国会对中国有什么威胁。”杨认为书中谈到台湾问题时立论草率，说台湾就是要独立。他刚去过台湾，“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也没有这么简单。”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王东成教授反对《不》中攻打台湾的主张。他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赞成台湾独立，在任何情况下我也不赞成打。我们应有绝对的智慧不打。就是台湾真的独立了，不是中国人了，也不能说打。就像两个兄弟，他不要我这个哥哥，我仍会认他是弟弟，为什么要打？是国土重要还是人命重要？”王东成还强调：“我担心煽起这股反西方思潮，确定了反西方策略，会使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和政治制度的渐进改革受阻。”
中国知识界毁誉参半
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台籍学者林毅夫表示，他完全认同《不》中希望中国振奋、复兴的激情，但中国要强盛“不是靠嘴上硬”。他说：“中国目前在经济、技术上与西方差距太大，我们只有通过对西方的接触和学习，才能以低成本加速中国富强的步伐。现在挑起民族主义盲目排外情绪，受损失的是自己。”八十年代强烈追求西方文化的中国大陆学生及知识界人士，确有不少人到了九十年代产生强烈的反西方情绪。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一位教授告诉《亚洲周刊》，某位年轻学者不久前到北大演讲，主张就是应该搞民族扩张。学生们竟掌声大作，而这演讲前后二十五次被掌声打断。
中国一再出现刻薄的反美言论
表明中国对美国非常不满
美国《华盛顿邮报》 马棣文
当美国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定于在这里举行包括爵士乐和百老汇歌曲在内的美国音乐会的时候，计划转播音乐会的中国国家电视台官员对这位指挥说，这场音乐会节目的美国味需要淡一些。
中国官员要求这位指挥把音乐会搞成国际音乐，还坚持要求他把约翰·菲利普·索萨的进行曲“星条旗永不落”删掉。
这个插曲是最近出现的表明美中关系已不和谐的迹象之一。尽管上个月达成了为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明年会晤做准备的协议，但是中国官员在谈到美国时仍然态度粗暴。这种不愿意让人看起来过于友好的姿态表明，可能仍存在一些障碍妨碍旨在改善关系的高级会晤。
中国人过去两周在美国制裁伊朗、反对联合国秘书长竞选连任、主办奥运会和对华政策等问题上批评了美国。此外，官方的新华社已宣传一本狂热反美的书，其书名是《中国可以说不》。该书的作者们要“烧掉好莱坞”、鼓吹同台湾打仗、赞赏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警告人们提防美国中央情报局渗入并声称中央情报局在八十年代曾在中国学生中鼓动乱交行为。
这部书的作者们不是重要的政界要人，但是共产党的一些领导官员和党的机关也把目标对准美国政策。
在克林顿总统签署了惩罚在伊朗或利比亚投资的外国公司的法案后，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指责美国恃强欺弱。
《人民日报》的评论说，克林顿总统签署这项法案的真正目的是为11月的选举捞选票并重申美国对世界经济的控制权。虽然美国在欧洲的许多盟国也对惩罚所谓国家赞助恐怖行动的举措提出抗议，但是这里使用的夸张法是引人注目的。
中国也指责美国反对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连任。
《人民日报》海外版一篇评论的标题是《山姆大叔对联合国采取高压手段》。文章说：“大多数国家表示，美国的所作所为……是霸权行动。”
这家党报说，美国“企图操纵联合国秘书长的人选以达到控制联合国的目的”。
中国领导人继续谴责西方——他们所说的西方通常是指美国——企图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中国的一位将军在8月1日指责西方大国企图离间中国军队和党的关系。
对美国的这些批评是紧跟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提出的。中国人说亚特兰大奥运会是精心策划的暗中破坏中国运动员成绩的一次奥运会。虽然中国是夺得金牌最多的国家之一，但她希望获得比这更好的成绩。
美国最近决定给台湾的副总统发短期签证，让他在前往多米尼加共和国途中在美国逗留。这件事可能使美中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中国已就有关签证的决定提出抗议。
中国青年强烈要求：对美国说“不”
美国《洛杉矾时报》罗恩·泰姆普斯特
宋强激动地说：“中国所需要的就是自己的日里诺夫斯基。”
宋强是在北京一个宾馆接受采访时说这番话的。31岁的新闻工作者宋强仍有些孩子气，他写忧伤浪漫的小说，有时也写诗。他承认他对日里诺夫斯基的引人争议的观点，如反犹太主义，甚至反亚洲演说了解并不多。但在宋强看来，中国已经太深地陷入了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迷惑。他认为中国女性迷恋上了西方时尚——甚至西方男人；中国外交官员对于美国对中国人权的指责忍让得过多；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影响过大；好莱坞制作了太多的影片……
因此，中国需要一位土生土长的超极端民族主义者，来纠正宋强所描述的“对美国有利的不平衡”。大部分相同的观点都在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里体现，该书作者宋强及其四位伙伴都没有出过国，但他们都爱好当代诗歌和美国香烟，而且都渐渐不再对西方抱有幻想。
《中国可以说不》是仿效1989年日本民族主义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前总裁盛田昭夫所写《日本可以说不》而作的。本书在六月发行后，第一版的50，000册很快卖光。
这本书看来是赶上了北京反美情绪的高潮。
对西方外交家来说，这本书反映了一个令人忧虑的趋势。西方国家本指望依靠的从中国的老人统治中攫取政权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反对他们了。美国学者抱怨说：“反对美国突然变成了时尚。”
这些中国青年的抗议包括美国对人权的说教以及贸易问题。一些人表达了他们对古巴和其它“站起来反对美国”的国家的敬佩。
然而，这些现象都有一个相同的出发点：1993年国际奥委会否决了北京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而选择了澳大利亚的悉尼作为主办城市。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并未站在官方立场上，但对中国青年的民意测验表明他们把中国申办失利归咎于美国。
就中国而言，中国政府曾在最近举行的台湾海峡军事演习中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而且显得很高兴看到中国青年对西方迷恋程度的降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崔天凯在最近一次鸡尾酒招待会上评论说：“中国青年已经意识到美国的月亮并非比中国的亮。”
《中国可以说不》基本上是一本攻击美国文化侵袭和强烈反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于西方国家的文集。其中有一章的题目是“我们不要最惠国待遇，将来也不会给你们这个待遇”，而另外一章则冠以“我决不搭乘波音777”的题目。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该书的作者是一些曾是西方价值虔诚的信徒，而终于发现了他们信仰中的缺陷的年轻人。这本书在风格上类似于自我批评式的忏悔。既然是这样，那美国就是失败的神。
宋强在书的一节里写道：“还是在小时候，我就听说过一个伟大的西方国家的名字——美国……甚至在全国都愤怒反对美国的时候，也不难让我们形成一种，怎么说呢，不言而喻的喜爱。我相信整整一代中国青年都曾有过类似的真实感情。”
谁是“说不”者？
《北京青年周刊》 潘杰
几个“小人物”花了二十五天时间完成了一本书《中国可以说不》，居然引来了全世界100多家新闻媒介的关注和报导，并成为1996年最轰动美国和西方的中国书。值得指出的是，该书中所表现出的极强的民族情感不是来自于政府官方，而是曾经有着“亲美情结”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
文不如其人
见到张藏藏、宋强和乔边是在一个周六的中午，因为早听说书的作者是几个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并且分别是记者、诗人还有总经理，于是见面时便不惊异于他们的年轻以及书生模样。
张藏藏身材不高，典型的南方人，就像他的小说集《每天淹死一个儿童的河》序言中描述的那样：“穿金戴银，打扮入时。”一对小眼睛长得一点儿都不柔和，金边眼镜后面透出竞争场中人们特有的警觉和敏锐。他是本书的策划者，目前是一家文化公司的老板。当我说明自己的采访意图，并且不经意地表明要在《新闻人物》栏目中介绍他们，而这个栏目以往大多是刊载一些国外的名人时，他狡黠但看起来却貌似诚恳地说了句：“是我们高攀了！”“这家伙太聪明，也太敏感。”这是他给我的第一感觉。从文兼从商的张藏藏毕竟掩饰不住长期优裕生活砺练出来的气质，我们谈话也多次被他的手机来话所打断。令人惊讶的是，他身上似乎具有某种巨大的穿透力和不可思议的蛊惑性，以致于同样文锋犀利的宋强和乔边竟然好像对待大哥一样地服他。尽管他比他们年岁大得并不多。
眉清目秀的宋强虽然也已经快32岁了，但看上去还像个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他形容瘦弱，仪态沉静，文质彬彬，不时的插话得体又礼貌，使人完全不敢相信令近期台岛某些舆论深感“极受刺激”的言论居然出自此人之口。然而事实上，他的言辞却是全书最激烈的，看看题目：《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不要忌言“准备打仗”》。真是文不如其人哪！
比较起来，看上去成熟而实际最小的乔边却几乎一言不发，甚至显得有些木讷。他一直在不停地抽烟。乔边是他的笔名，至今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小人物”与政府不搭界
据说，最让美国人受不了的是这本书的作者刚好是几位经厉了l986年和1989年两次学潮的年轻人，因为这足以“使他们重伤中国民间的思想状况”。于是，西方便非要给书打上政府的‘标签”。香港也有人鼓吹这是“亲政府文人的一次成功炒作。”然而，按照“小人物”的说法，“即使政府想写这样一部书，也不会找到我们几个人。”的确，从他们的人生轨迹中，我们便可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
16岁就考上华东师大的张藏藏曾经是校园里的时髦人物，在校时便已显示出诗歌才华，并迎合了当时自我奋斗的价值观。至今他嘴里还会蹦出各种各样奇妙无比的理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江苏省某地文联，因他那种不愿受约束的个性很快便辞了职，以撰稿为生，日子好像比一般人过得潇洒。10年前他作为喧嚣一时的上海“城市诗派”代表人物，参加过北京大学生艺术节并接受了最高的奖励，据他本人说当时名气不亚于现在。90年代初期转向做生意，炒过股票，属于比较成功的生意人，有车有房子，还有点儿存款。
同为张藏藏的校友的宋强和乔边也都曾是典型的校园秩序反抗者，他们都做过学生社团领导人，也曾浪迹江湖。宋强大学毕业后做过工人、教师、广告业务员、电台记者兼一家都市文化报的编辑主任，在重庆小有名气。乔边的动荡程度不亚于前两人。他办过广告公司，开过录相厅，长期在北京、成都、银川穿梭。一直写诗，目前的诗歌水平是三人中最高的。现为自由撰稿人的乔边表示他更愿意接受这种自由散淡的生活方式。
从哪个方面看，这三个人都不是我们的教育理念所推崇的那种“好孩子”。他们都曾经是西方价值观不加鉴别的“吸纳器”和真诚的鼓吹者，他们曾像许多年轻学生一样反对正统说教并以此为时髦。他们不是高干子弟，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渠道，他们的观点“很初级甚至有些偏激”。然而，在走入社会沉默的大多数行列之后，再不是轻佻的空谈家和国家利益的排斥者，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对美国霸权的憎厌应当是顺理成章的。这是一种朴素的民间情感和普通中国人的纯真理念。或许正是这一点尤其让自大的美国人气恼。
对美国驻华使馆二秘说“不”
张藏藏的性格中可能有某些勇于接受挑战的“狂”劲，英国、香港的新闻机构为他们安排了几场辩论，他毫不畏惧。上回在BBC电台15分钟唇枪舌战下来，他乐了：“黄口小儿，跟我叫板？”
“叫板”远不止于此。美国驻华使馆美藉华人二秘，有一天给张打电话邀请该书的所有作者见面并共进午餐。见面后他却一脸不高兴地说：“你们来了这么多人哪？”(因其没读过此书，不知道作者是五个人)好像作者们有蹭饭之嫌。于是张表示不想吃饭，去喝咖啡，对方同意。落座后，对方开口便不客气地问：”你们写这本书究竟是什么目的？”张等人忍无可忍，起身告辞，将美国人晾在一边。事后，尽管对方派手下人一再道歉并表示另约时间，执拗的张藏藏仍难消气愤，并回绝对方：“你问问他为什么那么傲慢无礼，再约时间不可能了。”“小人物”再一次对美国人说“不”，这次更直截了当。
他们下一步的惊人之举是什么
按照宋强的说法，“一本书写完了，那就完了呗。”不过事情好像并没有这么简单。
张藏藏似乎从自己的成功策划和写作中更确认了自己的聪明和成就。池本身就是个商人兼文人。用他自己的话：要让老婆过好日子，一个男人应当既有思维的能力，又有行动的能力。他希望二者兼备，可能实际上他也认为自己二者兼备。他始终也没有正面回答我，他是如何把经商与作文(尤其是作这样的文)这两样并不相融的事融通起来的。不过言谈话语中他还是略显迟疑地表示将来会考虑主要投入写作。看得出在他心目中经商似乎只是小菜，而写作才是至高无上的，是终极目标。
一个十分相信自己智商的人可能会不自觉地有点“傲”，这一点倒不像他的文章那么“中国化”。不知道在张藏藏身上究竟是“傲气”多一些。还是“傲骨”多一些。
宋强在写完《说不》之后就到了北京，并毅然从条件优越的重庆经济广播电台辞职，他好像已认定北京更适合自己的发展。这个看上去满脸书生气的“大男孩”做起重大决定来倒是如此的义无返颐，和他的文章一样又一次让人跌了眼镜。
乔边可能还会继续做自由撰稿人兼诗人，并继续在张藏藏策划的新书中客串作者，不知下次见到他时能否听他朗诵一首他的新诗作………
注：该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在中国畅销
《韩国日报》 尹舜焕
最近，《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在中国畅销，这本书名带有挑战性的书是由5名年轻的舆论界人士和诗人共同编写的。由于书名使人联想起80年代后期的《日本可以说不》，作者在书中又用温和的民族主义的论调，因此这本书初版5万本销售一空，各地读者发来数百封信表示支持，据说尤其在北京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很大反响。
这本书的内容中引入注目的是对世界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和经济大国日本的辛辣的批评，并表示美国正在试图用其颓废的文化来对中国进行渗透，破坏中国文化。
作者在书中批评日本说：“过去在中日战争中蹂躏过中国的日本今天还有什么资格来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对此，《日本可以说不》的作者之一石原慎太郎却说这本书“是在制造幼稚的国粹主义”，并诡辩说日本在日中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事应该以现代化的观点来看，不能从施害和受害的角度来看。
中国人从该书感到了民族主义的共鸣，而日本极右势力却说该书有霸权主义的倾向，这正反映了东北亚地区的不安的气氛。
青年中国之怒？
台湾《中国时报》徐宗懋
最近有一本叫做《中国可以说不》的新书在中国大陆狂销热卖，因为它说中了许多大陆中国人的感受。不过找这一本书来一读，却令人相当不安，因为通篇是反美仇日的文句。
这些煽情之词并非出自所谓顽固不瞑的年老保守派之手，而是五位三十岁上下的知识青年的文笔，有报社记者、大学教师、诗人以及自由撰稿人等。这个年纪刚好是天安门事件时的大学毕业生，当时是最亲美日的，可是七年来目睹美国动辄举制裁大棒恫吓，欧美和日本传媒对中国肆无忌惮的抹黑，以及在围堵主张言论中以种族优越感的心态蔑视中国，深受刺激，幡然醒悟，因此又回到中华民族本位的立场上，决定不吞这一口鸟气，要奋发图强，在下一个世纪把美国踢出亚洲，跟日本把过去的帐算清楚。
这本书不是严肃的学术作品，却是生动的心灵刻画，把过去百年来中国受欺凌卑视的怒火一骨碌地发泄出来。我们可以看看其中的一些露骨的话：“假如台湾宣布‘独立’……台湾海峡将筑起一道无形的哭墙，我们目睹那一弯浅浅的海峡，心底流泻着千年长恨……至少我们的青年应拥有这种自豪感，不要忌言‘准备打仗’，不要怕这种自豪感会刺激什么人。全世界的危险势力都在引导台湾的偏航，我们为什么要怕这怕那？”“在华盛顿，耸立着两座战争纪念墙，一座是越南战争阵亡军人纪念碑，另一座是朝鲜战争阵亡军人纪念碑。将来若有那么一天，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凌迫我们再奉陪一次。我们郑重建议：华盛顿建造一座更大更宽的阵亡军人纪念墙，预备刻上更多美国青年的名字。我们深信，那座大墙将成为美国人的心灵的墓地。”
如果这反映了一般中国青年胸中之怒，那么亚洲和世界的前景将是可怖的。对任何国家来说，成为正在新兴壮大的十二亿人仇恨的对象，对彼此都不会是一件好事。欧美和日本传媒胡乱抹黑中国大陆的结果，自然便是大陆的传媒胡乱抹黑欧美和日本。目前，美国领导阶层显然已意识到问题的危险性，准备重新恢复美国和中国大陆从上到下的大规模全面交流，包括上述书籍的作者也被邀请到美国参观，以消除对美国社会的误解。既然美国根本没有力量围堵中国大陆，不如少说空话，主动加强与对方的交流，尊重中国大陆的崛起，放弃单方面制定国际社会准则的心态。这种趋势也必然会出现，因为除此别无选择。
昔日的中国造反者找到了新理由(节选)
美国《纽约时报》帕特里克·艾·泰勒
在描述对美国的感情时，32岁的张藏藏对某国内通讯社说：“在某些方面，我崇拜美国。当我们还是学生，我们极其向往美国的小说和电影。”
他是在说明他和四个朋友为什么要写这本题为《中国可以说不》的书时谈这番话的，此书几乎成为本夏季最畅销的书，顺利通过了书刊审查，而且得到了中共官员乃至江泽民的赞同。
但如今，张先生表达了本次友好采访的强烈观点之一，“我们发现这个国度(美国)极其可恶。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利益考虑。”
这是一个中国对美国说不的季节——针对所谓改善中国的人权记录、贸易问题和关于将高技术和尖端武器限制在那些丑恶的国家的全球性协议。
所以，中共领导人似乎十分赞赏张先生及同伴所作的这本书的出现。它在三个星期内引起了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浪潮——或是靠这个大赚一笔。
该书的五位作者承认对很多问题缺乏一定的知识。他们所写的书政治分析的成分不那么突出，只是作为反美、反英的口号、阴谋理论和讽刺的手册。
“一些国外的人说我们写这本书是由于政府的操纵或是为了商业目的，甚至称我们是恐怖分子，”张先生最近说。他住在北京的一间小旅馆里，离他的水果摊很近——在他成为时事评论员之前，这是他的主要收入。“这是不公平的，”张先生继续说，“我们的观点可能有些偏激，但那是我们心灵的真实刻画。”
“重要的，”作者之一宋强插话说：“不是这本书为政府所欣赏，而是美国可以从中国民众的情绪中得到什么教训。”
当被问到具体是什么样的教训时，宋先生说：“不要以为中国青年会感激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你无法把个人同国家割裂开来，当你伤害了中国政府，你也就伤害了中国人民。”
当喝可口可乐、抽万宝路香烟、吃麦当劳快餐在中国青年中成为时尚的时候，一些年轻人对美国依然抱有“情绪”。
体育运动已使全国为之着迷。运动以及对中国运动员的骄傲使中国人产生了凝聚力，尽管另一深重的政治伤痕分裂着中国社会。
在书里，西方国家被描绘成遏制中国成为强国、介入中国对台湾和西藏的内部事务，以及打着令人厌恶的人权牌子干涉中国内政的势力。
在书中的一个例子里，作者们宣称CIA(中央情报局)与白宫政策相抵触，支持台湾的“分裂主义者”，而那些“分裂主义者”支持台独，企图挑起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军事对抗。其目的在于“迫使中国采取行动，从而引起世界谴责中国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
“看这本书时，我觉得挺好的，”一位名叫王艳红的中国公职人员说，但她也承认她发现书中很多处“有些逻辑混乱”。
该书的起意借鉴了几年前日本的一本攻击美国的题为《日本可以说不》的书——作者是前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和议员石原慎太郎。这两本书都可以被称作是“抱怨文学”，反映了亚洲憎恶西方国家的情绪、民族主义以及中国青年的强烈爱国主义。现在他总结说中国的民主运动走入了“死胡同”，他变得对美国既爱又恨，陷入一种矛盾心理之中。
最近，他与英国记者杰恩帕·贝克(JasperBecker)进行了面谈。当他在采访中被问道为什么说外国政府对中国施加压力使其遵守国际标准是错误的时候，张先生反击道：“英国向中国出售鸦片并发起了鸦片战争，这无疑是对中国人权的严重侵犯，而我却从未听到你们政府对此事做出任何道歉。”
不知是否公平的是，美国总因为诸如国际奥委会拒绝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世界贸易组织坚持中国必须解决市场障碍作为加盟条件等问题而备受谴责。
当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从政治舞台上退隐，中国的政治进入了活跃的季节。中共的忠实党员们希望西方领导人能够减轻对中国让步的要求，否则他们就容易招致“纵容外国”的责任。
而鼓励青年民族主义者则成为这些领导人的隐蔽所，他们警告外国人，如果触犯了中国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感，他们所施的压力将会自食其果。
先对自己说不
香港《信报》无名氏
近日我跌伤了腿，暂时成为伤残人士，不能打网球，生闷气。
因此也不能逛书铺。幸而吉人天相，好朋友潘耀明兄寄来一册我急于要读的书——《中国可以说不》。
这本书的作者共五人：宋强先生、张藏藏先生、乔边先生、古清生先生、汤正宇先生。分别为三十二岁(宋和张)、四十岁、二十八岁。两位大学毕业，工作是记者和文化公司总经理。一位是诗人，工作是园丁(香港唤作花匠)，一位是自由撰稿人，另一位也是记者。
这五位好学深思的青年人不是学者(幸而不是。否则顾虑多多，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但他们研究历史。他们注意国际局势的发展，掌握了大量资料，他们热眼观察当前中国大陆政治、社会、某些阶层人物心理等各方面的现象；他们并不是浮在表面上的民族主义者，因此他们才提得出：“对美国说‘不’首先要对自己说‘不’”他们告诉当代的中国同胞：“我们都是阿Q的后代，实在应该引起警惕的，是辞钝意虚的逞一时之快。”
自一九八二年香港前途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以来，十四年间，“民族主义”在香港成为一个带贬意的名词，我先是大惑不解，继而恍然大悟。英国人如果写殖民主义史，最后一章应当是《香港》，值得大书特书，这个式微的殖民世家堪可老怀大慰。
略谈这一点是顺便指出，把《说不》这本书的五位年轻作者斥之为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是浅薄的即兴式的指责，我怀疑指责者根本没有认真读完本书。
我不必在这篇短文内介绍这本书的内容。这本不谈风花雪月，没有《废都》那样的内容的硬梆梆的书在大陆畅销并引起美国当权阶层的注意，引起日本石原慎太郎(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人)的咒骂，即此一端，就值得细读。
新的老调子已经唱够，总得有人唱点新的
上海《文汇读书周报》石中
鲁迅先生有篇散文，曰：“老调子已经唱完。”于是，便人人赶着去唱新调子了。中国整个知识界，包括理论界、新闻界、文艺界，自80年代以来，始终是在唱一个“新”调子，将这个“新”调子已经唱老了，成了新的老调子。这个新的老调子实在是唱得够多了，于是便有人出来唱点别的，《中国可以说不》大概就可以算作是“别的”调子了。因为其一，它不是官方的，且与官方因国务与美国发生矛盾而对美国进行的批评有所不同；其二，它批评美国，而中国的整个知识界，除了官方有时发出一点微弱的批评美国的声音，对于美国是决不容许发出一点批评声音的。不允许批评美国，已经成了中国知识界的“政治正确性”，谁违反了这个“政治正确性”，便是大逆不道，道德败坏，大家群起而攻之，立即将你封杀。面对这种情况，一群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搞这么一本书，不但敢对美国说“不”，而且敢于对中国知识界的所谓“主流”说“不”，好歹发出点不同声音，这本身就有价值。
那么，《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对于美国的批评是否公允呢？前几天，我的一个在西方大电视台工作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质问我：“这本书公平吗？”我反问：“西方人公平吗？他们对中国的批评全都公平吗？”她沉默了，也许是为了照顾我的面子，不愿再和我争论，但西方传媒对于中国的批评确实有许多都是极不公正的。例如，美国的《新闻周刊》，它把中国体育运动员的刻苦训练说成是“不人道”，而把美国体育运动员的刻苦训练却说成是英雄气概，偏执若此，自有其国家利益所在。
这本书也许有不少不公平之处，也欠缺中国那些高级知识分子那种高高在上的“学理”，但它确实抓住了一条真理，即中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中国公众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否则，我们这12亿人就无法生存。
中国人究竟有没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没有，并认为以这种方式思考的其它中国人狭隘、封闭、不道德。对于这种论调，笔者想让中国人听听西方人自己是怎么说的。曾有一个西方记者对笔者说：中国的发展无论如何是挤占了其它国家的地盘，因此其它国家出于自己国家利益，自然要考虑如何压制住中国的发展，比如，分裂中国。我正在和他讨论这个问题时，他的妻子，一个中国人，插进来说，你把问题想得太严重了，哪有谁想分裂中国呀(她没有听清她丈夫的谈话)。我说，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你的丈夫说的。她毕竟血管中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她愤怒了，说：“这也太过分了！”但她丈夫说：“不，不，这里没有对与错，这是利益，没有对与错！”是的，这是利益。中国如果分裂，也许会像有些知识分子想的那样，中国人过得更好了，但也有可能千百万人头落地，而中国人究竟是过好了，还是千百万人头落地，这并不关西方人的事，他们考虑的是他们的利益。我在这里决不是指责那位西方记者，他是在讲述一个事实，一个他自己不见得就在道义上认间的事实。他是欧洲人，比美国人更坦诚，美国人则更可能大讲特讲他们这样做的道义上的理由，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些蚊子、吸血前且得嗡嗡一番，说明它吸你血是如何如何地正当。但在这里我们也用不着指责美国人缺少道德，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行事，这很自然，也很正当，只是我们中国人应该懂得这一点，懂得这个世界是个怎样的世界，这就不能老听那些新的老调子，还得听点别的。我只是希望，后来者唱的别的调子，能够比《中国可以说不》唱得更好些。但只要唱别的调子的人多一些，唱得不太好也不要紧，只要人多一些，中国就有希望。
为什么不能说“不”
北京《为您服务报》潘凯雄
坦率地说，作为一本研究国际关系问题的论文集，《中国人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并不能称之为十分出色，不少地方过于情绪化的宣泄代替了冷静的智性分析，而后者则恰恰应该是作出“冷战后的政治与情感抉择”时所必不可少的。然而，就是这样一本差强人意的论文集却偏偏激起了一阵哗然。我所说的绝不只是它的一版印数高达5万册，而是指围绕着它的出版在国内外所引起的强烈反响，问题一直被提到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新一代的反美情绪”这样的高度，甚至连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也要出面约见这几位并不知名的作者……
为什么？难道仅仅就是因为对美国响亮地喊出了一个“不”字？
面对美国在全球所推行的强权政治和霸权行径以及在对华关系上所制造的种种磨擦，几位年轻人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这本来很正常，即便言辞偏激了一点，似乎也够不上“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边。凭什么你美国可以充当“世界警察”到处颐指气使地说三道四，而几位年轻人就不能说“不”呢？
美国人的惊讶倒也情有可原，问题还在于身为几位年轻人的一部分同胞们何以会有“狭隘民族主义”的看法，尽管这种反应毫无道理可言，但却又事出有因，耐人寻味。
伴随着闭关锁国时代的终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五光十色一古脑地涌入国门，令人眩目；加之我们以往宣传报导中的片面性，导致了相当一部分国人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盲目崇拜，美国成了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偶像，一切唯之是尊。此外，也有一些人出于善良的愿望，幻想以唯唯诺诺、萎萎缩缩的谦让而尽快地从那里吸纳资金、学习技术，以发展我们自己。在这两股力量面前，对美国说“不”，或打破了他们的偶像，或毁灭了他们的幻想，这自然会使得他们作出异样的反应。
盲目的偶像本该打破，愚昧的幻想也须毁灭。为人处世，自尊自立自强必不可少。盲目崇拜也好，期冀幻想也好，说到底还是自卑自戕，当这种不正常、不健康的心理意识成为一种社会时尚的时候，就更需要壮士们的当头棒喝——“不”！
与本文开头相呼应，我并不特别欣赏《中国可以说不》中的情绪化阐释，促使我写下这则短文的全部动机就在于由这一个“不”字中听到了另一种声音，尤其当人云亦云的时候。
为什么不能说“不”？一种声音意味着单调，代表着乏味，标志着沉闷，而多种声音才是丰富、生动和活力的表现。我希望是这个原因导致了《中国可以说不》的畅销，而不是将它理解为一种简单的对抗或是什么逆反心理之使然。这如同几位年轻作者所言：“中国说不，不是寻求对抗，而是为了更平等的对话”，既然要平等对话，那么就需要多种声音的存在。
中国可以说不吗？
——是狭隘民族主义？还是新一代反美情绪？
广州《南方周末》
继《日本可以说不》(盛田昭夫、石原慎太郎着)、《亚洲可以说不》(马哈蒂尔着)之后，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中国可以说不》，作者是五位30岁上下的年轻人，他们不是国际问题专家，但他们的书却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因为他们对美国喊出了“中国可以说不”的口号。他们是出自怎样的一种写作动机呢？为此，本报驻京记者对五位作者作了专访。
(Q为记者问题，A为作者回答)
Q：写作的动机及酝酿时间？
A：两年多以前就开始酝酿，今年真正动手写。只用了两三周就写完了，但写作的内在冲动、情感、理念确实酝酿很久了。动机很简单：民族主义良心的发现和发言，棒喝身边及自己内心深处尚存的亲西方情结。
坦率讲，我们对这种状况已忍耐得太久了：一个中国人大骂中国及中国人，恬不知耻地宣称“美国才是我的祖国”、而周围的一大群中国人竟不愿(或者是不敢、不会)反驳。美国呢？美国人这些年实在是有些得寸进尺：给渴望能申办奥运会的中国青年兜头泼了盆水；年年审查中国的最惠国资格，摆出一副布恩施惠的样子折磨中国；在印度洋上责令中国远洋轮停航并登船搜查，违禁品的影子查不出来，却连个道歉也没有；中国人在台湾海峡演习，美国人派出航母并说是“保卫台湾”……
我们最基本的主张是：如果美国人坚持遏制中国，那么只有反遏制，才是中国人的唯一出路！
Q：该书的基本观点是什么？
A宋强：如果我们变成物质和精神上的亡国奴，那这结局肯定是通过我们不懈追求“美国梦”而得到的，因此，对美国说“不”，首先是对自己说“不”，这是一项严肃的任务。
张藏藏：冷战结束后，美国又把冷战时期的那套货色拿出来对付中国。中美关系，将来麻烦大于平和，这是毋庸置疑的。
日本总把背朝向亚洲，故而我认为中国不应同意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的无所作为，就是对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
乔边：美国人爱搬石头砸别人，但经常因计算失误而砸了自己的脚。这不仅有石头太重和力量的问题，而且还有个智力问题。
Q：有人说你们被操纵，有人批评你们“信息不足”，“不了解历史”，你们以为如何？
A：我们在书中就已明确宣布，自己不是国际问题专家，因此，我们不可能通过任何特殊渠道来获取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信息。但我们分别是记者、作家和自由撰稿人，我们自认比普通人具备了更迅达而充沛的“信息”。
宋强：我们一直非常关心时事。我认为，长时间的日积月累和随时随地的关注，完全可以提供足够的“信息”和批判的武器了。
我们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操纵。
Q：美国、日本有舆论认为你们煽动的是反美仇日情绪，称你们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你们如何看待这一指责？。
A：美国一直在假惺惺地表示：它要帮助中国推进政治多元化的进程，可是，中国稍微出现一点不同声音——例如我们的声音，美国就立即表示反对。有人批评我们对美国“说三道四”，可问题是，在美国，在美国国会，对中国“说三道四”几乎成了一种“时髦”。反华言论，有时甚至还能博得(议会的)满堂喝彩。
既然英国人可以说“不列颠的国家利益至上”，美国人可以说“美利坚的利益至上”，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说——“大中华的国家利益至上”呢？近十几年，在中国吃香的正是民族虚无主义，抗衡一下有什么不好？中国的民族主义历来呈“内敛”状，中国人没有对外扩张传统。海外舆论对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发出惊呼，让人联想到多年以前的“友邦惊诧论”。
当然，我们不会因为写了《说不》而非要去成为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民族主义斗士”。我们将一如继往地关注国际问题和一切外来信息，为先进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的成就感到鼓舞，为弱小民族受到的欺压感到愤怒。我们不会因为要刻意维护自己的某个观点而漠视批评的意见，相反的，我们认为一切交流，都会使《说不》中已有的观点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Q：海外有舆论说，你们五人恰好都没有去过美国，因此，你们“无权隔着这么远批评美国”，请问你们是否同意这一指责？
A张藏藏：如果以前能有机会去美国，我认为那肯定更好。因为去了之后的观察，肯定更贴近。但是，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非常迅速，未必一定要亲临现场。只要抱着比较博大、比较客观的态度去分析，我认为得出正确结论应该不是难事。
承认“去了更贴近”、绝不表示不去美国就不能批评美国。美国人对自己历史和现实的了解，有时可能不如中国知识分子。譬如该书出版后，美国芝加哥沦坛招的记者伊斯莱斯小姐来访，作为芝加哥人，她竟然对芝加哥公牛队麦克尔·乔丹复出，带动股票上扬一事一无所知。是我们告诉了她，她回去后一查，果然这样。
几乎所有的西方媒介都在说：你们没有去过美国，怎么能隔着那么远批评美国呢？问题是，美国议会多数党领袖多尔先生(对中国“说三道四”较多的一位)，恰好就没有来过中国(大陆)，至于另一位专栏作家、反华“急先锋”布坎南，也是根本没来过。
Q：海外舆论，包括中国国内的一些读者也认为，《说不》的言辞过于激烈，请问你们如何看待这种“激烈”？
A张藏藏：不过正不能矫枉。《说不》措辞是有些尖锐，但不如此便达不到目的，不如此便不能引起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警醒。
我相信这一点：世界终能进入民族大融合阶段，但这种融合必须是使人心悦诚服的。我重申这一点：低科技也罢，高科技也罢，把领先一步的科学技术力量转化为武力或暴力去压服、征服别的民族，我看大抵是没有好下场的。荷兰的炮舰船队盛极一时，后来没落了；英国的炮舰船队和“日不落”帝国的美梦也有“梦醒时分”；那么，美国的霸权主义凭什么就能变成“永恒”呢？
21世纪，世界应该更清楚地听到中国的声音！
旅美华人学者评述《说不》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助教授王希博士：
我感觉，这是中国民间对美国不满情绪压抑到极点之后的一次宣泄。改革开放后，中国人逐步增长的是对美国的崇敬，但后来，部分知识分子有了另外一种新感觉：美国并不如神话般美好，中美关系也不如神话般美好。
书中部分观点，我是同意的。譬如美国邀李登辉访美，一周之前，美国政府说“不给”，但一周之后，美国政府又突然决定给李入美签证，中国人难免有被欺骗的感觉，而美国政府也实在有失大国风度。这本书措词确有偏颇处，但掩卷长思，也有一种感觉，好像是吃了一碗热辣辣的四川“担担面”，吃的时候辣得出汗，但过后的感觉还是很畅快的。
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发表与外交政策不同的观点，这应该说是一种突破。
美国杜克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史天健博士：
我认为，该书的主要内容都很真实。不过，我更加关心的是，这本书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版并成为畅销书？它折射了中国老百姓什么样的心态？我看，这两年中美关系的发展，正在引起中国人的一些不满——这本书，正好折射出中国老百姓的心态。
当然，我并不是说本书的每一章都无可挑剔，这本书有情绪化的倾向，有部分结论不够严谨，作者对美国社会的了解不够，对美国政策制定的复杂性了解不够。其实，美国对华政策中也有“接触”这一面。
中国民间对美国的了解当然还有不够之处，但我在美国教书，发现美国大学生对中国的了解更加缺乏，而且带有偏见。
中国不是泥团
——从对美国容忍到说不
北京《环球文萃》刘彦会
不久前，一部名为《中国可以说不》的书风靡中国大陆。这部书的作者是几位青年学者，他们在书中设身处地的从中国青年一代的“亲美情结”写起，用一种煽情的笔调批评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政策。这本书在国内并无定评，却在美国引起了一些官方人士的关注，认为这是一本“狂热反美的书”。
该书的作者们在书中显得有些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们要“烧掉好莱坞”，对台湾政界持蔑视的态度，戳痛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伤疤。虽然这本书的作者们不是政界要人，写作此书也非官方授意，但美国人从中预感到：长久以来积聚在中国人心里的反美情绪正如地火一样在酝酿着，几欲喷发而出。这次，美国人发现自己的做法是真的激怒了一向“肚里能撑船”的中国人。因此，深受美国价值观影响的年轻一代中国人不得不扛起民族主义的大旗。
在美国，有人认为，早在这本书面世之前，中国的民众中就已经有了一种反美的“报复”情绪。《洋妞在北京》这部电视剧将这种情绪流露得淋漓尽致。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记者这样评价剧中的女主角杰西：“甭提了，那个典型的美国妞——杰西，周身珠光宝气，走起路来，性感十足，俨然一个富婆形象。”
杰西由美国女演员雷切尔·沃斯金扮演，在剧中执着追求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国男子，却伤害了他的妻子。美国舆论界对此极为“愤慨”。他们认为，这部电视剧是对美国妇女的公然侮辱和诋毁。沃斯金在新闻媒体的穷追猛打下，也说她曾经试图劝说导演能否把全剧的“反美”调子放低一些，但被导演拒绝了。
为此，中方导演坚持认为，剧中人物是根据作家对美国文化及其价值体系的长期观察和理解塑造出来的。“这部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对美国人的一些较为客观的看法”。
美国的一些社会评论家认为，这是中国人的报复心理在作祟。《国际先驱论坛报》载文说，或许是出于这种心理，“在北京的三里屯，从室内迪斯科的震动地板到户外的咖啡厅都能看到中国女孩与西方男子在一起的情形。”有位美国作家为表示对这部电视剧的抗议，不无风趣地说，”很简单，女人都给外国人撬走了，中国男人能不眼红吗”？
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由于美国有意或无意的干扰，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运动员的比赛成绩受到很大影响，这些都使这个曾因《飘》而闻名于世的城市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好印象大打折扣。中国人在这里又对美国说了一句“不”，以示对美国的强烈不满。
从《洋妞在北京》到《中国可以说不》，再到亚特兰大奥运会，乃至华人社团拒绝NBC那一声羞羞答答的道歉，给美国人的印象就是：中国民众已经对美国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抵触情绪。在中国，可口可乐依然好卖，麦当劳餐厅依然爆满，好莱坞电影依然走俏，但对美国的怨恨情绪却也在暗暗滋长。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
文弱书生挑战强权老大 民间奇书震动西方世界
广州《新周刊》
《中国可以说不》堪称1996年最震动美国和西方的中国书。二十年来，从未有过一本书像《中国可以说不》这样，引起海外舆论如此强烈的关注，并产生如此轰动的新闻效果。
“我们的发言很通俗，我们的认识很初级。”
在朝阳区《中国日报》大楼背后的一座不起眼的写字楼内，我见到了《中国可以说不》的两位主要作者宋强和张藏藏。
宋强告诉我，他之所以成为作者之一仅仅是因为张藏藏在几位“国际问题专家”面前碰了一鼻子灰——他们听了张藏藏的一番宏论之后不以为然：“不成不成，中国怎么可以对美国说不？胳膊拧不过大腿嘛！对不起。写不了。”张藏藏打电话到重庆邀约宋强，宋强一阵振奋：“写！”“我们以一种平常心来对待后果：一本书写完了，那就完了呗。”宋强说，“而现在海内外舆论的关切程度和爆炒热度大大超乎了当初我们的想象。此时我个人有一种四川俗语说的‘猫抓糍糕，脱不掉爪爪’的困顿感。《前言》里事先帮我们挡了一下驾：‘写作此书，更多的出自一种情感选择——因为他们也不是国际问题专家。但唯其如此，该书才具有了更广泛的民意基础。’但这话也麻烦，既然说了有‘民意基础’，而且还很‘广泛’，那么来吧！这十几天要面对很多需要所谓‘中国青年民意代表’回答的问题：‘请问，你对中美关系的走势怎么看？’‘大陆青年支持动武吗？’‘你觉得知识产权谈判中国失败了吗？’……哎呀，怎一个愁字了得？”
作者们对现状保持清醒的认识。张藏藏说：“我们的发言极其通俗，我们的观点也很初级，我们扮演的角色可替代性很强，假如换了别的作者，《中国可以说不》会更加出色。总而言之，这本书不应该只是一个‘小圈子’的产物，更不应该是一个标新立异的东西。”
一声“说不”引来传媒层层包围
五月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是一部从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评述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台湾问题的谈话录。该书作者群的资历和地位当然不能和写《日本可以说不》、《能够说不的亚洲》的作者石原慎太郎、马哈蒂尔等人相比。但是，正是这种发自于民间的真实背景和普通中国人的纯真理念，使得《中国可以说不》成为勇敢而无忌的“青年论坛”。一段时间以来，这本书以及作者的名字屡屡出现在境外报纸的显要位置。他们的声音，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国BBC电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视网传向世界各地。
荷兰和瑞士记者最先“投石问路”，早在这本书还在校样之际，他们就开始到处打听消息。
《亚洲华尔街日报》头版冠以《从中国说“可以”到中国说“不”》加以报导。
香港《亚洲周刊》以《神话新一代反美情绪发酵》为题，以显著位置和六版篇幅详细介绍该书及作者访谈录，并在社论中惊呼：《中国可以说不》已发出警号！
日本《产经新闻》将连载该书部分章节，并对张藏藏《暖昧的日本》一章表示出浓厚的兴趣。
美国《洛杉矾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澳大利亚《悉尼晨报》、《新南威尔士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卫报》纷纷采访该书作者。
这本书意在“内销”，而不是”出口”
正如作者乔边所说的：“我们不想给自己贴什么标签，我们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民族主义者，这本书只是道出了当代中国青年的真实感情。我个人以为：这本书的首要意义是‘内销’，而不在于‘出口’。”宋强在这本书里发出了疑问：“难道世界主义注定代表了人类进步，而民族主义的就一定是劣根性的表现吗？”针对某家美国报纸的“春秋笔法”——“这几位年轻人，一边穿着牛仔裤抽着万宝路，一边抨击着美国霸权。”张藏藏这样回答《洛杉矾时报》记者：“难道我们一定要穿着中式对襟棉袄、叼着旱烟袋才有资格对西方说不吗？——太狭隘了吧？”
在这间面积不足三十平米的写字间里，各国驻京新闻机构的约见、约稿络绎不绝，美国大使馆也循着动静摸来了，他们数次邀请这几位书生模样的作者一同就餐、交谈。闻不到火药味，只是坦诚的交流和意味深长的微笑。有一次，美国使馆官员柯修婉女士(一位黑人妇女)表态说：“再也不会有李登辉访美(的事情发生)了。”张藏藏忙道：“可否把你刚才的话登一个声明，视为美国政府的声音？”柯差点被呛住：“噢，不，不，那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所有的人都笑出了声。
所有的外国记者及官员都能产生这种印象：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年轻人都是有着平常人感情的温和读书人，而绝非三岛由纪夫式的神经质的“民族主义斗士”。这样的形象能恰如其分地代表中国，也比那种“横眉冷对”式的“愤怒青年”形象更具有说服力。
(鹅帆)
可以说的岂止是“不”
《中国可以说不》一书虽然有着太多的宣泄、冲动和偏激，不过，该书并非国家意志和行动纲领，它本来就只想表达一些情感、态度和看法，本来就只想告诉世人——尤其是某些让人无法忍受的美国人：这就是我们的所思所想。
为《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欢呼的人，与其说他们赞赏这本书的内容，倒不如说他们推崇这种坦率的对话，及向世界表达民意的全新渠道。
当美国学者、传媒、国会等肆无忌惮地对中国进行丑化与歪曲，大张旗鼓地叫嚣对中国进行制裁和遏制时，美国政府往往以其代表民意，或来自民间为由而轻飘飘地化解中国人的愤慨。那些放肆的国际关系评论，往往以其“非官方”的性质，让他国政府难以作出正式的反击。“民意”，它已成了美国人的一块盾牌，可以躲在其后施放毒箭，又可保护自己免遭攻击。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美国人的伎俩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认清时，我们也开始有来自民间的声音作回应了，我们也要让世界直接感受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和意志了，《中国可以说不》正是朝此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也正因为它的民间色彩，它不用惧怕幼稚与轻率，不会压抑愤慨与厌恶，不必讳言对抗与民族主义。它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决策，但政治家自有自己的眼光与标准。
不仅仅是对美国，不仅仅是关于国际政治。我们需要对整个世界，在所有领域传递我们的声音，尤其是来自民间的声音。
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可以说不》打开了一道闸门。可以预料，今后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将会有越来越多类似的声音。
我们已经忍受了太多的不公正，我们还有太多的意见需要表达。中国可以说的不仅是“不”，还有许多……
(张良)
对苛责说不
《北京青年报》蒋峰
鄢烈山先生在8月23日《南方周末》“时事纵横”版以《粗制滥造的标本》为题，对当下正深受国人喜爱的《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大加挞伐，窃以为鄢氏此举无视宏旨，过于苛责。
仅仅因为时间的短促，他就指责人家“以大跃进的速度写作并通过三审”，从而认为其态度“轻率浮躁”。难道拖拖拉拉才是“好态度”，熬时间就意味着高质量吗？
这本书在一些词句上的确有不少错谬，但因此说人家“滥竽充数”显得过分：这些纰漏是否出于作者、编者身上还很难说。这又是什么“充数”呢？世上本无完美所在，若抓住一点疵斑不放来否定全盘则太没有意思了。
至于说《中》书的思想内容，人家在《前言》里已经说得很清楚：“写作此书，更多的出自一种情感选择。”
关于“说不”，窃以为改革开放10余年来，对西方世界的盲目崇拜实在太热，是到了该冷静对待的时候了。一味迁就是得不到尊重的，还是这本书封面的导语说得好：“中国说不，不是寻求对抗，而是为了更平等的对话。”不久前当美国宣布对中国贸易制裁时，中国立刻作出反报复声明就是明证。
那么，这本书的价值和意义究竟何在呢？窃以为，《中》一书的正式出版标志着中国民间“说话渠道”的正式开辟，它的观点和说法可能不橡国际问题权威部门所认为的那样圆满和无懈可击，然而它那屡被抨击的“情绪化”、“偏颇”、“激烈”论述却正具有着“广泛坚实的民意基础”，这也正是官方和民间的合法分野所在。正像国际问题专家周健工所言：“《中》的畅销，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评论热潮，将会促进中国媒介对国际事务的独立报导与评论，从而有可能逐渐形成一种针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舆论……”够了，对于一本由民间人士撰写的小书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不怕官，更不怕百姓，但怕洋人
——读王小波《百姓·洋人·官》有感
《北京法制报》张清
前一些年，有一位中国青年攒了点银子，托了点关系，远渡重洋去实现美国梦。在美国几年打斗下来终于被“洋现实”弄得头破血流，发现所谓的美国梦对其而言说不定只是“千秋大梦，，，于是左思右想之下又黯然回国。刚回国那阵儿，会会过去的同学，摆摆美国的老谱，整天价在街上遛达，思考自己的出路。有一天，他翻了一本以花卉命名的文学杂志，发现里面的那种小说他也能弄。于是一抖羽毛，飞也似的回家，几个月后便有了声名。什么《黄金时代》，什么《革命时期的爱情》，而且也出了小说集子。有评论家赞赏他小说的“文学性”，但据说这个集子畅销了得的原因还在于老百姓看到了里面的“性文学”。如此下来，他变得不怕官，更不怕百姓，带一身侠气和名士风骨对本国各个领域说三道四，因为他是沾了洋人的地气儿来的，所以很少有人敢冒犯他。
这次，这个名唤王小波(别以为他是古时候的那个起义领袖)的作家又到书摊上去找猎物，看有没有什么本子让他咬一口。他发现了《中国可以说不》，而且听说比《黄金时代》更畅销，于是一股鸟气冲上心头，“草草地翻了一下，没怎么看进去。”但已经发现了关于这本书的“二重误会”(见《南方周末》1996.9.13)，于是嬉笑怒骂，妙语连珠，以维护自己的“话语霸权”。平心而论，王小波的文章功夫比他的编辑鄢烈山高多了。不过，这两人惺惺相借，一个叫嚷为了不饿死，做亡国奴也在所不惜，一个以石头、剪子、布来微言大义，“人家的市场准你进入，你的市场不准人家进入，这生意是没法做的。”乍一看，绝对有道理，其实里面包含着非常大的欺诈性。他的意思是说，中国与西方关于市场准入的谈判所谓的艰难曲折全是扯淡，你进入人家的市场，人家就应该什么都能毫无遮拦地进入你的市场——还在那里跟外宾胡搅蛮缠什么？一副活脱脱的买办嘴脸。
王小波对《北京青年报》刊载蒋峰的《对苛责说不》甚为不满，说存在了三重误会，其一，“看到我国政府在对外交涉中讲些道理，就觉得政府在怕洋人。”这就几近于恶毒了，其中的阴险狠辣读者一看便知。我国领导人是说过要“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但同时也说要“有所作为”。《说不》主张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西方对华采取的“遏制”动作我们应“有所作为”，这一明确的“讲理”的想法怎么经王小波一解读就变成了一本指斥政府怕洋人的坏书了呢？王文又说：“看到海外的评论注意到了这本书，觉得洋人怕了我们——有些人就是这么一惊一乍，一本书有什么可怕的呢？”不知他这一问是说给百姓听的呢，还是给洋人提了个醒？应该明明白白地告诉王先生：“洋人”确确实实害怕了，海外连篇累牍的新闻炒作、围剿谩骂，证明了他们确实害怕这个声音——这个发自中国青年心底的率直、朴素、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声音——正因为这种声音没有官方背景，他们才怕。以前从未有过中国书(比《说不》更有学理价值的书)引起他们这样强烈的关注。一本小书让他们“陷”了，开始重估中国青年的思想状况了，这是件好事，王先生替他们着哪门于急呢？王小波先生指责《对苛责者说不》一文的“误区”，然后得出近乎扯淡的结论：“就算洋人怕了你，官又怕了洋人，你还是怕官。”如若学着鄢烈山先生、王小波的作派，有意误读曲解，那不免有“告密文学”的嫌疑。我愿意告诉王先生：那几位作者不见得总想着要“翻身道情”，喝酒、写字、想事情，都是中国书生的惯常作派。有学者说“我批评谬误正因为我充满了谬误。”王小波先生也用这句话去照照自己吧。
正因为王小波先生的海外奋斗受挫在心理上留下的阴影以及归国后取得了昙花盛放般的文学成就，那么，“百姓——官——洋人”的怪圈套在王先生自己身上便有了些变化：你是谁都不怕，就怕洋人；而且还能狭洋人以自重；而且还能借洋人之力来打《中国可以说不》。你知道王小波为什么会如此牛气吗——就在于他发现了借力打力的诀窍啊。
(王小波《百姓·洋人·官》原载《南方周末》1996.9.13)
我们为什么要对美国说“不”
美国《新观察》 张藏藏 宋强
1996年5月，我们撰写的(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一书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印行。该书在国内知识界引起了极大震动，并受到了欧洲及亚太各国舆论的关注。
作者将授权世界各地出版机构翻译和出版此书，相信本书将给西方读者研究中国青年思想状况的机会，也将给试图贬低本书严肃意义的武断论调一个响亮的回答。
本书真实而又有趣地叙述了一群中国青年曾经不加鉴别地吸纳美国及西方价值的历史。披露这样的历史不是忏悔，而是借此指出一个危险的事实：第三世界部分民众的失落心态和对本国现实的怨恨情绪是后殖民主义的温床。本书基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事实和深厚的传统文化，指出中国应树立走向世界性大国目标的雄心。这种大胆的欲望表露曾经受到西方观察家和本国“知识分子”的讥笑。而讥笑者从未提出任何在无损中国尊严的前提下使中国走向民主富强的办法。
本书以坦率而无忌的文风剖析了中美关系，并得出了对两国关系前景颇为悲观的看法。作者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不诚实和不负责任的，预警中国政府在事实上存在的“反华俱乐部”前“绝不能后退半步”。我们在书中无情地嘲骂了日本，《日本可以说不》的作者之一石原慎太郎己对作者对日本特质的分析表示肯定，尽管石原在同一篇文章中否认中国人民有对日索赔的权利。作者主张：不应使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该书还以讥俏尖刻的口气断定：与其让日本加入，还不如干脆给美国两个常任理事国席位。书中第一次披露了青年学生对中国邀请三干日本青年来华的再反思。
可以预料《中国可以说不》对台湾问题的论断会引起西方和台湾部分民众不安的反应。书中敦促中国青年做好以武力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准备，并蔑视有关台湾人民有“自主决定”其政治前程的权力的说法。有关章节不应视作一种挑衅，尽管作者对美国国会和部分英联邦国家“保卫台湾’，的耀武扬威表达了一种对抗的情绪。
作者认为有关新孤立主义会使美国成为垮掉的国家的论述，对部分自我感觉良好的美国人如何自我矫正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愿意借这个机会介绍作者新近产生的观点：一、我们认为所谓“反美在中国成为时髦”的论者没有认识到反华在美国一直是一种时髦的事实。同样。对美国说不将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苏晓康等人应对自己一直以西方价值俯瞰中国的做法有所体察。二、中美关系不会因一两个美国高级官员来华(如美国国家安全助理莱克的中国之行)而有质的改变，只要美国外交思想不产生巨大的转变，对抗会长期存在。三、疏远意识形态而造成的中国知识界无原则维护美国的所谓“政治正确性”，已经被知识界重新反思并且遭受唾弃，那些长期脱离中国实际的流亡知识分子不再对中国青年一代有任何感召力，未来的变革不会有他们的位置。四、我们毫不掩饰我们对日里诺夫斯基某些思想的欣赏，既然中国出过苏绍智这样的人，那么，也应允许中国出现自己的日里诺夫斯基；多种声音的出现正是未来民主政治的体现。五、我们认为亚特兰大奥运会暴露出的美国的贪婪和无能，应该再次使美国从领导欲的虚幻中清醒。
隔海反击获广泛共鸣
香港《亚洲周刊》
贵刊八月十八日号报导，《中国可以说不》作者之一张藏藏和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展开隔海论战。张的回应尖酸刻薄，似有失中国人恭谦敦厚之嫌。但我认为，此应为例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亦乐乎。
石原其人，不只是日本政坛的极右翼分子，更是日本前军国主义的化身。日本战败五十年后，他仍视日本欠下中国人的血债为无物，并胆敢继续蔑称中国为“支那”，冒犯十二亿中国人和海外干千万万的华裔。其人之粗暴无礼的面目暴露无遗。我寄语张君，日后若仍有机会回敬，仍应针锋相对。
《不》书中有佳句：“日本谁也领导不了，它有时连自己都无法领导”与“日本无所作为，就是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等，非常贴切传神，令人激赏。不是吗？日本在第二次大战中推行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将自己国家和别国推进战争火海，害人又害己，就证实了“谁也领导不了，连自己都无法领导”。
战败后，日本受美国扶持，一跃成为经济大国。近年日本又蠢蠢欲动，军费开支已达世界第二位。最近更拉拢美国，共签安全条约围遏中国，不也说明了“日本无所作为，就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所揭示的道理吗？
报导说，《不》书一出，洛阳纸贵，人人欲先睹为快，可见其观点已引起广大民众的共鸣。二百年累积的国耻，加上近年美国霸权的盛气凌人，日本的财大气粗，的确教中国人民憋了一肚子气。“一叶知秋”，至少一部分中国青年要开口表示自己的意见了。
新加坡 梁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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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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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蓓琳
如今，有些事一不留神就会变成“事件”。今年四月底，我在为《中国可以说不》撰写前言时，断断没有想到这本普普通通的著作的出版会在国内外掀起如此巨大的波澜。
说到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是”或说“不”的变奏曲。每个国家都有权对自己不愿接受或不能接受的事物说不。但应该指出的是，所谓中国现在实力不行，“说不为时过早”之类的论调其实是一种帝国主义，思想与奴隶心态的混合衍生物。
几乎所有的西方记者都向作者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去过美国吗？当得到的回答是没去过时，他们全做出了不胜惊讶的样子。问题在于，作者们写的不是一本关乎美国的导游手册或留学札记——该书谈论的是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国与西方其它国家的关系；该书谈论的是，在这种中外关系的格局与变量中我国应采取何种姿态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而每个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置身子这种关系之中，所以每个中国人都是有权站出来对此申明自己的态度。
作者们从来没有自命为“精英”，他们也只想“领导自己”——尽管《中国可以说不》非常强烈地应合了民意的激荡；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人为地拔高该书的意义；但是，面对西方(包括港台)某些媒体的恶意误读，面对歪曲或贬低该书存在价值的种种“别有用心”，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奋起反击。于是，就有了《中国还是能说不》。
在《中国可以说不》出版数周后，96夏季奥运会在美国的亚特兰大上演。全世界都看到了，《说不》提及的美国的“新闻自由”正逐渐滑向“庸俗新闻观”的判断已经在亚特兰大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同样，《中国可以说不》中关于日本的部分论述也已经通过近期日本的所作所为(如桥本参拜靖国神社、钓鱼岛上那座欲将日本引向深渊的灯塔……)被证明为准确的和及时的——很多读者说，作者们敲打日本还不够狠。于是，就有了《中国还是能说不》。
当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在《产经新闻》上蔑称中国为“支那”并继续大言不惭地为日本发动二战辩护时，本书作者之一张藏藏立即着文反驳，虽然言辞“尖锐刻薄”，但在海外华人中还是获得了广泛的共鸣。新加坡读者梁伟南投文《亚洲周刊》，他“寄语张君，日后若再有机会回敬，仍应针锋相对”。于是，就有了《中国还是能说不》。
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本土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会主动委身于石原慎太郎的民族败类，比如鄢烈山。鄢烈山曾经喊出：“面对做一个饿死的中国鬼还是做一个苟活的亡国奴的迷失，我宁愿选择后者。”这是一种典型的汉奸论调，它应和了国内潜流的借古喻今的“投降兴趣”，应该引起国人的高度警惕。有人笑云：如果日本再进攻中国，鄢烈山们肯定会抢着举手要报名做翻译官或山村向导的。
中国青年已经认识到了个人利益不能同民族利益剥离——于是他人坦言：对抗也是人类交流的重要形式。是的，不得以而为之的对抗不会阻滞中国的上升；是的，设若对抗不是合理的抉择，那么怎样来解释近来风起云涌的新“保钓”运动呢？
中国寻求对话。但如果中国的利益退让超出临界阈时，那么她将会作出更明智的决策。《中国还是能说不》毫不讳言：当美国宣称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至上、英国高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三联合王国的利益至上的时候，中国必须勇于?喊：“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至上。”作者们乐于承认这一点：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将不惜流血牺牲。
《中国还是能说不》力图表明，他们既忠于全人类，同时也忠于自己、忠于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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