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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2046》在上海舉行了全球首映新聞發佈會。雖然這部電影有梁朝偉、王菲、劉嘉玲等眾多明星加盟，但導演王家衛似乎才是最大的明星。記者在新聞發佈會後，對王家衛進行了專訪，讓他自己來闡述《2046》的一切。

我不單是要重復《花樣年華》一部電影，而且是要重復所有的電影。

記者(以下簡稱記)：《2046》中的人物和故事跟你以往的電影中有很多的對應和延續，它看上去更像“王家衛電影的精選集”？

王家衛(以下簡稱王)：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次回顧。你很難說將來這些人物會不會在其他電影中出現。本來在《花樣年華》中有梁朝偉扮演的周慕雲出現，《2046》是同期拍攝的，到了這個階段，我一直都在想，他會不會碰到一個從前的人物，再碰到一個。很多人都說我是在重復自己，我說對啊，不單是要重復《花樣年華》一部電影，而且是要重復所有的電影。所以在《2046》中有一些場景和人物都來自《阿飛正傳》或者《重慶森林》，只是把他們放到了一個不同的題材裏不同的環境裏，看看他們是怎麼樣一回事。

記：雖然片名是《2046》，但影片似乎還是充斥著對上世紀60年代和舊上海的眷戀？

王：我為什麼那麼愛拍上世紀60年代？第一，因為我是在這個環境長大的，我很熟悉，今天我已經看不到這樣一個圈子，我感覺它消失了。所以我想把這樣一個形態在銀幕上還原，這是我個人的原因，就像我拍《花樣年華》的時候，我可以寫所有的功能表，讓工作人員準備給演員吃。那個時代的上海人或者是外省人在我們的歷史中是一段空白，從來沒有人表現過這些人，好像今天的上海人經過的路和他們的長輩60年代的那批人的經歷是完全不一樣的，那批上海人的懷念是30年代的上海，他們到香港之後想在那裏重新塑造出一個舊上海的世界出來，那是一個很多人對上海的夢想。其實對我來說，我最希望的就是在60年代的香港拍攝出40年代的上海。就像我拍的《愛神》原來的背景就是40年代的上海，但是因為當時非典，只能在香港拍，沒辦法，就又變成了60年代。其實那個故事的情懷應該發生在三十年代初四十年代末的上海，這樣整個故事才會完整。

記：周慕雲從《花樣年華》裏吳哥窟的那個洞裏，走進了《2046》，他帶著無法捨棄的記憶，又在迎接新的希望，這種延續似乎很殘酷也很絕望？

王：一個人經過了一件事情，這個過程給他一個很大的包袱，他希望可以改變。但是他在改變的過程中，發現故意要去改變反而無法改變，他只有去接受。有時候我懷疑時間是不是在反過來走，其實很多東西都做完了，你只是把時間返回去的時候把這些東西拼接起來。就好像我拍《東邪西毒》的時候，這個故事的結局大家都知道，每個人物的終點都在原著裏完成了。我要把前面的編出來，去配合這個結局。這是惟一有結局的電影。

而拍攝其他電影的時候，從來都是讓人物自己去生長，到了某一點的時候，似乎可以結束了。所以我拍電影的時候總是感覺到那部電影是不是本來就在那裏了。

從那天開始，我就知道：完了，我肯定不是希區柯克。

記：你是編劇出身，還曾經在香港電影金像獎上拿到了最佳編劇提名，很難想像之後為什麼你的電影基本上沒有劇本，即使有劇本似乎也是形同虛設？

王：我當編劇的時候，希望作為編劇就把劇本寫好完整地交給導演，起碼要求自己劇本的內容是明確的，你能想像象導演拍攝出來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有些導演需要跟著劇本去拍，有些導演只是把劇本作為一個藍圖，然後在拍攝中自己創作。

當導演的時候，一直都希望自己是希區柯克這種導演就好了，在編劇階段就把所有的意圖都理得很明確，在拍攝把它完善就可以了。但是從第一天拍戲開始，這個想法就破產了。當時拍攝現場有些變化，做導演不光是要寫劇本，還要協調攝影等等工作，等我把這些工作都安排好已經半夜了，累得不成樣子了，我當時想既然早上九點開工，那麼我六點起來修改一下就可以拿著完整的劇本去拍攝了，誰知道一覺醒來就已經八點半了，趕到現場大家都看著你：劇本改成什麼樣子了？於是我們先擺了一個鏡頭，然後就是一路拍一路改劇本。從那天開始，我就知道：完了，我肯定不是希區柯克。每一次拍電影我都會對自己說，下一次寫一個完整的劇本才開拍，但是每一次都是不成功的，雖然每一次我的劇本確實都寫了很多很多。

記：但1980年代的時候，你一共寫了13個劇本，而且都是非常成型的劇本。

王：那時候是一個實在的時代，香港電影剛剛開始新浪潮，當時香港在模擬好萊塢的電影工業。我們剛開始學編劇的時候，一群年輕的編劇都坐在那邊，跟導演聊故事，聊到什麼就去寫什麼。編劇不單是你要會寫，你還要會聊，當時沒有固定的工資，你要能夠把導演的想法寫成一個故事，賣掉故事才有錢。所以你必須要有講故事吸引人的本事，要什麼電影都會寫，江湖片、恐怖片、悲劇、喜劇，我什麼都寫過。所以對我來說，講一個故事，要一個完整的故事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情，我可以坐下來跟你談，給你10個結局。

記：《2046》有劇本嗎？

王：其實《2046》我寫了厚厚一疊劇本。但人物和故事是否就是惟一的？尤其是你拍攝了3個月停下來，在6個月的時間裏等待演員們檔期的時候，你會考慮到拍完的戲確實有其他可能性。就是這樣，我想往另一個方向走了，之前做的功夫可能就不太對了，我還要改。所以有人說我拍戲沒有劇本，我會說是沒有完整的劇本，但是我的劇本比誰的都厚，只是最後我都會否定自己。所以我一直相信每部電影都有自己的生命，不是你去創造它，而是它引導你去創造它。有時候你完全不了解，你為什麼會在某天的某個時候拍了那個鏡頭，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可能因為你剛好想到了那一點，跟你故事卻是不搭界的。可是當你剪輯的時候，你要把故事和人物聯繫起來的時候才發現，原來這個鏡頭是很重要的。

我拍電影很簡單，沒有什麼我一定要去表達的東西，我只是想去拍那些讓我有些感動的事情。

記：你電影中的人物，總是喜歡選擇一種自閉的方式來結束回憶，比如《花樣年華》裏的周慕雲對著樹洞傾訴秘密，《春光乍泄》裏小張帶著黎耀輝訴說的磁帶到世界的邊緣，為什麼喜歡這種自閉？

王：我發現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疏離，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世界。現在沒有那種樹了，但是有人選擇去酒吧，去酒吧裏對著一個人講了一堆話就離開了，這樣一個人你可能以後還會碰到，也可能永遠都不會碰到了。他可能跟你生活沒有什麼關係，但是你需要傾訴。你在ICQ也是一樣，你平常收起自己，但是在網路上卻可以無所顧忌，你為什麼不能對身邊的人說呢，現在人多了很多顧忌，對人的信任沒有以前那麼強了。

我一直在做的事情或許就是展現這種現實，現實就是這樣。但是我們不能因為現實就是這樣就越來越自閉，越來越悲觀。其實你要接受這些事情，並且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樂趣，然後怎麼樣把悲觀變成樂觀。就像癌症，有些人得了癌症就會沒有什麼信心，因為他覺得自己很快就會死去，而有些人卻因為這樣變得更努力，不一定康復，但是那一段時間對他而言可以過得很充實。

我們必須要經過這樣的過程，不能希望一切會越來越壞，也不能希望它一下就變好，重要的是怎樣在這個過程中找到你自己的空間，到最後怎樣去肯定你自己。

記：這是不是一種宿命？

王：不是宿命，這就是你生命中發生的事實，你怎麼能拒絕它呢。越去拒絕這件事情，它就會越明顯，到最後你就會知道這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記：所以最後你只能選擇悲觀？

王：其實我拍電影很簡單，沒有什麼我一定要去表達的東西，我只是想去拍那些讓我有些感動的事情。因為拍電影的時候你要有一個點：你為什麼要拍這部電影，這個故事為什麼要這樣講。其實坐在機器後面的時候，你是第一個觀眾，你要看這個東西會不會打動你，如果能打動你，那就是你要拍的東西。而不是去比較這是不是最好，那是不是最好，永遠都可以最好下去。這個過程中能夠打動你的就是你的經歷你的東西。這些東西是我們每天都碰到的，我們是有感受的。

其實你只需要在一個地區裏找到一群屬於你的觀眾，加起來就是一個整體。

記：在香港這樣一個崇尚商業片的地方，很難想像你和你的藝術片怎樣在香港存活並且堅持到現在的？

王：第一是你要願意去冒險，年輕的時候，很多事情人家這樣說，我偏不相信是這樣的。《阿飛正傳》的票房不好，所有人都說這個導演不能碰，因為他是一個不商業的導演，但是我不相信，我不相信電影只有一種做法，還有我不相信觀眾只有一群。所以我就成立公司自己做，從編劇、導演、製作到發行，都是我自己做。其實你只需要在一個地區裏找到一群屬於你的觀眾，加起來就是一個整體。所以有些人說他的電影是藝術片，是不商業的，但是結果卻未必是這樣的。

還有，為什麼藝術就是不能商業的，藝術和商業是兩回事，那是市場的劃分。你做一個導演，沒必要去想藝術還是商業，你要想的就是把自己的東西做好。中國的一個問題就是分工不明確，導演什麼都要做，拍得好壞、宣傳和票房都是他的事情。其實導演的角色就該像是做一個廚師或者是一個手工藝人，他負責把東西做好，怎樣去賣是另外的學問，另外的人該去做的。

記：你對《2046》的票房有期望嗎？

王：當然有，因為我現在的責任不光是導演，我還要對澤東公司、我的工作人員負責，所以我當然要考慮怎樣去找一個最好的方法來協助負責發行的人來做好這個事情。我不會說一個具體的數字，但是我對這個電影很有信心，它應該有一定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