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燮的《原詩》成書於康熙二十五年，是對明代至當時的詩歌理論所作較為全面和正確的總結。《原詩》以反對文學復古主義作為寫作宗旨，從考察詩歌的歷史發展入手，對許多文學的基本問題作出精到的論述和可貴的探索。《原詩》主要探討兩方面的問題：首先是從詩歌發展中的「源」、「流」、「正」、「變」和「沿」、「革」、「因」、「創」的關係，揭示詩歌不斷變化和發展；其次是用「理」、「事」、「情」概括客觀世界的事物，以「才」、「識」、「膽」、「力」說明詩人從事創作的主觀條件，認為創作是面者完美的總合。
歷史是不能割斷的，萬事萬物都在變化中：「古云『天道十年一變』， 此理也，亦勢也，無事無物不然，寧獨詩之一道膠固而不變乎？」葉燮之論帶有較諸前人先進的詩歌進化論色彩，指出所有停滯、倒退的觀點都是沒有根據的，從根本上駁斥了模擬復古的陳腐之論。葉燮將《詩大序》「正風」、「正雅」與「變風」、「變雅」之說加以發揮，揭示「變」是詩歌發展的必然規律，「正變係乎時，時有變而詩因之。時變而失正，詩變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無衰，詩之源也。」「源」、「流」、「正」、「變」是詩歌的歷史發展，無「源」則無「流」，無「正」則無「變」；「沿」、「革」、「因」、「創」乃詩歌歷史中的繼承與創進關係，同樣無「沿」則無「革」，無「因」亦無「創」，批評、否定了傳統的偏頗之見。
葉燮又認為，從詩歌自身的藝術規律，即體格、聲調、命意、格律、新故、升降等，亦可看到詩歌發展變化的痕跡。嘗言道後人學詩多是繼承前人有用的養料，拋棄不合時宜的糟粕，而詩歌「變」的原因即是這種繼承與創新的關係，為的是「除弊救衰」，使詩歌能長久發展：「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謂正為源而長益、變為流而始衰。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啟盛。」當詩歌發展至某一地步，必要創新以延續其生命。所謂「變」並不一定是改變詩體。在葉燮看來，詩體的改良也是「變」、是詩歌發展的生機，乃「除弊救衰」的必然動力和途徑。
葉燮在肯定詩歌跟隨萬事萬物改變的基礎上，進而探討「變」的基本規律。就創作客體而論，萬事物萬物都是由簡單漸漸發展至繁複，由低級逐步提升至高級的。葉燮從飲食、音樂、居室、嫁禮四者的討論已肯定了這點。對事物的進步取向，葉燮是這樣概括的：「大凡物之踵事增華，以漸而進，以至於極…不可謂後此者不有加乎其前也。」「踵事增華」語出昭明太子的《文選•序》：「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葉燮結合「後此者不有加乎其前也」的論述，表達出他厚古而不薄今、進化發展的觀點。
所謂「踵事增華」、「因時遞變」，各個時期傑出作者的詩歌都是在「屢變」的，或「小變」，或「大變」，或「因而實為創」，或「雖各有所因而實一一能為創」。接下來葉燮又就創作主體而論，探討詩歌「變」的基本規律。葉燮嫻熟在運用自己深厚的學養，以詩歌發展的史實指出詩歌發源於《尚書》，嗣後為《詩經》所超越；漢詩又為魏詩所超越，「自後盡態極妍，爭新競異，千狀萬態，差別井然。」他認為，一部詩歌發展的歷史，恍如行旅之於道途，「唐虞之詩，如第一步；三代之詩，如第二步，彼漢魏之詩，以漸而及，如第三第、四步耳。」因為詩歌是不斷發展的，故此復古實為不必要：「今時必欲復古而行之，不亦天下之大愚也哉！」
其實復古者的本意是要挽救詩壇頹風，用意是好的，問題在於他們看不到詩歌的發展乃一歷史過程，一味眼盯古人，要求人們向產生背景完全不同的前代詩歌學習，亦步亦趨地模仿古人，並不要求詩貼近變動時勢，有效地從現實中汲取詩情。葉燮對詩歌展的探討，其實是對力主復古的詩論家所引起的流弊的批評。
葉燮的「源」、「流」、「正」、「變」說，從歷史的不斷發展揭示了詩歌也在不斷發展、無所謂古今的客觀現實，對歷代復古與反復古的爭辯作出正確的定案，意義十分重大。可是，這種詩歌發展論在某一程度上迴避了對詩歌成熟期的肯定，且葉燮在論述詩歌有興盛和衰落的時候，一方面強調作家個人的獨立興起，另一方面又認為個人難以獨挽狂瀾顯示立論的矛盾。故《原詩》在當時詩壇爭論崇漢還是宗唐、學宋還是貴今的大潮流中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在清初沒有引起很大的影響。雖然葉燮的詩論在當時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但乾隆年間幾位進步的詩論家如袁枚、趙翼等的詩論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葉燮詩論的影響，其中繼王士禛而領袖詩壇的沈德潛更是出自葉燮門下，可見《原詩》對中國詩學的貢獻十分宏大。葉燮詩論地位的重要可見一斑。
葉燮在詩歌創作論方面，亦有寶貴的探討。他把創作的客觀條件歸納為「理」、「事」、「情」三個因素，而將「才」、「膽」、「識」、「力」歸結為創作的主觀條件。從葉燮的這一探索中，我們可知他已接觸到詩歌思想內容與形象化、真實與虛構想像，以及美的客觀存在與審美主體的主用等問題，明遼詩不同於一般語言文字的論述與敘述，而有著一般語言文字所不能及的效果。
「理」是指客觀事物的規律，「事」乃客觀事物的現象，而「情」即客觀事物的情態、情態、情趣。葉燮認為，「此三言者足以窮盡萬有之變態」。事物因「理」而產生，據之以發展而成「事」，而「情」則是「事」多姿多彩的存在方式，是其具自得之趣的情狀。從葉燮的論述可見，「理」為三者之關鍵，而「理」、「事」、「情」則足以把萬物萬事加以概括。可是，葉燮《原詩》又將「氣」(似乎是指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置於三者之上，是「總而持之，條而貫之」的神秘概念，三者藉氣而行，顯得有點邏輯上的混亂。
「才」、「膽」、「識」、「力」是葉燮對創作主觀條件的歸納。「才」是把思想認識用文辭表現出來的才能，也是掌握創作法則的才能；「膽」則是敢於發表思想、敢於自由創作、敢於打破束縛的精神；「識」是對客觀事物的理事情的是非美惡的識別能力，與歷代詩歌各種創作經驗與方法的識別能力；「力」是概括各種事物與獨自成家的筆力。在四者的關係上，葉燮認為「識」能張「膽」，「膽」能生「才」，而「才」則須由「力」戴，如是作品方能出色，其中「識」起著主導作用：「唯有識則事非明」、「胸中無識之人，即終日勤於學而亦無益」、「無識則三者俱無所託」，相比「無才則心思不出」、「無膽則筆墨畏縮」、「無力則不能自成一家」，「識」所起的主導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葉燮承認人的天賦有差別，但更強調後天人工的修養。他指出凡是才能不足的，首先應該鍛鍊識見，而其方法是分析研究客觀事物，包括對古代作品的分析研究；在創作上則強調作家須取法自然：本質美，形式才可能美；本質惡，則不可能有美形。
總的來說，葉燮認為詩歌的作者必須首先對客觀事物「理」、「事」、「情」進行研究分析，復具有「才」、「膽」、「識」、「力」的能力，再用體格、聲調、蒼老、波瀾等方法加以表現修飾，才不是徒具形式的詩作，見解十分宏通。
黃穎聰
2000年6月
〔學術研究〕